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读者中，不少人在儿童时代，就在吟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以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河之水天上来”等名句；还知道苏州有一座寒山寺，武汉有一座黄鹤楼。我们的祖国到处有名胜古迹，一经诗人得之于手，遂使广土众民，无不可亲，无不可爱。这些名句、这些知识以至感情，多半是从《唐诗三百首》上得来的。
但是这书却为藏书家所不屑一顾。人们只知道这书的编选者叫蘅塘退士，至于他的真姓名究竟叫什么，知道的人就不多，更不必说他的生平了。然而自出版以来，这书却持久而广泛地流传着。从唐人选唐诗的元结《箧中集》算起，历来编选的唐人诗集，共有一百多种，但最有影响、最有生命力的却要推这本《唐诗三百首》。就入选作品的内容看，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奇异之作；蘅塘退士的名声，更不像《唐百家诗选》的编者王安石、《唐贤三昧集》的编者王士禛等人那样有名，如上所说，许多人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据蘅塘退士的原序说，他编这书的动机，是想以此代替“工拙莫辨”、体例不严的《千家诗》，作为给就学的儿童读的所谓“训蒙”读物，后来却成为带有社会性的选本，恐怕是他本人始料所不及。不过，从这书的绝大多数作品看，即使在古代，读者对象主要也应当是成人，故而他又补了一句“白首亦莫能废”的话。
粗粗地想了一想，这书的特点约有下列几点，其中有几点，还可以供今天的选本编者参考。
一是三百首的篇目适度。《全唐诗》共收四万八千余首，如果少于三百首，就难以使读者得到“一脔全鼎”的满足；多于三百首，则又嫌篇幅过大，难以达到普及的目的。至于编者之所以把篇目定为三百首，除了如原序所说，是为了验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一谚语外，也许还受所谓“诗三百”的启示。
二是所收作者包括“三教九流”，皇帝、和尚、歌女、无名氏都有。皇帝如唐玄宗，他的诗，在唐代诸帝中，还算是写得好的，那首《经鲁祭孔子而叹之》的五律，不在孔子为司寇、诛少正卯那些得意的日子上掉文，却去写他叹凤伤麟的失意时期。唐代诗僧很多，所以选皎然，当因他在诗歌之外，还著《诗式》一书，也很有名。全书的最末一个作者是杜秋娘。这首《金缕衣》是否出于她之手是一个问题，但蘅塘退士是因袭《唐诗别裁集》作为妇女作者来选的。
在七十七位作者中，以杜甫的作品入选最多，占第一位，其次是王维、李白、李商隐。把这些诗人作为重点来突出，那也是恰当的。同时，像王之涣，《全唐诗》只存其诗六首，本书却选了两首；金昌绪只存一首，也选进了。这三首诗都不失为佳作。虽然从全局来平衡，也许是得失相参，不免顾此失彼。
三是所选作品从古风到近体，既很完备，又分体裁。和《唐诗别裁集》比，删除了长律，另立了乐府（说详下）。以三百首说，长律自可有可无。而在所选各体中，近体多于古风。这从后来读者的欣赏和写作上看，似乎也更倾向于近体。其中七绝一卷，杜甫只有一首，李白二首，王维一首，而李商隐占七首，杜牧占九首，即小李杜多于大李杜，盛唐让位于晚唐，虽然杜牧有两首不很健康，但也打破了“诗必盛唐”的偏见。唐人七绝，如不重视晚唐，也非持平之见。
在同一作家中，又从几种体裁来表现他们的不同风貌，如王维以山水诗为主，却也选了乐府《洛阳女儿行》和《老将行》。李商隐以七律、七绝选得最多，但也选了七古《韩碑》和五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登乐游原》。前者如沈德潜所说，在晚唐人七古中，要算“如景星庆云，偶然一见”；后者则有哲理，有感情，反映了他和他的时代的精神状态。又如权德舆是当时名相，在有限的三百首中，本来排不上队，本书却选了他的五绝《玉台体》，可能是想聊备一格。柳宗元的五绝《江雪》，有他兀傲的性格在里面；五古的《晨诣超师院读禅经》，则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说明儒释殊途。
作者面广，流派纷见，体裁众多，因而也能多方面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复杂的社会生活，人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大体上也可看作唐一代诗歌的缩影。
四是注重艺术性，而这些艺术性又多是通过抒情手段来表现。诗歌是感情的果子，又是智慧的语言。没有诗人自己的真情实感，就不可能像草木发芽那样自然，更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像韦应物的“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也可说含有政论意味，却又饱和着抒情色彩，比他五古的“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更精，比后蜀孟昶说的“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也深刻得多。俸钱是官吏的生活之资，本无所谓愧与不愧，但和“邑有流亡”相对比，未免受之有愧了。还有一些写印象、写感觉的诗，前者可以王维为代表，后者可以刘方平的“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韩偓的“已凉天气未寒时”为例。它写出感觉，表现智慧，又不流于纤巧。一种季节更换时酽酽的生活气息，为诗人透露出来了。还有如王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岑参的“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司空曙的“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它们的好处就是写出了“平凡”，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人情味，让感情“飞入寻常百姓家”。惟其真，才有善，才有美。又如极平常的一条山沟、一座寺院、一个渡口，却被韦应物、张继、张祜写得何等美。
善于写感觉的，也往往善于使具体上升到抽象。换句话说，诗歌本身必须是形象的，诗人却又必须有高度的抽象能力，古人所谓情景交融，庶几近之。像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等，就是一些好的例子。同时，诗里的形象，也不可作单纯的理解，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三句表面上用的是概念性的语言，但通过诗人对宇宙无穷的哲理的感慨，他的思想面貌，从而他的灵魂，就如见其人地显示出来了。在写好实的同时，还要求诗人写好虚。但像《沧浪诗话》作者严羽，虽善于抽象，却不善于织绘形象，故而诗写得很平庸。
五是可接受性。由于本书原来打算是给儿童读的，所以大部分作品比较浅近明白。蘅塘退士的序中说：“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录成一编。”所谓脍炙人口之作，也必是可接受性较强的。语言上的过分隔阂，必然要影响读者的欣赏、理解，本书所以未选李贺诗，可能这是原因之一，虽然这也定得偏严。从全书来看，更觉得分寸失当。例如韩愈的《石鼓歌》，既难懂又无甚意义，为什么不可以换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或《梦天》。反之，韩愈的七律如“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七绝如“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却是亲切明净，倒真的脍炙人口，本书却未选入。但从本书整体看，却以平易近人之作占大多数。这也是今天任何选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准则。否则，不管立意多么高深，只能使读者可望而不可即。
六是兼重实用。本书中选了些奉和应制之作，这显然是为适应那时的社会需要，因为当时正当开科取士的极盛时代，估计儿童长大后必定要去投考和做官，所以也选了几首。但入选的岑参、王维的七律，从写景技巧上看，也还是经过选择的。前人评他们这几人诗，也完全着重于句法、声律。不但如此，书中还选了些劝慰友人落第、罢官的诗，也是为当时落第、罢官者而设想，想用什么“既至金门远，孰云吾道非”一类话，为身受者解嘲陶醉，如沈德潜所说，“反复曲折，使落第人绝无怨尤”。这在今天来说，固然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些诗是硬讲的，读来也味同嚼蜡，但说明编选者为现实服务的针对性是很明白的。
又如全书五律选得最多，几近四分之一。清人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曾说：“学诗须从五律起，进之可为七古，充之可为七律，截之可为五绝，充而截之可为七绝。”施氏是同治间人，时代后于蘅塘退士，但他的这种说法，恐也代表当时一部分人的观点，故对初学者有指导意义。如果把五律看作初学诗者的一种基本功，施氏的话也有点道理。先从每一句字数说，五言比七言少了两字，这就要求作者必须更加在“锻炼”上苦下功夫，要求每一个字都不挥霍，真的做到“惜墨如金”。同时，五律又比五绝多了两联，因而也多了一项讲究对仗的功夫，而这又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特点之一。我们且以《三百首》中五律部分杜甫、孟浩然的两首描写洞庭湖的诗为例，杜诗的颔联是“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孟诗的颔联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两联，除了对仗工整自然外，在用字上也有独到处。经过琢磨，却不流于雕琢。杜诗的“坼”字是个险字，《三百首》中恐仅此一见，但这里却显得最稳；这个字如果在注文或字典中，那就只能注成“裂”，但在杜诗中要是改为“吴楚东南裂”，那真是点金成铁，化神奇为腐朽了。孟诗的“撼”字也不能用“摇”字（摇字是平声，这里暂且撇开平仄不谈）或“动”字来代替，正像“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蚍蜉撼大树”的“撼”字一样，都是撼它不得。
七是有所依傍，有所突破。近代学者曾指出，《唐诗三百首》是以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为蓝本的。沈氏论诗，崇尚“委折深婉，曲道人情”“气味浑成”，因此，蘅塘退士在评语中，也有“四句一气旋折，神味无穷”“一气贯注，无斧凿痕迹”“唐人马嵬诗极多，惟此首得温柔敦厚之意”一类的话。同时又吸收严羽、王士禛等论点，故有“凭空落笔，若不着题而自有神会”等说法。评语虽不多，但此书基本倾向也可约略见之，与严、王、沈的诗论，实有相通的一面。
在选材取舍上，他则依傍《别裁集》而又有自己的主见，如七律中，《别裁集》不选李商隐的《无题》，本书收李氏七律十首，《无题》却占了六首（《锦瑟》实也“无题”）。又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别裁集》未收，本书却选了（虽然《别裁集》不收是对的）。杜牧的七绝尽多佳作，蘅塘退士选《赠别》，也许为了表示杜牧生平有此微行而后来又有悔意，但不选他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未免可惜。这句“停车坐爱枫林晚”，实在也可移作对晚唐人诗欣赏上的象征。韩偓的作品，《别裁集》选了三首七律，本书只选他一首七绝《已凉》，却比这三首七律好。朱庆余的“洞房昨夜停红烛”的七绝，《别裁集》未收，本书却选了。尽管写这首诗的动机为了请托，就诗论诗，这种描写古代新婚夫妇的情爱，也还健康干净。后人知道此诗的，多半由于读了《三百首》之故。《别裁集》不选李商隐的《无题》，也许因为是艳情诗缘故。《无题》要不要选得那么多，是一问题，但一首不选，也有些走极端。对杜牧的《赠别》和韩偓的某些秽作，固然应当排除，但如果从僵化的封建说教出发，凡是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一概不取，也是矫枉过正。在这一点上，蘅塘退士要比沈德潜通脱一些。
王维的“渭城朝雨浥轻尘”七绝，他本（包括《别裁集》）题皆作《送元二使安西》，也是王诗原来题目，但因其播诸歌曲，名闻当时，宋人郭茂倩乃收入其《乐府诗集》的《近代曲》中，并题名为《渭城曲》，本书也题《渭城曲》，另编于卷八七言乐府中，异于《别裁集》。另一首王维的《秋夜曲》，蘅塘退士注云：“他本俱作王涯，今照郭茂倩本。”这都是为了使乐府部分独立的缘故。
除了上述七点之外，本书的缺点，如大家所指出的，就是反映当时社会矛盾的作品少了些。例如杜甫的《哀王孙》，固然也有一定的意义，哀王孙其实是哀这悲剧的时代，但比起“三吏”“三别”等来，思想性究竟差些。这同样表现在对白居易作品的选录上。白诗入选的一共只有四首，新乐府一首没有，而刘长卿诗入选者却有十一首。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刘诗“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今看选入本书的十一首刘诗中，却有三首以贾谊谪长沙来自喻。
晚唐诗人如杜荀鹤、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既是名家，作品也多感时伤世之作，但本书中只选杜荀鹤诗一首，且又是宫怨诗，对皮、陆、罗的诗就一无所收。也许因为他们的诗粗率浅露，而蘅塘退士又是崇尚委婉含蓄的。事实上，皮、陆、罗有一些咏史写景的近体诗，写得也很出色，如皮日休《汴河怀古》（实咏隋炀帝）的“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也还是有些新意的。
又如七绝中，宫怨诗的比重也嫌大些。宫怨诗之多，多少说明失宠者之多，但有些诗，是以自然主义的手法，从旧文人的趣味出发，将别人的痛苦，作为自己吟弄欣赏的材料。其实只要有一两首如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本书未收，《别裁集》收）这样的诗就够了。他倒是以同情态度来写的。
据《梁溪诗钞》及《名儒言行录》所载，蘅塘退士“少工制义”，两校省闱，曾任江宁府教授。我们从他的评语上，也还看得出不脱帖括习气，如书中屡见“四句十八层”“中二联当作二十层看”“二句十余层”，以及“语语是寻”“字字是望”“二句闻，二句见”“衬笔，再衬”诸如此类的话。其中对某些作品结构的评论，如果确是如楔入榫，那自然能收点睛之效，但若作为程式，逢诗就说，仿佛每首诗在落笔之前，诗人胸中就已有这么多起承转合的奥妙，它本身便是一种八股。金圣叹说《水浒》景阳冈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连写十四次“帘子”、三十八次“笑”是什么“草蛇灰线法”，胡适因而说金氏“是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是八股选家的流毒（《水浒传考证》）。本书的若干评语也有这样缺点，有些只使人感到浅薄可笑。
但总的说来，这一选本的题材还是平稳的，用一句用滑了的话，可以说是“雅俗共赏”，即还能适应今天一般读者的要求。选目上的畸重畸轻，在三百首的限度内自也很难完全避免。但原书的注释（包括陈婉俊的补注）过于简略；注释简略而仍能流传广泛，这首先说明在选材上能为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对读者的理解、欣赏终究带来些困难，故而试再加一些注释和说明，间录前人评语，实际都是利用前代和当代专家的研究成果。名为“新注”，不过是新出的注本之意而已。
此书因历来屡有刻印，各本篇数不同，有作三百二十一首、三百十七首、三百一十首的。准确的数字，据说应是三百零二首。现在用的本子，则是1959年9月中华书局的排印本，共八卷，三百十三首，也即光绪年间的四藤吟社本。其中杜甫的《咏怀古迹》，蘅塘退士原选只二首，四藤吟社主人又加了三首，使与杜诗原数五首合。
蘅塘退士编选时，他的能诗的续娶夫人徐兰英也参与其事，实际是夫妇合编。其书成于乾隆二十九年。至道光年间，又有一个妇女作者—上元人陈婉俊为之补注，并写了凡例，即载于四藤吟社本中，这里不再收入，但说明当时颇有通诗的妇女作者。
考虑到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的生平，知道的人不多，所以将清顾光旭《梁溪诗钞》、窦镇《名儒言行录》中所载孙氏生平，附录于后。
1948年《国文月刊》第三十七期上，曾有王忠先生《论〈唐诗三百首〉选诗的标准》一文，1978年第二期《安徽师大学报》上有张涤华先生《历代文学总集选介》一文，其中有评介《唐诗三百首》一项。这篇前言撰写前，即参考了王、张两位的大作。成稿前后，二三友好，又多所匡教，于此谢之。
本书的加工工作全部完成时，我们伟大祖国已进入了1980年。新的一年又在等待着我们。也应当是孕育诗的一年。
愿以此自勉。
金性尧
1980年元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