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派的表演机会越来越多，连出早操、升国旗都要让他站在前面背一遍。学生宣传队去农村、工厂、街道演文艺节目时也把他带上，像唱歌似的来上一段，把贫下中农和革命职工搞得一头雾水。后来，教语文的刁老师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背那玩意儿有啥用？谁也听不懂，又搞不清他背的对还是错。再说一个‘π’又没有政治内容，有什么教育意义？”校长反驳时情绪很激动：“怎么没有意义？我这个‘π’是革命派，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越多，就说明革命的群众越多。”刁老师没敢再犟嘴，回到班里开始强化学生背毛主席语录。不出一个月，有位同学就能背诵二百多条完整的最高指示。他把这位同学叫到校长那里，当面背给他听。《毛主席语录》整本一字不落，从太阳当头的晌午一直背诵到日头西下，听得校长坐立不安，背着手在教室里来回踱步。临了，他没有表扬同学却指着语文老师的鼻子大喊大叫：“老刁，你这是啥意思？想当校长你直说。你凭啥折磨这些学生？”话一出口，祸从天降。校长不仅被免了职，而且被五花大绑地游街批斗，最后给关进了监狱。刁老师真当上了校长，大派也从“革命派”变成了“反动派”，不再敢叨叨咕咕地背什么“山巅一寺一壶酒”之类的黑话咒语了。
过了四年，中国发生了大事。校长官复原职，刁老师写了数十遍检讨书后继续教语文课了。大派初中毕业时到郊区插队了，因为能背圆周率而远近闻名的他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夏天没事的时候，村里的不少年轻人会围坐在月光下的草垛旁，听大派背那一长串没有尽头的枯燥的数字，让他们感受什么叫“无穷尽而又不循环”。村长的老闺女对大派由钦佩而生爱慕，除了以身相许无法表达她对于圆周率的无限想往。他俩结了婚，生了一对双胞胎。从一岁半开始，大派就正式地教他们默背数字。
去年，在一次初中同学的聚会上我见到分别三十多年的大派。他的脸色依然灰黄，头发掉了一多半，剩下的也全白了。但只仔细端量，仍能找到他原先的模样。他几乎不认识所有同学了，每当报上姓名时，他总是怔怔地盯着对方，然后摇着头说不记得了，并不好意思地抱歉：“那时候光顾着背圆周率了，没在意过别的。”饭后全班同学一起去唱卡拉OK，大派坐在角落里反复推辞说：“我不会唱歌，一唱就跑调，能把人吓死！”一位同学突然建议说：“那就让大派给大伙背圆周率小数点后面一百位数字吧。”大派客气了几句，半推半就拿起了话筒，脸上又泛出了红光。他当着大伙的面儿，一口气背了好一阵子。事后有人说至少有十分钟，有人说起码半小时，若那样算来，他该背了小数点后面的几百位数字。也许他只背了几秒钟，但我们坐在那里的确感到很漫长。
散场时，同学们彼此留下了各自的电话号码，以便保持经常联系。当问及大派的电话号码时，他内疚地直拍自己的额头，十分尴尬地自责道：“你看我这是什么脑袋，自己家的电话怎么老也记不住！”他还解释说：“今天天气不好，现在一到下雨的时候，我的脑袋就跟进了水一样，啥也想不起来了。”
升迁
大学毕业那年，我和郑某分配到了同一个单位——省政府办公厅机要处保密科。
办公厅人事处负责选留大学生工作的副处长老费同志一眼就相中了我，点名道姓直截了当地跟系里主管学生分配的老师表明了态度。他说，省办公厅机要处缺一个文字能力强的笔杆子，这位同学的毕业论文我们仔细看过了，水平挺高。档案我们也调阅了，综合各方面条件，我们决定接收他，等等。系里的老师和我的班主任同意他的意见，但同时又把郑某推荐给老费同志，并反复介绍郑某的种种优点，结论是他并不比你们选定的那位同学差，甚至在某些方面，郑某更适合从事机要处的文字及其他工作。费副处长本想只进我一个，但他拗不过系里执着的建议，只好破例从其他部门挤出个进人指标，把我和我的同学郑某同时接收了。事后，班主任老师私下跟我说：“其实你也知道，郑同学的学习成绩并不好，文字表达能力很差，各方面的表现远不如你。但系里得帮他一下，把他的鉴定写得好一些，要不哪个用人单位肯要他？你很优秀，看中你的单位很多。我们是想借你的便，把郑某搭配着分出去，这跟卖菜差不多，得好坏搭配着，要不这样剩下的差学生怎么办？”我似懂非懂地一个劲儿地点头称是。
郑某与我在同一个科里工作了三年后，就调到综合科并升任为副科长了，他是我们那批进省机关大学生中升职最早的一个。科长大刘兴奋地跟我解释：“这下可好了，我终于甩掉了个包袱！小郑简直是个饭桶，什么工作都担不起来。你和他是同班同学，差距咋这么多呢？你能写能干，认真突出，交给什么事儿都办得妥妥帖帖。他可好，嗨，能吃能睡，懒懒散散，年纪轻轻的也不上进，这种人怎么能在我们科工作呢，耽误事嘛！这下可好了，总算给弄走了，不再占我们的编制了。你可不知道，为了把郑某打发走，我费了多少口舌，我在分管处长和综合科长面前把郑某夸成了一朵花儿，建议他们破格提拔使用，所以他们给郑某安排了副科长的职位。这小子也算占了个大便宜，不给他个一官半职的，他肯走吗？你是骨干，谁要也不放！”大刘说完还拍拍我的肩膀，以示器重，我心里十分感动。
过了不到两年，郑某又从综合科调到档案室工作，任正科级副主任。大刘告诉我，综合科科长为这事动了不少脑筋。他多次骂大刘：“你坑死人不偿命！郑某这种草包你也推荐给我，太过分了！”
郑某在档案室干了三年，彻底调出了办公厅，直接升任省商业厅质检处副处长。有一次，办公厅人事处的费处长碰到我还专门提起郑某。他说：“当初我就不想接受郑某，要不是你们学校死乞白赖地拼命推荐，他怎么也不会进咱们机关，那就是个废物！这种干部怎么能在办公厅这样重要的部门工作呢？所以，厅里下决心把他弄走了，这回算省心了。提拔？不提拔他肯挪窝吗？其实这叫明升暗降。听说最近要提升你为保密科副科长啦，你得好好干，你是难得的人才啊，务必要珍惜这个机会！”我表示一定谨记领导的教诲，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
又过了三年，郑某的工作调整到了科技厅，在专利处担任正处级调研员，除了不拍板，其他待遇与处长一样。在正处调的岗位上，郑某逗留了四年，然后竟升任为教育厅副厅长了。他不断升迁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在任何单位或部门的任何岗位上都不能胜任！无论他调到哪个部门，哪个部门都会想方设法让他尽快离开。怎样才能让他痛痛快快地走呢？只有向其他单位推荐，把他夸奖赞扬一番，并以升职作为让其离开的优先条件，有点儿像房地产开发商对付拆迁钉子户的某些做法，郑某成了中国干部任用制度弊端的最大受益者。他人不坏，就是能力差。
前不久，学校百年校庆时，我们那届毕业生再次回到了母校。在庆典大会上，我们班除了郑某以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端坐在主席台上外，其他同学只能站在操场上人头攒动的后排。同学们纷纷推断，若按照郑某一路走到今天的轨迹来看，他未来上升的空间依然很大，这是必然的逻辑。所以，大家建议，等校庆大会结束后，一定挤到前面，邀请郑厅长一起合影留念，说不定这张照片在若干年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赞成同学们的分析和建议，并自告奋勇地要求率先冲到主席台前，向郑厅长发出合影邀请，因为我比其他人跟郑某的关系更密切，不仅与他同过学，也共过事，而且，我至今仍在保密科工作，还荣任为科长了呢！
输与赢
直到执行死刑的头一天晚上，他仍坚持锻炼身体。此前的三个月里，他每天要做一百个俯卧撑，一百个仰卧起坐和一百个原地蹲起。这运动绝对不是监狱的常规体罚，完全是他自主精心安排的锻炼计划。在此期间，一审判处其死刑，二审和终审先后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是想越狱吗？别指望啦！”狱警冷冷地揪着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他说，“瞎折腾啥，身体再棒也免不了一死，算了吧，老老实实地躺一会儿，想想后事吧！”
他只顾低头弯腰用一块巴掌大的烂毛巾仔细地擦脸上的汗，并未理会狱警的嘲讽和建议。擦到脚脖子处，他往前挪了两小步，脚链子哗哗啦啦地响了几声，在深夜的死囚牢，铁链在水泥上的轻微滑动声极其刺耳、钻心、冰冷。
他面无表情，一如平常的冷静。
最后的晚餐送到了，一如传说中的丰盛。两个鸡蛋、一盘红烧肉、两只虾，还有鲶鱼豆腐和一碗西红柿汤。主食是米饭。没有酒。他从不喝酒。
周围站着四个警察，神色悠闲地观看他完成这人世间的最后一顿晚餐。
他的目光完全集中在眼前的碗盘上，他吃了两块红烧肉中瘦的半块，又吃了两只虾和大半盘子的豆腐鲶鱼，又掰开了一只鸡蛋，把蛋黄抠了出来，只吃了蛋白部分。
他缓缓地抬起头，似笑非笑地向周边的警察解释说：“蛋黄的胆固醇太高，对身体不好！”
那几位警察也似笑非笑地相互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摇着头。
死刑在一个半小时后如期执行——实施注射。据说痛苦很小。
他是在接受表彰的那天晚上被纪检监察部门带走的。
不是抓捕，整个过程欢快轻松。他从饭店正门满面红光地走出，秘书一如既往地紧随其后。大门的两侧花枝招展的女服务员站立整齐，他从她们中间走过，目不斜视。她们目送着这位尊贵的客人，并鞠躬致意，异口同声地喊出：“欢迎再来！”
门厅外，一辆黑色奥迪的前后车门均已打开。
“请上车吧，我们是纪委的。”声音不高，却很清晰。他愣了一下。
“我是反贪局的。”另一位中年男子补充道。
“噢”，他仅仅噢了一声，像是事先早就知道了一样，就坐进了汽车。秘书被请进了后一辆车，他下意识地往后扫了一眼。
没上手铐，也没上任何其他手段。
他显得十分镇定。连“你们要带我去哪儿”、“找我有什么事情”或“凭什么抓我”之类的问题都没提出。更没有说什么“你们搞错了吧”、“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或者“你们胆大包天，竟敢如此对我，你们走着瞧吧，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一类的狠话。
他没话，若无其事地坐在后排中间，两边各坐一位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司机身旁坐着那位自称是反贪局的中年人。
他能听到自己心脏剧烈的跳动声，并伴随着晕车的感觉，有呕吐的可能。他用右手使劲地掐了掐左手的虎口，又用左手掐了掐右手的虎口。很疼，没有吐出来。这个办法好使，心跳也逐渐趋缓。他反反复复地左右手轮换着掐捏。那两位年轻人并不在意。
汽车跑了一个小时左右便停到了一个庭院式的宾馆楼下。楼不高，仅有六层。他抬头数了数，又回头看了看，秘书坐的那辆车没有来。从楼内走出了四个人，把他带进了电梯里，按了“6”。没人说话，从汽车上下来，到走进电梯，再到“614”房间，没人吭一声。
房间门打开了，是个标准客房，两张单人床并排而列。窗口的两角，站立着两位小伙子，两眼盯着他。
没人说话。门又关上了。他自己只能坐在床上，把外衣脱了，放在床边。
房间里没有电视，也没有水壶茶具，他把衣服拿起来，伸手摸摸口袋，烟没了，打火机和手机都不在，刚才上车后这些东西都被收走了。他侧过头看了看窗边站着的两个小伙子，他们背对窗户正目不斜视地注视着门口，一脸严肃。他站了起来。
“坐下。”两个年轻人同声吼道。
“我想去洗手间。”他声音和缓地说。
“坐下。”又一声冰冷的喝斥。
他坐下了，耷拉着脑袋。
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咬着牙说：“我实在憋不住了。”
三个人同时挤进了狭窄的卫生间。
哗哗声急促而起。他舒服了一些，环顾了一下卫生间，除了一面镜子，牙膏、牙刷、香皂等洗漱用品一概没有。
他又坐回了床上。
“几点了？”他问。没人回答。
房间里静极了。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我想去洗手间。”他坐在那里来回扭动着身子。
“不是刚去过吗？”左边的年轻人皱着眉头厉声问道。
“想大便！”他小声说道。
两位小伙子用目光彼此征询着意见，然后说：“去吧，老实点儿。”
厕所的门敞着，他蹲坐于马桶上，两手捂着脸，两位工作人员紧靠着门框站在两侧。
刚提上裤子，外面又进来两位中年人，年龄与他相仿。
“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一位拉了把椅子坐下。他站着。
“知道。这叫双规吧？”他答。
“知道就好，说说吧！”另一位也拉了把椅子坐下。
“说什么？”他问，又像是自言自语。
“装糊涂！明知故问！说不说，说什么，怎么说，你自己看着办。”
“让我想想。”他嘟囔着。
“没想好是吧？那你就好好想想吧！想好了再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头发有些花白的那位，边说边站了起来。另一位也随着起身，背着手跟着出了房间。
他也就说了，几乎没有任何隐瞒。
他的交代令上级很头疼，已经无法挽救了，只能移交司法部门。
“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竟让他送了命！”主要领导对另一位副职说。
“嗨，谁说不是呢，这责任在我。那天咱俩仅仅是酒后打个小赌，我不该把‘双规’当儿戏！”副职愧疚地叹口气。
“这也不能完全怪你，谁能想到，层层严格把关评选出来的十大廉洁自律的领导干部会如此经不起考验，嗨！”领导也叹着气。
“别太自责了。这只是个偶然，是小概率事件。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仅仅是个例外。”
“也许你说的对，也许你在和稀泥安慰我，你当初跟我打赌时可不是这么看的，你当时的判断让我很震惊，你还记得吗？如果你不将我一军，不把话说得那么绝对，我是不会拿他跟你赌输赢的。”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说了什么过头的话惹您生气的，那天有点儿喝高了。”副职抱歉地笑了笑。
“你怎么会忘记呢？我可是记得一清二楚。你说评奖和反腐都是按比例进行的，模范不一定就比别人经得起检查。我不信，也不敢相信，所以就打起了赌。我之所以挑选了他，是因为上上下下都认为他的表现最优秀，结果我输了，你赢了，而且送了他的命。”
“其实，领导，我们俩都没赢。我也不想赢啊！如果你想赢，咱俩还可以再打一次赌。”
“算了，算了，这种险我永远也不会再冒了。太吓人了。这件事天知地知，哪说哪了。毕竟是你赢了，我会兑现承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