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的衣服还没有从海上托运过来，当时就只能穿工作服，而工作服在途中已经弄得很脏，口袋里面装满了衬衫和袜子。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不知道该找谁，也不知道该在哪里找住宿的地方。
我由于长时间的航行、划船和缺少休息，所以感到又饿又疲累。但我的身上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一块荷兰硬币和一先令的铜币。我把这个铜币给了船上的人作为我的船费，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肯收的，因为我也出力划了船，但我硬坚持让他们收下了。我突然发觉一个人在没钱的时候要比有钱的时候还要慷慨大方，这可能是因为怕人家觉得他没钱，很穷酸吧。
接着我上了街，到处东张西望着，当我走近市场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拿着面包的小男孩。以前，我可是经常拿面包当饭吃的。于是我就问他面包是在哪里买的，并按照他的指点，立刻朝着第二大街的面包房走去。我本来以为这里的面包和波士顿卖的一样，结果他们并不做我想要的硬面包。我要买三便士的面包，他们告诉我说没有。由于我没有考虑到或者说是不知道两地货币竟然存在着价值上差异。所以就不管多少钱，也不管是什么样的面包，只要是三便士吃的东西就行。于是，他给了我三个面包卷，鼓鼓的，分量相当大，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不过我还是收下了。因为口袋已经装不下了，我就把两个面包卷分别放在了胳膊下面夹着，另外一个就拿在手里吃着。就这样，我沿着市场街走去一直走到第四街，经过里德先生的门口，他就是我未来的岳父。我未来的妻子正好这时候也站在门口，看见我的样子，觉得十分的滑稽可笑，不过也确实如此。接着，我转了一个弯，到了板栗街和胡桃街，一路上我仍然一边吃着面包卷，一边走着，转了一个弯之后，我发现我又回到了市场街码头，离我们停泊的船那儿很近。我跑到码头，去喝了些水，一个面包卷已经让我感到很饱，于是就把剩下的两个给了一个妇人和她的孩子。他们正在等下一班船继续赶路。
吃完东西，突然觉得浑身都有劲了，于是又去大街上漫步，这时只见街上有许多人，穿着整洁的衣服，朝着一个方向走去。我也跟着他们，来到了市场附近的“教友会”的礼拜堂。我在他们中间坐了下来，四下里打量了一会儿，也听不见有人说话。由于第一天晚上的劳累和缺少睡眠，我感到十分疲倦，于是很快就沉沉入睡了。等到礼拜结束了我还没有醒来，还是一个好心人把我给叫醒。因此，我来费城的第一个夜晚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度过的。
我又往河边那儿走去，一路看着来往的行人，这时遇见一个年轻的教友会教徒，相貌觉得很和善，便和他打了招呼，向他询问外地人在哪里可以找到住宿的地方。当时我们所站的地方附近正好有个“三水手”的牌子。他告诉我说：“这里可以招待外地人的住宿，但是它的声誉不是很好。如果你愿意跟我走，那我带你找一个比较好点的旅店。”他把我带到了水街，那里有一个叫“克鲁克”的旅馆。我在那里吃了午餐，店主在我吃饭的时候试探性地问了我几个问题，因为他从我的年龄和相貌上看，似乎是在怀疑我可能是私自出逃的人。
午饭过后，我又开始感到有点困倦了，店主把我带到了床铺那里，我就和衣倒下，一觉睡到晚上六点多才被人叫醒起来吃饭。当天晚上我又很早就睡了，并且美美地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这天，我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整洁些，然后前往安得鲁·勃拉福的印刷所去。在铺子里我看见了我在纽约见过的那个老人，也就是老板的父亲。他是骑着马过来的，所以要比我早些到费城。他向他儿子介绍了，他儿子对我也很客气，还请我吃了早餐，但是他说他已经雇到一个新人，所以眼下也就不缺人手了。不过他又说城里还有一家印刷所，老板叫凯默，他或许能雇佣我。万一不能的话，我可以暂时住在他的店里，他也会比较欢迎，而且在我没有找到较好的工作之前，他会不时地给我一些零活干干，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止。
布雷福德老先生说，他愿意和我一起去见那位新开的印刷所老板。当见到凯默时，布雷福德介绍说：“朋友，我带了一个年轻的印刷工人来见你，或许你正需要这样一个人。”凯默听后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给了我一个排字架，看我是如何使用的。他接着又说：虽然他一时半会还找不到事情给我做，但不多久就可以雇用我。他和布雷福德老先生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却把他当做是对他怀着善意的老乡。大谈他目前的经营状况和对未来的展望。布雷福德一点也没有泄露他是城里另一家印刷所老板的父亲，当他听到凯默说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把城里大部分印刷业务都承包下来时，老先生就巧妙地问了一些小问题，还说对他的设想有点疑问，把对方的所有意图全都引诱出来：他靠了谁的势力，他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步骤等等。我站在一旁，听着他们的全部谈话，很快我就看出，他们两个一个是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一个是初来乍到的新手。布雷福德走了，我留了下来。当凯默听到我说出那个老人是谁时，顿时大惊失色。
在凯默的印刷所里，我发现了一台破旧不堪的印刷机和一套磨损了的小号英文铅字。这时候他正在用这样的铅字排阿基拉·罗斯的挽歌。此人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是一个天资敏悟的年轻人，有着高尚的品德，在城里很受大家尊重，是州议会的秘书，也是一个不错的诗人。凯默也作诗，但是写得不怎么样。但他那种方法不能说是作诗，因为他只不过是把自己头脑里的想法直接用铅字排出来而已，因为没有稿子，只有一套排字盘，而排挽歌差不多就要占用所有的铅字，谁也帮不上他的忙。
我设法把他的印刷机（这个印刷机他还从来没有用过，他对印刷机是一窍不通的）整理了一下，使它能够正常工作，我答应等他把他的挽歌一排好，我就来帮他印刷。然后我就回到布雷福德的印刷所去了。布雷福德暂时给了我一点零活干，我在那里也是有吃有住的。几天之后，凯默派人来叫我去印挽歌。这时，他又弄了一套活字盘，有一个小册子要重印，他就安排我做这个工作。
我发现，这两个印刷所的老板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都不是很相称。布雷福德本来学的并不是印刷，而且又没有什么文化。凯默虽然有点学问，但只会排字，对印刷却是一窍不通的。凯默曾是法国先知派的一个教徒，办起事来就像那一派一样，比较激昂和冲动。这时候，他并不表明自己信仰什么特殊教派的宗教，只是随机应变，各种派别都相信点而已。他对人情世故全然不知，然而后来我发现，他性格里是有点无赖气的。当我在他这里工作的时候，他是不喜欢我住在布雷福德那里的。他有一处房子，那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无法让我居住。不过他给我找到了另外一个住处，就是我上面提到过的里德先生那里。这时候我的行李都已经运到了。在里德小姐的眼里，我现在的打扮要比第一次看到我在大街上边吃面包边走路时的样子要得体得多。
在这期间，我在城里还认识了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都是比较喜欢读书的人，晚上我都会很愉快地和他们在一起度过。我靠着自己的勤劳和节俭，挣了一些钱，日子过的十分自在舒坦。我尽量把波士顿给忘掉，除了科林斯，我也不想让那里的任何人知道我现在的去向。科林斯是知道我的行踪的，我写信给他，要他务必守住这个秘密。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让我又重新回到了波士顿，而且比我原先定的时间要早得多。
我有一个叫罗伯茨·霍姆斯的姐夫，是个帆船船长，经常来往于波士顿与特拉华之间做生意。当他住在离费城四十英里的纽卡斯尔时，听说我就在费城，所以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说：在波士顿的亲友对我的突然离开非常挂念。他可以担保，大家都是心怀善意的，只要我回去，一切都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来安排，他非常诚恳地劝我回去。我给他回了一封信，对他的劝告表示十分地感谢，但也详细地叙述了我离开波士顿的理由，这样可以使他相信，我的离家出走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糟糕。
宾夕法尼亚的州长威廉·基斯这时正好也在纽卡斯尔。霍姆斯船长收到我信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正好在一起。我姐夫向他说了我，还让他看了我写的信。当他得知我的年龄后，好像很惊讶。他说我显然是个很有前途的人，应该多多给予鼓励和支持，还说费城那里的印刷所都很不像样，如果在那边开业，兴办印刷厂，一定会大有作为的。至于他自己，他愿意想办法为我招揽些公家印刷生意，其他方面的业务，他也会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尽全力帮助我。这些话，我当时并不知道，都是姐夫后来告诉我的。
有一天，我和凯默一起在窗户旁边工作的时候，就见到州长和另外一位绅士（后来得知他是纽开斯尔的弗伦奇上校）穿着华丽的衣服，穿过街道，直接朝我们这边走来，接着就听见敲门声。
凯默以为是找他的，立刻飞快地跑到楼下，但州长要见的人是我，便走上楼来。他彬彬有礼，态度谦和地把我夸奖、鼓励了一番，让我感到很不自然。他说他很愿意和我结识，还非常好意地责怪我来到这个地方怎么也不告诉他一声，说着说着就邀请我一起去了一个酒店，他要在那里和弗伦奇上校品尝一种如他所说的叫马德拉的上等美酒。他的举止和言谈，让我受宠若惊，凯默更是呆若木鸡。但是我还是陪着州长和弗伦奇上校出了门。
酒店就在第三道街的拐弯处，我们一边喝着马德拉酒，一边交谈着。州长劝我自己开印刷厂，并且还给我讲了成功的种种可能性。州长和弗伦奇上校都向我保证，在军政两方面他们都会利用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为我招揽业务。当我提出我不确定我的父亲愿不愿意在这件事上支持我的时候，州长威廉·基斯说他会给我父亲写封信，在信中他会说明开展这个业务的可行性，并且很有把握能把我父亲说服。因此开办印刷所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我将带着州长给我父亲写的信搭坐下一班船回到波士顿去。但我们的计划暂不宣布，我还像平常一样继续在凯默的印刷所工作。在这期间，州长不时地请我和他一起就餐，和我谈话也是亲密无间，十分友好，这些让我感到无比的荣耀。
大约是在1724年的4月底，有一只开往波士顿的小船来了，我以看望好友的名义向凯默辞别了。州长给我了一封厚厚的信，信中向我父亲说了很多肯定赞美我的话，强烈举荐我在费城兴办印刷所，并且相信一定会大有前途的。我们的船在驶入海湾的时候碰上了礁石，船开始漏水了。并且同时还遇到了暴风，我们必须马不停蹄地抽水，我也被轮流参加值班。经过十四天的航行，我们终于平安到达了波士顿。
我离家出走已经有七个月了，在这期间，我的亲友们对我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因为姐夫霍姆斯还没有回来，也没有在信中提到我。现在突然回来，全家上下都感到非常地惊讶。不过大家见到我的时候非常高兴，也都表示热烈欢迎。但哥哥除外，是我亲自到印刷所里去看他的。与我之前在他那里学徒时相比，我现在的穿衣打扮要比以前好很多，全身上下都焕然一新。胸前挂了一只表，口袋里装了差不多五英镑的银币。他对我的态度不太自然，勉强地接见我后，就又去干活去了。
印刷所的工人们都很好奇地问了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我去了什么地方，那个地方怎么样，我喜不喜欢那里等等。我对费城是极力地称赞，告诉了大家我在那里生活得很愉快，还强烈表达了我要回去的愿望。他们中有一个工人突然问我那里用的都是什么样的钱时，我就掏出一把银币放在他们面前，这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个“奇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银币，波士顿用的都是纸币。接着我又乘机让他们看了我的表。最后（我哥哥的脸一直都是气呼呼地紧绷着），我给了他们留了一块钱买酒喝，就告辞了。
我这次对哥哥的拜访，让他极为恼火。因为当母亲劝他能和我和好，希望我们彼此能够融洽，以后还像亲兄弟一样和睦相处时，他说我在他的工人面前侮辱了他，他将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原谅我的。但是，在这一点上，他真的是错怪我了。
当父亲接到州长写的信时，显然是很惊讶的，但对我好几天却只字未提。霍姆斯船长回来后，他把信拿了给他看，还问他是否认识基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且父亲还表达了他的看法说：此人考虑问题一定欠周到，竟然叫一个离成年还差三岁的孩子去开印刷所。霍姆斯尽力表示赞同这个计划，但父亲显然认为这样做是极不妥当的，最后还是直截了当地当场否决了。后来父亲给州长写了一封信，措辞委婉礼貌，对州长给予我的厚爱表示感谢，但是表示不能资助我开业。因为他觉得我年纪还太小，挑不起那样的重担，而且筹备办厂的费用也是很巨大的。
我的一个老朋友科林斯，是邮局的一名职员，他听了关于我到新地方的情况后，十分羡慕和喜欢，也决定要去费城。由于我当时还在等父亲作决定，所以他就提前动身，经陆路去了罗特岛。他收集了很多关于数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书，要我把这些书和我的书一起带到纽约去，他会在那里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