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落榜后，我在家帮妈妈料理裁缝铺。我的恋人杨高工作在机关。他是大学毕业生，我对他就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总感到矮那么一截。对于我们这种知识贫乏的家庭来说，能与他对上象，也算是填补了一项空白。杨高认为我应该继续补习，争取上大学。“你的青春不能浪费在飞针走线和数钞票上。”是的，我理解杨高，坐机关当干部的男人嘛，是该找个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女人陪衬。你不见他的同事，一提起自己的老婆或女友在某某部门工作，那张放光的脸，全是女人给贴的面。哪像我，一提就没劲。
杨高很忙，我就经常找隔壁开书店的周兴借书看。他比我大三岁，总爱把头弄得亮堂堂的，就像一只脖上无毛的公鸡，咋看也雄不起来。我管他叫台哥，这是客家话--大哥之意。
“杨高要我去自考一个成人大专文凭，这些天忙着复习功课，也不知他跑哪去了，连个音儿也不传给我。”
“读书的事儿，别勉强，不行就趁早拉倒。”
“你别给我鼓足气的球扎一针，就凭我上次中举还差一分的能耐，杀进大学的殿堂是不会遥远的。你得给我鼓鼓劲。”
“好，好，好。”台哥终于表示同意。
关门闭户，在家苦熬了几月，高考就要临近。我不能疲劳应战，上街溜达溜达。放眼一望，前面一对男女卿卿我我，男的背影蛮像杨高。反正也是瞎逛，索性看看这对恋人是否郎才女貌。加快步伐，朝前几步，折身回头，啊，杨高！还有他身边架着一副斯文眼镜，一双小眼睛在我身上游来游去的女人。
我好强地忍住泪，一甩头，大步向前走。心里哭腔哭调地骂：
“下次再别让我撞上，否则，非撕你个粉碎，骚女人，你得意，小心我把你摔在地下做拖把。”
回到家，我大病一场。高考已过。文凭，见鬼去吧。那只不过是杨高用来向别人炫耀的资本，我才不做任你摆布的空心稻草人。周兴来看我。
“你那把镀铜的小刀呢？”
周兴一脸紧张，“你要刀干吗？可别想不开，割腕自杀啊，你一刀抹下去倒痛快，成了第二个朱丽叶，我可不想成为第二个罗密欧。”
“唉呀，老丈人的胡子拌韭菜--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现在是头发打湿了--就得剃。剃他个痛快。借刀杀人，把杨高作了。”
“秋啊，别，别干傻事，那可是犯法的，你要是上了刑场，还得搭上我与你完成《刑场上的婚礼》。”
“哈，哈，哈，我的傻台哥，憨台哥，拿刀来，削个梨塞住你的嘴……”
一想到他俩的亲热劲，我心里就犯酸，一犯酸我就躲进小屋流泪爬格子。台哥任劳任怨地往外寄。我在等待的煎熬中，脖子都望长了。别的文学青年总是比我幸运，在濒临绝望时，铅字落下的名字总还是会跚跚出现。我绝望过一千回，一万回，那铅印的“秋”字渺无踪迹。真是玻璃板上的苍蝇--有光明无前途。不过，那绝望又游丝般地显了奇迹。一位编辑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你这篇稿再构思一个结尾，四五天之内即可刊出。”
结尾，何必构思，现实就如此。周兴特意为我留了一头长发，他说要染成公鸡脖毛上的那种红棕色。我说：“如果有虱子来寻窝，还以为钻错了地方，窜到外国人的红毛里了？”台哥拥我入怀，我就嫁给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