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
“在夏日的灼热里，在这碧蓝的天空下，她感到有那样一种幸福，那样一种盈溢了全身，简直——叫人有点害怕的幸福。她尤其喜欢村庄上方那一片绿草萋萋的山坡，斜斜地伸往天际。”
这段文字出自勒克莱齐奥的小说《流浪的星星》，是袁筱一译的。拿莫言的话说，袁筱一的翻译很出色，很传神，能让我们感觉到原作生命的律动。确实，勒克莱齐奥的文字原本就是波澜不惊，却又隐隐地显出空灵、恬淡与诗意。在中国读者与勒克莱齐奥特殊的缘分之中，当我们与这样的文字相遇时，我们心底最柔和的地方会漾起一丝涟漪。
初次接触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是在1977年。那时我还在法国留学，读到他的成名作《诉讼笔录》，荒诞的气氛、深远的哲理寓意和新奇的写作手法，尤其是书中那个看似疯狂却异常清醒的亚当，给我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1980年，勒克莱齐奥的《沙漠》问世，获得了法兰西学院设立的首届保尔·莫朗奖。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林森先生得到此书，与我分享。就写作方法而言，《沙漠》与《诉讼笔录》有明显差异，小说主人公拉拉与亚当也呈现了不一样的面目。我细细阅读《沙漠》，写了一万余字的故事梗概，试译了近两万字，郑重推荐给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这部作品的中译本问世，书名为《沙漠的女儿》。这部小说故事乍看上去不是特别吸引人，但仔细品味后，让人觉得其中别有深意。书中勒克莱齐奥把非洲大沙漠的荒凉、贫瘠与西方都市的黑暗、罪恶进行对比和联系，把那里的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与主人公拉拉反抗西方社会的种种黑暗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不仅在布局谋篇上显出匠心，而且非常有思想深度。在1980年代初，我们选定这样一部作品来翻译，一方面诚然和小说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意识形态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深深地折服于小说的文学魅力。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通过法国伽里玛出版社与勒克莱齐奥取得了联系。他不仅细致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还为我们的中译本写了序，为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表示感谢，并在序中就小说主题作了精要的解说。
再度与勒克莱齐奥结缘，是在1992年。这一年，我译的《诉讼笔录》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作为勒克莱齐奥初期作品的代表，在形式上与1960年代法国兴盛的新小说派有类似的追求和革新，但不同的是，他没有在对形式的过分追求中忽视思想的表达。书中主人公亚当·波洛离家出走，“寻找与大自然的某种交流”。在世人眼中，他只是一个终日无所事事，在海滩上、在大城市中流浪的人，最后因在大街上发表“怪诞”的演说被警方视为“精神病人”而送入精神病院，与世隔离。《诉讼笔录》从亚当原始化、非人化、物化的奇特感觉方式出发，准确地表达了亚当对现代文明强烈的逆反心理，从而也体现了作者对这种文明的深刻反省。可以说，勒克莱齐奥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倾向和对现代社会过度物质化的激烈批评。
《诉讼笔录》中文版出版一年后，我与这位神交已久的法国作家终于有了第一次见面的机缘。1993年，法国驻华大使陪同勒克莱齐奥夫妇来南京与我会面，我们有机会在一起谈他的作品，谈翻译。他对我非常支持，不仅认真解答我提出的问题，还予以我极大的信任。后来，他每有新的作品问世，都会第一时间寄给我，如我指导的研究生袁筱一、访问学者李焰明翻译的《流浪的星星》《战争》都是他寄给我的。在我们那次谈话中，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颇为感动：“你翻译我的作品，就等于参与我的创作，我给你一定的自由。”作为一个研究文学翻译理论出身的学者，听到自己欣赏并译介的作家对于自己的翻译活动如此尊重和信任，我内心的那种欣慰和感动难以言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了一个近乎神圣的使命——让勒克莱齐奥在中国“再生”。
从1983年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中文版首次为国人阅读开始，到2008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之间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他的作品始终以其严肃的文学追求和坚守的人文立场在中国文坛上受到好评。2008年1月，他获得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获奖作品是他的《乌拉尼亚》。在致中国读者的信中，他说：“我写《乌拉尼亚》是为了纪念战争岁月……正是在那时，为了克服焦虑，我们创造出一个国度……决定给那个国家取个天上的缪斯的名字：乌拉尼亚……我们因此排解了不少忧愁。几年后，在墨西哥的米却肯州生活时，我发现一个印第安人自治村庄……采用的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模式。那是一次建立理想社会的尝试，致力于消除等级与贫富差别，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展现各自的手艺和学识。当然，那个乌托邦最终落空了。但是，米却肯州的印第安人依然怀念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抗着在美国影响下的现代社会无节制扩张的资本主义势力。正是这种经历使我萌生了写一本现代版《乌托邦》的想法……我并不想借此批评当下的墨西哥，也没有给我的小说赋予什么社会意义。我仅仅希望通过这本书，使那曾经给哥哥和我以勇气，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战争岁月的幻梦获得重生。”我之所以长篇引用勒克莱齐奥的这段话，还是缘于一种感动，感动于作家内心不灭的理想之光。是的，勒克莱齐奥是一个批判者和反思者，他把批判转化为对孩童心灵一般脆弱的灵魂的关注，让这些最易受伤的灵魂用最细腻的感触来言说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和对公正的向往，这貌似无力的背后，深藏的是怜悯的无限力量。
瑞典学院在颁奖词中用“新的断裂、诗意的冒险和感官的狂喜”来形容勒克莱齐奥的文学历险及其作品的诗学特征。对此，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从精神追求上看，我认为勒克莱齐奥实际上继承了拉伯雷以来法兰西作家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传统。2002年1月，我有机会向瑞典学院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我就推荐了勒克莱齐奥，其中一条推荐理由就是，勒克莱齐奥继承了法兰西的人文主义传统，关注弱小生命，关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除此之外，还在于他对现代文明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批判，对文学有着独特的追求，远离商业，在纯文学创作中体现了对美的向往和真的揭示。如今，我还想加上一条，那就是他以清醒的意识，关注他者，关注失落的文明，关注人的存在。这几点，或许称不上伟大，但却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个清醒的作家，一个严肃的作家，一个有担当的作家，一个对人类命运有着独特理解的作家，一个在冷静中不断思考与探索的作家。
记得在2008年1月28日，在南京的我与在北京的勒克莱齐奥通话，祝贺他获得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在通话中，我还谈到他迟早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很平静地回答：“什么都是有可能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写作，要写好。”他还说：“我努力地在写作，至于获不获奖，不是我所关心的。”这就是勒克莱齐奥的想法。对他而言，存在的意义就是写作：我写作，故我在。
2008年10月，勒克莱齐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给我来信，与我分享他的收获。他告诉我，为了躲避媒体的采访，他到了英国一个偏僻的小地方，静静地读书与写作。在这一年的11月初，我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访问，希望在巴黎与他见面。11月26日，他从毛里求斯回到巴黎，28日下午我们在巴黎大学街勒诺克斯旅馆的酒吧见了面。这一天，我们谈了许多，谈他的创作，谈他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也谈他对写作的看法。这次谈话，我录了音，根据录音，我整理成了法文文本和中文文本，前者发表于国际勒克莱齐奥研究会会刊《勒克莱齐奥研究》2014年总第7卷上，后者蒙聂珍钊先生推荐，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上。
2011年5月，上海书展组委会通过出版界的朋友找到我，想邀请勒克莱齐奥先生出席2011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开幕式并致辞。作为中国多年的老朋友，他欣然接受，于8月中旬来到上海，参加了8月17日的开幕仪式，讲了话，后又发表了题为“都市中的作家”的公开演讲，出席了他的作品朗诵会。朗诵会特别生动，勒克莱齐奥、作家毕飞宇、翻译家袁筱一，还有我，我们一起畅谈文学与写作。三天后，他来到南京大学，接受了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并作了公开演讲，题为“书与我们的世界”。那天，南京大学知行楼报告厅内外都挤满了老师、学生，还有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赶来的学者。他的演讲很动情，听众的反应很热烈，演讲后的交流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年之后，是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勒克莱齐奥怀着对南京大学的美好祝愿，应邀再次访问南京大学，参加南京大学110周年的校庆活动，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栽下了一棵红枫树。树在生长，勒克莱齐奥与南京大学的友谊也在不断加深。2012年，勒克莱齐奥接受了南京大学的深情之邀，加盟南京大学，成了南京大学的教授，成了南京大学法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招收了他这一辈子的第一个博士生，一个他特别欣赏的学生。从2013年开始，他每年秋季为南京大学本科生开设一门通识教育课，四年中讲了四门不同的课程：“艺术与文化的非线性阐释”“文学与电影：艺术之互动”“守常与流变——世界诗歌欣赏与阐释”“叙事的艺术：小说的诞生与演变”。勒克莱齐奥在南京大学教学期间，我有机会为他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与中国作家的交流。比如，他与莫言进行了三次对话：一次是在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他和莫言谈文化的交流与精神的相遇；一次是在孔子的家乡，在山东大学，他和莫言谈文学与人生，那次他还在莫言陪同下，去了莫言的家乡高密，见到了莫言九十多岁的老父亲；一次是在浙江大学，他和莫言参加了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一起谈文学，谈教育。勒克莱齐奥与余华、毕飞宇、方方、杜青钢也有过对话，我都在场，也都有参与。这些年来，我和勒克莱齐奥有很多交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去年冬天，他和夫人，还有好友毕飞宇，一起到了我家乡，看望我年迈的父母，看我出生的地方。
如果从1977年开始算起，我跟勒克莱齐奥已有40年的交情了。在我跟他的交往中，总有一些新的发现。
我首先发现，勒克莱齐奥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无论从他在中国的公开演讲，还是从他的小说里，都能看到，他对儿时读的那些书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那些书有着启蒙的特质，应该说是他精神成长的起点，也成了他后来写作的根基。六十多年过去了，读过的书仍然留存在他的记忆中，并不断地生成为一种力量。他在很多作品中都提到小时候的阅读，比如在《寻金者》中就有他对小时候阅读的诗意叙述。我在跟他的交往中，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在他随身带的包里，基本上就两样东西：一样是书，另一样是他在写的东西，就是他的手稿。他每一次写小说，首页都要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写上：My soul（我的灵魂），Ma vie（我的命）。他把他的写作看成他的灵魂他的命，所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手稿和书带着，因为他这辈子已经丢过两次“命”——两部手稿：一次是他的博士论文丢了，再也没有找回来；还有一次是在美国讲学，一部小说的手稿丢了，最后又回去找，幸运地找回来了。陪他一起外出，在学校，在旅店，在火车上，我发现，一有空他就读书，静静地读。他读书很广泛，古今法外，各个历史阶段，各个民族的书他都会去读。我记得有人说过，鲁迅以前在日本期间，读了两千多本书，我觉得勒克莱齐奥读的书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勒克莱齐奥对中国的书特别感兴趣。他很早就读过老舍的很多书，大家也都知道他为老舍《四世同堂》的法文版写过序，称老舍为“师者”。在他居住的南京大学的寓所里，在一起外出的途中，我就看他读过《论语》《道德经》的英译本，读过介绍孟子、墨子的书。他还曾从法国给我带来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法文译本，像莫言、毕飞宇、余华的书。毕飞宇的书，他读过至少有五六本。莫言的书读过的更多，记得在西安与莫言交流，勒克莱齐奥还带上了莫言厚厚的法文版《丰乳肥臀》，请莫言签名，莫言也谦恭地写上：“尊敬的勒克莱齐奥前辈：请指教。”中国的古典作家，他也很喜欢，几部最著名的古典小说他都读过。中国的诗词他也一本本地读，还在南京大学的课上与学生一起探讨。我觉得勒克莱齐奥爱读书，这成了他生命的一种常态，与他的写作更是有着深刻的关系。
我的第二个发现是，勒克莱齐奥是一个特别爱倾听的人。倾听是一个人宝贵的品质，对人的存在也特别重要。但是，人类的交往中，人们往往爱说话，爱抢着说话。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中，争夺话语权更是必不可少。但是，一个人，善于倾听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孩子面前，母亲永远是最好的倾听者。所以一个人本质上是否爱倾听，决定了这个人对生活、对他人的态度。勒克莱齐奥是最善于倾听的，他小时候就爱听故事，听他母亲和祖母讲故事，而这些故事成就了他后来很多的写作，很多作品都是在这些故事的基础上孕育而成的，是小时候留下的这种记忆起着生成性作用。像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寻金者》，这部小说的第一句就是：“在我的记忆最遥远的地方，我听见了大海的声音。”在这部作品中，勒克莱齐奥讲到了母亲给他讲故事，姐姐与他交流。在他的作品中，我还发现，他特别愿意听各个民族、各种文明的不同传说，他的小说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传说，都是他听来的，读到的。在中国，我发现他爱听各种故事与传说，像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青蛇白蛇传，还有龙井茶的来历，各种各样的故事他都愿意听，听得很用心。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特别愿意听小人物的诉说。他的小说会关注流浪汉，关注在城市被追捕的受伤的狗。他不仅仅是关注，是关心，而且还设身处地地去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他甚至可以倾听树的声音、大海的声音，与之回应，与之交流。
我的第三个发现是，勒克莱齐奥是一个不愿重复、不断启程、不断超越的人。人的存在，要不断拓展；人的精神，要不断升华。人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要不囿己见，开阔眼界。勒克莱齐奥对未知世界始终保持着探索的强大动力，他不愿意重复自己，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启程，不断地去历险，不断地去超越自己，超越小说写作的界限。他七岁开始写小说，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直至找到适合自己的路。他说，所谓的不断超越，是在找寻适合自己的路，是找寻通向新知的路，是开拓新的疆界。我觉得，他的小说创作，就充分地体现出这一精神，从《诉讼笔录》到《沙漠》，从《沙漠》到《乌拉尼亚》，一次次改变，一次次探索，是他的诗学历险的延续，是他重于探索、不断超越的深刻意义之所在。
我在上文已经说到，他如今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每年秋季在南京大学开通识课。我们现在有些老师上课内容多少年都不变，轻车熟路，从来不用备课，很省力也很省心。南京大学请勒克莱齐奥上一门课，他本来是可以写好以后，每年重复地上，但是他不愿意。他第一年讲“艺术与文化的非线性阐释”，强调艺术发展是多元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创作，就文学和艺术而言，没有高低之分。每个时代都会创造出一座座高峰，是高峰的组合，各放异彩，不是呈线性的发展。他在这门课中，讲述各种各样的文明，评价各种各样的艺术，目光遍及五大洲。第二年，本来他可以很潇洒地再上同样的内容，可他不愿意，他要在文化中进一步探寻，把新课程定为“文学与电影：艺术之互动”，第一课就从奥德修斯开始谈起，以此阐述文学与电影的关系。他要强调的是艺术的互动。2015年，他还是不愿意重复，又开了一门新课，叫“守常与流变——世界诗歌欣赏与阐释”，包括阿拉伯世界的、古希腊的、欧洲的、中国的很多诗歌。他读了大量的诗，而且每一次阅读、每一次发现都可以内化为他精神的养分，加上他那种不断寻找的目光，总是导向新的发现与创造。我跟他说下一年的课总可以重复一下了吧，他说不行，明年我还要讲别的。我问他讲什么，他说讲小说，讲小说叙事艺术。那后年又怎么样呢？他说反正不重复。他今年77岁了，我不知道他还会在南京大学再教多少年书，如果再延续15年，我不知道他在这种不断的超越当中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我的第四个发现是，勒克莱齐奥是一个充满正义感、充满人文情怀的人。在他的作品中，有对殖民主义的强烈批判和深刻反思。在与我的交谈中，他多次涉及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批判。他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去过，说一个在历史上犯罪，但不知道认罪、不知道求得宽恕的国家的领袖，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他对安倍极其反感。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他跟法国政府有过多次交涉，因为法国是一个核电站非常多的国家。记得2015年11月，在作家方方的安排下，我和勒克莱齐奥参加华中科技大学的文学周活动，在学校宾馆遇到一位从法国来的教授，那位教授是研究能源的。勒克莱齐奥询问他，人类确实享受了科技带来的种种便利，但是核电站剩下来的那些废料怎么处理？法国教授说，我们有科学的处理方法。勒克莱齐奥追问，科学安全吗？对方说暂时是安全的。可勒克莱齐奥又逼问他，暂时是多少年，那个人说两三百年。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人的一生不会超过百年，你说的暂时是两三百年，我们是安全了，可我们的子孙怎么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种永恒，都要珍惜。勒克莱齐奥当时激动地一下站起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问得好，说他心里想的和我一样，说是“一样的心”。那年11月，巴黎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他特别痛苦，告诉我说，他考虑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要谴责；二是要反思。他说，人类一定要反思。
我的第五个发现是，勒克莱齐奥是个充满爱的人。看他的小说，可以感觉到他对自然的爱，对生命的爱，对小人物的爱。我觉得，他对我也是充满关爱的。2015年秋冬季节，有一段时间，我腰不好，他每天一个电话，每天都问候我，问我的腰好一点没有。我最后不得不告诉他，今天已经恢复了百分之六十，第二天又告诉他，已经恢复了百分之六十五。后来我们两人一起到北京大学去参加博雅论坛，他手里拿着一个行李箱，还坚持要帮我拿行李箱。到了宾馆办理入住时，房间钥匙一拿到，他就说先给许先生。他对我们的学生也是如此。几百个学生选他的课，学期的作业，他一个一个看，郑重地打上分数，有的还写上批语。学生的生活、学习、身体，他都关心。在2014年11月27日与勒克莱齐奥就文学与教育展开的对话中，我谈过这么一件事，就发生在我们谈话的前两天：“我们在火车站等火车，有一个残疾妈妈带着一个两岁多的孩子从前面走过。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了硬币递了过去。在那一刻，我受到了震撼。因为在把硬币递过去的时候，他的眼睛看着那个孩子的眼睛，他对着那个孩子微笑，那个孩子也特别开心地对他笑。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和一个七十多岁长着跟中国人不同面孔的老先生之间，这种很快、很简单的给予，并非仅仅是给了一两块钱，实际上表现的是人最基本的品质，那就是爱。”我真切地感到，他是一个充满爱的人：爱才是生命美的本质。人的存在，如果只有仇恨，那多么可怕。在他心里，写小说，如果写仇恨，也是为了呼唤爱。
我的第六个发现是，勒克莱齐奥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人。2008年元月底，一个下大雪的冬天，他到中国北京来领奖。那时他还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的影响，有的记者可能没有一种发现的目光，一种理解的目光，对他的反应比较冷淡。他们不去深入地了解他，了解他的创作，而是发现这个人有些奇怪，在报道中说他大冬天穿着一双凉鞋，一双“招牌式的凉鞋”。那是一双他穿了三十多年的凉鞋，他没有丢，也不舍得丢，因为这双凉鞋跟非洲大地有过亲密接触，在他人生彷徨的时期，他穿着这双凉鞋在非洲大地上行走过，仿佛这双鞋给了他生命的力量，所以他一直保留着，在重要的场合，往往都会穿上，哪怕是在冬天。我觉得这是一份纯朴的感情，是对往昔的一种纯洁的怀念，是对生命的一种透彻的怀念，实际上体现的是对过去的生命时光的一种尊重，是对存在的一种尊重。人心灵纯真，做事就简单。他吃得就非常简单，如果是大的宴会，他特别反感，说人类不应该这么浪费，应该珍惜资源，要想到后代。他到南京大学讲学，我常常和他一起去吃饭。他在南京大学讲学三个月，每个礼拜我们都要在一起吃两顿饭，还有两次系里同事的聚餐，最后一结算，用了多少钱呢？一千八百多块钱！以至于南京大学餐厅的人都“笑话”我们太抠了。其实不是抠，是勒克莱齐奥就喜欢简单，他每次都说要吃米饭，每次要的都是白开水，再加上三到四个菜，都是最家常的菜。每次出行，也是特别简单。我有一次到上海机场去接他，看着他的箱子，颇感意外地问他，怎么这次拿了这么多行李啊？因为我提都提不动。他笑了，说，我这次带的宝贝可多了！我想，他不至于带那么多衣服，那么多吃的——没有，除了必用的衣物、电脑，他基本上就带了两样东西：一是送给我的礼物，毛里求斯的茶，另外全部都是书。他带了多少书呢？七十多本。有一本介绍法国卢浮宫的书特别厚，有好几斤重。对书，他特别有感情，每次回国，行李箱里基本上都是书，很多人送给他的书，哪怕是中文的读不懂，他都舍不得处理掉，说那是朋友送的一份心意，他想着要去读。这么一个简单的人，实际上精神是极丰富的。我觉得他的纯朴和纯真，是对当今物质至上的批判，是对精神世界的追求。
他常常跟我说，人活着，一定要有两种感觉。第一种感觉是当下感。他说，生命中的每一秒都比一辈子这个词来得更实在。我觉得这句话，无论对我们的存在，还是对我们的写作，都有特别深刻的启示。第二种感觉，就是要有独立感。我读过梁漱溟二十几岁时写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认为我们的社会要发展，要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相结合才行。勒克莱齐奥特别尊重个体生命。他曾经问过我什么叫人类。他说全世界的人，每个个人的本质加起来才叫人类。没有一种所谓的抽象的人类，也绝对不是美国的人最伟大。他的这种观点，我觉得是对历史上的德国纳粹主义、对如今抬头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最深刻批判。他强调的独立感，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自由，自由地生长，自由地呼吸空气，自由地表达思想；二是要发展每个人的个性，没有每个人个性的充分发展，一定不会有一个完善、和谐的社会。
与勒克莱齐奥的相处与交往，使我对他有了很多的发现，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和他有过很多的交谈与交流，有的有记录，有的没有记录。有记录的，我这次结集献给读者，与读者分享；没有文字记录的，我记在心里，留在记忆中，滋养我和他的友情，在历史的奇遇中，继续诗学的历险，继续有意义的人生之缘。
2017年8月1日于南京仙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