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死者皮肤呈黑紫色，这种可怕的疾病因而得名“黑死病”。
黑死病使人们更加信仰上帝，但却对现有的教会体制产生了怀疑；劳动力的匮乏，彻底打破了雇主与雇员之间固有的均势；毫无疑问，旧有的一切权威和传统遭到了摈弃。此后欧洲社会开始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是如此猛烈，不但掀翻了宗教在中世纪长达千年的黑暗统治，更把人类社会带入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黑死病改变了欧洲。
恶魔的“圣经”
1345年，在黑海之滨富饶的克里米亚半岛，谣传一股正在东方肆虐的瘟疫正在到处蔓延。但是，当时更让人胆战心惊的不是传说中的瘟疫，而是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蒙古人已经打到欧洲边缘。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法城就是意大利商人建立起来的设防城市，而蒙古人已经兵临城下。
这场战争的起因不过是一群意大利商人与当地的穆斯林居民在街头发生了争执。这场小范围的冲突骤然升级，穆斯林于是向挥戈西进的蒙古人寻求救兵。正欲征服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蒙古王子，借此机会毫不犹豫地发兵，将这群意大利商人和东罗马帝国的守军团团围困在卡法城墙之内。
卡法坚固的城防和守军的顽强抵抗，使驰骋纵横的蒙古大军也一时难以攻克，围困整整持续了一年。这时传说中的恐怖瘟疫开始在蒙古军队里暴发，士兵们纷纷倒下，蒙古军阵营里再也听不到那种剽悍狂野的喊杀声。面对部下空前的疲软状态，蒙古王子被迫决定终止围困。
卡法城的守军并不知道蒙古军营中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很奇怪，为什么一向攻势凌厉的蒙古人会忽然变得沉静了，有好些天都不见进攻了呢？难道说蒙古人久攻不下已经放弃了，还是说他们在积蓄新的能量，准备发起更强势的进攻？在纷纷的猜测中，已经筋疲力尽的卡法守军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日子。
然而，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卡法守军吃惊地发现，蒙古人又在城下摆开了攻城的阵势。而且这一次，他们似乎改变了战术，不再使用云梯，也不再无谓地让成千上万的士兵蚁附城墙强攻，而是在城墙外架起了一排排三人多高的巨大的木质抛石机。他们要向城里发射炮弹！卡法守军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不知道即将降临到头顶的会是怎样的命运。
随着蒙古王子一声令下，无数致命的新式投射弹向卡法城飞来。刹那间，卡法守军一个个全都惊呆了。上帝啊，那些炮弹……全都是人！
卡法守军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一具具被瘟疫感染、正在腐烂的士兵尸体就已被猛然抛入空中，飞进卡法城内。卡法城就这样堆满了死尸。
不久，对卡法守军来说不知如何处理的这些腐尸就开始污染空气、污染水源。人们终于明白了蒙古军的用意，因为卡法城里也开始暴发那种令人恐怖的瘟疫——黑死病。患这种病的患者开始时出现寒战、头痛等症状，继而发热、谵妄、昏迷，皮肤广泛出血，身长恶疮，呼吸衰竭；快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就纷纷死亡，死后皮肤常呈黑紫色，这种可怕的疾病因而得名“黑死病”。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就是鼠疫，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不到几天，城墙内的卡法人便纷纷丧命，城里街道边上到处是身上长满恶疮、黑斑的死尸，卡法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侥幸活下来的人一个个蒙着黑纱，惶惶然地逃向城外。
卡法城中的意大利商人就这样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们上了帆船，准备返回意大利老家。然而，这些人哪里知道，与他们随行的还有传播黑死病的罪魁祸首——老鼠和跳蚤。经过跳蚤传染的老鼠爬上泊船缆绳，藏进货舱，随着帆船驶向地中海。
意大利商人的船队还在海上的时候，卡法城被黑死病笼罩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欧洲一下子变得人心惶惶。船队长途跋涉回到意大利，但没有人同意他们靠岸，因为船行驶在海面上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感染了致命的病菌，水手们纷纷死去。
1347年10月，这批商人最终抵达了西西里的墨西拿港。惊恐不安的港口负责人对船只进行了隔离，可惜为时已晚。就在第一根泊船缆绳连接到岸上时，老鼠已经率先登陆，简短的停靠已足以使黑死病登陆欧洲。
从卡法城里逃出来的，当然不止意大利商人这一批船，他们停靠的港口也不止一个两个。因此，逃亡者很快把黑死病带到了整个欧洲，不仅欧洲大陆，连英伦三岛和北非国家也都无一幸免。欧洲历史上开始了最骇人听闻的恐怖的灾难。1348年的欧洲人口过剩，灾难不断。战争、农业歉收、饥荒和其他流行病的暴发已使孱弱的欧洲举步维艰，新的瘟疫恰逢此时“登门造访”。在短短的两年内，黑死病就把欧洲近1/3的人口送入地狱，2000多万人消失。
众所周知，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是与教会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而黑死病带来的大毁灭成了历史的转折点。这次大毁灭使欧洲人口骤降，变得满目疮痍、面目全非。许多幸存下来的人因此对旧制度质疑，对传统的价值观产生动摇。因此有人说，正是黑死病的流行，客观上摧毁了旧有社会体系，使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的黎明。也许这是事实，不过，即便这场恐怖灾难结束后，劫后余生者背负着深重的苦难，还仍然难以走出灾难的阴霾，其代价之惨痛令人不胜唏嘘。甚至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能从幼儿园孩子们所唱的歌谣中感受到那股弥漫的恐怖气息：“一圈圈玫瑰花开，花束装满口袋。阿嚏，阿嚏，我们全都死去……”
恍如世界末日
蒙古王子的细菌战不过是关于黑死病的众多传说中的一个，14世纪这场扫荡欧洲的瘟疫到底是如何起源的，我们已无法确切地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几百年来，在中亚的多湖地区，一种杆状鼠疫耶尔森氏菌一直潜伏在野生啮齿动物的血液中，伺机侵扰人类。
1338年左右，一次干旱或地震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于是，在自然本能的驱使下，这种杆状细菌开始了它的杀人之旅。
瘟疫从中亚的发源地动身，开始向人类居住地慢慢迁移。它们寄生在老鼠的血液里，或者跳蚤身上。受到感染的老鼠沿着商道将病菌迅速传播出去。瘟疫的祸水就这样首先涌入了中国，然后向南冲击印度，继而席卷小亚细亚和欧洲。它抵达克里米亚半岛用了不到8年的时间，传遍欧洲则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黑死病之所以在欧洲传播特别迅速，是和当时欧洲人的生活状态有密切关系的。据说，当时欧洲的城市卫生状况相当差。无论是在伦敦、巴黎，还是在罗马，狭窄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淤泥、垃圾和粪便，动物的尸体随处可见。拥挤的房屋通风不畅，采光不良。贵族之家尚且多人住在一个房间，中产阶级和穷人家，干脆七八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有的家庭甚至连床都没有。当时人们很少洗澡，从农夫到贵族，身上都是虱子、跳蚤乱爬乱蹦。
在中世纪的蒙昧与黑暗中，人们根本不了解黑死病的传播途径。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老鼠这个不速之客，更没有把常见的跳蚤和黑死病联系在一起。在带病污物中滋生壮大的跳蚤吸附在死者的衣物上，这些衣物又被卖掉或送人，黑死病随之蔓延。
在这种卫生状况下，黑死病登陆墨西拿不到一个星期，瘟疫便在整个西西里传播开来。装载着带菌老鼠这类致命货物的船只成了最有效、最迅捷的瘟疫传播途径。一条船在港口内停泊几天，整个城市就会暴露在死神的魔爪之下。瘟疫从西西里向内陆扩散，横扫整个意大利，沿商业通道向四面八方蔓延，死亡的气息笼罩了整个大陆。
装满尸体的车子洪水一般涌向教堂。教堂成了芸芸众生寻求解脱的避风港。人们难以解释生活的变幻无常，他们来到教堂，向牧师寻求精神支撑和安慰。
芳济会修道士迈克来自皮亚萨，瘟疫到达墨西拿港时，他正在那里的教堂当牧师。他忠实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如果有人染上瘟疫而死，那么所有拜访过他、和他做过生意甚至把他抬到坟墓里的人很快都会步其后尘。”
迈克祈求上天阻止这种怪病的蔓延。但是，他的祈祷没有得到回应。人们日夜不停地掩埋着送来的死者，仪式变得非常简短。死者的房子被封闭，没有人敢踏进一步。
黑死病迅速向周围乡村扩散，没有人能够躲过此劫。迈克相信瘟疫为上天所遣，人类无力与之抗争，他希望为病人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因此踏上了环岛之旅。
迈克看到，每天黄昏，就有人推着独轮车，手里摇着铃到处喊：“收死尸了，收死尸了……”于是家家户户就都把死者的尸体抬出来，搬上车，推到城外焚烧。人们甚至已无心将死者送入教堂，为死者举行葬礼，因为许多牧师也已命丧黄泉。也许是上帝给了迈克勇气，使他走出死亡的阴影，如实记述了这幕悲剧。他写道：“受害者发病那一天，水疱和疖子出现在胳膊、大腿和脖子上。他们非常虚弱，备受折磨，只能倚靠在床上。不久，疖子变成核桃那么大，然后变成鸡蛋或鹅蛋大小，那种感觉痛彻心扉。病症会持续三天，到了第四天，又一个孤魂升入了天国。”
面对这场可怕的瘟疫，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仿佛在见证世界末日的来临，上帝在惩罚地球上的一切罪恶。虔诚的人们在祈求上帝：“仁慈的上帝啊，请求你平息你的怒气，请不要以这种方式来毁掉世间所有的人，不要让正义与邪恶一起受到责难。”
然而，上帝拒绝做出回应。绝大多数人相信，地狱正在降临人间。也许在基督现身来评断是非以前，邪恶最终会取得胜利。
每天有成百上千人死去，迈克成了少数幸存的牧师之一，还能为死者举行宗教仪式。但这种仪式已不是单为某一个死者而做，而是面对着成堆的尸体。每次下葬要埋掉几百具尸体，地点是城外的瘟疫填尸坑。随着死难者的不断增加，甚至再也没有空余的地下坑穴进行掩埋，尸体遭到了随意抛掷。
迈克哀叹着写道：“还能说些什么呢？尸体被停放在自己家中无人过问，牧师、死者的儿子、父亲和亲属都不敢走进房间。”
对于14世纪的欧洲人来说，黑死病恐怖异常：一旦染病，几乎没有可能康复；传播速度极其迅猛，似乎一个人就足以传染全世界。被吓坏的民众甚至把仍然活着的染病者的门和窗全部用木板钉起来，最终让他们在里面饿死。恐慌则继续在幸存者中间蔓延。由于恐惧深入人心，兄弟姐妹之间、叔侄之间、夫妻之间互相抛弃，更有甚者，父母丢弃孩子而不加照料。人们纷纷抛弃病人，丢掉家产，以期保全自己。有的人结成小社区，过一种与外界全然隔绝的生活。他们把自己关在没有病人的房子里，有节制地吃着最好的食物，喝着最好的葡萄酒，回避同任何人的接触，隔绝任何关于死亡与疾病的消息和讨论。还有些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及时行乐有利于抵御黑死病。于是，从酒馆到酒馆，他们饮酒放歌，寻欢作乐，不舍昼夜。有时，他们也闯进别人的房子，寻找愉悦感官的刺激。由于当时许多人舍家弃产，他们的这种行为得到纵容。结果，许多房舍成了公共财产，这些人使用别人的物品，仿佛在使用自己的一样。行政官吏与司法人员几乎消失，因为像其他人一样，他们非死即病，或干脆把自己和家庭封闭起来，疏于职守。
还有的人不像上面两种人那样走极端。他们没有蜷缩家中，而是手拿香花、香草或香水在户外放风，他们认为这些气味有利于大脑放松。也有一些人认为只有一种药能够克服黑死病的袭击，那就是直接逃离它们。于是，大批人离弃了他们的城市、家园、居所、亲戚、财产，只身逃到国外或至少逃到乡下。
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谈》描绘的就是黑死病流行期间，一群青年男女躲在佛罗伦萨附近一所乡间别墅中，讲述故事聊以度日的情形。
然而山野乡村也非圣地，这里也到处流传着无人村的故事：“方圆数英里内满目荒凉，横尸遍野……”
人们从理性到近乎疯狂的举措，并没有阻止瘟疫的肆虐，黑死病的幽灵仍在暗中大笑。
蒙昧的抗争
14世纪中叶的这次黑死病大暴发，其传染性之强、死亡率之高，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瘟神所到之处，尸横遍野，人烟断绝，人们在绝望中变得歇斯底里，极其脆弱。那时人们的医学知识还无法正确判断病因，但是惊恐万状的人们又需要找到对灾难的解释，让自己摆脱无边无际的绝望。他们用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展开了抗争。
传教士盖伊·德·希利亚克是教皇的私人医生，1438年年初，他得知了黑死病几周后将抵达法国，抵达阿维尼昂教皇宫廷的消息。希利亚克研究了恒星和行星的运行，并把这一发现报告给教皇克雷芒六世。
他像煞有介事地向教皇说道：“天空中的奇异景象是这场瘟疫暴发的征兆。1345年3月20日午后一小时，三颗行星在宝瓶座会合，这是死亡的象征……”他说，天空中那厚厚的云层、强劲的热风、陨落的星辰和漫天的火柱，这一切都是上天在警示，一场可怕的灾难即将来临。
希利亚克不完全是信口雌黄，他曾在巴黎查阅过阿拉伯哲人和科学家的著作，以及医学院的报告，试图从中寻找逃避这一劫难的途径。在书中，哲人建议用烈火净化被污染的空气，驱逐携带病菌的云雾，希利亚克采纳了这一建议。因此，当瘟疫到达教皇宫廷时，希利亚克命人在教皇所属区域内燃起了熊熊大火，然后让这位教皇在大火之间就座。
教皇身边的丛丛烈焰在瘟疫横行阿维尼昂的4个月里日夜不息，老鼠和跳蚤难以穿越这层灼热来传播疾病。教皇就这样被完好地隔离起来，安然度过了整个夏天。与此同时，阿维尼昂城内正有成千上万人命丧黄泉。
当时这种疾病使所有的医生愧疚难当，因为他们根本无法为别人提供什么帮助。他们弄不懂疾病从何而来，不知道传染的原因，不知道传染的渠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如果他们冒险去探访病人，既不起任何作用，也收不到诊费，因为所有受感染的人都在死去。医生们束手无策，许多医生本身也成为受感染的被害者。
希利亚克也是一名医生，他并不完全相信天象之类的迷信说法，只是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他也全无办法。不过他却能不顾个人安危去探访整个流行病区的患者。极度紧张的几周过后，希利亚克自身也染上了疾病。病魔在摧残他的肉体，病情在不断恶化。他靠在床上，面对这难以摆脱的厄运。
希利亚克表现出了一名医生的理智和科学态度。他进行自我治疗。他认为自己是沾染了被污染的雾气而患病，于是便采用当时常用的出血疗法，用一个烧热的杯子把血液吸到皮肤表面，然后抽出毒液。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里，一旦体力有所恢复，他就详细地记下症状。令人惊奇的是，他的病情渐渐有了好转。
逃脱瘟疫魔掌的希利亚克更加坚定了研究下去的决心，他开始解剖病死者的尸体。解剖尸体曾被教会视为大逆不道，而今，教皇本人不但予以支持，而且也对死者进行祝福。希利亚克的研究不久便取得了进展。在他留下来的著述里，黑死病共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持续发烧和喷血，有这种症状者3天后死亡；第二种也是持续发烧，但是腋窝和腹股沟处会出现痈疮，病发者5天后死亡。
希利亚克正确判断出了鼠疫的两种类型，即肺鼠疫和淋巴腺鼠疫。第一种肺鼠疫，它的感染性更强，比第二种淋巴腺鼠疫更为致命。这个发现意义重大，但仍没能解释黑死病何以传播得如此猛烈，人们也仍然无从预防。
而且，希利亚克的研究从另一方面更加动摇了人们对医生的信心。既然教皇的御医也无法解释黑死病的成因，人们也就不再信任医生，有钱人继续向疫区之外逃离，多数人却是一筹莫展，成了偏方和巫术的牺牲品：有人试图服用雄鹿的角或黄金粉末制作的药片来治病；还有人拿着一只活青蛙，把它的肚皮紧贴在瘟疫的痛处。巫师声称，如果这只青蛙发病，病人就能逃离一死。
在绝望之中，一种宗教的解释流行起来，即黑死病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人类罪恶深重，不采取这种方式，人们的原罪不能救赎，新罪会继续增加。一时间，向上帝坦白罪恶、祈求宽恕成为主要的治疗方法。虎口余生的教皇也在想方设法地制止瘟疫向其他地方扩散。他组织起了虔诚的仪仗队，一种自我惩罚的新型教派由此滋生。这是一种更为极端的方式。参加教派的人组成了自笞队，他们通过严酷的自我鞭笞来清除人们身上的罪恶，以获得上帝的宽恕。自我鞭笞者在乡间漫游，一个村镇一个村镇地游行，每到一个公共场所，他们就鞭笞自己，抽打脊背，直到鲜血淋漓。在这样的仪式中，人们就地死亡是常有的事。当他们离开该地时，就说服当地人加入。最后，这一股股的自我鞭笞者往往会聚成200至300人，有时达上千人的队伍。
虔诚的自我鞭笞者相信这种自我折磨的方式会使上苍收回毒咒来拯救世界。然而，不久之后，这些人就像病毒一样变异了：他们开始公开批评天主教堂在这个关键时刻令人失望；他们破坏正常的宗教活动，并劫掠教堂的财产。
有些自我鞭笞者不认为这场瘟疫出于天谴，出于上帝的愤怒，而是认为这是魔鬼撒旦的阴谋。为了寻找替罪羊，他们竟无耻地指责犹太人向饮用水中投毒。一些人认为，犹太人在大灾难面前虽然也难免被殃及，但与欧洲其他民族相比，境况却好得多。殊不知，犹太人被迫生活在“隔都”（中世纪犹太人聚居社区）里，这种自成一体的封闭环境，虽然打着种族歧视的深深烙印，但从另一方面，也仿佛构筑了一道厚厚的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盛行于外界的瘟疫病菌渗透进犹太社区。此外，多数犹太人养成了相对当时其他欧洲人更为良好的卫生习惯。因而瘟疫肆虐时，犹太人受到的冲击较小。但是，疯狂的人们已注意不到这些，犹太人的厄运在一些自我鞭笞者的指责和煽动下开始。愤怒的人们开始围攻犹太人，那些在黑死病中幸存的犹太人被活活烧死或被残忍地绞杀。犹太人在整个欧洲留下了一段悲惨的记忆。
教皇最终意识到，正是他本人怂恿的这场运动对社会秩序造成了威胁。他致信欧洲各国君主，命他们镇压自我鞭笞者。自我鞭笞者的运动终于流产，然而，他们发出的另一种声音却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这些怀疑的声音将在150年后的宗教大变革中卷土重来。
该死的，总算现形了
在历史上，黑死病不止一次袭击过人类，它曾经是肆虐最久、杀人最多、最神秘最可怕的敌人。
公元前430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场黑死病袭击了雅典，导致城里1/3的人口死亡，其中包括雅典的平民领袖伯利克里。
公元2世纪和3世纪，罗马帝国曾多次发生过黑死病。其中发生在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公元161至180年的一场黑死病，持续时间竟长达19年之久。
公元541年，拜占庭帝国发生黑死病，流行地区包括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伊比利亚半岛、丹麦和爱尔兰。从这一年秋到第二年春，仅首都君士坦丁堡就死了20万人。那场瘟疫导致欧洲南部1/5的人口死亡。
14世纪欧洲的这场瘟疫是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次黑死病大暴发。它从中亚起步，在20余年的时间里，席卷东亚、南亚、北亚，直至欧洲和北非。它在欧洲的暴发最为骇人听闻，影响也最为深远。无论是在何处落脚，瘟疫停留几个月便继续前进，两年内就横跨了整个欧洲西部并向南扩散到达北非的埃及等地，甚至跨越英吉利海峡，抵达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直至1351年，瘟疫才走完了整个死亡之旅。
从14世纪一直到17世纪中叶，黑死病每隔几十年就会重返欧洲，但其间再也没有出现过像第一次暴发时这样惨烈的疫情。迈克牧师留下的记载真实记录了瘟疫造成的混乱场面：“无数家庭骨肉分离，村庄荒芜，买卖倒闭，税收锐减，国力衰弱。”英国诗人拜伦的话更能说明问题：“这不是人类的历史，这是恶魔的‘圣经’。”
到了19世纪晚期，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罪魁祸首终于被揪出。1895年，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的科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博士被派到中国香港调查黑死病流行的原因。他发现，从病人的淋巴结可以分离出一种细菌，他推断这种细菌可能就是引发黑死病的元凶。巴斯德研究院的另一支队伍由保尔—刘易斯·西蒙德带领，负责印度地区的调查工作。他们发现捡拾死老鼠的人很快就会染上黑死病。西蒙德解剖了死老鼠，发现它们体内全是耶尔森博士发现的那种杆菌——这种病菌后来被命名为耶尔森氏杆菌。两千年以来一直肆意屠杀人类的敌人，总算现形了。人们随后发现，是跳蚤把疾病从老鼠身上传染给人类。
病菌、传染源、传播途径都查清了。到20世纪中叶，抗菌素的发明使得鼠疫成了容易治愈的疾病，而公共卫生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也切断了鼠疫的传播途径。疾病、死亡、蒙昧、恐惧、自私，终于被人类以医术、科学、文明、勇气和博爱征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