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中学生溺水死亡引发“6·28”事件
2008年6月21日18时许，瓮安县第三中学初二年级女学生李树芬吃完晚饭后，与同班女同学王某一起外出。大约在22时，王某给李树芬哥哥李树勇打电话，说李树芬跟她一起住，第二天才回去。
6月22日凌晨0时30分左右，王某打电话给李树勇，说李树芬在城郊西门河大堰桥“被水淹了！”李树勇闻讯与亲友立即赶往出事地点。
几乎同一时间，瓮安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立即指令瓮安县城所在地雍阳镇派出所民警出警。派出所两名值班民警立即驱车赶往现场，途中遇到李树勇及其表舅刘金学，将两人一同带去现场。
由于他们都没带打捞工具，便向119求助，大约20分钟后，十多名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李树芬叔叔李秀忠等也陆续赶到现场。消防队员打捞半个多小时没有结果，提出等天亮了再打捞。
李树芬溺水时在场人员除了王某外，还有两个男青年，其中一人没穿上衣，不停地发抖。凌晨2时许，消防队员撤离，出警民警交代家属继续打捞，并按家属请求，将王某等3人带去派出所询问。凌晨3时40分左右，家属将李树芬尸体打捞上岸，停放在大堰桥头一块苞谷地边。
6月22日7时23分，民警向110指挥中心回复，死者家属怀疑死者系他杀，请求转刑侦处理。指挥中心指令刑侦二中队负责人唐仕平出警，并联系技术科科长一起到现场进行勘查和走访调查。
根据死者家属的要求，当天下午，县公安局法医胡仁强对死者进行尸检，鉴定系溺水死亡。李树芬父亲李秀华、母亲罗平碧等人对尸检结果表示怀疑，向黔南州公安局申诉，提出重新尸检的要求。
6月24日，瓮安县公安局调查认定李树芬溺水死亡系自杀，于当天下午向死者家属送达《不予立案通知书》和《尸体处理通知书》。死者家属对公安机关的结论不服，拒绝领走尸体。当晚，县政法委维稳办组织有关方面调解失败。
6月25日上午，唐仕平等出警人员带李秀忠到现场指认了打捞地点，回到县公安局后，唐仕平安排李秀忠到刑侦队作笔录，要他先去刑侦队等候。
李秀忠在刑侦队办公楼等候期间，进入三楼一间办公室，民警张明问他：“有什么事？”李秀忠因李树芬之死心中有气，回了句：“来玩的。”张明说：“这不是玩的地方，你要玩出去玩！”双方话不投机，发生冲突，扭打起来，被在办公室的另外两名民警拉开。李秀忠离开刑侦队时，边走边喊“警察打人了！”并向县公安局副局长周国祥反映。周国祥当即安排民警带李秀忠去医院检查，然后找张明询问情况，要求写出事件经过交局纪委。
闻讯赶来的李秀忠妻子兰明菊和其妹李秀菊找到正在写经过的张明，双方发生抓扯，兰明菊用高跟鞋打张明，在场民警及时制止，并报告周国祥和县公安局局长申贵荣，申贵荣指示关押兰明菊和李秀菊。
当天中午，瓮安县教育局副局长严军将李秀忠从县公安局带回县教育局。18时许，李秀忠离开县教育局，经过县保险公司门口时，五六个不明身份的人突然从后面冲上去追打，致使李秀忠轻微脑震荡、头皮损伤、胸腹部软组织损伤、鼻骨骨折。
瓮安县公安局党委立即召开会议，通知张明到会，张明矢口否认李秀忠被打是其所为。公安局党委当场决定，没收张明佩枪，停止其执行职务15天，同时通知法制科、巡警大队释放兰明菊、李秀菊。
6月26日，黔南州公安局指派的法医对李树芬尸体进行第二次尸检，结论仍然是溺水死亡。家属则坚持有奸杀嫌疑。瓮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政委罗来平等人做死者家属工作至凌晨4时40分，调解仍然没有结果。
6月27日零时左右，死者表舅刘金学打电话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县长肖松，说死者家属已同意调解方案，并约定28日9时签订协议，下午安葬。
6月28日9时30分，刘金学事到临头却又打电话给肖松说：“死者家属反悔，我代表不了死者家属意见。”肖松要他继续做死者家属工作，并要求当天下午必须把尸体领走处理。当天上午，公安局再次向死者家属送达《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限死者家属必须在当天17时前把尸体领走处理。
为防止公安局强行处置尸体，死者亲属从当天下午15时30分开始，和当地群众包括部分中小学生约300人，打着“为人民群众申冤呐喊”的横幅，在场的人在横幅上踊跃签名，按了手印，然后由李树芬生前所在学校瓮安三中的两个学生手举横幅，走在游行队伍前头，径直去县政府请愿。
游行队伍的人越聚越多。尸体停放地七星村水库移民比较集中，部分移民跟随游行队伍看究竟。游行队伍经过三中校门时，加入游行的学生明显增多。
游行请愿消息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飞速传播，在水库移民、政府征地、城市拆迁、国企改制等改革发展过程中，个人利益不同程度受到损害的一些农民、市民以及瞧热闹的社会闲杂人员，不约而同地加入游行队伍。当游行队伍抵达县政府时，已聚集上千人。
当天恰逢星期六，县政府没人上班，请愿队伍汇聚县政府门前，发表一番演讲，激昂表达诉求后，转移到距县政府100多米的县公安局大楼前，向公安讨说法，请愿人群与警察对峙。
当时在现场的瓮安三中语文教师吴琼对那场冲突历历在目：
“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懂哪样？她也跟着闹。请愿人群情绪激烈，警察却很克制，劝说学生不要闹。冲在前面的都是十来岁的学生娃娃，他们却偏要闹，好多围观的大人就在后面鼓掌。警察坚持耐心劝告说：‘不能冲击公安机关，要找领导才能解决问题。’学生娃娃非要马上就回答。警察拉起了警戒线，学生就拥上去冲击警戒线，后面的大人就拼命鼓掌，学生娃娃以为这是‘英雄’行为，越冲越起劲。”
“大约16时30分左右，人群后面的大人使劲推学生往前冲，警察排成人墙在前面拼命阻拦。人群中第一次砸向警察的是一瓶矿泉水，没有砸中警察，却砸到学生身上，被砸的学生不高兴，捡起来就砸向警察，顿时开始骚乱了。”
“学生的愤怒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七手八脚砸公安局的牌子，将公安局门前栽铁树的大花钵打破，用瓷块、泥土、石子砸向警察，用砖头砸警察手持的盾牌，警察仍然非常克制。学生冲进公安大楼后，打开户籍档案室大门，把档案撕得粉碎。闻风赶来的社会闲杂人员，使劲鼓掌，高喊‘加油’！”
“我认识的在场的党员、干部，或摇头，或叹息。当时我真焦急，不知县里的领导到哪里去了。要是有人站出来喊话制止就好了。我知道，以普通教师身份出面制止，显然是没有号召力的，何况溺水死亡的李树芬是我们三中的学生，三中老师站出来，会被误解。”
“这时，有学生点火烧警车了，冲突升级。警察施放催泪弹，想驱散人群，反而激起人群愤怒，围观人群已达上万人，事态越闹越大。”
在“6·28”事件过程中，严军、周朝富、蔡磊、彭启惠、江登碧、张羽、不知名的中年大姐、皮卡私家车主、医院抢救和保护重伤民警的医生等党员、干部和一般群众，手挽手拉成人墙阻止暴徒的打砸抢烧行为，以血肉之躯，表现出对党和共和国的忠诚。
在“6·28”事件中身负重伤，现仍在休养的瓮安县教育局党员干部周朝富，描述了他所经历的暴力冲突：
“当天17时许，当我赶到县公安局时，看到已有六七辆汽车被掀翻，警察正在抵抗暴徒。见那情景，我向公安局领导建议说：‘该共产党员和我们国家工作人员上了！’领导立即组织共产党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拉成人墙，无关人员准出不准进，想把围观群众与打砸抢烧的暴徒分开。”
“不一会儿，暴徒又点火烧汽车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学生娃娃用角钢把一台汽车的油箱戳穿了，随即就要点火烧。他烧车的动作很‘专业’，看得出来有人在教唆。我立即挤上前去制止他说：‘朋友，搞不得了！’一个9岁左右的娃娃扯我的裤脚，叫我‘不要多事！’我对他说：‘你不懂事！'”
“我看见我们局的几个局长赶来协助公安局处理突发事件，通知家长、老师立即来把学生劝回去。”
“这时，有两个女民警哭着跑来向公安局副局长庹万平报告：‘有民警受伤了，伤势很重！'”
“我同县教育局副局长严军互相对视一下，立即下到二楼，看见两个警察伤势的确很重，严军扶起一个勉强能走的民警就走。另一个警察头上、身上多处受伤，鲜血直流。考虑到群众是冲警察来的，我们帮他换成了便装。我腰椎间盘突出，平时背30斤米都困难，那时不知哪来的劲，将120多斤重的受伤警察背起就走。”
“没走几步，我背上感觉到热乎乎的东西直往下流，以为他在大流血，原来他被打得小便失禁了。”
“一楼挤得水泄不通，群众不让通过，我只好背着他往后院走。一个小孩高声喊：‘背的人皮带都是警察的！’上百人立即围过来，对我俩拳打脚踢，被打倒了爬起来又走。当走到离公安局不远的乡巴佬巷子时，前头有人堵，后面有人追。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一定要背他去医院，不然他就没命了！就在这时，我的头被重重一击，昏倒了。”
“当我苏醒过来时，严军回来增援我，更多的人制止那伙人‘不要再打了！'”
“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把我和受伤的警察从人群中解救出来。”
“我颅内出血12毫升，头骨线性骨折，内脏多处挫伤，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
10月28日上午，阳光灿烂。银盏乡派出所户籍室里，民警蔡磊正伏案工作。这位贵州师范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本科生，现年23岁，招考进公安队伍才一年半。周朝富6月28日救的警察就是他。这是他出院第一天上班。他左手掌骨被打得粉碎，里面支撑的钢板要一年以后才能取。小伙子平静地讲起在“6·28”事件中经历的警民鱼水情：
“当天收到县公安局发的短信：‘十分钟赶到县局处理突发事件！’赶到县公安局，只见办公大楼已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我们拉起了警戒线。群众情绪激动，一个十多岁的学生高喊：‘警察打学生了！’当时，我们只有十多个警察，群众有上千人，警察并没有打学生。群众冲上来砸公安局的牌子、窗玻璃，向我们砸石头、砖头，我们拿盾牌挡。”
“警戒线被冲开了，他们冲进一楼放火烧户籍室。我冲过去灭火，他们用抢来的管制刀具、铝合金条作武器袭击我们。”
“我们严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只能用盾牌抵挡，我身上6处受伤，鲜血直流。”
“干警们见我负伤没有办法，只好用抹桌布给我包扎伤口，给我换成便装，周朝富背我下楼时，我被认出是民警，又挨了一棒，打倒在地不能动了，他们以为我死了。”
“当我苏醒过来时，一位中年大姐高声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是她护着我，扶我起来，拦下一辆皮卡私家车，驾驶员同大姐把我扶上车，立即送去医院，他俩姓名都没留就走了。”
“医生立即给我作紧急处理。当时几个人住一间病房，医院考虑我的安全，把我换到儿科，让我一人住一间，实际是为保护我。果然，过不久那伙人就跑来医院找警察。”
“关键时刻群众能够挺身而出保护警察，警察离不开群众；平时群众有事找警察，群众也离不开警察。警察与群众是鱼水关系。”蔡磊深情地说。
6月28日18时左右，公安局附近的多辆警车被掀翻，随即被放火点燃，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一片喧嚣。现场警力有限，公安局将主要警力退守公安大楼三层，死保设在那里的枪械弹药库。但收缴存放在一楼的管制刀具，眼睁睁被不法分子抢走，成为他们打砸抢的凶器。
在冲突过程中，不法分子用管制刀具、石头、砖块、酒瓶、汽油瓶、爆竹、烟花等袭击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和消防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官兵保持极大的克制，始终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雍阳镇鼓楼社区主任、女共产党员彭启惠讲述了社区共产党员、寻常百姓当时采取的行动：
“我从镇上立即赶回我家所在的都市庭院小区，一边叫门卫关好大铁门，不让外面的人员进入，一边打电话通知几个党员快来护卫小区，要大家互相通知。住小区的党员、干部、居民一下来了二三十人。”
“这时，一个少年跑到江登碧大娘家借铲子去砸警车，大娘稳住少年说：‘乖，铲子不能借，你拿去砸警车，做了违法的事，我就给你提供了作案工具。你拿去出了事，你爸爸妈妈会心痛的。乖，不要干傻事。’大娘劝住了少年。”
“不一会儿，七八个青年气势汹汹地把小区大门推开，要烧停在里面的警车。我们手拉手排成人墙，阻止这伙人进小区闹事。同时，一部分干部群众立即将停在小区后面的4台警车推进民用车库藏起来，只有一台暴露在闹事人群面前，那伙人点火就要烧。”
“我们立即上前制止说：太危险了，千万不能烧！小区全部是木房，平民百姓的房子烧了哪有钱修？再说还有那么多私家车，不能连累私家车！”
“那伙人看见小区人多，又团结，只好答应不在小区烧，但还是把那台警车推出去烧了。”
直到20时许，“等不来一个领导说话”的请愿人群，开始从县公安局向县政府转移。23时左右，与县政府大楼相邻的县委三层木结构老办公楼被不法分子点燃。
当天在现场的玉山镇政法委书记张羽述说了他的经历：
“当天16时我在现场，手机信号不通，就从人群中挤出来，找电话与杜向阳镇长取得联系，报告县城有人群闹事，请他通知镇里25名应急队员全部着装带盾牌紧急集合。我立即从县城赶回玉山，带领应急队返回29公里外的瓮安，前后只用了一小时。
“赶到现场后，我们头戴钢盔，手握盾牌，列队等待上级指挥。但群众情绪越来越激烈，开始向公安局扔石块、砸花钵、砸玻璃，随后发展到掀翻多辆警车，点火烧警车。开始冲进公安局大楼打砸抢烧的不到20个成年人。这时，我们镇和其他单位赶来的应急队员不下200人，只要有领导一声令下，我们站成人墙，也完全可以堵住他们，但是，迟迟等不到命令！
“20时10分左右，县政府才开始被打砸抢烧。当时，冲入政府大楼的暴徒只有十多人，基本上没有学生，而集结待命的公安和武警已有200多人，加上我们乡镇赶来的应急队员，人数和装备远远超过暴徒，只要领导一声令下，处置得当，政府大楼、县委大楼完全可以不被打砸抢烧，却迟迟没有一个领导站出来。我们是军人出身，懂得服从命令，眼睁睁看见政府、县委大楼被暴徒打砸抢烧，心如刀绞！”张羽述说当时目睹的情景，至今痛心疾首。
从20时至23时，县公安局大楼、县政府大楼、县委办公楼、县财政局、县民政局办公楼等相继被不法分子点燃，熊熊大火映红了瓮安县城夜空。一些人用照相机、手机拍摄的现场照片，以及一些博客撰写的帖子，通过互联网瞬间传向全中国，传向全世界。
二、省委书记在现场三次向瓮安百姓道歉
2008年6月28日18时33分，瓮安县公安局电话向黔南州公安局报告：“瓮安县公安局被上千群众围堵打砸烧”。黔南州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立即将这一重要信息编发《黔南公安情况反映》向上报告。这条重要信息于20时25分送到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手中，他当时正在进餐，立即放下手中碗筷，仔细看完，凝神思考，当即掏出笔来，在饭桌上作出8点批示：
亚东同志：1。请省厅派人赴瓮安靠前掌控；2。溺水女孩是何时的事？是如何处置的？有无激化矛盾的不得当做法？3。县委、县政府对此事有何认识和行动、举措？4。是否有人乱中作祟，蓄意制造打砸抢烧事件？有何背景？5。当前不得再激化、引发新的矛盾；搞清楚后，对组织、煽动、领头者必须依法处理（要硬）；6。搞清情况，在第一时间通过媒体披露事实真相，争取主动，严防别有用心的人趁机蛊惑人心，误导舆论；7。加强信息沟通和情况汇报，不得迟报、误报、瞒报，不得错失处置时机；8。请即报公安部、中央综治委。
石宗源
6·28.20:55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崔亚东接到石宗源的批示后，立即带领省公安厅有关人员从贵阳出发，火速奔赴瓮安。6月29日凌晨1时30分，崔亚东一行抵达“瓮安事件”现场，遵照省委书记的指示精神，靠前指挥，处置正在进行中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从外地调集赶赴瓮安的武警部队陆续进入现场。公安、武警用喇叭向围观群众喊话，劝告群众“不要围观，尽快离开现场”，随即拉好警戒线。凌晨3时许，聚集在打砸抢烧现场的2万多群众陆续散去。
6月29日6时起，一部分群众又向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方向聚集围观，人群高峰时达6000多人。少数心怀不满的人混杂其中，进行煽动，向执勤公安、武警投掷石块、砖头，并试图冲破警戒线，局势又一度紧张。
崔亚东和当天赶到瓮安的武警总部副参谋长薛国强、省武警总队队长周爱民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对措施。6月29日19时，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执行命令，开始强行清场，围住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人群逐渐散去。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在“6·28”事件中，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财政局和县民政局等单位被烧毁办公室160多间；46台机动车被烧毁、9台机动车被砸坏，其中警车22台；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00多万元；先后到现场围观的群众达2万人以上，直接参与打砸抢烧的人员300余人，其中学生、教师110余人，警、民150余人受伤。事件持续时间7个小时以上。事件处置过程没开一枪，没死一人。
6月30日一大早，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专程奔赴瓮安，现场指挥“6·28”事件处置工作。
贵州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群山，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崔亚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玉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俊平，武警总部副参谋长薛国强，武警总队政委张生枝一同前往现场。
石宗源风尘仆仆赶到瓮安县城，直奔现场，实地察看被焚毁的县委办公楼和一片狼藉的县政府大楼后，心情格外沉重地走进镶嵌着“人民公安”四个大字的县公安局大楼，一楼办证大厅已完全烧毁，吊顶七零八落，焚烧户籍档案、办公用具的余烬还冒着呛人的黑烟。
石宗源从被烧得焦黑的门厅出来，径直走进与公安局近在咫尺的盲人按摩小店，坐下与店主吴贤丽夫妇聊了起来。
2008年第27期《瞭望》新闻周刊在题为《反思瓮安“6·28”事件》一文中，详细报道了石宗源在吴贤丽家与群众和有关干部的对话：
石宗源：公安局被烧的时候，你们在不在家？害不害怕？
吴贤丽：我当时就在家里。眼睛看不见，不敢出去。只听到外面闹得很凶，心里很害怕，早早就把门关了。这几天也没人来按摩了。
石宗源：贵州这么穷，最重要的是安定、团结，经济才能发展，才能过上好日子。你当初为啥选在这里开店？是不是觉得靠近公安局，有安全感？现在还感觉安全吗？
吴贤丽：（有些迟疑地）感觉住在这里也不安全。（欲言又止。吴贤丽的丈夫一直在拉她的衣服。）
石宗源：我理解你说话为什么吞吞吐吐的，不逼你说了。用贵州话说，不得安全，黑势力不除，瓮安不安。以后瓮安人拿身份证出去，也不敢说自己是瓮安人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瓮安不安，群众没有安全感，坏人越来越多。你这么棒的一个小伙子（指吴贤丽的丈夫）也不敢说真话，好人怕坏人。党委政府有责任，我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共产党的干部首先要考虑为人民服务，不要一天只想怎么升官发财。发生这件事，我对全体瓮安县人民感到愧疚。发生这件事，是长期积累的矛盾，没得到及时处理。
吴贤丽家一个在浙江打工的亲戚也在店里。
石宗源问他：瓮安治安好不好？
答：瓮安太乱了。连公安局都烧了，哪还安全嘛。
石宗源：都匀（黔南州首府）呢？
答：都匀怕差不多哦。
石宗源：浙江怎么样？
答：浙江好。其实我们四五十岁了，也没什么好怕的。就是担心娃娃。瓮安一年有好几个学生娃娃被杀，案子一直没破，你说安全不嘛？
石宗源：你叫什么名字？
答：不说了。
石宗源：你不相信我？怕报复？
答：我相信你。但你是大官，住在省城，不能天天来保护我。你在，我们安全，你走了，我们找哪个？
石宗源（眼眶中有泪）：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转头问）县委书记在不在？为什么老百姓不敢说真话？
瓮安县委书记王勤：我在。我的工作没做好。
石宗源：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王勤：3000多元。
石宗源（问吴贤丽）：你们一个月收入多少？
吴贤丽：收入2000多元。
石宗源：除掉房租、水电费还剩多少？
吴贤丽：五六百元。
石宗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是拿在口头讲讲，主席台上唱高调，要落实在行动上。如果公安有作为，老百姓还会不敢讲话吗？（对吴贤丽亲戚）你爱人胆子更小，自己躲在后面，听见你说话，还阻止你。这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光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没安全感，还有什么意思？
崔亚东插话：全省群众安全感调查，这个地方群众的安全感只有59%，全省排后。
石宗源：你们五个人，觉得有安全感的人举手？（没人举手）你找门面找在公安局旁边，想这里安全，现在感觉也不安全了。
旁边一妇女插话：瓮安这里杀了人，有钱就能买出来，政府要搞个水落石出才对。
石宗源：杀人凶犯有钱就能买出来，你说了句老实话。（转头问）公安局长在不在？听见了没有？杀死了娃娃也破不了案，老百姓怎么敢信任你？我们的老百姓太好。但政府不能打击坏人，让老百姓受苦了。瓮安不安，正不压邪啊。
石宗源看望武警官兵、公安干警以后，接着召开黔南州、瓮安县有关领导干部会议，听取“6·28”事件处置情况汇报；听取瓮安县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学校校长和县教育局长的情况汇报；邀请23个乡镇、5个社区的部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00多人座谈，详细了解情况，耐心听取意见。
瓮安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踊跃发言，对“6·28”事件感到痛心疾首，认为打砸抢烧违法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瓮安县乃至全省的形象，破坏了瓮安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破坏了全县和全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他们纷纷要求党委和政府严厉打击破坏分子，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当晚7时许，石宗源又去雍阳镇，召开有老干部、群众代表、个体工商户、中学生及教师等现场目击者参加的群众座谈会，耐心倾听群众诉衷肠，倒苦水，发牢骚，认真分析“6·28”事件的深层次原因。
石宗源在与瓮安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座谈时，两次起立鞠躬，向瓮安的父老乡亲真诚道歉。
三、第三次尸检确认仍为溺水死亡
石宗源在“6·28”事件发生当天明确指示省公安机关：“搞清情况，在第一时间通过媒体披露事实真相，争取主动，严防别有用心的人趁机蛊惑人心，误导舆论。”“6·28”事件的导火索，主要是死者家属和一些群众怀疑死因鉴定结果，对县、州两级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都表示不服。根据死者家属要求确认死因和向社会公布事实真相，以便正确引导舆论的需要，7月2日，由贵州省著名法医组成的专家组，在李树芬家乡玉华乡雷文村泥坪组对其遗体进行第三次解剖检验。
参加检验的专家有贵阳医学院法医教研室主任、法医鉴定中心主任王杰副教授，贵州省人民检察院高级工程师叶忠源、副主任医师杨永刚，贵州省公安厅主任法医师、溺水研究专家屈剑平。法医专家组负责人为屈剑平。
解剖检验从11时20分开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法医专家对李树芬遗体体表、胸腔、头颅、阴部等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验，并提取了部分内脏组织进行生化和理化检验。李树芬的父亲李秀华、姨妈罗兴菊及61岁的村民代表李成华等见证了解剖检验的全过程，并在检验笔录上签了名。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检验结果要向家属公布。7月9日11时许，第三次尸检法医专家组负责人屈剑平专程去到玉华乡乡政府，向李树芬父亲李秀华等家属公布尸检结果，再次确认李树芬系溺水死亡。
屈剑平说，经过对遗体体表、胸腔等全面细致的检验及大量生化、理化检验，专家组排除了暴力致死、毒物中毒致死及性侵害可能。病理学检验支持溺死诊断，排除病理性死亡。实验室检验支持溺死诊断，肺硅藻检验出与现场河水中同一类硅藻。同时，检验中发现的眼结膜、心包膜、心耳尖见针样出血点及双肺膨隆肿胀等，均呈明显窒息征象，为典型的溺死尸体征象。
屈剑平表示，根据尸体解剖检验所见，实验室检验结合现场勘查分析，可以确定李树芬系溺水性窒息死亡。通报完尸检鉴定结论后，屈剑平与死者家属进行了沟通，对死者家属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和解释。
按照省委领导的指示精神，有关部门当天就在瓮安举行新闻发布会，及时向省内外媒体通报第三次尸检结果，披露事实真相，正确引导舆论。
与此同时，瓮安县迅速组织县、乡、村各级干部包村入户，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治安积极分子，充分发挥人熟地熟的优势，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开展工作，分片包干，承包到户，以事实真相说服群众，教育群众，稳定人心，以一人一户、一村一乡的稳定，确保全县的稳定。
四、“6·28”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
石宗源马不停蹄地深入居委会、走向街头、走进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百姓疾苦，了解党政干部作风，连续工作16个小时，掌握了大量引爆“6·28”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摸清了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在与黔南州、瓮安县有关干部和瓮安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座谈时，他石破天惊地说：“‘6·28’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
石宗源指出，“6·28”事件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情节恶劣，破坏严重，造成了极大的财产和经济损失，影响了全省稳定和贵州形象。
石宗源说，“6·28”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十分关心。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多次打电话到前线直接指挥；武警总部司令员吴双战作出批示，并派人赶到瓮安指导处置工作。
石宗源表示说，省委、省政府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和指示精神，切实把尽快平息事态、维护稳定放在第一位，连夜派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赴一线靠前掌控。29日又派出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为组长的省工作组，到瓮安指导、督促、监督相关工作。
石宗源说，在处置过程中，武警官兵、公安干警保持了最大的忍耐和克制，采取了多种稳妥有力的措施，尤其是武警部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迅速控制了事态，整个过程中没有与群众发生直接冲突，更没有死一个人，事态已得到基本控制，大局已恢复稳定。
他充分肯定在事件处置过程中，瓮安县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干部，都是高度重视、努力工作的。县人大、县政协也积极派出干部开展宣传教育和动员说服工作，工作是有成效的。
他分析说，长期以来，瓮安各级党委、政府在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是明显的，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从这起事件来看，从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其中必有深层次的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上，干部作风上，工作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
石宗源指出，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反思，要以这起事件为镜子，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更加扎实有力地开展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切实改进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真正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进程中，发挥好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忠诚实践者。“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是空喊口号，要落实到行动上，要以人为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
在座谈会上，石宗源厉声痛斥当地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渎职行为。他说，我离开基层五年后，又回到地方工作。发现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与群众没什么感情，办群众的事没什么劲，搞自己的事却很卖力。有的人要官劲大力足，干活乏力无术。没本事就要学啊，不要一当官就是当官做老爷。少打点麻将，少出去旅游，少玩，多多学习。到群众中去，学习做群众工作。
石宗源坦诚地说，今年“两会”期间，有记者要我给在贵州的工作打一个分，我打了60分。我要是知道会发生“6·28”事件，我就只会打50分，不及格！在瓮安和贵州，最重要的工作是改善民生，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瓮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黑恶势力气焰嚣张，城乡人民不得安宁。我们不敢出重拳，结果让黑恶势力甚嚣尘上。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石宗源高声问与会代表、委员、群众代表：这样的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该不该下课啊？大家齐声应答：应该！
石宗源说：“对！该下课的统统下课，决不姑息！”
大家热烈鼓掌。
2008年7月3日下午，贵州省委在贵阳召开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通报会，同时听取部分境内外新闻单位和瓮安群众代表的意见，进一步研究部署处置工作。石宗源和省委有关领导在会上谈了“6·28”事件的教训。
石宗源说，这是一起不该发生的事件。起因简单，却由于当地干部处置失机，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利用，黑恶势力直接参与，酿成严重突发事件，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不但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财产损失，而且影响了全省稳定和贵州的形象。目前，事态虽然已基本控制，大局恢复稳定，但必须高度重视、扎实有效地继续做好相关工作，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确保事态不再反弹，确保老百姓有一个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
石宗源说，“6·28”事件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我们必须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刻反思，认真吸取教训。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权力意味着责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石宗源说，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长期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这次事件中，黑恶势力正是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挑起事端，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借机扰乱社会、趁火打劫。因此，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对此，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贵州省委对处置瓮安“6·28”事件及时作出五条决定：
第一，严查彻究在此次事件中严重失职渎职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
第二，谣言止于真相。要向社会及时、真实、准确地公布事实真相，这是处置“6·28”事件十分关键的一项工作。社会舆论要求及时了解事实真相。
第三，进一步稳定群众情绪。贵州的各族群众是非常淳朴善良的，也是非常通情达理的，在处置事件过程中，必须始终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
第四，必须严厉打击各种黑恶势力。
第五，必须进一步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瓮安“6·28”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富玉分析认为，瓮安三中学生李树芬溺水死亡，这一简单的当事人非正常死亡事件，为何酿成滔天大祸？值得深思。概括地讲，在于当地积案过多，积怨过深，积重难返。
一是当地党委、政府及公安部门维稳工作在思想和行动上并未高度重视。瓮安县是一个社情民意比较复杂的地方，历史上就曾发生一些恶性案件，但这些事件并未引起县委、县政府的反思，一些领导甚至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就一了百了，稳定工作有部署无落实，有安排无检查。事件发生时先是有学生游行，然后聚集上千群众围观，但事前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都没有任何信息。信息不灵，思想准备不足，应急预案没有，以至于事件发生时束手无策。
二是对刑事犯罪活动打击不力。瓮安县有组织的帮派有五六个，公安机关虽有打击，但未从根本上铲除，活动仍很猖獗，“两抢一盗”、打架斗殴案件时常发生，群众普遍感到没有安全感，当地流传着“好人散了伙，坏人结了帮；治安搞不好，难以奔小康”的顺口溜，以示对社会治安的不满。
三是群众的一些合法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近年来，瓮安县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革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20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是导致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甚至产生仇官、仇警、仇富心理的重要原因，使部分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心不足、信任不够，家属包括一部分当地民众对警方公布的李树芬死亡原因表示怀疑，以至于事态恶化，发展到不可收拾。
四是事件反映出瓮安县基层组织和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丧失，政治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整个事件中，很少有基层组织和干部主动出来劝阻。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一些部门和干部在遇到矛盾和问题时，不敢面对群众，不善于深入群众、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对群众的冷暖关心不够，在工作中不敢碰硬，怕得罪人，甚至存在执法不严，情大于法，以情代法的现象。有的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欺上瞒下。有的干部队伍不纯洁，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黑恶势力的“通信兵”和“保护伞”。一些学校存在重智轻德现象，注重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对思想品德教育重视不够，社会黑恶势力已经在向青少年渗透。一些群众对利益诉求的期望值太高，漫天要价。以至于事件发生时，部分干部、群众和学生尾随、围观、起哄，甚至有的群众和学生直接参与打砸抢烧。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五、迅速启动干部问责程序
贵州省委对瓮安“6·28”事件相关责任人，在事件发生不到一周之内便迅速启动干部问责程序，开了中国重大突发群体性事件干部问责的先河。
2008年7月4日凌晨，黔南州委及瓮安县委组织部门在瓮安分别宣布任命庞鸿为瓮安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周胜为瓮安县公安局政委。原瓮安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的党内职务已被当地组织部门先行免去。
7月4日上午11时，瓮安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依法律程序任命庞鸿为瓮安县公安局局长，原瓮安县公安局局长申贵荣同时被免职。
庞鸿履新前为贵州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副总队长。当天，他同时被任命为黔南州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瓮安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
周胜原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任重案四大队大队长，后在贵州省公安厅“打黑办”挂职。
7月4日，贵州省委和黔南州委对瓮安县党政主要负责人作出调整决定，免去王勤中共瓮安县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免去王海平中共瓮安县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提请瓮安县人大常委会免去其瓮安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
同日，贵州省委和黔南州委分别作出决定，任命龙长春为中共黔南州委委员、常委，中共瓮安县委委员、常委、书记，免去其中共铜仁地委委员职务，提请贵州省人民政府免去其铜仁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职务；谢晓东为中共瓮安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请瓮安县人大常委会任命其为瓮安县人民政府县长。谢晓东履任前是贵州省旅游局综合处处长。
贵州省委决定严查在此次事件中严重失职渎职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同时要求纪检监察部门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查究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7月19日，黔南自治州委召开全州领导干部会议，由贵州省委组织部宣布中共贵州省委关于黔南自治州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黄家培任中共黔南自治州委委员、常委、书记；吴廷述同志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中共黔南自治州委委员、常委、书记。
黄家培履新前任贵州省农业厅厅长、党组书记。
在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里，既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髓，也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官官相护”的封建糟粕。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写下“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至今仍让我们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言。古今中外，干部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历史长河雄辩地证明，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行业，还是一个单位，大凡都因干部得力而兴，也因干部平庸而衰。
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21世纪，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承担着国家发展战略的执行者、深化变革的推动者、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者、管理社会的承载者，以及团队精神的凝聚者的重任。各级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一言一行，他们的执政理念和综合素质，都直接关系着所辖区域的盛衰成败，关系着千千万万平民百姓的命运。
鉴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了一系列党纪党规，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干部的规章制度。1995年制定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暂行条例》，作出了“因公辞职、个人自愿辞职和责令辞职”等规定，2002年修订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此基础上专门增加了“引咎辞职”，当时成为深得党心民心的热门话题。
然而，时至今日，在一些人挖空心思编织关系网，跑官要官买官削尖脑袋想当官的不良社会风气的大背景下，山西襄汾溃坝等重大责任事故一桩接一桩，四川汉源、重庆万州、浙江瑞安等群体性事件一件接一件，并且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引咎辞职”的责任人有几个？而对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依据党纪政纪追究其相应责任，这是必须的，毫不含糊的。诸葛亮尚且能够挥泪斩马谡，何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发生瓮安“6·28”这样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不追究相关领导失职渎职的责任，就没有办法向党和人民交代。相反，敢于追究相关领导失职渎职的责任，不管是谁，决不迁就，决不姑息，是敢于正视执政党自身工作没有做好，自身出了问题，敢于自己站出来加以纠正，具有政治胆略和政治魄力的表现。也是共产党人不护短，不遮掩，光明磊落的表现。
贵州省委迅速而果断地启动“6·28”事件干部问责制，赢得省内外舆论的广泛好评。人民网7月8日发表评论说：
对这次事件，瓮安县领导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瓮安的领导说，事件的起因有其偶然性、突发性，那么，人们会问，这种偶然、突发之事其他地方也有，人家那里怎么没有发生如此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如果瓮安的领导说，因为有坏人，是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人们会说，有坏人，这是肯定的，但坏人毕竟是少数，能力也有限，少数坏人怎能有那么大的能力，怎么能够煽动、操纵那么多群众涌上街头，攻击县政府、县公安局？瓮安县到底是坏人的天下，还是好人的天下？
可悲的是，直到出了事之后，瓮安县的领导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和深层的原因……还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在情况汇报会上还在冠冕堂皇地东扯葫芦西扯瓢，还在强调县领导付出了多么“巨大努力”。省委书记石宗源批评瓮安县委书记王勤的情况汇报“自我批评少，解释过程多，分析原因少”。这批评够客气了，真不知道瓮安县这“父母官”是怎么当的！他们的官也真是当到头了！
必须明确，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出了这种事不能怪群众，对老百姓更不能随意使用警力，不能随意采取专政手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群众有了那种仇官、仇警、仇富的心理，背后有了那些深层次的原因，瓮安这种事或迟或早、或因这根“导火索”或因那根“导火索”、或以这种形式或以那种形式，终究会发生的。
为政一方，守土有责。贵州省委决定将继续严查在此次事件中严重失职渎职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各级党政领导必须明白，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官不是那么好当的，不是会开会、剪彩、送往迎来、耍嘴皮子就可以混下去的。豫剧《七品芝麻官》中有句唱词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瓮安县的书记、县长，公安局的政委、局长，虽说不至于去“卖红薯”，但再想为政一方恐怕不可能了。他们应该反省，有类似情况的地方领导也应该反省。
瓮安县委书记龙长春说：“省委作出了表率，迅速启动干部问责程序，瓮安县委腰杆一下就硬了。”瓮安县委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全面掌握了全县各级干部在“6·28”事件中的表现情况，在启发教育和做好被问责干部的思想工作后，启动了干部问责：免去玉华乡党委书记、乡长，雍阳镇党委书记、镇长及县教育局局长5个干部的职务。与此同时，还对其余34名县以下干部进行了问责，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赏。
龙长春说：“免职的5个干部对‘6·28’事件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死者摆了一个星期，她家所在地玉华乡党委书记、乡长没有采取有效处理措施；事发地雍阳镇党委书记、镇长也没有采取有效处理措施；‘6·28’事件暴露出教育部门存在的问题。”
六、依法严惩挑头闹事骨干和不法分子
瓮安“6·28”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公安厅立即从全省公安机关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瓮安“6·28”事件专案组，调查事件真相，开展专案侦查，打黑除恶，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还老百姓安宁。
大量事实表明，“6·28”事件中确有黑恶势力直接参与、直接指挥、打砸抢烧、违法犯罪。在处理过程中，贵州省正确认识和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方面，对不明真相的和盲从的群众，采取批评教育和团结的方法，没有激化和引发新的矛盾；另一方面，对组织指挥、参与打砸抢烧的挑头者、骨干分子和黑恶势力骨干分子，对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以及其他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加强调查取证，依法严肃处理。
专案组联合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向社会发出通告，敦促“6·28”事件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利用电视、广播、标语、宣传车进行宣传，公布举报电话，鼓励群众检举揭发和提供线索，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工作；组织技术力量开展现场勘查，核查“6·28”事件的损失，收集不法分子的犯罪证据；组织侦查调查，基本上查清了有关事实真相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员和黑恶势力成员组织、煽动、胁迫、教唆实施打砸抢烧违法犯罪活动的事实，采取多种措施，对已掌握的涉案人员和涉黑人员进行追捕。到笔者采访时止，已有52名参与打砸抢烧的黑恶势力成员落网，一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犯罪嫌疑人，陆续移送检察机关批捕起诉。
2008年11月14日，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对“6·28”事件中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放火罪的张光静、莫光付，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肖春平，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李秀龙、李庆安、柴吉方6名被告人进行了一审宣判。
瓮安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张光静、莫光付是瓮安县帮派组织“玉山帮”成员，6月28日两人猖狂参与打砸瓮安县公安局大楼，劫取公安机关收缴的管制刀具，袭击民警和焚烧机动车，已构成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放火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和15年。
肖春平、李秀龙、李庆安3人都曾因犯盗窃罪和抢夺罪被判刑，当日又对奉命前往瓮安执行维稳任务的公安车队进行阻挠，或参与打砸公安局大楼、办公设施，并毁损多台车辆，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5年和5年。
当日参与冲击瓮安县公安大楼的柴吉方，因案发后投案自首，被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
专案组还配合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全力追捕涉黑恶犯罪嫌疑人，彻底查清黑恶势力组织体系及其违法犯罪事实，依法追究策划、煽动、教唆、胁迫、参与“6·28”打砸抢烧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击涉黑恶犯罪，彻底铲除黑恶势力这一社会毒瘤。
为了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瓮安县公安局组建了打黑除恶专业队，全力开展侦查工作。“6·28”事件涉案人员234人，其中黑恶势力成员52人。刑事拘留117人，其中黑恶势力成员48人。同时打掉了长期盘踞在雍阳镇茅坡村，草塘镇、玉华乡的涉恶团伙3个，刑事拘留6人，摸排线索40条，掌握涉恶团伙6个。
目前，全体参战干警士气高昂，进一步加大侦查追捕力度，加紧对群众举报线索进行核查，对已掌握的犯罪事实进一步调查取证，彻查黑恶势力组织体系及其违法犯罪事实，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击处理；依法严惩“6·28”事件挑头闹事骨干分子和打砸抢烧不法分子。全县城乡干部群众对此拍手称快，老百姓开始有了安全感。
在“6·28”事件中备受关注的瓮安县公安局大楼，如今修葺一新。大楼正面镶嵌的“人民公安”四个金色大字，在湛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威严。正门上方新拉的红底白字横幅上“黑恶不除，国无宁日”8个大字，凝聚着共和国卫士的决心和力量。一楼户籍大厅的防护栏拆除了，方便百姓与警察面对面交流。公安大楼左侧醒目位置上，新挂出“群众来访接待处”蓝底白字的牌子，一下拉近了警民距离。
20世纪50年代仿苏建筑的瓮安县委三层木楼，在“6·28”事件中被夷为一片瓦砾。如今，县委大楼原址已变成缀满草坪、鲜花、绿树的广场，供老百姓健身、娱乐、休闲。
全面整修过的瓮安县人民政府大楼，看不出焚烧的痕迹。浅蓝色的楼身与人民公安大楼的蓝色玻璃幕墙和近在咫尺的瓮安宾馆楼顶“让世界了解瓮安，让瓮安走向世界”的标语，浑然一体，格外醒目。
瓮安县人民政府广场上，金黄色的秋菊和怒放的一串红，与政府大楼悬挂的国徽、屋顶飘扬的五星红旗、国庆节挂出的大红灯笼交相辉映，政府大楼庄严中透出热烈、祥和的气氛。政府广场左右两侧汉白玉立柱上，当年镌刻的“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的格言，被完好地保留下来，显然，“6·28”事件并没有击垮瓮安县委、瓮安县人民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也没有动摇瓮安47万各族人民重塑瓮安形象，建设新瓮安，让瓮安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
瓮安县各级党委、政府办公地，最明显的变化是在县委书记、县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办公室门上，也都亮出了牌子，方便群众来访，并且将领导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化。2008年10月24日，笔者走进县政府一楼大厅，一块牌子清楚地写道，今日接访领导：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莫涛；接访地点：县信访局。在雍阳镇、玉山镇、木引槽乡、玉华乡党委、政府办公地，同样立有类似的牌子。一块小小牌子，透出亲民、爱民、务实新风，赢得了百姓的赞扬。
雍阳镇聋人按摩师吴贤丽笑眯眯地说：“‘6·28’事件过后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家7个床位，几乎没有生意。现在社会秩序好转，生意恢复正常了。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瓮安县农具五金厂下岗工人覃雪琴说：“‘瓮安事件’很让人痛心，但上级没有抛弃我们，派来了强有力的领导干部，县委书记大接访，百姓有苦有处申。现在办事快捷了，专案组很认真，抓了好多坏人。过去龙塘镇一个星期被偷11辆摩托，白天街上都有抢劫，现在晚上也可以放心上街了。”
雍阳镇广场社区一饮食个体户说：“前几天我接到4次从境外打来的匿名电话，都是攻击共产党的，说‘没有入共产党的不要入党了，入了共产党的赶快退出’。共产党领导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从农村去广东打工赚了钱，在县城买了房子，开了饮食店，一家三口日子过得还可以，我拥护共产党。”
雍阳镇河边社区居民杨芳荣说：“过去‘瓮安不安’，都是领导、公安不作为造成的。有次我跳舞回家，才晚上9点多钟，看见一个妇女被夺耳环，耳朵扯得血流满面，我晚上就不敢出门了。现在领导敢抓敢管，治安好了。领导有决心、有信心把瓮安建设好，我们也有信心了。”
雍阳镇广场社区第十组95岁的卢明珍老人，在她家院子里抚今追昔地说：“我活了95岁，从来没有见过敢放火烧衙门的，就连旧社会的土匪都不敢，‘6·28’事件中这些人却敢把县政府给烧了。今天的政府好啊！生活有困难的，政府给补助，旧社会哪个管你？还是要稳定，免得像前段那样提心吊胆过日子。现在安定了，放心了。”
漫步瓮安街头，行人熙来攘往。店铺一大早就开门，子夜仍灯火辉煌。人们逛商店、吃夜宵、散步聊天、唱歌跳舞，一派安定祥和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