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年史
我跟冯唐还不大熟的时候有一次问他：“你觉得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还是故事中的人？”他答：“恐怕主要还是个观察和讲述之人。”在我准备写自传的时候，这是一个在心头萦绕不去的问题——总觉得只有人生有故事的主人公才应当写自传，如果人生没啥故事，只是写故事的，就不应当写自传。按照这个标准，只有历史人物才可以写自传，历史上没有一笔的就不该写。
直到看到格里耶的自传，才觉得自己没准儿也可以写写。他就是一位作家，这辈子做的事就是写小说、拍电影，他自己的人生除了每个阶段的感受，也没啥故事。既然他可以写，我也就可以写，或者说可以写像他那样的自传——不是足以载入历史的人生故事，而只是一些思考和感受的片段。
1952年：出生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爸爸妈妈都是后来被叫作“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1938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奔赴延安的一代知识青年中的两个。他们的“仕途”不算太坎坷，所以我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也不算太大。只是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时我才七岁，不大懂事，家里也没人对我讲这件事，所以到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给爸爸平反后，在父母是巨大挫折的这件事在我那里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波澜不惊。
父母的感情似乎也有过一点问题，但是他们都很小心地掩饰过去了。所以直到我过了青春期，从来都没听到过什么关于他们俩的坏话，差不多算得上是在一个“和谐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我的心理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健康，大概同我生长的环境从来没有过太大的精神创伤有关。这个生长环境给我带来的唯一负面影响就是，我思想不容易深刻，情绪不容易激进，成功的动力不容易太大——因为从来没有缺过什么，也没有过什么大的挫折感，也就没有太多强烈的渴望。
我的小名值得一提：我出生时正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从小我学会的第一首儿歌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由于父母一辈子搞新闻，政治嗅觉比较敏感，政治热情比较充沛，所以给我起个小名叫“三反”，我一直到七岁上小学之前，都叫这个名字。王小波和我同年出生，可是他爸爸恰恰在“三反运动”中出了事，所以他刚认识我的时候，好一阵子不能习惯我的小名，他曾用难以掩饰的厌恶声调抱怨过：“你的小名怎么这么难听啊。”
1958年：娘娘庙的学前班
我开始记事似乎相当晚。一生中最早的印象是妈妈要把我送到《人民日报》办的一个幼儿园学前班去，我闹着不去。我围着院子里的一个花坛在前面跑，妈妈在后面追。追呀追，追不上我。妈妈后来是生气了还是笑了，我都没印象了。因为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所以不想去上什么学前班。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还是去了。
那个学前班在一个有个怪名字的胡同里，叫娘娘庙。是住宿的，每礼拜一送去，礼拜六回家。遥远的记忆中还有我们那些小朋友在娘娘庙排队上厕所的样子。我之所以对上厕所印象深，是因为老师不允许我们起夜，所以每个小朋友临睡觉上厕所时都蹲着不肯出来，想尿得干净些、再干净些，免得夜里憋尿又不让起床时难过。
我性格中最大的弱点就是超乎寻常的腼腆，总是动不动就脸红到脖子根。所以我最难堪的记忆是在娘娘庙的时候，老师让我当班长，每天早上要喊“起立”，这真是差点要了我的命。我记忆中，喊这个“起立”真是太难了，心跳得不行，怎么使劲儿也喊不出来。我经过这样的折磨，长大以后居然没有得心脏病，真是一件侥幸的事。
记得那个幼儿园坐落在一个旧式的四合院建筑里，院子里有九曲回廊。我们班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男孩，好像叫×新华，他每天傍晚都会坐在廊子里给我们讲《三国》《水浒》里面的故事。我当时听得似懂非懂，但是十分入迷，觉得他特别了不起，怎么会讲那么多大人的故事，还讲得那么声情并茂，有板有眼。他有一个习惯性动作：每讲一段，都会用手背去抹嘴角。他讲的故事我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可是他这个抹嘴的动作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1959年：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我们那会儿入学考试好像很简单。记得考了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A。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A”，认得就行了。别的不记得还考了些什么。
我从来都是好学生、乖孩子，学习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可能这点有遗传因素——我爸爸小时候上学从来都是第一名。他四岁死了父亲，是伯伯养活他的。他们家是贫农，伯伯为了供他上学，竟然不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上学。一个是因为爸爸的确念书念得好，是个念书的“材料”，一个也是伯伯人心太好了，一个农村的贫苦农民能有这样的境界真是难能可贵。所以爸爸一进城就把伯伯从老家接了来，一直供养他到去世。长兄如父这句古话在我伯伯那里完全是真事。爸爸对他尊崇备至，他是当之无愧的。
说是遗传好还有证据，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以及他们的小孩也个个都是出类拔萃之辈。大姐、二姐全上哈尔滨军工；二姐参加中学生数学竞赛，曾代表获奖者讲话，登了报纸；哥哥中学得金质奖章，那可必须是全五分的，有一个四分都不成；哥哥的女儿14岁上清华，18岁考取美国杜克大学，小小年纪已经在霍普金斯大学当老师了；姐姐的儿子也是实验中学的优秀生，学校要保送他上清华，他嫌专业不好，自己考上了清华计算机系。
我这辈子由于赶上“文化大革命”，没有正规考过什么试，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程度究竟如何。感觉上似乎我智力的极限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从没觉得什么东西难得学不会过。我们小学由于是师范大学的附属小学，所以有时会有实验性质的来自北师大的测验。有一次，全班参加一个算术测验，跟平时上课测验不一样的是，这个卷子设计的题量特别大，是根本做不完的，只是要求我们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交卷时感觉不太好，因为没有做完，这在我的考试史上还是第一次。过了些日子，我已经忘记了这次考试，可是突然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得到了来自师范大学的一根铅笔的奖励，说我是那次测验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获奖者。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生长的年代，出身的重要性渐渐显现。大约在小学五年级，我们合唱团的孩子要参加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的伴唱。而合唱团一个唱歌很好也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却没有被选中去参加演出，大家议论纷纷，据说是因为她“家庭出身不好”。从那时起，我们有了“家庭出身”的概念，这对于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概念。我们从那时开始接触社会的残酷和不公正。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第一道阴影。
我小学毕业升中学的作文写的是参加《东方红》演出见到毛主席的事，不知道为什么被《中国少年报》刊登了，后来又收入了什么范文选里。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还记得《中国少年报》那文章的结尾处画了一个小男孩，可能是我的名字让人莫辨男女吧。结果有好多小朋友给我写信来，有个小男孩写信来说：“我想要一个乒乓球拍子，你能送我一个吗？”信我当然都没回，只是自己乐了半天。后来，为了这篇作文，我还受到教育当局的召见。其中一个老师问起我父母的工作，我回答说“他们是《人民日报》的”，老师应声说道：“怪不得呢。”当时这话让我很吃惊，很费思量，不明白我的作文和父母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关注或辅导过我做作文。长大了我才明白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原来父母的工作与写作有关呀。
1965年：北京师大女附中
我们的中学是北京当时收分最高的学校之一。我们班四十多人就有十几个是（语文、算术）双百分录取的。所以能上这个学校的智商都不低，大家也都很自豪。还记得初一发校徽的时候，拿着毛主席题写（估计是因为他的女儿在这个学校，所以能求到题字吧）的校徽，心里激动而骄傲，觉得在人生的赛事中，自己已经是跑在前面的人了。
可惜好景不长，才上了一年学，“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乱了，课也停了，大家一起去串联，到北京的各大专院校、到全国各地去看大字报。
当时，由于我父亲1936年曾被捕过，虽然据说是按党的指示写了悔过书以保存力量，但是仍被“文革”小报说成是叛徒，我因此不能入红卫兵，算是出身有问题的人了。我还记得，忽然有一天，当时家里没问题的一位女同学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自来红们站起来”。我当时心里很痛苦，很矛盾：该不该站起来呢？我还能算“自来红”吗？那时候，我正处于青春期，生活中又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抱负远大，春风得意，这突然的落差使我感到特别地迷茫、焦虑，不知所措。
我记得那时头脑昏乱，情绪激动。一日，我买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上了毛主席语录，大意是要打倒那些“封资修”的东西，因为家里有好多外国音乐唱片和小说，我要批判它们，跟它们划清界限。那语录是用白粉笔写在一张涂塑的长方形黑纸上的，贴在爸爸的书房里显得丑陋不堪。爸爸当时的表情很不以为然，没过几天就把那语录悄悄摘掉了。
又一日，家里突然来了一帮人民日报社的造反派，要把爸爸揪走去给彭德怀陪斗，因为爸爸曾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跟彭德怀在1959年犯的是一样的事。我记得，当时爸爸还没起床，慌忙起来穿衣服，我在隔壁听到那些造反派粗声大嗓地呵斥爸爸，就忍不住冲进去冲他们喊了一句：“你们态度好点行不行！”当时我心跳剧烈，热泪盈眶，十分激动。爸爸没说话，造反派也没说话，大概是对我的激烈态度有些意外吧。后来爸爸就跟他们走了。
我知道，比起很多家里出了大变故、受了大磨难的孩子，我的这点遭遇简直不值一提。但是它对于我的生活、我后来的道路并非全无意义。它使我懂得了苦难的意义，懂得了社会不公正的意义，使我不再轻信宣传的一切，使我对有同样遭遇的人有了同情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些14岁的孩子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就是中断了学业。我们坐着不要钱的火车到全国各地去串联。记得我第一站去的是青岛。在火车的硬卧车厢里，每个铺位都至少坐了三四个孩子，有人睡在行李架上，有人睡在硬座车的座位下面，还有人坐在车窗前的小桌上，把腿吊在车窗外面——因为里面实在太挤了，再也放不下那两条腿了。坐了一夜，青岛到了，我的腿都吊肿了。
后来我们辗转到了武汉。虽然我有一个舅舅在武汉，但是我找不到他。身上带的钱花完了，我居然想到可以让家里电汇。不知道家里的号码，我灵机一动，居然想到找张《人民日报》去查，《人民日报》是有电报代号的，就把那个号码一填，后面写上妈妈的名字，事情居然就办成了。妈妈的钱汇来了，我们又接着上路。
那个时候，我们只是到各地的大专院校去看大字报，有时想到名胜古迹去玩，又会自己约束自己道：“我们这是闹革命来了，不是游玩来了。”即使实在忍不住，去大海边上玩，还要假模假式地带上几张传单，自欺欺人地说：“咱们到海边看传单去。”
由于那时候经常在街头发传单、抢传单，以致在那段时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树上掉下树叶都会条件反射似的伸手去抢，以为是传单。
印象最深的是杭州的冰棍儿，不但种类比北京多——北京那时候只有奶油、小豆和红果三种冰棍——而且样子也怪。还记得有一种小豆冰棍儿，在冰棍儿底部有好多没有磨碎的小豆，真是又好吃又好玩，美不胜收。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从1969年开始，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我一开始按“出身不好的人”分配到吉林插队，后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招兵，我去申请时怕人嫌我家里有问题不要我，竟然写了血书去申请。那是我一生中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写血书。我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了——看来家里问题还没有大到不让我去“屯垦戍边”的程度。
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我人生的第一课。那是在1969年至1971年，我的17岁到19岁。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个经验。
那时我所在的地方是个农区。我们干得很苦，带着年轻人的全部理想主义和狂热。残酷的现实把我们的理想主义打得粉碎——当地由于尽是盐碱地，有灌无排，亩产只有70斤，而种子每亩就要用掉30斤，造成我们当中许多人得了终身疾病（一个15岁的女孩因为挑担子压得骨裂），所挖出来的水渠，经几场风沙就被填平……上帝惩罚西西弗斯，让他把大石推上山岗，然后滚下山脚，重新再推。我们在那些拼死的劳作中找到了西西弗斯的感觉。在一个被用作流放地的小岛上，犯人们每天被迫从岛的这边挑起一担水经过汗流浃背的跋涉，把水倒到岛的另一边，或者是把一堆木头从岛的这边搬到那边，再费尽千辛万苦搬回来，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心理学家认为，毫无意义的劳作对人的心理的折磨远胜过有意义、有结果的劳作，它能把人彻底逼疯。而我们的最美好的年华就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劳作上。回想起来，这种日常的平庸而无意义的劳作对于我们正值青春的花样年华的虚耗，对于人的心灵的戕害程度，比起酷刑和赤裸裸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那个地方，我还因为和一些人交好，给领导提意见，被作为反派人物批判，并且因为父母的问题和这些事入不了共青团。我早在师大女附中上初一的时候就写过入团申请书，当时被老师当作政治上积极上进的表现，把我的申请书（上面当然是充满了各种理想主义的话语，当然提到了刘胡兰——她15岁就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我已经13岁了，等等）当作范文给班上的同学传看。我那时在全班四十多人中是唯一的“三道杠”（少先队大队委员），我从小一直是拔尖儿人物，现在居然在周围人都入了团的时候屡试不中，这种遭遇对于人年幼时的理想主义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因为在这个受痛苦折磨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人性的丑恶，这同我过去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过的丑恶大不一样，它是活生生的丑恶，伴有种种难以想象的丑恶细节，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由于这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当时的我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我们连总共有二三百人，发了癔症的就有十几人，可能的原因既有周边景色的荒凉，也有生活方式的压抑。跟他们比，我的状况算不错的），每次写家信，都有对自己的长篇批判。记忆中信里有过这样的字句：“你们在公园里培养出来的小女儿在现实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多年之后（我早已离开兵团）才听说，当年我的每次来信都会在妈妈的同事中引起一阵骚动。妈妈会告诉她们，女儿来信了。可见当时家里人已经担忧、焦虑到何种程度。她们一定是怕我熬不过去，得神经病。
所以，当我三年后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家，再见到过去的家园时，就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还记得我回到北京后，与中学时的旧友相聚。聊了一阵，她突然抬手看看表，说：“哎呀，我要走了，我还没写完小组总结呢！”我马上开始发愣，觉得听到的好像是上辈子的事，这位朋友是留在我上辈子中的一个人、一个记忆。它显得那么不真实，或者说有一种重回娘胎的感觉。那时的我，感觉上已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年人，虽然当时我才刚满20岁。一切的天真烂漫已经离我远去，我受不了它，无论见到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天真烂漫，都会使我不知所措，甚至会引起一种轻微的反感。直到我三四十岁的时候，还会反复做一个噩梦，就是我又回到了兵团，可见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是多么不堪回首。
我记得，在我刚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时，心中常常感到惶惑，仿佛失落了什么，并且为失落的东西而隐隐发痛。我感到心中一些最美好的东西被毁掉了，丧失了。这种感觉使人痛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后悔的感觉。这是一种离开童年进入成年的感觉。虽然心中那些脆弱的真善美被现实中强横的假恶丑掩埋了，驱散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心里反而觉得比以前更踏实了，更成熟了，更有力量了。从这段磨难以后，没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没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不能承受，没有什么人能使我再轻易地相信什么。
我们那一代人都喜欢小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有赎罪情结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总是准备受这样痛苦的洗礼，中国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也经过杨绛先生所说的“洗澡”，但是心情不是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悲壮，而是有更多的自嘲和尴尬。我们当时虽然根本算不上知识分子，连知识青年的称号对于我们当时的那点学历来说都相当勉强，但是，我们的这段生活经历并非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痛苦的现实生活的煎熬使我们在20岁时就成熟起来，而现在的孩子在这个岁数还在大学过着无忧无虑、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学习生活呢。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是从我们的肌肤血肉上得到的经验啊！从此以后，我们偏爱从自己血肉上得来的真理，我们不再轻信任何人。这是我人生的第一课，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1972年：读书
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回来之后，报不上北京户口，我有整整半年的待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的外国文学名著。家里有收藏，报社父母的几位老同事家也有收藏。我当时看书的饥渴感觉和疯狂劲头只有一个成语能确切表达，那就是“饮鸩止渴”，就是毒药，也要把它喝下去。因为在那个年龄，在文化沙漠和物质的实在的沙漠上一待就是三年，精神实在是饥渴到了极点，根本顾不上喝下去的是什么东西。
后来我看到托尔斯泰对儿子看书的一个指导思想，他不主张孩子在太年幼的时候看好书，因为年幼使他缺乏理解力，而许多世界名著的第一次阅读的印象是不可复得的。换言之，如果在缺乏理解力的年龄第一次阅读了某书，就可能把这个宝贵的第一印象糟蹋了，等成熟之后再读，理解倒是理解了，初次读到好书时的快感却不可失而复得。我对照了一下托尔斯泰的想法，我读这些世界名著的年龄刚刚合适：20岁，有了一点理解力，年龄也没有大到感受不到激情的时候。我心里暗自庆幸。
读书的结果确实是终身受益无穷的：在世界的文学宝库中的这次漫游使我获得了基本的审美鉴赏力，获得了脱离周围愚昧环境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从此似乎得到了一张特殊的入场券，拿着这张入场券，我将能够开启一道神秘的大门，大门洞开之后，我会看到满眼的珍宝，而其中最宝贵的一件珍宝就是幸福的人生。
印象最深的几本书，一本是雨果的《九三年》，它浓墨重彩地描画了一幅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在“地上的战争”之外的“天上的战争”，前者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后者是人心灵中善与恶的斗争。一位正在被追捕的贵族保守党重要成员，恰好遇到因城堡着火而等待救助的素不相识的女人和儿童，他如果不救人就能逃脱追捕，如果救人就会被捕和被判死刑，在这生死抉择的关头，他毅然选择了救人和从容赴死。这本书对心灵的震撼真是无与伦比，记得我读这本书时泪流满面，这个场景被刻入心灵深处，终生难忘。
另一本书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那本书是内部发行的黄皮书。那种阅读经历真是绝无仅有。因为我们所处的“文革”时期的社会状况跟书中所描绘的社会简直太像了，阅读时的心情只能用心惊肉跳、惊心动魄这样的词来形容。书里的每句话、每个情节都像泄露天机，让人看了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其中每句话单拿出来都是足以导致受批判甚至进监狱的“反动言论”，在当时那种极度恐怖、极度高压的社会氛围中阅读这本书，是全世界的人读全世界所有的书都不会有的一种感觉，而且是时过境迁之后自己也不会再有的一种感觉。
1973年：山西农村
从这一年的4月开始，我在山西农村——父亲的老家待了两年。我住在姑姑家，姑姑对我很好。姑父是个阴阳先生，有点神神道道的。老乡很朴实。我那段时间只做两件事，一是下地干活儿，二是抽空读书。
农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清晨的气味。早饭前我们年轻人就出去干第一班活儿了。走在庄稼地里，空气中有一种沁人心脾的甜丝丝的味道。深深吸一口，好像能受用一整天，如果不是一辈子的话。那是我对农村生活最美好的记忆。
干活儿在我来说是小菜一碟——经过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高强度重体力劳动，山西农村妇女干的那点活儿简直像玩儿一样。山西农村的妇女原本是不下地的，只做家务，生孩子、养孩子，干完家务就串串门子聊聊天打发日子。估计是从集体化以后，妇女才开始干大田里的活儿。尤其是知识青年插队后，引起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一阵惊慌：“这些女娃把工分儿都挣走啦。”虽然一个工分儿也就值几分钱，可那也是钱呀。村里成立了铁姑娘队，我还当过一任铁姑娘队长。看她们挑两小筐土还被压得晃晃悠悠的样子，我就暗暗好笑，我们在兵团挑的土可要比这重一倍也不止呢。
对于当时宣传的“接受再教育”我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不知道有什么教育可以从那种纯体力劳动中获得。倒是见识了一些民俗，像婚丧嫁娶一类的，蛮有趣的。后来我做了社会学，对民俗这一块有相当的兴趣，没准儿就是那个时候埋下的种子。
记得有一次，村里有人娶媳妇要闹洞房，我也傻呵呵地往里闯，结果被一个表情很威严的老婆子挡了驾。这在我是很意外的，因为我姑父在村里有点地位，姑姑人缘也好，平常大家对我都是客客气气的。这回却不然，老婆子脸上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表情，她代表的是民俗的权威——女人绝对不能涉足这种场合。我当时也是肃然起敬，很失落地走开了。
考大学时写作文写的就是农村生活，这跟我平常坚持写农村生活笔记有关。当然，心里也隐隐有个文学的梦，记录插队生活有采风的感觉。可惜这个梦就像我爸爸有一次所说的，每个人在20岁的时候都是一个文学青年。我爸爸当年在抗大时还写过歌词呢，是郑律成谱的曲，被人们广为传唱，他最终还是改了行。文学永远是我理想的最高境界，但是它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理想只能由王小波来实现了。王小波之所以能成为我的选择，部分原因就藏在我的文学之梦中。
1974年：山西大学
我上大学的经历也许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上学经历了。说它奇怪，一个是指进学校的方式，另一个是指在学校学习的方式。
记得我第一次试图进大学是在1973年，那年我没进去。
当时我已经作为只上了一年中学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过了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三年和山西农村一年的重体力劳动。那年我21岁，正在山西沁县插队。那里是我父亲的老家，他去太原师范读书前就在那里。记得我在坐长途汽车去沁县的路上，看着那蜿蜒曲折的盘山路，心里曾暗暗地想，当年爸爸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去太原，去延安，后来就到北京去了。想到这里，一个小小少年走出大山的身影使我隐隐地有些感动。他当年是怎么去的呢？一定是走着去的。因为他们家是穷人，恐怕出不起车费的。
我们那年上大学还是考了试的，记得为了应付考试，我请二姐帮我恶补数理化，因为我只上完初一，虽然是在当时北京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学校——北京师大女附中——上的，有当时中学最好的师资，但是我连物理、化学都没学过。我姐姐小时候是北京数学竞赛获奖的人，曾代表所有的获奖者讲过话。后来她以上清华都绰绰有余的高分进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她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一心要献身国防工业。让她给我讲中学数理化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她解答起我的问题来深入浅出，玲珑剔透，让我着迷得不行，觉得数理化简直美得像诗。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在启蒙阶段，老师的水平至关重要。你要是能碰上我姐姐这样的老师，你准保会对最枯燥的数理化都如痴如狂。
可惜我并没有学理科。那年山西大学的老师去沁县招生，老师看了我平时读书做的厚厚的几本笔记，看样子就有心要我。后来怎么没要我呢？我猜有句话得罪了他。他是外语系的，问我想不想学外语，我傻乎乎地说了一句实话：“外语只能做工具吧。”这话是只可以在心里想、不可以说出来的。可是谁让我那时候岁数小、阅历浅呢？后来山西大学就没要我。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我学乖了，不敢再挑剔专业了，结果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
我说进大学的途径奇怪，是指我们那会儿都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老乡见我干活儿肯卖力气才推荐我。当然还要有关系——沁县是我爸的老窝，哪能没点关系呢。最奇怪的还是我们虽然参加了考试，但是考试分数没派上用场——那年正好闹“张铁生事件”，白卷最时髦，所以考得好坏就毫无意义了。早知道赶上这么一出，我就不必让姐姐给我恶补中学课程了。
22岁那年，我上了大学。我说这个大学奇怪是指学生们的来历千奇百怪，也不好好学习，尽在那里串同乡会。我们班四十多个同学，有十来个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来自山西省各县。由于他们知道毕业的分配原则是哪儿来哪儿去，于是无心向学，只是热衷于去找同县来的别的系的学生社交，准备回到县里拉帮结派，相互提携。我当时倒是没有浪费时间。因为我从小受到节省时间的严格训练，就是在地头休息时我也不敢放松，在那儿背英文单词。现在有了三年大好时光，哪舍得浪费呢？所以我当时真是很用功，看了不少的书。我的一个朋友看到我读书的那股狂热劲头，给了我一个评价：“我觉得你就像一架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从来都不停止转动。”我当时听了这个评价还有点不高兴：你想，我当时正值妙龄，又是个女人，被人比作一架机器，能高兴得起来吗？虽然我知道他这个比喻没有恶意。
1975年：初恋
说起珍惜时间，我还没有做到完美无缺——我在大学期间经历了初恋。
这次恋爱是我的初恋，把我害得相当惨，因为我爱上了他，他却没有爱上我。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世界上最惨痛的经历就是这种明珠投暗的经历。回忆中，那段生活不能叫作生活，只能叫煎熬。
当时我不知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如果一个女人在23岁之前还没有陷入恋爱，她一生就不会再爱了。因为爱是迷恋，岁数一大，一切都看明白了，就不会再迷恋或者说痴迷了。我心里有点紧迫感，觉得应当恋爱了。
他就在这个时刻走入了我的视野。他是我的同班同学，虽然家在当地，他的父母却跟我的父母相识，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且做过同事。后来听爸爸说起，1949年共产党进驻城市时，我爸爸被指派在北京，他爸爸被指派在这个外地城市，他爸还找我爸商量过俩人调换的事情，我爸没有同意，所以后来我就成了北京人，他成了外地人。
他长得非常英俊，一米八的大个儿，有挺直的鼻梁和两条漂亮的眉毛，脸型瘦长，严格说是长方形，脸上起伏比较大，脸型有点像欧洲人，不像亚洲人。他笑起来有一种特殊的笑法：一边笑，一边斜睨着人。他的笑很有感染力。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能在几秒钟之内从一群人中分辨出他在还是不在。我心里明白，我爱上了他，是爱使我的感官变得敏锐。形势就是这样急转直下，我以极快的速度陷入了对他无可救药的狂热爱恋，后来看，几乎可以算一见钟情。
从那时起直到我们最终分手，痛苦的折磨就没有停止过一时一刻。这就是单恋的苦刑。因为对方对我还毫无感觉，我这边已经烧得滚烫，整个人像一根燃烧的木炭，轻轻一碰就会化为灰烬。
有一次去部队学军，我们打靶，每人打三发子弹。他打了一个7环、一个8环，一个脱靶；我打了一个8环、一个7环，也是一个脱靶。还记得当时心中暗喜，把这种纯属巧合、毫无意义的事情都当成了一种征兆，好像跟他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后来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小说，作为人在狂热爱恋时完全丧失理智的证明。
打靶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巴掌大的薄薄的小纸片，上面是他用钢笔速写的我趴在地上打靶的样子。当时心中的狂喜是难以形容的，那小纸片被我当宝贝似的珍藏了很长时间。其实，他也就是那么随手一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后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知道了一个秘密，你的小名叫‘三反’。”我七岁之前的确是这个名字，因为我是1952年“三反运动”时出生的，父母是记者，政治上过于敏感，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小名。
既然是工农兵学员，就有无穷无尽的学业之外的麻烦事，比如学工、学农、学军。那次忘了又是学什么，入驻晋祠，因为跟历史系的专业有点关系。我和他被分在一个小院里居住，我住北房，他住南房。那时，四五运动爆发，他的哥哥卷入其中，反对中央“文革”，被捕入狱，一度被判死刑。他为此事非常焦虑、抑郁，有时会躺在床上唱歌，小院中常常回荡着他忧郁的歌声。他嗓音很好，是一种忧郁的男中音。歌声拨动我的心弦，使我对他爱得更加如醉如痴。
我向他表明心迹之后，他的反应还不错。记得那时，我们常常在能躲开人的时候偷偷接吻。有一次险些被人撞到，当时我们躲在大院子旁的一个小院子里，正吻得如火如荼，突然有人找我们，在院里叫我们的名字，只要再一伸手推门，我们就会被抓个正着。记得当时心跳得仿佛打鼓一般，险些晕倒。幸亏那人走掉了，要不真不知会出什么事。
可惜，我们的恋情发展并不顺利，主要是两个人情调不同。我们虽然是同龄人，家庭背景也差不多，但是我在20岁时有半年赋闲在家，看了我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灵魂基调因此与当时青年大为不同，在当时看，就是有了资产阶级情调，或用当时更常见的说法，是有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分手时，他对我说：“从小父母给我灌输的都是‘棉暖不如皮，糖甜不如蜜，爹娘恩情深不如毛主席’一类的东西，真的欣赏不了你那情调。”
记得刚分手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想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臂，因为觉得只有用肉体的疼痛才能压住心中的疼痛，因为当时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种肉体痛苦的疼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初恋是美好的，也是痛苦的。我暗暗在心中安慰自己，虽然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恋爱，但是我毕竟恋爱过了。这段几乎是单恋的经历令我刻骨铭心，痛彻心肺，直到王小波的出现，才把我从失恋的悲痛中解救出来。
1977年：《光明日报》
大学毕业后，我在《光明日报》工作，出去是记者，回来是编辑。在《光明日报》，我的部门是史学组。其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在近现代落后的文章。我在资料室里狠查了一阵资料。记得文章发了几乎一整版。后来我到上海去出差，突然发现我拜访的很多单位都把我文章中的那批资料以不同的形式挂在墙上——直方图、饼型图，花里胡哨。我估计是上海的什么宣传部门把这批数据发给了各单位，让他们搞现代化教育了——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现代化是当时全国最具号召力的口号。
1977年：恋爱
正是在这一年我结识了王小波。我在一个我们两人都认识的朋友那里看到了他的手抄本小说《绿毛水怪》，心里就有了这个人。后来，朋友带我去小波家，他是去向小波的父亲请教问题的，而我已存心要见识一下这个王小波了。当时觉得他的长相实在难以恭维，心里有点失望。
但是，王小波凌厉的攻势是任何人都难以抵御的。那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也是第一次单独见面。地点是虎坊桥光明日报社我的办公室。借口是还书。我还记得那是一本当时在小圈子里流传的小说，是个苏联当代作家写的，叫作《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虽然此书名不见经传，但是在当时还是很宝贵的。小波一见到我，就一脸尴尬地告诉我，书在来的路上搞丢了。这人可真行。
后来我们开始聊天，天南地北，当然更多是文学。正谈着，他猛不丁问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吗？”我当时刚好失恋不久，就如实相告：“没有。”他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吓了一跳，他说：“你看我怎么样？”这才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啊。他这种无赖态度弄得我相当尴尬，但是也感觉到他咄咄逼人的自信，心中对他已是刮目相看了。
我们开始正式谈恋爱了，虽然从世俗的标准看，一切“条件”都对他相当不利：当时我父母已经恢复工作，他的父亲还没平反；我大学（虽然只是个“工农兵学员”，但是也勉强算上了大学吧）毕业，他是初中没毕业；我在报社当编辑，他在街道工厂当工人。但是正如小波后来说的，真正的婚姻都是在天上缔结的。经典的浪漫故事都是俩人天差地别，否则叫什么浪漫？我和他就是一个反过来的灰姑娘的故事嘛。我早就看出来，我的这个灰姑娘天生丽质，他有一颗无比敏感、无比美丽的心，而且他还是一个文学天才。他早晚会脱颖而出，只是早点晚点的事情。恋爱谈了一阵之后，我问过小波：“你觉得自己会成为几流的作家？”他认真想了想，说：“一流半吧。”当时他对自己还不是特别自信，所以有一次他问我：“如果将来我没有成功怎么办？”我想象了一下未来的情景，对他说：“即使没成功，只有我们的快乐生活，也够了。”他听了，如释重负。
最近，一帮年轻时代的好友约我出去散心，其中一位告诉我，小波的《绿毛水怪》在他那里。我真是喜出望外，它竟然还在！我原以为已经永远失去了它。
《绿水毛怪》这本手抄本小说严格说是我和小波的媒人。第一次看到它是在那位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小说写在一个有漂亮封面的横格本上，字迹密密麻麻，左右都不留空白。小说写的是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恋情。虽然它还相当幼稚，但是其中有什么东西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
小说中有一段陈辉（男主人公）和妖妖（女主人公）谈诗的情节：
白天下了一场雨，可是晚上又很冷，没有风，结果是起了雨雾。天黑得很早。沿街楼房的窗口喷着一团团白色的光。大街上，水银灯在半天照起了冲天的白雾。人、汽车影影绰绰地出现和消失。我们走到10路汽车站旁。几盏昏暗的路灯下，人们就像在水底一样。我们无言地走着，妖妖忽然问我：“你看这夜雾，我们怎么形容它呢？”
我鬼使神差地做起诗来，并且马上念了出来。要知道我过去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一点做诗的天分。
我说：“妖妖，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
妖妖说：“好。那么我们在人行道上走呢？这昏黄的路灯呢？”
我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朦朦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
我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妖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陈辉，你是诗人呢！”
从这几句诗中，小波的诗人天分已经显露出来。虽然他后来很少写诗，更多的是写小说和杂文，但他是有诗人的气质和才能的。然而，当时使我爱上他的也许不是他写诗的才能，而更多的是他身上的诗意。
小说中另一个让我感到诧异和惊恐的细节是主人公热爱的一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不大知名的书，《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小波在小说中写道：“我看了这本书，而且终生记住了它的前半部。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本最好的书，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我觉得人们应该为了它永远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看到《绿毛水怪》之前，刚好看过这本书，印象极为深刻，而且一直觉得这是我内心的秘密。没想到竟在小波的小说中看到了如此相似的感觉，当时就有一种内心秘密被人看穿之感。小波在小说中写道（男主人公第一人称）：
我坚决地认为，妖妖就是卡加郡主，我的最亲密的朋友，惟一的遗憾是她不是个小男孩。我跟妖妖说了，她反而抱怨我不是个女孩。结果是我们认为反正我们是朋友，并且永远是朋友。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本小说我如今已记忆模糊，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卡加郡主和涅朵奇卡接吻，把嘴唇都吻肿了，这是一个关于两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热烈纯洁的恋情的故事。我看到小波对这本书的反应之后，心中暗想，这是一个和我心灵相通的人，我和这个人之间早晚会发生点什么事情。我的这个直觉没有错，后来我们俩认识之后，心灵果然十分投契。这就是我把《绿水毛怪》视为我们的媒人的原因。
在小波过世之后，我又重读这篇小说，当看到妖妖因为在长时间等不到陈辉之后蹈海而死的情节时，禁不住泪流满面。
（陈辉站在海边）大海浩瀚无际，广大的蔚蓝色的一片，直到和天空的蔚蓝联合在一起。我看着它，我的朋友葬身的大海，想着他多大呀，无穷无尽的大；多深哪，我经常假想站在海底，看着头上茫茫的一片波浪，像银子一样。我甚至微微有一点高兴：妖妖倒找了一个不错的藏身之所！我还有一些非非之想，觉得她若有灵魂的话，在海里一定是幸福的。
我现在想，我的小波就像妖妖一样，他也许在海里，也许在天上，无论他在哪里，我知道他是幸福的。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也不乏艰辛，但他的生命是美好的，他经历了爱情、创造、亲密无间和不计利益得失的夫妻关系，他死后人们对他天才的发现、承认、赞美和惊叹。我对他的感情是无价的，他对我的感情也是无价的。世上没有任何尺度可以衡量我们的情感。从《绿毛水怪》开始，他拥有我，我拥有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时间里，他的爱都只给了我一个人。我这一生仅仅因为得到了他的爱就足够了，无论我又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的这份至死不渝的爱就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
1978年：国务院研究室
1978年我调入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单位设在中南海里面。我对中南海的警卫佩服至极，他们从我上班的第二周起就不看任何证件了，全凭目测。每天进出那里的人那么多，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猜不出，只有佩服的份儿。
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容易使人产生使命感，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沾上了边。其实，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夸大。我们所做的只是权力的喉舌，是权力之手握着的笔，我们与权力的关系跟普通百姓没有区别。
当时我从王小波那里第一次听到“伴君如伴虎”这句话。由于缺少阅历，我原来根本不明白这个道理。能到这样的单位去工作，心里有的只是自豪感和责任感，甚至是一种历史感，并不明白政治的险恶。而他们家是深受政治斗争之苦的，所以知道其中的利害。我只在那里待了一年，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列所，我就离开了这个单位，心里并无遗憾。
在这个单位工作时，我与好友林春合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首发，然后被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人民日报》的转载还专门加了编者按，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文章，也许应当算是我的“成名作”吧。因为正是从那篇文章开始，我的名字进入了公众视野。现在想来，并不是那篇文章有什么特别深奥杰出之处，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好需要民主和法制这两个东西。我们只不过是时代和政治的代言人而已。这就应了福柯所说的“作者消亡”的观点，他认为作者是谁没有什么重要性，一种话语的流行只是某个时代的需要，即使不是由这个作者说出来，也会由别的作者说出来。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
在1979年，中国社会学复兴，源头是费孝通发起举办的一个社会学夏季讲习班。这个班的参加者认为，这个讲习班在中国社会学复兴中的意义类似于黄埔一期对于中国军队的意义。自1954年院校调整将社会学取消以来，这是在中国恢复社会学的先声。
除了跟其他几十位学员共享的意义之外，这个讲习班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我在这个讲习班上结识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霍兹纳，并随后在他的帮助下进入他的学校学习社会学，最终在1986年和1988年分别获得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道路。
当时着手翻译我的第一本译著《现代社会学入门》。这是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正符合我当时的爱好。这是一本日文书，是我和另一位同事共同翻译的。当时，我上了一个日文的短期训练班，该班只教笔译，不教口译，是个速成班。记得那个训练班远在怀柔，我当时正与王小波热恋，以至不得不鱼雁传书，互诉相思之苦。唯一的好处是因此留下了一批王小波的书信，在小波百年之后还能使我重温他的音容笑貌。
在我1982年去美国留学之前，这本书就翻译好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我归国之前才得以出版。以我那点日文基础，翻译这本书只能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本书更多的意义是使我对社会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自从上了这个社会学讲习班，我就在心里埋葬了我所不喜欢的历史学。原因很简单：在我心中，历史永远是一些年表一样的东西，从来没有活起来，没有生命，所以我不喜欢它。我最终放弃了历史，走向社会学。
1980年：结婚
经过两年的热恋，我们结婚了。当时，小波是在校生，是不允许结婚的。但是他有一重特殊的身份——由于工作年头长，他是带薪大学生，有工作单位可以开出结婚证明书来，这就和单纯地以学校为单位的学生不同了。我们钻了这个空子。记得怕人家深问而横生枝节，我们登记时找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当时正好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负责结婚登记。她打个马虎眼，我们也就蒙混过关了。那是1980年的1月21日。
那个年头，根本不兴搞什么婚礼，只是两家人在王府井全聚德吃了一次饭，两家一共去了十个人，兄弟姐妹都没去全，也没有什么仪式，就像亲戚聚会吃饭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一顿饭。后来我听爸爸说，他们家给了500块钱，我心里暗暗纳闷儿，为什么？为什么是他们家给钱，不是我们家给钱？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学了社会学，我才悟到，这钱的性质是彩礼啊。
1982年：美国匹兹堡大学
1982年我整30岁。俗话说，三十不学艺。可我偏偏在那一年离开我喜欢的工作、新婚燕尔的丈夫、生我养我的中国，远渡重洋去读书。大洋彼岸的那个陌生的国度在我心中有一点点神秘、一点点新奇、一点点可怕。一切要靠自己硬着头皮去闯。好在我们这一代人早已习惯了远离父母、远离亲人一个人孤零零地去闯天下的生活。
记得写入学申请时，曾请一位在京的美国朋友为我当时半生不熟的英文润润色。我解释自己出国留学动机的一句话令她大惑不解。我写的是，我想去留学，就是想了解一般人对事物的通常看法是怎样的。她不明白这怎么能成为一个动机。她太不了解我的成长环境，太不了解当时的中国，太不了解刚刚成为过去的那一段历史了。
刚刚结束的那场政治运动以及我的青少年时代，对于一个正在摸索人生道路的孩子来说，是多么让人困惑啊。周围的气氛充满狂热、荒谬、扭曲、变态、粗暴、冷漠、无知和残忍，几乎每个人都处于半疯状态，正常的理智无处可寻。记得小波常引用的一句不知出处的话是，人生在世只有两个选择，不是做傻瓜就是做恶棍。在那个时代，清醒和善良是多么稀少啊。因此，我去留学，的确有这样的想法，想恢复理智，想了解一下在一个正常社会中生活的正常的人是怎样想事情和做事情的。这种想法，一个来自那个世界的人怎么能理解呢？
飞机在旧金山（也许是纽约？我记不清楚了）降落，等候转机，我不知道等候着我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倒有点像1969年那辆破旧的卡车把我们卸在荒凉的乌兰布和大沙漠时的感觉。记得北京火车站载满知青的火车刚一启动，火车上哭声一片，我没有哭，心里充满憧憬。后来有些人回忆知青生活有一句套话：看到那荒凉的大沙漠，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我没有。我只是感到，这是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未来的生活无论是怎样的，它都将是我的生活，是我的生命。我希望它是光明的、快乐的、色彩斑斓的，不希望它是晦暗的、郁闷的、委琐的。
据说美国每人平均耗费的热能是中国人的30倍，换句话说，他们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是我们的30倍。但是，我并不太看重这个——他们每天吃的东西不可能是我们的30倍，他们的床也不可能比我们的大30倍——人的物质需求相差不大，满足了基本需要之外的供给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更有意义的倒是精神的享受：感人至深的情感，清澈有力的思想，所有的虚构之美——音乐、美术、戏剧以至优雅的生活。
深夜的机场有一种轻轻柔柔的背景音乐，这在我前三十年的经历中是从未遇到过的，带点异国情调，给刚刚离乡一日的我带来一丝淡淡的乡愁。
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1987年：出版《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方法》是我的一本译著，是我在美国读书时本科生的社会学方法教科书。我翻译的这本书出版时被收入当时很有名的一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当时的图书出版业正盛行各种各样的丛书，大多都是西方各个主要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著作。
社会研究方法是我在美国学习时喜欢的课程。在我对社会学研究这条路跃跃欲试时，方法就是我的脚，没有脚路就没法走。虽然我的程度只有中学数学，但是社会统计学的运用不是不可以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小波是正经学过大学数学的人，他告诉我，他佩服的一位数学老师说过，十个学数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学统计学，而十个学统计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学懂统计学。可见统计学之难。对于我这个中学程度的统计学学生来说，要想真正学懂统计学，当得李白的一句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后，学会使用那些统计软件，并且学会如何解释统计软件做出的结果。
对于我的译笔，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记得某次开会碰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大学老师，他对我说，这本书译得真好。我听了倒并没有特别沾沾自喜，因为当时译书的人好多根本不会英文，中文也一塌糊涂，所以别人说我译得好，很可能就是指：一，我确实看懂原文了；二，我的中文通顺。比起那些根本没有看懂原文、中文病句连篇的译文，也许我这样的就算好的了。因此，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远远不能给我带来什么成就感。
1988年：回国
1988年，我们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我们的家庭从1980年结婚时起就一直是个“两人世界”（我们是自愿不育者），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就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今后生活方式的选择，剔除了其他一切因素。
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当时考虑的几个主要方面是：
第一，我是搞社会学研究的，我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研究起来会有更大的乐趣。美国的社会并不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硬要去研究它也不是不可以，但热情就低了许多。小波是写小说的，要用母语，而脱离他所要描写的社会和文化，必定会有一种“拔根”的感觉，对写作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第二，我们两人对物质生活质量要求都不太高。如果比较中美的生活质量，美国当然要好得多，但是仅从吃穿住用的质量看，两边相差并不太大，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娱乐方面差别较大。我们在美国有线电视中每晚可以看两部电影，还可以到商店去租大量的录像带，而回国就丧失了这种娱乐。我们只好自我安慰道：娱乐的诱惑少些，可以多做些事，虽然是一种强制性的剥夺，也未尝不是好事。
第三，我们担心在美国要为生计奔忙，回国这个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如果一个人要花精力在生计上，那就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做他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说，他就不是一个自由人。在中国，我们的相对社会地位会高于在美国，而最可宝贵的是，我们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搞社会学研究，对于小波来说就是写小说。除了这两件事，其他任何工作都难免会为我们带来异化的感觉。
回国后到小波去世，有九年时间，我们俩从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我们俩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之外，我陆续出版了《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等七八本专著和译著；小波则经历了他短暂的生命中最丰盛的创作期，他不仅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成为唯一一位两次获台湾《联合报》系中篇小说大奖的大陆作家，而且写出了大量的杂文、随笔，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生前创作的唯一一个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并成为1997年戛纳电影节入围作品，使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上为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回国后最好的感觉当然还是回家的感觉。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美国人当老大当惯了，对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难免兴趣缺缺，我在社会学系当助教的时候，有的美国大学生竟然能够问出中国大陆面积大还是台湾地区面积大这样无知的问题。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是无论是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尤其是小波那些年在报刊、杂志上写的文章，有人看了击节赞赏，有人看了气急败坏，这种反应能给一位作者带来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
小波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为之开过专栏的《三联生活周刊》的负责人朱伟先生说，人们还远未认识到小波作品的文化意义。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种传统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自由度，看了没有紧张感，反而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的反讽风格实在是大手笔，而且是从骨子里出来的，同他的个性、生活经历连在一起，不是别人想学就学得来的。小波去世后，他开过专栏的《南方周末》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对不能再读到他的文章扼腕叹息。甚至有读者为最后看他一眼专程从广州坐火车赶到北京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看到这么多朋友和知音真正喜欢他的作品，我想，小波的在天之灵应当是快乐的。
1989年：北京大学社会学所
我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随即回国。因为当时北京大学要设博士后流动站，而找到当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又愿意回国的人的概率并不是太高，于是他们找到了我。当时，由于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由他出面，北京大学才能够成立当时国内的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而我有幸成为它的第一个博士后。虽说我的导师就是费孝通本人，但是，由于他牌子太大，工作太忙，我并不能像一般的学生那样经常接触到他，只是他到所里见研究生时，才得以顺便一见。
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
有一次，费老到所里约见研究生时讲到，社会学要“出故事”。我当时正越来越偏向于定性研究，所以听得特别受用。记得他说，人生和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人们在这舞台上上演悲欢离合、死死生生的活剧，我们社会学就是要讲人们的故事，要出故事。我理解费老的意思，他是说，社会学不应当只出统计数字，只搞大规模的定量调查，还要关注活生生的人间戏剧，要搞定性研究，这样才能出故事。
第二件事是费老当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朋友帕克的女儿丽莎来中国，费老让我帮他一个忙，把他的学生沈关宝的一篇博士论文翻译给她听。我还记得那篇博士论文中有一个细节，讲到大跃进的时候，农民为了积肥，要把“牵脚泥”——就是农村住房堂屋地下的泥——收集起来做肥料用。还有一个惊人的情节，就是当时人们积肥，怕人的粪便太生会伤庄稼，沤肥时间又来不及，就让各家各户用大锅把屎煮熟再上到地里。这个情节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所以我翻译时，丽莎露出一副狐疑的表情，反复问了好几遍，担心我翻译错了。我当时笑得几乎岔了气，回家把这个情节告诉小波，他也大笑不止，后来这个细节被他写进了小说《似水流年》，其中指名道姓，引经据典，原来出处就在这里。
我在北大做博士后两年间，报了婚姻、家庭方面的十个小课题，包括青春期恋爱、婚前性行为规范、择偶标准、婚外恋、离婚、独身、自愿不育、同性恋等。
婚前性行为规范的调查是使用一个北京市随机抽样样本做的。当时的抽样方法想起来真是有趣极了。我当时开了一封单位的介绍信，就直接到位于正义路的北京市公安局户籍处去了，提出用他们的北京市居民户籍卡抽样的要求。他们接待了我，我猜想这样的要求在他们来说肯定是第一次，也许至今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是在全北京所有16岁以上公民每人一张的户口口卡上直接按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的。记得当时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位年轻的科长负责，他正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对抽样方法有些了解。我心里暗暗庆幸。他还带我去看了口卡的陈列厅，那是一个硕大的大厅，里面摆满了一排排的口卡柜，我随便打开一个抽屉，发现光是叫“王红”的就占了大半个抽屉，得有几百位吧。当时心里暗想，给孩子起名字可千万不能起这样的名字了。用这个随机抽样样本，我做了婚前性行为规范、夫妻关系、家庭暴力的调查。在做婚外恋的调查时，除了采用这个随机抽样的样本，还辅以少量的深入访谈，用了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
这些调查最后结集出版，书名为《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我还特意请导师费老题写了书名。可惜由于这本书进入套书，有统一的封面设计，竟没有用上题字。这本论文集于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2003年由台湾专出教科书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以《性爱与婚姻》的书名重印，估计是做大学的教辅书出版的。因为书里所收文章全部按照美国社会科学论文的标准做法，由前言、文献综述、研究假设、研究结果及解释等几个部分组成，一丝不苟，虽然看上去像标准的学期论文，不像研究著作，但是在当时我国一般社会学研究论文尚缺少写作规范的情况下，可以算是规范化的一点尝试。后来，东南亚某大学的一位教授来访，看到了这本书后对我说：“你这本书跟中国其他的学术书写法不一样。”我猜她指的是别人还是我国社会科学论文的传统写法，而我这个做法一看就是从国外社会学那里直接学过来的。
1991年：《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
做同性恋研究，线索的获得是最困难的一件事，因为他们在人群中所占比例较小，也因为他们不愿意暴露身份。而我是比较幸运的。在我的单身研究中，竟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由于单身人在人群中也是少数，所以用随机抽样样本很难找到他们。于是，我在《北京晚报》上登了广告，征集参加研究的志愿者。在我的单身调查对象中，有一位30岁上下的男士，在我问到他保持单身的原因时，他一一否认了众多普通的原因。后来他说：“你是国外留学回来的，看上去也不像坏人，我就告诉你我独身的真正原因吧——我是一个同性恋。”就这样，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个同性恋个案。后来，他介绍了朋友、朋友的朋友，就这样越滚越大，最后达到120人的规模。社会学中有一种调查方法，叫作“滚雪球”的方法，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的同性恋研究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上看是无可挑剔的。
这项研究成果的出版本来是北京出版社约稿的，但是成书之后，他们又说这个问题太过敏感，不敢出版了。我们于是找到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了第一版，书名为《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次年，才又在外地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本土的版本。在书出版后，接到大量的电话和信件，有许多同性恋者约谈，于是在1998年又出版了这本书的增补本，篇幅增加了一倍，书名改为《同性恋亚文化》。
称同性恋者为“他们”本来并无贬义，尤其说“他们的世界”，从中文的字意和韵味听上去还挺有诗意的。无独有偶，某年一位女摄影家拍摄了一批同性恋者的形象，准备结集出版，她给她的摄影集也起名为“他们的世界”。我想，中文读者大多会从“看，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他们的世界”，读中文的同性恋者们也不会从这个提法联想到受排斥或者不被尊重的感觉。
然而，一位西方的同性恋者对“他们的世界”这一提法颇有微词，他认为，这是把同性恋者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称呼，好像异性恋者才是“我们”，而同性恋者是“他们”（the other）。在这里，他所理解的“他们”是“他者”和“另类”，不是简单的“他们”。从中文的文义看，前者有贬低的意味，而后者却没有；前者有等级之分（“我们”属于高的等级，“另类”属于低的等级），后者却是平等的（“我们”和“他们”没有高低之分）。他的反应一方面源于西方人对中文的隔膜，另一方面也来自西方同性恋运动为同性恋者赋权之后所带来的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以及伴随而来的对于歧视的过度敏感和警觉。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这一年我回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只是不再是马列所，而是社会学所。离开北大的主要原因是，我不喜欢教书，觉得教书总是要把一套话反复说很多遍，而重复是最不符合我的天性的，我受不了这样的枯燥事情。此外，还有一个考虑：从学术气氛的宽松和当时具体的人际关系上看，北大是大环境好，小环境不好；社科院是大环境不好，小环境好。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从那一年一直做到退休，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是我生命中研究和出版的活跃期。
我从未后悔当初的这次选择，我应当感谢“文革”的结束，从那时起，所有来自上头的批判都不再附带行政处罚，也不会真正影响我的研究和写作，而且同事、朋友对我的评价不但不受影响，反而还很正面。比如友人冯唐就对我说过“被××点名批评是牛×事”这样的话。看来，中国的文化专制时代是真的结束了。
1993年：《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生育与村落文化》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该书以我国南方与北方各一个村庄中所搜集到的资料以及城市中自愿不育者的调查为依据，比较了生活在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人在生育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并探讨了这种差异的理论意义。
记得一次与香港理工大学的阮新邦教授聊天，他说，在我写的书里，这本最好，其他就不敢恭维了。当时弄得我面红耳赤。虽然我自以为对同性恋的研究、对女性的感情与性的研究在价值上和原创性上一点也不弱于这项研究，但是从研究和写作时所下的功夫看，这本书也许真是略胜一筹。
这本书先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次年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了一次。在这本书中，有一个特殊之处：在我写作的过程中，第一读者王小波有时看着看着，感到技痒，就说：“来，我给你写一段。”我觉得是当时他发表文章的机会还比较少，对文字的狂热喜爱又使他按捺不住，所以就有了现在这本书中偶尔会看到他的文字的情况。有明眼人对我说：“这里面有些段落怎么像出自王小波之手啊？”他们还真说对了。王小波的文字太有特色，即使他只写了一小段，人们也能从十几万字中把它择出来。
有一次我问小波对我的文字的看法，他评价还不低，但是他说：“你的文字扔在地上还跳不起来。”我想，这是个中肯的评价。我的文字的特点用冯唐的话来说是“清通简要”，没有废话，没有多余的字。但是缺乏仅仅属于我自己的独特风格。这种文字用来写论文还差强人意，后来写起小说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人们都说我的小说写得有论文味，问题就出在这里。可是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文字风格是从灵魂中带来的，是无论怎么修炼也修炼不出来的，就像人的长相一样，无论后天怎么加工，并不能改变原来的模样。
1994年：《性社会学》
这是一本译著。它的原名是《人类性行为》，作者是约翰·盖格农，是一位著名的性学家，以创立“性脚本理论”闻名于世。当年我在匹兹堡大学读书时，他的这本书是本科生性社会学课程的教科书。
我之所以翻译这本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趁机熟悉一下性社会学的内容，另一个是想在我当时服务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性社会学课程做课本。结果书翻译出来了，课却没有开成。据说当时系里把这门课报到学校，可是并没有得到批准。由此可见，性社会学在当时的中国的困难和边缘处境。在西方，性社会学早已是显学，可是在中国，它还是难登大雅。以思想自由著称的北京大学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校。由此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氛围在涉性研究领域中的保守和压抑。
1996年：《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20世纪90年代初，我搞了一个小规模的关于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的调查，样本容量为47人，方法是深入访谈，即用一个半结构化的访谈提纲，与调查对象当面深谈。考虑到调查涉及个人情感和性的隐私，面对面的深入访谈绝对有必要，也是按照费老关于社会学调查要出故事的思路。定量的问卷调查可以得到总体的概况，但是要想了解详细情况就非用定性方法不可了。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在翻阅西方性研究史的时候，看到19世纪末在西方有位性学先驱——一位女性学者，也做了一个小样本的女性性行为调查，样本量恰巧也是47人。我看到之后暗暗心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这项调查的结果就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中国女性的性与爱》，当时卖得并不好。大概因为香港人不怎么读书，也因为香港的社会氛围与内地有太多不同，性的禁忌相对来说要小得多。这就解释了在1998年，同一本书在内地以《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为题出版时引起大热的原因。这本书的发行量有十万册以上，这在学术书中绝对是一个例外。原因有二：一是性在我们的社会中过于受压抑，有一本书能如此谈论性的问题，阅读它对于人们的压抑是一个宣泄，对于人们由于长期压抑而造成的无知状态，这本书是一个对诸多问题的答疑；二是该书的做法恰好采用了社会学中定性研究而非定量研究的方法。如果是同样的题目，用定量研究就不一定会有如此众多的读者。数字会使人感到枯燥，会吓退许多人，而定性研究不同，它有大量调查对象的口述资料。虽然我很小心地做了处理，将每个人的叙述打散，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小标题之下，使人不能从某一段叙述中认出某一个人，但是，真实叙述本身就有它的魅力，加上在许多问题上被调查对象有不同观点、不同做法，道德标准冲突，就使得这本书相当好看。即使如此，它的畅销在我还是相当意外的。
这本书后来又由不同出版社再版过多次，还由我的韩国学生李英梨翻译成韩文出版。
1997年：《女性权力的崛起》
《女性权力的崛起》是一本资料集锦性质的书。我把当时我所能找到的女性研究方面的各种资料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做了一个综述。书的这种写法在我来说是不常见的——我比较喜欢就一个专题做经验研究。这本书可以作为女性研究的入门书，省却了读者自己去广泛阅读和查找与妇女问题有关的研究资料的麻烦。对于广大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也是了解与妇女有关的各种经验研究数据和理论论争的一个捷径。
1997年4月11日：小波辞世
当时我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忽一日接到好友林春的电话，说小波出事了。虽然当时没有人告诉我出的什么事，就说他病了，但是我有了很不好的预感。从接电话开始，一直到登机回国，我的心跳一直很快，心里发虚，全身像要虚脱一样。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沈原说了一句话：“小波是个诗人，走得也像诗人。”这下我就全明白了。我现在不愿回想那些日子我是怎样熬过来的。我的生活因为没有了他，已经彻底改变了。
虽然小波出人意料地、过早地离开了我，但是回忆我们从相识到相爱到永别的二十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们曾经拥有幸福，拥有爱，拥有成功，拥有快乐的生活。
记得那一年暑假，我们从匹兹堡出发，经中南部的70号公路驾车横穿美国，一路上走走停停，用了十天时间才到达西海岸，粗犷壮丽的大峡谷留下了我们的足迹；然后我们又从北部的90号公路返回东部，在黄石公园、“老忠实”喷泉前流连忘返。一路上，我们或者住汽车旅馆，或者在营地扎帐篷，饱览了美国绚丽的自然风光和大城小镇的生活，感到心旷神怡。
记得那年我们自费去欧洲游览，把伦敦的大本钟、巴黎铁塔和卢浮宫、罗马竞技场、比萨斜塔、佛罗伦萨的街头雕塑、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尼斯的裸体海滩、蒙地卡罗的赌场、威尼斯的水乡风光一一摄入镜头。虽然在意大利碰到小偷，损失惨重，但也没有降低我们的兴致。在桑塔路其亚，我们专门租船下海，就是为了亲身体验一下那首著名民歌的情调。
记得我们回国后共同游览过的雁荡山、泰山、北戴河，还有我们常常去散步和做倾心之谈的颐和园、玲珑园、紫竹院、玉渊潭……樱花盛开的时节，花丛中有我们相依相恋的身影。我们的生活平静而充实，共处二十年，竟从未有过沉闷、厌倦的感觉。平常懒得做饭时，就去下小饭馆；到了节假日，同亲朋好友欢聚畅谈，其乐也融融。
生活是多么地美好，活着是多么好啊。而小波竟然能够忍心离去，实在令人痛惜。我想，唯一可以告慰他的是，我们曾经拥有过这一切。
1998年：《虐恋亚文化》
虐恋是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半年（原定一年，因小波去世而中断研究，提前回国）期间搜集资料的一个主要题目。剑桥大学的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好的，英国又是虐恋活动特别活跃的一个国家。我不否认，在资料的搜集过程中，我非常享受。如果我不喜欢这种特别有趣的性活动及其所表达的观点和审美，我也不会选择这个题目。我常常感到，所谓性感，所有人类的性感觉，在虐恋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是一般人的性感觉的夸张的表达，是性感的极致。神经稍微脆弱一点的人会受不了它，精神不够纯粹的人也领略不到其中的妙处。
如今，虐恋在中国已经越来越为人所知。在遍布全国的情趣商店中，虐恋用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虽然其中有虐恋需要的“行头”比其他形式的性活动要多这一原因，但还是可以看出人们对它的钟爱。不同的社会学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人口中有5%-30%的人有过虐恋实践；有10%-49%的人有过虐恋想象。由此可见，即使虐恋的确是少数人的爱好，那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少数。
后来，我写了一本虐恋小说，是短篇小说集。我的小说带有论文味道，因为我在文学上除了欣赏和酷爱之外，没有什么抱负。我宁愿把这本小说集当作我的虐恋研究的小说形式的图解来看，说得更直白一些，我想通过小说让大家知道虐恋是怎么一回事，喜欢虐恋游戏的是怎样一群人。当然，如果人们能从我的虐恋小说中看到一点点美，得到社会学研究知识之外的审美快感，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1999年：《婚姻法修改论争》
这一年我主编了《婚姻法修改论争》一书。这书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对我国修改婚姻法的过程有一定的影响，也是这一过程中各种观点激烈争辩的一个记录。婚姻法与其他小法不同的是，它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有关。所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也都想发言、出声，各种观点的论争十分尖锐、刺激。我在其中也写了一篇。
那一年，我们一些社会学家和法学家还被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请去开座谈会。在会上我第一次提出了同性婚姻问题。当然，这个提法不仅在中国过于超前，在全世界也是比较靠前的。虽然当时已经有几个国家批准了同性婚姻，但是同性婚姻的声势还不像现在这么大。所以有位法律专家当场反驳我说：“我们中国干吗带这个头？”我说，第一，我们已经不是带头了，已经有国家批准同性婚姻了；第二，当时正在讲的“三个代表”其中就有一项是代表“先进文化”，即使我们是带头，又有什么不对呢？尽管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看，是不应当将文化分为先进和落后的，因为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习俗和价值观，而世界各地各色各样的习俗以及人们的趣味和价值观是不应当被分出等级（先进与落后）来的。
1999年：《性的问题》
《性的问题》一书是我在性的问题上的一些思考的结晶。其中被人们了解较多的当属对我国现行涉性法律的思考和批判。原因是我在一些讲座中把这个问题单独作为一个题目讲过，在评论时事的文章中也使用过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材料，例如淫秽品问题、卖淫问题、聚众淫乱问题、自愿年龄线问题等。而我在1999年出版的这本专著中的一些观点，直到十几年之后，仍然被认为是“前卫”和“先锋”的，这是褒义的说法，而贬义的评价则是“超前”的，不断成为涉性问题社会论证的焦点。
我在其中提到了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与性有关的法律有两大类，一类涉及有受害人的行为，另一类行为根本没有受害人。即使前一类法律也不是全无问题的；而后一类法律更是问题多多。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推动我国涉性法律的改善，我甚至想用后现代理论最忌讳的一个词——进步——来说明我的目标。因为虽然文化相对论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习俗、规范和法律都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我所引用的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例不能不让我们感慨，我们有些法律和规范实在是太过原始，太过野蛮，太过落后。用我后来常常用的一个比喻来说，它们已经是一些活着的恐龙了。对它们的批判和改变甚至已经不再属于“相对合理”的范畴，而是属于“绝对进步”的范畴了。
2000年：《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
《酷儿理论》一书是我的一部译文集。其中所有的篇章都是我199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参加性别问题研讨班期间搜集到的。在这个研讨班上，我有幸会见了文章被收入书中的几位作者，如葛尔·罗宾和朱迪斯·巴特勒，亲耳聆听了她们的高论。我还利用有限的逗留时间，跑到罗宾的班里去听过课。记得她在课上放了一段旧金山女同性恋酒吧的录像带——她的课是关于女同性恋的研究。她对虐恋的研究也很有名，她曾经的一位女友帕特·柯丽菲亚是虐恋的活跃分子和著名作家。
我们在业余时间跑去旧金山，住在丽莎·罗芙的家里，晚上借来虐恋的录像带观赏。丽莎安排我与虐恋的活跃分子见面，他们带我去参观了旧金山最著名的虐恋用品专卖店。我们还在咖啡馆里见到非常成功的易装（男变女）演员。我至今还记得罗宾对我们讲述在西方女性主义者中发生的“性论战”的情景。那个研讨班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这本译文集就是我对那个研讨班的一个记忆方式。
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那些在性和性别领域的越轨分子（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易装者、易性者、虐恋者等）开始自称为“酷儿”，“酷儿理论”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关于他们自己及其越轨行为的理论。在我看来，酷儿身份形形色色，酷儿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自由地生活。在中国，我常常痛感自由的稀少。我愿意这本书像一股自由的飓风，吹开中国人拘谨、压抑、麻木的心灵之窗，使我们从此能够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呼吸。
2001年：《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
《一爷之孙》是通过对北京一个大家庭（六代百余人源自同一位祖先）的研究资料写作而成的。书里描述了这个典型的中国家庭的人际关系及其模式变迁。由于这项研究采用的是深入访谈的方法，当然就得到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对于费孝通所说的社会学研究要“出故事”的教诲，我始终念念不忘，并且引以为研究的真谛和乐趣之所在。
在这本书的写作、出版过程中，应当特别提及的是我的合作者郑宏霞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她既是这项研究得以顺利完成的研究线索“引导人”，又是文中部分篇章的写作者。
2001年：《福柯与性》
《福柯与性》是我对福柯《性史》一书的解读。在所有的学问家中，福柯是我的最爱。他的所说所写、所作所为总能引起我的共鸣。我的解读，既有对《性史》一书的解读，也有对福柯这个人的解读。虽然我自知自己一生永远不可能达到他的高度，但是像他那样生活和写作是我内心秘密的梦想。福柯的名言“人的生活应当成为艺术品”已经成为我生活的指南。
在我的心中，福柯不仅是我学问上的老师，而且是我生活上的导师。尽管如此，我对他这个人并没有仰望的感觉，而是“心有灵犀”、可以面对面通过无言的眼神来交流的朋友的感觉。我通过这本书把我内心的一位秘密朋友介绍给大家，暗自希望人们也会像我一样喜欢他。
2002年：《西方性学名著提要》
这是我主编的一本书，其中将西方所有关于性学的重要论著网罗一空。由于为他人的著作做摘要简介是一件相当枯燥的事情，我想出了一个狡猾的办法：从来不爱开课的我，那一年为研究生开了一门性社会学的课。而几十位学生的学期作业就是每人一篇性学名著的提要。我把学生们的作业编辑加工，就编成了这本书。这也是很多学生第一次成为正式出版物的作者，所以学生们都很兴奋，写得不错，有的人甚至不只是写提要，竟写成了对那本书的读书笔记。后来，书正式出版了，大家不但在他们的文字下面署了名，而且得到了一点稿费，虽然数目很小，但是研究生为自己的作业得到报酬的事情还是很少发生的，如果不是空前绝后的话。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其乐也融融。
2003年：《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一书是我的读书心得，由台湾专门出教材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女性主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但是它也往往是一个边缘化的话题。在这本书里，我想告诉人们，女性主义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什么样的理论和流派，在主张些什么；还想告诉人们，我们往往以为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已经很不错了，其实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004年：《两性关系》
《两性关系》一书是我用一个小样本的定性调查资料以及对所有与性别研究领域有关的思考写作而成的一本专著。这本书可以被视为《女性主义》一书的姊妹篇。这两本书都属于性别研究领域，但是《女性主义》一书以理论阐述和介绍为主，《两性关系》一书则是对与两性关系有关的各个方面的经验调查数据的梳理和汇集。
2005年：《你如此需要安慰——关于爱的对话》
这本书是我与同性恋者在网络上的对话录，对话对象主要是女同性恋者。她们的故事十分感人，她们的爱情十分真挚。但是她们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会感受到许多的压抑和困惑。因此，对话涉及她们的生活故事，涉及她们的痛苦和快乐、焦虑和渴望。
2006年：《性别问题》
做了一个小样本的调查，涉及男女平等问题上的各个方面。这本书可以被视为此前出版的《性的问题》的姊妹篇。对于不熟悉性别与性这两个研究领域的人来说，由于这两个研究领域有交叉（例如，对女性的性活动的研究就既涉及性别领域，也涉及性领域；对卖淫问题的研究也涉及这两个研究领域），很多人容易将这两个研究领域混为一谈。其实，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对象、范畴和关注点绝大部分是相互独立而并不重叠的。
2011年：《社会学精要》
这本书是我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一部旧作。当时，我刚刚从历史专业转到社会学，对与社会学有关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心和热情。所以这是一部刚刚接触社会学的人充满探索新领域的热情的试笔之作。对于同样刚刚涉入社会学领域的人，这部书对他们了解这门学科的主要人物和名著、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或许会有一些帮助。
2011年：《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
这本书是我退休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专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社会学调查。调查地点选在河北、山东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选上这个村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我的关门弟子王水是这个村庄中土生土长的女孩。
王水这个学生很有特色，最早结识她是因为她是《王小波全集》的责编。这个学生完全是一个工作狂，而且自己还写小说。在研究生面试的时候，别的学生一般有一两篇出版物就很不错了，可是王水抱来了她写的、译的和编辑的八九本书，给所有的考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女孩最不同寻常的是，朴实至极，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一反别的农村孩子会尽量回避自己出身的做法，告诉我，她每到农忙而手头能抽出空闲的时候，就会回到村里帮助父母干农活儿。她现在已经是一位年薪几十万的成功白领人士，是全村人教育孩子都要提起的榜样，可还是那么朴实无华。有这样一位卧底线人，我的调查资料的真实性是万无一失的。
王水帮我在村中访问了100位妇女，笔记记了厚厚一大本。在调查过程中，如果有人出于某种原因没说实话，旁边围观的姐们儿会马上“揭发”：“哎，这点你可没说真话。”像这样调查出来的东西可信度是相当不错的，而这正是社会调查最难解决和最易遭人诟病的一个问题：这种自述式的资料，其中与事实相符的程度究竟如何。在自述型调查中，人们出于迎合调查意图、遵从社会评价标准、掩护个人隐私等各色原因而不说实话，这是此类调查所得资料的真实性的最大陷阱。而这项调查，因为王水的缘故，所获资料应当说是比较贴近真实情况的。为此，我必须向这位学生表达衷心的感谢。
多数的调查结果都是看上去很寻常的，平淡无奇。这是社会学调查的一个特点，它关注的是常态，而不是关注特例或者戏剧性事件。即使如此，这项调查还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比如，村里有一个妇女在来客时不可上桌吃饭的习俗，这在男女平等大潮势不可当的当代中国，是非常扎眼的一个习俗，它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习俗的韵味是相当丰富的。真希望像这样的发现能够多一些，可惜多数情况还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常态，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我是这么不喜欢常态，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做社会学研究呢？我不禁扪心自问。这也许是我学术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性少数派研究的一个原因，同性恋呀，虐恋呀，这些事才能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而正像福柯有一次说过的那样，好奇心是他搞研究的一个动机。这也是我退休后去写小说的一个原因：我的心最终还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受不了枯燥的。我最终不得不遵从我的内心，就像乔布斯所说的那样。
2011—2012年：写小说
开始尝试写小说。写作的过程有出乎意料的享受感觉。想起有个朋友，生了个女孩，这孩子很怪，从四五岁起，坐在钢琴凳上就不下来，连父母叫吃饭都不乐意下来。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有点像这个小女孩，虽然很可能不知所终，但是自己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在退休之后的日子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我有十四个小时的时间，大好的时间啊，能写多少东西呀。
读书和写作，这就是我今后几十年的生活，当然还有休闲。
我的心路历程
1.做什么
俗话说三十不学艺，我恰恰反其道而行——去美国求学时刚好30岁。回想当时常令我感到烦恼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的一生都在准备，准备做什么事，可一直还没正经做。我还要准备到何时？大概是受了这种想法的刺激，1988年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径直回国了。
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才感到自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创造）。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准备。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我一直在修炼。我的一生一直到1988年，也就是我36岁时，一直在准备，就像一头牛，一直在吃草。现在到了产出牛奶的时候。36岁，真是够晚的了。当然，这里面有许多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比如从17岁到22岁，我一直在做体力劳动。虽然我也在一天天极度疲劳的体力劳动之后，尽我所能地看书，看马克思的书，看鲁迅的书，看当时硕果仅存的《艳阳天》一类的“文学”书，但是我的生命曾耗费在成年累月的纯粹的体力劳动上。我们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凭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
我常常这样想，最幸运的人是这样的人：他在八小时之内所做的事情正好是他爱做的事情。可以说，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幸运儿。
回国之后，我被接纳为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北京大学社会学所）的第一个博士后。我以一种狂热的劲头投入了研究工作，毕竟我准备了太久太久。压抑多年的“做事”的冲动猛烈地迸发出来，我一口气搞了十项经验研究。其实，其中的一个已经够我“交差”了，但是我的研究冲动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为了“交差”。这种疯狂劲我现在回头看都有点暗自吃惊。难怪一个台湾社会学访问团和我们座谈，当我谈到这两年我完成的题目时，对方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这十项研究的结果是十篇论文，每篇15000字上下。这十个题目依次是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我在两年间搞十项研究疯得还不够厉害，回国之前，我做了个“社会学百题”的备忘录，现在有时还会翻看，觉得自己比当时的气魄已经小了许多。
这十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等杂志上，有的被译成了英文和日文，有的题目有新闻价值——如自愿不育和同性恋——常常被通俗刊物和报纸、电台、电视台报道。那天在地铁买了一份小报，上边有个署名“黑娃”的人在头版头条写了一篇关于自愿不育的文章，我一看，里面怎么尽是我论文里的原话，心里不免有些愤愤；可转念一想，人家虽然没指明哪段是出自我的手笔，但该羞愧的是他，而不是我——只是不知这位黑娃是否是真的非洲种，也许是他自觉够黑的，起了这样一个笔名。人如果有东西值得别人一偷，也不能说完全是坏事。尽管上小报有点“丢份”，也不至于就为这点事跟人“较真儿”。这么想过之后，心里也就释然。后来，这十篇经验研究论文被收入一本论文集，取名为《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出版，虽然只印了4000册，我也挺满足的——我还见过只印300册的学术书呢。这本书后来获得了“北方十五省市优秀图书奖”，并且在1998年再版。
我心里清楚，从外面拿文科博士学位回来的人还不多见，因此如一些爱为人指点迷津的朋友所说，回来的人有一种“势能”。问题在于用这种“势能”来做什么。我之所以选中经验研究一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具体说来，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似乎有一种看不起经验科学的偏向，因此社会科学远不如人文学科那么发达。我们这里的人往往偏爱气势恢宏的高谈阔论，近年来“侃”字的出现频率之高就是证据。而我的抱负是要做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这些话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想分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是众所周知，这并不容易，有时真话也挺没劲的。为了和信口开河者划清界限，我甚至不惜把自己搞到矫枉过正的地步——在我用通过经验调查得来的数据写论文和专著时，有时竟感到可说的和能说的话是那么地少，以至担心自己的想象力已经衰退了。与此同时，我看到那些高谈阔论的研究，就为别人捏把冷汗。人家的一个小标题，在我看来已经够研究一辈子的啦。
我潜心经验研究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现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还不规范。有的研究不信不实，在方法的运用、研究的设计方面尚有不少欠缺。我毕竟是实实在在地学了六年社会学，看到这种现象就感到了一种挑战，这就像看到有人一手持一根筷子吃饭，谁都想给他露一手用筷子的绝技一样。
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又做了男同性恋的研究。我们是指我和我丈夫。这个题目颇遭同行和有关部门诟病。从搞调查到出书，遇上了不少头疼的事。好在研究的成果终于写成专著，在香港由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假如我们能沉住气的话，还可能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直到现在，我还不理解那些诟病出于什么动机。同性恋者不是人吗？同性恋不是社会现象吗？社会学到底该做些什么事？不管怎么说，我在完成这项研究之后还想做女同性恋的研究，只是苦于找不到线索。
当时，做什么样的研究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我对当时文化界的信口开河大而无当十分反感，总觉得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过于轻视经验研究的倾向。中国人喜欢有气势的东西，比如《河觞》《人妖之间》等。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对经验研究不感兴趣，所以科学在中国才不如西方发达。所有的文化人都在追求辞章之美、玄虚而飘逸的意境，或者是一种宏伟的气势。在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都知道我与林春合写的《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等文章，虽然我们当时工作单位的性质（国务院研究室）和全国各大报纸的转载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当初我们文章大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那种投合中国文化的“气势”和辞章之美。而在美国受了六年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的我，当时有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只有气势、没有经验材料做基础的东西在中国实在是太多了。简直可以说，除了这种东西，什么都没有（那是在1988年）。
中国文化传统中一方面看重气势宏伟的东西，另一方面又看重“有用”（必须是立竿见影、学以致用的用）的东西。如果一项研究，既不气势宏伟，又“无用”，就没有人愿意去做。我们社会学经验调查所做的这一块就属于特别不受“待见”的。比如关于我国同性恋人群的调查就是这样，它既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因此不够气势宏伟，又不是马上可以拿来派什么用场的东西，因而不够“有用”。许多社会学研究领域就这样成了空白。在西方任何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不必说性学这一题目下的图书，就是同性恋这个小分支，就不知道有多少专著，多得我连看都懒得看了。我有心在中国反其道而行，专门做一些这样既不够“宏大”又不够“有用”的研究。我想，某项经验研究是否有用的问题不必过多考虑。有用、无用，用与不用，那是别人的事，不是科学研究本身应当过多考虑的问题。
理论并非完全不重要，但只有经验意义上的理论才重要，只有由经验的命题组成的理论才重要。那种气势宏伟的宏观理论不是已经有许多了吗？不是已经太多了吗？
金西调查有什么气势宏伟的理论？纯粹描述性的东西难道就没有价值？人们可能会觉得枯燥，但是描述动物身体构造、行为习惯的东西枯不枯燥呢？我能不能不受“气势”的诱惑？在美留学时，系里的老师也分两派，一派重理论研究，另一派重经验研究。令人遗憾的是，两派互相认为对方的东西不是“东西”。我们也要像其中一派那样认为经验的东西不是东西吗？
搞描述性的东西很可能会不受人的注意，就像研究昆虫的生活习性不会受到行外人的注意一样。能不能耐得了寂寞呢？能不能做到宁愿默默无闻地去做些经验的研究，也不去哗众取宠呢？
费孝通有一次讲到，社会学要“讲故事（tell stories）”。他说，社会学要研究活的人——会讲话的人，会哭、会笑、有感情的人。他还说，人生社会就是一台戏，他要我们去看这台戏是怎样上演的。这一点对我很有启发。特别是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交通困难，经费缺乏）。做这种形式的调查也许是唯一可行的。而且，这种方法也许比花费昂贵的抽样调查更富于成果。我认为，研究的题目应当是有趣的，而“讲故事”就是有趣的。当然，如果把这种方法当作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未免片面。它虽然不是唯一正确的，但却有可能是唯一可行的，而且是有趣的研究方法。
浮士德的精神似乎是中国人特别缺少的一种精神：“我要探究窥测事物的核心，我想得到关于整个存在的知识。我因此牺牲了我灵魂的幸福，甘愿为一个时间极短的理解永受天罚。”中国的精神常常是不求甚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医的整个底蕴就是这样的——甚至是“难得糊涂”。
在研究的选题问题上，我大费周章。早年那种纯粹出于对事物和对研究方法的好奇心已经离我远去。记得那是在1979年，我27岁时，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学——美国匹兹堡大学的霍尔兹纳教授和聂尼瓦萨教授来中国开办了第一个社会学夏季讲习班。我内心充满了求知的冲动，像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我怀着激动欣喜的心情设计了我平生的第一个问卷，还记得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每个问题都是一个陈述句，然后是多重选择：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很不同意等等。当时也不懂什么随机抽样，就带着一纸单位介绍信，兴致勃勃地跑到一些位于单位附近的机关和街道去散发问卷。还记得那时的人傻得可爱，有的人不会在多重选择中选一项“同意”或者“不同意”，而是空在那里，却在每个问题的陈述句旁认真地批道：“这种观点太极端了。”“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我拿着收回来的问卷，为他们对问卷调查的无知和认真劲感叹不已。
在受了多年的正规教育训练之后，我却面临不知做什么研究题目为好的问题。在归国初期，这个问题就开始缠绕着我。到那时为止，我所做的一切都不能算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自由地做出的选择。
2.为什么
每当我想到“存在”的问题时，每当这个问题来到我心中时，选题的事情就不再仅仅是一个选题的问题了，它还关系到我是否能做一个自由人。具体地说，我选择某项课题首先应当是因为它是我的存在的需求，而不是为了应付什么人和什么事。我首先需要应付的是我自己的存在，不是吗？
每当我想到存在问题时，一切事都变得不是非做不可的了。既然一切都不会留下痕迹，人为什么还要做任何事呢，特别是当他什么也不做也能生存下去之时？
过去激励着我去做事的动力有三种：第一是虚荣心；第二是理想主义，其中有盲目的热情；第三是为获得过得去的社会地位。现在第一点已经淡泊多了，第二点也丧失了很多魅力，第三点已经得到，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做事，还有什么事是值得去做的呢？我只知道这个问题的“不是什么”这一半：不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情，不是自己不喜欢而硬要去做的事情，不是为了应付别人的事情。
那么这个问题的“是”的一半有什么呢？我想到了这样三个原则：第一，它必须是能够引起我的好奇心的题目；第二，它必须是能够为我带来快乐的；第三，它是能够对陷于不幸的人有所帮助的。这就是我后来选择了同性恋问题、虐恋问题作为研究课题的一个基本原因。
回国之后，有时会想想回国的得与失。想来也的确没有太多值得后悔的事。中国毕竟是家乡，而在美国却是流浪在外。做一个客死他乡的流浪客的命运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很多人之所以愿在外面乱闯，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的失败。如果能在自己的故土过一种成功者的生活，我看远比在外流浪强。
回国后，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有段时间，这个问题引起我的反感，但静下来，想想留在美国可能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也不由得问自己，这一重大选择的结果如何呢？答案是，我最大的报偿就是悠闲。回国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过悠闲的生活。我是指，经济上毫无压力，学问上也无外界压力，只凭自己的愿望，可以过一种无欲无求的生活。人在无欲时心情最平静。
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写了一篇感想，他说，中国人的生活simple but happy（简单而快乐）。我想，他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中国等级相差不大，所以人们生活中的压力不太大，人们对欲望比较淡泊，倒显出一副悠然自得享受生活的样子。而在美国，挣钱的压力要大一些。说到底，每个人都拼命去挣那些花不了的钱又有何用？
一位美国著名作家说：“在美国，玄想以及过内心生活很不容易。如果真这么做了，别人会以为你是个怪物。”这就是我不喜欢美国生活方式的地方之一。美国生活方式在我心目中就是，挣一笔钱，然后把它花掉。人人都忙着这一件事，仅仅是这一件事。如果我要玄想，我最好到欧洲去，或者干脆回中国。
一位哲人说，凡是最深远的事物都永远跟生意无关。我最不喜欢和经济有关的一切，无论是有关经济的学问，还是有关经济的实践。我庆幸自己选择了可以衣食无虞的生活方式。在美国，我们要精打细算，在每项消费前都要算计；回到中国后，我们不必再那样精打细算，可以比较地随心所欲。我庆幸的是，挣钱在我的生活中可以变得很不重要，同样值得庆幸的是，花钱在我的生活中也可以变得很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有双重含义：第一重是，我不必为了省钱而算计；第二重是，我没有高档消费的压力，可以做到按自己喜欢的标准随心所欲，怎么舒适怎么来。这第二点并不是人人都可做到的，也不是在每个社会都能做到的。在美国，如果你不努力使自己进入比较高档的生活层次，自己心里就会过不去。而在中国，我不必努力，就可以过中等的生活。高档的生活方式对我的诱惑力不够大，压力也不够大。我还是那个想法：一个人消费的欲望再高，他能睡的只能是一个人的床位，吃的只能是一个人的饭量。
人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这是卢梭的名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们的不自由就来自社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人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想象，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可是在社会中与他人打交道，就不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当萨特说“他人是我的地狱”之时，他心里想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在我看来，人的不自由至少有两种主要来源，一种来自生存的需要；另一种来自被人内化的社会行为规范。当人要为起码的生存条件而劳作时，他没有自由；当人已经达到了不必为生存而挣扎时，他就得到了一种自由的可能性，可是观念中的枷锁还是束缚着他。只有当他真正决定要摆脱一切束缚他的自由的规范时，他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敬佩那些愿意给自己自由的人。我崇拜已经达到自由境界的人。我心目中这样的人并不多。福柯就是其中之一。有一种最富颠覆性的思想，它从叔本华、尼采开始，到福柯和后现代思想家，他们的思想的核心在我看来就是一种追求人的真正的、彻底的自由的精神。他们的东西总是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我说不清原因，只是感觉到他们的吸引力。那吸引力的力度之大，使我心神不宁，跃跃欲试。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很多差异，也不很直观，但我总能隐隐地从中感受到一种极其自由奔放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吸引我的灵魂。
比如有这样一种主张：婚姻、私有制、国家、教会是应当被否定的四大制度。这种主张背后所蕴含的巨大自由精神深深地吸引我。本来嘛，人生在世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我们为什么要受外力的束缚，使自己不能“尽欢”呢？“人生得意须尽欢”“明朝散发弄扁舟”之类的诗句在初读之下就总能拨动我的心弦。
3.享受人生
在1995年末，我被评为研究员。那年我43岁。在这个俗世上，这是我最后一个世俗的目标。我最强烈的一个感觉是，我从此进入了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正如诗人布拉加所说：
再没有一个地平线在召唤我
再没有召唤在驱使我
我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真正无欲无求的境界。在此之前，一个又一个的地平线渐次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不论我往前走了多远，它们总是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出国，回国，硕士，博士，博士后，副研究员，研究员。无论我心里对这些世俗的目标持有积极追求还是被动无奈的态度，它们都曾是我的目标。而我心底的感觉是，到这一切都结束时，我的生命才真正开始。我曾怀着激动但怅然若失的心情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我曾经幻想，到我真正自由之后，应当做些什么？当然，我只做那些真正值得用我的生命去做的事情。哲人云：“任何事物均无望成为非己之他物。”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只能对自己是有意义的。最终会是这样。由此，我是不是能够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呢？
我意识到，解放真的来到了。我的心得到了永远的平静。我真的达到了自由的境界，真的达到了无欲无求的境界。虽然评研究员并没有真的重要到如此程度，但它毕竟是我最后一个世俗的目标。以后的目标都是抽象，而不是具体的了。我在43岁时得到解脱还不算太晚。我几乎还有半辈子的时间可以真正地享受人生。
在我获得最终的自由之后，曾快活地想到，今后我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我暗自对自己发誓，今后所做的一切事都将仅仅是我愿意去做的。我要做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做我一生都在等待、准备去做的事情。我心情很好，心里有很多的冲动，想做很多事情。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真正的社会学家，做那些能够引起我兴趣的研究。我愿意把生命用在这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面。我希望自己如此度过一生：读有趣的书，写有趣的书，听美的音乐，看美的画，观赏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是一句古话，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我发现自己已到达了无欲无求的境界。这时我想到，人生各种活动的动力可以被大略分为两大类，一类事是不得不做的，另一类是自己愿意做的。我已经摆脱了一切不得不做的事，剩下的就只是我愿意去做的事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主要焦虑就是什么事是我真正愿意去做的。我喜欢在狂风暴雨的日子里，舒舒服服坐在沙发上，抱一本书（必须是好看的书），感受人类最美好的灵魂创造出来的智慧和美；我喜欢听音乐；我喜欢看真正的好电影；我还喜欢写一点东西，但必须是有趣的，是真情实感。有时，我还有一点辩论的冲动，那是当我看到有些事过于荒谬时。有时，我还有一点点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想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别人是怎么过的、怎么想的——这就是社会学在我心中的地位了。
当太阳在外面凶猛地照射时，当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时，能够躺在家里的沙发上，随手翻看各种书籍，好就看，不好就扔在一边；或坐在计算机前，有感觉就写，找不到感觉就停下来，这种感觉十分惬意，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比这更舒适的生活方式了。
4.生命意义——无解之谜
一位哲人说：“人必须完全自觉个人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中的不合理的存在，才能解脱。”我常常能够深刻感到生命的无意义、不合理。人从来到世上，一路挣扎、追求、修炼，然后就那么离开了。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没有答案的，或者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已有，但是没有人愿意接受它。这一答案就是毫无意义。既知答案如此，又要勉强自己生活下去，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
在生命意义的问题上，荣格和海德格尔有不同的看法。荣格认为，对于正常人来说，有什么必要追寻生命的价值或存在的意义呢？这样的问题只是对于精神分裂、异化的人来说才会发生。而海德格尔却认为应当追问存在本身的意义，“人就是一种领会着存在的在者”。
从很年轻时起，虚无主义对我就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大到令我胆战心惊的程度，使我不敢轻易地想这些问题。我不敢长时间地看星空。看着看着，我就会想到，在这众多的星星中，地球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人在地球上走来走去，就像小蚂蚁在爬来爬去。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其中显得毫无价值。人们孜孜以求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最终会变得毫无意义——吃饭对于饿的人有意义，睡觉对于困的人有意义，但对于死人来说，它们全无意义。每个人最终都会死，死就是无意义，生因此也无意义。人为什么要在世上匆匆忙忙地奔来跑去呢？有时我会很出世地想（好像在天上俯瞰大地），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奔忙些什么呢？我仿佛看到，在这小小的地球之上，人海汹汹，日月匆匆，不知人们都在追求些什么。
有一段时间，我的情绪有周期性的起落，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出现一次“生存意义”的危机。在情绪低落时，就会有万念俱灰的感觉。人怎能永远兴致勃勃呢？一个永远兴致勃勃的人一定是个傻瓜，因为他从没想过他为之忙碌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过：“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是一时幻觉。”
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中以主角菲利浦的口吻说：“人生没有意义，人活着也没什么目的。一个人生出来还是没有出生，活着还是死去，都无关宏旨。生命似轻尘，死去亦徒然。”“万事万物犹如过眼烟云，都会逝去，它们留下了什么踪迹呢？世间一切，包括人类本身，就像河中的水滴，它们紧密相连，组成了无名的水流，涌向大海。”他还这样写道：“我早已发现，当我最严肃的时候，人们却总要发笑。事实上，当我隔了一段时间重读我自己当初用我全部感情所写下的那些段落时，我自己竟也想笑我自己。这一定是因为真诚的感情本身就有着某种荒谬的东西，不过为什么这样，我也想不出道理来，莫非是因为人本来就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行星上的短暂生命，因此对于永恒的头脑来说，一个人一生的痛苦和奋斗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这些文字总是能打动我的心：“一个无足轻重的行星上的短暂生命”，“一个笑话”。如果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残酷的事实，他活得肯定不够清醒，不够明白。人生在“永恒的头脑”看来，就是一场“当局者迷”的荒诞剧。然而，“旁观者清”啊。人们在台上很投入地扮演着悲欢离合的角色，悲壮激烈，他们不愿相信，在“永恒的头脑”看来，那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他们绝不愿相信。这就是人的愚蠢之处。每个不愿正视这件事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
人活一世，都想留痕迹。有人说，人最大的目标是青史留名；有人说，即使不能流芳千古，能够遗臭万年也是好的。说这话的人没有想到，在地球热寂之后，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记得在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时，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已经留下了第一个痕迹。”当时的我没有想到，这个痕迹就像沙滩上的脚印，很快就会被海浪抚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宇宙中留痕迹，这是毋庸置疑的。亿万年后，没有人会记得马克思是什么人，别人就更不必说了。正如哲人所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不难解答的。人生的目的不过是死亡而已，因为在这世界里生存的一切都是像尘土一样地被时间的气息渐渐吹走……就像在沙漠中脚迹一下子就会被吹没了那样，时间也会抹掉我们存在的痕迹，仿佛我们的脚就从来没有踏过大地似的。”
既然如此，人活着岂不和死没什么区别？是这样的。这就是我对生活最终的看法。当你把这个痛苦的事实当作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接受之后，你就会真正地冷静下来，内心会真正地平静下来。你会用一种俯视的、游戏的态度来看人生。
在想透生活的无意义之后，就要“死马当活马医”了。尽管我们知道生活最终没有任何意义，尽管我们知道人死之后最终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们还是可以在我们生存于世的这几十年间享受生存的快乐。尽管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有些事对生命是有意义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对生命有反面的意义；而肉体与精神的快乐对生命有正面的意义。这就是我心目中舒适与幸福在人的生命中的位置。
有一段时间我开始读“禅”，心中有极大的共鸣。禅揭示了生活的无目的、无意义；它提到要追求活生生的生命、生命的感觉。其实，生命的意义仅在于它自身，与其他一切事和人都毫不相关。参禅时，我想到，过去我常常受到世间虚名浮利的诱惑，其实是没有参透。
然而，我又不愿意在参透之后使生命的感觉变得麻木，而是循着快乐原则，让生命感到舒适（没有病痛，基本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和充实（精神和肉体的enjoyment）。它包括对好的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的享用。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艺术品，让自己的生命活在快乐之中，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必追求和计较。美好的生活应当成为生存的目的，它才是最值得追求的。
福柯说：“令我震惊的一个事实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已经变成仅仅与对象而不是同个人或生活有关的东西了。艺术成了一门专业，他们由艺术家这样的专家做出来。但是，难道每个人的生活不能成为艺术作品吗？为什么一盏灯或一座房子可以成为艺术品，我们的生活却不能成为艺术品呢？”毛姆也曾说过：“我认为，要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看成不是令人厌恶的，唯一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美，而美是人们从一片混沌中创造出来的。例如，人们创作的绘画、谱写的乐章、写出的作品以及他们所过的生活本身。在这一切中，最富有灵感的是美好的生活，这是艺术杰作。”
生命本身虽无意义，但有些事对生命有意义。
生命是多么短暂。我想让自由和美丽把它充满。
只有审美的生活才值得一过
人的日常生活是枯燥烦闷、无限重复的，出生，长大，成熟，老去，死亡。每个人都重复着这样的生活，每一天都重复着这样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人说，只有审美的生存才是美好的生存方式。
我想，所谓审美生存有三项可能的内涵：最浅的是对艺术和美的欣赏、享用；其次，如果你是个艺术家，可以得到创造美的快乐；最深的一层是以一种审美的优雅态度生活，最终目标是把自己的生活雕刻成一件美不胜收的艺术品。
对艺术和美的享用是人生在世最值得去做的事情。绝大多数人每日辛苦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心劳力，忘记了这都是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生存的目的是对美的享用。如果一个农民的全部生活就是整天弯腰劳作，从不抬头欣赏一下落日的余晖，那么他的生活就全是痛苦，没有快乐；如果一个工人的全部生活就是在水泥匣子似的厂房中摆弄螺丝钉，从不去投入地看场电影，开心地笑一笑，那么他的生活就全是痛苦，没有快乐；如果一个白领的全部生活就是在电脑前枯坐，从不去听听音乐，看看画展，那么他的生活也就全是痛苦，没有快乐。换句话说，为生存的劳作只是手段，而目的是审美，是从对美和艺术品的欣赏中得到生存的愉悦感。
艺术家的生存方式，是更加纯粹的审美生存，因为就连他的劳作都是审美。创造美的艺术品是他的生存方式。法国当代文学大师巴塔耶认为：“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行动就是文学创作。在文学中，行动，就意味着把人的思想、语言、幻想、情欲、探险、追求快乐、探索奥秘等，推到极限。”按照这位法国新小说派大师的想法，在人的一生中，最值得一做的事情就是文学创作，因为它不只是对美的享用，还是对美的创造、体验。它是人生最美好的行动，是审美生存本身。其他门类的艺术家也如是，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行为艺术家、诗人、剧作家，他们的人生都是最令人羡慕的生存方式。正因为如此，罗曼·罗兰说：“艺术……赋予心灵以最珍贵的财富，即自由。因此，没有别的任何人能够比艺术家更愉快。”艺术家的生存完完全全就是对美的创造和对这个创造过程的享受，所以，他们是世间所有人中最快乐的人，他们的生存方式是最美好的生存方式。
可惜，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艺术天赋，难道他们只能生活在痛苦乏味之中？他们的生活只能是悲惨的？不。天才的福柯提出一个极为鼓舞人心的想法：从什么时候开始，艺术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难道只有画家画画、音乐家作曲、雕塑家雕刻、文学家写小说才是艺术活动？为什么人的生活不应当成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他的想法为普通人开启了审美生存的可能性，一个没有艺术天赋的人同样可以得到审美生存，那就是把他自身的生活塑造成一件美不胜收的艺术品。这个想法暗合马斯洛的“高峰体验”，他的高峰体验固然是指文学家写出一篇美的小说；画家画出一幅美的画作；音乐家创作出一首美的歌曲；与此同时，它也包括家庭主妇做出一道美味的菜肴，为丈夫、子女营造出一种其乐融融的美好关系，从中所获得的快乐。爱情给人带来的快乐、性活动给人带来的快乐；友情给人带来的快乐；亲情给人带来的快乐，所有这些“高峰体验”都是审美生存的目标。这些就是每个普通人都能追求到的目标。
人生苦短，让自己的生活变成审美生存，把自己的人生塑造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纯粹的欢乐
世界杯开幕时正好出差，开幕式时正在火车上，所以没看着。后来听说开幕式的主角是一位屎壳郎，推着足球出场。虽然至今没看到这位主角的造型，但是心里感到很佩服。比起我们中国办奥运会的庄严肃穆，他们这个玩笑开得够大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创意倒更接近足球的本质——本来就是玩儿嘛，就是全世界人民一起玩一场游戏，英文play a game本意就是玩游戏嘛。虽然用了“军团”“开战”“战胜”“战败”一类的军事术语，但是它毕竟不是世界大战，跟政治、军事都无关，甚至跟经济无关——要不然岂有中俄这样的大国没份儿，朝鲜、加纳这样的小国倒能参加的道理？
我们应当恰如其分地把世界杯看作一场纯粹的游戏、纯粹的欢乐、纯粹的狂欢，这不仅更符合足球的本质，对我们也是一个安慰——如果是比国力，那我们参加不上就很痛苦，很焦虑；如果仅仅是一个游戏，那我们自己玩不好也没什么，自己玩不好就看别人玩，他们表演给我们看，也没什么不好。我们的快乐程度虽然比日本人、韩国人低一些，但还是得到了快乐。
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留学时，美国人也玩不好足球，据说是因为足球进球太少，美国人是小孩儿心性，看着觉得不如篮球、橄榄球过瘾。我有时也觉得足球看着不耐烦，尤其是0:0的比赛，看着觉得很闷。有时甚至产生一个罪恶的想法：不如取消守门员，防守只靠后卫，这样每场能进个十个八个球的，足球还能好看一点。如果让我在看足球和看斯诺克之间挑一样，我宁肯挑斯诺克。
总而言之，或者由于中国近代史上过于屈辱，或者由于我们的国民比较缺乏幽默感和游戏心态，我们总是显得过于严肃，连做个游戏也要联想到“阶级仇、民族恨”上面去。朋友跟我讲，那天他在麦当劳里看日本队那场比赛，旁边有个小伙子一直在用脏话痛骂日本人，连他这个平日里满嘴脏话的人都听不下去了。中日之间有仇恨，有反感，大都是非理性的感觉，所谓非理性就是一种无缘无故的（当然，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反感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欺负过我们，侵略过我们，我们讨厌他们曾经是完全理性的。但是，在和平时期，这种厌恶中非理性的成分就越来越大了）厌恶和排斥。上次看《锵锵三人行》，有个日本人说，很多日本人都觉得中国人“脏”。我听了就很受刺激，很反感。因为觉得一个人种“脏”已经不是以事实为依据的理性思维，而是带上了种族歧视的非理性意味。但是话说回来，足球不过是游戏。如果日本人现在来侵略我们，我们13亿人全都会扑过去把他们打个稀巴烂；如果人家只是踢个球，做个游戏，我们就不必那么激动了。
凡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才值得去做
58岁生日，在海口，独自一人沉思默想。时光荏苒，生命不再。按照一般规律，再有十几年就谢世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嘛。哥哥才61岁就结束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命（中风）。看着小壮壮懵懵懂懂的生活，觉得生命就是这样盲目的。有时人明白一阵，很快又回到了哥哥那样的懵懂状态。壮壮关心的只是每天吃什么而已，所做所想全都来自本能。最终我也会回到那个状态去的。
在想明白这一点之后，做什么这个问题就一直在烦扰我。没有什么是值得做的，没有什么是有兴趣去做的，处于一种哲学的出神状态。人逐渐变得越来越老，越来越丑，最终彻底腐败。
我现在每天有很多时间陷入哲学沉思之中。如果我真的想通了，就什么也不做了，只是利用我的话语权偶尔玩一玩喽，淘淘气喽。其实我觉得对生命必须有一个游戏的心态，不然会忍受不了生命的真相。所谓游戏人生，就是这样。那些反对游戏人生的要么是过得太辛苦，根本不够格游戏人生；要么是完全没有幽默感，在压抑和枯燥中打发生命。
难道我的生命不也是懵懵懂懂的吗？我大多数时间随波逐流，做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并没有真正做到随心所欲，总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像小波那样，才是真正有质量的生命，他生命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我的问题不是没有时间和能力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我的悲剧在于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最想做的事。
其实能给我带来快乐的是写博客，随手记下一些自己偶尔冒出的想法，还有一些人能在看到后会心一笑。但是我又不愿暴露太多的私人状态。这是一个矛盾。
刻意地写东西不能给我带来太多的快乐。是不是不勉强自己了？其实原则只有一个：凡是自己真正想去做的事才值得去做，无论是看书、看碟还是写作；凡是自己勉强去做的都不值得去做，不会做好，也不会给自己带来快乐。今后就按这个原则生活吧。
性欲与生命力
目前的意义危机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这也是退休前的一种预演吧。因为退休渐行渐近，意义危机愈演愈烈。过去不能想象的“kill time”方式已经成为常态。生存危机，不是物质的危机，而是精神的危机。究竟用自己的生命（大好的时光）做点什么，成了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个问题，成了每晚入睡前的最后一个问题。
人的一生能够碰巧赶上没有战乱，平平稳稳，这是极为难得的。我是一个真正的幸运儿，就因为我生在1952年，虽然经过十年动乱，但是毫发未伤。已经安安静静活了五十八年，不可谓不幸运。
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世界上有千千万万可做的事情，如漭漭江河，而我只能取一瓢饮。问题就是，饮什么呢？我羡慕小波爱写小说，羡慕陈丹青爱画画，羡慕李零爱做学问，没有一爱，是我的最大问题。我居然能把自己的时间拿出来为别人编书，就证明我这个人是一无所爱的，是不可救药的。我只能这样堕落下去了吗？
其实我已经得到了自由。在这个世界上，得到自由的人真的很少。大多数人都不得不为生计奔忙。我是那一小撮真正的幸运儿。可是我却不知道拿自己宝贵的自由去做什么。有一个理论，说历史上，所有的精神产品都是贵族创造的，就是因为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穷极无聊，说到底是有时间，有自由，去做自己喜欢的有趣的事情，于是创造出了真正美好和有趣的东西。
最近看到魏宁格的《性与性格》，这是一本一百多年前出版的书，作者是一个24岁就吞枪自杀的奥地利人。这本书的观后感用一个词可以概括：令人发指。全书论述女人没有灵魂，男人是有、女人是无等等，把此等荒谬语言说得像煞有介事。随便拣一个例子，他这样写道：“当一只动物杀死另一只动物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认为前者应当负什么责任。然而，当女人犯了杀人罪的时候，我们却认为她应当对此负责。这就证明了女人的位置高于动物。”他竟然觉得女人位置高于动物是需要论证的。全书充斥着这类荒诞的论调，怎能不让人怒发冲冠？
然而，他所讲的女人没有创造欲望，使我感到隐忧。一个分析是比较深刻的，他说，男人的性欲是外来的、强迫的，所以男人总是对此感到羞惭，总想克服它，用自己的精力去做别的事；而女人的性欲是内在的、全身心的，所以女人除了性欲，什么也不是，她的全部生命就是等待交配，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我知道这个论点没什么证据，从我作为一个女人的亲身体验也知道他是错的。但是觉得弗洛伊德的“原欲受阻，精神升华”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常常隐隐感到，男人无处宣泄的性欲是他们创造的原动力，创造力和性欲应当是成正比的。毕加索搞那么多女人，就是性欲强，不管受阻不受阻，性欲强肯定是生命力强的表征，性欲弱自然就是生命力弱的表征。按照这个逻辑，如果女人全身都是性欲，应当是生命力最强、创作力最强的才对。可是女人的性欲其实并不是那么强的，如果没有开发，根本不会像男人那样自然拥有。会不会我的创作冲动小是因为这个呢？如果是因为这个，我就没辙了。我有时发现自己喜欢做重复性的单调的简单劳动，比如说分析数据。这就是生命平静、性欲平淡的表征吧。
我不甘堕落。我要写小说。我要挑战自己的极限。
兴趣所致
有一天忽然翻出一个本子上小波给我写的未发出的信，提到某人：
“她是用一种最无趣的方法看世界的，这就是正统教育的恶果。她老要学习一点什么，研究一点什么，思辨一点什么，于是世界上的一切事都成了重负。简言之，活得多么费劲。”
“我对她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她的每一件事都是费力做出来的，因此每一件事都是她的主宰。这使我十分恐惧。你呢，做的一切事都是兴趣所致。你这一点倒很好，不过你有时不动脑子，就算兴趣所致，做事也要用最高的智慧。这才会真正有趣。”
这是小波给我定的性：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兴趣所致。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哪。扪心自问，我的确是这样一个人：只有凭着自己的兴趣去做事，我才能真正快乐。按照我的本性，目前写小说有点矛盾，好像是介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有兴致，另一方面有一个限度要突破，可是如果费力挑战，就超出了兴致的界限，心里比较矛盾。
饶了自己
在酷热的日子里，深切感到生命的丑恶。外面有单调的蝉鸣，好像在憋雨，可是怎么也下不来。老天一定憋得肚子胀胀的、疼疼的，什么时候才能痛快淋漓地宣泄一下呢？
常常在想写作的事。我感到，小说是写不了的，写小说必须心有郁结，无论是阶级的、贫富的、性欲的，必须有郁结，而我恰恰是没有郁结的，所以没有动力写，硬写也是写不好的，至多是苏珊·桑塔格和村上春树那样知性的、理性的东西，而没有感性的东西，不可能好看。看了福斯特的《莫瑞斯》，更痛切感到是这么回事，他的欲望受到压抑，很痛苦，于是感觉变得敏锐。虽然对同性恋的恋情不喜欢看，但是还是能从纯文学的角度受到吸引。试问，如果他不是欲望受到压抑、挫折和折磨，能写出来吗？能有动力写吗？
现在我被说成是“那个写博客的人”，这就是对我的人生的评价吗？我感到痛苦、无奈。可是世界多么大呀，无数的人，古往今来，前仆后继，在茫茫人海中能被人知道已经很不容易了，绝大多数人都是生下来，活几十年，然后死去，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不管是因为什么，我的生命比许多人更有滋味、更精彩，我可以窃喜了。
有人说，我写的东西就是简单地分类。我是挺受打击的，可是扪心自问，他们说的也没什么错。基本事实的描述、一些新观念的引介，这就是我做的事情，现在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虽然别的人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主要是我才力不够，而且给自己定的目标太低，只是跟周围人比，觉得自己还行，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总记得当年刘索拉说的，本来自己不怎么样，可是一看周围，没有比自己更好的了。所以她才出国去寻找真正的高手，想做真正比较高明的东西出来。我就是没有她那么高的志向而已，满足于跟身边的低手比比就饶了自己了，于是，轻轻松松、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
我现在只想快快乐乐、平平静静地度过余生，不期望惊涛骇浪，也不期望什么更大的成就，就做一个社会的看门狗好了，剩下的时间懒洋洋地晒晒太阳，听听音乐，了此残生。
犹豫不决
无意中看到一个评价，心情极坏。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做事，也许我的宿命就是无所事事和玩乐至死。
一个最直接的辩护是，别人不熟悉我的专业。但是业内的人不是也有低的评价吗？虽然可能是标准不同，我写的东西自有它的价值，但还是令人相当沮丧。
我不应该为自己辩护。因为自己写时都很不耐烦，并不是用心写出来的东西，别人怎么可能喜欢呢？只能认为是逆耳忠言了。
现在面临的选择是，一，写一点用心的东西；二，什么也不写了，纯玩。世界上99.99%的人都选择后者，为什么我要独选前者呢？选前者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最幸福的人，他们一般都是天才（纳博科夫所谓“天才派”），写作是他们的宿命，他们沉浸其中，快乐无比，王小波和冯唐都是这样的人，当然，即使如此，写出来的东西还是有好有坏；另一种是最痛苦的人，他们一般都是凡人，可是以为自己能写作，结果既没有写出什么东西，也没有享受庸碌但平静的人生，惶惶然不可终日。
我恐怕余生会一直在这二者间犹豫不决，犹豫不决就是我的生活状态了。
最纳闷儿的是我为什么会出名，难道仅仅因为小波？显然不是。大概是因为我在任何时候都完完全全讲真话，在这个社会是罕见现象。我其实有点享受这个话语权，可以造成不孤单的假象（其实人永远是孤独的）。那么我可以选择第二种生活，多写写博客和微博，暂时就这么选择了，看看还会有什么变数。
生命正进入最好时期
反复掂量写小说的可能性。可能虐恋小说集就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本小说了。我更大的兴奋点还是短文——政论和时评。今后就这样吧，有什么冲动就写什么，但是一定要写点什么，不应荒废，不应虚度。
这样想了之后，心情一下子松快下来，不像以前那样紧绷绷的了。人毕竟只能做自己胜任、愉快的事情，不能强迫自己去做不擅长的事情。希望今后的生命还是充满了创造力，只不过是在自己更加得心应手的领域。
正进入生命最好的一个时期，似乎百毒不侵，真正我行我素；心中全无欲望，百无禁忌；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逾矩。而且并没有完全陷进叔本华钟摆的陷阱，他说，只要有欲望未得实现就痛苦，只要所有的欲望都实现了就无聊。我虽然摆脱了所有欲望，但是尚未觉得无聊。有文学艺术愉悦我的心灵；时不时还有一点写作的冲动，使我不时能尝到创造的甘甜。
现在所进入的时期是，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只是享受，享受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制作出来的最美好的精神产品，心中不时感动。在聆听一首经典的乐曲时，任泪水默默流淌，享受从几百年前一个天才的心灵中传来的天籁。
想到这样的生活可能还有几十年，心中无比欢欣。这是生命的欢欣。虽然深知这一切最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在有生之年能享受到这样的生活，觉得上天对我不薄。
祈祷世界和平，祈祷中国进步。祈祷所有的动乱和战争推迟发生，至少推迟到我死后，当然最好是根本不要发生。
人怎样才能生活得快乐
人生短暂，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几十年过得快乐。但是很多人生活得不快乐，不一定是因为没有名，没有权，甚至不一定是因为没有钱。
人怎样才能快乐？其实一点也不难，只不过做到两件事，人就可以过得很快乐：一是身体的舒适，另一个是精神的愉悦。
所谓身体的舒适应当包括马斯洛需求五层次中最低的两层——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这两种需求——的满足。我们既没生活在非洲，也没有生活在1960年的中国，所以维持生存的饮食需求容易满足；我们既不像20世纪30年代随时要担心孩子被土匪绑票，也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写篇文章就可能被抓起来枪毙（遇罗克，张志新），所以安全的需求也容易满足。
老祖宗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现在，全中国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可以有基本的温饱和安全了。至于说到性欲的满足，虽然在进城打工的青年民工中还有些困难，虽然在边远贫困山区由于女人爱往富庶地方嫁而有些困难，绝大多数人也是容易满足的，至不济还可以通过自慰解决，不像饿饭会死人，这件事说到底是死不了人的。
所谓精神的愉悦应当包括马斯洛需求五层次中较高三层的满足：归属（社交）的需求、受人尊敬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
不一定非要亲人环伺、儿孙绕膝，仅仅参加一个业余羽毛球队，也可以满足归属的需求。如果能够得到志趣相投、亲密无间的友情，或许比感受亲情更加快乐；如果能够得到心心相印、缠绵浓烈的爱情，就更加快乐。
受人尊重的需求虽然困难一些，但是也并非难以企及，所有挣钱养家的人都能得到起码的尊重，成就越大的人得到尊重的程度越高。前者只能得到身边几个家人的尊重，后者（比如一个艺术家）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喜爱和尊重。但是有的时候，度量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人们得到尊重的程度与成就并不总是成正相关关系的，一个贫病交加的母亲为孩子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就有可能比一位大富翁所做的得到家人更多的尊重。
自我实现是一个人更本质的快乐，是快乐的起始和极致。最典型的是那位匿名捐赠80亿美元财产的查克·费尼。他自己过着简陋纯朴的生活，把钱捐出去，甚至不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基金会，不把自己的名字镌刻在捐赠的大楼上，只是在看到一位受他捐赠做了兔唇手术的女孩脸上绽开的笑容时，得到由衷的快乐。他的所作所为甚至不是为了得到人们的尊重，而仅仅为了救助他人这件事给他内心带来的快乐。
当然，自我实现并不一定要出类拔萃之辈才能获得，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他的自我能够实现就是他最大的快乐。大画家画出了美不胜收的一幅画是自我实现；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做出了一道人人赞不绝口的菜肴也是自我实现。虽然画家的自我不同于家庭主妇的自我，它们的实现却能带来同样的快乐。
有了起码的舒适的物质生活，再加上愉悦的精神生活，人就可以生活得快乐。我觉得这东西一点也不难得到，只要你真的想要。所有那些生活得不快乐的人，归根结底是他并不真的想得到快乐。
大痛苦与小痛苦，大快乐与小快乐
人生在世，要经历大大小小的痛苦。如果心怀大痛苦，许多小痛苦就可以化解；如果心怀大快乐，许多小快乐就可以被涵盖。
所谓大痛苦，就是生存之荒谬感。生存本来就是荒谬的，一切纯属偶然。如果看透了这一点，许多小痛苦就会变得不在话下，比如亲人的离世，比如朋友的背离，比如仕途的蹉跎，比如事业的失败。
所谓大快乐，就是生命的奇迹。我们能成功地来到这个世界，能成为一个人，能感觉，能思想，你知道这个概率是多么小吗？我们每一个人，就因为是人，已经中了一个百万分之一的大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宇宙中的幸运儿。我们怀着这样一个大快乐、大惊喜，生命中已经蕴含着巨大的快乐了。其他所有的小快乐都是为这个大快乐锦上添花的，比如有了钱，有了权，有了名，比如肉体的快乐、精神的快乐，比如和了牌、一卷三。
因为心怀大痛苦，我特别不能理解抑郁症。与生存的荒谬这个大痛苦相比，还有什么可抑郁、想不开的事呢？家里有个亲戚得了抑郁症，我急得抓耳挠腮，总想把我这个关于大痛苦的想法传授给他，只要想通了这个，还吃什么百忧解呀？！以我的看法，只要想想这个大痛苦，抑郁症就好了一半；再想想那个大快乐，抑郁症就应当痊愈了。治疗抑郁症的行业可以取消，抑郁症医生应当全部改行了。我的见不到面、从未谋面的患抑郁症的朋友呀，你们能听我一次话吗？
哈哈镜
今天评奖，我跟评奖总是无缘。虽然对自己有一点怀疑，但是我觉得人们主要还是忌妒。这里面有几个因素：一是我已经有了太多的“名”，别人不想再多给我了；二是我已经有了太多的钱，别人觉得我反正不需要；三是大家都觉得做学问应当是件苦事，如果你做得不苦，别人看你的书看不出苦来，就不如苦的、枯燥的得分。想到这里，心中释然。
有个九十多岁的人大概是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于是就他的活得相当长的一生的经验写了一些人生感悟，对我有帮助。例如：
“别拿自己的人生和他人做比较，你根本不清楚他们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每个人最终只能过自己的生活，不管你觉得别人的人生比你好还是比你坏，反正你并不能真正知道别人的生活。再说，总有人活得比你成功，比你滋润，总爱比较，徒增烦恼。）
“别人怎么看你不干你的事。”（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还是你。我总是记得一个比喻：如果别人对你的看法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会被镜子里的形象吓坏。我总是不大容易忽略别人的看法，因为从小比较虚荣。可是人生经历告诉我，不能不改变这种羞涩和敏感，否则没法往下活。记得我刚买了车不久——那时社科院还很少有私家车——姐姐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听说我出了车祸，电话打给了我，听说我没事，她才放心。我想想这个传言，真是不寒而栗，如果我撞车死了，很多人会很高兴的。想到这里，再也无法去想“别人怎么看你”这回事，只能用“有人忌妒证明自己比较成功”聊以自慰。）
“时间会痊愈几乎每一件事。”（“痊愈”是不及物动词，此话有语病。道理却是对的。从很小我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有时觉得实在过不去了，痛不欲生了，结果就靠这句话渡过难关，活下来。）
“不要那么认真地看待自己，没有人会这样看待你的。”（每个人都容易犯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其实自己没那么重要，跟自己有关的一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麻将与民族性
随着年纪增长，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熵增趋势的无情进程，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无可挽回地逝去，人的肉体变得丑陋，人的精神变得萎靡，所有曾经美好的关系都趋向于解体和消融。因为人按照本性是懒惰的、好逸恶劳的，除非有非做不可的理由，人自然地趋向于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过了40岁，人就连做爱都懒得再做。如果不吃饭不会饿死，人就连吃饭都能免了。林语堂有一次说，中国人跟美国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人喜欢工作和竞争，中国人喜欢悠闲的生活。虽然林语堂不是社会学家，但是由于他在两个国家都生活过不短的时间，他对两国人的区别的这个感观倒可能是真切的。
中国古人足够聪明，发明了麻将，它既完全随机，又变幻无穷，就是一个大头傻子都可能碰上一手天和地和的好牌，就是一个智商180的机灵鬼也可能碰上一手十三不靠的烂牌，抓耳挠腮，无计可施。所以，麻将真是魅力无穷。就是玩不带钱的，仅仅看概率现象的鬼斧神工，也能感受到它的魅力，如果再带上赢钱输钱，就更加刺激。承受力差的，可以玩一毛两毛的；承受力好些的，可以玩四块八块的；根本不在乎钱的大富豪，还可以玩一万两万的。想行贿官员的，也很方便，只要该和不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受贿人把钱赢走。麻将的设计居然能精妙到只要是同一群人、玩一次两次有输赢、玩较长一段时间就没有输赢的程度。这是典型的概率现象：如果你把一枚硬币抛100次，每一面出现的概率趋向于50%，虽然第一个10次有可能是4︰6甚至3︰7。
到过成都的人，都会对那里人对麻将的迷恋留下深刻印象。大街小巷，到处支起牌桌；男女老少，全都如醉如痴。那是全中国人生活的一个缩微景观。女人过了50岁，男人过了60岁，麻将就是他们全部的活计，是他们在吃饭、睡觉之外全部的快乐所在。无论平常多么沉闷无趣的人，上了牌桌也会变得生龙活虎，趣味盎然，甚至幽默诙谐，妙语连珠。说麻将是中国人最喜爱的娱乐方式，这个判断绝对不会错。
我有时觉得，麻将是中国人民族性的象征，因为这个游戏的特征是，没有投入，没有产出，没有成功，没有失败，没有目标，没有归宿，没有英雄，没有奸雄，除了随机现象，什么都没有。中国人一般不信上帝，不信鬼神，全部的心思集中在此生此世。生命本来就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像麻将一样，完全是个随机现象。这一点让西方人接受下来，简直就能要他们的命，伤心蚀骨，痛苦异常；而让中国人接纳这一点却容易许多，他们早就在玩麻将的过程中，对这一点心领神会，谙熟于胸。正因为如此，麻将成为中国人无目的人生的一个自然选择。大家的时间全都花在毫无产出的麻将上了，大家的聪明才智也都在这随机现象带来的快乐中消耗殆尽。
麻将所象征的民族性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像鸦片一样，麻痹了我们的神经，使我们不愿意去做任何事情，只是安于随机的存在；另一方面，它使我们获得灵魂的平静，能够过一种悠闲的生活，能够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这个全人类和每一个个人都必须面临的痛苦事实，在随机现象带来的随机的快乐中走过无目的的漫漫人生，安然迎接无人可以逃脱的自身的死亡、解体和一切或曾有过的意义的消亡。
超越年轻和美貌
在网络上多次被人叫作“老太婆”，叫人的以为被叫的一定会大受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扪心自问，刚刚看到时还真是受了点打击，但是，把他们的动机和自己的反应仔细想了一下，也就释然。
首先想到的是，女人跟男人还是不平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要是被人叫作“老头子”，虽然会有点纳闷儿——我已经老了吗？——但是就不会有过多的反感。从这么叫人的人的角度看，最多也就是眼神不大好，没有骂人的意思。可是叫“老太婆”怎么就有了骂人的意味？原来，传统妇女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年轻和美貌，如果她没有了这两样东西，她就完蛋了，所以一个老太婆尤其是丑老太婆的价值等于零，所以把一个50岁的传统女人叫作老太婆就能给她沉重的打击，所以《白雪公主》里面的邪恶王后总要一再地问镜子谁是天下最美的女人。人都要老，都会变丑，这是自然规律。一个女人要想幸福和快乐，必须超越年轻和美貌，必须在年轻和美貌之外还有价值。如果是这样，变成丑老太婆就不再是一件致命的事情了，跟变成一个丑老头子也就没什么大区别了。
其次，我认为，人在什么岁数就是什么岁数的样子最好。如果20岁的人像50岁就不大对劲，50岁的人还像二十多岁也不对劲。我爸爸是个比较好色的人，他有一次悄悄对我说：你妈妈从来没有漂亮过。可是，在妈妈80岁的时候，我觉得妈妈很美，她的头发全白了，有的地方都露出了头皮。在那个岁数上，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而她那智慧的眼睛、她那慈爱的皱纹，看上去很舒服，甚至可以说是美的。我不愿意在50岁时看上去像20岁（当然也不要看上去像80岁哟），我愿意让自己看上去像50岁就行了。我既不想违反自然规律，也没有那个不惜一切手段要做天下最美的女人的老巫婆那样的抱负。
总之，人哪，该老就老，该丑就丑吧。对于我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只有超越年轻和美貌，才能获得快乐和平静的心情。
赞美孤独
孤独是人本真的状态，是人终极的状态。
无论人身边有多少亲人、爱人、朋友，他实际上是孤独的；无论人的生活中有多少亲情、爱情和友情，他的内心必定还是孤独的。人是孤身一人来到人世的，也将孤身一人面对死亡。这种孤独存在的一个证据就是疼痛：当你疼痛时，别人无法感同身受，只能一人独自忍受，体会，面对。
孤独是美的，不是丑的。人们嫌恶孤独，总是身不由己地想躲到人群中去。在人群中生活，可以使存在的荒谬感不那么尖锐，其区别有如一个人有皮肤和没有皮肤。人群就像人的皮肤，有了皮肤，人就不会感觉到疼痛。而一个孤独的人就像一个没有皮肤的人，一阵微风都可以给他带来刺痛，这微风的名字就叫作存在。独自一人面对广袤的宇宙和美好的人生，孤独可以是美的，而不是丑的。
孤独是强大的，不是孱弱的。几乎所有的大思想家、大文学家都是孤独的，从尼采、叔本华到卡夫卡、梭罗。他们的内心强大到不需陪伴，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稳稳地挺立，深深地扎根于大地，不会因为一阵强风而倒下，也不惧风雨雷电。只有摆脱了所有俗世的纠缠，思想之蚕才能破茧而出；只有扯脱了所有人际关系的牵绊，独自的沉思才有可能。而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机会，并没有多少人的内心能够强大到这个程度。
孤独是快乐的，不是痛苦的。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在人们心目中总是一幅凄惨的景象。但是如果能达到简单的身体舒适、精神愉悦的状态，独自一人也可以是快乐的，而并不必然是痛苦的。一个人吃饭、睡觉也可以是快乐的，并不一定是痛苦的；一个人听音乐、读书、看电影更不会比跟他人一起做这些事更不快乐；尤其是写作，那根本就只能是一人来做，一人独享，身边有人反倒会大受打扰。叔本华为噪音跟人打架的事情早就已脍炙人口。
孤独是自由的，不是束缚、囚禁和压抑。只要有人际关系的牵绊，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人就是不自由的，要受到种种的束缚和压抑。比如为孩子牺牲自己的时间，为朋友做自己不愿做的事，为爱人压抑其他的情感。所以，只有孤独的状态才是真正自由的状态，人可以独自去哭，去笑，去痛苦，去欢乐；只有孤独的人才能真正做到无拘无束，随心所欲。人的肉身和精神总是趋向自由，不愿受到束缚和压抑，而只有孤独的心才能自由飞翔。
直面惨淡人生
在我的一生中，人生哲学对我来说是一位不可或缺的朋友，是一位频繁来访的朋友，又是一位永远无法彻底了解、神秘而可怕的朋友。
像罗素在5岁时想到“我的漫长的生涯才过了1/14，因而感到无边的惆怅”一样，我也是从很小就开始思索宇宙和人生的问题。有一段时间，我不敢长时间地仰望星空，因为从中会看到人生的荒芜、冰冷、无意义。我无法接受这个可怜的生命仅仅在无边的宇宙中像一粒微尘一样存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就永远消失不见的残酷事实。荣格说，这个问题不能常想，否则人会疯掉。我却常常想，不由自主，至今尚未疯掉只能说明我的神经质地坚韧，而且不是一般的坚韧。
这种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并非全无益处。一个显而易见的益处就是，无论碰到什么样的灾难或看似难以逾越的障碍，只要像我惯常所做的那样，往深处想想宇宙和人生，想想宇宙的广袤，想想人生的无意义，这些貌似难以逾越的大墙就会登时分崩离析，轰然倒塌，消弭于无形，就连让人一想起来就热泪盈眶的爱情之火都可以熄灭，就连最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都可以黯然失色。因为在宇宙最终的熵增的一片混沌中，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粒微尘而已，甚至连微尘都算不上，如果它仅仅是人这种渺小生物的一种感觉或痴迷。
我相信，宗教最初就是这样产生的，因为宇宙和人生的这个真相实在太过残酷，令人无法直视，人们只好幻想出种种美好的天堂、神祇、意义和价值，使得人生可以忍受，使得真相不显得那么生硬刺目、那么赤裸裸、那么惨不忍睹。在这个意义上，我羡慕那些信神的人，哪怕是那些不是清醒地而只是懵懵懂懂地信神的人，他们的人生比我的容易忍受。但是难道他们真是清醒的吗，他们坚信不疑的事情是真实的吗？
我的心底始终是无神论的，至多不过是古希腊罗马人那样泛神论的。他们心目中的神祇不过是一种美好的神话传说，就像童话故事一样。虽然不情不愿，但是我的理智和我所受到的所有教育都告诉我，无神论是唯一的真理。承认这个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既然根本无神，你就只能把眼睛拼命地睁开，直面宇宙的荒芜和人生的无意义。
我很年轻时就接触过存在主义，它立即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因为它说出了残酷的真理：存在纯属偶然，人生全无意义。存在主义同时为人生指明出路：人可以选择，并自己去承受选择的后果。既然人生没有意义，人为什么还要活着，还有什么必要？既然没有必要，是不是只有去死这一种选择了呢？
存在主义的回答是，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选择死，也可以选择活；可以选择这样活，也可以选择那样活。于是，我愿意我的人生更多出于自己的选择，较少出于外部力量的强迫。即便这样，有些事情还是会强加在我身上。比如，我选择了爱情，但是命运（偶然性）最终残忍地让它夭折；我想选择文学，命运却不给我艺术家的忧郁，而随手给了我明晰和单纯（本雅明认为这两项品质不属于艺术家）。当然，在可能的范围内，我还是要尽量地选择，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因为这才是存在，否则不是存在。
萨特有一次说：“在不存在和这种浑身充满快感的存在之间，是没有中立的。如果我们存在，就必须存在到这样的程度。”这话说得够决绝，人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没有中间项；而存在与否的标准在于是否浑身充满快感。按照这个标准，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人并不太多，至少不是时时存在的。这个标准听上去简单，但是实施起来并非易事，仅仅观念一项就可以扼杀无数人获得快感的愿望和机会，遑论习俗、文化、五花八门的行为规范。可是，萨特所指出的难道不是唯一可能的存在方式吗？
既然宇宙是如此浩渺、荒芜，既然人生全无意义，快感的存在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愿意选择存在，尽管它最终还是无法改变存在并无意义这一残酷事实。
中国人的精神荒芜了吗
曾有出版社邀命题作文，写中国人的精神荒芜问题，我思来想去，还是拒绝了，因为我无法确定中国人的精神已经荒芜了。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把这个命题解析为四个相互排他而穷尽的选择题：第一，中国人的精神曾经是繁盛的，最近才荒芜了；第二，中国人的精神过去就是荒芜的，现在仍旧荒芜；第三，中国人的精神曾经是繁盛的，现在也没有荒芜；第四，中国人的精神过去是荒芜的，现在繁盛起来。
我能理解，编辑在这则选择题中选的是一。她们的逻辑是，中国在三十年前处于物质贫困的阶段，最近三十年，中国在物质上富裕了，但是人们全部的心思都用在金钱上和物质上，在精神上却一片空白，变得荒芜了。
中国人在精神上曾经是繁盛的吗？偶然见到过一段文字，提到1701年，有一位旅居中国的法国人写了一本书，谈到他对中国人的印象，他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只怕皇帝，只爱钱财，对一切有关永恒的主题都无动于衷、漠不关心的民族。”这个法国人显然把人的生活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物质生活，另一部分是精神生活。在他看来，中国人不大看重精神生活。所谓精神生活在他看来就是宗教信仰——“有关永恒的主题”。按照这个法国佬的逻辑，前述选择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二。
然而，所谓精神生活就仅指宗教信仰吗？在我们这个古老文化绵延数千年的国度，人们基本上是无神论的，或者至多不过有点泛神论倾向，对所有的神灵都在将信未信之间，有时候还会相信树木、泉水、狐狸这些动植物、自然物的神性，所谓万物有灵论，中国人看重现世生活，不太看重来生，不太关心永恒，也不关心神，难道我们的精神生活因此就一定是荒芜的吗？
在我看来，精神生活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精神生活当指相对于物质生活的一切。几千年来，也许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一生一世只有物质生活，完全没有精神生活，过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的现世生活就离世了，但是肯定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要不无法解释我们发达的上层建筑——文化艺术。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如果没有看书这样的精神需求，印刷术绝不会被发明出来。中国又是世界上用文字记载历史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早在世界文化一片荒芜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有了繁盛的精神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倾向于选择答案三：中国人的精神曾经是繁盛的，现在也没有荒芜。
精神生活的狭义解释可以指一种高尚的精神，比如说相对于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相对于自私自利的牺牲精神、献身精神；相对于腐化、堕落的勤劳、勇敢；相对于坑害他人的诚信自律；等等。我想，编辑的原意也许是说中国人远不如过去高尚了，社会上只剩下物欲横流。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我们的社会中一直是既有现实主义也有理想主义；既有自私自利也有牺牲、献身；既有腐化、堕落也有勤劳、勇敢；既有坑蒙拐骗也有诚信自律的。这两种人共存于社会之中，比如有人为了中国的航天事业终生奋斗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有人为了救别人牺牲了自己；有人辛勤地劳动，除了为了自己的温饱，也为了他人的福祉、社会的进步。因此，即使在狭义的精神定义上，我们也不能断言中国人的精神全都荒芜了。
我们应当倡导人们在物质生活满足之外，追求更优雅的精神生活，追求更高尚的精神，但是要慎用“中国人的精神荒芜了”这样的全称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