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为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学说也称洛学，当时的影响，仅仅局限于中原一带。而朱熹诞生时，理学已在福建，特别是闽北有了广阔的“市场”。这主要归功于一批过渡性人物的传播与弘扬，后人常常提及的闽学先驱主要有三人——将乐人杨时、沙县人罗从彦、延平人李侗，因他们的出生地皆属当时的福建南剑州，也就有了“南剑三先生”之称。三人中最早携理学入闽的开创性人物为杨时，据说他在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学成辞归，老师出门相送，不由得说道：“吾道南矣。”程颢说出这么一句带有预言性且常被引用的话来，说明他的确具有哲人睿智的穿透性目光。中原长期都是专制正统控制最严、浸染最深的地盘，理学一时难以立足，而福建在唐以前还属化外之地，进入宋代，福建士子虽在多次科举考试中有着出色表现，但就整体而言，文化的深度与广度与中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程颢对自己创立的学问经由弟子在福建的传播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与此同时，金兵日益紧逼，北宋积贫积弱，中原眼看就要沦为敌土，文明的重心将发生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南移，那时的福建，传统文明与新的学说融汇一体，可以预见的是，将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滚滚洪流。
作为程颢的得意门生，杨时回到故乡闽北，到他83岁高龄辞世之时，长期收徒讲学，门生达千余之众，被后世誉为闽学鼻祖，罗从彦、朱松、刘勉之、李侗等人都是他的得意门生。朱熹正是站在这些前辈的肩膀上，以恢弘的气势、超拔的气概、包容的大度，构建了朱子学说，丰富、完善、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福建理学，即闽学。其实，与朱熹闽学多次论辩的陆九渊心学、张栻湖湘学以及吕祖谦的婺学等，都属理学流派，只是不同的分支罢了。
朱熹闽学不仅继承了二程洛学，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也进行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总结，集诸儒之大成，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创新，被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中称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具体而言，朱熹的闽学，以传统儒学的伦理为本位，有效地吸收佛、道文化优长，去除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思想文化不相吻合的宗教成分，将儒学道统体系化、儒家思想哲理化、儒家经学义理化、儒家学说大众化，融儒、道、佛三教于一体，构筑起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新儒家理论思想体系。
在此，我们不得不强调的是，朱熹剔除佛道中的宗教成分，并不是真正地废除宗教。他反对宗教中的形式与仪式，反对宗教的社会化，却吸收了佛教与道教中的禁欲主义与虔诚精神，将社会宗教化，建立起一种以理学为核心标准的准宗教或新宗教。
若论早期理学家的最高哲学范畴，周敦颐的是“太极”，张载的名“太虚”，程颢、程颐的称“理”，又叫“天理”。作为二程洛学的四传弟子，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最高范畴则直接借用了他们的理，他将理又名为道、太极、天理；理之下，便是阴阳，也称气；由于气的不断运动变化，所以形成了人间生生不息、丰富多采而又千差万别的现象世界。由理下推为气——万物，上推则为万物——气——理，由此构成了朱熹哲学体系的内在联系模式。他认为理是独一无二、寂然不动的，是万物的本原与法则，是先在的超感觉、超时空的绝对，是伦理道德的准则，是一个纯然绝对、远离尘世、洁净广阔的世界，理借气而存在，因万物而展开。
为使理——气——物——理的内在逻辑结构在整体上达到贯通圆融的效果，朱熹提出了“理一分殊”、“理之流行”、“太极动静”、“道之流通”等理论与命题，其中的“理一分殊”实为朱子学说之骨架。
朱熹曾对“理一分殊”阐释道：“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现实存在的分殊现象，就是理，就是本质。万物的存在就是现象，现象本身就是理，理是一切现象的总和，正所谓“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对此，朱熹进一步解释道：“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用之不一……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具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若用现代哲学观点对“理一分殊”进行解释，那就是理是人的意识，自我意识渗透于存在之中，存在的现象是多维多层的，理也只有在这林林总总的存在现象中得以体现。
有了“理一分殊”，自自然然就引出了朱熹的方法论——“即物穷理，格物致知。”万物无不折射天理，通过对物质的剖析、理解，即可获得渊博的知识及对世界的正确认识。“格物是物物上穷其理，知致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是零的说，致知是全体说。”然后，再过渡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百科全书式的巨人，朱熹学说博大而精深，除独特的哲学思想外，还有政治学、心性论、道德论、伦理学、经济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自然科学思想、美学观、历史观，等等等等。这些学说、思想、观点全部围绕理——气——物——理的哲学逻辑结构展开，比如具有理的性为“天命之性”，理与气相杂的性叫“气质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也即理与气的关系，构成了朱熹的心性论；理是没有“物欲”的“道心”，气是具有“物欲”的“人心”，由此形成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论；夏商周三代，天理流行，属王道政治，此后则“人欲横行”，谓霸道政治，王霸之辩构成了朱熹的历史观……
只要我们理解朱子学的基本特征是将伦理上升、超拔为本体的高度以重建人的哲学，理解了朱熹哲学思想中“理——气——物——理”的内在逻辑结构，“理一分殊”的核心骨架，“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于朱熹理学就可勾勒出一个较为明晰的轮廓，窥一斑而见全豹。
当朱熹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眼前时，他是一个伟大的巨人。
他悠游于山水之间隐居沉思，苦苦经营、构建自己的理学大厦，所达到的深度、广度，在中国古代思想上无人能出其右；其著述之多，门类之广，不仅在古代学人中首屈一指，即使后人也无法望其项背，他的著作主要有《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通鉴纲目》等70多部，460多卷。朱子理学为传统儒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使得儒学在与佛、道的竞争中日渐占居上风，由衰疲的低谷回复到原先的主宰地位。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朱子学的创新，他那严谨的逻辑、深刻的理论及对认识论的发展，使得中国哲学的思辨水平及思维能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朱熹经常运用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义理思维、象数思维、辩证思维、整体思维、类推思维，对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理想人格、理想社会的追求，以道义为标准的价值取向及“中为贵”、“和为贵”的原则标准，积淀在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他排除宗教神学倡导人文精神，控制感情注重理性自觉，强调道德修养与道德自律，去私欲重责任，这些都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教育家的朱熹，也是成就卓著，声名远播。
他授徒讲学，足迹遍及福建、江西、安徽、湖南、浙江等地，特别是留在庐山白鹿洞书院与长沙岳麓书院的坚毅身影与自信声音，仿佛穿越了漫漫时空，影响至今。无论外出讲学，还是为官从政；也不论走出多远，时间多久，朱熹最后总得归返武夷山，只有这里才是他真正的“大本营”。陶醉在绵延起伏的青山与碧波荡漾的绿水间，朱熹可以忘却一切荣辱，可以在沉思冥想中与自然融为一体，可以回归本真达到圆融无碍的天人合一，可以尽情地发挥、宣讲、传授自己的心得学说，通过无数弟子的传播将日渐完善的朱子学说如种子般撒向中华大地……
在武夷山灵动的山水间，我见到了一个自然率性的朱熹。
武夷山誉为道南理窟，实乃名不虚传。先于朱熹的闽北理学家在此点燃了薪火，经由朱熹的发展、完善，构建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完整体系。为使学说发扬光大，朱熹广收门徒，聚众授课，他在闽北的讲学基地主要有三处，按所建顺序，分别为建阳寒泉精舍、崇安武夷精舍及建阳考亭。那些冲着真理而来的八方学子，有姓名可考者511人，著作问世者68人，仅武夷精舍培养的著名学者就有43人。正是这些门生的努力，使得朱子学传遍福建，成为名副其实的闽学，然后又由一门地域性学说上升为具有广泛性的显学，超越于其他所有学说之上，主宰中国思想、学术地位长达700多年之久。
朱熹的教育是成功的，他的人格魅力、精深学说得到了广大学子发自内心的尊崇与信奉。他一生创办书院27所，门生数千人。朱熹死时，理学仍被朝廷视为“伪学”遭到禁绝，作为“伪学魁首”的他，在世俗社会特别是势利者眼中，是一位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然而，他的死却深深地牵动了遍及四面八方的学徒门生，他们决定聚集在信上之地，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会葬。当权者获悉，采取种种手段严加防范。尽管如此，朱熹下葬于建阳县九峰山大林谷时，仍有近千人前来奔丧祭奠，《宋元学案补遗》则说“会葬者六千人”。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县的一个更为偏远的山谷之地，又有统治当局的禁绝与防范，一下子涌出近千人或六千多人，该是一种怎样的声势与威力呵！
相比之下，作为朝廷官员的朱熹，则基本上是失败的。
关于朱熹从政，据今人高令印考证，“朱熹任同安县主簿三年，知南康军二年，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九个月，知漳州一年，知潭州二个月，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四十日，累计方逾七年。”也有资料说他“仕于外者”不是七年，而是九年。当我核对有关资料后，发现这两年的误差出在同安主簿之任上，有写三年，也有说任期五年的。不论从政的累计时间是九年还是七年，与他长达近50年的从学经历相比较，显然是短而又短了。朱熹做学问给我的印象，大有一种游刃有余的潇洒，哪怕与论敌辩争，也表现出一定的风度与大度，并且最后获胜的总会是他。然而，他在为官从政时，则屡屡受挫。一旦遭受挫折，朱熹总是回到山青水秀的武夷山舔舐伤口，在学问中找回迷失的自我，找回“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自信。
朱熹18岁贡于乡，19岁中进士第，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秋天赴同安县担任主簿时还只有23岁。南宋时期，土地集中、贫富分化十分严重，朝廷决心予以整顿，于是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正经界运动。所谓正经界，就是勘查田亩、丈量土地，扭转隐田漏税、赋税不均的社会弊端。同安的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而推行经界却在汀漳泉三州遭到了豪右势力的强烈反对。朱熹以区区同安主簿之职，不顾上司停罢经界的禁令，在县令陈元滂的支持下，自行清查版籍田税，多少收到了一定的实效。然而，随着全国各地正经界运动的由盛而衰、纷纷“中辍”，朱熹欲将经界推行到底的愿望不得不以落空或者说失败而告终。美好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往往一败涂地，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古代真正文人从政不得不面临的尴尬而悲惨的命运。推行经界不成，朱熹亲眼目睹百姓苦难，上书减免赋税，也得不到上司的半点反应。又将精力转向整顿吏治，结果更是触动了不少权贵的既得利益，遭到明里暗里的掣肘与反对。历经五年（一说三年）宦海沉浮，面对江河日下的南宋封建衰世，朱熹不得不仰天长叹，自甘退避深山。
此后几次为官，也是浮沉不已，或罢官遭贬，或主动离职，多则一年，少则一两个月。好在朱熹并不汲汲于事功，也就没有失职后的失落，而是重拾理学，以更加饱满的激情与力量，寻找另外的济世途径——通过理学良方救治衰疲的社会与颓败的世风。
然而，当朱熹将自己设计的一整套理想方案付诸实践与实施时，我们发现，此时的朱熹，不禁陷入一种无法逃避的悲哀之中。
书斋里的设计，大脑中的想象，推导出的理论，不论它们多么理想多么完美，总与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一旦施行，也许会沿着理论家、学问家、设计家的相反方向运行。
朱熹由天理推导人伦，以伦理推导一切，强化宗法伦理道德：“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认为三纲五常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性、永恒性与普遍性，将其提高到形而上本体的天理高度，用来说明现实社会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使之成为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的最高准则。
我从不怀疑朱熹那崇高的道学人格，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壮语与豪迈情怀下，为“穷理”而奋斗终生。只要一有机会，朱熹就会将他由天理而推导出的一套理论抛向社会：在近百封奏札里，他运用“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则评议朝廷得失：在为官从政的日子里，也是念念不忘将其付诸实践。而换回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却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