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传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一个农民家庭里。六岁赴济南，上小学、初中、高中。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1934年毕业，任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国文教员一年。1935年秋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的研究生，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通过论文，口试及格，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直到现在。1978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
自己的专业原来是印度古代语言学，后来扩大到印度古代历史和梵文文学，以及中印文化关系史、印度佛教史等。翻译梵文作品有《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等，皆已出版。最近几年，从事诗史《罗摩衍那》的翻译，将分七册陆续出版。此外，还译有德国女小说家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已出版。
从中学起，就学习着写散文。已集成三个集子：《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选集》，都将出版。
自己现已年近古稀。回想过去几十年漫长的生活，觉得自己同文学发生关系，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我确实是从中学起就喜爱文学。在高中时期，最初是写文言文，老师是很有学问的王崑玉先生。后来换了老师，就改写白话文。在这期间，我写过不少的散文，也曾写过诗。我的国文老师胡也频先生和董秋芳（冬芬）先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许是过分的鼓励，我有点受之有愧。后来，胡先生为我们党的事业，壮烈牺牲，成了烈士。董先生在几年以前也与世长辞。但我总是常常想到他们，感谢他们对我的鼓励与指导。无论如何，从那以后我就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了大学，念的是西洋文学。曾翻译过一些欧美作品，也继续从事散文的写作。虽然写得不多，但始终未断。
但是我大概注定是一个“杂家”。大学毕业以后，隔了一年，开始走上研究梵文的道路。我研究梵文，一开始并不想专门研究文学，虽然梵文文学之丰富是古代世界上少有的。我专心致志地研究的是梵文混合方言，属于语言学的范围。我对这种语言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十几年中，“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整天同许多古怪的语法现象拼命，把一切都置之度外。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有点不可解了。
在这期间既没有翻译梵文文学作品，也很少写什么散文。
回国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喜欢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语言，还有新疆出土的吐火罗语，由于缺少起码的书刊资料，不管我多么不愿意，也只能束之高阁，研究没有法子进行下去了。干些什么呢？我徘徊，我迟疑。我那“杂家”的天性这时就抬起头来。有什么饭，就吃什么饭；有多少碗，就吃多少碗。这就是当时的指导思想。于是，我研究印度历史，古代史同近、现代史都搞。我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费了很大的劲，积累资料。我翻译印度梵文文学作品，我也研究印度佛教史，如此等等。但是积习难除，有时也写点散文。在出国访问之后，写得比较多。因为印象深，感触多，心里似乎有了“灵感”，不写出来是不行的。在学校的时候，天天过着刻板的生活，往往一年半载什么“灵感”也没有，什么东西也写不出。自己就心安理得地做“杂家”。像鸡吃东西一样，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什么东西钻得都不深，好的论文也写不出来。同时还忙于行政工作，忙于开会。终日忙忙碌碌，静夜自思，心潮起伏。觉得自己是走上了一条自己不大愿意走的道路。但是“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只有走下去了。有时候拿出年轻时在国外写的关于混合梵语的论文，觉得是别人写的，不像是出于自己的手笔。此中情思，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我仍然执着于文学。梵文文学我翻译，德国文学我翻译，英文写的东西我也翻译，散文也写。有人认为，搞一些枯燥的语法现象同艰深的宗教理论，会同文学活动有矛盾。也许因为我两方面都搞得不够深，所以并没有感到什么矛盾，反而觉得有利于脑筋的休息。换一个工作，脑筋就好像刀子重新磨了一样，顿时锋利好用。三十多年来，我就这样搞了下来。一方面对年轻时候从事的研究工作无限留恋，以不能继续研究下去为终生憾事；一方面又东抓西抓，翻译与写作并举。转瞬之间，黄粱一梦，已经接近古稀之年了。
把我同“文学家”或“作家”联系在一起，我有时候觉得颇有点滑稽。现在又遵命作为一个“文学家”写自己的自传，更是滑稽透顶了。然而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有什么办法呢？谨将自己的生平和几十年来的心情略述一二，供有兴趣的同志参考。
1980年8月
自传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原籍是山东省清平县（现改归临清市），家庭是农民。父亲和叔父幼丧父母，家里贫无立锥之地，被迫逃到济南谋生。经过艰苦奋斗，叔父终于在济南立住了脚。我于六岁离开父母往济南依靠叔父，在那里上小学、初中和高中。1930年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改外国语文系）。193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回济南任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国文教员一年。1935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解放后任原职。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开始学习着写一些东西，也曾翻译过一些欧美文学作品。上大学后，念的是西方文学，以英文为主，辅之以德文和法文。当时清华大学虽然规定了一些必修课，但是学生还可以自由选几门外系的课。我选了几门外系的课，其中之一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门课以《六祖坛经》为课本。我从来不信任何宗教，但是对于佛教却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我知道，中国同印度有千丝万缕的文化关系。要想把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东西是困难的。陈先生的课开阔了我的眼界，增强了我研究印度的兴趣，我学习梵文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
1935年我到了德国。德国对梵文的研究是颇有一点名气的，历史长，名人多，著作丰富，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国许多梵文学者是德国培养出来的，连印度也不例外。我到了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从瓦尔德施密特（Waldschmidt）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他给我出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印度古代俗语语法变化的，从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础。苦干了五年，论文通过，口试及格。以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应召参军，他的前任西克（Sieg）教授年届八旬，早已退休，这时又出来担任教学工作。这位老人待人亲切和蔼，对于我这个异域的青年更是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学习吐火罗文和吠陀。我今天在这方面的知识，都是他教导的结果。我毕生难忘我的德国老师们。
在德国十年，我主要致力于语言的研究，对于印度古典文学很少涉猎。
但是回国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喜欢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语言，由于缺少起码的书刊资料，不管我多么不愿意，也只能束之高阁，研究工作无法进行。在科学研究方面，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现在干些什么呢？我徘徊，我迟疑，结果我就成了一个“杂家”。有什么饭，就吃什么饭；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这就是我当时的指导思想。于是，我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也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对于中印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我很早就有兴趣。在德国求学时期，遇到有关资料，我随手札记。回国以后，既然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和吐火罗文有了困难，我就更加注意搜集中印文化关系史的资料，写过一些文章。50年代中期以后，集成了一个集子，名之曰《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80年代初，我把这个集子进行了改编，把有关印度古代语言的，用德文、英文和汉文写成的论文，编成了一册，名之曰《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把原有的有关中印文化关系的文章和50年代以后新写的与此有关的文章编在一起，名之曰《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至于翻译，50年代初，我翻译了一些近代德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托马斯·曼的短篇小说等。翻译最多的是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已经集成了一个集子《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从1957年起，我陆续翻译、出版了古典梵文名著《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十王子传》（选译）等。从1973年起，翻译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一部书在印度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南亚、东南亚各国有很大影响。有很多印度各种语言和国外许多语言的译本。它对中国也有影响。蒙、藏和新疆地区，以及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罗摩的故事。《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也显然受了它的影响。但是却一直没有汉文译本。在过去，翻译这样一部规模巨大的史诗，对于我这个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都非常繁忙的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当时所谓“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我头上被戴上的那一大堆可怕的帽子，一顶也没有摘。我被命令到一座学生宿舍和系办公室合在一起的大楼里，去看守大门，传呼电话，分发信件。后来不知怎样一来，我又成了教师，教一点英文。总之，我是靠边站，除了上面说的那些杂事之外，什么事情也不管。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时机，我从1973年起，用了五年的时间，终于把这部长达二百多万字的巨著译完。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罗摩衍那》第一册，到1984年完全出齐，共八巨册。
与中印文化关系史有关的工作，我也做了一些。主要是同一些同志共同校注了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于同年出版了《〈大唐西域记〉今译》。同年，广西漓江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翻译的《家庭中的泰戈尔》。现在正写一部《糖史》。
吐火罗文的研究，由于缺少资料，已经中断了多年。1981年起又收拾起来。因为在1975年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了一批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我受新疆博物馆的委托解读这些残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进度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从1982年起，我在国内外一些杂志上用汉文和英文发表了一些论文。将来准备把全部残卷整理成一部书出版。
有人可能认为，搞一些枯燥的语法现象同艰深的宗教理论，会同文学翻译与创作有矛盾。也许是因为我在两方面都搞得不够深，我倒没有感到有什么矛盾，反而觉得有利于脑筋的休息。换一个工作，脑筋就好像刀子重新磨了一样，顿时锋利好用。五六十年以来，我就是这样搞下来的。我不但翻译文学作品，自己也从事创作。少年时代大概也写过诗。从高中起就专写散文，迄今未断。已经出版了四个散文集：《天竺心影》，1980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朗润集》，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季羡林选集》，1980年，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季羡林散文集》，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五个集子《万泉集》也已出版。个人回忆录《留德十年》也在排印之中。
从上面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我原以为，我成为“杂家”是被环境逼出来的。现在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杂家细胞”。现在环境早已改变了，而我仍然是东抓西抓，还乐此不疲，这事实我能否认掉吗？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无改变的迹象和意愿，我恐怕将以“杂家”终了。
1988年4月15日写完
1992年补充重抄
我写我
我写我，真是一个绝妙的题目，但是，我的文章却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否则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专就学术文章而言，我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我觉得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我还没得到答案。
再谈文学作品。在中学时候，虽然小伙伴们曾赠我一个“诗人”的绰号，实际上我没有认真写过诗。至于散文，则是写的，而且已经写了六十多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在另一方面，别人的散文就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也还没得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好？什么又叫坏？我不通伦理学，没有深邃的理论，我只能讲几句大白话。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
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这样一个自命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样呢？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八十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所谓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时候整天连轴转，“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可叹亦复可笑！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成功，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副实。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在那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难忘的。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八十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1992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