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大夫的耳朵很灵，对患者的诉求反应得非常敏感。“什么？看中医？亏你想得出来！中医也叫医生，那叫骗子！你不是在大学里教书嘛，怎么连一点儿科学知识都不具备。嗨，让我怎么说你好呢！好吧，好吧，反正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了，出了问题你自己负责。来、来、来，我给你开一张会诊请求单，你去中医吧，五号楼二层，对，下楼出门往东走，闻到草药味就到了。去吧、去吧，省得烦我！”外科大夫没好气地扔给我一张会诊纸条。
我耸着肩，躬着身子，步履缓慢地磨蹭到了五号楼，门洞里的确弥漫着浓郁的中草药气味。整个二层诊室的门都打开着，我挑了一个患者相对较少的房间走了进去。
“把单子放下，外头等着。”一位身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一边给病人号脉，一边冲我嚷嚷。我赶紧退到门外。
“下一个，这姓的是啥？是倪吧？”大夫粗声大气地喊道。
“是我、是我，”我猜“泥巴”肯定指的是我。
“你姓倪吧？”大夫抬头问了一句。
“不是泥巴！那个字念仉，‘成长’、‘长大’的‘长’。”我还是做了纠正。
“怎么姓了这么个怪姓，哪儿不舒服？”大夫撩起了我的衣服看了看后背。
“哇塞，怎么长了这么大一个疱！姓仉也不能长疱啊！”大夫把坐在他对面的一个相貌俊俏的小姑娘叫过来，“来看看，这是什么？没见过吧，在古代这叫‘背瘩’，不少大人物都死于这种病。当然了，你幸亏不是什么大人物。坐下吧。”他边让他的学生开眼，边让我坐在桌旁的小方凳上。
“我先把门关上吧！”背部裸露着，我感觉门外的风呼呼地往里灌。
“不要关门！这可是中医的大忌！”大夫阻止了我。“你在外科看过啦？他们不是挺有本事的吗，怎么让我看呢？是谁让你来找我的？”他瞅了一眼外科的会诊单，抬头问我。
“是我要求来的。”我实话实说。
“瞧瞧，”他转过头冲着他的弟子——那位漂亮的小姑娘炫耀，“我前几天刚治好了一位得这种病的人，怎么传得这么快呢！”我不解地望着他。
“能外敷点儿膏药之类的东西吗？”我趁机问了一句。
“外敷？那可不行。那是想陷害我，是阴谋！外科医生让你找我外敷的吧！我就知道他们不安好心。病治好了是他们的功劳，出了问题就全赖到我身上。我可不想替他们背黑锅，谁比谁傻呀？如果他们没看，我一帖膏药上去保管你好得利利索索。现在可不行，他们瞎看胡治到半道上，我可不揽这种麻烦。我给你开两服中药，拿回去吃吧，用不了几天，就没事了。这帮子外科大夫，个个都是屠夫，光知道动刀子，嗨，这个病就让他们耽误了。”他把处方推了过来，上面写着药名“西黄丸”和“梅花点舌丹”。
又一位病人进来了，我起身走出诊室。“怎么这么多病人，真是邪门啦！人要是出了名，可真累。你瞧瞧，这一天患者不断，连上趟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前列腺都快憋出毛病了。”房间里传出中医大夫响亮的抱怨声。
吃完了中药，我除了胃部火烧火燎之外，背上的疱依然如故。几天后，我不得不再次来到了医院。
上次就诊的那间屋子的房门虚掩着，没有大敞开，只留了个小缝。“关门可是中医的大忌！”我耳边回响着几天前大夫的忠告。
我刚想敲门却听里边有人窃窃私语。
“行了吧，一天二十块钱，咱不事先说好的吗？要不想干，你明天就甭来了。”是那位“出了名后很累”的中医的声音。
我顺着门缝看去，他正没好气地往一位中年妇女手里塞钱。
我想起来了，上次快看完病时，进来的那位“患者”正是这位老娘儿们。
问路
那天，我走在上班的路上，迎面走过来一位民工装束的小伙子。他怯生生地向我问道：“大叔，去桂花大厦怎么走？”
我放缓了脚步，“桂花大厦？没听说过，对不起！”
小伙子的表情很失望，又追上了几步，“您就告诉我吧，我有急事！”
“我真的不知道，”我停下脚步跟他解释，“你问问别人吧！”
要知道，这年头儿连问个路也不容易。因为假借问路名义要钱要物的事情屡屡发生，我就遇到了好几次。有一回是个老太太，向我打听去火车站坐几路车，等我把她领到就近的车站时，她又跟我要路费，说是家里遭了火灾，老伴误把农药当酒喝了，儿子碰上了车祸，儿媳让人贩子拐跑了，孙子又掉到了井里，简直惨透了。我明知有诈，却还是掏出五十块钱，让她再跟别人编点儿别的瞎话凑足了盘缠回家吧。结果第二天，我又碰上了她。老太太又问我，去公安局怎么走，她要去那里报警。因为她的家里进了小偷，老伴让村长打伤了，儿子遭人陷害，儿媳上吊了，孙女受到了老师的骚扰等等。我没再给她钱，她很生气，冲我吐了口唾沫。这种事情不光我一个人遇到过，报纸电视上常有类似的报道，并提醒市民要时时保持警惕，以免上当受骗。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谁还会主动热情地为问路者指东引西呢？
当然，站在我面前的小伙子绝不是那种行骗的人。这我打眼一看就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但我确实没听说过附近有个什么桂花大厦。他之所以再三地向我打听，是误认为我知道地址却又不肯告诉他。据说现在不少城里人都这样，一见到外地人特别是农民工就没啥好印象。
看到他诚恳、失望的眼神，我决定替他问问。我先是拨通了几个朋友的电话，他们都不知道桂花大厦的具体地址，我只好抱歉地向小伙子解释。他很无奈地表示理解，说谢谢大叔，我自个儿慢慢找吧。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就这么点儿事我都没帮忙，总觉得不得劲儿。
我往前走了十几米，又转了回来。我认为不远处值勤的交通警察一定会知道那个小伙子要去的地方。我拉住四处张望的小青年的胳膊，把他吓了一跳。“别害怕，咱找警察去！”
“找警察干嘛，我又没犯法！”小伙子使劲把胳膊拽了回去，冲着我直犯横。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咱一块找警察问问路，他一定知道桂花大厦怎么走？”我乐呵呵地拍拍他的肩膀。
早晨上班时间，交通十分拥堵。警察正在疏导车辆，忙得两手不得闲。“桂花大厦？没听说过。你俩别在这儿添乱，快到路边站着。”警察一忙，说话的口气就急。
我拉着小伙子又回到了路旁的人行道上。“大叔，你先走吧，我慢慢问。”小伙子不想让我上班迟到。
“没事的，我那公司都快黄了，早点儿晚点儿上班都一样。”我安慰他。
“真的不用了，我肯定能找到。”小伙子往前推我走。
他越这样，我越感到内疚。堂堂城里人，连眼前的桂花大厦都找不着，谁会相信呢？咱可不能让外地民工兄弟产生误会。
于是我逢人就拦，非得替这位小伙子把大厦找到不可。结果三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拦下了二百多人。这些人有快步避开的，又摆手不管的，有骂我神经病的，还有人说你要给我十块钱我就告诉你等等，更多的人回答的是“不知道”。最有意思的是，有三十多位跟我一样热心的人停下来，帮助小伙子问路。有七八个老太太围着小伙子嘘寒问暖，把小伙子的籍贯、家庭、年龄、政治面貌和社会关系打听个清清楚楚。有个老大娘，非要把自己的外孙女介绍给他做对象，把这个年轻人弄得面红耳赤。
临到中午，小伙子终于从老太太热心的纠缠中挣脱出来。他跑到我身边，双手紧紧地拉住我的胳膊，带着哭腔哀求道：“大叔，行行好吧，您就放我走吧。桂花大厦我不去了，真的，我求您了。”
“那怎么行呢？都找了一上午了，咱说啥也得找到那个大厦。你别急，这么多人帮忙打听，天黑以前一定能找着”。我鼓励他说。
小伙子绝望了，眼睛里冒出异样的光。他使劲一甩手，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着人少的方向跑了。
我愣愣地站在那里，一直看着他跑得无影无踪。等我缓过神来，再回头看看，可了不得了——聚集起来帮助问路的有千八百人。我吓坏了，这可如何是好呢？若这样下去，肯定会妨碍交通的。怎么办呢？跑吧。我赶紧一拍大腿，悄悄地溜掉了。
好运
“我这个人总能给别人带来好运，只要我一沾边儿，啥好事都能成。朋友们说我可神了，属于幸运女神式的美女。旺财、旺夫、旺友，太奇怪了，有时连我自个儿都不敢相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谁要是请我吃个饭，给我送点儿礼，转身就能交好运，不是升官就是发财，你说神不神？”担任地产公司联络主管的白丽女士，在所有社交场合的开场白和结束语总是这样说。
熟悉她的人当面全都争先恐后地附和她，并能提供一系列的神奇事例。在我第一次有幸参加被白丽称为朋友的聚会时，饭桌上有好几位男士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白丽美女给他们带来的意外之财和望外之喜。
一位政府部门的处长说，他的提拔就是白姐促成的，“那回我记得很清楚。我、老赵、还有郑总，加上白姐，我们一块儿搓麻将。郑总那天求我办事儿，手气不太好，输了两三万。我那天状态不错，连续和了四回，赢得最多。白姐夸我耳朵和鼻子长得有特色，属于富贵相，早晚能当上处座。结果没出两个礼拜，司长就找我谈提拔的事儿。怎么样，神吧，来，我得敬美女白姐一杯！”
另一位自称是青年科学家的博士立马接过话茬儿：“说到搓麻，我想起了有一回在‘惊涛拍岸’打牌了。那次白美女来晚了，我那天运气可臭了，全是碎牌，打了两个多小时就没赢过。等白姐一到，她往我旁边那么一坐，运气马上就来了。那牌抓的，清一色的大个儿。打到半夜也不犯困，精神头那个足啊，两眼像充了电似的……”
“那是我往你嘴里塞了片西洋参含片，别净说好听的，你和钱处长怎么回报我呢？”白丽娇滴滴地举起了酒杯，“我这个人就是旺友、旺夫，谁都这么说。”“我老公认识我之前，混得没个人样儿，就差睡桥洞了。你看现在，西装革履的，尽穿大牌子。哼，你这辈子要是不对我好啊，你瞧着吧，天打五雷轰。”她边说边夸张地揪了一下趴在桌边打盹的老公。
“好、好、好，对你好，对你好，我哪敢对你不好呢！”老公迷迷瞪瞪地连连点头。
还有几位也跟着奉承，列举白姐的种种神奇。反正凡是与白美女见过面的人，事后要么升了职，要么赚了钱，要么分了房，要么出了国，个个都沾了光。就连老赵的小孩也说白姨救了他的命。有一次，他让鱼刺卡住了嗓子，正好碰上白姨到家里串门，他一看见美女姨姨不知怎么着，这鱼刺就下去了。
“你们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啊，神通大着呢！你们知道香港是怎么收回的吗？美国怎么就那么顺利占了伊拉克？嗨，说起来你们不见得相信，那都跟我有相当的关系。”白美女自信而神秘地冲在场的先生们逐个抛媚眼儿。
“‘9·11’那天，您要是在美国双子大厦就好了，那飞机肯定撞不上！”虽然此前我并不认识白丽，拿不出真凭实据证明她给我带来的幸运，但我不能光傻坐在那儿忙吃喝，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从一个虚拟的角度探讨一种可能性。
“你还甭说，不少人都这么替美国人遗憾。只要我在，那场悲剧肯定不会发生。真的，你看我的眼睛，会刷刷刷地放电，恐怖分子也禁不住我的诱惑。”白丽边说边用眼睛做放电的示范。别人被她电得哈哈直笑，而我身上则起了一层厚厚的鸡皮疙瘩。
吃完了饭，白丽女士要求我送她回家，她老公十分高兴地表示赞同，并约其他各位朋友换个地方喝茶打牌。我很不自然地搀扶着处于半醉状态的白美女下楼。
白丽住的公寓与我们吃饭的酒店只隔着一条马路，距离不足一百米。白丽女士借着酒劲儿，不顾红灯禁行的提示，突然跑到快车道上，手舞足蹈地又唱又跳。这可把我吓坏了，我冲上前去一把拽住了她……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急救室的病床上，四肢和脑袋上缠满了绷带。白丽女士见我醒来了，一个劲儿地向我表功：“你说你多幸运，要不是我在你身边，你早就给轧成肉馅了。那辆车都撞报废了，你还能活着，简直是奇迹！而且，撞你的是一辆新款宝马，多有档次！我这个人就是旺友，总会给周围的人带来运气，这回你信了吧？”
当时，凭着我重度脑震荡的脑袋，觉得她说得有一定的道理。在我完全康复出院后，我瘸着腿一步一拐地走在路上时，又不时地怀疑白丽女士的说法——我因跟她在一起而发生了车祸，撞成了终生残疾，这怎么会是一种幸运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若那天不是她在身边，我会不会一下子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呢？脑袋疼，想不通。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曹克俭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一定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有个前提，你必须写出一部伟大的小说来！”
这句话对我产生了震撼，像一声炸雷在我的头顶暴响，我的两只耳朵轰鸣了好些日子。
魏子明当时就坐在我的身边，老曹说出这句石破天惊的预言时，他也听得一清二楚。但他的表情很不屑，没表示出一丝一毫的认可，竟贴着我的左耳朵打击我说：“老曹的话你也信？他当了一辈子的官儿，啥时讲过真话？”
那天聚会时，我们照例喝了酒。曹克俭也喝了，而且喝得还不少。他很给同学们面子，因为他端起酒杯时一再强调他平时滴酒不沾，原话说得很上档次：“我本来酒量就不行，况且身体还有病，为了同学这片情，今天不喝还不成！”说完便把一小盅酒一口干了。
“好诗！”有人为他说的顺口溜喝彩，并建议他把刚才讲的四句话收录入他的诗集。老曹多才多艺，业余有三大雅好：书法、摄影和写诗。已有多部装帧豪华的作品集问世。
正是从顺口溜谈到诗歌，最后落到小说上了。老曹知道我平时写小说，并夸我写得好。至于好在何处，他只字未提。领导抓大事，不拘泥于小节，他能当众说好，就相当于给我颁发奖状了。我心里很激动，心跳明显加速，心慌得如遭了抢劫，偷偷地往舌头底下塞了颗速效救心丸。
幸亏含了粒药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说不定会急急忙忙地随葛孝天提前离开人世。老葛是个急性子，遇事总爱往前赶，五年前就在公墓里抢了个狭窄的墓穴。
那颗药是我的救命星，因为曹克俭就在我吞上药丸的十秒钟后，预言我一定能获诺贝尔奖的。听到他说的前半句，我的脑袋就嗡了一声，至于他说的那个前提条件我并没在意。
魏子明认为老曹说的话不可信，其依据是老曹的身份是干部，而且任职时间长，差不多“当了一辈子的官儿”。“讲真话的人能当官吗？”这是老魏的口头禅。他最喜欢用疑问句表达自己的看法，属于明知故问型的狡诈。
“你不是也当过干部吗？”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言外之意是你说的话也不足信。
“嗨，我不是早就不干了吗？不干了还能说假话吗？”老魏又以问作答。
“你这是偏见！老曹也会有一不留神的时候，一句真话不说的干部太难当了，谁能做得到呢？再说，老曹今天喝了酒，酒后吐真言嘛！”我试图替老曹辩解，因为他说的话对我有利，至少是对我的莫大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