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燕云
写褚时健是我这一生无法逃避的责任。
这种意识最早出现在1991年。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红塔山笔会的成员，在玉溪卷烟厂这个当时蜚声海外的明星企业盘桓了半月。笔会结束之后，送走了北京来的一批知名作家，我返回玉溪卷烟厂，完成冯牧团长交代的任务，给5月1日出刊的《中国作家》写一篇一万三干字的报告文学，这时已是4月24日。两天的采访，褚时健和他的家人第一次带我进入了他们的人生。当时昆玉高速正在建设当中，昆明到玉溪需要大半天，刨除来回的时间，我只有两天用来写作。4月29日，他到北京参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颁奖会之前，我在玉溪卷烟厂昆明办事处把我连夜赶出的稿件交给了他。我不能确定他对我的文稿是否认可，因为他一直是以企业家的形象面对媒体，从不谈及个人情感经历和家庭，而我的文章标题叫《太阳般的汉子——褚时健的情感生活》。
借他与别人谈工作的时间，他的夫人马静芬先看了文章。褚时健拿着文章进里屋以后，马静芬看着我，眼神里透着担心：“文章是好文章，只怕通过有点难。”这是她第二次对我说这话。4月23日晚，我在采访褚时健前夜，先拜访了她和他们的女儿褚映群。她对我说：“你要写的东西难，到目前为止，连我都不了解他的情感世界。”
在期待和担忧中，褚时健出现了，他一手拿着稿件，一手拿着眼镜问我：“你多大了？”见我愣怔，他补了一句：“我不知道你这么年轻，怎么会懂得我们。从今天起，我们就算是忘年交了。”
我当时无法预知，这句话让我见证了他此后二十年的风雨人生。
1996年4月4日，我为他写下了最后一篇报道《关索坝为证》。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狂舞的春风中，我们站在关索坝桥头，整个新厂区就在我们眼前。
它太美丽，下午的阳光下发出纯净的白光和蓝光，让人不忍移目。巨大的欧式厂房、圆柱形的办公大楼和横卧一侧的科技大楼，以它们的庄重严谨气派，一笔抹去了关索坝千年来的历史遗痕。还是那片青山，还是那些白云，簇拥着的却是世界最大的卷烟生产企业。
此刻，站在斜拉桥前凝视远方的企业界巨子褚时健，他一心头涌起的是豪情，是欣慰，还是依恋。
关索坝对于他到底是什么，我们难以说清。
还是这一年。夏末，陪他去玉溪乡下龙潭钓鱼，我写下散文《一山一水一钓翁》：
……从认识他起，他丰富的人生就成了我探寻的目标。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不可模仿的人生。他经历的起起落落，足以让脆弱的人生死几个轮回。我在了解的同时，有了隐隐的忧虑。我对他直言：“你的人生注定是一个悲剧。”他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看着我，目光的深处有一丝苍凉、一丝感伤。
和我们同来龙潭钓鱼的人都有收获，他没有。或许他没打算有。
在1996与1997年交会的时候，我们一行人被软禁在边陲小城河口，望着窗外青葱的树影，想起自己以文工团员的身份、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数次光临这里的经历，感慨间写下了杂记《那那边》：恩虑在屋子的四壁间穿梭、反弹、交错，脑子里出现了倮倮的那首歌，那那边是什么，天苍苍、地荒荒——那么，等着他的是什么？
就是在河口宾馆他的那个房间告别的时候，他说：“拖累你了，小先，我早就有这个意思，想认你当我的女儿，映群也同意，现在这种情况……”我告诉他：“下次见到你，我会叫你爸爸。”
这个“下次”是在两年之后，我到云南省第二监狱去探望他。我当时的一声“爸爸”，让他的眼里泛起了泪花。
时间走到了2013年。这十多年间，我们多次谈到了传记的写作。时光改变的不仅仅是命运，还有心态、认知。从当初的不敢触碰，到后来的坦然面对，从当初的坠落深渊到人生的触底反弹，到达了人们口中的“第二次辉煌”，我们终于可以平静地面对所有的经历。这时候，也许才是写这本书的最好时机。
感谢博集天卷的年轻编辑毛闽峰和陈江，他们在两下玉溪采访的过程中，对褚时健有了清晰的认识，并对这本书的写作有了一种与猎奇和炒作不同的真诚态度，最终让我决定开始本书的写作。
为了让这本传记尽量地客观公正和更有价值，我请我的朋友张赋宇和我一起写。他曾是一个资深的财经记者，现在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在企业经济模式、经营管理和褚时健的经营管理思路方面有着我所欠缺的认识和解读。
感谢律师马军，在过往的二十年中，他和我们有过很多次命运的交集碰撞，并为本书提供了帮助。
感谢褚时健用自己波澜起伏的人生，成就了本书的龙骨，还要感谢他二十年持之以恒的信任，为本书签下了独家授权书。
201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