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生物形式，都是在与自然界抗争与共生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的生存权。在我国境内人类活动伊始，也就是在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度低下的状况下，人类对于生存空间的要求，也只是能够遮风避雨，抵御猛兽侵袭。在那时，建筑仅仅是物质生活手段。随着生产力的缓慢提高及氏族文化的逐渐形成与发展，建筑开始成为社会思想观念的一种表现方式和物化形态。这样的变化，促进建筑技术和艺术向更高层次发展。由此开始，历经六、七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灿烂的中国建筑历史与丰富多彩的建筑文化。
在原始社会，建筑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从艰难地建造穴居和巢居开始，逐步掌握了营建地面房屋的技术，创造了原始的木架建筑，满足了最基本的居住和公共活动的要求。
（一）木结构建筑是我国建筑之源
在追溯我国建筑之源之前，不妨我们先谈谈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建筑特征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影响支配下形成的。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地质、地貌、气候、水文条件变化很大，各民族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各不相同，因而形成许多各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古代社会的发展迟缓和交通闭塞，又使这些特色得以长期保留下来。典型如：南方气候炎热而潮湿的山区有架空的竹、木建筑—干阑；北方游牧民族有便于迁徙的轻木骨架覆以毛毡的毡包式居室；新疆维吾尔族居住的干旱少雨地区有土墙平顶或土墙拱顶的房屋，清真寺则用弯顶。黄河中上游利用黄土断崖挖出横穴作居室，称之为窑洞；东北与西南大森林中有利用原木垒成墙体的“井干”式建筑。
以上这些建筑均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形象特质，但是它们只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域条件、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建筑形态，不具有普遍性，没有代表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而建筑既然有其多样性，同时也必有某种主流类型的存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使用木构架承重建筑，这种建筑广泛分布于各民族地区，是中国使用面最广、数量最多的一种建筑类型，具有普遍意义。它的产生、发展、变化贯穿整个古代建筑的发展过程，也是我国古代建筑成就的主要代表，因此可以说木构架建筑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而浙江余姚河姆渡的干阑木构又可誉为是华夏建筑文化之源。它距今约六、七千年，是我国已知的最早采用榫卯技术构筑木结构房屋的一个实例。已发掘部分是长约23m、进深约8m的木构架建筑遗址，推测是一座长条形的、体量相当大的干阑式建筑。木构件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许多构件上都带有榫卯，有的构件还有多处榫卯。可以说，河姆渡的干阑木构已初具木构架建筑的雏形，体现了木构建筑之初的技术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代表意义。
（二）古代我国木结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夏、商、周及春秋时期，是建筑发展的一次飞跃，灿烂的青铜文化为木构技术及板筑技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尤其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经济更为繁荣，人口日密，战争较多。实行了分封制度后，筑城和宫室的制度日趋完善。
公元前476年战国时期到南北朝末期约一千余年，建筑技术得到了巨大发展，特别是铁制工具——斧、锯、锥、凿等的应用，促使木架建筑施工质量和结构技术大为提高。这一时期木构架体系已基本形成，直棂窗、人字拱等已广泛使用，建筑型制上出现了庑殿、悬山、折线式歇山、攒尖、囤顶等五种基本形式。这期间秦汉的大一统为不同地域建筑交流提供了条件，魏晋南北朝同西域的频繁交往以及佛教传入又对建筑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元589年隋统一南北朝到明初约600年时间，建筑在形制艺术上更趋成熟，在施工技术和组织管理上也益加严密完善。建筑上主要是兴建都城——大兴城（隋朝）和东都洛阳城（北魏），以及大规模的宫殿和苑囿，并开凿南北大运河、修长城等。唐代的繁盛使各族文化融合而予以统一，居住制度更为完备。木建筑解决了大面积，大体量的技术问题，并已定型化。大明宫麟德殿，面积5 000m，采用了面阔11间进深17间的柱网布置。定型化反映了施工管理水平的进步，加速了施工速度，对建筑设计也有促进作用。北宋有了我国第一部有关建筑设计及技术经验总结的完整巨著《营造法式》，主要记录官家大式、大木等做法、系统反映出官式建筑的发展水平。木架建筑采用了古典的模数制。北宋时政府颁布的《营造法式》，是第一个用文字确定下来的政府颁布令。
隋、唐至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成熟时期。无论在城市建设、木架建筑、砖石建筑、建筑装饰、设计和施工技术方面都有巨大发展。
（三）古代木结构建筑发展的巅峰
契丹原是游牧民族，唐末吸收汉族先进文化，逐渐强盛，不断向南扩张，五代时进入河北、山西北部地区。由于辽代建筑是吸取唐代北方传统做法而来，工匠也多是汉族，因此较多保留唐代建筑的手法。辽代留下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我国现存惟一木塔，是古代木构高层建筑的实例。
蒙古贵族统治者建立了一个疆域广大的军事帝国。这来自落后的游牧民族的统治，使两宋以来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遭到极大摧残，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明显的阻碍作用，建筑发展也处于凋敝状态，直到元世祖忽必烈采取鼓励农桑政策，社会生产力才逐渐恢复。忽必烈时，在金中都北侧建造了规模宏大的都城，并由于统治者崇信宗教，使宗教建筑异常兴盛。尤其是藏传佛教得到元朝提倡后，不仅在西藏发展，内地也出现了喇嘛教寺院。如北京妙应寺白塔，就是都城内一座喇嘛塔，系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设计建造的。木架建筑方面，仍是继承宋、金传统，但在规模与质量上都逊于两宋，尤在北方地区，一般寺庙建筑加工粗糙，用料草率，常用弯曲木料作梁架构件，许多构件被简化了。这都反映了社会经济凋零和木材短缺而不得不采用种种节约措施。
自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至1840年鸦片战争近500年的时间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建筑上进一步发展了木构架艺术技术，装修陈设上也留下许多砖石、琉璃、硬木等不朽或不易朽之作品。建筑类型得到进一步分化，并留下了大量可供参考的建筑实体。木结构方面，经过元代的简化，到明代形成了新的定型的木构架：斗拱的结构作用减少，梁柱构架的整体性加强，构件卷杀减化。因此，明代官式建筑形成一种与前不同的特色，形象较为严谨稳重，但不及唐宋的舒展开朗。
自1840年至解放前的近代建筑时期，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国人大量接受西方文化，部分建筑出现了中西合璧的新形象，园林里也常有西洋门面、西洋栏杆、西洋花样等，成为我国建筑演进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总的来说，我国古代的建筑是以木结构体系为主，许多宫殿、寺庙和民居都采用木材制作梁、架、檩、柱、斗拱、雀替等构件，并用榫卯结合。其灵活的风格、合理的布局、适宜的建筑体量以及精巧的装修在世界享有盛誉，成为五个最古老的建筑体系之一。
（四）建国后木结构发展缓慢
我国解放后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建设速度较快，木结构能就地取材又易于加工，砖木结构占相当比重，特别是“大跃进”时期竟达到46%。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结构用材采伐殆尽，当时国家又无足够的外汇储备从国际市场购进木材，以致停止使用木结构。随后大专院校停开木结构课程，并停止培养研究生，原来从事木结构的教学和科技人员不得不改弦易辙，木结构学科无形中在中国消亡长达2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