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它用死抓住了活的边境
用生的中心抓住了人间的最低
不是拯救下的辽阔理想唤醒了血液
而是最悲凉的风吹动了古老的腥味
流出来——他们把脖子伸好了
砍下去——他们把自己守牢了
泥土灰暗的一生给出了最后的力量
故乡老凤阳的星星突然年轻
——刘以林《小岗村》
【内容提要】本章叙述“大包干”的背景、缘起、发生、发展、创新制度。
采访日志
2017年
8月29日上午，合肥市金环大酒店910室，采访陈庭元之子、安徽电视台导演陈新兴。其后，多次电话、微信采访、交流。
10月20日下午，采访“大包干”带头人关友申及其老伴徐善珍。
10月2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水煮鱼餐馆，采访关正银（绰号“勇敢子”）。
10月22日上午，小岗村敬老院，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立学。
11月1日上午，小岗村街道严俊昌家，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前后多次电话采访交流。
11月17日下午，凤阳县文化馆采访原凤阳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王乃蚕。
11月24日下午，凤阳国际大酒店采访陈庭元秘书、原凤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怀仁。
12月8日上午，滁州市文广新局办公室电话采访王郁昭秘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
12月16日上午，凤阳县人民医院采访原凤阳县委政研室干部，后任凤阳县委书记、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庭美。
12月18日下午，滁州汪强工作室采访《滁州日报》摄影部原主任汪强。
1.发现
“快！快！勇敢子，快藏起来！干部来了！”
夕阳下，在家后花生地里锄草的徐善珍见陈庭元从吉普车上下来，忙小声地叫道。正在帮着父母锄草的勇敢子扔掉手中的木棍，机警地望了一眼吉普车和下来的人，跳过几垄花生，跳过田埂趴了下来。为了藏得严实，他的小手用力往泥里扣，扣得满头满脸都是汗。2017年10月21日，我在小岗村中水煮鱼餐馆采访勇敢子时，他对这个情节还记忆犹新。勇敢子大名叫关正银，当时读小学四年级，放学后，来到地里帮助锄花生的父母拔草。“快！快！勇敢子，快藏起来！干部来了！”
这一天是1979年4月10日。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秘书的陈怀仁接受我采访时说，他工作日记记载的这一天，是跟随县委书记陈庭元一路从燃灯公社到大溪河公社，再到梨园公社，向公社书记们了解各地贯彻2月20日县委“四干会”精神落实情况。到梨园公社是下午，在即将离开时，公社书记张明楼犹犹豫豫地说：“陈书记，我们发现有个队出了问题。”
陈庭元问：“哪个队？什么问题？”
张明楼说：“是小岗生产队，他们早就把土地分到户干了，我们是最近才发现的。”
“他们是怎么分的？”
“他们把土地、农具、耕牛和上缴国家、集体的任务全部分到户，讲穿了，就是单干。”
陈庭元叹了口气，说：“怎么搞的？怎么允许他们单干呢？你们公社过问了没有？”
张明楼说：“我们也是才知道的，已经派人去叫他们拢起来了。”
陈庭元听说已经派人去要求小岗拢起来，也就没有什么话说，我们就走了。走出了有里把路远，当时是刘明华开车，陈书记说：“小刘，调头。”刘明华问：“上哪去？”陈书记说：“到小岗村看看去。”小岗村就是小岗生产队，一个自然村。小岗多是岗地，陈庭元远远就看到，干活的人都是三三两两的，没有生产队那种大呼隆搞集体生产的。即使是分组干的，一组三五户人家，也应该有将近十个劳力啊。陈庭元说：“乖乖，还真分开了呢！”他一点也不急躁，很平静。
到了离村庄半里路远，有一条干渠，干渠北口有块旱田，有两个人，一男一女，都三十多岁，在干活。4月10日花生出土没有多长时间，正是要锄草松土的时候。陈庭元农村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很会和老百姓打交道。有的干部不会和老百姓谈话，一张口都是让老百姓接不着、答不上来的话。有些时候，干群关系不好，老百姓都不想理你。陈庭元非常在行，有办法，就是让老百姓能搭上话茬子。他张口讲话，叫你好回答。我们往锄花生的两个人那里去。那两个人就停下来，对我们看了下，当时小汽车很少，他们知道来的不是一般的干部。
陈庭元说：“你们锄花生的？”你看这个话可好回答？
“对，锄花生的。”那两个人答。他们好回答，肯定就会回答。
“今年花生长得好啊。”
“长得还不错。”
到了跟前，陈庭元又说：“今年花生长得好，摆棋子一样的，匀匀满满的。种得可多？”
“多！要是让我们像这样干，明年种得还多。”这话里就有话了。像这样干？像什么样干呢？就是包干到户。
陈庭元说：“你们看样子是两口子吧？”
“是两口子。”
“乖乖，看这个架势，你们队里还能分到户干吗？”
那两口子猛吃一惊，显然对这个事情非常敏感，听了这话，连忙说：“不是的，不是的，我们不是分到户的，是分到组干的。”
陈庭元有些疑惑地问：“分到组干的，你们小组怎么就你们两口子干活，其他人呢？”
这一下，这两口子回答不起来了。愣在那里，有些惶恐。但陈庭元心里有数啊，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忙搬梯子给他们下。“哦，我知道了，今天逢集，其他劳动力都赶集去了，就你两口子在这里干活。”
那两口子忙说：“对对，他们都赶集去了，就我们在这里干活。”
那两口子马上轻松了。其实，天都下午了，还赶啥集。你看，陈庭元和老百姓打交道是不是很艺术？他这样既了解了真实情况，又不给群众造成压力。这才是真正心里装着群众。
陈怀仁回忆中的这对夫妻是关友申和徐善珍，就是勇敢子关正银的父母，当时是凤阳县梨园公社严岗大队小岗生产队社员，关友申是当年按下红手印的18个带头人之一。2017年10月21日，在他大儿子关正金的小岗梦菜馆，我采访他时，他已是癌症晚期，身体很虚弱，谈到那一天的情景，老人依然很激动。“看他从车子上下来，知道他是个大官，哪知道他是县委书记呢？他真是个好官，说话仁义，问我们是不是分到户干了，我很害怕，哪敢讲实话？人家没有为难我们，一直都是笑嘻嘻的。他那样子，让人感觉很贴心。”
通过现场的观察，加上和关友申夫妇的交谈，陈庭元发现梨园公社书记张明楼所言不虚。在回去的路上，他在车子里颇有感慨地说：“乖乖，小岗子的人还真把土地分到户了！”
陈怀仁日记，是“红手印”之外最早关于小岗村“大包干”的文字记载。在县级以上的主要领导中，陈庭元是最早发现小岗村实施“大包干”的，对于这件事，他从一开始就是用行动支持的。
2.接外流
陈庭元是1977年12月到凤阳县任县委书记的。1980年1月后，他虽然先后担任滁县地委常委、副书记、行署专员，但依然兼任凤阳县委书记或第一书记，直到1985年4月才正式离开凤阳，目前是凤阳县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县委书记。因而，他直接参与了凤阳农村实行“大包干”的全过程，见证并推动了小岗村的“大包干”。
对于陈庭元在凤阳任职，陈庭元之子、安徽电视台导演陈新兴2017年8月29日在合肥金环大酒店910房间回忆说：
在任凤阳县委书记之前，父亲曾两次来到过凤阳。第一次是在人民公社化初期，身为滁县县长的他，因为向上级反映农村搞浮夸的真实情况被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调到了凤阳县武店公社山西大队协助整社。第二次是1972年父亲任滁县地区农业局局长时，到凤阳县小溪河公社齐郢大队蹲点，代表滁县地区在那里搞路线教育工作队。1975年暑假，父亲还让我到凤阳农村去体验生活，特地让我到一个地道的贫农家吃了一顿饭。那顿饭不怎么好吃，我到现在还能记得。父亲两次到凤阳共5年时间，亲身体会和目睹了凤阳人民的疾苦，也对凤阳县的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为他日后当县委书记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父亲到任不久，1978年的春节很快来临。离过年还有3天，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王光宇同志来县里检查工作，父亲把他带到了梨园公社前王生产队。前王生产队位于凤阳县东部，紧靠京沪铁路，临近小岗村。全队10户人家，住的全是低矮、破旧不堪的茅屋，无饭桌、无板凳、无存水缸的家庭占全队的一半，有4户人家连个篱笆门也没有，不少家庭全部的家具就是1张泥巴床、1个泥巴灶，衣物长年置放在泥巴囤里，一块不大的破布就能把家里全部衣被包起来。“泥巴墙，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便是这个村庄的真实写照。父亲带王书记来，就是希望省领导能看到凤阳到底有多么贫困，凤阳人为什么要外出讨饭。
腊月二十七，按照传统习俗应是家家户户杀猪宰鸡，准备喜迎新年的时候。但在这个“家家要饭，人人要饭”的讨饭村，连过年的粮食都没有，不要说看不到猪和鸡，连狗都很少见到，鸡犬不相闻，哪有一点迎新年的喜气呢？一问，大多数人都外出讨饭了。王书记和父亲看到这样的情景，心中满是辛酸。
临走前，王书记嘱咐父亲要想尽办法使社员过年时能吃上饺子。为了实现这一任务，父亲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奔波，协调粮食部门、商业部门，终于在年三十这天，让一些特别困难的社员每人分到一斤半面、半斤肉和三斤米。
这个春节，父亲过得很不安宁。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地的电报接连不断地发来，内容都是一样，要县委立即派人把凤阳外流（逃荒要饭）人员接回来。处理外流人员，是父亲任书记时遇到的第一件棘手事情。凤阳外流人员遍及大半个中国，凤阳实在太穷了，它吃粮靠回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是全国挂上号的“三靠县”。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在1956年至1978年的23年中，凤阳县共向国家交售9.6亿斤粮食，而国家返销凤阳的粮食达13.4亿斤，购销相抵凤阳倒吃国家3.8亿多斤。在23年中，国家向凤阳发放贷款、预购定金、无偿投资、水利投资计人民币1亿3598万元，发给救灾款2838万元，而到1978年，凤阳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总值仅有1879万元。父亲到凤阳县任职时，一些公社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地主家的房子或日本鬼子遗留的炮楼内办公；不少大队一直没有办公的地方，大队干部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办公室；不少生产队既无公共积累，也无集体储备，连仓库都没有，晚上开会时无钱买煤油点灯，要借着月光开。农村集体经济实际上是个空壳。
人员外流问题，其根子就是“穷”字。对父亲最刺心的一件事是1978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四），凤阳一批外出要饭的农民被接回临淮关收容站，父亲清早赶去看望他们，只见一群乡亲衣衫破烂、蓬头垢面，不少人衣服上没有纽扣，用稻草绳系在腰上，见到干部，目光呆滞，不愿理会。父亲找了一个中年汉子，蹲在他面前，递给他一支烟，中年汉子抽上烟，表情和蔼起来。父亲问：“为什么老往外跑呢？”
“唉！谁有粉不知往脸上搽，非往屁股上抹？要是有吃的，谁愿意跑？背井离乡，连狗都不如啊！”
父亲点了点头，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
3.外流之源
凤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外流要饭的呢？两次到凤阳前后工作过5年多的陈庭元了解一些情况，这些年，凤阳人民充满苦难，大多是“左”倾错误造成的。
就“左”倾错误对农村造成的危害而言，安徽可以说是全国的缩影，而凤阳又是安徽的缩影。1989年12月，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名为《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年）》的书。这本近百万字的专著，是王耕今牵头“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与滁县地委在1981年共同商定的一个科研项目，是凤阳县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录。十几位同志花了3年多时间，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选材范围包括党政机关的档案、典型调查、专题访问、座谈记录，都是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记录了从1949年到1983年34年内，在这个拥有46万人口、140万亩耕地的县发生的大事、小事；记录了农民与干部、社区与政府方方面面关系的演化；也记录了农村多种规章制度的实行与变迁，翔实而系统，为研究新中国农村发展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反映了原汁原味的历史真实。
凤阳县位于淮河中游南岸，居安徽省东北部，东西长74千米，南北宽近50千米，北部是沿淮平原，南部为连绵山区，中部乃起伏的丘陵地带。历史上凤阳县以出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而著名，凤阳这个县名，就是朱元璋亲自取的，意为“凤凰山之阳”。洪武二年（1369年），他曾设想在此建立“中都”，筑城池、盖宫殿、立宗社，过了6年才取消这个打算，至今仍留下明中都城、明皇陵、龙兴寺等遗迹。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中都鼓楼。这是一座城阙式的建筑，分上下两层，上层楼宇曾在战乱中焚毁，仅存基座。前些年，县里又将楼宇恢复重建，极为宏伟。东西两面开三券门洞，正中券门宽5米，高5.5米，汉白玉的门楼上镌刻着“万世根本”四个大字，令人仰视之际不禁引起深长的思索，什么是“万世根本”？是堂堂皇城的辉煌和壮丽？其实，这种辉煌和壮丽之下，是连绵不绝的屈辱和灾难，正如那首《凤阳歌》所唱到的“十年倒有九年荒”。《凤阳县志》称：“人民饥寒困苦，他处人所不能忍者，独能忍之。”直到新中国成立，凤阳人民才翻了身，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之后，第一次过上温饱不愁的日子。
1949—1955年，解放了的凤阳人民，开始用双手医治旧制度和天灾所造成的创伤，并满怀信心地去开拓光辉的未来。到高级社的浪潮席卷之前，这一段日子在凤阳人民的记忆中是最美好的，像金子一般珍贵。让历史感到尴尬的是，充满希望与欢乐的日子，没有几年就重新被失望、痛苦所代替。正如《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中所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凤阳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进行过探索和实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巨大的代价。“左”的错误不仅未能使这些劳动和代价转化为积聚起来的新社会和人民的财富，反而变成一股破坏性力量，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大跃进”并没有使凤阳在6个月内建成共产主义，相反，倒是离社会主义更远了；“人民公社化”也没有架起一步登天的“天梯”，而是使凤阳人民重新挎起了讨饭的篮子。
初级农业合作化时期强调要重视农民两个积极性，即集体积极性与个体积极性，土地、牲畜和大农具入社时可以作股分红，总的来说全国情况都比较好，农业生产是发展的。凤阳县也是如此。这个县在1954年出现第一个高级社，1955年以后大批初级社转向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问题就逐渐多了。社员入高级社，规定必须将自有的土地全部入社，由社统一经营，社员只取劳动报酬，不取土地报酬，所有不在册的坟地、荒地均应同时入社。每户按在家常住人口，留给人均土地亩数的1%—5%，称为自留地。过去各乡负担的农业税，转归社里统一缴纳。社员的牲畜，按口齿、肥瘦不同折价入社，统一使用。大农具、运输工具折价入社，小农具社员自备。种子、牛草、饲料按亩平摊，同耕畜折价款一并记入各户名下。
2017年11月1日，我采访“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时，他说：“1955年入互助组，1956年入高级社，都是强制性的。工作组的人来宣传入互助组的好处说：狗咬羊，雨喷场，小孩趴在井栏上。你一家一户干，怎么办？入了互助组狗咬羊有人打狗，雨喷场有人抢场，小孩趴在井栏上有人救小孩，不会淹死。三全其美多好呢？说得我们不明就里，没人愿意入。但到了1956年入高级社你必须入，土地、耕牛、大农具都带进去，最后评价格，一文钱也没有给，全都给集体了。”
像严俊昌说的这种情况很多，有些地方思想工作做得不细，农民顾虑不少。一些生产资料较多、较好的人怕取消土地股后收入减少；一些鳏寡孤独户劳力弱或没劳力，怕入大社后派不到活，生活困难无法解决；少数老人怕入大社全部土地交公，死后没有埋坟地；有的干部怕并成大社当不上干部，或选上也干不了。1956年39200家农户、356674口人、1655678亩耕地，共组织了1268个农业合作社。其中高级社57个，入社户数占全县总户数49.1%，人口占49.3%，均近一半。当年有洪涝灾害，高级社中增产一至三成的14个，占24.6%；保产（持平）的7个，占12.35%；减产一至三成的16个，占28.1%；减产三至五成的16个，占28.1%；减产五成以上的4个，占6.9%。与初级社相差不远。这年冬季掀起高级社高潮，到1957年全县总农户的97.3%、人口的97.5%都入了高级社。名为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实际是强制命令，边动员，边拉牛。有的干部说：“动员入社，像吃西瓜一样，七成熟就成了。要不，嘴唇磨烂了也不行。”
由于规模扩大，干部没有经验，造成高级社管理混乱。生产不民主，分配不合理，账目不公开。干部与社员之间，贫农、下中农与中农、上中农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男女社员之间（同工不同酬），劳力强弱之间，矛盾重重，纠纷不断，至于折价入社的财物，由于账目不清，几经转手，已被变相剥夺殆尽。
1958年8月17日凤阳县开始试办人民公社，到9月底，就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县委规划尚未公布的时候，全县各乡、社纷纷申请，要求办大社。有的要求一乡一个社，有的要求全县办一个社。全县全部申请办公社，要求马上实现工资制的也很多。
公社化实现后很快就于1958年12月24日制订并公布了《凤阳县人民公社（联社）试行章程（草案）》，其中有这样的条款：
本公社的分配原则是，以基层社为单独核算单位，在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社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原则下，在各尽所能的前提下，实行“按需分配”的半供给制和“按劳分配”的半工资制的分配方法。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增加供给部分，在工农业产品极大的丰富的基础上，以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全部代替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
本公社（联社）在劳动组织上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管理民主化。
……
必须经常教育社员热情地、忠诚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劳动，遵守劳动纪律。但必须保证社员的休息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应该做到10小时的劳动，2小时的学习，4小时的吃饭和休息，8小时的睡眠。在农忙时可以劳动12小时。
在公社化过程中，发现有些基层社私分粮食；有些基层社的公共积累已变成一笔空头账；有些基层社男女分住，过集体生活，不许回家。不少干部反映“咱水平低，办法少，管不好，管不了”。劳动与分配、消费都陷入混乱。小溪河乡提出“五不分”：（1）干不干，照吃饭——好坏不分；（2）多劳不能多得——强弱不分；（3）无代价调粮、调牲畜、调农具、调种子、调劳力——穷富不分；（4）有一个人下一个人的米，规定每个人三碗饭——大小不分；（5）小农具、小菜园、鸡鸭集中归队，社员可用——公私不分。“六一样”：吃的一样，穿的一样，用的一样，住的一样，做的一样，照顾一样。诸如此类的做法，后果十分严重。富队思想不通、劳力强的思想不通，助长了懒汉、滑头的依赖思想，造成了瞒产私分，乱吃乱用，不关心集体，不爱护公共财产的现象，从而普遍刮起了“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生活特殊化风，猖獗一时，愈演愈烈。
由于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干部强迫命令搞瞎指挥及生活特殊化日益严重。无偿平调劳动力进行大兵团作战，经常加班加点，随意增加劳动强度。尤其是大办公共食堂，造成的问题更多，进一步助长了某些基层干部的不正之风，多吃多占，肆意压制、剥夺农民，终于实在办不下去而不得不予以解散。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种植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反而用层层下压的办法卖过头粮。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规定各个公社每天粮食入库数字，每天要报3次：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晚上报实绩。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倾”。县里开大会后，接着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开，一直开了40多天。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准。散会后，还把所谓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干部被斗得没办法，只好带人去逼社员，到处翻箱倒柜，搜查粮食。
至于小岗村，严俊昌说：“1958年嗷嗷叫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白天干活，晚上也不准歇，要不停地打号子。我当时十几岁，已经会犁田了，接连犁地，人受不了，我们只好专门派一个人打号子，让号子声去骗那些工作组的干部，表示我们还在犁地，其他人都在田冲里睡觉。人跃进跃得受不了，机器也要加油加水啊。很多牛也累得趴在田沟里睡觉，没有时间吃草，后来有些牛就累死了。大炼钢铁，搞小高炉，铁锅都砸掉了。我家藏了一个擂钵子，最后也被搜了出来。当年的很多事情都是破坏性的，稻子刚刚黄尖，就抢割了，挑到场上，一打全是浆，打不下稻粒，磙子都打得雪白。花生果还没有成熟，就忙着去拔了，拔起来的都是秧子。”
这样的情形之下，不愿意坐等饿死、折磨死的人，只能通过各种办法，冲破阻拦，去外流乞讨了。[1]
4.短暂的责任田
“左”倾错误，导致农业大幅度减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极为紧张，人民吃了大苦，不仅生活下降，而且不少地方普遍发生营养不良性疾病、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安徽是这种情况最突出的省份之一。为了扭转这令人痛心疾首的局面，1961年2月14日，省委书记曾希圣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的办法，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会议表示赞成，但又感到有风险，提出应先在小范围内试点，并选定合肥市郊蜀山公社井岗大队仅28户的南新庄生产队为试点单位。为避免被误解为单干，还提出“五个统一”，即“计划统一（生产指标和作物安排），分配统一（包产部分），大农活和技术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强调必须在“五个统一”的基础上分包。基本做法是：包产到户，按大小农活用工比例计算奖赔，称为“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简称“责任田”。
“包产到户”一词，最早出现于《人民日报》何燕凌1956年写的一篇报道，反映的是四川江津和安徽芜湖的事例。浙江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从中受到启发，针对高级社以来，社员“出工不出力”，劳动生产率低下等问题，在当地“燎原”合作社进行试点，并根据亲身试点和调查研究，写了《“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矛盾的好办法》一文，在1957年1月27日的《浙江日报》上发表，得到了省委一些领导人和广大农民、基层干部的欢迎。此文对“包产到户”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论证了“包产到户”不会使农村产生资本主义，不会使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质。文中还指出：“小农经济的个体生产从大范围来讲，它一无是处，但是个体农民那种‘精打细算’‘主动干活’倒是一个长处。”这种长处“虽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因当时是私有制为基础），但是这种长处一旦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采取，一旦与集体劳动的优越性相结合，就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生产服务。这种积极性就成为集体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
“包产到户”在永嘉县及其周围的1000个高级社迅速推广开来，但很快就被批为“一股歪风”，是“带着合法帽子的合法单干”。中共温州地委在8月中旬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对“包产到户”开展了辩论和批判，李云河随即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劳动。“燎原”社的农民对禁止“包产到户”极为不满，打了派下来纠偏的工作组干部，事态随之升级，被称为“燎原事件”。1958年2月21日，永嘉县召开了公判大会，李云河、戴浩天等“包产到户”的倡导者，被宣判为“右派集团”，分别受到不同处分，下放劳动改造。20多名“闹事”的农民被判刑收监，其中徐适存以“破坏合作化”之罪，被判处20年徒刑，后来冤死狱中。5年后，安徽又搞包产到户，从上到下很多人自然是心有余悸的。所以给它起了个新名字——“责任田”。
类似“责任田”的包产到户办法，凤阳在1959年也曾经发生过。当时任凤阳县长的赵从华在殷涧公社青山大队搞试点，但很快被取缔。赵从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尽磨难。
1961年9月4日，中共凤阳县委出台《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方法》，明确指出：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概括起来说，这个办法是：包产到队，定产到田，大农活包工到组，田间管理农活（即小农活）包工到户，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
实行责任田的好处是责任明确，人人争超产。避免了单纯挣工分，不顾质量的现象。社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大为提高，耕畜、农具增加，庄稼种得足，管得细，长得好，一片丰收景象。“责任田”被凤阳农民誉为“救命田”，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村形势、活跃市场、改善城市供应，起了极为明显的积极作用。实行“责任田”的1961年，全县粮食总产为1.3亿多斤，比1960年增长33%。
1962年12月25日，中共凤阳县委第九次全委会和四级干部扩大会议文件之十二中反映：凤阳县亮岗公社方庄大队夏英歧，6口人，4个劳力，去年超产粮食2000多斤，今年又超3000多斤，家里存粮够吃两年。今年一次在小市场出售200斤。总铺公社倪西生产队社员倪西华3口人，2个劳力，今年包产2304斤，实收3550斤，超产1146斤，平均每人400斤，超产烟叶子200多斤，另外还喂1头母猪，3头糙猪，10多头小猪。城西公社业营大队社员张立山4口人，其中有个中学生在城里读书，包产20亩，今秋包产粮3000斤，实收6000斤，包产烟叶子214斤，实收1100多斤，超产900斤，他家粮食够吃3年。由于这一户在赖石山开了半个山的荒，因此社员都叫他“张半山”，不叫他张立山了。
凤阳农民从心里喜欢“责任田”，他们发出这样的呼喊：“责任田，救命田，多产粮食多产棉，国家多收征购粮，集体多得提留钱。社员有吃又有穿，千万不能变。”
但事与愿违，在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安徽代表揭发了安徽农村中刮“共产风”带来的严重问题，指责推行“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接着，省委改组，曾希圣和曾经积极推行责任田的省委其他负责人都受到批判，撤销或调离了工作。
改组后的新省委多次举行会议，对“责任田”进行严厉批判，并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指出：“安徽的‘责任田’办法，是在农村中从1959以来发生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情况下搞起来的。当时省委在困难面前惊慌失措，病急乱投医，用普遍推行‘责任田’的办法，来迎合一部分农民的单干倾向。”报告接着指出：“包产到户势必会分田到户，社员把分的包产田都看做私人财产，埋界石、插牌子，各人打各人的算盘，生产计划、农活安排就无法统一。”“至于分配，粮食分户收打，产品归户掌握，生产队要挨户催交，而包产又普遍偏低，有些社员还瞒产少交，结果统一分配也无法保证。总之，包产到户造成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大量矛盾，助长了社员的私心，削弱了集体观念，使集体经济趋于瓦解。”
责任田问题，谁是谁非，时间过去了30多年，历史已做出公正的结论。即使在当时，由于试行了1年的“责任田”迅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强行改正“责任田”的通知受到抵制，广大干部、社员思想不通。新改组的省委负责人听了下面强烈的呼声，也不得不表示：“改正‘责任田’要慎重，要尊重群众的意见，群众不愿改的不要强扭。”一些正直的干部甘冒风险为“责任田”进行了大胆辩护。
就在安徽省委强行改正责任田的同时，1962年10月，中共太湖县委宣传部长钱让能给毛泽东写了一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钱让能以太湖县推行“责任田”前后的鲜明对比，肯定“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当前农村生产力的必然趋势的”。钱让能列举大量数据，论证了“责任田”在发展生产中的巨大作用。太湖县在特殊困难时期，农村中荒、逃、饿、病、死一项不漏，生产条件极差。1961年在1年之内，而且还在遇到105天干旱以及后来遇到风灾的情况下，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的问题，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长了1%。“这样的迅速转变，究竟是什么力量呢？拿农民的话说：‘这就是责任田好。’”
他还对“责任田”的优越性做了进一步分析。“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其关心个人利益，责任田正是完全完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的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最讨厌、最头疼的就是那些复杂麻烦的东西。他们所欢迎的也就是最简单、最通俗易行的东西。”“最简单易行为农民所普遍乐意的，就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只有如此，农民才易于理解他们所做的每一件农活，都是与自己的利益发生直接关系，并且马上就能兑现……”
钱让能的结果可想而知，后来在反右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打击，直到“四人帮”倒台才得以平反。
1962年7月，中共宿县符离区委会也寄信给毛泽东主席，信中列举“责任田”的十大优越性，说：“我们一致认为，责任田是个比较好的办法……不是方向错误，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安徽农村推行“责任田”也引起了中央一些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关注。1962年6月，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反映他在“本月16日路经安徽滁县专区嘉山县管店公社，看了车站、邱郢两个生产队部分社员麦收，并同一些农民谈了话。他们说今年麦收比去年好，生活也比去年好了，没有浮肿病和逃荒的人了”，“这两个队土地都已分到户，由户包产，责任到田。问了几个农民，都说实行包产到户好”。
中央办公厅的田家英也派两位同志到安徽无为县了解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对于解救已经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1962年5月7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两次派人来安徽当涂县和宿县进行调查，也肯定了“责任田”的优越性，并向党中央呈报了一份《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其中写道：“个体生产的危险在于以个体经济作为主要社会制度，从而产生剥削，产生阶级分化，而最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我们能保持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的主体，加上政权在我们手里，国民经济的骨干如工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企业等都是全民所有制，在这种条件下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内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尽管如此，新的安徽省委还是遵照上级指示，正式出《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提出：“我省绝大部分地区实行的‘责任田’办法，与中央六十条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办法是调动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引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必然是削弱和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办法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的，必须坚决地把它改正过来。”
1963年初，凤阳县的“责任田”即被全面“改正”。“左”倾错误继续恶性发展，“四清”“学大寨”“文化大革命”，苦难更深重了。因此，凤阳的人口外流一直没有间断。1967年冬春全县不完全统计，达18000人之多；1969年3月，37%的农户及23%的人口外流；1970年春节，全县有4000人外流未归（平素春节间暂回）；1974年初某大队共1119人，竟有900多人外流乞讨。[2]
5.承包到组的“大包干”
为了解决人口外流等问题，从1977年底至1978年初，凤阳县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如何安排好群众的生活。群众反映较多的是要求把自留地退还给他们。在一次社队干部会上，父亲深情地说：“解放已经快30年了，我们农民的吃饭问题还没解决，群众还要外流要饭，我们当干部的心里好过吗？我们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却没有把人民的生活搞好。这干部当得还有什么意义？群众要求退还自留地，就退还给他们吧。”
1978年春节后，父亲抛开所有杂事，一头扎进农村，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跑，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看，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问。面对光秃秃的山冈，摇摇欲坠的茅屋，面黄肌瘦的百姓，他更加明白，要解决千百年来凤阳百姓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绝非易事。但是他坚信，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起，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丰衣足食的，既然解放了全中国，就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就一定能把人民群众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为了发展生产和安排好群众生活，他首先抓加大落实“省委六条”规定的力度。
1977年6月，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1月20日，安徽省委向全省农村颁布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全文有6条内容，搞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对收回的自留地，要按照政策规定如数退还给社员。“省委六条”对凤阳农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1978年元月，县委决定抽调240名机关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推动“六条”的贯彻，工作组春节前后全部下乡到位。这份文件针对当时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拨乱反正，做出新的规定，突破了许多禁区，是清除“文革”极“左”思潮的一个重要成果。现在回头看，这份文件为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提供了政策支持。凤阳“大包干”也正是在这一文件的土壤里萌芽、成长、开花、结果的。
凤阳县农村改革，最初出现的形式是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马湖公社位于凤阳县西南边界。地处偏僻，生产落后，因农民的主食是山芋，被称为“芋头乡”，年年靠吃回销粮。1978年3月，在群众的要求下，马湖公社书记詹绍周和路西大队前倪生产队干部一起开会。会议决定，该队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到组，以产记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4月下旬，父亲在武店区组织武店、刘府两区的区社书记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农业生产。会上，他要求大家谈谈凤阳的农业究竟怎样才能搞好。参会的公社书记们一一发言，28日上午，马湖公社书记詹绍周发言，他讲了马湖公社前倪生产队实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情况，好处很多：出勤出力，避免“大呼隆”；人人出点子，人人关心生产；以前社员干活只想千分（工）、不想千斤（粮），现在干活先想怎样收千斤（粮）、后想怎样干千分（工），干活既注重数量，也注重质量；小组人少，开会方便，干活灵活，记工省时间，等等。对马湖的办法父亲是支持的，但会上他不好表态，因马湖公社所推行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核心是“以产记工”，不仅违背了中央关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原则，而且与“省委六条”中所规定的“不许包产到组”“不要搞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也相抵触。
会后，父亲单独找詹绍周谈话，并提出三条意见：“一、这种责任制肯定效果好，你们要先干起来，不要先讲出去；二、不要听别人说这说那，你们要大胆实践，既干了就要干好；三、要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对马湖公社推行联产计酬当时有不少非议，但是县委采取“不宣传、不制止、不推广”的方式支持他们。随后由于马湖公社有一半以上的生产队搞起了联产计酬，詹绍周有些担心。5月底的一天晚上，他来到我家，向父亲汇报联产计酬已经在全公社推广，可能搞得面太大，怕出现负面影响。听后，父亲经认真考虑，对他说：你们已经搞开，那就搞吧，如果错了到秋后再纠正过来。
这年全县自3月份以来没有下过透地雨，到6月全县有70多万亩地受旱，旱情来得早，持续时间长，受旱面积大，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的。7月，旱情更为严重。月底，父亲专程前往马湖公社检查抗旱抢种情况，詹绍周汇报说：今年虽然大旱，但由于搞了联产责任制，社员小股部队作战，抗旱效果好，生产形势好，计划全年总产450万斤，争取500万斤，如果达到这个产量，比1977年增产80万斤。通过到各生产队检查，对看到的和听到的情况父亲是满意的。年底，因大旱全县粮食大减产，但马湖公社基本上平产，实行联产计酬的生产队，有的平产，有的增产，没有一个减产。
对于马湖公社带头实行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父亲一直是十分关注和支持的。马湖公社在实行联产责任制中，路西大队汪家生产队出现有一户单干的情况，这户社员姓王，两口子带三个小孩。分组作业时，各组都认为他难缠，不要他。最后生产队决定，把他挂名在一个作业组内，然后从组里分出9亩地让他“单干”。公社里把这种形式称为“组中户”。对这种情况，父亲在马湖一次调研中对詹绍周说，没有其他好办法，只好这样叫他干。这户单干的情况可以说是凤阳包干到户的萌芽。
7月19日，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来凤阳检查工作。父亲和县革委会主任吉诏宏同志把马湖公社“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接着省委和中央政策研究部门先后派人来马湖调查，经过详细调查，调查组的同志都对马湖公社的做法给予肯定和支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元月，中共中央下达[1979]4号文件，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简称《六十条》）在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中宣传、学习、试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了纠正分配上平均主义的问题，规定了三个“可以”，即“可以按定额分配记工；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总的来说，这是改革开放精神统领下，前所未有的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文件。即使如此，它仍不能完全摆脱“左”倾思想的历史惯性，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但坚冰已经打破，曙光已经初现，父亲和广大的农村干部、群众渴望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马湖公社所实行的“包产到组、以产记工”，终于被中央文件所承认。凤阳“大包干”的最终形成，正是从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开始，跨出了关键性的、决定性的一步。
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得到中央文件认可以后，如何在全县大规模推广，成为凤阳县委的主要任务。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虽是成功经验，但算账的方法太烦琐，定工要搞几十项，分配要算许多弯弯账。梨园公社石马大队书记金文昌在一次讨论会上提出，他们大队有个小贾生产队，全队分4个作业组，年底分红时，该上交国家的上交国家，该留给集体的留给集体，剩下的归小组分配。也就是由作业组和生产队签订承包合同，保证完成国家粮、油、棉、烟的上交、征购任务和生产队的公共提留，其余收入由作业组自行分配。当地群众把这种责任制称为“大包干”，又称“包干到组”。他们明了而形象地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多少都是自己的。该拿的拿在明处，该得的心中有数，一刀一个血口子，我们越干越有劲。”所以，“大包干”最初的含义是“包干到组”，经过后来小岗的发展，才是“包干到户”的。
县委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认为“大包干（到组）”肯定效果好，也倾向搞，但是最后核算分配这一环节，是放在组里了，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统一核算”的文件规定相违背，不敢擅自决定。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始重新回到党的工作中来，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迈出。1979年2月中旬，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凤阳检查工作，父亲和县委的同志一起向他汇报了凤阳要求承包到组，搞“大包干（到组）”的意见。后来王郁昭请示了省委书记万里，同意了凤阳的意见。在一次地委召开的各县县委书记和农办主任会议后，王郁昭告诉父亲：你们就搞吧，可以先搞试验。在凤阳探索实行“大包干”的过程中，王郁昭是一直支持和保护的。2月20日，父亲在县委工作会议上做总结时宣布，可以实行包括“大包干（到组）”在内的几种生产责任制。要求：（1）划分好作业组。本着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的原则，将生产队划分若干个作业组，民主选举产生组长、记账员、保管员，作业组规模一般为五六户；（2）处理好生产资料。耕地、耕牛和农具按一定的分配标准，固定给作业组使用；（3）搞好包干合同。生产队把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农副产品交售任务、公共积累和各项提留，按土地面积合理分配到作业组。作业组承包任务落实后，队组签订合同，一式三份，上报大队、公社监督执行。全县3609个生产队中实行“大包干”的有2554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70.8%。
就在凤阳人为包干到组而欢欣鼓舞的时候，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张浩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这封读者来信被加了编者按，强调：“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一天，凤阳县正在召开区县干部会，到会干部100多人，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就像油锅撒了一把盐，一下子炸开了！难道很多干部害怕和担心的“路线斗争”“政策多变”的日子又来了？就连一些原来赞成实行“大包干”的同志，有的思想也开始动摇起来。人们盯着父亲，要他代表县委表态。
父亲觉得，此时已是春耕时节，农村的作业组已经划分开了，土地、农具已经分开了，农民筹集的钱款已经换成了化肥和种子，如果强行命令农民重新拢起来，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是今年中央4号文件规定同意的，拢起来不又是出尔反尔吗？但不拢起来，《人民日报》已要求“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上面会不会追责？他思考再三，果断地说：“‘大包干’是县委提倡的。不管有多大罪过、责任，秋后犯错误，县委承担一切责任！不能再动了，马上就要播种，就像打烧饼，不能翻来翻去的，再翻就糊了！”
好在万里当天听到新闻广播后，立即以省委名义，向各地、县发出8条紧急电，要求各地不论什么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一早，他就到皖东的全椒、定远、嘉山等县做稳定干部群众情绪的工作。他一再讲：“报纸是‘公共汽车’，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靠实践来检验，绝不能看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他强调：“春耕大忙已经开始，政策绝不能变来变去，看准了就定下来干，秋后再总结经验教训。”他还说：“秋后减了产，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
3月16日省委书记王光宇来到凤阳，当父亲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王光宇时，他当即就说：“老陈，凤阳不要动了，就这样干吧！”当晚，跟随万里在滁县地委检查工作的新华社记者张万舒受命给父亲打来电话：“不要再动了，让实践来检验，要能增产明年还要搞。”地委书记王郁昭也安排打来电话通知，要求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一律不要变。在回答地委的电话中，父亲说：“春耕生产开始了，‘大包干’责任制是不能再动了，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啦！”
可能由于各地反应强烈，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安徽辛生、卢家丰两人的来信，并在编者按语中承认上一次的按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表示：“不管用哪种劳动计酬方式和办法，不要轻易变动，以保持生产的稳定局面。”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至此，承包到组形式的“大包干”终于稳定下来。
6.前世
梨园公社是凤阳县最穷的公社，小岗村又是穷社中突出的穷村。后来担任过凤阳县委书记、滁州市人大副主任的吴庭美，当年在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任职，1979年12月20日他受命于陈庭元，入住小岗村做调研，写了《一剂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曾这样描述：
小岗生产队，原是一个自然村，合作化前，全村共有34户，175人，30犋牲畜，耕种1100亩土地。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村同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村一样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有了土地，有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摆脱了沉重的封建压迫和剥削，生产积极性高涨，生产发展很快。全村正常年景粮食总产都在十八九万斤左右。好的年成可达20多万斤。下中农成分的严家齐，当时全家6口人，3个劳力，1犋牛，种40多亩地，最多的一年收过30石稻（合6000斤），6石小麦（合1500斤），3石高粱（合600多斤），30石山芋（折粮600斤），2石多豆类（约合500多斤），共9200多斤，平均每人1500多斤。那时全村根本没有人外流。人们把外流讨饭看做是极不光彩的事。
1955年办初级社时，这个村没办起来。1956年直接入了高级社，动员大家入社的干部说，你们是一步跨进了“天堂”。入社的第一年景况还算不错。全队收了165000斤粮食。平均每人600斤口粮，留下种子，其余40000多斤都卖给了国家。这40000多斤粮食是小岗生产队合作化以来第一次，也是以后23年间最后一次向国家做的贡献。
1957年反右派反到了小岗，在“辩论社会主义优越性”时谁要是说个“不”字，不管你是贫农还是佃农都要被大批一通，甚至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从此，政治上鸦雀无声，上面叫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年冬天小岗队就开始吃供应粮了。
1958年在农村出现的各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小岗也都发生过。生产上的瞎指挥相当厉害，搞什么“十里芋峰岭，五里菜花香，千亩水稻方”。结果是：“十里芋峰岭变成大草荒，五里油菜地未打半‘土缸’，千亩水稻方没收多少粮。”20多年前被抛荒的芋峰岭上的山芋垅至今还留在那里。“五风”越刮越大，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到1960年，小岗队只剩下10户39人，一犋半牛，耕种100多亩土地。据统计，在这3年中纯属饿死的（也叫做非正常死亡）60人，死绝6户。有76人背井离乡，寻找活路。当时全村是满目残垣断壁，处处蒿草丛生。很多人至今回忆起来还不寒而颤，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党取得政权十几年后会出现那种惨状。
“十年内乱”期间小岗生产队的生产非常落后，群众生活十分穷困。尽管如此，还是照批“资本主义”。社员严金昌，全家7口人，1975年在家前屋后种了二三分地生姜，一二分地辣椒、大葱。自家的一二十棵柿子树看管得好，未让小孩乱摘。秋后烘一烘到集上卖了，并喂了2头肥猪。年收入八九百元。得到的这些钱，主要是到小市场买点粮食养家糊口，免得寒冬腊月，拖儿带女，到江浙一带农村去“查户口”（此地把外出讨饭叫“查户口”，也叫数门头）。这种靠自己辛勤劳动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暴发户”，充其量“暴发”到不逃荒要饭的水平。但是，他在小岗这个“户户外流，年年外流”的生产队的确是“冒了尖”。所以在当时那种“富则修，穷光荣”“一切共同”理论的指导下，严金昌被大队、公社批判了三四场，《皖东通讯》还对此事做了报道。严金昌也险些被戴上“暴发户分子”的帽子。他气愤地说：“都喝西北风，就平均了。”对这句话，当时有些人认为严金昌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气焰嚣张”。但它说明“平均主义”在这样穷的地方是十分盛行的。在极“左”路线干扰破坏下，小岗确实达到了“平均”：这就是全队20户，不管大户小户，户户外流过；能跑能蹦的人，一律讨过饭。
小岗生产队没有一户地主、富农。大家又都共同外流讨饭，在阶级关系上应该说没有多大对立。但是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政治运动不断，年年抓“纲”抓“线”，“大批促大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这样乱批乱斗，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11个年头，县、区、社、大队有38人次到这里搞过工作队、宣传队，每年最少的1个人，最多的18人。每期工作队、宣传队都首先大抓一通“阶级斗争”，总是支持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总之，不能离“纲”、偏“线”，不能停止斗争，搞得生产队干部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全队17个男劳力，有15人先后当过队长、副队长。20户人家户户都当过干部，“算盘响，换队长”已成了这里的规律。台上的压台下的，台下的捣台上的。斗来斗去，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社员斗穷了，集体斗空了。
小岗生产队尽管遭到错误路线如此摧残，但是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还是充满感激之情。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凭良心，这些年也亏着政府。”事实也确实如此。从1962年到1978年17年中，全队每年分配的口粮每人只有一二百斤，生产、生活主要靠政府救济支持。从高级社以来，国家给这个队贷款15632.28元，无偿投资2425元；从1966年到1978年13年156个月份中，吃国家供应粮的有87个月，共吃供应粮达228000斤，占这13年总产的65%，占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79%；给生救款、社救款15000多元，占社员分配总额的54%；供应各类种子65000多斤。现有的10头牛，没有一头不是国家给钱买的。过去用的犁耙等主要农具没有一件不是国家花的钱。“农民种田，国家给钱，缺吃少穿，政府支援”，这几句话用在这里是最贴切不过了。群众对政府的救济和支持，始终感恩戴德，念念不忘。但是，他们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又总是感慨不已。不少老社员说：“我们都是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看到长庄稼的地大片荒着，心里像油煎一样。我们种田人不交一粒公粮，却常年吃着国家供应的粮食，感到有愧。我们也知道怎么干能多收粮食，但是‘政策’不许啊！”这是多么复杂的感情！既有感激又有苦衷。过去的20多年，小岗生产队群众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中度过的。
7.逻辑起点
正是因为小岗村有这样的前世，刚刚允许他们“联产计酬”，搞“大包干到组”时，他们就偷偷地“包干到户”，把“大包干”彻底包到底！
1978年秋，种麦之前，只有20户、115人的小岗村，根据上面的规定，先是分成两个作业组。麦子刚种齐，各作业组内部又“捣”了起来。队领导无法解决，便请示公社，要求再分组。公社书记张明楼知道农民生活的困苦，更了解这个队难缠，破例同意小岗分成4个组。谁知4个组刚分没几天，各组内部又都闹了起来。其原因是组越小，劳动中谁吃亏、谁占便宜，看得更清楚，利益冲突更直接。十多天后，队里便瞒着公社将全队分成8个作业组，作业组多为“父子组”“兄弟组”，看一看各组的构成就知道了。
一组：严立付、严立华（兄弟俩）
二组：严国昌、严立坤、严立学（父子三家）
三组：严家芝、严金昌、关友江（前面是父子，关为严家的女婿）
四组：关友申、关友章、关友德（兄弟三家）
五组：严宏昌、严付昌（兄弟俩）
六组：严家齐、严俊昌、严美昌（父子三家）
七组：韩国云、严学昌（邻居）
八组：关友坤、严国品（邻居）
但就是这样的父子组、兄弟组，大家还是不能合作共生产，一干活，都是讲自己吃了亏，有的互相不理睬，组内吵闹、打骂现象时常发生。到了10月底，又是“算盘响、换队长”的时候，梨园公社任命严俊昌为生产队长，严宏昌为副队长，严立学为队会计，3人组成新的队领导班子。
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在1983年《瞭望》试刊号上曾发表《中国，有这样一个村庄》，是这么记录这段历史的：
生产队领导班子的年轻人在焦急地寻找新门路。他们请教从“五风”中幸存下来的三老汉之一的关庭珠，他说：“六一年的救命田很中用，一干就增产。”刚上任的副队长严宏昌黑眼珠子一亮：“对，那叫‘责任田’，同‘大包干’差不多，一竿子包到户。”队长严俊昌说：“咱们就套着包干到组的办法，搞个包干到户不行吗！”关庭珠老汉吧嗒着嘴说：“行是行，就怕上面不准干呀！”身材瘦小，带着一股冲劲的严宏昌，是个初中毕业生，小岗人中唯一的文化人。他满不在乎地说：“咱小岗已经穷的没有门了，只要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为啥不准干？”“你年轻啊，才当干部，不懂上面的规矩啊！”老汉拧着眉毛说。严宏昌闷头吸两口烟，灵机一动：“咳！人家别的公社能走了‘大包干到组’的第一步，咱们为什么不能偷偷走第二步？”这句话提醒了耿直的严俊昌：“这倒是个办法，只要社员一致同意，就偷着干，出了事，咱们几个顶着，撤职、处分都行，只要能增产，总不能开除咱们的社籍吧！”他们就这样拿定了主意。
1978年11月24日晚饭后，黑黢黢的夜刮着黑黢黢的风，因为寒潮来了，风有些刺骨，小岗村全队社员，悄悄地来到严立华家，一家一个户主，除严国昌、关友德外出要饭没有回来外，其余18户，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3户队干部，关廷珠、严立富、严立华、关友申、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美昌、严付昌、严家齐、严国品15户社员都来了。
严俊昌在社员大会上说：“全县都搞‘大包干到组’，咱们干脆‘大包干到户’，土地、耕牛、大农具是集体的，承包到户，保证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个办法一亮，像一瓢水倒进油锅里，立刻炸响了！会场上一片沸腾：“行！”“干！”
严宏昌站起来说：“大家都同意，我们就这样干！但是要有个协议：第一，我们是‘明组暗户’，偷着干，瞒上不瞒下，不准任何人对外人讲，谁讲谁不是人。第二，每年午秋二季交粮油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给集体的给集体，谁也不准装孬种。谁装孬，大家一起上他门上扒，不要让我们干部要。大家同意这两条，我们就立字据，捺手印，分开干！”
大家齐声说：“同意。我们捺手印。”
老农严家芝小声说：“万一被上面发现了，队干部要是去蹲班房了，家中老小怎么办？”
会场里瞬间沉寂下来。
老农关廷珠说：“到时候队干部要真是为这事蹲班房，我们全体社员把他家的农活全包下来，把他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对对对！就这么干！”大家齐声说。
严立华家没有纸，昏暗的油灯下，严宏昌将抽空的“淮北”烟盒拆开，想在上面写。生产队的记工员严立富说：“烟纸太小了，我回家拿纸。”严立付就住在严立华的西边，出了门，一会儿工夫就拿来一张白纸。严宏昌奋笔疾书，在纸上写道：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18岁。
严宏昌先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上面，下面落款是全体20个户主的名字。严宏昌、严立学、韩国云三人私章是随身带的，就当场在自己的名字上盖上了私章，其他人都是郑重地捺手印。在外要饭的严国昌是由大儿子严立坤代捺的。同样在外要饭的关友德，严宏昌开始请他的亲哥关友章代捺，关友章说：“要是领救济款，我就代他捺了，这可能是要坐牢的事情，我不便代。”当时有些冷场，严宏昌走到关廷珠面前说：“我叔，你代友德捺一下吧。”关廷珠是关友德的亲叔子，什么也没说，蘸了印油，捺了。这份材料现存于国家博物馆，馆藏号为GB54563，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了。
因为当天晚上出席会议的是18个人，这份材料就被称作“十八颗红手印”，被誉为“生死印”。按手印的时间取1978年11月24日晚，是因为严宏昌回忆说，按手印的第三天，他到小溪河去赶集，看见供销社商店里挂着的手撕日历牌子上显示的是11月26日。由此倒推，按手印的时间是11月24日晚。至此，小岗人开始了分田到户的“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当代农村改革的序幕。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中国改革的新进程。小岗村分田到户的“大包干”，契合了历史，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作为一个熠熠生辉的历史闪光点，40年来历久弥新，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
8.博弈与呵护
小岗人包干到户，开始是对外隐瞒的。但他们一出工，别人就看出来了，都是一家一户干活的。不但不要队长吹哨子，而且披星星，戴月亮，老人孩子都一起下地，很明显是分开单干了。公社书记张明楼开始还有点不相信。为了证实这个消息，他把严俊昌、严宏昌叫到公社，严厉地问：“听说你们小岗子分到户干了？”严俊昌、严宏昌连忙否认：“没有。那是犯法的事情，我们哪敢干？我们跟其他队一样，分到组干的。”张明楼没有问到什么，只好作罢。又过了几天，小岗分田单干的事情再次传到公社。第二天一大早，张明楼背着粪箕，一路拾着粪来到小岗，看了看上工的人，看了看已经长出来的庄稼，通过和一些人交谈，又一次把严俊昌、严宏昌叫到公社，大声斥责道：“你们胆子太大了。这是要坐牢的！告诉你们，要逮人，肯定是先逮你们两个。你们知道吗，我也会跟着你们倒霉的！”张明楼举了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老县长赵从华、太湖县委原宣传部部长钱让能等一系列例子，语重心长地说：“他们都被打倒了，教训太深刻了！”
“我们不知道你说的那些，只知道小岗太穷，要多收点粮食，社员能吃饱肚子。”严俊昌说。
“我们这样干，每户和生产队都有合同，和分组跟生产队签订合同没有区别。土地还是集体的嘛，多收粮食还是为国家做贡献！”爱思索的严宏昌说。
“狡辩！你们小岗一家收一个金磙子都不遮我们的眼，我们也不稀罕。我们国家宁愿给你们吃喝，也不能让你们单干，回去后必须并起来！”张明楼下了死命令。几天后，公社召开生产队队长以上的干部会，张明楼在会上再次批评小岗，宣布小岗如果不并起来，不仅要扣除牛草，而且化肥、种子、贷款一律不给。会后，特意把参加会议的严宏昌留下来，推心置腹地对他说：“我也知道，你们这样干能多打粮食。但现在中央还没有这个政策，如果有了这个政策，半夜文件到，我立刻开广播会宣布。我同情你们，你们也要理解我，我不能看着你们犯法，带着我也犯法！回去快点并起来，万一上头追查下来，我好做解释。”
严宏昌回到队里，把张书记的意见向群众做了传达。社员的意见很坚决，绝不同意并起来。公社不给牛草，严宏昌和严立学就通过熟人跑到李二庄公社上李队去借；不给化肥，就大积农家肥，挖塘泥解决；不给贷款，自己想办法，找亲戚朋友借。但是不给种子，就没有办法了。当时种子供应有严格的计划，都在公社粮站里。外面市场上也买不到。没有办法，季节不等人，严宏昌只好天天跑公社，找张明楼书记要种子。
回忆这一段历史，陈怀仁说：“4月10日傍晚，陈庭元亲自到小岗发现分田单干后，心里还是很焦虑的。本来，包干到组这件事，也不是很踏实的。3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张浩来信，明确反对包产到组，已经在全国引起争议，你现在突然又来一个包干到户，你说他心里能不害怕吗？他不是怕自己被追责，是担心上面追起来，连累得包干到组都不让干了。又过了几天，他带着我又来到梨园公社。我们一到公社院子，就听到张明楼在大声教训一位年轻人：‘你们这捅的是大纰漏！赶快给我并起来！’见陈庭元下车，张明楼对年轻人说：‘你走吧，我要向领导汇报。’年轻人看看陈庭元，无奈地离去。陈庭元问：‘小岗队怎么弄啊？’张明楼说：‘我们正在动员，强制性让他们并起来，分田单干是犯法的！’陈庭元说：‘那我们看看去。’”
陈庭元叫上张明楼，一起驱车到小岗。到了村里，从西头到东头走了一阵子。那么多的老百姓，都在看，说陈书记来了。此时，在公社被张明楼批评的年轻人也到了。陈庭元这才知道，他是小岗队的副队长严宏昌。
“你就是严宏昌啊？要稻种的就是你吗？别的点子不想，为什么要分到户呢？现在可没有这个政策啊！”陈庭元询问严宏昌，语气和蔼。
“陈书记，我们队在一起干了近30年，生产从未搞好过，最差的一年午季，每人只吃一斤半小麦，一般的年成也只吃一二百斤粮食，年年吃回销，年年外流。社员都说，如今上面的政策有点松了，我们分到户干，想找个门路，多收点粮食，也减少国家的麻烦。”严宏昌有些激动，一点也不因为面对的是县委书记而怯场。
陈庭元没有说话，严宏昌又说：“我也说实话，我们各家各户年前就分开了，种子、肥料投入，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的，现在要是并起来，投入不一样，工分也不好评啊。”
陈庭元抽着烟，依然没有说话。不一会儿，他把张明楼拽到一边说：“老张啊，乖乖，他们已经分开干了，投入也不一样，到秋后收庄稼，怎么评工分，怎么算账呢？就叫他们干到秋再说吧，反正种的庄稼也跑不到哪里去。”
张明楼愣了一下子，说：“陈书记，你前天可是训我的，现在周围的不少生产队都知道了，说他们搞资本主义。”
“狗日的！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不过是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
“这是犯法的，上面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陈庭元说：“犯法县里给你承担。”
张明楼就讲：“县里承担好，那你写个条子给我。”
陈庭元笑着说：“这种事情只能干，哪能写条子呢？”
张明楼说：“陈书记，那后面你要是调走了，上面追查下来，说我犯法找谁去？我找不到你了。你不写条子，我不敢叫干。”
陈庭元没再说话，因为张明楼说得对啊。以前因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被打倒的人太多了，李云河、钱让能这些人都很悲惨，很多干部都知道。事情僵持在这里，陈庭元就回县里了。
若干年以后，儿子陈新兴问父亲：“你当时为什么不写条子呢？若写了，历史价值也不得了！”他说：“当时的形势下不能写，因为争议太大，还不明朗……但我知道这种办法肯定能干好，支持小岗这么干的决心是坚定的。其实，当时我还有个策略，在没摸清上级领导对包干到户的态度时，有时硬在嘴上，软在心里。表面上讲几句‘不允许到户干’，实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情况是有的。”
第二天，陈庭元又叫几个人一起，哪个呢，县委办公室主任田广顺、县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义贵、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一起去作证。这几个人现在都在，我一说，他们都能记得。张明楼这才答应。小岗子包干到户才能往下实施。当然，陈庭元反复交代，这件事情，和马湖经验一样，“不宣传、不制止、不推广”。这样，小岗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总算被保留下来。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张明楼这个人不能贬低人家。他很可爱，是个老党员，对党十分忠诚，对党的政策是坚决执行的，执行力非常强，是一个好干部。要放在历史中看，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看，把历史简单化。
张明楼答应给小岗稻种后，会计严立学当天就找到他，请他给公社粮站站长吴国宝写了一个条子，同意给小岗队种子。吴国宝曾经在小岗队蹲点，前后3年时间。当时严立学是队长，和吴国宝相处得还好。拿到张明楼的条子，严立学叫上几个劳动力，带上笆斗挑子，到公社粮站，把稻种挑了回来。回忆这一天的事情，严立学激动地说：“天关照我们走分田单干这条路，稻种刚挑回来，天就开始下雨了。小岗这地方缺水，大多数时候是种旱稻。旱稻也要在地里浇水，季节早已到了，地早都整好了，就等种子了。那天的雨不小不大，正适合种旱稻。稻种分给各家各户后，大家都忙着往地里种。有耧子的人家就用耧子耩，没有办法耩的，就撒到地里，再用大扫帚扫平，地是各家各户的，大家各显神通。这一夜，基本上没有睡觉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几百亩地的旱稻全都种上了。”
第二天天刚亮，陈庭元又来到了小岗村。见了严立学，他就问：“稻种给你们了吗？”严立学说：“昨天下午，我们已经挑回来了。”陈庭元舒了一口气，说：“这我就放心了。昨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就怕你们的稻种落实不了。已经是谷雨了，你们还不泡稻种，就来不及了。”严立学说：“我们这里大多是种旱稻，昨天晚上大家都干了一夜，差不多都播下去了。”
陈庭元吃了一惊，说：“这么快？我去看看。”他来到地头，看了几块播下去的旱稻，田平沟直，播撒均匀，不住地称赞道：“好啊！还是包到户的好，这效率，真高！”
根据陈怀仁的工作日记记载，从1979年4月到年底，陈庭元先后10多次前往小岗，观察他们的责任制试行情况，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交谈丰收后的喜悦，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小岗一直作为县委书记陈庭元实行“大包干（到户）”的一枚重要的棋子，在全县大棋盘中谨慎地运行着。在我的采访中，提到陈庭元，“大包干”带头人都是交口称赞，关友江说：“陈庭元是最开明的领导，当时他要是稍微缩缩头，不出来担当，我们也就没有今天了。”严俊昌说：“陈庭元书记真是一个好人，他时常在下面跑。我们队干部不仅要在队里忙，还要下地干活。他下来查看我们家里时，看到家里大人不在，小孩子还饿着肚子，就揭开锅，亲自盛饭给小孩吃，再转到地里告诉我们：你们安心干吧，我已经把孩子喂饱了。那时他给我们一句好话，就让我们踏实。”陈庭元对“大包干”拥护，对大呼隆反对。他对中国国情非常了解，知道农村怎么干才能干好。1956年合作化时期，他担任滁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就主张“入社条件不成熟的，暂时可以不搞”；他看到农民的余粮被征收过多，便在县委提醒同事“有些地方农民的粮食卖过头了”。1958年他反对将农民抽去炼钢铁不搞农业生产，因这些言行，被打成了“老右”。陈怀仁说：“20多年下来，政治上的很多事情他个人也没有办法。他在会上讲话，向来都是严肃的。当时讨论搞包产到组，有些常委会在会上说，包到组能干好，只要能干好，就是包到户也没有什么。类似的话，他会上基本不说。但下到群众中间，他的倾向性就很明显了。事实证明，包干到户这株幼苗，小岗人艰难催生后，是陈庭元一直在智慧地呵护着，给它阳光雨露，才让它长成大树的。”
陈怀仁作为当年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所言极是。包干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是小岗人的创举，小岗人为了这种生产形式不被拍死，进行了不屈的博弈。而帮助他们，呵护他们的，也有许多人，陈庭元应该是最杰出的一个。陈新兴告诉我：“对于支持小岗这件事情，我曾经问过父亲，当时你害怕不害怕呢？父亲说，当然很担心。中央的政策还在那里，1979年1月11日下发的中央4号文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的社会形势毕竟发生重大变化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作风正在兴起。我还是相信党中央的。”陈庭元之所以敢呵护“大包干”，是因为他拥有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宏观的发展眼光。
9.补药
包干到户在小岗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关于小岗包干到户后的情况，吴庭美《一剂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是这么说的：
今年全队粮食总产132370斤，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总产35200斤。群众说过去20多年总共也没收到这么多的花生、芝麻。家庭副业也有很大发展。生猪饲养量达135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全年的粮食征购超任务2800斤。过去23年一粒未交还年年吃供应，今年向国家交售粮食24995斤，超额7倍多。社员还准备卖5000斤山芋干。油料统购任务300斤。过去统计表上这一栏，从来都是空白。今年卖给国家花生、芝麻共24933斤，超过任务80多倍。还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并可卖肥猪35头。全队还留储备粮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今年棉花交售任务没有完成。社员们内疚地说：“明年一定补齐。”
由于生产发展，社员收入大大增加。据初步统计，今年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户收入可达五六千元，平均每人可达700多元。最差的户平均每人收入也在250元左右。全队20户，向国家出售农副产品2000元以上的两户，1000元以上的10户。社员严付昌，全家8口人，两个劳力，包地36亩，开荒五六亩：今年共收小麦3600斤，稻谷4200斤，玉米400斤，黄豆300斤，山芋20000斤（折主粮4000斤），杂豆500斤，花生4300斤，芝麻60斤；养肥猪3头，母猪、小猪23头，今年卖猪可得款1100元，禽蛋收入100多元，八口之家共收粮食13000多斤，平均每人1500多斤；农副业总收入5400多元，平均每人700多元。收入最少的关友江，全家7口人，两个劳力，收小麦2500斤，稻谷2700斤，山芋10000多斤（折主粮2000多斤），黄豆2500多斤，高粱200斤，花生600斤，卖薄荷油得款50多元，1头肥猪可卖150多元，共收粮食7650斤，平均每人1000多斤，农副业总收入1700多元，平均每人240多元。
今年的丰收，使小岗的群众对于夺取明年更大的丰收充满了信心。他们说：“有了今年的本钱，明年肯定还会大增产。”因而生产劲头更大。今年秋种时，两个多月没下雨，社员群众男女老少齐上阵，一担担，一桶桶，一盆盆，挑水、拎水、端水，造墒抢种小麦。全队115人已种小麦306亩，出全苗的有250多亩。今年种的小麦一般都是三肥下种，有的四肥下种。不少户不但施足了小麦的底肥，还留足了明年小麦追肥和春种用肥。有的户家有万斤粮，备有千斤肥（商品肥）。据统计，这个队今年秋种前后共买化肥、磷肥、饼肥等各种商品肥77380多斤，花了8200多元，未要国家分文。
农业丰收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的愁云消失了，人人欢天喜地，个个笑逐颜开。“参观”的人去了，他们总是像接待客人一样，把人们引进低矮尚未修复的茅屋，捧出炒熟的花生、瓜子。“今年够吃不够吃？”他们总是指着满满的囤子、圆鼓鼓的草包，自豪地说：“看，这不都是粮食，过去队里的仓库也别想有这么多！”外地讨饭的来了，他们也分外大方，大捧大捧的山芋干，大把大把的玉米、高粱拿给人家，赶到吃饭时，大米饭、白面馍也毫不吝啬。他们说：“往年，我们也是这样，谁有吃的还出来要饭呢？”
过去收割季节，到处防偷窃，看场的看场，看田的看田，还是免不了丢黄豆，少山芋。今年那么多花生都摊在田里，晒在田里，那么多的山芋干都撒在荒野上，从来未发现谁家的东西少了。深秋季节，成片柿园，火红的柿子挂满了枝头。“不怕人摘吗？”群众说：“不稀罕了！”
农业的丰收，给这个备受摧残、十分穷困的生产队带来的喜悦，处处可见，处处可闻。他们对前景充满着希望，一年来的事实充分说明，“包干到户”对小岗确实是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现在，他们不想再让国家为难，伸手要钱要粮。唯一的希望是再让他们这样干下去，干上三五年，对国家做点贡献，个人能积点钱，盖盖房子，添点家具，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
小岗村这样的变化，完全归功于实行了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活生生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包干到户确实就是一剂不可多得的补药。因为非常管用，这剂补药自然产生了强劲的“吸引力”，但这也出现了一些“麻烦”。吴庭美在报告中说：
小岗“包干到户”是群众“偷偷摸摸”地干起来的。一年来谁也没有去总结它，更没有人去宣传它。在县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尔出现小岗的例子，也都谨慎地被删去了。但是这里的事情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有的把这种传播叫“吸引力”，有的叫“影响”。在梨园公社一些和小岗情况差不多的生产队，已经成为群众议论的中心。他们说：“同是一个政府领导，小岗能干，为什么不叫我们干呢？”尽管公社三令五申，讲得严厉，不准包干到户，可是今年秋种时，有的地方还是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学习小岗了。群众一夜之间就把田划开了，把牛分好了，鸡一叫就下地种麦了。我们问这些地方的群众：“你们这样分，不会闹出意见吗？”他们说：“咳！谁敢明达亮世地干，我们这块穷地方，只要允许那样干，吃亏讨巧不在乎！”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干部埋怨起小岗来了。他们说：都是受小岗的“影响”，没有小岗我们这里屁事没有。小岗在影响着一些地方，这是事实。但是，小岗从来未去宣传自己，更无权向其他地方发号施令。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地方？其他很多地方却“影响”不了小岗？这个问题从小岗过去出现过的一件事上可以得到最好的回答。1974年，公社下决心要改变小岗的落后面貌。公社书记挂帅，人保组长坐镇指挥，一行18人进驻小岗（当时小岗是19户）。一个负责人在开动员会时说：“你们小岗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了。今天我们要左手牵着你们的鼻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的刀、无产阶级的枪、无产阶级的鞭子，非把你们赶到无产阶级的道路上去不可！”18个人兴师动众地“赶”了1年，结果小岗的粮食产量在原来很低的基础上，又下降了许多。这是对“大呼隆”“吃大锅饭”的惩罚！小岗生产队过去20多年捆在一起“大呼隆”，穷到那种地步，谁也不敢搞“包干到户”，今年为什么敢搞了呢？这是20多年集体生产反复实践的结果，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像小岗这样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干部轮流当，群众找不到为大家所接受的“领袖人物”，生产上缺牛少耙，大片土地抛荒，群众靠救济讨饭过日子的生产队，硬要搞“一大二公”，势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在这样的条件下，适当调整一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一些与社员物质利益关系更直接、更能为社员群众接受的管理、分配形式，就更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做到人尽其能，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些贫困的地方受小岗影响就很自然了。我们认为，“包干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与“分田单干”是两码事。实行这种办法，生产资料仍归生产队所有，不存在人剥削人的问题，大家都凭自己的辛勤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社员又是为三者利益所生产，它并没有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实行这个办法，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是有利的。
但是，小岗队“包干到户”在目前仍然是“众矢之的”。尽管人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办法在长期低产落后地区比其他责任制更能调动群众积极性，更能增产，但它仍被一些人看成是“禁区”，不敢超越固定框框，因而只好“一律”了。小岗队在“一律”之下，最近又拢成了8个作业组。这一次群众虽没有给各级领导作难，但他们内心并不想拢。不少社员说：“拢起来今后还是搞不好。”
小岗的办法吸引着别人，这使小岗感到自豪。由于吸引着别人反而带来了麻烦，连自己也不能搞了，心里又有难言的苦衷，这使小岗的群众产生了一种新的矛盾心理。
吴庭美这份写于1979年12月20日的调查报告原件现在收藏于国家博物馆。1980年1月上旬，安徽省委在合肥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陈庭元将这份调查报告亲手交给万里。后来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告诉陈庭元：万里接到调查报告后，像读小说那样，一口气连看了两遍，被在小岗所发生的事情感动了。不久，万里亲自来到小岗村查看“包干到户”的成果。
10.补药的产生
凤阳农村改革每遇到关键时刻，都得到了万里的支持和保护。离开万里的支持，凤阳“大包干”很难成长起来。1979年4月初，中共中央批转国家农委党组报送的《关于农村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以中发[1979]31号文件下达全国各省市及有关单位。文件中有如下三点内容：一、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应稳定；二、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三、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而凤阳推广马湖经验搞“大包干（到组）”与上述三点是相违背的。中央31号文件下达后，不少基层干部群众怕“变”，当时下面就流传：“大包干，虽然好，就怕长不了，最多干一年，明年就变了。”针对这种思想，凤阳县委于5月1日下发了《关于认真搞好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意见》，向全县农村干部群众说明“大包干（到组）”仍是集体，不是单干，是符合中央关于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搞“一刀切”的指示精神的。
1979年6月5日下午，万里到凤阳县检查工作，详细检查和询问了凤阳农村情况。陈庭元向他汇报：凤阳县的许多群众对“大包干（到组）”很赞成，他们编了许多顺口溜，什么“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给干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他听后高兴得笑了起来。他说：那就让他们干三五年。只要把“凤阳花鼓”（指外流讨饭）解决掉，我批准他们干。除了这个办法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县委也批准他们干。不要怕，思想要彻底解放。我们现在是解决吃饭问题，只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不准买卖，不准雇工剥削，单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万里的这些话，像一阵清风，吹散了凤阳几十万干部群众心中的阴影。
实践证明“大包干（到组）”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责任制。到1979年7月，“大包干（到组）”在凤阳仅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已取得了20多年从未有过的大丰收。全县715000亩小麦总产达17747万斤，比1978年的12158万斤增长46%。社员平均口粮250斤，比1978年增长80多斤。梨园公社是全县最贫困、最落后地区，实行“大包干（到组）”，午季小麦总产170多万斤，加上社会产量40万斤，比1978年增产1倍还多。小岗队1976年午季人均口粮5斤8两，1977年19斤，1978年40斤，而1979年达到150多斤。
为了请上级在文字上而不是口头上给“大包干（到组）”这种责任制报上合法的“户口”，1979年7月1日，凤阳县委以文件的形式，将《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关于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的报告》上报地委、省委。
8月8日，《安徽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改革——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一文。文章摘自7月1日凤阳县委写给地委和省委的报告。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安徽省委对包干到组这种“大包干”形式的正式肯定和向全省推广。
包干到组刚刚得到承认，而社员们又要求包干到户，从“大包干到组”过渡到“大包干到户”。这是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凤阳农村所独自走过的一段路，也是摆在凤阳县委面前最艰难的一段路。
1979年8月16日至21日，为了交流“大包干（到组）”的情况，统一对“大包干（到组）”的认识，讨论巩固、提高和完善“大包干（到组）”的措施，凤阳县委召开了区委书记会议。会上各区委书记反映社员普遍要求“包干到户”。造成社员普遍要求“包干到户”的原因，主要是“大包干到组”这一生产责任制的自身原因，作业组虽小，但五脏俱全，它仍像一个小生产队，生产“大呼隆”没了，“小呼隆”又出现；分配上“吃大锅饭”消除了，“吃小锅饭”依然存在。另外，受小岗队实行包干到户和零星的包干到户（组中户）的影响，尤其是获得大丰收后，包到户获得的实惠明显摆在那里，没有包到户的不少地方反映强烈。他们说：同是一个政府，为什么他们能干，我们不能干？有的地方公开搞起了包干到户，并宣称小岗合并我们才合并。
由于中国农村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制度的构架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当时仍把“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视为洪水猛兽。1979年中央连续下发的4号、31号文件，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些文件、决定都明文规定：不许（要）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凤阳县委作为一级党组织，对于上面的文件、制度及理论规定，不能不服从；而在县委的下面，则是被贫困折磨得已是遍体鳞伤的几十万农民。陈庭元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地方官，应该不忘初心，解脱本地民众的贫困是自己最大的责任。
陈庭元亲自到农户家中进行了调查：在小岗村，他调查了严宏昌家，全家6口人，两个劳力，包27亩地，开荒9亩，收小麦2500斤，稻子3000斤，玉米100斤，黄豆300斤，山芋干3800斤，总产9700斤，人均生产1610斤，卖给国家3000多斤粮食。离开小岗村，他又到陈圩公社路岗大队已实行包干到户的史明成家。生产队“大包干”分组作业时因他家人多劳力少，各组都不要，他独立成为“组中户”。全家9口人，承包20多亩地，全年人均收粮1300多斤，比实行“大包干”的作业组人均多收400斤。而城南公社岗集大队实行包干到户（组中户）的陈明祥，全家7口人，午季收小麦7000多斤，全年总产13000多斤，人均生产接近吨字粮。
正是在以上这种情况下，1979年秋收以后，包干到户在凤阳县快速发展起来。到11月份，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7160个农户包干到户，约占全县总农户数的7.5%，并出现了许多“发杈”形成的包干到户和“明组暗户”（上面来人检查，社员把耕牛拉在一起，一起去劳动；检查一过，社员就各自分开，搞起“瞒上不瞒下”）。如果不加以限制，要不了两个月，全县90%以上的农户都要实行包干到户，这将危及刚刚获得上级批准试行的包干到组的“大包干”的存在。同时，还要面对“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压力。在这种双重压力的作用下，当年11月27日，凤阳县委向各区、社党委作了电话通知，共有六条，其主要内容是制止、纠正蔓延全县的“单干”。正因为如此，吴庭美在《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中写道：“小岗队在‘一律’之下，最近又拢成了8个作业组。这一次群众虽没有给各级领导作难，但他们内心并不想拢。不少社员说：‘拢起来今后还是搞不好。’”这也是一种应对的策略，表面上说拢了，实际上并没有拢，因为在小岗根本就拢不起来。由于县委在制止过程中“硬在嘴上，软在心上”，行动上反对单干，思想上放任单干，所以全县各地依然有不少农户继续在搞包干到户。更重要的是，在执行“六条规定”的过程中，全县没有一个党员、干部为此受处分，也没有一户“单干”社员的生产资料被收回。
凤阳县委在制止包干到户过程中“硬在嘴上，软在心上”，行动上反对单干，思想上放任单干做法，让一部分思想不解放的人意见很大。11月，面对众多反对小岗村“大包干”的意见，陈庭元有些无奈，只好挥舞起“尚方宝剑”。《中国，有这样一个村庄》中有这样的记载：
11月间，陈庭元叫来严宏昌，当众说：“你们小岗，包干到户，是我批准的。现在，不少人说是开倒车。你说，再并起来，社员愿不愿？”严宏昌乍一听，黑眼珠子火花直冒……果敢地说：“社员绝不愿意，如果强令合并，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肯定还不如吃‘大锅饭’！”坐在一旁的一位老同志说：“党的政策，你一眼看不到底啊，我们国家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你们那样搞，就是开倒车嘛。”严宏昌，这一个新一代农民的代表，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当众慷慨陈词：“20多年来，小岗人衣食住行全靠国家，吃了二三十万斤供应粮，花了三四万元救济款。农民种地，国家给钱，缺吃少穿，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就这样干吗？那是穷人路线，懒人政策……”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哑口无言。陈庭元乘机缓解说：“你不要急嘛，我们可以给你请示。地委有没有答应过你们？”严宏昌突然醒悟了，说：“有，地委王书记说批准干3年。”
陈庭元眯着眼笑了：“地委批准你们干3年，可没有给县委下文件呀！”严宏昌说：“不信，可以打电话问！”
陈庭元当即给地委打了电话。
王郁昭在电话里说：“小岗的形势一定要稳住，不能变。马上到省里开会同你面谈。”
陈庭元放下电话耳机，对严宏昌说：“地委指示小岗不能变，你回去叫社员安心干，我到省里开会，向省委反映。”
一场“抗压戏”巧妙地演完了。此时正是20世纪70年代最后一个冬天，大地却是热烘烘的。
12月中旬，陈庭元又前往梨园公社，张明楼等公社干部又对他说，县委批准小岗包干到户是口头宣布的，没有任何一级文件正式批准，万一县委书记调走了，怕无人能承担这个责任，县委应该下一个文件才好。此时，陈庭元将心比心，完全理解张明楼。他终下决心，不再像春天那样回避了，因为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涉及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制度的重大问题。不要说公社书记，就是他这个县委书记，也是扛不住的。包干到户这个全新的娃娃，洋溢着生命的激情，彰显着改革的活力，凸显着人民的创造，它不应该不是一个合法的生灵！必须向上级如实汇报，取得上级的支持，让包干到户取得合法的“户口”。于是，县委派政研室的吴庭美前往小岗调查。吴庭美是小岗生产队东面大严生产队人，和小岗的很多人都熟悉。他在小岗沉下身子一个星期，对每一户人家都认真调查。
陈庭元对于吴庭美进行的调查工作十分关心，中途他陪同安徽省省委副秘书长欧远方同志到小岗视察，特意又找到吴庭美，了解调查报告进展情况。此时，调查报告的初稿已经出来，陈庭元认真地看了一遍，说：“其他的都行，就是写1960年饿死人的内容，是不是就不要说了。”吴庭美说：“这些内容都是真实的，写了，才能更好地反映出小岗人为什么一心要搞包干到户。”欧远方听了说：“如果是事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写的。”这样，陈庭元就同意了。两天后，吴庭美回到县里，上交完整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杜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就是这么产生的。
11.报“户口”
在当时的情况下，给包干到户上“户口”——寻求其政治上的合法化，那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1980年1月3日至11日安徽省委召开的全省农业会议可以说是一次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的大会。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陈庭元将吴庭美倾注心血写出的《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交给了万里。万里在会议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是中国农村改革中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讲话。它的核心是代表省委明确指出：“包干到户是一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应允许同时并存。”它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和发自心底的呼唤。万里的讲话一出，立即受到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也给凤阳的包干到户注入了前进的动力。
1980年1月24日清晨，瑞雪初霁，北风还在凛冽地呼啸，天气干冷。万里不畏严寒，在地委书记王郁昭等陪同下来到小岗生产队视察，陈庭元和县革委会主任吉诏宏、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梨园公社书记张明楼等一同前往。万里一进村就问前来欢迎的群众说：“你们小岗现在是怎么干的？”
“我们是单干的。”群众中有人高声回答。
万里说：“哎哟，这个名字不好听，还是‘包干到户，责任到人’好。”他踏着泥泞挨门挨户地走访。当他来到人口多、劳力差的关友江家，见到竟贮存着数千斤粮食，由衷地赞道：“呵！这回讨饭庄不再饿肚子了！”万里又走进了严宏昌家。严宏昌向万里诉苦道：“有人说我们小岗‘包干到户’是‘拉历史车轮倒转’‘挖社会主义墙脚’。”万里显然被激怒了，神情庄重地回答：“谁这样说，我就问问他：如果他有更好的办法能使农民富裕，就照他的干。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谁要说你‘拉倒车’‘挖墙脚’，不准你们干，这个官司交给我给你打好了。”万里一连看了十几户，最后来到严俊昌家。这时全村的人汇聚到这里来了，连步履蹒跚的老太太也一步一步地赶来了。严俊昌把一箩刚炒熟的花生端上，招待万里一行。万里客气地摇摇头说：“不吃，不吃！”“不要钱！”严俊昌幽默地说。在场的人都笑了。
一位老太太说话了：“万书记，以前想给吃的也没有，现在多了，也不在乎了。”严宏昌的爱人段永霞走进来，她用当年结婚时所戴过的墨绿色方头巾，装满了花生，塞给了万里。万里说：“好吧，我把你们的‘大包干’成果带回去给常委们尝一尝！”后来在省委常委会上，万里果真把绿色方头巾解开，把花生倒出来，请常委们吃花生。
在听取小岗1年来取得的成绩汇报后，万里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有人敢干。地委能批准你们干3年，我也能批准你们干5年吧。”
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问：“周围群众都吵着要学小岗，怎么办？”
万里说：“学就学嘛，只要能多打粮食，对国家多做贡献，社员生活能改善，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当领导不要学唐僧，给人家念紧箍咒。他们还没有瓦房，还没有盖高楼呢，让社员富起来，家家都住上楼房，那才称心呢！”
在将要离开凤阳前往嘉山县时，万里对陈庭元说：“‘大包干到户’经过1年的实践检验，能调动群众积极性，能增产，是个好办法。你们还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它，只要群众都要求这样干，就这样干下去。”
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包干到户，而且批准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还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他的讲话，很快传遍了梨园，传遍了凤阳各地，强有力地保护了包干到户。1980年2月下旬，万里被调往北京，成为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的成员之一。他在安徽任上两年半多的时间内，全神贯注地调查农村问题，研究农村政策，创新思维，为农村改革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中国农村改革依然阻力重重，从中央到地方，有不少人对包干到户进行了猛烈抨击。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2期和第3期分别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和《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文，批判分田单干，导致两极分化；批判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实际是退到单干。
接着，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据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纪实》一书记载：会议（对包产到户）争论很大。发言反对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会上，当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以该省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反对搞包产到户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两句话成为概括这次会议的名言，当时为新华社记者的吴象，写了一篇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阐述了包产到户出现的必然性和发展的必要性，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广大农民群众热烈欢迎，但一些没有摆脱“左”倾思想桎梏的人强烈反对。有一个省当时正在召开政法工作会议，会上有些人竟指责作者吴象是所谓“教唆犯”，提出应追究其法律责任。长江边有一个大城市分管农业的负责人，竟在干部大会上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敞开着，不希望你们有人进去，但谁一定要往里钻，那也没有办法。”尽管这些逆流而起的泡沫现在看上去显得荒唐可笑，但却充分显示了农村第一步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作为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安徽，在万里调走后出现了反复。从4月起，安徽省委在几个月内连续召开了蚌埠、芜湖、巢湖会议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这些会议上，省委主要负责人给包产到户扣上了“经济主义”“机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大帽子。他说，工团主义只顾眼前利益，主张“运动就是一切，主义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一个‘戈比’而斗争。包产到户虽然增产，但这不是方向，县以上领导干部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犯机会主义的错误”。指责包产到户不是方向，包干到户是“两包一脚踢”。甚至威胁说迟早有那么一天，要算他们的账。在上述几次会议的影响下，全省农村改革的形势骤然变冷，搞得人心惶惶，生怕秋后算账。当时凤阳包干到户的面最大，受到的压力也最大，在这个“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似乎已经不成问题的地方，又重新成为问题了。对包产到户不理解、不赞成的主张一度又多起来了。
有的认为，“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有的认为，如果包产到户，“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营没有了，基本建设也搞不成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有的认为，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方向愁人”，认为“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要求包产到户是农民自私落后意识，放弃了社会主义方向”。
这一逆境下，父亲倍感压力山大，但他没有退缩，凤阳县依然执行年初召开的全省农业会议的决议，采用“默许”的方式，为包干到户一直开绿灯。
从“大包干到组”过渡到“大包干到户”，凤阳县首先是在东三区开一个小口子。东三区（板桥、小溪河、总铺）长期低产落后，有的地方还很穷，粮食不够吃，群众要求搞包干到户。根据这些具体情况，1980年初，县委常委、县革委会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统一思想。决定：关于责任制问题，西三区（武店、刘府、大庙）以“大包干（到组）”为主；门台区以“一组四定”为主；东三区是长期落后、偏僻地区，经过区委批准，可以有领导地搞包干到户。但在县委接着召开的区委书记碰头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时，未被通过。因为区、社的书记们都清楚知道这样一个现实，只要在生产责任上为包干到户开一个口子，只要允许少部分社队包干到户，那么这种深受干部群众欢迎的责任制，必然如燎原烈火，很快会蔓延到全县各个角落，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为了保护“大包干（到组）”不受包干到户的冲击，会议的结局只能是这样。
随着群众日益高涨的搞包干到户的强烈要求，凤阳县委采取分区开会的办法，2月初，召开板桥区、社书记座谈会。首先为东三区的板桥区的包干到户开了绿灯。从此，板桥区成为东三区和全县实行包干到户的突破口。为了更好总结、宣传和推动包干到户，4月下旬，县委向全县印发了县委政策研究室《关于板桥区实行“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和中共板桥区委会《关于农业生产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几点意见》，对包干到户给予肯定。《关于农业生产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几点意见》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第一个关于包干到户的管理办法。这两篇材料尽管写得粗糙，很不完善，但这毕竟是在当时反对声浪中，艰难地发出了声音。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与中央负责人《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发表：“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1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3]这篇谈话一锤定音，如同春风一样，为彻底扫清长期禁锢人们“左”的思想铺平了道路，为凤阳实行包干到户清除了障碍。此时，包干到户在凤阳县的东三区基本上全部实行，在西四区成倍增长。在这种局势下，虽遇各种干扰和阻力，但县委终下决心，于6月23日正式决定，东三区可以搞包干到户，西四区一般只搞包干到组。8月9日，县委又决定，除城西、城南两个公社不搞包干到户外，其余的地方均可实行。随着包干到户在全县绝大部分地区的广泛推行，父亲觉得，与其跟在群众后面让其自发地搞，不如尊重群众的意愿，因势利导，站在群众前面去领导他们干。9月1日，凤阳县委正式颁布了《关于农村生产包干到户的管理办法（初稿）》。从此，包干到户在凤阳县正式落了“户”，并进入不断完善的新阶段。
1980年，凤阳县虽遇各种自然灾害（麦收前后连续两个多月的阴雨天，七八月份发生多年未遇的洪涝灾害，中晚稻又出现严重的虫害等），但仍获得农业丰收。全县粮食总产达50247万斤，比1979年增长14.2%；油料总产2063.8万斤，增长65%；农副业总收入达10310万元，增长14%；人均收入180元以上，增长20%；人均口粮由去年的650斤增长到750斤。实践充分证明了包干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完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1981年5月16日，县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的意见》的文件，向全县农村基层下发，指导全县的工作。
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以国家农委名义组织国家农业有关部门成立17个联合调查组，赴全国15个省、区调查包产到户问题。现在担任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三农”问题专家陈锡文，当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他来到了小岗村，一住就是18天，和在生死状上按红手印的18户农民朝夕相处，了解了实行包干到户以前农民贫穷到什么程度，包干到户为什么受农民的欢迎，农民对于政策反复地担惊受怕等。9月，陈锡文和马苏元撰写了《巨大的变化，深刻的启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雁塘生产队包干到户的典型调查》，向国家农委反映了第一手鲜活的包干到户情况，从理论上探讨了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称“大包干”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
这年冬天，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形成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特别是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深受群众欢迎，现在应该进入总结、完善、稳定阶段。所有的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统一制度的实现形式，它不同于过去的单干，更不能当着资本主义去反对。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这个纪要1982年初作为中央1号文件发出。至此，“大包干（到户）”终于有了全国“户口”，昂首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大包干”精神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一路高歌，方兴未艾。
随着1982年中央1号文件的出台，凤阳县委对1980年9月1日制定的《关于农业生产包干到户的管理办法（初稿）》进行修改、完善，重新制定了《关于包干到户的管理办法》。“大包干”在凤阳县从此走上了规范化轨道。
12.“统一了中国”
1983年1月14日至19日，全国第二届人才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各地的论文作者，20个省市区的人才研究组织的负责人和代表，新闻单位的同志共154人。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长王康同志主持了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照华、劳动人事部副部长李云川、国家体改委顾问荣高棠等领导出席会议。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总干事童大林做了《鼓励与支持社会主义改革者》的发言。他共介绍了9位站在改革与创新前面的人，他们都是当时振兴经济、振兴科学最需要的人才。
第一位是安徽省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第二位叫袁隆平，他是杂交水稻特等奖的主要获奖者，湖南农科院的研究员；第三位是侯学煜，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第四位是首都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周冠五；第五位是常州机械冶金工业公司经理李庭芳；第六位是四平市市委书记黄建勋；第七位是动力学家、工程热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委员吴仲华；第八位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温元凯；第九位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刘静和。在童大林的眼里，这些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难得的人才，是改革的弄潮儿，对他们都有描述，都有评论。对于陈庭元，他是这么说的：
有人说凤阳出了两个了不起的人物。第一个是朱元璋，“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但他统一了中国。最近又出了一个人物，他叫陈庭元，不是凤阳人，但是到凤阳县当县委书记，他用联产承包，即“大包干”责任制，也“统一了中国”。“大包干”使中国的农业出现了奇迹，短短的几年时间，把面临崩溃边缘的中国农村挽救过来了。
陈庭元一直是搞农村工作的……联产计酬责任制保住了，刚刚起来的农民积极性保住了。这项改革给凤阳带来了巨大的变化。4年来年年丰收，由吃粮靠返销，变成出售余粮，4年共卖给国家7亿斤粮食。
为什么要把陈庭元作为我们中国人才研究会应该宣传的第一位人物？就是因为他发现和推广了联产计酬责任制，由此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如果20世纪中国有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一个，该是改变了中国农村面貌这件大事。这应该写到历史上去，8亿农民的中国农村能在短短几年改变面貌是了不起的。像陈庭元这样的改革者，要家喻户晓，使所有的人都知道他。
……这9位同志的事迹，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寄希望于改革，寄希望于改革者。
童大林后来曾担任过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等职，是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于童大林对自己的高度评价，陈庭元曾说：“对这个评价我很满足，但不敢当！推动这一历史性农村改革进程的是千千万万贫苦的凤阳农民。正如小平同志所讲：‘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4]”
40年后，回顾当年的“大包干”等一系列改革，回顾童大林所“鼓励与支持”的那些改革者，有很多是历史长河的流星，曾经在夜空中绽放过耀眼的色彩，稍纵即逝了。陈庭元推动扶持起来的小岗“大包干”，作为20世纪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缘起，依然星空朗照，熠熠生辉。正如童大林所言，它将和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20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一道，永载史册。
小岗“大包干”是有着众多的推手的，但陈庭元无疑是第一推手，在凤阳、在小岗，只要提到他，很多老同志都是由衷地赞美。2017年12月16日，在凤阳县人民医院的病房里，和吴庭美谈起当年的老书记，他说：“小岗人搞包干到户时，的确顶着压力。但他们是农民，是自发的行动。你最多不准他干，还能不让他当农民？真正承担巨大压力的是陈庭元。他是一个自觉的改革者，用现在习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知道我们共产党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公社书记不同意，你县委书记同意？上面要是真追究，首先是县委书记干不成了，还会被批斗，甚至坐牢！这样被整的人有不少。没有敢于为老百姓担当的精神，是做不到的。作为那场改革的亲历者，我当时见到过不少的反对者。当然，他们很多人是为了执行党的政策，为陈庭元的安全担心。但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如果陈庭元要是稍微软一软，听身旁其他一些领导的话，小岗村的土地肯定就得并起来，那样就不会有凤阳的‘大包干’！”2017年12月29日，我和温跃渊在“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家采访，说到“大包干”，严俊昌说：“没有陈庭元，哪里有‘大包干’呢？他县委书记要是不让干，我小小的生产队长能抗住？”
小岗农民严俊昌、严宏昌等人自发行动，闯破樊篱，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启幕人。陈庭元等许多党的领导干部，顺应民心，勇于担当，创新制度，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自觉引领者。“闯”和“创”，书写了40年前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1985年4月，陈庭元离开凤阳，任滁县地委专职副书记，1986年4月起，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3年3月离休。2007年4月3日，陈庭元带着他对土地的热爱、对农民兄弟的眷念，在合肥辞世。恰逢清明时节，小岗人悲痛不已。12位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在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的带领下，来到合肥。他们胸佩白花，举着12个人共同签名、写有“老元子，一路好走”的横幅，告别他们心爱的老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