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精神病学研究的对象都是那些比较脆弱的人。当它选择一位伟人作为研究对象时，这样做的理由并非是外行人经常认为的那样。“使辉煌黯然失色，令崇高归于凡尘”，这根本不是研究的目的。伟人的完美与该研究通常所关注的、研究对象的缺点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缩小这一鸿沟并不会给研究者带来满足感。但是，研究必定会发现，理解那些杰出人士可以被辨认出的一切都值得去做，而且相信不论一个人多么伟大，他都同样受到那些支配正常活动和病态活动的规律的控制，并不会因之而蒙羞。
甚至连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的同时代人都夸赞他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然而，在当时他就已经变得像个谜，就像我们今天看他一样。他是一个全面的天才，“我们只能揣测其轮廓——永远都无法明确地界定其范围。”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的主要影响是在绘画方面。现在，我们认识到他身上兼具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与艺术家的伟大。尽管他留下了许多绘画杰作，他的科学发现却一直没能够发表和应用。在他的发展过程中，调查研究的天性从来没有让他完全自由，而且经常侵扰他的艺术创作，或许最终抑制了他的艺术创作。按照瓦萨里（Vasari）的话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列奥纳多责备自己未能在艺术创作中尽职尽责，结果触怒了上帝和人类。即使瓦萨里的这个故事只是一个传言，没有任何外在的或内在的可能性——甚至在这位神秘的大师生前就已经开始有人编造它了——但是，作为那时人们所相信的证据，它仍然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
列奥纳多为什么不能得到同时代人的理解呢？肯定不是因为他多方面的才能和渊博的知识。正是凭借这一点，他才能把自己推荐给米兰公爵卢多维克·斯佛萨（Lodovico Sforza），人们称之为依·莫罗（Il Moro）。他是把自己作为其所发明的一种琵琶的弹奏者自荐给公爵的。他还给这位公爵写了一封着名的信，吹嘘他在建筑和军事工程方面的成就。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一个人兼具多种不同才能的情形十分常见——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列奥纳多是其中最才华横溢的人之一。他也不属于那类大自然赋予其平庸的外表，本人也不修边幅，终日郁郁寡欢，不问世事的天才。恰恰相反，他身材高大，体格匀称；他拥有无可挑剔的完美相貌，异于常人的体力；他举止优雅，口才一流，总是神情愉悦，和蔼可亲。他热爱周围事物的美丽，喜爱华丽的衣服和珍爱生活中的每一份精巧雅致。他的一部绘画专着暴露了他强烈的享乐特性。在这部专着的一段中，他比较了绘画和它的姊妹艺术；并且描述了等待在雕塑家前面的种种艰难困苦：“因为脸上沾满了大理石粉末，使他看起来像个面包师；身上布满了大理石碎片，好像背上下了一场雪；房间里到处都是碎石和尘土。画家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因为他可以非常舒服地坐在自己的作品前。他衣着讲究，手握轻巧的画笔，蘸着赏心悦目的颜料。他身着自己喜欢的衣服；房间里挂满了令人愉悦、一尘不染的画作。他经常欣赏音乐或者聆听别人为他朗读的各种佳作。他可以带着浓厚的兴趣，在没有震耳欲聋的锤声和其它嘈杂声的情况下，享受这一切。”
实际上非常可能的是，仅仅在他的艺术家生活的初期和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列奥纳多陶醉在幸福之中，过着享乐的日子。后来，路德维格·莫罗的统治垮台后，列奥纳多被迫离开了米兰，这里曾是他的活动中心，在这个城堡中他曾享有一定的地位。于是他开始过着一种没有保障、鲜有成就的生活。这一切一直延续到他在法国找到自己的最后栖身之处。这时，他气质中的光彩可能已经变得黯淡，天性中的某些古怪可能已经突现出来。此外，他的兴趣从艺术转移到了科学，而且他对科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这些必定使他与同时代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在他们看来，他本来可以勤奋地接订单为客户绘画，变得非常富有（比如，像他以前的同学佩鲁吉诺那样）；他却浪费自己的时间和所有努力去做那些只不过反复无常的琐事。他们甚至怀疑他在搞“妖术邪术”。我们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他，因为从他的笔记里我们知道了他当时所从事的技艺。在那个时代，古代的权威开始取代教会的权威，人们还不熟悉任何一种没有假定前提为基础的研究形式。列奥纳多这个可以与培根、哥白尼相提并论的先驱者必然是孤立的。在他解剖马和人时，在他建造飞行器时，在他研究植物的营养以及它们的中毒反应时，他当然与那些评解亚里士多德的人相去甚远，反而更接近于一个被人鄙视的炼丹术士了。在他的实验室里，至少在那个不利科学发展的年代，列奥纳多可以进行一些试验性的研究。
这一切严重影响了他的绘画，他越来越不愿意执笔绘画，也就画得越来越少。绝大部分已经开始创作的画作都半途而废，他对它们的最终命运也漠然置之。他的同时代人为此而指责他：对他们而言，他对他的艺术的态度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列奥纳多后来的一些崇拜者试图为他解脱，认为他的性格没有反复无常的缺陷。为了维护他，他们声称人们对他的那些指责正是伟大艺术家们共有的特性：甚至精力充沛的米开朗基罗，一个完全献身于工作的人，也留下了许多未完工的作品。在这样相似的情况下，列奥纳多的错误并不比米开朗基罗更严重。而且，就某些画作而言，他们竭力赞同列奥纳多的说法，那些画就是那个样子，不存在未完成的说法。外行人眼中的杰作，对艺术品作者而言，从来都不是令其满意的他的本来意图的具体化体现；他朦朦胧胧地有一些关于完美的想法，但又一次次对在作品中重现这种完美感到绝望。他们认为，尤其不应该的是让艺术家对他的作品的最终命运负责。
尽管这些申辩的某些内容可能是令人信服的，但仍然不能解释我们面对的有关列奥纳多的全部。痛苦地反复创作同一幅作品，最后从中脱身，对画作的未来命运漠不关心，这种事情可能反复地出现在许多其他艺术家身上。然而毫无疑问，列奥纳多的这种行为已经达到了极端的程度。索尔密引用了他的一个学生的谈话：“当他进行绘画时，他看起来一直在颤抖，从未完成过任何一幅已经开始的作品。他极为尊重艺术的伟大，他总能在那些别人看起来是奇迹的作品中发现缺陷。”索尔密继续说，他最后的画作，如《丽达》、《圣母玛丽亚》、《酒神巴克斯》、《年轻的圣徒圣·约翰》，都是未完工的作品。“差不多和他所有作品的情形一样。”他全部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这种情况。曾经复制过《最后的晚餐》的罗马佐，在一首十四行诗中，谈及了众人皆知的列奥纳多的未完成作品的这种坏情形：
“普罗托哲尼斯，他从不停下他的画笔，
他堪与天才的芬奇相比，
后者的每部作品都不彻底。”
众所周知，列奥纳多的绘画速度很慢。经过最详尽的准备和研究工作之后，他用整整三年时间为米兰的圣玛丽亚修道院画了《最后的晚餐》。和他同时代的小说家马泰奥·班德理（Matteo Bandelli）当时是修道院中的一位年轻修道士。他说列奥纳多经常一大早就爬上脚手架，一直在上面呆到黄昏；他不停手地绘画，不思饮食。然后，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却没再画一笔。有时他会在画前驻留几个小时，只在头脑中研究它。那时，他正在米兰城堡的宫廷里为弗朗西斯科·斯弗萨（Francesco Sforza）制作他的骑马者雕像的模型。为了给画中的一个人物添上几笔，他有时会直接从那里来到修道院，然后又立刻中断了。据瓦萨里所说，列奥纳多为佛罗伦萨人弗朗西斯科·戴尔·乔孔多（Francesco del Giocondo）的妻子蒙娜丽莎画像，用了四年的时间也没能够最终完工。这种情形可以解释一个事实，即这幅画为什么从来没有交付给委托人，而是一直留在列奥纳多的手中，并被他带到了法国。后来，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买下了它。今天，这幅画成了卢浮宫最有影响力的瑰宝之一。
列奥纳多身后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素描和研究成果。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展示了他绘画中的每一个主题。如果我们对比那些有关他的工作方式的说法和这一切的话，我们一定会完全否认草率和多变的性格丝毫没有影响列奥纳多和他的艺术创作的这种看法。相反，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注意到非同一般的深奥、犹豫再三之后在众多的可能性中所做出的决定，几乎未能得到满足的要求，以及在实际创作中妨碍画家表达他的思想、画家本人也解释不清楚的制约因素。列奥纳多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缓慢。这被看作是妨碍他绘画的一个迹象，也是他后来退出画坛的预兆。他的缓慢创作也决定了《最后的晚餐》的命运——它所应该得到的命运。壁画创作要求在底色未干的情况下迅速作画。列奥纳多不能接受这种画法。于是，他选择了油画颜料。油画颜料变干的过程使他能够延长作品的创作时间，这和他的心境与闲适正相宜。然而，涂在底子上的颜料会自行脱落，底子也会和墙壁分离。除此之外，墙壁的缺陷，以及建筑物本身的未来命运都决定了绘画不可避免被毁的命运。
后来，在与米开朗基罗的竞争中，他在佛罗伦萨市政会议大厅的墙上开始创作《安吉里之战》。列奥纳多也是在没有完工的情况下放弃了这幅画。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类似的技术实验的失败导致了《安吉里之战》的毁坏。在这里，好像一个格格不入的兴趣——实验法——在开始时增援了绘画兴趣，只是到了后来才破坏了他的这次创作。
列奥纳多的性格表现出一些其它不同寻常的特点和明显的矛盾。他身上好像明显具有某种消极和漠然。如果不咄咄逼人就无法达成目标，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人都极力争取获得最大的活动范围时，列奥纳多却平静温和，避免一切对立和争议。他待人和蔼可亲；据说，他拒不吃肉，因为他认为没有理由剥夺动物的生命。他特别高兴做的事情是到市场上买鸟，然后放飞它们。他谴责战争和流血。他所描绘的人不是动物之王，而是最坏的野兽。但是，这种女性柔情并没有妨碍他在罪犯们去刑场的路上陪伴他们，这样他就可以研究他们因害怕而扭曲的面孔，并且在笔记本上把他们勾画下来；也没有妨碍他设计出最残忍的进攻性武器和作为一个总军事工程师为切撒尔·博基亚（Cesare Borgia）服务。他经常表现出对善恶漠不关心或者坚持以一个特殊的标准来衡量善恶。在那场使罗马涅（Romagna）陷入最残忍、最没有信用的敌人手中的战役中，他以一个权威的身份伴随在切撒尔左右。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中，没有一行文字批评或者提到发生在那些日子里的这些事件。此种情形使人想起了法兰西战役期间的歌德。
如果在一部传记的研究中真正想要理解其主人公的精神生活，那它就不能——作为慎重或者过于正经的结果，绝大多数传记都是如此——对主人公的性行为或性嗜好只字不提。人们对列奥纳多这方面的情况知之甚少；但那点情况却具有重大意义。在那个淫欲横流与压制人性的禁欲主义相互斗争的时代，列奥纳多冷漠地拒绝了性欲——这是在一位艺术家和表现女性美的画家身上鲜有的情形。索尔密引用了列奥纳多的一句话来证明他的性欲冷淡：“生育行为和与之相关的一切都那么令人作呕，如果没有沿袭已久的风俗、没有漂亮的脸蛋儿和满足感观的天性，人类很快就会消亡了。”他死后出版的作品不仅研究了最重要的科学问题，而且也包含了一些琐事，不值得他这么伟大的人去思考的琐事（富有寓意的自然史、动物寓言、笑话和预言等）。这些作品都是正派的——有人可能说甚至是禁欲的——即使在今天，纯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正派也会使人们感到惊讶。他们如此坚定地回避所有关于性的事情。看起来，单单一个爱神厄洛斯，这位所有生命的保护神，在列奥纳多对知识的追求中并非值得他研究的材料。众所周知，伟大的艺术家们经常乐于通过一些色情的、甚至是淫秽的画作来表达他们的幻想。与此相反，在列奥纳多方面，我们只有一些关于女性内部生殖器、胚胎的子宫位置等的解剖图。
值得怀疑的是列奥纳多是否曾满怀激情地拥抱过女人，也不知道他和某位女人是否有过任何亲密的精神联系，就像米开朗基罗和维多利亚·科隆纳的关系那样。当他作为一个学徒住在他的导师韦罗基奥（Verrocchio）家里时，有人指控他和其他一些年轻人搞违法的同性恋，他最终被判无罪。他之所以有这一嫌疑，好像是因为他雇用了一个声名狼藉的男孩做模特。做了师傅之后，整天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那些他收做学生的英俊男孩和年轻人。这些学生中的最后一位，即梅尔奇（Melzi）随同他到了法国，一直到他去世都陪伴着他。列奥纳多指定梅尔奇为他的继承人。很自然地，列奥纳多的现代传记作家们否认他和学生们之间存在着性关系的可能性。他们认为那是对这位伟人的毫无根据的侮辱。我们不能苟同他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很可能的情况是，列奥纳多和那些年轻人生活在一起——当时的学生都是如此——但他们的亲密关系还没有发展到性的程度。而且，极度的性行为也不属于他。
联系到列奥纳多既是画家又是科学研究者的双重性，我们只有通过一种方法才能理解他的情感生活和性生活的特殊性。对于他的传记作者而言，心理学研究通常是非常陌生的。据我所知，他们中间只有一人，埃德蒙多·索尔密（Edmondo Solmi）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但是，作家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y Sergeyevich Merezhkovsky）选择了列奥纳多作为一部大型历史小说的男主角，他对这位非凡的人做了同样的解读，以作为刻画他的形象的基础，作家（通过想象）用富于创造性的语言，而不是直白的语言，清晰表达了人物的思想。索尔密关于列奥纳多的结论如下（1908，46）：“但是，不断渴求理解周围一切的、以及冷静超然地探寻完美的最深奥秘的欲望，已经注定列奥纳多的作品将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在《佛罗伦萨讨论会论文集》的一篇文章中所引用的列奥纳多的一段话，描述了他的信仰自白，给出了一个关于他的本性的解答：“Nessuna cosa si puo amare ne odiare, se prima non si ha cognition diquella.”换句话说：如果不完全了解其本质，一个人就没有理由热爱或憎恨某一事物。在一篇关于绘画的专着的一个段落中，列奥纳多重申了这一说法。他好像是在为自己受到的漠视宗教的指控而辩护。“但是，像这样挑剔的评论家们最好保持沉默。因为那（种行为方式）是熟悉创造了美好万物的造物主的方式，也是热爱这样一位伟大的创造者的方式。因为实际上，伟大的爱来自于对钟爱之物的深刻认识；如果你知之甚少，那你也只能爱之甚微或者根本无爱可言……”
列奥纳多的这些话并没有传达多少重要的心理事实，因为它们所坚持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列奥纳多一定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人们首先研究和熟悉某物，然后再去热爱或者憎恨它，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相反地，人们因为感情而冲动地去爱，和知识毫不相关。反复考察和深思熟虑顶多使人变得犹豫不决而已。那么，列奥纳多所要表达的意思只能是，人们的爱不尽完善并仍有许多可争议之处。一个人应该这样去爱：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深思熟虑之后再去爱。我们同时明白他希望告诉我们，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正是这种情况；其他人像他那样对待爱情和仇恨是值得的。
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看起来的确如此。他支配着感情，将之投入到自己的研究本能中；他既没有去爱也没有去恨，而是要探讨爱或恨的对象的根源和意义。正是因为这样，咋看起来，他必定表现得善恶不分、美丑不辨。在他的研究工作中，爱与恨不再意味着赞成或者反对。二者都同样地变成了他研究的智力兴趣。实际上，列奥纳多并非全无激情；他也不缺乏神圣的火花这一人类活动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动力。他只是把激情转化为对知识的渴求，然后带着从激情中获得的执着、忠诚和敏锐，投身到研究工作中。当智力劳动到了顶峰，获得了知识之后，他才会释放长期束缚的激情，任其自由奔流，正像从江河中抽取的流水在完成工作后任其四处流淌一样。在一项发现的巅峰，当他可以纵览全部联系的大部分时，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欣喜若狂地赞美他研究的那部分创造的辉煌，或者用宗教术语来说，造物主的伟大。索尔密正确地理解了列奥纳多的这种转化过程。在引用了列奥纳多赞美庄严的自然法则的一段文字之后，他写道（1910，11）：“把自然科学美化成一种宗教情感，这种做法是列奥纳多原稿中的一个特色，有关的例证成百上千……”
因为他永无止境地、孜孜不倦地渴求知识，人们称列奥纳多为意大利的浮士德。然而，完全排除了有关研究本能转化为享乐生活——这一转化正是浮士德悲剧的基础——的可能性之后，那我们可以斗胆提出“列奥纳多的发展接近于斯宾诺莎（Spinoza）的思维模式”这一观点。
同体力的转化一样，心理本能力转化为各种活动方式的过程中必定要有损失。列奥纳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在这些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许多其它事情。充分的了解之后才去热爱他，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后者取代了前者。我们无法恰如其分地说一个畅游于知识国度的人在爱和恨，他总是超然于爱和恨之外。他的研究工作取代了爱情。这很可能是为什么列奥纳多在爱情方面的生活远不如其他伟人和其他艺术家的原因。天性能够赋予人灵感和消磨人生命的猛烈激情，使得许多其他人享有最丰富的人生经历的激情，好像并没有打动他。
（这种转化）还有一些其它的结果。研究本能也取代了行动和创造。一个略知宇宙的伟大以及它的复杂性和规律的人会心甘情愿地忘记他自身的渺小存在；沉浸于对宇宙的敬畏和对自身的卑微感之中，他非常容易忘记自己也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一分子，忘记了一条为他敞开着的路：通过这条路，他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尝试改变这个已经注定的世界发展进程的一小部分。在这个世界上，小世界和大世界同样精彩和有意义。
正如索尔密所相信的那样，列奥纳多的研究最初很可能开始于他的艺术；为了确保能够掌握对自然的模仿，他的所有努力都用于研究光、色彩、阴影和透视的性质与规律。他也建议别人这样去做。很可能，他当时高估了这些知识对艺术家的价值。尽管如此，在绘画需要的不断引导下，他又去研究画家的创作题材、动物和植物、人体的比例等等。研究了它们的外部特征后，他又进一步研究它们的内部结构和生命机能。实际上，这些都表现在它们的外部特征上，理应在作品中被描绘出来。最终，研究本能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完全切断了他和他的艺术需求之间的联系。结果，他发现了力学的一般法则，推测出阿尔诺山谷中岩石分层和变成化石的历史，在书上用大字记下如下的发现：太阳不动。实际上，他的研究工作延伸到了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在每一学科中，他都是一个发现者或者至少是一个预言家和倡导者。不过，他的求知欲总是把他引向外部世界，使他总是远离对人类精神的研究。他为“芬奇研究院”画了一些精致的交织缠结的标志，在那里几乎没有心理学研究的机会。
那么，当他试图结束研究工作，重新回到起点从事艺术时，他发现新兴趣和已经变化了的心理活动本性总是妨碍着自己。首先，他对一幅画中的什么内容感兴趣是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背后，他看到无数其它问题正涌现出来，就如同他过去进行无休止的、无穷无尽的自然研究中碰到的情形一样。他无法再限定自己的需要范围；无法再孤立地看待艺术作品；更无法把它从他所知道的、它所隶属的广泛联系中割裂开来。他殚精竭虑地要把他的思想中和与主题相关的一切内容都在作品上表现出来，最终还是被迫在作品未完成时放弃它或者宣称它尚未完成。
这位艺术家曾经在绘画中借助自己的研究才能；现在，这位仆人（研究）变得更加强大，并且超过和压制了他的主人（绘画）。
在一幅表现一个人的性格的画作中，当我们发现某一本能已经发展了一种超常的力量时，就像列奥纳多的求知欲那样，我们总是解释为那是一种特殊生理特性——尽管我们几乎不知道任何有关它的决定性因素（那很可能是器官的）。不过，我们对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精神分析研究让我们形成了两个更深层的预期。对于每一个预期，如果能够得到证实，我们都会感到非常满意。我们认为，像这种具有超常力量的本能，很可能在这个人的童年早期就已经活跃起来了。童年生活的印象建立了这个本能的至高优势。我们进一步假设，原来的性本能力量强化了这种本能。结果，后来它取代了这人的性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这种类型的人将会，比如，在其他人把身心投入到爱情中时，以同样强烈的激情献身于研究工作。这样，他就会进行科学研究，而不是谈情说爱。我们大胆地推论，不仅在研究本能中有性本能的强化因素，而且，绝大多数的特别强烈的本能也是如此。
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观察表明，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性本能力量的很大一部分都应用到了他们的专业活动上。因为性本能生来就具有升华的能力，所以它特别适合做出这样的贡献；换句话说，它具备让其他价值更高的、非性欲的目的来取代自身的直接目的之能力。每当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即，他的精神发展史——表明，在他童年里，这个无比强大的本能服务于性兴趣，我们就认为这一过程得到了证明。如果成年期的性生活显着衰退，好像那部分性活动已经被这无比强大的本能的活动取代了，这又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观点。
在研究这一强有力的本能时，应用这些预想好像特别困难。因为正是在孩童方面，没人愿意相信孩子们具有这一重要本能或者任何值得注意的性兴趣。无论怎样，这些困难都容易克服。小孩子们的好奇心表现在他们不知疲倦地爱提问题上；只要成年人不能理解这些只是旁敲侧击、永远没有穷尽的问题——孩子只是在用这些问题来代替那些他想问而没有问的问题，成年人就会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当孩子长大些，变得更加懂事后，好奇心的这种表现经常会突然停止。精神分析研究向我们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解释。它告诉我们，许多儿童，很可能是大多数儿童，或者至少是大多数有天赋的儿童，从大约三岁时起，他们会经历一个阶段，一个可以被称作“幼儿性研究”的阶段。就我们所知，这个年龄的儿童的好奇心不会自我觉醒，而是被某些重大事件的印象所唤醒——小弟弟或小妹妹的出生事实；或者，基于外部经历而产生的对这件事的恐惧——在其中，小孩认识到他的私利受到了威胁。研究的注意力指向了孩子的来源这一问题，好像孩子确实在寻找方法和方式来阻止如此不受欢迎的一件事情发生。在这方面，我们惊讶地发现，孩子们拒绝相信我们给他们的那点信息。例如，他们强烈地拒绝接受富有神话意义的鹳的寓言。他们把这种怀疑行为看作是自己智力独立的开始。他们经常感觉到和大人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实际上，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决不谅解大人在有关事实的真相上对他们的欺骗。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猜想婴儿在母体中的存在，在性欲冲动的引导下，得出婴儿源自吃饭、通过肠子出生、以及父亲的模糊作用等的理论。那时，他们已经有了性行为的概念。在他们看来，那是有害的、粗暴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性结构还没有发育到生儿育女的程度，他们关于婴儿来源的调查研究也就难免成为泡影，只能不了了之。第一次智力独立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这一失败所造成的印象是长久的和非常沮丧的。
当强烈的性压抑终止了幼儿性研究阶段时，由于和性兴趣的早期联系，研究本能面临着三个明显不同的变化类型。在其中的第一个类型中，研究本能和性欲有着同样的命运。从那时起，此人的好奇心一直被抑制，智力的自由活动可能在他的一生中都受到限制，特别是因为在此后不久所受到的教育带来了强大的宗教思想禁锢。这是一种具有神经官能抑制特征的类型。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由此造成的弱智非常易于引发神经官能症。在第二个类型中，智力得以充分发展，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忍受性压抑。幼儿性研究阶段结束一段时间之后，已经更加强大的智力回想起了过去的联系并试图帮助它逃避性压抑。我们所研究的被抑制的性活动从潜意识中以强迫性的冥思苦想的形式再次出现，当然也是以一种扭曲的、不自由的形式。然而，它强大到足以使研究者思考性问题，并使其智力活动蒙上了一层完全只属于性过程的愉悦和焦虑的色彩。在这里，研究变成了一种性活动，而且常常是排他的活动。通过思考来解决和解释事情的感觉代替了性满足。但是，在这些事实中——孩子永不停止的苦思冥想和渐行渐远的寻找到答案的智力感觉——孩子无休止的研究活动仍然在重复着。
因为一种特殊的生理特性，最少见、最完美的第三个类型既避免了思想抑制也没有神经官能性强迫思考的症状。确实的，这里也有性压抑发生，但是它没有成功地把性欲的部分本能压制到潜意识中。反之，性欲通过在起初时升华为好奇心以及与强有力的研究本能联合在一起来加强自己，躲过了被压抑的命运。这里，在某种程度上，研究活动也变成了强制性的和性活动的替代物。但是，由于根本的心理过程迥然不同（升华，而不是潜意识的闯入），仍然缺少神经官能症的特性。和婴儿性研究的原始情节没有任何关联，本能能够自由地服务于智力兴趣。通过增加升华了的性欲，性压抑使本能变得如此强大。性压抑仍然和本能密切相关，因为它逃避任何与性主题的联系。
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列奥纳多身上并存的超强的研究本能和衰萎的性生活（当时被限制为所谓的“理想的[升华了的]同性恋”），我们倾向于称他为第三种类型的一个典范。在他的好奇心于婴儿时期被激活后，他的天性的核心与秘密看起来是在满足性兴趣方面，他成功地将大部分的性欲升华为对研究的强烈渴求。但是，毫无疑问，要证明这个观点正确与否很不容易。要证明它，我们应该需要关于他童年早期的心智发展的一些资料。现在，有关他生活的记述非常缺乏，而且极不可靠，甚至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察家们都忽视了有关环境信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找到那方面的资料的想法好像有些愚蠢。
关于列奥纳多青年时代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1452年，他出生于佛罗伦萨与爱姆波里之间的芬奇镇；他是一个私生子。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私生子是严重的社会耻辱。他的父亲，瑟·皮埃罗·达·芬奇，是一位公证人，其本人是公证人和农夫家庭的后代。他们的姓氏来源于他们的所在地――芬奇。他的母亲，卡特琳娜，很可能是一个佃农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另一个姓芬奇的当地人。这位母亲在列奥纳多的生活中没有再出现过，只有小说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相信他自己成功地找到了她的一些踪迹。关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唯一确凿的资料出自1457年的一份官方文件，一份用于征税的佛罗伦萨地籍簿。簿中提到了芬奇家的成员，列奥纳多是瑟·皮埃罗的5岁的私生子。瑟·皮埃罗与唐娜·艾碧拉婚后无子。因此，小列奥纳多可能是在他父亲的家里长大的。他一直住在这个家里，直到——不知是在几岁时——他作为一名学徒进入了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的画室。在1472年，列奥纳多的名字已经出现在“Compagnia dei Pittori”的成员名单中了。就是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