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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28日，我们登上“台山”号内河航船，离开香港前往广州。
这个时候到广州有两条路线可选：内河航线或者是粤九铁路。铁路线几乎每天都会被炸，日军飞机从停靠在澳门外海某处的航空母舰上飞来作战。但这些攻击几乎没有妨碍交通。大多数投下的炸弹准头都很差。如果道路被击中，一队队的苦力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展开作业，数小时里就会把它修复。这些英国所有的内河航船以前竟然从未挨过炸弹。
这是一个晴朗、酷热、雾气蒙蒙的早晨。我们在舱内吃完早饭，赶忙跑到了甲板上，我们如此急切，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我们预期中的爆炸性场面。有过旅行经验的香港朋友曾描述过如此场景：那些从空袭中返航的日军飞机，会俯冲下来飞近“台山”号，耍闹般地将机枪口对准我们的头。也许真的会看到日本战舰和虎门炮台[27]间的大炮对决。要是能拍到些照片该多好！我们私下里决定一试，尽管我们在餐室里看到的告示警告说禁止拍照：“在国家的危急时刻，任何举动都可能被视为错误行为或会遭致某种犯罪活动……”
一个人第一次作为中立的观察者进入一个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必定会产生梦一般的不真实感。确实，从一月的伦敦到热带地区二月的香港，这整个漫长旅程也有此种梦的特性——时而单调，时而奇特又美好。我们在香港已相互叮嘱过，我们应该保持清醒，一切将变成真实。但我们没有醒过来；只是那个梦已改变。新的梦比旧的梦更令人困惑，更不让人安心，甚至略微有点让人忧虑。到处都是加长餐桌的宴会，以及与著名新闻人物的可笑会面——英国大使，总督，维克多·沙逊爵士[28]。我们似乎不停地赶来赶去，吃力地套上件无尾礼服，跑着钻进出租车，去赴那些个我们绝对已迟到的约会。而且如梦游者一般，我们总是忧心忡忡——茫然地听着那些教诲或忠告，而我们知道，再清楚不过了，这些内容我们在早晨起来时再也不会记起来。也有提醒；有些提醒之荒诞如同噩梦：“不要和一群中国人打交道，不然会感染斑疹伤寒”，“千万不要单独一人出去散步，不然他们会把你当间谍给杀了”。
此刻，“台山”号驶出了港口，朝着一块巨大礁石开去，那刷了白石灰的礁石标出了进入西河河口的航道，我们再次努力振作精神，意欲摆脱那梦魇。“嘿，”奥登说，“我们到了。现在它就要开始了。”
我们到了，稳稳地驶进了这个宽阔得有些让人昏眩的河流入口，驶离了那些宴会餐桌，驶离了美国电影，驶离了这座严加守护的英属岛屿上的女王塑像，一路西行进入了危险而不可预知的战时中国。现在——无论是什么——一切已箭在弦上。这可不是梦，也不是小孩玩的印第安人游戏。我们是成熟的战地记者，正要开始履行我们现场报道的职责，即使是业余性质的。然而，暂时，我只能体会到一种不负责任的在校学童般的兴奋感。我们急切地察看着河岸两边，半是忐忑地期待着在那儿看到敌人密布的刺刀。
“看！一艘日本炮艇！”
它就在那儿，安静地锚泊在我们的航道上，却暗藏杀机。我们的船贴着它驶过。当水兵们在甲板上走动，或者擦拭着火炮瞄准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脸。在他们那个极其狭小的钢铁岛屿上，他们完全与世隔绝，几近凄楚可怜。他们在仇恨中自我隔离，如同罹患了致命传染病的患者般被摒弃于世，如此地孤立，与河流的平静健康，与天空的单纯明朗全然格格不入。仿佛是某种超自然的邪恶怪物。他们全神贯注于手头工作，几乎不看我们一眼——这似乎是最为奇怪最为反常之事。我想，这就是战争吧：两艘船交错而过，没人会招手致意。
河道变窄了。已到了虎门炮台。炮台坐落在在绿树掩映的岛屿上，沿着肥沃的海滩铺展延伸，跃出了泛着金色光芒的浅浅海面，这个百年战役的遗迹看来如此荒凉、无辜而美丽。很难相信它们配备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并且事实上已给予日本舰队以相当大的打击。炮台后面，在河道中间，屹立着一座形如乌龟游泳般的无名小山。水手们开始探测水深。一个年轻的美国记者对我们说内河航船有时会在此搁浅。谈话间，他偶然提到他在班乃岛[29]也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故。我们很是激动，瞪大了眼睛，指望他继续说出下文。但他流露出厌烦和疲倦之色——一来是想念家乡，二来对中国和战争已不胜其烦。他这是最后一次去广州。如果所报道的一个真实事件在两周里还不消停，他说他会想尽办法调回美国本部去。我们走开了，不希望再去搅扰他，与他保持了合乎礼貌的距离，敬而远之地看着他。一个心灰意冷的记者纯然是拜伦式的人物，我们现代世界里不切实际的哈姆雷特。
天气很热。当我们接近广州时，沿途风景让我们想起了塞文河谷[30]——处处遍植柳树和果树。一个坐落在石墙围绕的花园里的农宅，有如一处被抵押的英国庄园般，散发着忧伤与魅力。一条条大平底帆船从我们身边经过。它们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大帆船很相似，尾舵高耸出水面，雕刻着华丽的装饰纹样，头重脚轻。船上危险地拥挤了好多乘客，显然是在返航途中。连一艘涂成绿色的小炮艇似乎也别具中国风格，它有一个细长而古雅别致的烟囱——不像一艘战舰却更像一条奇异的水甲虫。一艘英国轮船的甲板上，一个穿着白帆布裤子的男子正用一根高尔夫球棒练习发球。沿岸开始出现了成片的货栈仓库。很多仓库的屋顶刷着英国国旗，纳粹十字，或星条旗。我们想象出一幅很滑稽的画面：一个认真勤恳的日本侦察员从一架轰炸机上困惑地俯看着底下茫茫一片的中立国旗帜，最后偶然发现一块小小的毫无防卫的中国田地：“你觉不觉得我们或许可以扔一小颗下去，就往那儿？”
不远处，广州出现在视野里，最先出现的是她那两栋半高的摩天大楼。接近栈桥的河港里，麇集着汽艇、舢板和小船，吱吱嘎嘎地挤撞在一起，显然陷入了一场无望的交通堵塞。我们的轮船颇有耐心地穿梭其间，驶向了岸边。那些舢板往往由一家男女老少驾驶，要么用篙撑，要么快速地划着桨，每条船都去往不同方向，一路叫嚷不停。不知怎的，我们就挤到了跳板上，然后穿过码头周围那些警察、海关官员、旅行者、挑夫和看热闹的人，来到了早已等候着的汽车跟前，英国总领事周到备至地特意派了车来接我们。
英国领事馆坐落在外国租界，坐落在沙面的一个江心洲上。仅只一次，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由想起了科伦坡、新加坡和香港的种种糟糕恐怖来——英国人显示出了某些良好品位。沙面很讨人喜欢：屋宅比例恰当，毫不招摇，有大而通风的走廊和阳台，还有一条遍植草坪和树木的宽阔的中央大道。你走过一个狭小的用沙包堆起的渡桥，来到了岛上；这里守卫严密，因为外国人担心，万一发生了大规模空袭或者日军进攻，中国人惊惶之下会跑进租界来。英国和美国的炮艇沿着外面的滩岸停泊着。水兵们在踢足球——他们多毛，皮肤泛红，臀部壮硕，在瘦削细腰的广州观众看来，定然是些凶暴而粗野的巨人，若与本地人无力如花朵般的站姿以及羞怯开朗的笑容相比的话。
我们要在河流下游半英里外的一个叫白鹤洞[31]的村子里暂住。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在那儿建起了一个定居点。漫步在整齐的步道上，穿过运动场、学校大楼和别墅花园，你会以为自己回到了故乡伦敦某处令人心旷神怡的郊外。在一间雅致宜人的郊区住宅般的客厅里，我们的传教士男女主人给我们端来了茶饮。你们一路旅行顺利？是的，谢谢，非常顺利。海关有何不便之处？哦，是的，很倒霉：奥登为他的相机不得不付了三十块大洋的关税。哦，多讨厌啊；但你们可以领回这笔钱。广州往年这时节总这么热么？不，不是这样。五年前，天可是冷得够呛。
河对岸的远处，不断传来模糊而沉闷的砰砰声；不是听到的，而是感觉到的。然后变成了微弱而清晰的哀鸣，就像一只蚊子在暗头里飞到你脸上时发出的嗡嗡声。这可不是什么蚊子。砰砰声愈来愈频密。我环顾四下里的其他人等。是不是有可能他们都没注意到？我清清喉咙，尽量保持平常谈话的声调：“这是不是一次空袭啊？”
我们的女主人从茶盘边抬起眼来，笑着：“是的，我想是空袭。它们差不多这个时候飞过来，多数是在下午……你要加糖和奶么？”
是的，我都要；外加一块家乡风味的葡萄蛋糕，来掩饰我欠缺教养的激动。奥登那么怡然安静地坐在那里，在争论着教团运动[32]。他去过西班牙。我的眼睛移向这个迷人的房间，看着这些茶杯，盛着烤饼的盘碟，收藏有切斯特顿[33]散文和吉卜林诗歌的书架，镶在像框里的牛津大学的照片。我的大脑试图将这些形象与外部的声响联系起来；作着动力俯冲的轰炸机的哀鸣，远方轰炸的隆隆声。我对自己说，我理解了，这些声响，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单一而完整的场景的一个部分。快醒过来。这一切非常真实。而在那一刻，我真的醒过来了。在那一刻，突然间，我已来到了中国。
“它们飞走了。”我们的女主人对我说。她那和蔼亲切的神态，像是在安抚一个被电闪雷鸣的暴风雨吓得有点紧张兮兮的孩子。“它们从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喝完茶，她和我一同去散步。天色已经开始变黑了。我们爬上了村后的一座小山，眺望着广州流域。我们的脚下，绵延伸展着一个巨大的城市，暮色中，围绕着她的是神秘的郁郁葱葱的广东平原。沿着地平线，低矮的山峦升起了帽子般的小小峰顶。这是有如《爱丽丝镜中奇遇记》[34]般的风景。你在此地可以来一次刘易斯·卡罗尔式的徒步旅行，与那些从事着最奇怪工作的最陌生的人们来次不期而遇——两个老人正试图将一只老鼠放进一个瓶子里，一个女人正用一个漏勺灌着水。而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举动，当你去询问他们的目的，必定非常地实用和理智。人们告诉我们说，中国人没有绝好的理由绝不会去做任何事。
步行回家时，我们的女主人谈起了白鹤洞当地神学院的学生。她说，在中国教授基督教神学可是个难题（我们从其他很多传教人士那里一再重复地听到）。吸引中国学生来到西方教会学校的动机很可能多种多样。在物质方面，他收获很多：欧洲语言的知识，西学方法的入门，一份好职业的可能性。自从蒋介石皈依[35]以来，基督教在政治上成为时髦，而且很可能今后会变得更受欢迎，假若现政府能挺过这场战争的话。
而且，即使假定这个学生的目的意图极其认真，他也会发现基督教很难消化。中国人的思想天生不会被神秘事物吸引。它关注的是实用伦理。它要求的是达成良善生活的七德行[36]。它对现世的兴趣程度远远超过对来世可能性的兴趣。于是这些年轻人——不管他们多么快就掌握了神学的思辨技巧，不管他们回答老师的提问时有多聪明——在今后的生活中，很容易倒退到哲学上的异教信仰。
两位主人对广州青年知识分子在战争前后的态度很是失望。开战前，他们曾带头发起了抗日宣传，并要求诉诸武力。可眼下，他们中很少人会想要跳入战壕。“这场战争”，他们会说，“是一场苦力们的战争。我们的职责是为今后所需的重建工作进行自我教育。”不过，从学生的角度而言确实可以说出很多理由。中国牺牲不起她那相对来说人数还很少的知识阶层。必须记住的是，对于广州人来说，这地面战争发生在数百英里远的一个地区，那里的居民所说的方言他们甚至都听不懂。
第二天，我们被各种混杂的声响给吵醒了——清晨空袭的遥远的爆炸声，我们的主人在隔壁小礼拜堂里的风琴演奏声。吃过早饭，我们立马坐上汽艇到城里去。因为要正式拜会市长曾养甫[37]先生，总领事把他的车借给了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进行专业采访，我们急切地希望不要丢自己的脸。引擎罩上，英国国旗猎猎飘扬，我们坐在领事馆司机后面，骄傲却又有点紧张，对于该问些什么问题仍有点疑惑。街道在两边快速掠过，有些很西化，有些十足中国特色，全都挂着长长的字号旗幡，金色的，猩红的，白色的，旗幡让这个国家的每个市镇看上去永远在过节一样。人是如此地多；每条路上都挤满了行人、黄包车和马车。我们没看到多少空袭损毁的迹象。几个月来，日本人并没有在市中心投弹——只攻击铁路、机场和郊区。很多大宾馆的门口都垒起了沙包。
市长官邸是一栋很大的建筑物，由挎着自动手枪的侍卫们担任警卫。哨兵对我们试探性的微笑报以面无表情的瞪视，带着年轻军人特有的耀武扬威的愚蠢。如同我们在街上看到的大多数士兵一样，他们看去大约十五岁左右。
曾养甫先生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单独会见了我们。他穿了件简单合身的政府官员蓝制服，没有那种类似英国司机行头的徽章或金色穗带。他光滑的圆脸似乎不时因夸张地咧嘴大笑而扭曲；像被切掉一小片的西瓜。对我们而言已没有必要去采访他了：他自说自话，从头至尾笑声不断：
“我们不向和日本对着干。日本人却向找我们茬！哈哈哈！日本恨愚蠢。首先它向成为第三大国。然后当第二大国。然后当第一大国。日本是工业国，你知道。假如我们去日本，认几颗炸弹，嚯嚯，轰一声！我向，这对日本是不是恨糟糕？日本人到中国来。中国是个农业国。日本人认炸弹，嚯嚯，轰一声！只会把土地犁开，让中国人种田更方便！当然有恨多人死了。恨残酷。但我们还有更多人，是不是？哈，哈哈哈！”[38]
这当口，我们被震耳欲聋的空袭警报声打断了。警报器就在窗外。曾先生变得几近不可理解地逗趣搞笑；他剧烈地摇晃着椅子：“你们看到了？日本人在我们头顶认炸弹！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抽我们的烟。我们可不怕！我们来喝点茶！”
但这一次，空袭根本没有影响到广州。我们有点失望，因为我们曾很希望一睹市长的豪华防空洞的风采，这防空洞据说已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大奇观。奥登拍了些照片，曾先生为此颇好说话地摆好了姿势；我们躬身而退，离开了房间。
我们都喜欢曾先生。如果这是中国针对日本人的典型姿态的话，对西方来说——连同它那些乏味的仇恨赞美诗，那些“弑婴凶手”、“蛮夷”、“没人性的恶魔”的尖叫声——它当然也是个实例。这种轻蔑不屑而又温良敦厚的逗趣，我们一致同意，确乎是一个富有教养且爱好和平的国家在其宣传中去打击一个残忍自负之敌的应有调子。曾先生那种幽默，若加以适当地运用，将为中国赢得许多海外朋友。
那天晚上的宴会来了几个客人——其中有一位中国上校和他的妻子。上校是个有点高深莫测的人物。他的健谈和流利的美式英语，和东方传统的沉默寡言一样，可能隐藏了很多秘密：“您这儿很不错，牧师。很简朴但很不错……恕我冒昧，您那个柜子花了多少钱？”他完全乐意谈及任何话题——中国的音乐，战争，他的妻子。他们在两岁时就订了婚；因为他们各自的父亲本是至交好友，并希望以此让他们的友情长久留存。从童年起，上校就没见过他的未婚妻，直等到他二十六岁。他从俄国回来之后，他们马上就成了婚。“那么你们不是为了爱情而结合吧？”宴会中的一位女士问道，非常欠缺英国人的得体。我们的女主人连忙插进话来：“可你是多么幸运，上校。”上校欠身道：“承蒙赞许了，夫人。”
接着他告诉我们，广州现在已经有了战力颇强的歼击机群。在过去两周里，已有十一架日本飞机被击落。任何人只要能打下一架飞机，政府都会提供一笔赏金；结果，对空防御成了本地的一项体育运动，如同射鸭游戏。当有飞机飞过，每个人都连续射击——连农夫在田里也扛起了老式前膛枪。一个日本飞行员一不小心飞得很低，被一门已有一百年历史的土炮轰了个稀巴烂。另一回，当两架日本飞机正要迫降时，农民们打了他们一个伏击，甚至差点就成功缴获了其中一架完好无损的飞机，如果第三架飞机没有俯冲下来，用一颗炸弹将它炸毁的话。
晚餐时，上校单枪匹马就把气氛弄得很热乎。他告诉我们，有一次他过访伦敦，走过莱姆豪斯[39]时，看见有一张“新到云南上等鸦片”的中文告示，堂而皇之地贴在了门道里，就在巡警的鼻子底下。他对厨艺烹调很是精通，还给我们的女主人演示如何准备烧鱼的前道作料。当然，他向我们保证，你还可以弄个烤狗肉[40]吃吃。蛇酒对治风湿病很有效。他邀请我们所有人去他家品尝古法腌制的鸡蛋[41]。
上校看来是个有名的歌唱家。饭后，他被人怂恿着，没费多少口舌就欣然从命。他解释说，中国的京剧有很多种不同唱腔，配合不同的固定角色；他开始为我们示范每一种唱腔。浪漫的男主角发出的声音像午夜猫叫，女主角用带有尖细鼻音的假声演唱。强盗很是可怕——音量很小，但其费力程度令卡鲁索[42]也会汗颜。在我们出神入迷的目光注视下，上校的脸从黄转紫，从紫转黑；他青筋直暴。但就在他喊破了喉咙，似将造成永久性损伤时，他爆发出一阵大笑——以一个滑稽的气鼓鼓的姿势对着他那文静的戴着眼镜的妻子：“她那样看着我，”他大声叫着，“我怎么唱得好？”
第二天，我们被邀请和吴铁城将军（前上海市长，现任广东省行政长官）一同共进午餐。
吴将军住在城郊一幢舒适却毫不招摇的混凝土别墅里。童先生，将军的秘书，在门厅迎接我们——一个脸带笑意的圆脸男子，他如此温和有礼，让人忍不住想拍拍他脸颊再赏他一块糖果。他告诉我们将军很快就会下楼，并将我们引荐给其他五六位客人；有英国人，也有中国人。其中一个皮肤黝黑、看似干练的穿着蓝制服的年轻人原来就是珀西·陈[43]，我们停留香港期间曾读过他写的关于当前战争初始阶段的一本书。（其中有个句子让我们特别喜欢：作者提到了马可·波罗桥事件[44]——“就在午夜前，演习朝着现实主义发展，双方都动了真枪实弹。”确实，战争的爆发从未被如此机智地描述过吧？
陈先生的英文说得非常好。他曾是中殿律师公会[45]的大律师，而且在俄罗斯呆过八年时间。确实，如他自己所承认，他在国外住了那么多年，以至他觉得自己在中国几乎是个外国人。他对日本人的战略图谋狠狠嘲弄了一番。他说，在各个不同兵团之间根本就没有协调性：所有师团常常不等命令就擅自向前推进。有关艾登[46]先生的辞职及其对英国远东外交政策的可能影响，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都很想知道我们的看法。
吴将军走进了房间，我们被一一介绍。将军体格结实，穿着宽松棕色军服，健谈而不拘礼节。他藏在厚角质边眼镜后的眼睛很是诚挚，有时露出了困惑之色。他讲话前略为迟疑了一下，琢磨着他的措辞，朝所有到场的客人看了一圈，像是在寻求帮助：“这场战争是中国所曾遭受的最大无解。人民失去了家园和工措。但是这也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国家。这是中国从战争中得到的一个东西……战后，银行家们会在乡村地区投资。”[47]
我们开始步入客厅，一边还在交谈着：看来没什么特别的优先顺序。种种不拘小节，照当时情形看值得称赞，但让我们稍有点失望。奥登和我两个还沉浸在《中国平房》[48]的传统中。我们甚至预先排练了场景，准备了适当的问候致词和讲话稿。长官应该会说：“莅临寒舍，不胜荣幸。”我们应该回答说：“冒昧登门，实是惶恐之至。”对此，长官若很在行，会回敬一句“若非尊驾到来，岂能令蓬荜生辉”。诸如此类。也许，归根结底来说，吴将军不熟悉欧洲舞台上中国的微妙之处也是件好事，要不然我们可能永远也走不到餐桌边了。
第一眼看到中式宴席的一张餐桌根本不会产生与吃有关的想法。那情形更像你坐定下来要参加一个水彩画比赛。那些筷子整齐地摆着，就像是画笔。颜料由那些盛着调料的小碟子代表，红的，绿的，深色的都有。茶碗和它们的盖子，正好可以盛画画时蘸的水。甚至还有某种小块画布，那是用来擦筷子的。
开饭前，你要用一块热的湿毛巾擦拭手和脸。（这些毛巾也许是中国对于物质享受方法的最出色贡献；无疑它们应该被引进西方。）接着开始上菜。看不出来有什么既定的上菜程序——鱼不一定在汤后面上，肉也不一定在鱼后面上。客人也无法预知一顿饭会吃多长时间。他最喜欢的一道菜很可能到最后才上，那时他肚子已撑得很胀，都不会想去尝上一口。冷盘菜自始至终都留在桌上——而这个，也像是在画画；因为用餐者不停地把他们的食物与之混合，来蘸取各种不同组合的味道。
今天我们尝到了鱼翅汤（世上最美味的汤之一；味道像极了意式浓肉汁菜汤或罗宋汤），龙虾，鸡，米饭和鱼。酒是用类似科恩牌或波尔斯牌蒸馏器的金属小茶壶斟倒出来的，据说由玫瑰花瓣和玉米制成[49]。将军体贴地为我们提供了刀和叉，但我们推辞不用。我们在香港已经在用筷子吃饭了，很想多练习练习。在中国，食物掉在桌上也不是什么社交上的出丑。当一道新菜上来，主人用他的筷子对着菜做了个手势，犹如骑兵司令挥起军刀指着敌方阵地，喝令开始进攻。这番忙乱，如此不拘礼节却如此小心谨慎的客气，实在是在中国吃饭的最大妙处。甚至连最专业的食客也免不了会手忙脚乱一番。一位英国客人为我示范如何夹起一块炸虾馅饼，一脱手掉到了地毯上，童先生一番话马上让他从一脸尴尬中解脱了出来：“哦，那只虾一定是活的！”
在玫瑰花瓣金酒后喝的是温热的深色米酒。长官对着我们举起酒杯：“欢迎来中国！”农业厅长正好坐在奥登旁边，开始谈论起大米问题。战前，广东省的大米大多从外省进口。现在供应有些短缺，因为那些地区已被日本占领。于是政府鼓励广东人食用甘薯作为替代。它还发行了一本战时食谱，详细解释了用手头可以弄到的食材能做些什么。已经设定了几个纪念日，那几天大米禁止食用。起初，这些纪念日用来纪念中日争端中某几个重要的日子——从日本入侵满洲里开始；但长官觉得这些时间太难记了。现在大米禁食条令只是每月五号生效。为了防止脚气病[50]的蔓延，精碾白米已全部禁止销售。
长官和厅长都对乡村教育很感兴趣。吴将军说，乡村学校不是用来培养那些一门心思想住到城里去的学生；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勤奋劳作、自耕自足的农民。奥登在那天早上的一张地方报纸上读到了农民闹事抵制农机站的报道，他想知道，总体而言，农民们是否对科学耕作方法的引入感到愤怒。长官对此予以否认：“但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主动接受我们，我们必须走到他们中间去。”
有人提到了希特勒的国会演讲。“我认为德国很愚蠢。”将军说，“它认为日本是为了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如果日本不开战，中国会变成共产主义。但是德国错了。中国不会演变成共产主义；可如果战争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才会变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有四亿人，日本只有一亿；但日本的共产主义煽动分子要比整个中国还多。”
“所以您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没有可能？”奥登问道。
“中国，农业社会。我有一千亩地。我有十个儿子，他们各自只有一百亩地。在中国没有什么大地主。每个中国人都一定要有座房子，他必须要娶妻生子；如此他才能取信于社会。”
此时吴将军的谈话被一个侍从打断了，他带来消息说日本人在轰炸铁路线，就在广东和新界之间的边境线附近。他评论说：“日本人的思想很可笑。它不发动战争也可以得到一切，但它就是要制造战端。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想法不一样……但是大不列颠，”他突然求助于我们：“她会不会制止这场战争？”
是的，我们一致认为，她有能力制止战争。但她愿意这么做么？哦……一阵让人尴尬的沉默。然后，将军很得体地表示午餐已结束。
接下来两天，我们多半买买东西，在城里闲逛。我们俩谁都不讨厌在街上乱走：有那么多东西可看。最常见的店铺似乎是理发店和药店，橱窗里陈列着鹿角（可治疗阳痿）和装在玻璃瓶里的怪异扭曲的树根，那树根有点像曼德拉草[51]。还有奇形怪状的英文广告招贴：“新生活汽车”，“街头露宿者协会”“血液保护公司”。餐馆也很吸引人。奥登惊恐地盯着可食用蟑螂看，我看着装着活蛇的那些桶。我就说，如果不得不去吃蛇，我想我真会变疯掉的。奥登决定一有可能机会就要想法骗我吃吃看。
穿着轻便宽松裤的当地人在我们身边挤来挤去，——一个矮小、快乐而优雅的民族，有着惊人的自然之美。时髦点的女孩子们将她们的头发烫成了卷波浪，可是，这发型并不适合她们。有些年龄很小的孩子穿着杏红色的短褂，戴着彩条骑师帽；他们光赤赤的屁股蛋，就露在开裆短裤外边，沾满了路上的污泥。我们注意到有些孩子的脸上扑了粉底和腮红；我们得知，在小孩过生日时，有时就会这样打扮。
在我们主人的建议下，我们买了带蚊帐的行军床，它可以整齐折叠起来放进帆布包里。另一个大包可以放寝具，以后，看我们的需要，也可以用来放必备衣物。这些行军床事后证明是非常之宝贵。（现在这会儿，它们正装点了纽约某处的一家廉价旅馆）
我们也各自制作了名片，中英文的。没有名片的话，在中国旅行会极其困难。香港一个朋友为我们取了音译的中文名——“奥当”和“易萧无”[52]。我们在广州把名片印了出来。
最后一晚，我们被停靠沙面的一艘英国炮艇的舰长请去吃饭。船长很喜欢花卉；他那间很小的舱室里摆满了鲜花，没几个平方的甲板上也放着盆栽橘树，紧挨着火炮。你们可得小心点儿，他告诉我们，若在广州市场上买花的话；花簇经常绑着铁丝，根部也是这样。总的来说，他认为中国人欠缺诚实。
炮艇在和平时期的主要职责，是保护英属船只不受海盗侵扰。这些炮艇是平底船，吃水只有五英尺，因此可以一路开进内河。它们可以达到十四海里的时速；但这个速度并不可取，因为这样会冲跨岸堤，炮艇很可能会招致愤怒万分的农民的报复性枪击。这些船在英格兰建造完毕，而它们开往东方的旅程可有些惊险；若在海上碰到风暴雨，它们只能被拖引着，所有舱口全都封闭；若天气良好，它们就用自己的蒸汽动力行进。
这顿饭很棒，有鱼子酱和法国红酒。我们得以领略了一种孤独、拘谨、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很想知道美国或法国的海军军官会如何对待舰长——相比他那富有教养的伯蒂·伍斯特[53]的拖声拖调，他显得更加难以琢磨，也更机智。（“狩猎季节开始时我们满载而归。我们抓了五个海盗；其中两个是在水里。”）我们起身告辞时，炮艇专雇的小舢板将我们划到了岸边。它的主人，一位老妇人，用足球队员和英国船员的照片装饰了船的篷顶。
次日，3月4日，我们准备坐火车离开广州前往汉口。列车预定在下午六点开出。下午我们早早就去英国领事馆辞行。领事不是特别高兴。他告诉我们，铁路线昨天遭到了猛烈轰炸，让日本人给切断了。火车无论怎么也要开上五到七天时间；你们甚至可能会被赶出车厢，不得不在偏僻的外省村庄里过夜。一位刚从汉口回到这里的女士信誓旦旦地对他说，给她一万英镑，她也不愿意再跑一趟。“当然，”领事补上一句，挤出了笑意，“我不是想让你们泄气。”
我们申明说我们并没有泄气——空袭会有助于打发时间，而在稻田里过上一夜也不失为极好的新闻素材。尽管如此，当我们到达广州车站时，我开始紧张地望向天空。这是一个温暖无风的傍晚——对日本人来说是个绝佳天气。
沿着铁道附近的公路，数百个苦力恭顺地蹲坐在尘土里：这些人似乎压根儿都没想过要站到月台上去。只是到了最后一刻，当每个所谓的重要人物都已上了车，他们才被允许爬过栅栏，像打仗般拼命跑向还剩下些位置的牲口车厢。他们中很多人显然只得留在原地。很可能会有几个人挤折了胳膊或腿。
车站建筑物很小，年久失修，挤满了士兵。它的味道真的很难闻。一群穿着漂亮的黑色镶银制服的警官微笑着拦住我们盘问。但他们不想看我们的车票，也不检查我们的护照；他们只是问我们两个各要了一张名片。有人后来告诉我们，搜集名片是警官才有的便利特权；他们喜欢拿回家给老婆看，好吹嘘他们见了多有趣的人物。
多亏了吴长官的影响力，为我们预留了这班列车上最好的座位：头等车厢里的一个双卧铺单独包间。这节车厢大概是这列长得惊人的火车唯一一节其车顶涂了伪装迷彩的车厢：我们寻思着这假定的隐身术从空中看是有利还是不利。或许，车站官员们也很紧张；因为我们的出发时间非常准时。当我们慢慢驶离月台，士兵和警察立正敬礼。其中一位乘客——一个面色苍白的镇定沉着的年轻人，长着惠比特犬一样的长鼻子和突出的下唇——默默地鞠躬致意；他显然是一个政府要员。整个感受稍微有点不吉利——就像从炮架上观看你自己的军人葬礼一样。
我们的火车悠然喷着白烟，穿过郊区，驶进了开阔的乡村。在旅程的这个阶段，我祈祷司机一路小心；领事说起过那些传言，那些遭到轰炸的桥梁马马虎虎地就用竹桩修补了事，这令我更加紧张。此外，如果日本飞机飞过来，你可以毫无危险地从车窗跳出去。我们站在通道里，和一个中国银行董事交上了朋友，他向我们保证说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将在两天三夜后抵达汉口。这令我们相当振奋。
事实上我们只看到过一次空袭的迹象，在天黑不久后停靠的一个小车站。一颗炸弹刚好落在铁轨旁；候车室的残墙断瓦散落在弹坑四周。若还有其他这样的废墟，在我们上床睡觉后，我们必定已与它们擦身而过。一路停了好多次车，漫长的等待。我们在夜里的行进速度要比在白天慢得多。
这列火车上没有餐厅，但乘务员提供了很多食物。甚至还有一份特别的欧式菜单。试过一次后，我们就敬谢不敏，因为太难吃了——直到吃厌了中国菜以后，我们才又回头吃了几顿。不管怎样，我们都不是特别的饿。
早饭时我们停在了广东、湖南省界附近的一个山区车站。一座笼罩在薄雾中的巨大悬崖，高耸在铁轨上空。农民们拎着篮子里的水果来叫卖——看上去像是小橘子。我们无视香港朋友“谨防腹泻”的提醒，连皮带肉一起吃了下去。
整个白天，我们的列车沐浴在烈日下，隆隆地驶过湘南富饶的红土山谷。迷人的小山村紧挨成一片，灰色和白色的村屋簇拥环绕着那些正方形的哨楼，哨楼很像英国乡村教堂的尖塔。杂树林里有残破的房屋，围着树干垒起了干草堆。水稻田顺着山坡向上延伸，梯田叠梯田，如锈迹斑驳的镜子般映照着天空。到处都有大批苦力在铁轨上干活。当我们驶过时，他们中的一个用力拉下他朋友的裤子，咧嘴笑着，向整列火车展示其间的奥秘。
乘务员们在通道里来回穿梭不停，送来了热毛巾、米饭和茶水。旅行时间越长，茶也越来越难喝，鱼腥味儿越来越重。通道里的两个武装卫兵——其中一个肯定不超过十二岁——朝我们的包厢里偷看着，看着两个外国鬼佬为诡秘的笑话叫着笑着，用刺耳的假声唱着歌，还坐在椅子里颇有节奏地晃前晃后，相互大声地读着深红色封面的书。那晃荡是我们发明的一种锻炼，徒劳无用地折腾，为了避免生痔疮。那些书是《弗拉姆牧师宅第》[54]和《盖·曼纳令》[55]。都不是什么成功之作。我们赞赏司各特娓娓道来的叙事技巧；我们觉得特罗洛普很沉闷。他似乎只对金钱，以及在支票本上签上你大名的可怕后果抱有兴趣。上车第二天中午我们就把这两本书都看完了。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可读，我们的嗓子嘶哑得再也唱不了歌。旅行不再好玩了。
等过了长沙，天气转阴，而且冷多了。车站里的农民都围着头巾，犹如伦勃朗圣经组画中的人物。士兵们背着他们的沉重装备吃力地走过，耐心地撑着纸伞。我们看到了大雨滂沱中的洞庭湖（多奇怪，想起在伦敦时，不过三个月前，我曾手指地图上的这个地方，疑惑地自问：“我们是不是该跑那么远一直到这里啊？”）。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到了武昌。昨天夜里降温了，我们蹒跚着走出车站，迎来了一场强劲的暴风雪。通往渡口的人行道和铺石台阶结了冰，走着溜滑溜滑的。苦力们一个劲地推挤着我们，他们的长相让人反感，鼻涕拉搭的，粗野而委琐，那是寄身社会最底层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的面容。奥登的纸伞被狂风吹断了；它在奥登的脑袋边卷成一团，就像顶奇形怪状的帽子。我们一路打着滑，咒骂着，挤进了渡轮的船舱，这里挤得让人站着都无法动弹，周围簇拥着草篮子、步枪、士兵、农民和箱包。这可不是为传染病或虱子大惊小怪的时候。远处的岸边，汉口的建筑物在低垂雨云的衬托下，如此森然阴郁矗立着；在我们面前，扬子江翻滚的浊浪与狂风暴雪竞相肆虐。我们仿佛已来到了真正的世界末日之境。
2
3月8日
今天奥登和我都一致认为我们宁可在这个时候来汉口，也不去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
沿着荒凉空旷的北岸，这古老通商口岸的建筑物面对着冬天的河流呈现着它们的欧式面貌。（只有法租界还正式保留着；当局正准备用带刺铁丝网和大木门设下路障，万一日军发动进攻的话。）那里有领事馆、仓库、办公室和银行；有英国和美国的药房、电影院、教堂和俱乐部；有一座很好的提供借阅的图书馆，有基督教青年会，还有红灯闪烁的咖啡馆一条街——“玛丽”，“海军”，“孤注一掷”。摇摇欲坠的公寓楼和拥挤的街道围绕着这个中国城市，绵延数英里，跑马场外边是机场，还有那白雪覆盖的湖北平原。
服装店，咖啡店，餐馆，都由白俄移民经营着。几乎每间酒吧里你总能看到两三个——一个肥胖的被打败了的部族，过着一种忧郁的室内生活，闲谈聊天，搓麻将，喝酒，打桥牌。他们不知怎么都流落到了这里——途经蒙古，香港，或美国——他们定要在此间停留；此外没有人会收留他们。他们确立了一种没有保障的权利，靠着内森护照[56]、合法性可疑的中国国籍文件、桌布一样大的作废了的沙俄身份证，或是一副纯粹穷困潦倒的样子得以生活下去。他们极其苍白的脸庞，透过无数的雪茄和茶杯，望向了未来，没有遗憾，也没有希望。“他们的时钟，”奥登说，“停在了1917年。打那过后就停在了下午茶时间。”
泥泞的街道上，阴冷的西伯利亚寒风刺痛着匆匆行人的脸颊——欧洲人穿着裘皮大衣，中国人戴着皮帽和耳罩，像是套上了飞行员头盔。黄包车装着顶篷和车灯。仿佛经由某种老化和风干的处理工艺，双轮马车缩成了轮椅的尺寸。苦力们在门道里摇摆着身体进进出出，稳着竹竿两头挂着的箱包。他们合着短促的拍子相互鼓励着：“嚯，嘿，啊，嚯，嘿，啊！”穿着蓝色厚棉军服的士兵们默默地走过，身上沾满了汽车开过时溅起的污泥，他们单薄的草鞋泡在融雪里已全然湿透。
这就是战时中国的真正首都。各色人等都住在这个城市里——蒋介石，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周恩来；将军们，大使们，记者们，外国海军军官们，幸运的士兵，飞行员，传教士，间谍。这里隐藏着的所有线索，足以让一个专家去预测今后五十年的事件，只要他能发现它们的话。历史渐渐厌倦了上海，对巴塞罗那也不耐烦，已将其变幻莫测的兴趣投向了汉口。但她会呆在哪里？每个人都夸口说他已遇见过她，却没有人可以说出个所以然。我们会在大饭店里找到她，她正和那些新闻记者在酒吧里喝着威士忌么？她会是总司令或者苏俄大使的座上宾么？她会更喜欢八路军总部，还是那些德国军事顾问们？她对黄包车夫住的小棚屋满意么？
也许她比我们所想的更近——就在英国总领馆隔壁的房子里，在那儿，宋子文有时会彻夜商议未来中国的货币问题；好客的领事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很大的空房间，我们在那里搭起了行军床。楼下，由温切斯特步枪[57]、拉辛[58]、公务闲聊和中国花瓶构成了另一种气氛——都是可进博物馆的老古董了；有几只丑得让人发窘——我们讨论起未来的行程计划。我们决定去北方：先去郑州，从那里，再到黄河前线的某些地方。若要成行，我们需要一个仆人兼译员。领事已帮我们找好了一个，他自己的贴身仆人的一个朋友。他姓蒋。
蒋是我们见过的其外貌可被描述为中年人的少数中国人之一。他有着一位出色管家的行为举止。他的英语颇有改进的必要，他甚至也不掩饰自己不会做饭。不管怎样，我们已决定雇他了，包路上花销，另付一个月四十个大洋。决定成交前，根据我们的要求，领事提醒他，我们将要进入战区。他会害怕么？“一个仆人，”蒋回答说，“是万万不能害怕的。”
当天下午，我们去拜访了鲁茨主教，汉口的美国主教。鲁茨主教已在中国过了大半辈子。再过几周，他就要退休了。最近，主教的思想突然变得“左倾”；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基督教革命者”。不久前，他女儿曾去西北旅行，访问了已正式并入国军的共产党八路军，在本地造成了不小轰动。自打史沫特莱小姐搬过来和主教大人同住，他的府宅已被冠以了“莫斯科—天堂轴心”的绰号。
鲁茨主教秃顶，爱咬文嚼字，举止透出典型美国式的高傲和故弄玄虚。他对我们只着眼于战争的直接后果颇有微词。“你们得把眼光放远五百年……这个国家在未来世界中将扮演一个历史性的角色。源自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的洪流，现如今已被犹大和专心一意的技术所改变，它将与另一个源于孔子的人本主义的潮流汇合，这股潮流曾受印度影响，并不痴迷于技术。这里会是新的世界文明的诞生地，中国人已认识到这一点……只有人类内心的一次革命，一种新的理想主义——如同牛津教团试图做到的那样——才能使世界免于毁灭。我相信它一定会到来……谢谢你们来看望我。我喜欢和新到的朋友交谈，在其他别的什么人找到他们以前……史沫特莱小姐，恐怕她已出门了。”
3月9日
今天下午我们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例行发布会每天五点在汉口宣传主管霍灵顿·童先生的办公室举行。
又窄又闷的房间里摆满了折椅，一张长条桌占了一半地方，上头放着茶杯、巧克力和香烟。各家外国报纸的记者们懒洋洋地坐着，要不就扎堆儿聊天，当他们不胜厌烦地抽着烟斗时，眉头紧皱着。几乎都是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我们是唯一在场的英国人。还有个面色苍白、看似忧心忡忡的柏林来的家伙，穿着黑衬衫、马裤和摩托邮差的靴子。
刚开始的两三分钟令人尴尬。那些老手以好奇而敌意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我们赶忙解释说我们不是真正的记者，只是旅行者，为写一本书来到了中国。一个体格健壮、肩阔膀粗的军人模样的家伙拍了拍我俩的背，我们已和他攀谈过。“这些年轻伙计，”他冲着其他人大声嚷嚷，“迫不及待地就想要立即去前线。”伟大的新闻记者们笑了起来，疲倦却很放纵。“怎么啦，那不是很好嘛？”有人冷冷地评论道。“我不介意告诉你，”那个军人模样的家伙接着说，“我自己还没去过前线。可我他妈的好几次差点没了命。”我们怯怯地咧嘴笑着奉承了他几句。
过了会儿，两个朋友走了进来，让我们很高兴——卡帕[59]和弗恩豪特（我们在从马赛到香港的旅途中就认识了他们俩。真的，就因为他们那些嬉笑玩闹，捏屁股啊，“噢，什么啊！坏蛋！”的大呼小叫啊，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妓女的笑话，他们成了二等舱的活跃分子）。卡帕是匈牙利人，但比法国人更法国；矮壮，皮肤黝黑，眼袋下垂，黑眼圈，眼神气活像喜剧演员。他才二十三岁，却已是一个著名的新闻摄影记者。他几乎亲历了整个西班牙内战。弗恩豪特是个高个金发的年轻荷兰人——像卡帕一样野性难驯，但稍稍安分一些。他和伊文斯和海明威一起工作，担任了电影《西班牙大地》的摄影师。伊文斯现在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以前没见过他，他比其他两位年纪大得多，小个子，浅黑，小眼睛活泼机智。他们三个直接从香港起飞，刚刚到汉口。
在他们动身前往西北地区前，他们要在此等候他们的装备，装备正通过铁路托运过来。他们打算拍一部以一个少年士兵、一个在八路军某支游击队里的“红小鬼”的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他们希望能在下周的某个时候离开汉口。
每日新闻公告由政府的官方发言人李先生宣读。他像极了沃尔特·迪士尼动画片《三只小猪》中最乐观的那只小猪[60]。“失败”这个词在他嘴巴里找不到位置。日本人的每次推进都是中国的一次战略撤退。那些城市以尽可能机智的方式落入了日本人手中——它们只是不再被提起。他读得很快，总是把稿子读得丢三落四：“有七架飞机被中国地面部队击落，有十五架被步兵摧毁。”没人会画蛇添足地去怀疑这个算术问题，甚至也没人会装出有点兴趣的样子。当记者们分散到各个酒吧喝着餐前开胃酒时，任何一丁点真实消息过后都会散布出来。
讲话结束了，我们向董先生本人提出了政府通行证的申请，那是去北方旅行的必备手续。董先生严肃地听着，浅色无框眼镜后的眼睛透着疲倦和平静。是的，一切都会安排好；但他怀疑我们是否有必要申请访问西安。通行证要准备齐当，无论如何也得好几天时间。
我们出席新闻发布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领事馆吃饭时间收到了一个很大的文件袋。里面装着中国宣传部过去三月间的全部新闻公报。显然，我们应该在明天下午以前把这些资料研究完。奥登称之为“我们的功课”。
3月10日
今天早晨我们去拜访了唐纳德先生[61]，他是总司令和蒋介石夫人的朋友和顾问。唐纳德先生现在住在滨江大道的一间公寓套房里——一个很大的摇摇欲坠的地方，被一群有点鬼鬼祟祟的秘书、男仆和传令兵保护着。他在他的卧室里接待了我们。他重感冒刚好，床边的桌子上摆满了装得下一整个药店的瓶瓶罐罐。唐纳德面色红润，表情认真严肃，带有某种澳大利亚口音，鼻子相当大——一个令人愉快的惊喜；因为大多数知情者误导了我们，我们把他想成了一个圆滑世故、脸色铁青、姿态极高的福音派新教徒。他说话的声调既不洪亮也不严厉；而是如我们所希望地那样，借助了一张大地图，给我们讲解了战争形势，说得清楚而简明扼要。我们主要谈到了俄国人为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唐纳德说这个援助的规模被夸大了很多。尽管如此，他认为日本人很可能会进攻西安，以阻止俄国人可能提供的补给物资进入中国。如果西安到兰州的公路被切断，这些物资将不得不翻山越岭，走一条极其艰险的内陆路线。
我们问他共产党在战后将可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反问：“共产主义者为何而奋斗？事实上，他们究竟能否被称为共产主义者？”在他看来，鲍罗廷[62]撤走后，共产主义在中国就不再存在了。
唐纳德的个人生涯非同寻常。他是泰晤士报驻哈尔滨的记者。此后当过“少帅”张学良的顾问；后来成了蒋介石本人的“外国朋友”。他习惯说“我们觉得”、“我们肯定”、“我和总司令说过”和“总司令对我说过”，虽然两个人谁都不会说对方的语言。唐纳德众所周知的对中国的无知，无疑成了他在这个机密重重的国度里最好的保护。他听到的只是适合他听的好消息。他是个人人都可信任的人。
临走时他问我们的行程计划。我们告诉他我们拟议中的北方旅行。他看上去半信半疑，摇了摇头：“那么，祝你们好运。但路上不好走。不好走。”他停了会，然后用低沉的戏剧性的语调补上一句：“你们也许只能吃中国菜了。”
我们笑了。他可能是想告诫我们要提防那些难以言喻的恐怖玩意。“可是，”奥登问道，“想必您自己也吃过吧？”
“中国菜！”唐纳德的脸厌恶地皱了起来，“再也不想碰那东西了！我的胃都吃坏了。”
3月11日
唐纳德先生把我们引荐给了冯·法肯豪森[63]将军，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首席顾问。今天下午我叫了辆黄包车，出门去找他的指挥部。
指挥部坐落在原日本租界内的某个地方，在滨江大道的最尽头。但地址拼写错了，我们前前后后兜了很长时间。自打它们的屋主逃回日本后，这一带的很多房屋已被中国军队征用。战争爆发后不久，警察进行了一次突然搜查，发现这个租界曾是大宗非法毒品贩运的中心。
沿着街道一路走来，到处都有新兵在操练。他们还是些孩子，样子笨拙，穿着他们厚厚的棉军装显得异乎寻常地肥硕，他们那可怜的黄皮肤的手冻得橡胶般煞白。他们看来正做着各种稀奇古怪的体育锻炼。一个新兵对着他的士官单腿跪地，连续好几分钟里，两个人一直默不作声地相互对视，仿佛那个士兵被催眠了一般。再往前一点，另一个士官大声喊出一个口令，而他整个班将单腿稍稍前伸，姿态之优美让人想起了芭蕾舞，兼具某种迟钝的野蛮。我雇的苦力这条路走走，那条路绕绕，不时停下来问路，问到的人都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在那排士兵面前兜来兜去。穿着我新买的马靴，我试图表现得非常严肃非常正式，但不成功。过了会，我忍不住笑出了声；新兵们也笑开了怀。我学他们样子敬了个礼，他们也回敬了一个。他们的军官对着他们大吼，但他们也还是在笑。就在训练似乎即将完全失控的当口，我注意到我们正第三次通过将军的驻地。
将军不在，但他的副师长接待了我——一个高大威猛的家伙，剃得短短的银发，戴着的金表带像自行车链条一般粗，一副单片眼镜深嵌进他的脸部。即使穿着件花呢上衣和法兰绒裤子，他也确凿无疑是个国防军军官。而他的办公室，尽管铺着厚厚的日本席，有点老波茨坦的味道，而这时秘书们正跑进跑出，脚跟一并，身体往前一挺，行着僵硬而正式的鞠躬礼。
大多德国人都已在中国呆了几年。他们属于希特勒上台前的那批移民，当一个雄心勃勃的军官预见到在其本国的军事生涯毫无冒险性时，常常会愿意到国外去。他们共同创建了中国军队现代意义上的作战部队，他们希望留下来以便看到它投入实战，这是自然常情。迄今为止，我们所遇到的人中，没人暗示说他们会有背叛中国的嫌疑，尽管出了个《反共产国际协定》[64]。不过，身处协助者和同盟者的这个古怪群体中，时下他们的身份当然很是暧昧。柏林对他们的活动有何看法？莫斯科又如何看？蒋介石本人完全信任他们么？也许不是这样。无论如何，他们的意见不是总会被采纳；但这也许是由于本国将领们对其外国同事始终表露出来的嫉妒——同在西班牙佛朗哥的军队一样。
副师长认为中国必定会赢得这场战争——只要她的军队能够“站直了——按照所教的去做”。但他有时会叹气，对于投入三或四个德国人训练出来的精锐师来加强中国的抗战，人们有所猜忌。我们的谈话从军事内容转到了哈尔茨山[65]，那儿的韦尼格罗德小镇，我们都很熟悉，正是他的家乡。
奥登和我只得返回，等第二天上午再来拜访冯·法肯豪森将军。
3月12日
当我们到了指挥部，副师长问候我们道：“哦，先生们，你们听说那个消息了么？”[66]
没有，我们回答，没听说。
“昨晚德国军队开进了奥地利。”
世界看来翻了个底朝天。但副师长谈论时非常平静。“当然，”他说道，“这是不得已而为之。而现在我希望英国和德国还是朋友。我们德国人总是希望如此。奥地利是我们之间唯一产生的麻烦。好消息是整体局势已彻底稳定了。”
他领着仍然昏头昏脑的我们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冯·法肯豪森将军正坐在那儿。“他们到了，阁下。”他鞠了一躬，然后把我们独自留在那儿。
将军看上去更像是大学教授，而不像一个普鲁士军官。他戴着夹鼻眼镜；瘦削，头发斑白，约五十五岁左右。我们问了他那个常规问题：中国会胜利么？
“哦。”将军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的乐观有三个理由。首先，因为我是一名战士。士兵是职业乐观主义者。其二是因为，如果我不乐观，我就不能给我身边的人以信心。第三，当前的形势确实为乐观主义提供了基础。”他认为黄河防线很坚固；汉口很容易守卫——有足够多的部队。当我问他上海战役期间他在哪里（更多是为了有事可说，而不是因为我真的想去了解），他微笑着拒绝回答。其原因，我们俩都想象不出来。
当我们走回家时，我们突然感觉到了奥地利事件的严重性，一切都只能靠边站了。就在今晚，欧洲很可能爆发一场战事。而我们身在此地，在八千英里以外的地方。我们应该改变计划么？我们要不要回去？与之相比，中国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这类坏消息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心理效应：日本人所有的枪炮和炸弹仿佛突然之间变得和蚊虫一般无害。若我们在黄河前线被杀，我们的死亡会像特伦特-伯顿[67]的一桩公共汽车事故一样只具有地方性和毫无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每天的巡回访问还得继续。我们已预约了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小姐。
我们在鲁茨主教府楼上的一间起居室兼卧室找到了史沫特莱，她正沮丧地望着炉火。她那头灰色短发，男子气的下巴，深陷的脸颊，鼓出的明亮的眼睛，真是像极了俾斯麦[68]。“嗨，”她无精打采地招呼我们，“你们俩想知道些什么？”
我们自我介绍后，她就开始盘问我们，带点嘲弄的意味，而不是挑衅的口气：“你们的背景是？”……“你们是左派么？”……“你们写诗？”我们的回答似乎逗得她直乐。她微微颤抖，面带笑容，笑声极轻。她那无畏的深灰色眼睛一直看着我们，带着怀疑的神气。当我们承认我们现在暂住在英国领事馆时，我们得了个很糟糕的评分，我知道这一点；另一次是告诉她我们刚刚拜访过德国军事顾问的时候。“他们现在在搞什么阴谋？”她问。我们申辩说冯·法肯豪森将军完全无可怀疑。“我不信任任何德国人！”史沫特莱小姐大声说，很是激动。
没有可能不去喜欢她或尊重她，她如此地严厉、乖戾、富有激情；对每个人都如此无情地挑剔苛责，包括她自己——当她缩成一团坐在炉火前，似乎一切的苦难、全世界一切的不公义，都如风湿病正令她痛入骨髓。前不久她刚刚遭逢了一场真正的个人性灾难。她最近一次访问八路军期间所写的笔记连同所拍的照片，在中国邮局全都消失无踪。“有很多人，”她议论道，神情很是黯淡，“并不想让它们寄到。”
我们的采访快结束时，她显得温和了些。我想，奥登的不修边幅很让她喜欢。“毕竟，”你可以看到她在思考，“他们可能并没有什么恶意。”“你总是把你的衣服扔在地板上么？”她挖苦地问道。我们临走前，她为我们前去八路军汉口办事处写了一封介绍信。
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沉闷。奥地利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所有人，而官方战事通报中的闪烁言辞引发了厌烦和不安的绝望，令我们的心情很是沮丧。一位近期刚从前线归来的中国记者举行了一个极其专业的战况演讲，我们中途就早早溜了出去。
今天晚上我们拜访了八路军办事处[69]。他们的所在地也在前日本租界，离德国人的指挥部并不是很远。一切看来非常友好和不拘礼节。我们和汉口办事处的代表博古同志谈了十五分钟，在一间空荡荡的小房间里，坐在椅子上，喝了好几杯热水——杯底落了一点茶叶。博古本人也参加了穿越草地进军西北的长征。他看上去身体虚弱，声调柔和而快乐，有点儿斜视。他的动作有些发僵，好像他在外边雪地里呆了太长时间。
博古问我们是否考虑去访问八路军。我们回答说：“不了——已经有那么多记者去过那儿了，还为此写出了很好的报道。此外，旅行所需的时间也超出了我们可能的安排。”博古同意这一点，但建议在我们回汉口后，可以南下去东南前线走走。另一支共产主义者的军队（新四军）在南昌已整编成立。如果我们愿意，他可以提供我们所需的介绍函。我们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3月13日
今晚我们第一次看了京剧。我们是中央社社长萧同兹[70]的客人。萧先生对我们很是友好：他答应送给我们每人一张京剧唱片带回英国。
今晚他们上演的是一出西式戏剧的中国原创版本《宝溪女士》[71]。我们迟到了，偌大的舞台上，宝溪女士正与征讨西凉归来的丈夫相认。
剧场挤满了人。每个观众都笑着，聊着，隔着观众席与他的朋友大声打着招呼。人们不断进进出出。服务员满场跑，送来了热毛巾和茶杯。看样子几乎没有可能听清舞台上的一个字：但显然这无关紧要，因为大家对整出戏都了然于心。恰如奥登所评论的那样，这情形像在意大利教堂里聆听弥撒。
演出非常矫揉造作和仪式化——一种歌曲、芭蕾、童话故事和闹剧的杂糅。服装很华美：大红的、橘色的或绿色的丝绸，绣着奇异的花卉和盘龙。头套有很重要的象征性：指挥军队的将军在头上插着四面旗子，像是军队小礼拜堂里的礼旗[72]；英雄[73]戴着针垫似的插着花翎的冠冕；西凉公主的头发后面拖着极长的孔雀羽毛，如同昆虫的触须。女角由男性扮演——他们的脸经由化妆变成了花花白白的面具。他们的戏袍袖子几乎垂碰到了地面。演员们甩动衣袖来表达愤怒或轻蔑，这是该种戏剧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种种姿势被观众中的鉴赏家们仔细观赏着。帝王戴着长胡子，反派角色化妆成了滑稽面具。几乎没有任何舞台背景；只有一块背景幕布，一些垫子，几把椅子。后台人员倚靠在舞台的后边，在观众完全看得见的地方，偶尔走到前台放下一个靠垫，帮着演员整理戏袍的褶皱，或者送上一碗茶，让刚刚唱完一个高难段落的演员润口提神。在数个世纪的历程里，饮茶已成了演出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他自斟自饮姿态甚美”，就这么评说一个演员。演员们处置那些垫子也表现出很高的灵活性，他们在表现哀求或绝望时就跪在那上面；当他们用不着时，就若无其事地丢还给后台，手腕那么一甩，就像在玩套圈游戏。
有一些口白对话，但京剧主要由五音音域的叙述性唱段构成。乐队就坐在舞台上：有一些打击乐器，一把提琴[74]，某种风笛样的乐器。演唱声细细尖尖的，用鼻音发声；对西方人的耳朵来说，这声音与唐老鸭的嗓音惊人地相似。我们根本分辨不清哪个是表现欢乐的唱段，哪个是悲剧性的唱段，也分不清桥段和高潮段落。然而，尽管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话，观众显然专心品评倾听着乐曲；比如，在某些时刻，他们会突然鼓起掌来，而在欧洲，这掌声通常是听到了极美妙的高音C后才会响起。
我们的主人尽了最大努力来解释这个故事。妇人们甩着她们的袖子。“那些婆娘因为她没有丈夫就看不起她。”宝溪女士口中发出了刺耳的迪士尼影片风格的声音。“现在她将孝道和为人妻的责任视为同一了。”一位将军授命去杀死英雄；他们进行了一场芭蕾般的战斗。出乎我们意料，英雄被打败了。但他赢得了道德上的成功，因为将军忏悔了，还请求他的宽恕。老皇帝，宝溪女士的父亲，被废黜了，英雄继承了王位。他那衣衫褴褛的年老母亲享受了尊荣；反派角色被拖出去砍了头。老皇帝有点儿生气，但最后欣然作出了让步。宝溪女士接过一面小旗，表明她现在已是第一夫人。
3月14日
今天下午，唐纳德先生带着我们去和蒋介石夫人一同喝下午茶。
我们乘上一艘政府专用汽艇，坐在有蕾丝花边窗帘的船舱里，渡江去往武昌。当我们步行登船时，卫兵们都立正敬礼；唐纳德在前领路，穿着黑色阿斯特拉罕[75]衣领的毛皮大衣，看上去很像一位显赫的外交使节。他告诉我们，他的感冒还是让他很难受。
总司令和夫人现在住在以前的省军事指挥部。我们的汽车驶进一个石砌的大门入口，入口两侧画着狮子，转过了一片草地，草地下面，已建起了一个看来很坚固的防空洞，汽车在警卫森严的别墅大门前停下。唐纳德领着我们直接上楼，在一间小起居室里等候，起居室用仿胡桃木贴面，内部布置如同一个英国小客栈。空白的墙上，孙逸仙博士的照片俯看着我们，十字交叉的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作为其装饰。角落里放着一个橱柜，里面放满了刀叉和积满灰尘的香槟杯；一张桌子上，玻璃纸盒子包着一个很大的生日蛋糕，至少有两英尺高。唐纳德告诉我们，昨天是蒋夫人的生日。蛋糕是汉口的妇女界送来的礼物。夫人正准备把它送给难民营里的孩子们吃。
一个仆人拿来了茶具，过了一会儿，蒋夫人出现了。她是个小个子的圆脸女士，着装高雅，与其说是漂亮不如说是很活泼，拥有一种几近可怕的魅力和自信。显然，她知道该如何应付可以想象到的任何类型的访问者。她可以随意变成一个富有教养的西化女子，对文学和艺术有一定认知；可以变成一个技术专家，谈论飞机引擎和机关枪；可以变成医院的督察官、妇女联合会的主席，或是单纯、多情而黏人的中国妻子。她可以很可怕，可以很和蔼可亲，可以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也可以冷酷无情。据说她有时会亲手签署死刑执行令。她英语说得极好，其语调隐约让人回想起她在美国大学所受到的训练。非常奇怪的是，我从没听任何人谈到她用的香水，那是我俩曾闻到的最宜人的味道了。
我们从祝她生日快乐开始了谈话。
“哦，”她微笑着，摇了摇头，其率真尽管有些做作，依然不失为动人，“我希望没人知道……一位绅士会喜欢过生日，女士不会。它会让她想起自己年华正逝。”
我们在茶桌旁坐下。“请告诉我，”夫人说道，“诗人们会喜欢蛋糕么？”
“是的，”奥登回答，“确实很喜欢。”
“哦。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我还以为诗人们或许更喜欢吃精神食粮呢。”
蛋糕极其美味。（我们在想，这是不是唐纳德挑的啊？）夫人她自己没有吃。在她轻松愉快的外表掩饰下，她看来很疲惫，状态欠佳。我们聊到了英国，聊到了我们的旅行，和我们对中国的印象。等我们吃完，她说道：“现在，也许你们想要问我些问题吧？”
我们回答说，我们希望她为我们介绍有关新生活运动[76]的情况。
在香港，我们对这个奇特的道德改良运动的初步报道已有所耳闻，总司令和他的妻子在四年前发起了这一运动——而他们很不顺利。这个运动，加之警察令人不快的威逼恐吓，看来自负而伪善。在北京曾展出过一件连衣裙的样品，标明了贞节女子衣服袖子的正确长度。在西安，一个年轻的英国旅行者因为在户外抽烟斗而被当街训斥。有些人被强制性地洗牙。在内地城市，有谣传说男女混杂一起散步也被禁止。
（这种公开的性别隔离，在中国自然也不是什么新奇之事。时下一个香港学生在其散文中对此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描写：“在孔夫子的年代里，鲁国的一切事情都有条有理。寿衣质料上佳且非常厚实。男女各在街道两边分开行走。”）
广州市长曾先生所说的话更让人放心些：“新生活既不会低于也不会超越人类天性。”可迄今为止，我们遇到的每个人，中国人和欧洲人，对运动本身所扮演的真正角色看来都有点茫然。夫人现在两手交叉，目光低垂看着桌面，开始发表一个对她而言显然很熟悉的讲话。她告诉我们，数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被一个专制阶级所统治。因此，当中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他们对于如何自律所知甚少。那些守护古老帝国秩序的官员拥有一整套明确的道德准则，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承认它的约束力——然而他们常常无法将它付诸实施。这个道德准则已同他们一起消亡，继之而起的混乱时期，极易成为滋生共产主义宣传的温床。为此，总司令于1934年，在南昌的一次讲话中开始倡导新生活运动。按照夫人的说法，共产主义者在江西省造成的荒凉景象和为农民做些事情的急迫心情，促使总司令采取行动。
（在其他地方我们听到过一个有所不同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当南京政府镇压共产主义者时，它仍然不得不正视共产主义宣传在普通民众中间的影响，民众已开始尊重他们，并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根据这个观点，新生活运动是与共产主义者的经济与社会改革纲领进行较量的一个直接尝试，以倒退到孔夫子的学说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影响。某种意义上，夫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她说：“我们给予人民的东西，共产主义者许诺了却无法履行。”）
新生活运动基于四个伦理道德[77]的实践：礼，即理性，义，即人们外在的正当行为，廉，即道德上的判断，以及耻，即良知。它旨在逐步灌输人民以公民责任和社会服务的理想。派出了志愿者去检查行政系统的腐败，清扫城市街道，以及广泛提高公众健康的标准。医院和救济所已纷纷建立。麻将和抽鸦片已被禁止。政府官员也不允许去逛妓院。
我们不得不承认，夫人让所有这一切听上去切实可行又合情合理：“对欧洲人来说，我们所提倡的行为正当的美德可能看起来相当可笑。但中国已经忘了这些东西，因此它们很重要。”我们转述了我们听来的关于改革者行为过度的传闻故事，她承认说这些情况很可能相当真实。运动的某些追随者太过愚蠢和热心，被成功冲昏了头脑；但政府确实没有鼓励他们这么做。
我们问她，在战争结束后，政府是否准备与共产主义者合作。夫人回应说：“问题不在于我们与共产主义者的合作。问题是：共产主义者会与我们合作么？”“今天我和两个女共产主义者一起吃了午饭，”她补充说，“我告诉她们：只要共产主义者希望为中国而战斗，我们就是朋友。”
我们道完别正要起身离开房间，一个军官跑上楼来。是总司令本人。我们几乎不可能从眼前这个谢顶的、面和目善、眼睛黑亮的男子，认出新闻短片里那个披着斗篷、腰板挺得笔直的人物。在公开和正式的场合，蒋近乎是个阴险的怪物；他犹如某种幽灵虚弱而面无表情。在这里的私人场合，他显得和蔼而腼腆。夫人领着他走到阳台上，挽着他手臂，摆好了姿势，因为还有一张照片要拍。照相机镜头里，他明显绷紧了身体，像个被罚站的学童。
回汉口的路上，我们讨论着新生活运动和蒋政权。中国能被清扫干净么？奥登本人就是个对抗强制卫生措施的老手，对此相当怀疑。我们大笑着想象起这样的画面：蒋和他的夫人，还有唐纳德，坐着飞机在国内疯狂地飞来飞去，在一个城市清除排水沟，在另一个城市给衣服扣上纽扣，在第三个城市里创办了一间沙眼诊所。在他们刚结束此行的同时，第一座城市又已脏污不堪，而第二座城市的衣领早已经解开了。
“只要你希望为中国而战斗，我们就是朋友”。夫人如此对共产主义者说。很可能是这样。但她所说的“中国”是指什么？这个战斗难道仅仅是一场“苦力们”的战争，而保家卫国，难道只是为了让夫人自己所属的宋氏王朝的统治得以延续，为了一小撮无所不能的银行家么？蒋本人有长期镇压共产主义者的记录，他究竟能否与诸如毛泽东、周恩来这样毕生致力于工人斗争的人建立长久的联盟呢？这确实很难让人相信。
尽管如此，只要这场战争持续下去，不能否认蒋的领导对中国来说仍然必不可少。而夫人本人，尽管整个人有点矫揉造作，无疑仍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人物。有个和她有关的故事让我们特别欣赏。几个月前，日本人提出了一些极其厚颜无耻的和平条款；他们的提议要通过一个中立国的大使来居间转达。大使来赴茶会，发表了他事先准备好的讲话。一阵让人尴尬的沉默。略感窘迫的大使补上一句：“当然，我只是给你们传递这个消息，不带任何评论。”夫人看着他，很平静地说道：“我当然希望如此，”随后，展现出了她的全部魅力，“告诉我，你的孩子们还好么？”这是日本人所曾收到的唯一答复。
3月15日
今晚，我们正步行回家吃晚饭的时候，空袭警报声开始尖叫起来。最响亮的一个警报器，在河对岸很远的地方咆哮着，声音活像一头生病的母牛。领事馆积雪的花园里，那些光秃秃的树木看似长满了黑色的树叶；但这些树叶其实是乌鸦，此刻，这些受惊的鸟儿直直地飞上傍晚橘色的天空，四处飞绕盘旋着，交织出种种巨大而复杂的图案。警察开始清空街道，催促黄包车夫赶快躲进门楼和门廊寻找掩护。那些被丢弃的黄包车，如同跪倒的骆驼，沿着荒芜街道的阴沟排成一行。这是个严肃而不安的时刻，仿佛即将发生一次日食。
我们和领事以及其他几个人，一起爬上了坐落在滨江大道、紧邻英国领事馆的美国银行的屋顶，那是汉口最高建筑物之一。电流已被切断，电梯于是不能用了，我们只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摸索着爬上一段又一段楼梯。屋顶上很明亮，因为短暂的黄昏已过去，月儿正圆。
璀璨的月光照亮了扬子江和整座黑漆漆的城市。街道空空荡荡，一片死寂，只是在一辆载着士兵或急救人员的卡车在街角发出尖利的刹车声的时候，才将这寂静打破。警报已响了第二遍——预告空袭飞机正飞越内部危险区域，距离汉口二十分钟以内的飞行航程。现在它们随时都会到来。
停顿了一会。然后，自远处，低沉的轰鸣声正逼近，轰炸机刺破了黑暗难以觉察地一路飞来。市外郊区的飞机场附近，炸弹落地发出了沉闷的轰击声。探照灯的光束如圆规般纵横交错地标出了无数小点；突然间，它们出现了，六架一组在高空贴得紧紧地飞着。仿佛一台显微镜戏剧性地将一个致命疾病的细菌捕捉于其焦点之上。它们飞了过来，明晃晃的，看去那么小，如此可怕地侵入了这个夜晚。探照灯划过天空紧跟着它们；枪炮声大作；曳光弹对着它们升腾而起，很快又无望地下落，就像是慢镜头中的火箭。冲击波令你屏住了呼吸；屋顶上，我们身边的观看者发出了轻声惊叫起来，喘着气：“看！看！在那儿！”此情此景就像贝多芬乐曲般宏大而惊人，却如此背德不义——它是挑衅整个宇宙的某种恶行，是对整个自然界和整个地球的凌辱。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感到害怕。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像条鱼在扑腾着。如果你仔细看，当日本飞机还击时，可以看到榴霰弹射出的暗红色火焰和大团邪恶的红色闪光。飞机场上空，烧起来的机库在爆炸声中升腾起一个巨大的深红色的火球。十分钟后，一切都结束了，飞机已飞走了。
“今晚恐怕我们表现得不太好，”当我们磕磕绊绊地走下楼梯时，一个英国海军军官说。“它们看来好像干掉了主队的地面飞机。”
他是对的。我们后来听说六架中国战机还没来得及升空，就被摧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