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今早醒来后，我想起了过去的一幕。十七岁生日那天，我沿着麦迪逊大道大步前行，急着去见男友。
我能感觉到小女孩的那股兴奋劲，那股期待劲。那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十七岁。
但我已经不是十七岁，而是九十一岁了。
我再也不能迈开大步，再也不能匆匆前行。那时，我不知道，如果人活得足够久，竟然会连这些小事都做不到。十七岁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也没有想过这个。我知道“老去”这种事会发生，但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也许那是因为，我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从小就缺父少母，也没有兄弟姐妹。我没有经历过从生到死的循环。
对于活到九十一岁，我的第一反应是惊讶。怎么这么快？我真的准备好了吗？
既然已经九十一岁了，那就意味着我接近了人生的终点，在世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能英勇无畏地冲过终点，给挚爱之人留下美好回忆，离开人世后还能给予他们力量吗？
直到今年染上流感、患上哮喘之前，我都坚信美好时光还在前面等着我。上帝保佑，我这辈子都活得健健康康的。发现自己竟然躺在担架上，被救护车送往纽约医院，我一时间惊呆了。三十七年前，你爸爸怀亚特·库珀就是被救护车送往纽约医院，在那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
得哮喘的感觉简直糟透了，就像被止血带缠住了喉咙。你会喘不上气来，感觉近乎窒息，忍不住想：“难道一辈子就这么结束了？这就是我的死法？噢，上帝啊，行行好，我还不想死呢。”没错，全是些陈词滥调，可是千真万确。现在我明白了，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只要拥有健康，你就能独立自主，掌控人生。病魔会攫取你的灵魂，让你时而充满希望，时而沮丧失望，担心自己永远不会好起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我都将不复存在。我孤苦无依，独自面对这个终极事实。
我还有好多事没做完呢，身体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背叛我？你懂的，背叛你的不是年纪，而是身体。随着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你的精力会渐渐流失。最后，你会只关注自己的健康，关注身体的每个变化，每处疼痛。你会把时间浪费在看医生上，而不是用于工作和生活。
你知道英国诗人阿尔加侬·查尔斯·斯温伯恩的那首诗吗？
抛开生命的痴恋，
舍弃希望与恐惧，
谨以简短的祈祷，
感谢冥冥的上苍；
所幸生命有尽期，
逝者长眠不复醒，
纵使河川长逶迤，
终将安然入海流。
时光将引领我们往何处去，答案人人心知肚明。人生道路的终点并非机密。我们手牵着手，以蜗牛的速度缓慢前行，步履不停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终点走去。
死亡。
在日记里写下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在纸上留下了一团污渍。你无法否认，也无法逃避。我越是努力擦拭，那团污渍就越明显。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像它这么真实可靠，这么确凿无疑。死亡就像出生一样不可避免，它是我们为出生付出的代价。
至于我们会怎么死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要是身患绝症，我们可以选择自行了断。但在内心深处，我始终坚信，自己会在睡梦中安然逝去。
我还有个模糊而疯狂的幻想，希望死亡不会降临在我身上。我这种不靠谱的乐观精神，大概是从外婆劳拉·戴尔芬·基尔帕特里克·摩根那里继承来的。我一直喊她“姥姥”。她的遗嘱里白纸黑字地写着，她下葬前四天，要请两位修女轮流守着她敞开的棺木，确保她没有突然睁眼，确保她真的死透了。
不管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我都心知肚明，总有一天“你”和“我”都将不复存在。等那一天到来，我们都将被抛进无尽时空，再也无法回头。
不过别担心，我的病已经见好了。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飞上了几千亿英里外的冥王星，就是科学家派出航天器给它拍照的那颗矮行星。简直是小意思。
子：摩根太姥姥让修女在她的棺材旁边守上四天，确保她真的死透了？我都不知道还能找修女来做这个呢！
我没法想象活到九十一岁会是什么样子。我还有几个月才四十八岁，但直到现在都没法接受呢。我以前没告诉过您，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最多活到五十岁，因为爸爸就是这个年纪去世的。
医生反复向我保证，我会健健康康活过五十岁，但我一直半信半疑。觉得自己最多活到五十岁的好处在于，这会激励你在年轻时多做点事，我是打算这么做的，但现在“长命百岁”的前景让我对之前的计划不确定了。
显然，我没能继承摩根太姥姥的乐观精神。我知道，您小时候跟她很亲，但除此以外，我对她基本一无所知。
我一直挺好奇的，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您从来没说起过去的经历。我和卡特六七岁的时候，已经对爸爸的童年经历了如指掌，知道他是在密西西比州小镇奎特曼的农场里长大的。他经常说起他的兄弟姐妹，还有他们大家庭的故事。他跟我们说过他和父亲的纠结关系，还有他跟故乡的紧密联系，但您从没提起过您的家人。您是觉得提起这个话题太难吗？
母：我从没想过跟你或卡特说起我的童年。我的早年生活混乱不堪，充斥着奇闻异事和毫不真实的细枝末节，要想把它们有条理地讲出来，就像要把弗兰兹·卡夫卡的《审判》（The Trial）和桑顿·怀尔德的《我们的小镇》（Our Town）凑到一块儿。
况且，除了给你们说些有趣的故事，你爸爸还能用别的东西展示童年——他是个伟大的摄影师，拍了好几百张照片，可以用来解释他提到的人和事。那些照片里的人盯着相机，个个素面朝天，毫不忸怩。我不禁想到，要是他们知道我的童年有多混乱，会对我怎么看。
当然了，我跟你爸爸讲过我的经历。但试图解释那种种感受，只让我觉得疲惫不堪。那些感受都浮于表面，没有直击内核。
如果给我深爱的男人解释起来都这么难，那我要怎么解释给自己的孩子听？
我一直不习惯跟别人谈论我的想法和感受。我小时候，大人不常跟孩子沟通。我需要时间，分析自己周围发生的事，弄清别人做事的动机。我小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背后的动机。
我第一次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大概二十七岁。我坐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对他说：“我来了，但有一件事我不想聊——我母亲。”
这当然挺可笑，因为这才是我想聊的东西。从许多方面来看，我当时仍然对母亲充满恐惧。老去的好处在于，这种恐惧现在已经消失了。
后来，我换了个心理医生，从他那里获得了奇妙的体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服用致幻剂LSD被视为一种神奇的新疗法，能让患者深入潜意识中尚未被发掘的区域。医生问我想不想在他的监督下试一试，我急切地答应下来。
直到今天，那次体验还让我记忆犹新，似乎它就发生在几小时之前。
我发现自己回到了1925年，变回了小婴儿，躺在纽波特我父亲家里的婴儿床上，他则奄奄一息地躺在隔壁。我听见脚步声穿过走廊，房门打开又关上，人们大声呼喊。那是个夜晚，我知道某些可怕的事即将发生。我相信，只要我能逃出婴儿床，跑到爸爸身边，就能阻止那件事发生。但我仰面躺在黑暗之中，紧握双拳，什么也做不了。
突然之间，周围安静下来。我的房门开了，走廊的灯光映出两个人影，我亲爱的保姆朵朵，还有我父亲的母亲——我的祖母范德比尔特。她们站在那儿，脸凑得很近，在一片寂静中窃窃私语。我哇哇大哭，扒着婴儿床的围栏站起来，仍然相信只要我能跑到父亲身边，就能把他救回来。朵朵伸手抱起我，轻轻摇晃，祖母拍了拍我，但我仍然大哭不止。不过，她们没有把我带去父亲身边。我被泪水噎住了喉咙，什么也说不出来。
服用致幻剂的体验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它让我在经过十五年的疏离后跟母亲和解，开始把过去零零碎碎的经历拼凑到一起。
***
在你接着往下读之前，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妈妈的家族背景，好让你理解她提到的一些事。其中许多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我不得不翻查历史书，因为她从没对我提起过。
我母亲1924年生于一个豪富之家，全名葛洛莉娅·劳拉·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家族中第一个抵达美国的人叫扬·埃特森。他是个契约仆人，为了逃离欧洲的贫困生活，1650年来到位于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定居点。他在斯塔滕岛上安了家，他的子孙后代在那里住了近一个世纪，直到扬·埃特森的六世孙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彻底扭转了家族命运。
科尼利尔斯十一岁辍学，到父亲的摆渡船上打工，在斯塔滕岛和曼哈顿岛之间运送乘客和货物。十六岁的时候，他开着一艘二桅小帆船在曼哈顿附近水域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科尼利尔斯是个精明的商人，最后进入了汽船航运业。
他为人节俭，工作起来不知疲倦，通过购买房地产和铁路线不断扩展他的商业帝国。他把购买的铁路连接起来，创建了纽约中央铁路。他1877年去世的时候，已经是当时最有钱的超级富豪，身价超过一亿美元，相当于今天两千多亿美元。
我的外祖父雷金纳德·克莱普尔·范德比尔特是科尼利尔斯的玄孙。二十一岁的时候，他从家族信托基金中继承了数百万美元，但并没有继承科尼利尔斯的工作理念。雷金纳德热爱马匹、赌博和酒精。他1925年死于肝硬化，时年四十五岁，当时我母亲才十五个月大。
我的外祖母葛洛莉娅·摩根是雷金纳德的第二任妻子，是他去世前两年嫁给他的。她生下我母亲时才十八岁，对做寡妇或是做家长都毫无准备。
跟当时的许多富家子女一样，我母亲被交给了保姆照顾。那个保姆名叫埃玛·凯斯利奇，但我母亲一直喊她“朵朵”。她是我母亲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人。
***
在成长过程中，你不会怀念自己从未拥有的东西，但终其一生，对于你从未拥有的东西，渴望是无可避免的。
——苏珊·桑塔格
母：小时候，你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家庭与众不同。因为你没有参照物。长大以后，你才会发现，自己的成长经历跟别人不一样。
我十五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我没有关于他的记忆，也没有想到过他。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孩子没有父亲绝非常事。他一直是相框里的一张照片。我渐渐长大，开始对他感到好奇。但除了朵朵，没人提起过他的名字。
朵朵告诉我，他“很有魅力”，喜欢马，但也仅此而已。他爱我吗？我没敢问，她也从来没说过。
后来，等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朵朵给了我一枚蓝宝石戒指。她说，我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我父亲给了她这枚戒指，说：“收好，等葛洛莉娅长大了给她，她会喜欢小首饰的。”
对，他说得没错。
我激动极了。这是他留下的讯息，是我期待已久的暗示，说明他真的爱我。但这个故事有点奇怪，不像真的。后来，我把戒指拿去投保，才知道上面的蓝宝石是假的。
我父亲是个酒鬼。也许在某个自我膨胀的时刻，出于某种多愁善感的冲动，被某些朦胧的幻想蒙蔽了双眼，他找到朵朵，给了她这枚戒指。但如果是这样，戒指从哪来的呢？
我什么也没跟朵朵说。戒指可能是我父亲给的，也可能是朵朵给的，是她善意的表示，向我证明父亲真的在乎我。
你出生后不久，我和你父亲住在六十七街的时候，不幸遭遇抢劫，那枚戒指和其他首饰一起被偷走了。我再也没见过它。
子：您常常引用女作家玛丽·戈登的一句话：“缺少父亲的女孩会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但没有什么是安全的。”
我一直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这跟您有什么关系。现在我明白了。我觉得缺少父亲的男孩也是一样。我当然会觉得，这句话也适用于我。
如果你从小失去父母，童年的幻象就会消失。神秘的面纱被掀开了。你知道坏事会发生，再多的哭泣和拥抱也不会让一切好起来。一切皆有可能，但没有什么是安全的——美好的事物是这样，丑恶的事物也是这样。
同样是十岁那年，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学到了这一课。您遭遇了上头条的监护权大战，我则遭遇了丧父之痛。爸爸去世后，我完全变了个人，不再是原来的我，也不再是我本该成为的那个人了。我想，监护权大战尘埃落定后，您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
爸爸去世后，我缩回了自己的“壳”里，不愿跟别人打交道。等从“壳”里探出头来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变了样，变得更安静，也更严肃了。我变成了周遭世界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感到安全。
母：“我怀疑，缺少父亲的女孩容易陷入狂热的迷恋。由于在成长过程中没人保护，无法在熟人身上看到权威形象，她们只能通过英勇、绝望、极端的行为获得满足。缺少父亲的女孩会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但没有什么是安全的。”
这是玛丽·戈登的小说《有女为伴》（The Company of Women）里完整的说法。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我人生的根基。它能解释我无意中采取的许多做法。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人生抉择是基于这个做出的。即使到今天，我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情况仍然没有改变。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清楚缺少父亲对我的影响。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如今，一切都清晰明了。回首往事，我一次又一次发现，我做出的决定、追随的冲动、爱上的男人，全都源于父亲的缺席。
我常常幻想，父亲给我留下了一封信，或是许多封信，会在我人生中的关键时刻交到我手上。我至今心存希望，等着那样一封信出现。
子：真有趣，您幻想他给您写了信。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也抱着同样的幻想，想象会收到爸爸写的信。这也许听起来挺傻的，但直到今天，每当看到一大堆待拆信件，我都会忍不住这么想。这每每让我悲从中来。
我一直心存希望，认为他确实写过这么一封信，会解释所有我想了解的关于他的事，所有我希望他有时间告诉我的事。
几个月前，我给您发了封邮件，里面是他1976年接受公共电台采访时的录音。钟楼电台修复了那段录音，发布在了网上。
我坐在办公室里，突然听见桌上的音箱里传出他的声音，那种感觉真奇怪。那是我十岁以后第一次听见他的声音。他听起来并不像我记忆中的样子。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我压根听不出他的声音。他在聊我和卡特，还有我们父子间的亲密关系。我忍不住心想，不知他看见现在的我会怎么想，如果他还在世，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是什么样。
他在我的生命中只存在了一小段时间，但我没有一天不会想起他，没有一天不在思念他。直到今天，失去他的痛苦还是那么强烈。我至今还能感觉到，他骤然离世带给我的愤怒。那是十岁男孩突然发现“一切皆有可能，但没有什么是安全的”的时候，那种毫不理智的愤怒。
母：虽然你早早丧父，但在你十岁以前，他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据说，虽然人的大脑在二十岁前并没有发育成熟，但生命中的头七年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你爸爸为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给了你他从一出生就感受到的家庭纽带。
这些是我没法给你的，因为我自己就没感受过。我跟任何人、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纽带，只有来自往昔的小小纪念品——我父亲的烟盒、我母亲的画笔，还有镶在相框里的全家福。这是我属于某个家庭的唯一证据，虽然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
如今，你来探望我的时候，我会把这些东西指给你看。这是我在用自己的方式给你讲述我的人生经历。因为我常常希望，朵朵、姥姥和其他人会用这种方式给我讲故事。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故事，这些纪念品是故事的一部分——这是我的故事，也是你的故事，因为你是我儿子。
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正看着父亲的一张照片。那个我根本不了解的男人，就镶在我桌上的银色相框里。我不止一次给他写信，想象把它塞进瓶子，紧紧封牢，穿过几个街区，走到东河边，然后抡圆胳膊，把它扔进滚滚急流之中。
哦老爸，可怜的老爸，老妈把你挂进衣橱里，我好难过
——美国剧作家亚瑟·寇皮特创作的一部话剧的标题
爸爸：
写下这两个字的感觉真奇怪。毕竟，我是在给一个陌生人写信。我十五个月大的时候，您就离开了——您别无选择——这一点我很清楚。不过，您还是离开了，只留下一张照片让我“倾诉烦恼”，就像欧文·柏林歌里唱的那样。这算哪门子的安慰？照片里是个陌生人，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柔弱的婴儿，生怕失手把她摔伤了。
这么说对您不公平？当然没错，但当我想发泄挫败感的时候，这张照片是我手里唯一实实在在的证据。我很愤怒，因为我刚出生没多久，您就不在了，只留下我默默沉沦，像一艘没舵也没帆的小船，不知要去往何方，才能找到安全的港湾。
不管读到这封信的是谁，你也许觉得父母双全是理所当然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幸运——拥有父亲或者母亲。虽然我听起来似乎对父亲很生气，但其实我痴迷“父亲”这个概念，花了大把时间想象他会多爱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让年长的男人爱上我，以此证明这一点。
爸爸，您喜欢马。有好些年，我也装作喜欢它们。直到我学习跨越障碍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才想：就算我不骑马了，您还是会爱我的。于是，我再也没有骑过马。不用再继续装下去了，让我长出了一口气。我放手了，再也不刻意讨您欢喜了。对我来说，您已经不在了。您过去没有陪在我身边，今后也不会出现在我身边。
爸爸，我不得不放手了。我好伤心，好难过，把您挂进衣橱里，我好难过。
直到今天，我们父女俩的合影还摆在我的梳妆台上。它再也不会让我难过了。尽管关于您的一切，我就只拥有这么多，永远也不会增加了。
“黑暗已足够明亮。”
您的爱女葛洛莉娅
***
雷金纳德·范德比尔特继承了数百万美元财产，但到他去世的时候，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他负债累累，没给妻子（也就是我的外祖母）留下几个钱。不过，有个价值五百万美元的家族信托基金是专为雷金纳德的子孙后代设立的。他去世后，这笔钱将由凯瑟琳·范德比尔特（他前一段婚姻留下的二十一岁女儿）和十五个月大的我母亲平分。不过，我母亲必须年满二十一岁才能收到属于她的那一份。
由于我的外祖母葛洛莉娅·摩根·范德比尔特当时年纪尚轻，尚不足以成为我母亲的合法监护人，信托基金交由纽约遗嘱检验法院的詹姆斯·弗利法官托管。我的外祖母每个月会收到四千美元的津贴，弗利法官允许她搬去巴黎，跟她的双胞胎妹妹塞尔玛、她们的母亲（摩根太姥姥）、我母亲和她的保姆朵朵同住。
***
母：父亲去世后，母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他，也没提过范德比尔特家族。她急匆匆离开纽波特，把我、朵朵和姥姥带到了巴黎。在巴黎，我们跟我母亲的双胞胎妹妹塞尔玛一起住在查尔斯弗罗奎兹大道。我们有栋豪宅，朵朵、姥姥和我住一层，我母亲和塞尔玛住另一层。
母亲忙于社交，每天都要奔赴不同的午餐会、鸡尾酒会、晚餐会和俱乐部。虽然姥姥、朵朵和我跟她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感觉好像并没有。我们像两家人合住一栋房子，我们住在一层，一个只能短暂地瞥一眼的美丽的陌生人——我母亲，占据了其余的空间。
虽然我很少见到母亲，但我有朵朵和姥姥，我过得很开心。从我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朵朵就陪在我身边。母亲生我时是剖腹产，我一离开她的子宫，就被送进了朵朵怀里。我娇嫩的小身子在她怀里扎了根，找到了家。朵朵的声音是我在世间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姥姥的是第二个。我需要的“家”有她们就够了。
在年幼的我眼中，她们才是父母——朵朵是母亲，姥姥是父亲。
她们就是我的父母，她们的爱像襁褓一样包裹着我。而我“真正的”父母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去欧洲度假了，一走就是十个月。我不过是个小婴儿，他们觉得陪着我纯属浪费时间。
该怎么描述朵朵呢？有时候，她像羊毛堆成的大山，我可以整个陷在里面；有时候，她又像根深叶茂的大树，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不管风雨多么猛烈，谁也不能把我从她身边拽开。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只要跟她待在同一个房间里，不用说一句话，就能感到无比安全。
姥姥也能给我安全感，但方式有所不同。她感情奔放，而且毫不掩饰，总是喋喋不休，表达对我的爱。她的嗓音听起来像鸟叫和响板的混合体。
我们在布洛涅森林里散步的时候，我看见男男女女推着婴儿车漫步，要么就是跟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孩子们喊他们“爸爸”“妈妈”，看起来似乎很了解他们。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如果父亲没有“上天堂”（朵朵是这么告诉我的），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缺了什么，或是错过了什么。那种感觉是后来才有的。
子：您刚出生父母就出去度假了？一走就是十个月？真是难以置信！我知道，当时的有钱人会把孩子交给保姆抚养，这没什么特别的，但很难想象，当妈妈的对花时间陪孩子完全没兴趣。
等您长大一些，跟她一起住在巴黎的时候，情况有没有变化？她开始对您感兴趣了吗？
想
母：我们到欧洲的第一年，塞尔玛姨妈跟我们一起住，她和我母亲总是出门找乐子。我看见她们的时候，她们通常都是正准备出门，去参加晚宴或者派对。她们长得一模一样，我都分不出谁是谁。
她们美得令人窒息，我多希望长大后能跟她们一样美！我坚信，如果能长得那么美，我就能掌控一切，一切都会好起来。不，不光是好起来，一切都会完美无缺。我渴望变成我母亲，但她总是遥不可及。
女仆玛丽帮母亲收拾衣服的时候，有时会允许我上顶层玩一会儿。那是我跟母亲离得最近的时候。我发现，那些裙子的面料如此柔软。我还记得自己把手伸进衣橱，轻轻抚摸一条奶黄色的天鹅绒长裙。那种颜色我后来再也没见过，也没能在画布上重现，但它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如故。我把裙子贴在脸上，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母亲梳妆台上娇兰“一千零一夜”香水的气味萦绕不去。我多渴望能抱住她啊！我紧紧攥住那柔软的面料，把裙子扯向自己身边。
“别！别呀！葛洛莉娅小姐，别任性！”玛丽气呼呼地大吼，生怕我在天鹅绒面料上留下指印。而我呢，只希望母亲爱我。
子：我都不知道您小时候在欧洲待了那么久。不知为什么，我总以为只有一两年呢。您的塞尔玛姨妈一直和你们住在一起吗？
母：我在欧洲住到八岁，但我们经常搬来搬去。塞尔玛姨妈嫁给了马默杜克·弗内斯爵士，一个非常富有的英国贵族。她搬进了位于伦敦的豪宅，在梅尔顿莫布雷附近还有座乡间庄园。
虽然我对母亲没有太多记忆，但在巴黎，有许多关于姥姥和朵朵的回忆。她们在浴室里窃窃私语，里面亮着灯，半掩着门。我怕黑，所以她们把我送上床以后，会一直陪到我睡着。我会躺在床上，入迷地听着灯泡发出的嘶嘶声。楼下街道的车灯时不时扫过天花板，我就紧紧盯着那里看。我以为，只要我躺着不动，坏事就不会发生。所以，我就这么做了。最后，我渐渐进入了梦乡。
现在我意识到，那是她们两人密谋的开端。姥姥是个战略家，崇拜拿破仑，床头总是摆着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写的《拿破仑传》。书里对她有特殊意义的段落，统统被她画上了下划线。我搞不清她是什么时候想出那个计划的，但没过多久，她和朵朵的密谋时间就不限于晚上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她们带我上公园的那一天。
她们说起了一位名叫弗里德尔·霍恩洛厄的德国亲王，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我母亲在跟他谈恋爱，还打算嫁给他，带我住进他在德国的城堡。姥姥讨厌德国人，想找个办法破坏这段恋情，并让我远离我母亲。
“她是美国姑娘，应该跟美国的家人住在一起，在美国长大。”她总是这么说。
朵朵也常常跟我说起“去见你的家人”。
我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我已经见到家人了呀。朵朵和姥姥就是我的家人。
子：我不知道，您母亲有没有像您一样，将朵朵视为家庭成员。我猜大概不会吧。孩子对事物的感知和成年人不一样，我一直觉得这个挺有趣的。
每当回想我生命中的头十年，回想起那时的家人时，我会想到您、爸爸、卡特，还有梅·麦克林顿——那个从我一出生就负责照顾我，说话做事直截了当的苏格兰保姆。她总是笑语晏晏，深爱我和卡特，将我们视为己出。她自己没有孩子，但她有我们，我们也有她。
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在生命中的头十年里，我并不怎么了解您。当然，我跟您要比您跟您母亲关系亲密得多，但您工作繁忙，经常出差。那时候，让您声名大噪的名牌牛仔裤还没问世，但在我小时候，您就在设计家居，经常在国内四处奔走，举办产品展示会。我认识斯坦和克里斯，就是您前一段婚姻中和交响乐指挥大师莱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生的两个儿子，但当时他们已经搬出去住了，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
我对六岁前住的那栋房子还有一丁点儿印象。那是一栋位于六十七街的石灰岩大楼，离公园大道不远，入口两侧摆着爸爸买的两尊石狮子。
那栋房子现在还在，不过成了大使宅邸。每次路过，我都会一阵心酸。爸爸在门外种下的紫藤还在，藤蔓还爬到了房子的另一侧。每次看见，我都会想起他。
屋里有宽敞的门厅，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从屋子中央盘旋而上的楼梯。我只记得其中几个房间，都是您精心布置的。我还记得，您总把屋里的东西改来改去——更换椅面，粉刷墙面，挪动相框。
您用拼布装饰卧室。墙壁、地板、天花板，甚至家具上，全都铺满了拼布。走进卧室，就像走进了万花筒。
饭厅墙上贴着古色古香的中式壁纸，您经常在那里招待演员、艺术家、导演和作家。来访的客人有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女明星丽莲·吉许、摄影师戈登·帕克斯、漫画家查尔斯·亚当斯和女演员丽莎·明尼里。虽然我和卡特年纪还小，但您让我们坐在桌边，跟那些人聊天。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但这和您受到的抚养方式很不一样。
我还记得和卡特一起住的那个房间，在房子的顶层，梅就住在走廊的另一头。您告诉过我，我刚出生的时候，卡特很不高兴，虽然您生怕他因为不再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而大受打击，尽可能提前帮他做了心理准备。当时的大部分照片里，我都笑得开心极了，卡特则咬着嘴唇，气鼓鼓的，不愿跟我这个胖乎乎的不速之客一起摆姿势拍照。
我性格外向，风趣滑稽。卡特则更聪明，更严肃，也更敏感。他从小热爱历史和文学，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相关书籍。我总是跟在他屁股后面，模仿他的一举一动，假装读同样的书，附和他的意见。卡特收集玩具士兵，我也跟着收集。我们会趴在卧室的地板上，玩上一整天的战争游戏：十字军大战土耳其人、德国人大战美国人、英国殖民军大战南非祖鲁人。
就算您在家里，我也感觉得出，扮演母亲的角色让您浑身不自在。我从不怀疑您对我的爱，但您总是那么悲伤，总是跟我们保持距离，似乎难以跨越那条鸿沟。爸爸则总是陪在我们身边，如鱼得水地扮演父亲的角色。我想，这有时会让您觉得自己不够称职。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您不曾有过真正的父母，也不曾有过安稳的家庭生活。
您是范德比尔特家族的成员，这在我看来没多大意义。我五六岁的时候，爸爸把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的塑像指给我，它就矗立在纽约中央车站外面。结果，我以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过世后都会变成塑像。
后来，我们班去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老师指着正门台阶上罗斯福总统的塑像，问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我把手举得高高的：“我想那是我爷爷。”
我记得见过您家族旁系的几个表亲，可我搞不清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没有意识到您觉得跟他们紧密相连。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因为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您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母：从朵朵和姥姥的只言片语里，我推测出范德比尔特家族富可敌国，但他们是谁呀？我长到快七岁，才知道父亲有个叫葛楚德·范德比尔特·惠特尼的姐姐，但不知道她住在哪里。我长到十五岁，才发现父亲还有个女儿，名叫凯瑟琳，是他前一段婚姻留下的。
我一直觉得自己姓“范德比尔特”是个天大的错误。我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是个“调换儿”，也许刚出生就被调包了，是靠伪装混进家族的不速之客。对我来说，那种感觉从未消失。
子：我不得不去翻词典，才弄清“调换儿”是什么意思。在民间故事里，妖精会偷走漂亮的小孩，留下古怪的丑孩子。您提到过，摩根姥姥和朵朵的爱包裹着您，是什么让您有这种感觉？
母：该怎么解释呢？
我渴望和母亲建立联系，希望能感觉到我们是一家人，但始终没能吸引她的关注。我能意识到她的存在，尽管在我的记忆中，我和她一直不怎么亲近。我站在远处艳羡她的美貌，那是我永远无法抵达、无法触及的。对我来说，她是个神秘的陌生人。
我很早就知道，姥姥和朵朵非常关注我母亲的一举一动，一直在打探她身边发生的事。她们紧紧盯着她，经常小声聊她的事，所以我知道，就像法国人说的那样，我母亲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说白了，姥姥和朵朵手里没有实权，所以时刻觉得不安。我们三个都如履薄冰。
我开始害怕母亲。有时候，我会黏着朵朵和姥姥，毫无理由地哇哇大哭，哪怕她们努力安慰也停不下来。姥姥和朵朵自己都是我母亲的附庸，怎么可能真的属于我，保护我？如果连她们都没法掌控局面，那我又怎么可能做到？也许我根本就不属于这里。也许很快我就会被从床上拖起来，抛上天花板，坠入楼下车灯投下的恐怖阴影。那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子：我能理解，您并不了解您母亲。在您眼中，她是个难以捉摸的美人，总是跟双胞胎妹妹一起出去参加鸡尾酒会和晚宴。但您为什么会怕她呢？
母：这确实挺难理解，我也是很久以后才明白的。据我猜测，姥姥和朵朵怕我会被带去德国，可是敢怒不敢言。她们的愤怒和恐惧渐渐渗入了我心里。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她们窃窃私语，恐惧是从这个时候扎下根的。我知道，某件可怕的事即将发生，那件事跟我母亲有关——但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搞不清楚。
如果我和母亲更亲近一些，情况会完全不一样。但我跟她毫无联系。我对她的感觉，就是姥姥和朵朵对她的感觉。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的恐惧愈演愈烈。
过了一阵子，我母亲厌倦了姥姥的干预，打算跟她保持距离，就让她搬去了附近的另一套公寓。我的外祖母觉得大权受到威胁，就更有动力送我回美国了。
我在欧洲各地搬来搬去，因为我母亲想参加派对，结交朋友。离开巴黎后，我们在戛纳租了房子——具体来说是两处房子，她跟米尔福德黑文侯爵夫人娜达和其他朋友住在一处，我和朵朵住在另一处。
后来，我和朵朵搬进了瑞士蒙特勒的一家酒店。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去英国的梅尔顿莫布雷探望塞尔玛姨妈。当时，她已经嫁给了弗内斯爵士。那段婚姻并不美满，她一直跟英国王子爱德华保持婚外情，而王子是圣诞派对的贵宾。其他宾客进进出出，对王子的到来大惊小怪，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有朝一日会继承英国王位。
当然，为了迎娶华里丝·辛普森，他最终放弃了王位。事实上，还是塞尔玛姨妈把华里丝介绍给爱德华王子的。1934年，塞尔玛姨妈在外出旅行前，请朋友华里丝“代为照顾”王子。华里丝倒是蛮称职的。
那是个喜庆的节日，每天都有盛宴，客人来来去去，打扮得一个赛一个花哨。我在人群里看见了母亲，但我们实在隔得太远。
一天早上，我和朵朵待在我们的房间里。朵朵迅速爬起床，锁上通往走廊的门，让我坐在桌前。接着，她递给我一支笔，又拿出一张信纸，搁在我面前。我意识到这件事很严肃，因为她的脖子涨得通红，活像烤过的牛肉。她一激动就会这样。
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陌生，我从没听过她用这么严厉的口气说话：“姥姥要你给她写封信，你就这么写：‘亲爱的姥姥，妈妈叫我不要写信，但我才不要理她呢。她是个大怪勿。我很快就会回纽约了。爱你，吻你，亲爱的姥姥。葛洛莉娅。’”
发生了什么事？门怎么锁上了？朵朵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给姥姥写信？她不是也在梅尔顿莫布雷做客，就住在我们隔壁吗？朵朵还故意让我写错别字，把“怪物”写成“怪勿”，看起来更像是我写的，这是要干吗？
“不写。”我边说边把笔往地下一摔。
朵朵弯下腰，捡起笔，塞回我手里。
“写！就现在！马上写！要是你现在不写，不马上写，姥姥会特别特别生气的！”
朵朵浑身颤抖，但她提高了嗓门，拼命催我：“她就在隔壁，等我把信拿过去，所以别问了。赶紧写！”
我一头雾水，对朵朵很生气，但最重要的是，我莫名其妙地对自己感到生气。最后，我还是乖乖照办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封信不过是整幅拼图中的一小块。姥姥和朵朵结成了同盟，打算把我送回美国，送回范德比尔特家族。她们认为我应该待在那里。在后来的监护权大战里，这封信浮出水面。这显然不是小小年纪的女孩子写得出的，我母亲的律师内森·博肯以此为证据，试图证明姥姥对我的操纵，以及她对自己女儿的背叛。
离开梅尔顿莫布雷之后，我和朵朵在英国乡间租了房子住，后来又搬回伦敦的萨沃伊酒店。接着，突然之间，我和姥姥、朵朵登上了一艘名为“庄严”号的轮船，奔向了美国和范德比尔特家族。
子：真是难以想象，摩根太姥姥会密谋对抗您母亲、她自己的女儿，害她失去监护权。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母：我小时候非常崇拜姥姥，但现在觉得她心态有点失常。否则要怎么解释后来发生的事？她拥有马基雅维利《君主论》里提到的智慧和狡诈，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她一直把拿破仑视为偶像。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早年经历把她塑造成了女版拿破仑。如果我们今天能促膝长谈的话，她会透露自己的秘密吗？我觉得不会。
姥姥虽然是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但她崇拜的真神是金钱和地位。这也许能解释她为什么要精心策划，把这么多人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姥姥1877年生于智利的圣地亚哥，全名劳拉·戴尔芬·基尔帕特里克。她父亲休·贾德森·基尔帕特里克是美国内战中臭名昭著的将领，后来被任命为美国驻智利总领事。她母亲路易莎·瓦帝维索来自智利的名门望族。我有好多本封面烫金的红色皮革剪贴簿，里面是姥姥专门收集的剪报，展示她多年来参加的数百场社交聚会。里面一页接着一页全是对盛大场景和出席人士（尤其是她）的详细描述。
姥姥一说起她认识的智利社交界名流就滔滔不绝，从这个说到那个，还总会装作不经意地提起，瓦帝维索家族跟天主教圣徒圣依纳爵·罗耀拉沾亲带故。
姥姥第一次和她母亲来到美国的时候，是个三十三岁尚未婚配的“老处女”，因为当时大多数女孩十来岁就结婚了。她在纽约遇到了外交官哈里·海斯·摩根，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对象，不久后就嫁给了他。
姥姥想方设法面见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塔夫脱，使出浑身解数迷倒了他，让他把我外祖父派往瑞士卢塞恩担任总领事。她在那里生下了女儿康斯薇洛，接着生下了儿子小哈里，后来又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我母亲和塞尔玛。
姥姥深爱自己的家人，但随着女儿渐渐长大，她意识到，这对天生丽质的双胞胎姐妹最有可能缔结她梦寐以求的好姻缘，为她的晚年生活提供经济保障。
1923年，我母亲嫁给雷金纳德·范德比尔特的时候，姥姥简直欣喜若狂。这一下子，她和美国的豪门望族搭上关系了。我出生九个月后，她就跟朵朵搬进了我父亲位于七十四街的豪宅，夏天则到纽波特的桑迪角农场度假。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她们就住在那座农场里。
子：她密谋给自己女儿下绊子，仅仅是为了钱，为了让您打入美国社交界？
想
母：贪婪和野心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直到我母亲和弗里德尔·霍恩洛厄亲王坠入爱河，姥姥才开始采取实际行动。
亲王出身高贵，拥有家族头衔，但并不富裕。姥姥和朵朵说他是个“吃软饭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对于我母亲身边的大多数男人，姥姥都是这么评价的。要是他和我母亲结婚了，姥姥该靠什么生活呢？当然了，我有家族信托基金。但我会被带去德国，住在亲王的城堡里。姥姥担心的也许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也许是如果不能跟我们住在一起，她自己的经济状况将十分堪忧。
于是，姥姥决定，是时候让我回美国了。她觉得，我应该待在美国，待在范德比尔特家族。更何况，有谁能比我父亲的姐姐葛楚德·范德比尔特·惠特尼更适合抚养我？葛楚德身家百万，而且她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
葛楚德·范德比尔特·惠特尼和她妹妹葛莱蒂丝是雷金纳德·范德比尔特仅剩的两个尚且健在的姐妹。她们还有一个兄弟，名叫阿尔弗雷德。1915年，他搭乘远洋客轮“卢西塔尼亚”号，中途不幸被德国潜艇击沉。虽然他不会游泳，也知道没有多余的救生艇了，还是把救生衣送给了一个抱小孩的女人。他和另外一千一百九十七名乘客和船员一起淹死在了冰冷的大海里，时年三十七岁。后来，人们始终没有找到他的遗体。
从许多方面来看，葛楚德都走在时代的前列。她是美国最富有的女性，也是一位成功的雕塑家。她于1930年创立了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该馆至今仍是世界顶尖的当代艺术博物馆。
我母亲1932年回到美国时，对葛楚德姑妈一无所知。她只是个八岁的小女孩，来到一个她毫无记忆的国家，见到一个她毫无印象的亲戚。
***
母：我和朵朵抵达美国后直奔纽波特，跟堂哥比尔·范德比尔特和他太太一起住在奥克兰农场。他太太让我跟她女儿一样，喊她“安妮妈妈”，这可把我激动坏了。
这是我第一次跟“父母”亲密接触。我一直把朵朵当母亲，把姥姥当父亲，但在奥克兰农场，我终于有了身为男性的父亲。他们是朵朵说我“要去见”的“家人”，但我没在那里住太久，不足以了解家庭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
姥姥希望葛楚德姑妈多多了解我，所以安排我搬进了纽约长岛旧韦斯特伯里的姑妈家。
在此之前，我和安妮妈妈一起去拜访位于纽波特的听涛山庄时，在那里见过葛楚德姑妈一面。听涛山庄是建筑师理查德·莫里斯·亨特为我的祖父母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和爱丽丝·范德比尔特建造的。它于1893年建成，大得像宫殿，有七十间房，但被称为“乡间小屋”，每年只在夏天住几个月。一年中剩下的时间里，他们住在纽约的另一栋豪宅里。那栋豪宅位于第五大道，占据了五十七街和五十八街之间的整个街区。它后来被拆除，原址上建起了如今的纽约奢侈精品店波道夫·古德曼。
我见到葛楚德姑妈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姥姥和朵朵打的小算盘，也没有意识到姑妈将在我的余生中扮演重要角色。
子：我还记得小时候盯着葛楚德姑婆的照片看，但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我和她血脉相连。
她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照片里的她已经不年轻了，但打扮得非常漂亮。她的脸总是藏在大帽子下面。和当时其他女人不一样，她似乎总是穿长裤。
我还记得，我十来岁的时候，在旧韦斯特伯里的葛楚德姑婆家过了好几个感恩节。如今，主楼和附属的庭院都卖掉了，变成了一所私人俱乐部，但她的孙女还住在副楼里，那里过去是姑婆的工作室。见到那些亲戚真好，她们待人亲切极了。不过，她们跟我见过的爸爸那边的许多亲戚不一样。我们每年只会见他们一次，所以跟他们并不太熟。
葛楚德姑婆是什么样的人呢？
母：葛楚德姑妈和蔼、迷人、冷静，但为人冷淡，沉默寡言，矜持内敛。不管在什么场合，她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总是恰到好处，从头到脚都完美无缺。
她跟性格火暴的摩根姥姥一点也不像。姥姥的衣服算来算去只有那么几件，通常都穿着橙色旧毛衣配黑色外套。姥姥说话总爱跑题，她的爱让我窒息。
我第一次见到葛楚德姑妈的时候，她跟男人一样穿着长裤！我吓了一跳。那个时候，女人绝不会穿后来所谓的“宽松长裤”。葛楚德姑妈爱穿老式的男装长裤，裁缝从意大利采购了各种面料供她挑选——羊绒、羊毛、丝绸和塔夫绸，全是美丽的奶白色。她会穿量身定制的衬衫，搭配出的整体效果令人惊艳。她的脖子上总是挂着好几串范德比尔特家族代代相传的珍珠项链，左右手腕上分别戴着珍珠手镯和钻石手镯。她在遗嘱里把两只手镯分别留给了我和我同父异母的姐姐凯瑟琳。
她的满头红发是假发吗？大概不是吧，但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是。她的头发总是烫得完美无缺，卷发波涛汹涌，却又一丝不乱。秀发垂在她的脸庞两侧，喷了大量摩丝，不管出什么意外都不会散乱。夏天，她会歪戴草帽，冬天则是软毡帽，上面系着黑色缎带。
每天晚上吃晚饭前，她都会换上曳地长袍，搭配丝绸内衣或紧身内衣，突显她纤细苗条的身材。
虽然她非常有格调，极其优雅，但还是比不了我母亲电影明星般的美貌。但她确实拥有某些我母亲没有的东西——金钱带来的权力。
子：突然见到这么多亲戚是什么感觉？有没有让您觉得自己不那么像“调换儿”了？
母：事实上，这让我觉得自己更像个“调换儿”了。在纽波特的时候，“安妮妈妈”和比尔堂哥热烈欢迎我，把我视为家庭成员，但和葛楚德姑妈一起住的时候，她那几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住在她名下的其他豪宅里）让我觉得自己像个闯入者，被发现并消灭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那个夏天，姥姥是在纽约度过的，住在曼哈顿十四酒店的一间公寓里。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母亲的消息了。接着，我突然得知她也来了纽约。我和朵朵马上被送去和她同住，住在七十二街的一栋房子里，就在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
子：您好几个月都没有母亲的消息？越洋电话在当时是不多见，但她都不写信吗？再次见到她是什么感觉？
母：隔了许久再见她，感觉挺奇怪的。我和朵朵第一次走进屋里的时候，她和姐姐康斯薇洛坐在客厅里。我母亲看起来一如既往地魅力十足：长长的指甲涂成深红色，乌黑的秀发在脑后松松地盘成发髻，她跟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一样纤弱而美丽。但那一点不像母女团聚。她跟过去一样客客气气的，我们彼此拥抱，但都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和朵朵被领上房子顶层，我们后来就住在那里。
当时，我知道姥姥和葛楚德姑妈沟通过，跟她说了我母亲在欧洲的生活方式，还有她怎么把家族信托基金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是花在我身上。葛楚德姑妈告诉代我管理财产的弗利法官，那年夏天我和亲戚一起住在纽波特。于是，他大大削减了给我母亲的津贴。我母亲肯定是意识到了只有和我一起住才有钱可花，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回纽约。
***
我的外祖母意识到，不能掌控我母亲，就意味着自己不堪一击。于是，她决定向遗嘱检验法院提出申请，希望成为我母亲的唯一监护人。在此之前，她从没想过要这么做。摩根太姥姥决定采取行动，向法院起诉自己女儿，声称她是个不称职的母亲。
***
母：我不知道母亲和姥姥在做什么，但住进母亲家的第一周，我就听见康斯薇洛姨妈说：“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保姆打发走，这孩子需要德国保姆。”
康斯薇洛姨妈叫我母亲开除朵朵！这就像朝我开了一枪。要是她们赶走朵朵，我可活不了！这么多年来，我对母亲的恐惧都是模模糊糊的，但听了这句话，恐惧在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如果她能把朵朵——我真正的母亲——带走，那她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我跑上楼去找朵朵，就像冲向悬崖边缘。我跑呀跑呀，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纵身一跃，然后摔了下去，彻底坠入了恐惧的深渊。我爱着母亲，同时也恨着她。
我紧紧抱住朵朵，边哭边告诉她我刚才听见的话：“把保姆打发走！”
“葛洛莉娅，听好了。”朵朵说，“我们要下楼去。要是有人问起，就说我们上公园去。没事的，但你不能再哭了。你得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要是你能做得到，我们就能溜出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朵朵知道葛楚德姑妈有能力拨乱反正。我们装作若无其事地下了楼，跟我母亲和康斯薇洛擦身而过。她们正聊得热火朝天，根本没发现我们溜出去了。一出门，我们就直奔葛楚德姑妈位于格林尼治村的工作室。
到那里以后，我躺在沙发上，哭得歇斯底里，被痛苦和恐惧噎住了喉咙。姑妈努力安慰我，我则紧紧抱着她。
“你不用回妈妈那里，”姑妈说，“你可以跟我一起住。”
就这么决定了。这正是姥姥和朵朵梦寐以求、策划已久的时刻。这一刻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安全了，起码我当时是这么觉得的——但我对母亲的恐惧始终没有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