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叶圣陶先生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六日逝世。记得那是旧历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这消息，外面正响着鞭炮，万想不到这繁碎而响亮的声音也把他送走了，心里立即罩上双层的悲哀。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之后，总想写点什么，一则说说自己的心情，二则作为纪念。可是一拖延就三个月过去了。依理，或依礼，都应该尽早拿起笔来。写什么呢？这有困难。一是他业绩多，成就大，写不胜写；二是遗体告别仪式印了《叶圣陶同志生平》的文本，一生事业已经简明扼要地说了；三是著作等身，为人，以及文学、教育、语文等方面，足以沾溉后人的，都明摆着，用不着再费辞。但纪念文是还要写。为了不重复，打算沿着两条线选取题材：一是写与我有关的，二是写不见于或不明显见于高文典册的。
我第一次见到叶圣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编课本，他领导编课本。这之前，我当然知道他，那是上学时期，大量读新文学作品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以字行，用叶绍钧的名字。我的印象，比如与鲁迅、郁达夫相比，鲁迅笔下多锋芒，郁达夫有才任情，叶先生只是平实规矩而已。相识之后，交往渐多，感到过去的印象虽然不能说错，也失之太浅；至少是没有触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列。中国读书人的思想，汉魏以后不出三个大圈圈：儒、道、释。搀合的情况很复杂，如有的人是儒而兼道，或阳儒阴道；有的人儒而兼释，或半儒半释；有的人达则为儒，穷则修道；等等。叶圣陶先生则不搀合，而是单一的儒，思想是这样，行为也是这样。这有时使我想到《论语》上的话，一处是：“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一处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两处都是孔老夫子认为虽心向往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叶圣陶先生却偏偏做到了。因此，我常常跟别人说：“叶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
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动。前些年，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当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叶先生屋里去，见叶先生伏案执笔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点。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写文章，文字标点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叶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从共同修润课本的文字开始。其时他刚到北方来，跟家乡人说苏州话，跟其他地方人说南腔北调话。可是他写文章坚决用普通话。普通话他生疏，于是不耻下问，让我帮他修润。我出于对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动笔，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见。他说：“不必客气。这样反而费事，还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语言，有什么不妥都改。千万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觉得不妥再改回来。”我遵嘱，不客气，这样做了。可是他却不放弃客气，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的，就一定亲自来，谦虚而恳切地问我，同意不同意恢复。我当然表示同意，并且说：“您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千万不要再跟我商量。”他说：“好，就这样。”可是下次还是照样来商量，好像应该作主的是我，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样是一以贯之，宽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节的事，有事，或无事，到东四八条他家去看他，告辞，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才告别，他鞠躬，口说谢谢，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去。晚年，记得有两次是已经不能起床，我同一些人去问候，告辞，他总是举手打拱，还是不断地说谢谢。
文革的大风暴来了，还见了一次给他贴的大字报，幸而这有如阵风阵雨，不到片刻就过去。但交往总是不便了，何况其时我更是自顾不暇。所以只能默祝老人能够如《尚书》所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一晃差不多十年过去，知道老人幸得安居，食住如旧，也就放了心。其时我是依据七十年代初的什么文件，干校结业，因为妻室是有两只手，仍在城里吃闲饭的人，所以没有返城居住的权利，双肩扛着一口下了乡。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说，很少出门，这一天有朋友来约，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张纸，留了几句话，其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说他非常悔恨，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公寓必是旅店一类，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最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我看了信，也很悲伤，不是为自己的颠沛流离，是想到十年来的社会现象，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人竟越来越少了。
叶圣陶先生待人厚，还有一次更为突出，是在某一小型会上发言。大概是“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之类的大题目吧，他说，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评；至于批评，别人的是非长短，他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当面指摘人的短处，他总是说不出来。这只能做到一半的作风，是对是错，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这里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感觉，那是：至少是某些时候，或从某个角度看，德的力量会比力大，因为它可以使人自重，努力争取不愧于屋漏。
以上说待人厚，是叶圣陶先生为人的宽的一面。他还有严的一面，是律己，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人，思想和行动，范围太广，我想损之又损，只说说我深知，而且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的一个方面，“语文”方面；这仍嫌范围广，只好再缩小，限于写作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这个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说是不成问题，因为：一，看历史，似乎早已解决。那还是民初高喊文学革命的时候，以前言文不一致，如言，说“我觉得对”，文则要写“余然之”，既增加了无谓的负担，又不容易懂，所以应该合二为一。起初有些人，如林琴南之流，不以为然，但这是大势所趋，众意所归，不久就统一了天下，理，认定怎样说就应该怎样写，行，用笔写白话。二，看现实，写，都不用文言，而用普通话。但这里还隐藏着不少问题。由文学革命时期起，就应该有所谓白话指什么（如有孔乙己的白话，鲁迅的白话，北京市民的白话，等等），能不能这样写，应该不应该这样写等问题。这且不管，文学革命之后，许多知名的和不很知名的作家，以及广大的能执笔而不成家的，总是这样做了。成果呢？我的看法，除了少数人、个别文体（如小说、戏剧里的对话）之外，都是只能“不即不离”。不即，是与街谈巷议的口语不尽同；不离，是无论如何，总可以算作雅化的精炼化的条理化的口语。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值得重视的大问题在现在，流行的文的大多数，从用语方面看，与过去相比，不即的成分显然增加了，从而不离的成分就相应地减少了。这表现为冗长，扭曲，修饰，晦涩，不像话。不像话，有影响，是不自然，不简明，不易懂。这样写，有的来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来于看什么，学什么；但更多的是来于认识（纵使是不很明确的），以为不这样就不成其为文，甚至不足以称为文。有认识为依据，不即而离的文就会发荣滋长，终于成为文风问题。叶圣陶先生坚决反对这种文风，他提出正面的主张，要“写话”。写话，粗略说是嘴里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加细一些说是，所写，从用语方面看，要是简明而有条理的口头话。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到写文章，他不只一次地说：“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这个意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譬如近些年来，有不少人是宣扬朦胧的，还有更多的人是顺势朦胧的，对于以简明如话为佳文的主张，就必致付之一笑。这里为题目所限，不能牵涉过多，甚至挑起论辩。专说我的看法，写话，虽然其中有些细节还需要进一步说明，但大体上说，或当作行文用语的一个高标准看，总是既正确又对症。说正确，因为这是坚持文学革命以来求言文一致的老传统。说对症，因为时下的脱离口语甚至有意远离口语的文风正在制造“新文言”。称为文言，是因为只见于书面，嘴里并不这样说。新文言，就其难于为绝大多数人轻易了解说，会比旧文言更糟，因为旧文言简短，新文言冗长，旧文言直说，新文言要多绕弯子。不简短，不直说，再加上结果的难于了解，就成为症。去症要有对症药，那就是写话，写话的主张会碰到两种性质的难易问题。一种是执笔之前，刚才说过的，认为这样就不成其为文，下里巴人，不屑于。认识，属于一念之差，可是变却大不易，要慢慢学，多多比较，细心体会，求速成办不到。另一种是执笔之后，我的经验，就说是下里巴人吧，写得简明自然，让下里巴人听着像话，不是容易，而是很难。这也要靠慢慢学（多念像话的文），多多比较，细心体会；此外还要加上叶圣陶先生提到的办法，写完，可以自己试念试听，看像话不像话，不像话，坚决改。叶圣陶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写话风格，平易自然，鲜明简洁，细致恳切，念，顺口，听，悦耳，说像话还不够，就是话。
在文风方面，叶圣陶先生还特别重视“简洁”。简洁应该是写话之内的一项要求，这里提出来单独说说，是因为叶圣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针对性。他是带着一些感慨说的：“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关于繁简，关于修改，鲁迅提到的是字句段。叶圣陶先生只说字，我的体会，一是偏重用语，二是意在强调，精神是可简就决不该繁。可是现实呢，常常是应简而偏偏要繁。繁简有时牵涉到内容方面，意思无价值，甚至更坏，当然以不写为是。内容还会引来其他性质的复杂问题，这里不管，只说用语。用语的可简而繁，近些年来大为流行，种类和花样都很多，几年前我在拙作《作文杂谈》的“累赘拖沓”一题里曾较详细地谈到，这里不能多说。我的想法，值得重视的不是多用少用一两个字，而是应该少用而偏偏多用的这种热爱冗赘的心情，它扩张，无孔不入，就会成为风。举最微末的两个字为例。一个是“了”，势力越来越大，占据的地盘越来越广，如“我见到老师”，“他坐在前排”，简明自然，现在却几乎都要写“我见到了老师”，“他坐在了前排”，成为既累赘又别扭。另一个是“太”，如“吸烟不好”，“那个人我不认识”，也是简明自然，现在却几乎都要写“吸烟不太好”，“那个人我不太认识”，成为不只累赘，而且违理。像这样的废字，删去不只是意思没变，而且是变拖沓无理为简洁合理，可是竟然很少人肯删，也就无怪乎叶圣陶先生感慨系之了。
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上面说的是总的用语方面。零碎的，写作的各个方面，小至一个标点，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样认真，不做到完全妥帖决不放松。还记得五十年代早期，他发现课本用字，“做”和“作”分工不明，用哪一个，随写者的自由，于是出现这一处是“叫做”，那一处是“叫作”的现象。这不是对错问题，是体例不统一的问题。叶圣陶先生认为这也不应该，必须定个标准，求全社出版物统一。商讨的结果，定为“行动”义用“做”，“充当”义用“作”，只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之类仍依旧贯。决定之后，叶圣陶先生监督执行，于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叶圣陶先生，人，往矣，我常常想到他的业绩。仍以《左传》的三不朽为标准，“立德”是“太上”的事，就理说应该受到尊重，没有问题。问题是行方面的如何效法。两个时代有距离，相通的可能究竟有多大呢？不过无论如何，悲观总是不可取的，要知难而不畏难，办法是长记于心，学。语文方面也是这样，——不，是困难比较多，因为理的方面也不是人人都首肯。不人人首肯，乐观的空话就不大有什么用。但希望，即使不是很大的，总不当因不乐观而放弃。这希望就是，凡是拿笔的人，尤其或有意或无意而写得不像话的人，都要常常想想叶圣陶先生的写话的主张，以及提出这种主张的深重的苦心。
叶圣陶
一再沉吟之后才写下这样一个题目。沉吟，是因为几个月之前已经写了一篇，题目是《叶圣陶先生二三事》，为完成纪念文集编者交下的任务而拿笔的。名二三事，那篇文章开头曾有解说：“一是他业绩多，成就大，写不胜写；二是遗体告别仪式印了《叶圣陶同志生平》的文本，一生事业已经简明扼要地说了；三是著作等身，为人，以及文学、教育、语文等方面，足以沾溉后人的，都明摆着，用不着再费辞。”这样说，所谓二三事，是想写史传大事之外的一点零碎，与我个人有关，并且我认为值得说说的。那么，这里又有什么必要再拿一次笔呢？原因有外向的，是对于某某生平那样的送行文（或颂行文），依时代框框，千篇一律，取（所谓）重舍（所谓）轻，我，推测也会有别人，兴趣不大。还有内向的，是以前那一篇，虽然非高文典册，也总是板着面孔写的，喜欢听听闲话的诸君未必愿意看，为了照顾另一方面的读者，就不能不把笔由书斋移到篱下，再闲扯一些。
叶圣陶先生是我敬重的师辈，交往近四十年，可说的事很多。所以更宜于闲扯，因为只有闲扯才可以把取轻舍重、挂一漏万的挑剔顶回去。推想叶老有知也会谅解，因为他不只宽厚博大，而且幽默自谦，听到别人讲自己，不管怎样不得体，也总会含笑接受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上天却不睁眼，——也许是睁眼，那是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六日，正是旧历丁卯年的除夕，神州大地到处响着鞭炮声，所有的人送旧年，一部分人兼送神，也把他送走了。
我第一次见到叶老是五十年代初。知道他这样一位知名之士却早得多，大概要提前二十多年。那是上中学时期，读新文学作品，散文、小说都看，接触的作者不少，其中当然有他。那时候他还不是以字行，所以五十年代之前，我只知道他的大名是叶绍钧。印象呢，大概是觉得如周氏弟兄，一位长枪短剑，一位细雨和风，各有各的风格，好；如郁达夫，有才子气，也确是有才；叶灵凤，以至徐枕亚之流，有时难免如影片中人的哭，眼泪是借什么药之力挤出来的。叶老的风格，以及推想其为人，是平实，用力写，求好，规矩多于自然。现在回想，当时是无知的牛犊不怕虎，傲而近于妄；幸而只是想了想，还不至于贻笑大方。
且说我能与叶老相识，也是时势使然。其先我是在某中学教书，本来，据旁观者清的旁观，我还是站在前列的，而忽然，形势有变，大家（包括教师和学生）快步往前赶，我则原地踏步，落后了。落后的结果当然是被遗弃，幸而有校长陈君的厚意，让我换个地方，于是到叶老的属下去做编辑工作。往谒见是第一次见面，印象与读作品时有不小的差异：彼时只是平实，这次升了级，是厚重恳切，有正统的儒者风。其后交往增多，是共同修润书稿。起初是当面商酌式。这费时间，他忙，其后就改为由我闭门造车，他复阅。不久又刮来推广普通话的风。叶老是既非常重视语文，又非常拥护推广普通话的，可是他的话，跟家乡人说还是吴侬软语，跟一般人说也只能南腔北调。他虽然未必是王阳明的信徒，却一贯知行合一，严格律己。他还常写文章，希望印成铅字，句句是普通话的味儿。这自然不是毫无困难，至少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希望我这生在北国的人能够协助。长者所命，义不容辞，但附带个条件，是提出修改意见，请他考虑。他说这样反而费事，不如直接动笔，如果他不同意，就再改回来，也附带个条件，是不限于语言方面，看内容方面有不妥，也动笔，不要客气。我遵命。可是他却很客气，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一定亲自拿来，请我看，问我同意不同意。我为他的谦虚很不安，请下次不要再这样。他答应，可是下次还是拿来商量。文章发表了，让他的秘书送来一部分稿费。我遵“弟子服其劳”的古训，不敢收，附信奉还。又送来，也附信，说他劳动得了酬，我也劳动，得酬是天经地义。我坚守古训，还是不收。再来信，动了真刀真枪，说再不收，他将理解为我不愿帮忙，那就只好不求了。我无可奈何，只好说收，但附带一个小条件，是不得超过十分之一。他又来信，说核算了，是七分之一，以下说：“恕我说句狂妄的话，尊敬不如从命。并且希望，这是为此事的最后一封信。”我看后很感动，也就只好从命，不再为此事写信。稍后，根据这个君子国的协定，还有个后来居上的大举，是为他整理一本《叶圣陶童话选》，仍是我起草，他复阅，定稿。书于一九五六年出版，我又看一遍，发现第十八页《稻草人》那一篇，写牛“扬着头看天”，觉得迁就语音（狔á狀犵）不顾字面（仰），错了，是受人之托未能忠人之事。幸而不久之后翻阅《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写宝玉说完“女儿悲”的酒令，众人都说有理，只有那位呆霸王“薛蟠独扬着脸”，知道这位曹公早已先于我自我作古，心里才安然了。这时候，叶老的普通话本领已经满可以过关，因而共同修润文章的工作就心照不宣地结束。
以上是说他的为人，认真，有德。关于德，以前那一篇也曾提到，大致说了以下这些意思。《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老总当排在最前列。何以这样说？有大道理为证。中国读书人的（指导行为的）思想，汉魏以后不出三个大圈圈，儒道释。掺和的情况很复杂，有的人儒而兼道，或阳儒阴道；有的人儒而兼释，或半儒半释；有的人达则为儒，穷则修道（或道或释的道）；等等。叶老则不掺和，是单一的讲修齐治平的儒；或者更具体一些说，是名副其实的“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的躬行君子。这也很容易举证。先说常人像是也能做到的，是以多礼待人。只说我亲身经历的，有事，或无事，到东四北八条他的寓所去看他，告辞，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告别，他鞠躬，连说谢谢，看着我上路才转身回去。晚年，记得两次是他在病中。一次在家里，不能起床了，我们同去三个人，告辞，他伸出两手打拱，并连说谢谢。一次在北京医院，病相当重了，也是同去三个人，告辞，他还是举手道谢。我走到门口，回望一下，他的眼角像是浮着泪。还有常人难于做到的，是五十年代前期，一次开人数不很多的什么会，谈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他说，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评；至于批评，别人的是非长短，他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当面指责人的短处，他总是说不出来。这是儒家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从某种观点看也许太过时了，但我总是觉得，与一些时代猛士的背后告密、当面揭发相比，力量会大得多，因为能够促使人自重，努力争取不愧于屋漏。
与叶老的交往，中间断了一些年。那是文革的大风暴时期，我自顾不暇，还见了一次给他贴的大字报。我很惊讶，像叶老这样的完人，举过，居然也能贴满一堵长席墙。幸而这有如日月之蚀，一会儿就过去。其后，推测是借《庄子》“佚我以老”的常情的光，没听到他也到干校去接受改造的消息。我呢，到干校，改造结业，却因为妻室在都市只是家庭妇女，不得回城，两肩扛着一口，奉命到早已没有一个亲属的故乡去领那一份口粮。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风暴的力量渐减，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作客，住西郊，进城去看他。他家里人说，很少出门，这一天有朋友来约，一同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张纸，留了几句话，其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说他非常悔恨，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是旅店之类，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最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我看了信，不由得想起《孟子·离娄》篇的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心里也很悲伤。悲伤，是因为这使我想到水火、圣贤、遇合等等问题。
叶老的宽厚和躬行，据我所知，也表现在家门之内。只说说他的夫人胡墨林女士，她，我也很熟。人于宽厚之外，还加上苏州妇女特有的精干。通文，如对我这样健忘的人有大用的《十三经索引》，就是以她为主力编成的。可惜天不与以寿，于五十年代后期因不治之症逝世。叶老很悲痛，写了一些悼亡诗。我分得一份刻印本，觉得风格挚而无华，与潘岳、元稹、纳兰成德等人的气味不一样。我想，这才真是所谓“行有余”，然后“文”。记得叶老说过他们的结合经历，是没有现在年轻人那些花样，但一生感情很好。这话确是实事求是，果然，胡女士逝世之后，叶老就独身度日，依旧平静勤恳，比胡女士晚走了约三十年。
以上说的几乎都是身教方面的，这像是模棱，其实分量很重，如我这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就常常感到扛不动。不得已，只是转为说言教。这“言”是借用，实际是指范围大大缩小的语言或语文。这方面的言教，共两类，我听到不只一次。一类是关于行文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的，这，很多人都知道，叶老是主张“写话”。他说：“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行文用语的问题是个大问题，这里不宜于岔出去多说。只说叶老这个主张会碰到二难。一种难是认识方面的，尤其近些年，有不少以写作为事甚至以作家自居的，是或有意或无意，以为既然成文，就应该不像话。另一种难是实行方面的，有大量的印成品为证，是写得像话不是算不了什么，而是非常之难。我基本上是叶老的信徒。说基本上，是因为写话之“话”究应何所指，其中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太复杂，与闲话的情调不合，只得从略。另一类是关于行文应该求简的，他说：“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这与用什么语言相比，像是小节，只是求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但是做到也大不易，因为时下的文风是乐于拖泥带水。比如你写“我们应该注意”，也许多数人会认为你错了，因为流行的说法是“我们应该引起注意”。同类的情况无限之多，从略。这情况表明，时下的文里有不少废话废字，而有不少人偏偏欣赏，因而就成为文病。对于文病，叶老是深恶痛绝的。这，有的人也许会说是小题大作。大也罢，小也罢，我觉得，这种恨铁不成钢的苦心总是值得偏爱“引起”的诸君深思的。
闲话说了不少，应该总括一下，是与叶老交往近四十年，受到的教益太多了。惭愧的是感激而未能躬行，甚至望道而未之见。勉强可以自慰的也许只是，还知道感激，还知道望；并且写了纪念文章，不是一篇，而是两篇。
章太炎
提起章太炎先生，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书法）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
发笑也许应该算失礼，因为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按行辈是我的“老”老师的老师。老师前面加“老”，需要略加说明：简单说是还有年轻一代，譬如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我上学听讲的时候他们都已五十开外，而也在讲课的俞平伯、魏建功、朱光潜等先生则不过三十多岁。“老”老师之师，我不能及门是自然的，不必说有什么遗憾。不过对于他的为人，我还是有所知的，这都是由文字中来。这文字，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就是收在《章氏丛书》中的那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琐细者如新闻记者所写。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读绛）。学问精深，为人有正气，这是大醇。治学好奇，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如著文好用奇僻字，回避甲骨文之类；脾气强，有时近于迂，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这是小疵。
一眚难掩大德，舍末逐本，对于太炎先生，我当然是很钦佩的。上天不负苦心人，是一九三二年吧，他来北京，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清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听。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有如阳春白雪，和者自然不能多。幸而终于要唱一次下里巴人，公开讲演。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就是“五四”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我去听，因为是讲世事，谈己见，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坐满了，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话虽然以诙谐出之，意思却是沉痛的，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
此后没有几年，太炎先生逝世了（一九三六年）。他没有看见七七事变，更没有看见强敌的失败，应该说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了。转眼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有一天我去魏建功先生书房，看见书桌对面挂一张字条，笔画苍劲，笔笔入纸，功力之深近于宋朝李西台（建中），只是倔强而不流利。看下款，章炳麟，原来是太炎先生所写，真可谓字如其人了。不久，不幸魏先生也因为小病想根除，手术后恶化，突然作古，我再看太炎先生手迹的机缘也不再有了。
俞平伯
俞平伯先生原名铭衡，上大学时候就以字行。他是学界文界的大名人，主要不是因为有学能文，是因为很早就亲近宝、黛，写《红楼梦辨》（解放后修订版名《红楼梦研究》），有自己的所见，五十年代初因此受到批判。那虽然也是宣扬“百花齐放”时期，可是俞先生这一“花”，瓣状蕊香都不入时，所以理应指明丑恶，赶到百花园之外。但俞先生于谨受教之外，也不是没有获得。获得来自人的另一种天赋，曰“逐臭”，于是对于已判定为丑恶的，反而有更多的赏玩的兴趣。总之，原来只在学界文界知名的俞先生，由于受到批判，成为家喻户晓了。
以上说的是后话，谈俞先生，宜于由前话说起。依史书惯例，先说出身。至晚要由他的曾祖父俞曲园（名樾）说起。德清俞曲园，清朝晚期的大学者，不只写过《群经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一类书，还写过《春在堂随笔》《右台仙馆笔记》一类书；此外还有破格的，是修润过小说《三侠五义》。科名方面也有可说的，中道光三十年（公元一八五〇年）庚戌科二甲第十九名进士，这仍可算作常事，不平常的是考场作诗，有“花落春仍在”之句，寓吉祥之意，受到主考官的赏识，一时传为美谈。由科名往下说，他的父亲俞阶青（名陛云）后来居上，中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戊戌科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所谓“探花”。这位先生还精于诗词，有《诗境浅说》《乐静词》传世。这样略翻家谱，我们就可以知道，俞先生是书香世家出身，有学能文，是源远所以流长。
俞先生生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公元一八九九年），推想幼年也是三百千，进而四书五经。到志于学的时候，秀才、举人、进士的阶梯早已撤消，也就不能不维新，于是入了洋学堂的北京大学。读国文系，当时名为文本科国文学门，民国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也就是“五四”那一年）毕业。毕业之后回南，曾在上海大学任教，与我关系不大，以下说与我有关的。
我一九三一年考入北京大学，念国文系。任课的有几位比较年轻的教师，俞先生是其中的一位。记得他的本职是在清华大学，到北大兼课，讲诗词。词当然是旧的，因为没有新的。诗有新的，其时北大的许多人，如周作人、刘半农等，都写新诗，俞先生也写，而且印过名为《冬夜》（其后还印过《西还》，我没见过）的新诗集，可是他讲旧的，有一次还说，写新诗，摸索了很久，觉得此路难通，所以改为写旧诗。我的体会，他所谓难通，不是指内容的意境，是指形式的格调。这且不管，只说他讲课。第一次上课，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觉得与闻名之名不相称。由名推想，应该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可是外貌不是。身材不高，头方而大，眼圆睁而很近视，举止表情不能圆通，衣着松散，没有笔挺气。但课确是讲得好，不是字典式的释义，是说他的体会，所以能够深入，幽思连翩，见人之所未见。我惭愧，健忘。诗，词，听了一年或两年，现在只记得解李清照名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一点点，是：“真好，真好！至于究竟应该怎么讲，说不清楚。”（《杂拌儿之二·诗的神秘》一文也曾这样讲）他的话使我体会到，诗境，至少是有些，只能心心相印，不可像现在有些人那样，用冗长而不关痛痒的话赏析。俞先生的诸如此类的讲法还使我领悟，讲诗词，或扩大到一切文体，甚至一切人为事物，都要自己也曾往里钻，尝过甘苦，教别人才不至隔靴搔痒。俞先生诗词讲得好，能够发人深省，就因为他会作，而且作得很好。
接着说听他讲课的另一件事，是有一次，入话之前，他提起研究《红楼梦》的事。他说他正在研究《红楼梦》，如果有人也有兴趣，可以去找他，共同进行。据我所知，好像没有同学为此事去找他。我呢，现在回想，是受了《汉书·艺文志》“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的影响，对清朝的小说人物，不像对周秦的实有人物，兴趣那样大，所以也没有去找他。这有所失也有所得，所失是不能置身于红学家之林，也捞点荣誉，所得是俞先生因此受到批判的时候，我可以袖手旁观。
转而说课堂下的关系，那就多了。荦荦大者是读他的著作。点检书柜中的秦火之余，不算解放后的，还有《杂拌儿》《杂拌儿之二》《燕知草》《燕郊集》《读诗札记》《读词偶得》。前四种是零篇文章的集印，内容包括多方面。都算在一起，戴上旧时代的眼镜看，上，是直到治经兼考证；中，是阐释诗词；下，是直到写抒情小文兼谈宝、黛。确是杂，或说博，可是都深入，说得上能成一家之言。
就较早的阶段看，他是五四后的著名散文家，记得《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还入了课本。散文的远源是明公安、竟陵以来的所谓小品，近源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他尊苦雨斋为师，可是散文的风格与苦雨斋不同。苦雨斋平实冲淡，他曲折跳动，像是有意求奇求文。这一半是来于有才，一半是来于使才，如下面这段文章就表现得很清楚：
札记本无序，亦不应有，今有序何？盖欲致谢于南无君耳。以何因由欲谢南无邪？请看序，以下是。但勿看尤妙，故见上。
凡非绅士式，即不得体，我原说不要序的呢。我只“南无”着手谢这南无，因为他居然能够使我以后不必再做这些梦了。（《读诗札记》自序）
“体”属于白话，可是“作”的味道很重，“说”的味道不多。与语体散文相比，我更喜欢他的文言作品。举三种为例。
一是连珠：
盖闻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千里之行，起于足下。是以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盖闻富则治易，贫则治难。是以凶年饥岁，下民无畏死之心。饱食暖衣，君子有怀刑之惧……
盖闻思无不周，虽远必察。情有独钟，虽近犹迷。是以高山景行，人怀仰止之心。金阙银宫，或作溯洄之梦。
盖闻游子忘归，觉九天之尚隘。劳人返本，知寸心之已宽。是以单枕闲凭，有如此夜。千秋长想，不似当年。（《燕郊集·演连珠》）
二是诗：
纵有西山旧日青，也无车马去江亭（即陶然亭）。残阳不起凤城睡，冷苇萧骚风里听。（据抄件）
足不窥园易，迷方即是家。耳沉多慢客，眼暗误涂鸦。欹枕眠难稳，扶墙步每斜。童心犹十九，周甲过年华。（《丙辰病中作》，据手迹）
三是词：
莫把归迟诉断鸿，故园即在小桥东。暮天回合已重重。疲马生尘寒日里，乌篷扳橹月明中。又拚残岁付春风。（《燕郊集·词课示例·浣溪沙八首和梦窗韵》，选其一）
匆匆梳裹匆匆洗，回廊半霎回眸里。灯火画堂云，隔帘芳酒温。沉冥西去月，不见花飞雪。风露湿闲阶，知谁寻燕钗。（同上《菩萨蛮》）
像这些，用古就真不愧于古，而且意境幽远，没有高才实学是办不到的。
那就由才和学再往下说。诗词之后是曲，他不只也通也谈，还会唱。说到此，要岔出一笔，先说他的夫人许莹环（名宝驯）。俞先生告诉我，许夫人比他年长四岁，那就是生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公元一八九五年），二八年华是在清朝过的。人人都知道，装备起来的人是时代的产物，所以这位夫人也是长发纤足，标准的旧时代佳人。出身于钱塘许氏，清朝晚期著名的官宦之家。通旧学，能书能画，又循江南名门闺秀的通例，会唱昆曲，而且唱得很好。俞先生很喜爱昆曲，不只唱，而且为挽救、振兴出了不少力。俞先生和许夫人于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结婚，在昆曲方面更是情投意合。记得三十年代前期的一个夏天，我同二三友人游碧云寺，在水泉院看见俞先生、许夫人，还有两位，围坐在茶桌四周，唱昆曲。我外行，不懂好坏，但推想必是造诣很深的。可以用势利主义的办法来证明。一见于《燕郊集·癸酉年（公元一九三三年）南归日记》，十月一日唱《折柳》，吹笛的是俞振飞。另一见于北京市《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四辑，韩世昌说，俞先生等人组织谷音社，唱昆曲，以“俞平伯、许莹环夫妇的《情勾》《游殿》最精彩”。俞振飞肯吹笛伴奏，韩世昌评为“最精彩”，可见是绝非等闲的。许夫人还能写十三行一路的小楷，前几年余先生曾影印自己的一些词作，名《古槐书屋词》，书写就出于许夫人之手。听说许夫人还能画，我没见过。
俞先生大概不能画，但字写得很好。我只见过楷书（或兼行），不像曲园老人的杂以隶，而是清一色的二王，肉娟秀而骨刚劲，大似姜白石。四十年代中期，我的朋友华粹深（名懿，宝熙长孙，戏剧家，已作古）与俞先生过从较密，其时俞先生住朝阳门内老君堂老宅，我托他带去一个折扇面，希望俞先生写，许夫人画，所谓夫妇合作。过些时候拿回，有字无画。据华君说，许夫人及其使女某都能画，出于使女者较胜，也许就是因此，真笔不愿，代笔不便，所以未着笔。也是这个时期，华君持来俞先生赠的手写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的影印本。诗长近五千言，前有骈体的长自序，说明作诗的缘由。其中如这样的话：“仆也三生忆杳，一笑缘坚（悭），早堕泥犁，迟升兜率。况乃冥鸿失路，海燕迷归。过槐屋之空阶，宁闻语？想荔亭之秋雨，定湿寒花。未删静志之篇，待续闲情之赋。此《遥夜闺思引》之所由作也。”（原无标点）我每次看到，就不由得想到庾子山和晏几道。
是四十年代后期，我受一出家友人之托，编一种研究佛学的月刊《世间解》，请师友支援，其中当然有俞先生。俞先生对于弟子，总是守“循循然善诱人”的古训，除了给一篇讲演记录之外，还写了一篇《谈宗教的精神》。这篇文章不长，但所见深而透，文笔还是他那散文一路，奇峭而有情趣。俞先生很少谈这方面的内容，所以知道他兼精此道的人已经很少了。
至此，我笔下的俞先生，好像是一位永远住在象牙之塔里的人物，其实不然。他是在“五四”精神的哺育下成长的，自然有时也就会情不自禁地走向十字街头。所以他间或也写这样的文章：
勇者自克；目今正是我们自克的机会。我主张先扫灭自己身上作寒作热的微菌，然后去驱逐室内的鼬鼠，门外的豺狼。已上床的痨病鬼不肯服药养病，反想出去游猎，志诚美矣，然我不信他能。我们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觅得我们的当然。（《杂拌儿·雪耻与御侮》）
这愤激的话出于忧国忧民，是否可行是另一回事，就用意说，会使我们想到陶渊明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以下还得转回来说红学。与近些年相比，我上学时期的前后，红学还不能说是很兴旺。蔡元培校长的索隐派难于自圆其说，至少由旁观者看，是一战就败在胡博士的手下。胡博士既有神通又有机遇，先后得多有脂评的甲戌本和《四松堂集》，有了考证的资本，写文章，大致勾画了考证红学的范围。考，考，贾府与曹家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故事所写是由荣华而没落，作者的本意自然就成为表禾黍之思。思源于爱。可是时风一变，说是反封建，反就不能源于爱。看法不同，新兴的办法是力大者批力小者。靶子最好是胡博士，可惜他走了，鞭长莫及，于是就找到俞先生。其后的种种，中年以上的人还记得，用不着说。单说俞先生，虽然法理上还容许争鸣，但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就不争了。《杂拌儿》式的文章不好写了，只好到诗词的桃花源里过半隐居生活，写《唐宋词选释》一类书。宝、黛呢，情意不能谈了，退而专治资料，编了一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费力不小，对醉心于宝、黛本事的人很有用。间或也写点红文，重要的有《金陵十二钗》，相当长，我读一遍，感到与一般口号型的红文还是不一路。友人告诉我，前不久他往香港，又谈一次红学，可惜没见到文字，不知道是怎么谈的。他还作诗，我的老友玄翁曾抄来几首给我看。八十年代前期，许夫人先走了；不知他是否仍唱《折柳》《情勾》，连我也没有勇气问了。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他离开老君堂的被抄的家，也到干校；大概是为了生死与共，许夫人从行。日子怎么过的呢？可惜俞先生和许夫人都手懒，没有写杨绛那样的《干校六记》。不知，只好存疑。是七十年代后期吧，俞先生二老都到建国门外学部宿舍去住了，听说俞先生血压高，患轻度的半身不遂症，我去探问。应门的是许夫人。俞先生已经渐渐恢复，但走路还是不灵便。到八十年代，由于风向转变，俞先生由反面教材右迁为正面大专家，就有了住钓鱼台南沙沟高级公寓的特权。我曾去看他，显然是更衰老了，走路要手扶靠近的什么。我感到这会给他增加负担，所以很久就不再去。我的老友让公也住在那一带，近邻，有时过门而入，略坐，表示问候。不久前他告诉我，曾国藩写的“春在堂”横匾竟还在，已悬在客厅中。这使我想到咸、同之际，江南、北地，直到老君堂的古槐书屋和红卫兵，又禁不住产生一些哭笑不得的感慨。
琐琐碎碎谈了不少，对于这位老师，如果我大胆，能不能说一两句总而言之的话？说，总是先想到“才”。自然，如车的两轮，如果有才而无学，还是不能在阳关大道上奔驰的。但我总是觉得，俞先生，放在古今的人群中，是其学可及，其才难及。怎见得？为了偷懒，想请俞先生现身说法，只举一篇，是三十年代前期作的《〈牡丹亭〉赞》（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论诗词曲杂著》）。这篇怎么个好法，恕我这不才弟子说不上来，但可以说说印象，是如同读《庄子》的有些篇，总感到绝妙而莫名其妙。关于才，还想说一点点意思，是才如骏马，要有驰骋的场地；而场地，主要来于天时和地利，天地不作美，有才就难于尽其才。至少是我看，俞先生虽然著作等身，成就很大，还是未能尽其才。现在他老了，九十高龄，有憾也罢，无憾也罢，既然笔耕大片土地已经不适宜，那就颐养于春在之堂，作作诗，填填词，唱唱“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吧。
诗人南星
几年前写琐话，虽然只是篱下的闲谈，却也有些清规戒律，其中之一是不收健在的人。几年过去，外面开放的风越刮越猛，草上之风必偃，于是我想，如果笔一滑，触犯了这个清规戒律，也无妨随它去。因为有这也无妨的想法，于是想谈谈南星。拿起笔，忽然忆及十几年前，被动乡居面壁的时候，为消磨长日，写过一篇怀念他的文章。翻检旧书包，稿居然还在。看看，懒意顿生，也是想保存一点点情怀的旧迹，于是决定不另起炉灶。但后事如何又不能不下回分解，所以进一步决定，那一篇，一九七五年最热的中伏所写，照抄，然后加个下回分解的尾巴，以求能够凑合过去。
以下抄旧稿。
不见南星已经十几年了，日前一位老友从远方来信，里面提到他，表示深切的怀念之意。这使我不禁想起许多往事。
南星原名杜文成，因为写诗文永远不用原名，用南星或林栖，于是原名反而湮没不彰。我们最初认识是在通县师范。那是二十年代后期，我们都在那里上学。他在十三班；我在十二班，比他早半年。在那里几乎没有来往，但是印象却很清楚。他中等身材，清瘦，脸上总像有些疙瘩。动作轻快，说话敏捷，忽此忽彼，常常像是心不在焉的样子。对他印象清楚，还有个原因，是听人议论，他脾气有些古怪，衣服，饮食，功课，出路，这类事他都不在意，只喜欢写作，并且已经发表过诗和散文，而且正在同外边什么人合办名为《绿洲》的文学刊物。我当时想，他的像是心不在焉，其实大概是傲慢，因为已经上升到文坛，对于埋头衣食的俗人，当然要不屑一顾了。
我的推测，后来才知道，其实并不对。——就在当时，也常常感到莫名其妙。他像是有些痴，但据说，聪明敏捷却超过一般人，例如很少温课，考试时候漫不经心，成绩却不比别人差。这样看，特别聪明像是确定的了，但也不尽然。有一次，九班毕业，欢送会上，代表十三班致欢送辞的，不知道为什么选上他了。十班、十一班、十二班，欢送辞都说完了，他匆匆忙忙走上台。面对会场站了很久，注视天花板，像是想致辞的开头，但终于说不出来。台下先是隐隐有笑声，继而变为大笑。笑了两三阵之后，他终于挤出半句，“九班毕业”，又呆住了，他显得很急，用力补上半句，“很好”，转身就走下去。又引起全场大笑。是没有腹稿呢，还是临时窘涩忘了呢？后来一直没问过他。总之，当时我觉得，这个人确是很古怪。
之后，恰巧，我和他都到北京大学上学了。他学英文，我学中文，不同班，也不同系。来往更少了，但是还间断听到他的消息。他英文学得很好，能说能写，造诣特别深的是英国散文的研究。还是好写作，写了不少新诗，也写散文，翻译英国散文和小说，而且据说，在当时的文坛上已经有不小的名气。脾气还是古怪，结了婚，女方也是京北怀柔县城里人，人娇小，也很聪明，结婚之后才学英文，也说得相当流利。生个女儿，决定让孩子学英语，于是夫妻约定，家中谈话限定用英语。这使很多相识感到奇怪，也有些好笑。大学毕业以后，他到中学去教书，可是因为像是漫不经心，又同校当局少来往，总是任职不长。生活近乎旅行，兼以不会理家，经常很穷。
不记得怎么一来，我和他忽然交往起来。他常常搬家，那时候住在东城。房子相当好，室内的布置却很奇怪，例如日常用具，应该具备的常是残缺不全，用处不大的玩物却很不少。书也不多，据说常迁居难免遗失，有时候没钱用还零碎卖一些。女儿已经五六岁，果然是多半说英语。家中相互像是都很体贴，即使是命令，也往往用商量的口气。我的印象，这不像一般的人家，却很像话剧的一个场面，离实际太远。
交往渐多，更加证明我的判断并不错。他生活毫无计划，似乎也很少想到。读书，像是碰到什么就翻一翻，很快，一目十行，不久就扔开。写作也是这样，常是旁人找上门要稿子才拿笔，也很快，倚马千言。字却清朗，笔画坚实稍带些曲折，正是地道的诗人风格。我有时感到，他是有才而不善用其才，有一次就劝他，无论治学还是治生，都不宜于这种信天翁的态度。治学无计划，不进取，应该有成而竟无成，实在可惜。治生无计划，不进取，生活难于安定，甚至妻子不免冻馁之忧，实在可怕。他凝神听着，像是也有些慨然，但仍和往常听旁人发表意见一样，只是毫不思索地随着赞叹，“是是是，对呀！”赞叹之后，像是又心不在焉了。说也奇怪，对于帮助旁人，他却热情而认真，常是做的比人希望的更多。自然，除了有关写作的事务之外，做得切合实际并且恰如其分的时候是比较少的。
对于一般所谓正事，他漫不经心；可是对于有些闲事，他却兴高采烈。例如喜欢游历就是这样，不管他正在忙什么，只要我去约他，他总是站起来就走。有一年，我们一起游了香山，又一起游了通县。在通县北城墙上晒太阳，看燃灯塔和西海子，温二十年前的旧梦，想起苏诗“人生看得几清明”，他也显得有些惆怅，像这样陷入沉思，在他是很少见的。
果然不出所料，他搬了几次家之后，生活无着，又须搬家了。新居已经找到，但是没有用具，问我怎么办。我帮他去买，到宣武门内旧木器铺去看。他毫无主见，还是我建议怎么办，他随着点头说，“是是是，对呀！”只有一次，他表示了意见，是先在一家看了一张床，转到另一家又看一张床，问过价钱之后，他忽然问店主：“你这床比那一家的好得多，要价反而少，这是为什么？”问得店主一愣，显然是很诧异了。那时候旧货都不是言不二价，这样一问，当然难得成交了。离开以后，我说明不当赞美物美价廉的理由之后，他自怨自艾地说：“我就是糊涂，以后决不再说话。”
迁入新居没有多久，在北京终于找不到职业，他决定往贵州。我曾劝他，如果只是为吃饭，无妨等一等看，这样仓促远走，万一事与愿违，那会得不偿失。但是他像是已经绝了望，或者对于新地方有幻想，终于去了。不久就来信说，住在花溪，水土不服，腹痛很厉害，夜里常常要捧腹跪坐，闭目思乡。这样大概有一年多吧，又不得不回北京了，自然又是囊橐一空。
后来找到个职业，教英文翻译，带着妻子搬到西郊，生活总算暂时安定了。我们离远了，兼以都忙，来往几乎断了。只是每年我的生日，正是严冬，他一定来，而且总是提着一包肉。难得一年一度的聚会，面对面吃晚饭。他不喝酒，吃完就匆匆辞去，清瘦的影子在黄昏中消失。这样连续有五六年，其后都自顾不暇，才渐渐断了消息。最后一次是妻去看牙，在医院遇见他，也是去看牙。妻回来说，在医院遇见南星，苍老多了，还是早先那样神魂不定的样子，在椅子上坐着候诊，一会儿去问问，“该我了吗？”急得护士说：“你这个人，就是坐不住，该你自然叫你，急什么！”他问我好，说自己身体不好，越来越不成了。
这话当然是真的，近些年来，不要说他的诗文，就是信也见不到了。我有时想到他的文笔，词句清丽，情致缠绵，常常使人想到庾子山和晏几道。他的作品，零篇断简，也不算少，只是大部分散失了，我手头只有两三本诗集和一本散文《松堂集》。译文婉约流利，如《吉辛随笔》《呼啸山庄》等，我都爱读，可惜现在都找不到了。这使我很惋惜，有时候想到张华对陆机的评论，旁人患才少，陆机患才多。南星似乎也是患才多，或者说患诗情太多。诗情太多，以致世情太少，用俚俗的眼光看，应该建树的竟没有建树，至少是没有建树到应有的高度。例如与他同时的有些人就不然，能够看风色，衡轻重，多写多印，就给人一种大有成就的幻象。“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乙夜青灯之下，偶然找出南星的小诗看看，情深意远，动人心魄，不禁就想起杜老的这两句诗来。
我常常想到他，但不敢自信能够完全理解他。有些人惯于从表面看他，冲动，孩气，近于不达时务。其实，南星之为南星，也许正在于此。我个人生于世俗，不脱世俗，虽然也有些幻想，知道诗情琴韵之价值，但是等于坐井中而梦想天上，实在是望道而未之见。南星则不然，而是生于世俗，不粘着于世俗，不只用笔写诗，而且用生活写诗，换句话说，是经常生活在诗境中。我有时想，如果以诗境为标准而衡量个人之生，似乎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完全隔膜，不知，当然也不要；另一种，知道诗境之可贵，并有寻找的意愿；还有一种，是跳过旁观的知，径直到诗境中去生活。南星可以说是最后一种。我呢，至多只是前两种之间，每念及此，就兴起对南星的深切怀念。
以下写下回分解的尾巴。
由1975年之后写起。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乡居的房子倒塌，我借了懒的光，在北京妻女的家里寄食，逃了一命。其后，乡以无下榻地的形势逐客，京以政策又变的形势纳客，我长安又见，重过写稿改稿的生活。许多久不通音问的相识又通音问了，于是转一两个弯，知道南星原来近在咫尺，他因为身体不很好，原单位请而坚决辞谢，回怀柔老家，悠然见北山去了。其时是1979年，又是中伏，我旧忆新情，中夜不能入睡，不免又是秀才人情纸半张，诌了两首歪诗，题为《己未伏夜简南星二首》：
其一
诗书多为稻粱谋，惭愧元龙百尺楼。戏论几番歌塞马，熏风一夜喘吴牛。也曾乞米趋新友，未可传瓜忘故侯。后海晨昏前日事（曾同住北京后海北岸），不堪燕越又三秋。
其二
一生能见几清明，久别吴娘暮雨声。岂有仙槎通月府，何妨鹤发住春城。青云兴去依莱妇，白堕香来曳老兵。安得秋风三五夜，与君对坐话归耕。
其后当然是抄清，贴四分邮票寄去。不久就换来连古拙的字也充满诗意的信。信末尾抓住“秋风三五夜”，敦促至时一定前往，不许食言。我没食言，而且连续几年，去了不只一次。同游怀柔水库，独饮什么什么老窖（南星是不饮酒的诗人），闲话今人昔人，香文臭文，等等，都可不在话下。住一两夜，回来，路上总是想，他住在小城之郊，柴门独院，抬头可以看墙下的长杨，低头可以看窗前的豆棚瓜架，长年与鸡兔同群，真可以说是归耕了；我呢，也“话归耕”，至于行，还是出门挤公共车，入门写可有可无的文章，在人生的路上，远远落在南星之后了，惭愧惭愧。
祖父张伦
读历史，看现世，会遇见各种类型的人，其中有两种，哲人和痴人，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哲人想，知，可敬；痴人不知，也不想，可爱。孔子是哲人，教他的弟子子路代言，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项羽是痴人，四面楚歌，唱完《别姬》之后还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我有个别人看来也许不正常的想法，是：对于哲人，应该同情；对于痴人，应该羡慕。同情来于怜悯；羡慕来于求之不得。
为什么要怜悯？以孔子为例，已知道之不行，还要“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果报必是忽有明而忽无明，“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另一面呢，如传说的尾生，与某女子约定某时在某桥下见面，依不成文法，要先到，等待，等待，过时不来，水来了，因为痴，不能从权，“抱梁柱而死”，心安理得，就不至于“悲夫”。可是与女子约，等待，水来而女不来，甘心抱梁柱而死，于是就心安理得，也大不易，不易而大有希冀之意，所以说羡慕。简明而扼要地说吧，想到人生，我的想而未必能行的哲学是，最好能够自欺，比如，出门，提着两笼画眉鸟来回走；入门，拿着一百单八的念珠宣“南无阿弥陀佛”号，就自以为这是天下之应然，至乐，岂不善哉。糟糕的是，想到最好能够自欺的时候，不只“最好”早已逃之夭夭，连“自欺”也无影无踪了。伤心，自力更生办不到，但跛者不忘履，有时就愿意多向外看，搔他人之肤以解自己之痒。还有时愿意说说，以期一些可怜的同病，也能搔他人之肤以解自己之痒。可说的人不少，本之吾乡某君“先及其家，后及其国”的名言，开卷第一回说我的祖父。
祖父张伦不是名人，就是在只有几十户的本村也不是名人，说他，是根据在“生之道”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比我年长六十岁以上，他作古之年我已经超过十岁，所以在家门内的祖的一辈里，只有对于他，印象最清楚。其余几位，大祖父可能最先故去，其次是祖母，我都没有印象；大祖母病故，其时我已六七岁，所以有印象，只是不像祖父那样清楚。还要说几句追溯的话。我的曾祖父生三个儿子，大祖父有二女而无子，祖父行二，有二子二女，三祖父有一子（大排行行二）二女。早在我有生之前，曾祖父去世，祖一辈析居，依封建旧规，大祖父无子，要过继侄辈最长的一个，我父亲成为当然继承人，与三叔父是胞兄弟，不好分居，于是三祖父一支离开街中心路北的老宅，到村西端路南的场院建新房，另起炉灶。这样，我上小学的时候，祖父就成为家中唯一的老人物。他中等身材，因为总是粗茶淡饭，体虽不弱而一点不见丰腴，很少说话，但面容透着和善，一见就知道是个朴厚的农民。
我成年以后，念了些乱七八糟的书，有时回头想想祖父，觉得他也有自己并不觉得的生活哲学，或说理想，就是“兴家”。兴家要有后，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孙子辈的总是怜爱。可惜他旧的没念过《太平广记》一类书，新的没念过“小说教程”一类书，我们很喜欢听故事，他却不会讲。冬天，农活已经没有，喝完晚饭的玉米粥之后，他照例坐在北房东间炕西端近灶的已铺开的被褥上，眼半合，有时捋捋下垂二寸左右的胡须，其实未笑而像是笑的样子，我们还不想睡，就围上去，叫爷爷讲故事。他从来不拒绝，可是永远是那个黄鼠狼成精，偷鸡，逼人逃上树的故事。几乎像秀才熟悉四书一样，我们一听到“有那么一家子”，就知道结尾必是，“黄鼠狼以为打雷下雨啦，都跑了。”可是我们还是静静地听着，总是慰情聊胜无吧。女孩子们不来，因为女孩子是别人家的人，他不喜欢。
李义山有《咏史》诗，首联很像出于三家村冬烘先生之手，是“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我祖父当然没念过，可是他是既未亲炙又未私淑的信徒，还不只信，而是一生力行之。先说勤。他起得早，东方还未白的时候就背个粪筐出去，拾路上和路边的家畜粪，那年头还没有化肥，田地增产要靠这个。拾粪回来，负责做早饭的妇女刚起来，他就把碎柴送到灶门口，他说，不这样，年轻人图省事，就净抱整的烧。早饭以后，除了冬天田地空空的时候，他总是上地，随着年轻人一起干农活。
再说俭。他在世的时候，家里像是并不贫困。我随着母亲住北房西间，清楚地记得，室西北角，成串的制钱堆有两三尺高。秋过完，四位姑母都带着孩子来住娘家，一日三餐，一掀锅就像一窝蜂，一会儿就一扫光，可是年年粮食有剩余。祖父却还是不忧道而忧贫。他不吸烟，不喝酒。那年头，虽然十家九俭，可是也仍然有来村里卖零吃食的，如花生、瓜子、萝卜之类，他是一次也没买过，也不许孩子买。我们是除三餐之外，什么也吃不到。三餐，孩子们不管不顾，难免有饭粒掉在桌上，祖父不责备，自己拾起来，放在嘴里。隔十天八天，他就拿笤帚遍扫一次锅底，说扫去烟灰，锅热得快，可以省柴。年近古稀了，同乡不少人劝他到只距百里的天津看看，说那里有高楼，屋里点电灯，路上跑电车，他不去，说来往要花钱。俭，还有过分以至妨碍天伦的，是他作古之后母亲告诉我，说爷爷的脾气真怪，一次自言自语，说“豆房（开豆腐房的石家）真走运气”，家里人问为什么，他说：“姑奶奶（乡里称出嫁的女儿）都死了。”可见冬闲，女儿带着外孙、外孙女来吃，他嘴不说，心里是很舍不得的。
其实就脾气说，祖父是偏于懦弱的，所以“兴家”这个要求，就常常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女儿等来吃，自然只能忍受。还有难于忍受也不能不忍受的，是我祖母，我父亲，都得我祖母之母的嫡传，好赌钱。据说祖母之母曾有一夜输掉一头驴的战绩。祖母和父亲，大概没有这样高的战绩，但积少成多，总比逛一趟天津要消耗得多吧？祖父当然疼得慌，但管不了，只好虽不知而接受了庄子的生活哲学，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就这样，也算幸运，终祖父的一生，家虽未能兴，也总算没有走下坡路。
于是更不能不安之的命就来了，是一九一九年秋天吧，收玉米秸，在地里装车，祖父在车上，已经垛得很高，车向前移没打招呼，他跌下来。推想是内脏受了伤，养一两个月，越来越重，初冬的一个夜里死了，享年旧算法是七十四。病重时总是想念在卢沟桥上学的长孙，不断地叨念：“把孩子送这么远！”派人去叫，还没回来，他自知不能等了，把父亲和三叔父等叫到跟前，口头遗嘱：“别分家，两个灶火门比一个灶火门费。买牛要后腿弯的，有劲。”只此两项，说完，沉默一会儿，带着“兴家”的希望，走了。
杂览，常遇见“如死者有知”的话，且不说能不能，至少是为带着什么希望而去的人着想，我以为，多半还是不能有知的好。即如我的祖父，撒手而去不久，我父亲和三叔父就分了家。提议的是入门不久的三婶母，这不当怨她，因为父亲赌钱的嗜好又升了级，已有一夜输掉一匹骡的战绩，较之他的外祖母是后来居上了。其后是土地逐渐消减，到土改时候已经所余无几。但因为昔年较多，并曾有雇工，所以还是不得不全家出走。赖政策英明，房屋少半归他人，动产全部归他人。动产之中，有个粗大而坚实的珠算，背后写着“乾隆年置”四个大字，唯一可以确定还有祖父手泽的，也“不知秋思在谁家”了。剩余的约十间空房，大跃进之后由生产队占用，1976年大地震，据说只几秒钟就全部倒塌，砖瓦木料由大队运走，其后是空地废物利用，改为南北通行的大路，这样，祖父一生想“兴”的“家”就彻底化整为“零”。
以祖父为本位，上面一段是“后话”，因为我不相信死后有知，所以写了。相信死后有知也不是没有好处，总的是竟至没有人死如灯灭，分的是可以同涕泣悼亡的人再说几次知心话，等等。但害处也不少，其中之大者，我想就是会使像我祖父那样的“痴”人恍然大悟。在人生的路上，悟常常伴随着破灭，于是满腔兴趣就会变为一身苦恼。从这个角度看，我的祖父，虽然没逛过天津，没见过电灯，更没吃过谭家菜，但能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终归还是幸福的。
汪大娘
我既冠之年来北京，认识旗下人不算少。印象呢，也是说来话长。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我知道。但这也不好就以之为证来个一边倒的论断，因为据李圭《思痛记》一类书所记，创点天灯之法、以杀妇孺为乐的并不是旗下人，而是炎黄子孙。根据法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至多也只能判各打五十大板。在这类事情上，我们最好还是，或说不得不，依圣人之道，既往不咎。那就说“来”。高高在上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都够厉害，但无论如何，与朱元璋及其公子朱棣相比，总是小巫见大巫。这样，也就可以轻轻放过。还是往下看，男如纳兰成德，女如顾太清，说句不怕人耻笑的话，我都很喜欢。再往下，就碰到余及见之的一些人，取其大略而言，生活态度，举止风度，都偏于细致，雅驯；也不能不柴米油盐，但大多有超过柴米油盐的所好；待人温和有礼，却像是出于本然；总而言之，是有王谢气。
有王谢气，也许就值得写入《世说新语》。我前几年写《负暄琐话》，东施效颦，笔下也曾出现一些旗下人。但那都是有或略有社会之名的。清一色，就可能引来希图文以人传甚至势利眼之讥。所以要补救，写一些无社会之名的，哪怕一位也好。搜罗，由近而远，第一个在记忆中出现的就是这位汪大娘。但写她也有困难，是超过日常生活的事迹太少。怎么办？还是决定写。理由有二：一来于兵家，曰出奇制胜，很多大手笔写大人大事，我偏写小人小事；二来于小说家，曰有话即长，无话即短。
言归正传，且说这位汪大娘是我城内故居主人李家的用人，只管做饭的用人。汪后加大娘，推想姓是男家的。我三十年代末由西城一友人家借住迁入北城李家，开始认识汪大娘，那时她四十多岁。人中等身材，偏于瘦；朴实，没有一点聪明精干气；很少嘻笑，但持重中隐藏着不少的温和。目力不好，听说曾经把抹布煮在粥锅里。像有些妇女一样，过日子有舍身精神，永远不闲着。不记得她有请假回家的事，大概男人早已作古了吧。后来知道有个女儿，住在永定门外，像是也很少来往。李家人不少，夫妇之外，子二女三，逐渐都成婚传代，三顿饭，活儿不轻。活儿轻重是小事，还有大的。李家是汉族，夫妇都是进士之后，门第不低。不过不管门第如何高，这出身总是旗下人的皇帝所赐。而今，旗下人成为用人，并且依世俗之例，呼家主人夫妇为老爷、太太，子为少爷，女为小姐，子妇为少奶奶，真是翻了天，覆了地，使人不禁想到杜老《哀王孙》的诗，“但道困苦乞为奴”，不能不感慨系之了。
以下更归正传，说汪大娘的行事。勤勉，不希奇，可不在话下。希奇的是身份为外人却丝毫不见外。她主一家衣食住行的食政，食要怎样安排，仿佛指导原则不是主人夫妇的意愿，而是她心中的常理。她觉得她同样是家中的一员，食，她管，别人可以发表意见，可以共同商讨，但最后要由她作主。具体说，是离开常规不成，浪费不成，她刚来的时候，推想家里人可能感到不习惯，但汪大娘是只注意常理不管别人习惯的，日久天长，杂七杂八的习惯终于被她的正气憨气压服，只好都依她。两三年前，我们夫妇往天津，见到李家的长媳张玉婷，汪大娘呼为大少奶奶的，闲谈，说到汪大娘，她说：“我们都怕她，到厨房去拿个碗，不问她也不敢拿。孩子们更不成，如果淘气，她看不过，还打呢。所以孩子们都不敢到厨房去闹。她人真好，一辈子没见过比她更直的。”
李家房子多，自己住正院，其余前院、后院、东西跨院的房子，大部分出租。门户多，住时间长的，跟汪大娘熟了，家里有什么事，她也管。当然都是善意的。比如有个时期，我不知道肠胃出了什么毛病，不喜欢吃饺子。情况传到汪大娘那里，她有意见，说：“还有比煮饽饽（旗下人称水饺）更好吃的，不爱吃，真怪！”我，至少口头上，习惯也被她的正气和憨气压服，让家里人告诉她，是一时有点胃病，过些日子会好的。
汪大娘也有使人费心的时候。是一年夏天，卫生的要求紧起来，街道主其事的人挨门挨户传达，要防四种病。如何防，第一，也许是惟一的要求，是记牢那四种病名，而且过两三天一定来查问。李家上上下下着了慌，是惟恐汪大娘记不住。解救之道同于应付高考，是抓紧时间温习。小姐，少奶奶，以及上了学的孩子们，车轮战法，帮助汪大娘背。费了很大力量，都认为可以了。不想查问的人晚来一两天，偏偏先到厨房去问她。她以为这必是关系重大，一急，忘了。由严重的病入手想，好容易想起一种，说：“大头嗡。”查问的人化严厉为大笑，一个难关总算渡过去。
还有更大的难关，是她因年高辞谢到女儿家养老、文革的暴风刮起来的时候。李家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当然要深入调查罪状。汪大娘曾经是用人，依常情，会有仇恨，知道得多，自然是最理想的询问对象。听街道的人说，去了不只一次。不幸这位汪大娘没学过阶级斗争的理论，又不识时务，所以总是所答非所求，比如人家带有启发性地问：“你伺候他们，总吃了不少苦吧？”她答：“一点不苦。我们老爷太太待我很好。他们都是好人。连孩子们也不坏，他们不敢到厨房淘气。”不但启发没有收效，连早已教她不要再称呼的“老爷太太”也冒出来了。煞费苦心启发的人哭笑不得，最终确认她竟不像留侯那样“孺子可教”，只好不再来，又一个难关平安地渡过去。
最后说说年高辞谢，严格说是被动的，她舍不得走，全院的人也都舍不得她走。但人的年寿和精力是有限的，到必须休息的时候就不能不休息。为了表示欢送，李家除了给她一些钱之外，还让孩子们带她到附近的名胜逛逛。一问，才知道她年及古稀，还没到过故宫。我吃了比她多读几本书的亏，听到这件事，反而有些轻微的黍离、麦秀之思，秀才人情，心里叨念一句：“汪大娘不识字，有福了！”那几天，汪大娘将要离去成为全院的大事，太太们和老太太们都找她去闲谈，问她女儿的住址，说有机会一定去看她。
我们也抄来住址。但不凑巧，还没鼓起勇气前往的时候，文革的大风暴来了。其后是自顾不暇，几乎连去看看的念头也消灭了。一晃十几年过去，风停雨霁，人人有了明天还可以喝清茶看明月的安全感，我们不由得又想到这位可敬的汪大娘，她还健在吗？还住在她女儿那里吗？因为已经有了几次叩门“人面不知何处去”的伤痛经验，我们没有敢去。但她的正直、质朴、宽厚，只顾别人、不顾自己的少见的形象，总在我们心中徘徊；还常常使我想到一个问题，是：常说的所谓读书明理，它的可信程度究竟有多大呢？
怪物老爷
明遗民张宗子（岱）作有《五异人传》（见《琅嬛文集》），我读了不只一次。比他稍晚的张潮编《虞初新志》，收记人的文章不少，其中不乏出类拔萃、可歌可泣的，但够得上“异”字的不多。我想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孔子说的“性相近也”，人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管着，即使有孙悟空的淘气之习，也很难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二是间或有人想跳，或进一步真正跳了，形迹未必能够像汉朝杨王孙坚持裸葬那样显著，而世间又不大有张宗子那样的好事之人，于是就可以留名而竟至没有留名。“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真是太可惜了。为了亡羊补牢，也因为愿意东施效颦，长时期以来，我用力从记忆中搜索，想也拼凑一篇，或者名为《后五异人传》，可是由于孤陋寡闻，竟是怎么也凑不上。不得已，只好退让，损之又损，有时想，就是找到一位也好，总可以慰情聊胜无。翻箱倒柜，最后决定拉故乡的一位来充数。与张宗子笔下的五异人比，这也许是小巫见大巫，但他有群众撑腰，即公推为“怪物”，也总当不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偏爱了。可惜的是只找到这一位，又事迹不显赫，称为“传”，有夸大之嫌，只好借他的诨名为题，曰“怪物老爷”。
且说我的家乡是个穷苦的小村，虽然离京城不很远，却连住神鬼的关帝庙和土地庙都不够气派。即以清朝晚年而论，不要说没出过范进那样的孝廉公，就连我的启蒙老师，刘阶明先生那样的诸生也没有。可是辛亥年长江一带的枪炮声震撼了神州大地，由夏禹王开始家天下的专制体制变为共和，村里也发生了大变化。科举早停了，可是出了个比孝廉公还大的人物，那是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姓石名杰，不久就做了西北某军的营长，其后还升到师长。那时候不管是谁，飞黄腾达之后，都是装束是民国的，思想以及生活习惯还是皇清甚至朱明赵宋的。依照这种思想和生活习惯，这位石公也是在外娶如夫人，在家建祠堂，购置田产，并变土屋为砖瓦房。家中有弟弟两位：一胞，就是本篇的主人公怪物老爷；还有一堂，可不在话下。家务事可以从略，总之，过了些年，在外做官的石公不再来家乡，家里二位令弟独占财产，分了家，一个人砖瓦房一所，地，总有百亩上下吧。专说怪物老爷，名石侠，据说也曾受到乃兄的提携，到西北任什么职，可是不久，乃兄就发现他既懒怠又无进取心，于是量材为用，放还，在家过饭来张口的生活了。
先说这诨名的由来。怪物，意思近于“奇人”。村里人多数是文盲，少数是准文盲，不会文诌诌。如果会文诌诌，那也许就要由《庄子》那里借个古雅的，叫他“畸人”，其含意，依照《庄子》是“畸于人而侔于天”。但村里人不会同意，原因主要不是没念过《庄子》，而是认为不合于流俗就是“怪”，不管天不天。怪后加“物”，如果也根据文诌诌，待人接物，物就是人，似乎没有贬斥之意。可是村里人又不会同意，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物就是物，不能与人为伍。总之，这怪加物，是不合常规的论断加远远避开的情绪。很明显，意思是偏于贬或完全贬的。贬之后加“老爷”，尊称，为什么？原因有二：一是在村里占压倒多数的石姓家，他碰巧辈数最高，在自己一支里排行最末（家乡习惯称最后生的为老儿子或老姑娘）；二是那还是男不穿短服、女不穿高跟的时期，人不敢轻视旧传统，何况他还有较多的房地产，所以纵使道不同，也还是以礼待之。因为外重礼而内歧视，这怪物老爷的称呼就不能不带点灵活性，其表现为：背地里用全称或略去后一半，当面就藏起前一半，只用后一半。
我由二十年代中期起到外面上学，同这位怪物老爷交往不多，些微的所知，绝大部分是耳闻的。先说总的。乡村人自然都是常人，依古训或信天命，要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勤苦劳动，省吃俭用，以期能够，消极是不饥寒，积极是家境和子孙蒸蒸日上。怪物老爷正好相反，是只管今天，不问明天；只管自己，不问子孙。他自己的所求是什么呢？可惜我没有听过他的有关人生哲理的高论（如果有），只能说说表面现象，那非常简单，是吃得好，睡得足。这像是享乐主义或快乐主义，如汉高祖的吕后所主张，人生短促，要自求多乐。但又不尽然，因为常见于记载的声色狗马，他并不在意；还有，吕后要权，他不要。像是也不能说是利己主义，因为他虽然有杨朱的一面，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却又有陈仲子的一面，一介不取于人。勉强说，或者较近于老子的“甘其食，美其服”。但也不全是，因为他只要前一半，至于服，是不美到什么程度他也不在乎。就这样，他的行径甚至思想是四不像，所以确是名副其实的怪。
怪的表现，如果巨细不遗，大概就会说不尽。所幸我知道得不多，可以只说一点点，是家门之外，市井上传为笑谈的。一种是，每天中午一定到村东一里的镇上，进饭铺去吃，据说经常是肉饼。自己买肉一斤，走入饭铺，交给铺主，照例要叮嘱一句：“多加油！我就不怕好吃。”铺主暗笑，却不能不用心做，因为都清楚他的底细，军官的老弟，有财产且肯花，尤其重要的是如他自己所说，“不怕好吃”，当然就不能忍耐不好吃。一种是买点心，据卖的人说，要先掀开装点心的缸的缸盖看，如果中意，就自己一块一块往外拿，拿一块，吹一下，然后放在秤盘上。也是卖的人说，主顾成百成千，只有他有这个特权，因为他是怪物，如果一视同仁，就不能拉住这个主顾；并且，看看他那挑一块吹一下的样子也颇有意思；还有，日子长了会发现，他为人是挺好的，认真，公道，对人没有坏心。
就这样，吃，睡，不事生产，自然年年要亏损。大概是由20年代后期起，就用卖田产的办法补亏损。零星卖，亏多少卖多少。积少成多，到四十年代后期土改时候，他闭门家中坐，福从天上来，竟取得一顶贫农的帽子。有这顶帽子，与他那位不甘其食的戴上地主帽子的堂兄相比，地位真是天渊之别了。他照样可以悠闲自在。可是田产，推想必是所余无几了。还有一件不知由他看来是喜还是忧的事，是经常为他的怪而起急的老伴先他而去。这样过了不很久，万象更新，田产，即使还有一些也不能换钱了。甘其食的办法只剩下拆房，用砖瓦木料为资本。他像是也能深思熟虑，也许家中无人为巧妇之炊也是个原因，于是他减缩，改为和尚过午不食的办法，每天只吃一顿午饭。仍到镇上饭铺去，还叮嘱“我就不怕好吃”吗？不知道。只知道为了节流，把卧在土炕上的时间拉长。不能入睡，就睁眼注视残破的纸窗，因为已经不再有人糊，他是决不会干这类事的。总之，至少由旁观者看，他虽然能忍，总是没落了。
其时我年高的母亲还在家乡住，我有时要回去看看。到家乡，因为与这位怪人是近邻，总要去看看他。村里人告诉我一条禁戒，是他泡茶，不让不要喝，否则他就把一壶都倒掉。我注意这一点，总是因为我是稀见之客吧，他没有一点傲慢的样子，因而这一条禁戒也就无从证实。但我想，这类怪习气是不会无中生有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头脑中还有雅俗之别。但他沉默寡言，——寡言，正可以证明他还是有所思，或有所见。如果竟是这样，他的所思或所见是什么呢？他不说，自然无法知道。只是有一次，他不只开了口，而且说了一句既幽默又尖刻的话，是食物艰难的时期，三几个人在街头闲谈，其中一个重述听来的话，是“不会让一个人饿死”，他紧接着重复一遍，可是“一”字的声音长而重，听的人都苦笑了一下。
这证明他不是无所思，无所见。我总想知道，他的生活表现，村里人公认为怪的，是不是也来于思和见。如果竟是来于思和见，那他的思想深处，总当藏有比《红楼梦》中《好了歌》更为深沉的东西吧？如果竟是这样，那就与常人相比，他名虽然是怪物，实质也许竟是胆大的叛逆。逆什么？是逆天命。常人，绝大多数是积财货，养子孙，少数是立德、立功、立言，总之都是一切顺着；他呢，除了甘其食以外，是一切都拒而不受。这比叔本华的理论是降了一级，但叔本华只是论，他却实际做了。
到五六十年代之间，这位怪人死了。据我的小学同学石君说，是晚秋。一天晚上，他说肚子不合适，吃了一个萝卜，第二天早晨日上三竿不起来，旁人去看，早已死了。我问死前曾否说些什么，石君说，有一回闲谈，他说：“没想到还剩下三间房，没吃完。”我问村里人的评论如何，石君说：“都说，人家才是有福的，有就吃，不算计，刚要挨饿，死了。”我禁不住一笑，想不到家乡人不参禅，竟有了近于顿悟的摩诃般若。
凌大嫂
一转眼，凌大嫂下世已经一年有余了。早该拿笔，写一篇纪念文章，一直拖到现在，是因为感到难写。难写，原因主要不是事迹少，是美德多，难于写得恰如其分。沉吟再三，也只好勉为其难，拿笔试试，看能不能写得八九不离十。
干脆就由美德说起。什么美德呢？不过是多种旧史表扬的“列女”大多具有的，朴厚温顺，知礼守礼。说到列女，说到礼，以打倒孔家店为职责的新人物会疾首蹙额，说那一切所谓美好，都来自男性的编造，为了维护男性的利益。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又不完全是这样。空口说白话不成，要有理由。那就说说我一时想到的理由。其一，单说旧时代，德覆盖内外，外，具体化为多种规矩，要求人照办；照办了，是内。规矩有片面的，有全面的。如丧偶守节，约束女性不约束男性，是片面的，说是为维护男性的利益，一点不错。如以温厚之心之行待人，女性应如是，男性也应如是，不是片面的，说是男性专为约束女性而编造，就近于杀不辜以泄愤。其二，德化为规矩的要求，有由来，有所为，对不对，问题非常复杂。举最显著的。一种是标准问题。标准是孔子所谓“朝闻道”的道，今语所谓人生理想，显然，道不同就不相为谋。
这是说，不同的人会走不同的自认为正确的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判定对错，使人人都点头，大不易，或干脆说办不到。另一种是时代问题。汉唐时期，规矩如何如何，我们现在看，错了，会不会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说，“后之视今，亦由（犹）今之视昔”呢？将来的事自然只有将来的人能知道。所以对于这类难题，我一贯是站在保守派一边，说接受传统并身体力行之的是好样的，纵使对于他或她的所信我未必同意。其三，经过多年来的风云变化，革故鼎新加速，至少我觉得，旧时代有些值得保留甚至珍重的，也已如随着黄河水流之泥沙俱下，未免可惜。可珍重的都有什么？全面不好说，只好星星点点，于是想到凌大嫂的为人。与新潮相比，她属于旧潮，其实在旧潮中也未必占多数，所以我觉得，在举世向钱看的现代，必将成为或已经成为广陵散。她过早地走了，我有时不免有老成凋谢之感，所以决定写这篇小文，表怀念之外还有个奢望，是像这样不能上桌面的妇女，也可以不与草木同腐。
学诸子的笔法，论完，谈事。凌大嫂，姓王，出生于北京东南百余里香河县城南不远一个农村的中产之家，依农村惯例，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七八岁嫁与邻近村庄大致门当户对的一家，姓凌。男女同岁，也是依惯例，洞房花烛之晚才第一次见面。可是能够和睦相处。现在年轻人会觉得奇怪，不经过恋爱阶段，如无根之木，怎么能生长呢？是因为有另外的根，而且是两个。其一是“天命之谓性”，因为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容易合二为一。其二是旧礼教，主要是要求女的，嫁谁就为谁服务，劳而无怨，死也无怨。这旧礼教当然是不合理的，且不管它。
只说凌大嫂，也如《庄子》所说，有了形体之后，就“劳我以生”。未嫁时怎样，我不知道。已嫁之后，据说她的烹调技艺好一些，公爹讲究吃，饭总要由她做。婆母脾气不好，经常受到不宽厚的待遇。丈夫在外面工作，陆续生育，得一男三女，都要由她养育。此外，过农村生活，离不开耕种，劳动的量也不会小。多种负担相加，可以想见，算生活之账，是只有劳累而没有休息，只有忍受而没有享受，由旁观者看，是只有苦而没有乐。可是凌大嫂则不以为意，或者说，朝朝夕夕，年年月月，总是很坦然。这是因为她有个未整理成为系统的甚至自己并不觉得的人生哲学，是：劳动，吃苦，为别人，是天经地义。
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凌大嫂年及六十，在北京她丈夫和小女儿的住处，我第一次看见她。身材高，健壮，一身褐暗色的衣服，旧而不破，严谨，稳重，见生人不坐，怯于说话，典型的旧式农村妇女。她长期住在家乡，因为有瘫痪的婆母，与妯娌轮换，要伺候；家里有未嫁的女儿，儿妇，孙女，离开，不放心；麦大二秋还要忙农活儿。可是北京有个小女儿，更不放心，还有不少拆拆洗洗的活儿要做，所以不得已，只好来来去去。据说儿妇孝心，曾表示家里的诸事由她担起来，就不要这样劳累，两头跑了。凌大嫂说：“我的婆母，我不能教别人伺候。”所以还是坚持来来去去。其时我也过着来来去去的生活，即每周的中间在城内单位，两端在西郊家里。
家里吃饭有人管，城内吃饭没人管。承凌公好意，说凌大嫂来京之时，我可以到他家吃晚饭。我说这太麻烦，辞谢。凌公换为以利诱，说我常说想吃家乡饭，让凌大嫂做家乡饭，尝尝，岂不很好。于是由尝试渐渐变为成例，只要凌大嫂来京，周三晚饭我一定去，周二晚或去或不去。家乡饭种类也有一些，最常吃的是京东肉饼和玉米粥。凌大嫂知道我不愿意吃太油腻的，肉馅里总是加些菜。材料细致，火候细致，烙成，总是比饭馆（包括香河本土的）里的好吃得多。烙肉饼是细活儿，费工，厨房热，我表示过意不去，凌大嫂总是说没什么。做完，请她也入座吃，她向来不来，说已经在厨房吃了。据凌公说，背后还议论，说：“这老爷子真好伺候，给什么吃都说好。”
就这样过了几年，是一九九一年初夏，凌大嫂又来京，还依老例，带来些家乡食品，如豆腐皮之类，我也依老例，去吃。某一个星期二，听说凌大嫂得急病，送医院了。赶到医院看，知道是脑溢血，由星期一晚上晕倒，一直昏迷不醒，正在抢救。人不胜天，医院用尽办法，延续三四天，终于还是停止呼吸了。事后，我问凌公，想来是久已血压很高，本人没有感觉吗？凌公说，应该有感觉，可是她不说。我想，这就是她的人生哲学的一种表现，活着完全是为别人，所以想不到自己的病苦。
她突然失去知觉，没留下什么话，如果死后有知，一定还是多种不放心吧？因为亲人都还活着，连必须由她伺候的婆母也还活着。她还想照顾这些人，用自己的忘我劳动使有关的人多得一些福利。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有关的人中还有我，因为据凌公说，就在晕倒前不久，还计划星期三晚饭吃什么，让我尝哪一种家乡味。凌公还谈到她下世前的一些话，是有一次，她问凌公还记得不记得，第一次见面，是谁先说的话。凌公说记不清了。她说是她先说的，因为她听说，谁先说话谁先死。我听了不禁愕然，想不到世间竟有这样的人，坚守传统的礼，刚一面就准备为人舍生。她真就先死了，留下什么呢？只有罕见的德，也只能存于少数人的记忆里。少数，能够记住过往的也好；至于未来，再找这样的人恐怕就太难了。
苦雨斋一二
北宋初年有个大官，姓吕名端，字易直，做到平章事（宰相职）。同富郑公、韩魏公等相比，他不算有名，可是关于他有个有趣的评语，而且出自太宗皇帝之口，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苦雨斋主人周作人是北京大学的老人物，从一九一七年到校，至一九三七年事变后学校南迁，整整二十年，可谓与学校共存亡。我上学时期，他主要担任日文组的课，有时兼点国文系的课，如讲六朝散文之类。他是老师行辈，我离开学校之后还同他有些交往。旧事难忘，有时自然会想到他；每次想到，吕端的故事就涌上心头。也许应该算作感慨吧，是惋惜他不能学习吕端，而是与吕端相反：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
所谓大事是节操，用老话说是应该义不食周粟。他是日本留学生，精通日语，而且娶的是日本夫人，羽太信子。从在日本时期起，伴随胞兄鲁迅先生，过的就是文学生涯。回国以后，“五四”前后，他写了大量的散文，也写白话诗，有相当浓厚的除旧布新的气息。这使他不只在本国，就是在日本，也有了大名。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北京，像他这样的人，三尺童子也会知道，是三十六着，走为上计。可是他没有走。中计是学顾亭林，闭门却扫，宁可死也不出山。起初他可能也有这种想法，因为曾经到燕京大学去任课。可是过些时候，传言出现了，他要出来担任什么。日本人会利用他，这是任何人闭目都会想到的；他受不受利用，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为了防万一，有些顾念旧交谊的人婉言表示了劝阻之意，我知道的有钱玄同先生和马幼渔先生。也有旧学生，多半用书札。后来知道，这些劝告都没有起作用，据说他还表示过，是因为劝说的理由还不能使他心服。我想，这说的未必合乎事实，事实是一定有什么力量超过劝告的力量。这大力量是什么呢？日本夫人？多年来对留日生活的眷恋？被元旦的一枪（一九三九年元旦有刺客登门行刺，中一枪，因衣厚未受伤）吓坏了？生活无着？或者还有其他？总之，结果是明确的，终于还是开了门，先则文学院院长，一直到教育总署督办。北大旧人寒心的是，可以抬出来让国内外看看的人物竟然倒了。日本人呢，是可以借他来说明，可以抬出来让国内外看看的人物也站在他们一边，可见他们是正义的。对立的看法在一点上是相同的，表态的是“一”个人，蕴涵的意义却不只一个人。这就关系重大，所谓大事糊涂。
关于小事不糊涂，也可以举出不少例证。不过先要解说一下，所谓“小”，是对国家、民族的“大”而言，意义并不等于微不足道。这首先是他“文”的方面的成就。他精通日语，前面已经说过。他还通希腊文和英文。中文的造诣更不用说。这使他有了大量吸收的条件。吸收多了要放出，他同鲁迅先生一样，笔下功力深，一生写了大量的文章，以文集形式出版的有几十种。早年和晚年还译了不少著作，其中有些是日本和希腊的古典作品。这些都有文献可证，用不着多说。
可以说说的是不见或少见于文献的。他多次说他不懂“道”，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识”和废名的“悟”之类说的。其实他也谈儒家的恕和躬行，并根据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理论而谈妇女解放。他多次说他不懂诗，对于散文略有所知。他讲六朝散文，推崇《颜氏家训》，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有合乎人情物理的内容，而用朴实清淡的笔墨写出来。关于诗，我还记得三十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诗的讨论会，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周以外，还有郑振铎和谢冰心。别人都讲了不少话，到周，只说他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对于诗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见有区别；流行的意见是诗要写某种柔情或豪情，他不写。他先是写白话诗，后来写旧诗，确是没有某种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晚年写怀旧诗《往昔三十首》，用五古体，语淡而意厚，就不写某种柔情和豪情说，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篱之外了。
这文的方面的成就，与他的勤和认真有密切关系。从幼年起，他念了大量的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比如他喜欢浏览中国笔记之类的书，我曾听他说，这方面的著作，他几乎都看过。有一次，巧遇，我从地摊上买到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有趣，后来闲话中同他谈起，他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像是刚刚看过。还有一次，谈起我买到蔼理斯的自传，他说他还没见过，希望借给他看看。我送去，只几天就还我，说看完了。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本书。写也是这样，几乎天天要动笔，说是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谈起认真，也许受鲁迅先生的感染，甚至琐屑小事他也一丝不苟。书籍总是整整齐齐的。给人写信，八行信笺用毛笔写，总是最后一行署名，恰好写满，结束。用纸包书付邮，一定棱棱角角，整整齐齐。甚至友人送个图章，他也要糊个方方正正的纸盒，把图章装在里边。大一些的事就更是这样，治学，著述，总是严格要求，不满足于差不多。记得有个人由市面上买一本《日语百日通》，写信问他是不是能够这样，他劝那个人还是干点别的，以免白白耗费一百天，可惜。三十年代前后北京有一位王君，大概是个教师吧，学齐白石，也画也刻，粗制滥造，装腔弄势，有人拿他的作品请周评论，周说：“我看他还是先念点书吧。”还有一次，我同他谈起日本著作的翻译，他说很不容易，并举上海一位既画又写的有大名的某君为例，说很平常的也常常译错了。不知什么机缘，我忽然想到日本俳句，说希望他能够编一本日本俳句选译。我心里想，如果他不做，这介绍东方诗的小明珠到中国的工作就难于找到更合适的人。他听了，毫不迟疑，很郑重地说：“没有那个本事，办不了。”
学问文章谈了不少，还应该谈点家常。他的家常生活，有他的打油诗为证，第一首尾联云：“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住北京几十年，他过的都是坐在书斋吃茶的悠闲生活。这使他由“五四”时期的激昂慢慢化为平和，甚至消沉，以致到关键时刻不能选上计，真是一言难尽。——话题有放大的趋势，还是转回来谈家常。悠闲，向唯物方面说是求舒适，这就不能不多花钱。买书多也不能不多花钱。幸而薪金高，有稿费。但据说也是到手就光。所以一旦事变，北大南迁，立刻就无柴无米，连钱玄同先生都感到很意外。
柴米油盐之上是为人处世。在北京大学，他以态度温和著名，访者不拒，客气接待，对坐在椅子上，不忙不迫，细声微笑地谈闲话，是苦雨斋的惯例。几乎没有人见过他横眉竖目，也没有人听过他高声呵斥。在这方面，事例很多，只讲一个。听赵荫棠先生说，是周有了大官位时期，一个北大旧学生穷得没办法，找他谋个职业。也许是第三次去问吧，正赶上屋里有客，门房挡了驾。这位学生疑惑是推托，怒气难平，于是站在门口大骂，声音高到内院也听得清清楚楚。谁也没想到，过了三五天，通知那位学生上任了。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反而用他是怎么回事。周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太值得同情了。
也是听赵荫棠先生说，周曾同他讲，自己知道本性中有不少坏东西，因而如果做了皇帝，也许同样会杀人。我想，这样的反省是真实的，譬如见诸文字，在早期，他曾同鲁迅先生翻了脸。内情如何，据说局外人只有张凤举和徐耀辰知道，可是有人问这两位，他们总是以不了了之；现在呢，连这两位也下世了。另一次翻脸是在晚期，也是不知为什么，他用明信片印“破门声明”，寄给熟人，说是不再承认沈启无（四弟子之一）是他的弟子。我当时接到这个明信片，心里想，不管沈启无怎么样，自己表示大动干戈总是与一贯温和的面貌不相称。
日本侵略军投降之后，他住了南京老虎桥监狱。我想，他应该悔恨没有开门出走，或闭门学顾亭林。解放以后，听说他表示悔恨，还愿意以余生做些有意义的事。过而能改总是好的，所以他又有了翻译和写作的机会。但人不是当年的了，坐落在北京西北部公用库八道湾的苦雨斋也一变而为凄清冷落。住房只剩内院北房的西半部；东半部，爱罗先珂住过的，中门外南房，鲁迅先生住过的，都住了其他市民。所住北房三间，靠西一间是卧室，日本式布置，靠东一间是书房兼待客。客人来，奉茶的是自己或羽太夫人。幸而有老本，能够在文墨的世界里徜徉，不至过于寂寞。这样的日子共计十六七年，中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到一九六七年五月，又为读者留下十几种书，下世了。
这样的一生，要怎样评价才合适呢？偶然翻阅新编的《辞海》，看见有“周作人”一条，像是本诸过而知改，既往不咎的态度写的。我引吕端的故事，说是大事糊涂，或者太苛了吗？我想了想，因为我是他的学生，珍视他文的方面的成就，难免求全责备，说是出于善意也罢，说是有违恕道也罢，既然这样想了，也只好这样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