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珀里·科尔的生日。下午我去探望了他，送给他一套睡衣作为生日礼物。这次我们能多少交谈一点。由于换了一个新地方，他极不适应，虽然对外人来说，这地方比他原来住的那恐怖的地方条件改善了很多。他原来住的地方是一处陷在庄田里的破旧农屋。那里人情淡薄，虚伪。年老体弱的孤寡老人常被子女遗弃，活埋于地下。然而珀里的根在那里，他必须保持自我意识。现在他这根被拔得远离那片土地，还能坚持多久？他的双手筋骨分明，只有那双眼睛，那犀利的目光表达着他嘴里说不出的话，表明他仍然是珀里·科尔。
昨日踏上悲哀的征途前，瞧见两位年迈夫妇站在草坪外，向山坡下走了一段又折了回来，显然在期待着我出来。我出来了。看得出他们已来过不止一次，是《种梦根深》和其他诗的爱好者。原来是夏洛蒂和阿尔伯特·奥帕乐。他们是希特勒政治逃亡者，起先在这里，后来被麦克阿瑟送到日本。阿尔伯特是法律专家，帮助起草了日本新宪法。无疑他们认识伊丽莎白·韦宁[1]。这些日子我正在为《泰晤士报》校对她的自传。可我近乎噙泪向他们诉说我的抑郁沮丧又为的是什么？对陌生人诉说这些未免显得荒唐可笑。大概我像动物一样在栖息处受到了惊吓。一下午都在伏案书写，内心从里到外都敞开着，对他们的如此善良理解没有准备。此时内在的人与外在的人都是一致的，这是我所企望的。但这并没有减弱我的难堪。
在我的旧日记中我找到了这一段——汉弗莱·特里维廉评论歌德的文章：“如果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直到生命的尽头仍然保持着创造力，双重性格对他来说是必要的；他要对生活保持异常的敏感，他必须对生活永不满足，必须对不可能的事永远有一种执著，一旦得不到，他定会绝望。他必须昼夜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负担，在赤裸的不可弥补的事实面前他必须颤抖。这种神圣的不满足、不安稳，这种内在的冲动是艺术创造的来源。许多不成功的诗人只在年轻时拥有它。甚至有些伟大的诗人在中年时就丧失了它。华兹华斯失去了面对绝望的勇气，而正是绝望使他的诗富有魅力。但更多的时候，内在的骚动不安如此有力，在一个人未达到成熟前就已被它摧毁。”
艺术一定要来自不安？几个月前我还在梦想着愉快的工作，一本滋生于爱情硕果的诗集。现在我又回到老路上了。也许这是一种健康的标志，而不是病态的表现，谁知道呢？
珀里·科尔昨晚去世了。三点半时我去看他，他处在半昏迷状态中。没有惊动他，只在他床边站了片刻。六点钟养老院打来电话说他已不省人事。一小时后再打电话去时，他已被救护车送往基恩医院了（为什么不让他死在养老院？）。住在好几英里以外查理斯城他的小女儿玛丽告诉我他死在救护车里。没有什么仪式，尸体被孤单地运到坎布里奇火葬场火化。骨灰将撒在希尔司伯若墓地里。由于他妻子长年患病，他与她已分离好多年。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最孤独的临终和死亡。在这最后的几个月里，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没想到就这样完了。”
一个人怎么能接受这种死亡？我们会怎么去想，当人们被铲走，正如一生的辛劳、尊严、自爱像一个旧啤酒罐一样被抛弃？
他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他稳重缓慢的工作风格使我学会了耐心——“从容不迫”。他对小事情显示出无微不至的关照。割草后，他跪下去整理树底周围。他这样做并不是为我，而是他自有做好一件事情的标准——他一定知道有一半时间我对那“做好一件事”所付出的并不理解。我爱他，爱他那性格中的桀骜不驯。这桀骜不驯可以使他在内心发生争执时扔下工具，扬长而去。他的生活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与众不同。早在很久以前，我们就深知我们是一类人：多情、任性、骄傲。我在《认同》[2]这首诗的结尾提到这一点。现在回忆起来，往事如昔：
珀里说：“该死”——还有比这更甚。
听着他，我不由肃然起敬。
这就是你的朋友？人们问，
是的（该死！），这肯定的回答永无止境。
布兰库西的游戏与他的雕塑一样使人领悟，
而珀里的诅咒有如教徒的祈祷。
忘记一切，站稳脚跟吧，我的孩子，
赞美艺术家直到深渊结冰，
他属世上稀有之人，
挥舞大镰，身备武器，
满怀技艺与欢欣，
修理、清除、扶植，不畏艰辛，
年迈之人充满了精明。
田野里，望着他穿行，
我领悟到他那温柔沸腾的血液，
那不耐烦中的耐心。如果有可能，
我会称他——那割草的为我的族亲，
他是我不幸时的幸运。
“事情本来如此！”他总是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