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本想约一二位朋友来演讲的，但是都不能来，故只好自己稍谈自己。现在一学年快完了，自己在学校内一年以来，每星期除了在课堂上与同学会面外，其余接谈时间已不能多，暑期以后，有许多同学，不能再来了，即能再来，也暂时有三四月的分别，所以借此地，约大家来玩玩。本来此地是风景最美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先后同学的一个纪念的地方。
大约三十年前，我二十余岁，在长沙，与几位同志办了个时务学堂。学生先后两班，每班各四十人，办了一年多，遇着戊戌政变，学堂解散了。第一班同学中有位蔡松坡（锷），那时他只有十余岁，在班中算是年龄最轻的。想起三十年前的事，令我很有感触；那时算是中国最初办的学校，功课简单得可笑；但我现在回忆，还是非常有兴趣；因为人数很少，所以感情易融浃；而功课简单，也就有简单的好处。现在学校功课是多极了，试问学生终日忙于机械的训谏中，哪有深造自得的机会？在那时功课是很少的，而同学也就各专习一科，而且精神非常团结。同学们都成了极好的朋友，共了多少次患难，几十人，几乎变成了一人。功课因专做一两门，精力集中，故比较地能深造，最少可以说物质的、功利的观念，比现在不知浅薄多少。当时同学于“书本子”学问之外，大家对于“做人”方法，非常注意，所以后来人材很多。
蔡松坡在全班四十人中，也算是高材生之一，当时的批评：最好的是李炳寰，其次是林圭，蔡松坡可以轮到第三，李、林二人，都是于庚子革命之役殉难了。那一役主持的人是时务学堂教员唐佛尘先生才常，他是中国第一次革命的领袖，成仁于汉口，我们同学随同殉难的有二十多人，与唐先生同为中国第一次革命的牺牲者。那时因蔡松坡年纪还小，唐先生不许他直接加入革命事务，叫他带信到湖南给黄泽生先生。黄先生是当时在湖南带领新军的，他是罗忠节公（泽南）的再传弟子，生平一切私淑罗忠节公；他虽然和我们同志，却认为时机未到，屡劝唐先生忍耐待时。他不愿意蔡松坡跟着牺牲，便扣留着不放他回去。松坡当时气愤极了，后来汉口事完全失败，黄先生因筹点学费，派松坡往日本留学。从日本回来，方入政界，卒至为国劳瘁而死；于护国之役这一次，总算替国家办了点事业。他死的时候，不过三十五岁，假使他多活十年，也不过四十五岁，至少国内局面，比今天不同一点。
当时我们看松坡，也不过是个好学的小学生罢了；他自己也想不到后来成为国家的大材。一个人将来是什么样人谁也不能料定的，此不独蔡松坡为然，例如：诸葛武侯（亮）在隆中的时候，曾文正公（国藩）在四十岁以前，胡文忠公（林翼）在三十五六岁以前，他自己也就没有料到将来会做这样伟大的事。不过国家需要人材，那是时时需要的，而人们当时时准备着，以供国家的要求。遇到相当的机会，便立刻可以替国家服务。所谓事业也不必一定限定于政治的军事的，才可算事业；所以一个人，能抱定为国家服务的意旨，不会没有建设的。就怕自家没有准备着，则机会来了，当然只有放弃的，所以我们当修养着，自己认清自己的责任。
反观现在的学校，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进学校的人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更没有所谓意志，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有志的青年们，虽然不流于这种现象，也无从跳出圈套外，于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我这两年来清华学校当教授，当然有我的相当抱负而来的，我颇想在这新的机关之中，掺和着旧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它体现出来。在以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哪一家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么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至于智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而我所希望的是：科学不但应用于求智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这句话怎么讲呢？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洽理而且细密……凡此之类，都一面求智识，同时一面即用以磨炼人格，道德的修养，与智识的推求，两者打成一片。现世的学校，完全偏在智识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统统偏在修养一边，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于两者之间。我所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炼”，并不是等到出了学校入到社会才能实行，因为学校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除方才所说用科学方法做磨炼工具外，如朋友间相处的方法，乃至一切应事接物，何一不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我很痴心，想把清华做这种理想的试验场所。但照这两年的经过看来，我的目的，并非能达到多少。第一个原因，全国学风都走到急功近利及以断片的智识相夸耀，谈到儒家道术的修养，都以为迂阔不入耳，在这种氛围之下，想以一个学校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第二件，清华学校自有他的历史，自有他的风气，我不过是几十位教员中之一位，当未约到多数教员合作以前，一个人很难为力的。第三件，我自己也因智识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讲课与及在私室和诸君接谈时，多半也驰惊于断片的智识，不能把精神集中于一点。因为这种原因，所以两年来所成就的，不能如当初的预期。
我对于同学诸君，尤其万分抱歉。大学部选修我的功课的，除了堂上听讲外，绝少接谈的机会，不用说了，就是在研究院中，恐怕也不能不令诸君失望。研究院的形式，很有点像道尔顿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请教授指导指导。老实说，我对于任何学问，并没有专门的特长，所以对于诸同学的工作，中间也有我所知道的，我当然很高兴地帮帮他们的忙；也许有我们同学的专门工作，比我还做得好，这倒不是客气话。外国研究院中的教授，于很隘小的范围内的学问，他真个可以指导研究，而除此隘小范围以外，他都不管；而我今日在研究院中的地位，却是糟了！同学以为我什么都懂得，所以很亲密地天天来请教我；而我自己觉得很惭愧，没有充分帮助。不过，虽然如此，而我的希望，仍然很浓厚着，仍努力继续下去。什么希望呢？假定要我指导某种学问的最高境界，我简直是不能，可以说：我对于专门学问深刻的研究，在我们同事诸教授中，谁都比我强，我谁都赶不上；但是，我情愿每天在讲堂上讲做学问的方法。或者同学从前所用的方法不十分对，我可以略略加以纠正。或者他本来已得到方法，而我的方法，可以为相当的补助。这一点，我在智识上对于诸同学可以说是有若干的暗示；也许同学得到我这种的暗示，可以得到做学问的路，或者可以加增一点勇气。
还有一点，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炼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对于诸同学我不敢说有多少人格上的感化，不过我总想努力令不至有若干恶影响到诸同学。诸同学天天看我的起居，谈笑，各种琐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学们相当的暗示或模范。大家至少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我已有一日之长，五十余岁的人，而自己训练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肯放过，不肯懈怠；天天看惯了这种样子，也可以使我们同学得到许多勇气。所以我多在校内一年，我们一部同学，可以多得一年的熏染，则我的志愿，已算是不虚了。
现在中国的情形糟到什么样子，将来如何变化，谁也不敢推测。在现在的当局者，哪一个是有希望的？哪一个帮派是有希望的？那么中国就此沉沦下去了吗？不！决不的！如果我们这样想，那我们便太没有志气，太不长进了！现在的一般人，做得不好，固然要后人来改正；就是现在一般人，做得很好，也要后人来继续下去。现在学校的人，当然是将来中国的中坚；然而现在学校里的人，准备了没有？准备什么样来担任这个重大的责任？智识才能，固然是要的；然而道德的信仰——不是宗教——是断然不可少的。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智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什么坏事情，不是智识才能分子做出来的？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它留下的残余，根本去划除。
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地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相互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一见面，一动笔，所用以切磋观摩规劝者，老是这么样坚忍，这么样忠实，这么样吃苦，有恒，负责任……这一些话；这些话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而他们就只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班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罗（泽南），一班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样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可惜江公、罗公，早死一点，不久胡公也死了，单剩曾文正公，晚年精力也衰了。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鸿章）。他就根本不用曾胡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世凯），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做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同出一辙呀。
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再传下去便不堪设想了。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当年曾、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可怜他们用了大半世的功力，像有点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党徒，根本划除一点也不留，无怪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遗了。一方面又从外国舶来了许多什么党，什么派，什么主义……譬如孙中山先生，他现在已死了，我对他不愿意有什么苛论，且我对于他的个人，也有相当的佩服——但是，孙中山比袁项城总算好得多了。不过，至少也是李鸿章所走的一条路。尤其是他的党派见解，无论什么样的好人，不入他的党，多得挨臭骂；无论什么坏东西，只要一入他的党，立刻变成了很好的好人。固然，国民党的发达，就是靠这样投机者之投机；而将来的致命伤，也都尽在这般人之中，这句话似乎可以断定吧。
现在既然把什么道德的标准，统统破坏无遗；同时，我们解剖现代思想的潮流，就不出这二股范围之外，一是袁世凯派，二是孙中山派，而一方面老先生们，又全不知挽救的方法，天天空讲些礼教，刚刚被一班青年看作笑话的资料而瞧不起他。我们试看曾文正公等，当时是什么样修养的？是这样的么？他们所修养的条件：是什么样克己，什么样处事，什么样改变风气，先从个人，朋友，少数人做起，诚诚恳恳，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做去；一毫不许放松，我们读曾氏的《原才》，便可见了。风气虽坏，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地努力下去，必然有相当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了；假定李文忠袁项城也走这一条路，也许直到现在还能见这种风气呢。然而现在的社会，是必须改造的！不改造他，眼看他就此沉沦下去，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但是谁来改造他？一点不客气，是我辈！我辈不改造，谁来改造？要改造社会，先从个人做人方面做去，以次及于旁人，一个，二个，以至千万个……只要我自己的努力不断，不会终没有成绩的。江、罗诸公，我们知道他是个乡下先生，他为什么有这样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点上，我对于诸同学，很抱希望。希望什么？希望同学以改造社会风气为各人自己的责任。
至于成功么？是不可说的。天地一日没有息；我相信我们没有绝对成功的一日。我们能工作一部分，就有一部的成绩，最怕是不做。尤其我们断不要忘了这句话：社会坏，我们切不要“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醴”。不然，则社会愈弄愈坏，坏至于极，是不堪设想的。至少我有一分力量，要加以一分的纠正。至于机会之来不来，是不可说的；但是无论有没有机会，而我们改善社会的决心的责任，是绝对不能放松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学不要说“我的力量太小”，或者说“我们在学校里，是没有功夫的”。实际上，只要你有多少力量，尽多少责任就得。至于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社会的一份子，你也尽一份子的力，我也尽一份子的力，力就大了。将来无论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会事业上……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设你预期的新事业，造成你理想的新风气，不见得我们的中国就此沉沦下去的。这是对于品格上修养的话。
至于智识上的修养——在学问著述方面，改造自己，那么因我个人对于史学有特别兴趣，所以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要想发愤重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地切实地努力一下。我常常这样地想：假定有同志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终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我在清华二年，也总可说已经得到几个了；将来或聚在一块，或散在各方，但是终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们得我多少暗示的帮助，将来他们的成绩比我强几倍。归纳起来罢！以上所讲的有二点：
（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
（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我在清华的目的如此，虽不敢说我的目的，已经满足达到，而终已得了几个很好的朋友，这也是使我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一点。
今天，是一年快满的日子了，趁天气清和时候约诸同学在此相聚，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完全明了，了解这二点——做人，做学问——而努力向前干下去呀！
还有与朋友之间，最好是互相劝导切磨，所谓“相观而善”。一个人生平不得到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痛苦，比鳏寡孤独还难过；但是朋友可以找出来的，还可以造出来的。我去改造他，他来改造我。一方面可以找朋友，一方面可以造朋友。所以无论何人，终该要有朋友的，然而，得好朋友，是何等不容易啊！得到了朋友，要看古人对于朋友如何的劝磨，如何的规正；最少不要像现在“功利派”利害的结合：因了一点无聊的纠葛，或者互相团结，或者互相闹翻，日后想起来，只有可笑，没有话说。我情愿我们同学中永远不会发生因一点无聊的事情，而感情发生裂痕，类似这一类的事实。我情愿吾们同学大家以至诚相待，不忘了互相改造与策勉，亲密到同家人父子兄弟一样，那是何等痛快！因为朋友是很难得的，日后散了，回想当时聚在一起做学问的快活，是不能再得的了！
我今天所讲的话，很无伦次，本来不过既然约诸位到此地来玩，随便谈谈罢了。不过，总可算是很真挚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