一个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世界历史时，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怎样的状况一环扣一环地导致在西方世界，并且只在西方世界出现了某些文化现象，后者——至少在我们看来——隐含着具有普世意义和普世价值的发展方向？
而今，只有在西方，“科学”才发展到了一个为人们所认可的发展阶段。但在世界其他地方，诸如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其实也都有经验性知识，有对宇宙和生命问题的深层思考，也有极为深奥的哲学和神学智慧，极为精妙的学问与观察。然而，得到充分发展而具有完整体系的神学只有在受到希腊影响的基督教那里才会找到（伊斯兰教和印度的一些教派都没有完整的神学体系）；巴比伦等地的天文学缺少数学基础（在此情况下还有如此辉煌的成就越发令人惊叹不已），将数学最早用于天文学的是希腊人；印度的几何学是欠缺推理性“证明”的几何学，真正的几何学是希腊人才智的又一产物，希腊人还进一步创造出了力学和物理学。印度的自然科学虽然在观测方面卓有成就，却缺乏理性的实验。实验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从根本上来说，它也像现代实验室一样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因此，特别是在印度，其医学在经验技术方面极为先进，却缺乏生物学尤其是生物化学的基础。至于理性的化学，西方之外的任何文明地区都没有创出。
中国的史学固然高度发达，却没有应用修昔底德的研究方法。印度曾有先于马基雅弗利的治国论，但在亚洲所有的政治思想中没有哪一种取得了可与亚里士多德体系媲美的成就，相关的理性概念也付之阙如。对于一种理性的法学来说，在西方之外的地方，比如印度的弥漫差学派[1]，在法学方面曾有种种设想或预测，近东也有过大规模的法典编纂活动，印度及一些地方的法律书籍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它们全都没有体系严密的思想形式。而这种体系严密的思维形式对于罗马法以及受其影响的西方理性法学是不可或缺的。权威的教会法形式亦为西方独有。
艺术方面同样如此。其他民族的乐感可能比我们更为敏锐，至少不比我们差。形形色色的复调音乐遍布全世界。西方之外，也有多种乐器的合奏以及多声部的合唱。我们所有那些合理音程也早已为人所共知并被计算过，但我们合理而又和谐的音乐，不管是多声部还是和声，都是基于三度和弦的三重泛音来构成的。文艺复兴以来，我们还有取代间隔休止而以理性形式为和声演绎的半音阶法与异名同音法；我们的管弦乐，是以弦乐四重奏为核心加上管乐合奏的整体组织；我们的低音伴奏、记谱系统使谱写和演奏现代音乐作品乃至作品留存成为可能；我们的鸣奏曲、交响曲、歌剧以及最终的诸如风琴、钢琴、小提琴等基本乐器，所有这一切只在西方才有，尽管在其他音乐系统中也有着标题音乐、音诗、变调和半音等表现手段。
说到建筑，尖顶拱门在别的地方也早已成为一种装饰手法，比如在古希腊罗马，在亚洲。尖顶拱门和十字形拱顶相结合的建筑艺术，东方人未必不知。不过，合理地使用哥特式拱顶来分散压力，统摄各种空间结构，特别是将其作为宏伟建筑而扩展到诸如中世纪所创造的那些雕塑和绘画的基础中，这在西方以外的地方是没有的。我们建筑学的技术基础固然来自东方，但后者不知道如何解决圆顶问题，并且也缺少那种合理化的类型（比如在绘画中合理利用线条和立体透视），而这对于任何艺术来说都具有经典意义。此乃文艺复兴所成就我们的。中国早就有了印刷术，但是唯有西方发展出了通过印刷且只有通过印刷才会产生的报纸和期刊。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都有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中一些和我们的大学或科学院表面上极为相似。然而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业科学研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专门人才，只在西方才有。在这里，首先体现在训练有素的公务员身上，他们不愧是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坚力量。说到公务员，以前对其没有明确的概念，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群体对于社会秩序竟是如此重要。毋庸讳言，公务员，特别是那些工作勤恳、训练有素的公务员，自古以来就见诸不同的文明中。可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像现代西方那样，其全部的生存运转，其赖以生存的政治、技术、经济的基础完完全全端赖业精于勤的公务员组织。社会日常生活中那些最为重要的功能也都操之于技术和商务上受过专门训练，尤其是精通法律的公务员手中。
在中世纪的等级社会里，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的等级组织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朕即国家”（rex et regnum）式的等级国家只在西方出现过。组成政党，以此争得政权或对权力施加影响，全世界都是如此。然而通过选举“代议制”议会，议会里活跃着的群众领袖和党团领袖组成了对议会负责的政府，这样的代议制却是西方独有的。说到国家，它是拥有合理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并由训练有素的公务员按照合理的规则和法令进行管理的政治机构，这样的机构，这样的国家，只存在于西方，尽管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会出现这种国家的初级阶段。
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具宿命魔力的资本主义，其情形也大体如此。
“孜孜为利”“追逐利润”以及对金钱的贪欲，这本身和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无论是侍者、医生、车夫、艺人，还是娼妓、贪官、兵丁、盗匪、十字军士兵、赌徒和乞丐，都有发财的强烈欲望。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可以这样说，世上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任何人，不论其实现发财愿望的可能性客观上有多大，这种念头都会始终纠缠着他。所以说，学习文化史的入门第一课就得说明，一定要抛弃那种幼稚粗浅的看法，即认为资本主义就是贪得无厌的。对于利润永无止境的追逐不仅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有悖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对于这种几乎无法遏制的非理性的发财欲念，反倒可以说是一种抑制力量，或者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然而，资本主义就是要追逐利润，通过资本主义企业持续的、理性的运作赚取利润，无止境地追求利润，追求经济效益。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它不得不为之。当整个经济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如果不以利用机会营利为导向，那它必定死路一条。为了说得更确切一点，让我们先给资本主义行为下个定义吧。所谓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就是期望利用交换的机会谋取利益的行为，即期望以形式上的和平交易来获取利益的行为。至于形式上和事实上诉诸暴力来获利的行为则另有其特殊法则，如将这种行为与最终以交换营利为导向的行为归于同一范畴，实属不当。要是有人偏要将两者混为一谈，那也只能悉听尊便。【1】只要资本理性地谋求利益，就会依照资本核算来调节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获利行为会被纳入作为获利手段的物力人力的使用计划之中，在企业经营周期结束时，企业资产的货币价值（对于一个持续运营的企业就是被定期估价的货币资产）要超过原有的资本，即超过用于交换获利的物资估值。至于是将全部的生意委托给行商打理（所获之利可能体现为其他货品），还是通过厂房、机械、现金、原材料以及可抵偿债务的半成品和成品的制造企业也罢，反正都是一码事。关键在于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核算的方式既可采用现代簿记的方式，也可采用原始粗放的方式。在此，一切都以收支平衡为依归：一个企业项目启动时要有起始估算；在做出任何决策之前也要有一番核算，以弄清利润空间的大小；在该企业项目结束之时也要进行收支结算，以确定利润的多寡。比如一次“康曼达”交易，开始时资产并没有以货币来进行估值，但初期的收支评估将会决定有多少资产投入到此项交易之中；到这项交易完成时，即会进行最终的收支结算，以此作为分配利润或计算亏损的基础。如若所进行的交易是合理的，那康曼达交易双方的每一步都要进行核算。毋庸讳言，绝对精确的核算或估价是没有的，核算大多是在推断中进行，或者依照常规、惯例来进行。甚而直至今天，资本主义企业对于核算的精确度要求也不是太高，而这种精确度影响的只是资本主义营利的合理程度。
对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下这样的定义乃是为着重说明，正是货币收入要和货币支出相协调来决定经济行为的实际取向，且不论这种协调的形式是多么粗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以及有着差强人意的资本核算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从经济史料的记载来看，早已出现在世界上各个文明国度了。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古代地中海地区，从中世纪至现代，莫不闪现它的身影。而且，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并非只是彼此隔绝、单打独斗，它的经营运转完全仰仗各个资本主义企业的不断创新和持续经营。然而长期以来，交易并不具备连续运行的特点，基本上是一系列各行其是的事业，只是后来行业取向的内在联系才逐步渗入大商人的行为之中。总之，不论是临时起意的资本主义企业及企业家，还是百年企业及其传人，都是自古有之且遍布世界各地的。
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脱颖而出，不但数量上颇具规模，还出现了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没有出现的类型、形式和发展方向。全世界处处有商人，有的从事批发，有的经营零售；有的搞内贸，有的做外贸；各种贷款形式以及具备各种职能的银行也已出现，其职能近似于我们16世纪时的银行。航海借贷、康曼达、类似分店式的店铺和合作社可说是早已遍地开花。凡是有处理金融事务的公共机构的地方，总会有放贷者的影子，比如在巴比伦、希腊、印度、中国和罗马等地就是如此。正是这些放贷者为战争、为形形色色的供货人和制造者提供了资金，他们是殖民地企业主，是役使奴隶、直接或间接压榨殖民地人民的大庄园主，因而左右着对外政策；他们拥有无数良田、办公场所，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控着税收。他们资助党魁竞选，也资助参加内战的雇佣兵；他们是一群千方百计追逐金钱的投机家。世界各地都活跃着这样的企业主和资本主义的冒险家。他们积累财富的方式除了贸易、信贷和银行业务之外，要么是靠非理性的投机倒把，要么是靠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他们的财富不是直接从战争中掠取，就是持续不断地榨取附属国而来。
公司创办人、大投机商、殖民者和现代金融家的资本主义活动，即使在和平时期，在当下的西方也有着这种毫无理性的印记。而以战争为取向的资本主义活动，尤为显著。大型国际贸易中的某些部分，幸而只是其中一部分，也一如既往地与这样的非理性成分相伴而生。但是，现代西方发展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并且独一无二的资本主义：（形式上）自由劳动的理性—资本主义组织。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则只是这种资本主义组织的萌芽。强制劳动的组织也只是在种植园和古代奴隶工场中很有限地达到某种程度的理性。但在现代初期，使用农奴和佃户劳动的领主庄园、手工工场和庄园家庭手工工场中，这种理性程度更是少之又少。在西方之外的地方，使用自由劳动的家庭手工工场可说是屈指可数。他们所使用的是短工或临时工，不会发展出我们西方中世纪那种手工工场，更不会产生手工业中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学徒制。不过这当中也有少许例外，它们完全不同于现代（特别是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组织。现代的理性企业组织以市场机遇为导向，不同于暴力政治或非理性的投机倒把；这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唯一的特殊之处。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还有两个重要发展因素：一是企业与家计的分离，这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二是建立了理性的簿记制度，这一点与前者紧密相关。工作区域与家庭生活区域的分离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司空见惯，比如说东方一些国家的市集和其他文明地区的奴隶工场就是这样布局的。在远东、近东和西方古代世界，也曾出现过有独立营业账簿的资本主义组织。然而与现代营利企业所具有的独立性相比，只能算是初级阶段而已。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独立性有其内在条件：理性的企业簿记；企业财产与私人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而这些条件在某些地方不是完全缺失，就是刚刚起步。【2】在其他各地显示出这样一种趋向：将营利企业并入王公贵族或大庄园主、大商人的家产（Oikos）。洛贝尔图斯[2]注意到了这一点。而这种发展趋势与理性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