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3号（农历十月初六），我在外地出差，堂侄子在老家举办婚礼，我来不及赶回老家，没想到父亲却一直在惦记着这一天，说这个喜酒他一定得喝。由于一来一回将近二百公里路程，还是很消耗体力的，别说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就是年轻人有的也受不了。我在电话里劝他，并且还让母亲帮着劝他，上了岁数最好不要出远门儿了，但无论如何他也不听劝，他早已拿定了主意。
我知道父亲的心思。虽然住在城里有子孙守着，但是农村老家，那片他生活了几十年的故土，却是一个永远的牵挂，永远的眷恋，永远的寄托，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回老家看看，能和一大家族的人团聚，他无论如何是不会放过的。最后，我只有安排我的一个朋友小王，让他抽出一天的时间，开车专程接送父亲。我还特别跟父亲交待：一定要当天去当天回，千万不能多喝酒。
我也理解父亲的心思。城市里虽然综合条件好，但农村也有农村的好。农村缺少城里的繁华和热闹，缺乏各种现代生活的条件，但城市也缺乏农村的简单和宁静，缺乏农村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不要说父亲那一代真正农民阶层的人，就连我们这一代人，觉得在城市里呆久了也是挺烦的。这些年，城市发展速度日益加快，城市里的各种交织越来越密集，楼房膨胀、人口膨胀、车辆膨胀，整日里睁眼看到的都是人流、车流、商摊、霓虹灯，听到的都是鸣笛声、叫卖声、音响声，闻到的都是机动车尾气味和饭馆地摊散发的油烟味，促使人们有时也想逃离城市生活，去亲近自然、吸闻乡味。白天欣赏绿油油的农田旷野，夜晚在静谧的村头农舍和闪烁的繁星下，听一听蛙声、蛐叫或蝉鸣。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成为了城乡的“变性人”，已经离不开职场，离不开了繁华和喧嚣，离不开了快餐、快捷、快速的快生活。人的思维也很怪，身处繁华的环境吧嫌太喧闹，身处宁静的环境又嫌太寂寞，多数人都是得陇又望蜀。
后来据小王说，那一天父亲特别开心，因为在我们这一家族，父亲年龄最大、辈份最高，我父母也是他们这辈人中唯一一对健在的老人。作为社会细胞，家族的团结和凝聚力，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往往需要有一个长辈来维系，长辈就是家族中宝贵的、必须珍惜的财富，并且这种财富是唯一的，一旦失去就不可能再拥有的。亲属们把父亲看的很重很亲，父亲就是维系我们这个大家族的一个精神支柱。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的活动当中，小到一个集体或团队，大到一个国家或民族，不能没有凝聚力，不能缺失主心骨，否则，就不会有什么希望和生命力，也必然会出乱子。
在宴席上看着一大群孙男娣女膝前承欢，父亲把路途的劳累一下子全抛到了脑后，吃的比往常都要多，酒也免不了多饮了几杯。
婚宴结束，父亲忽然兴尽悲来，要给我爷爷奶奶、大伯二伯上坟扫墓。亲戚们都劝他，说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就不要去上坟了。但父亲却执意要去，他的理由是：“难得回来一趟，这回上坟之后，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回呢。”
听了他这句话，亲戚们都有些伤感。
多年来，父亲从没忘记祭奠先辈，搬到省会之后，他对于故土和故人的怀念反而更深了，每年他总专门安排一些时间回乡下呆一呆，尤其是清明节和农历的十月初一，他都要回到老家给爷爷奶奶、大伯二伯上坟扫墓。我们当晚辈的，好多年也不回老家一次，理由总是有，工作忙、应酬多、没时间，等等，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不接地气的都市生活，早把老家的一切给淡忘了。父亲对于故土和长眠在故土里的先人们有着深厚的情感，一直埋在他的心底，是永远都不会散去的。
上过坟之后，不知为什么，父亲在回来的路上一直不断地唉声叹气。小王问他有什么心事，今天不是挺高兴吗？父亲也没说什么原因，仍旧只是时不时地叹气。晚上回到家，父亲便早早地上床休息了。没想到第二天他就开始闹肚子，看了两次医生之后，闹肚子总算止住了，但是没过几天，又不排便了，并且吃饭开始呕吐。母亲断定父亲是在那天的婚宴上吃坏了肚子，还埋怨他当初没听大家的话。
回想起来，这其实就是父亲发病的最初征兆。
从外地出差一回来，我就马上带父亲去第十人民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结果并没有查出什么大问题，医生的初步诊断是老年功能性肠梗阻。按医生的建议，父亲住院做了灌肠，用了几天的药。很快，肠道一通，排便正常了，父亲感到一身轻松，马上就要出院回家。大夫和我们家人都劝他在医院再呆几天，观察一下病情，但父亲说什么也不肯住院，他认为自己病已经好了，不愿意多花一分冤枉钱。可是回家没几天，父亲的病再次发作。他自己仍然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没必要去医院，但我心里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
父亲一向都是如此，一则仗着身体硬朗，再则光怕当冤大头花了冤枉钱，偶尔有个头疼发烧什么的总是硬挺。有时挺不过就自己到门口药店买几片药吃吃，还嘱咐母亲不要告诉我们。有时病了几天还没好，母亲有点害怕便告诉了我，我就劝说父亲有病了千万不能挺，可他却埋怨母亲不该给我讲。实际上，父亲不仅是怕花钱，而且还怕影响儿子的工作。平时和父亲在一起，他总是离不了交待一个事：就是一定要把工作干好！
这一次，在父亲的不断埋怨中，我强行安排他到解放军医院检查。初步检查的结果和上次大同小异，医生建议住院，用药排便，并进一步观察病情，然后再确定治疗方案。父亲仍旧不愿意住院，我和父亲争执了很久，后来他总算让步了，却不愿意住大医院，还是怕花钱。当时我按捺不住，还跟父亲顶了几句。
回想起来那天的争执，直到现在我依然十分内疚。
老人的固执起来总有他的原因，我们当儿女的，都应该耐心些，再耐心些。父亲一生节俭，过惯了苦日子，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消费观念，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潜意识之中，即便是面对疾病。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性。父亲性格外向，是个十分宽容、十分随和、也十分健谈的人。而父亲的这种性格没有被我完全继承，我却性格内向，并且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灵活不足，方法简单，总是急躁易怒、缺乏耐心，尤其在自己的家人和身边人面前更是有甚，这是我平日里最大的毛病和缺点。父亲耳提面命，教训过我无数次，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并没多大改进。
后来，我终于把父亲安排到了武警医院。住院之后，医生根据父亲的症状采取了内治外治并举的措施，输液加灌肠，但效果并不明显。父亲的病情一直在加重，最痛苦的就是不能进食，还不断呕吐，吐出的都是绿色的胃液，有时想吐却吐不出来，他就用手抠。我们看到父亲难受的样子，就想阻止他，可父亲一直说胃里又酸又苦，只有不断的吐出来才会舒服些。其实有病的人都有体会，想呕吐而吐不出是非常痛苦的事。
住院之后，我通知了哥哥和侄子侄女，大家轮流照顾父亲，白天大多由哥哥照顾，晚上大多由我陪护。我买了一些日常用品带到医院，他一如往常地责怪我，说我乱花钱。但是，我买的躺椅他却反常地表示很满意。因为这把椅子坐上去很舒服，到了晚上就相当于一张床，我陪护他的时候也用得着。况且，它是件家具，将来出院之后，带回家照样可以用，他认为这样花钱才算是好钢用到了刀刃上，钱花的值。
得到病中老父亲的赞许，我忽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慰。
几天后，父亲开始排便了，身体也恢复了正常，能吃能喝，精神好了，心情也好了，甚至还悄悄把自己的衣服洗了。这下我们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我们和医生商定，让父亲再住几天院，补补身体，巩固一下就准备出院。父亲比我们更着急，他早已归心似箭了。
就在我准备办出院手续的时候，没想到父亲的病情再次复发。
整个过程和上次一模一样。
一丝阴影从我心底荡过：已经换过三家医院，换过几个医生，而父亲的病情根本没有得到控制，有可能连真正的病因都没有弄清楚。
我白天工作忙，只能在必要的时候来医院过问一下治疗方案，和大夫交换意见。晚上只要单位没有特殊的事情需要处理，我都来陪护父亲。陪护期间，父亲忘记了自己的病情，反倒把我当成了一个需要照顾的孩子，絮絮叨叨地一会儿说我睡得太少，一会儿说我盖的太薄，甚至自己悄悄地起床去大小便，他怕惊动我，怕我休息不好，耽误第二天的工作……我忽然意识到，自打成年以后，我几乎没有这么亲近地和父亲相处过。
父亲呕吐起来特别难受，医生决定给他下胃管，用一个负压容器通过胃管把胃里的东西抽出来。开始父亲不同意，经过我和医生反复做思想工作，他总算答应了。那么粗的管子从鼻子插下去再到胃里，的确很不舒服，一开始父亲极不适应，等适应之后，也不呕吐了，他才感觉到了这胃管的好处。
这次旧病复发，父亲的情绪明显低落了，与住院之前已经判若两人，他明显的消瘦了，整个人也显得衰弱了许多。为了安慰他，我一再跟他讲“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身体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其实我心里十分着急，几乎每天都催大夫想办法。而又过了几天之后，父亲对我的安慰开始有些怀疑了。
以往，父亲从不把自己的病当回事，但这次的病症非常少见，他开始怀疑可能是年轻时得过胃病落下了病根。经过转院和住院的来回折腾，又持续这么多天，换了不同的医生，还用上了他从没见过的医疗器械，可病情仍旧没有得到控制，反而一再发作并加重，这一切都让父亲感觉到，问题没那么简单。
父亲在与小王的言谈话语中，流露了对这次生病的怀疑，并且有一天父亲睡觉时嘴在蠕动，好像是在嚼东西，醒来时，小王问他，他说梦见我爷爷在让他吃红烧肉……父亲好多天没吃什么饭了，都是靠输入营养液支撑的，身体也越来越消瘦。他是多么想吃点饭呐，可现在什么也不能吃，什么也吃不了。
父亲渐渐流露出对健康的渴望，他渴望尽快病愈，回到以前正常的生活中去，所以他告诉我：“身体要紧，该花的钱也得花，只要能治好病。”父亲还告诉我：如果花钱多可以动用他的积蓄，他在银行还存了两万多元钱…听了这些话我的心里酸楚楚的。这种念头是父亲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也说明了他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父亲一贯节俭，而且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体好，平时有个小病从来不肯去医院，也不肯给我讲，总是怕花钱、怕影响我的工作，现在父亲特别疑惑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我和家人更加着急。
我向父亲做了保证，让他放心，看病是第一位，根本不要考虑钱的问题。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给父亲治病，只要能让父亲好起来，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父亲当然对我十分了解。父母需要花钱的地方，我从来都不会缩手缩脚，而是父母过于节俭，该花的钱他们也拦着我不让花，为此我倒是时不时还会和父亲有些争执。
我知道父亲的想法，依他的性格，他希望能够自食其力，用自己的钱来治病。平日里他更是这样，除了过年过节我们给点钱买些东西，他们什么都不让买，也不要我们的钱。有时我一片孝心买来了吃的或者用的，他和母亲总是问花了多少钱，价格是多少，我也总是“打打折”胡乱编个数，可他们还是唠叨我“乱花钱”、“不应该”、“买得贵”等等。
果然，父亲很快把老家孙辈中的老大孟达叫来了，他要孟达替他要回别人用他的五千元钱。这也许是父亲在留后路，这件事以往家人没人知晓。
孟达很快就赶来了，他让父亲放心，这件事他一定会办好。
孟达是我的堂侄，大伯家的长孙。大伯生前是镇人民医院外科大夫，医术高超。孟达接受传授并有所所发扬，在老家开着一个私人诊所，诊所虽然不大，但在方圆百十里都小有名气。外科是他的绝活，他尤其善于治疗疑难杂症，而且经常有省内外一些中小城市的病人慕名而来，跑到村儿里找到他求医。他有能力、有主见、有威信，而且交际面广，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在我们的大家族中他虽然辈份低，却是最能支撑门面的一个，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一个“靠山”，遇到需要有人出面的事，通常都会让他来处理。
孟达与我父母的感情非常好，平日里时常来省会探望父亲，看一看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扯扯家长里短，让两位老人十分欣慰。父亲在住院之前，孟达已经来过好几趟，住院之后，对于医院所提供的治疗方案和检查结果，在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都要听听孟达的意见。父亲一直对孟达非常信任，很多事父亲不跟我讲，怕我为他操心，但是他什么话都能跟孟达说，大事小事都爱和孟达商量。
当天晚上，孟达和我拉家常时试探着把话说开了，他小心翼翼地问我：“三爷得的会不会是大病？万一有什么不测……”
听了大侄子的话，我沉默了许久。
因为我大脑里一片空白，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尽管父亲已年近九旬。
其实，就是在这几天，我有几次做梦都梦到了父亲，还梦到了伯伯，很奇怪，很可怕。那些梦，我不敢讲，不敢想，更不敢信。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摆脱不了的自然规律，生而为人，无论是谁都要经历这几个阶段。道理这么浅白、这么简单，但是一旦和父亲联系起来，我忽然发现，我的理解力和承受力马上变得和孩童一般，因为从没想过父亲会离开自己，于是竟然一厢情愿地和天真的孩子一样，想着父母会永远地陪伴着自己。
记得有人把人生比作一次列车旅程，很有寓意：“一次长途的搭车旅行，要经历无数次上车和下车。旅途中有时会有事故发生，有时会有意外惊喜，有时却是刻骨铭心的悲伤。降生人世，我们就坐上了生命列车。我们以为我们最先见到的那两个人——我们的父母，会在人生旅途中一直陪伴着我们。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会在某个车站下车，留下我们，孤独无助。他们的爱，他们的情，他们不可替代的陪伴，再也无从寻找……”
孟达的话，我没有任何回应，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第二天，哥哥把我单独叫到楼梯口，我们在长凳上一起坐下。坐定之后哥哥却没有开口，闷头点了一颗烟。我大概猜到了他想说什么，等他终于鼓足了勇气要开口时，我打断了他，没让他把话说出来。
现在我不愿意往坏处想。
看到我的态度，哥哥没有再往下说。多年来，家里的事，哥哥总是让着我，尊重我的意见，我也习惯了做主，习惯了拿主意，尽管我是老小。
看着哥哥，我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转过脸去，顷刻间泪流满面。
同时，哥哥也在我背后轻声抽泣起来。
忘记了在哪本书中，看到过著名学者顾随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初读之下，我惊叹于这句话和我的感受竟如此相似。
如果把后半句改为“以忧患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就完全概括了我的人生感受。于人于事，我从来没有以悲观的心情去面对，对我来说，把“悲观”换作“忧患”则更为精准。
所谓“无生之觉悟”，是说我们生而为人，应该觉悟到时间与空间都是永恒的，在这永恒与无尽之中，人是多么渺小，人生是多么短暂。但是与这种“人生苦短”的觉悟并存，人还应该抱着积极的生活态度，去建树“有生之事业。”
对于工作和家事，我从来都是责无旁贷，遇到难题，我会习惯性地站出来，做主并承担责任。之所以这么自信，是因为我对前途、对生活永远持有乐观的态度。但是，在乐观的同时，我又时时处处怀有一种忧患意识，有危机感和紧迫感，习惯先从最坏处着想、从最坏处打算。
完美的人生，不但需要乐观的生活态度，同时还需要充满忧患的自省意识。成功人士总能将二者把握好，并处理得的恰到好处。乐观的生活态度，是支持我们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而忧患意识，则总能让我们时时清醒，避开隐患，绕过人生的诸多误区和陷阱。
整个人类的发展和每个人个体的发展，有很多共通性。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等一系列问题，不正是因为人类缺少忧患意识所造成的吗！而对于个体的生活而言，有了忧患意识，工作中多考虑困难才会保证顺利，事业上多考虑挑战才会保证成功，遇到事情要多考虑后果才会保证平安。对于一个特殊岗位来讲比如领导岗位，忧患意识更为重要，因为领导干部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担当的安全风险更大，一旦疏忽大意就会铸成大错，甚至成为千古罪人。
对于父亲的病情，我既作如是观，但又总是抱着主观臆断的心情：把忧患排除在外，保持乐观的期望。总是往好处想，从不往坏处想，也决不会往坏处想。从意识里，父母亲人身上，不吉利的事根本就不存在，也根本不可能发生。
父亲的身体一天天虚弱下来，二十天来很少进食，几乎全靠营养药和营养液注射维持身体所需，精神状态每况愈下，而最让我焦躁不安的是：父亲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到现在还没有确诊。
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我们决定给父亲做一次专家会诊。
有问题就找关系，这是国人的思维定式，我也不例外。征得医院的意见之后，我们开始动员一切力量外请专家。在朋友和同学的帮助下，我相继联系到了多位省内著名专家。会诊之后，专家们做出了十分不乐观的预测。有专家建议采用先进设备排查、排除肿瘤，有的甚至建议直接手术后再依情况处理。
尽管不祥的可能性如同一块铅版，冰冷而又沉闷地压在了我的心头，但我仍不相信父亲会得什么大病，我仍旧抱有希望，因为父亲平时身体那么好，怎么会突然有大病呢？
12月1日，医院安排给父亲做了一次PET-CT检查。
PET的全称为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它是一种最先进的医学影像技术，PET技术是目前唯一的用解剖的形态方式，对人体内部进行显像，而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创伤，是目前临床上用以诊断和指导治疗肿瘤最佳手段之一。PET-CT则是将CT与PET融为一体，一次显像可获得全身各方位的断层图像，可以呈现全身整体状况，灵敏度高而且定位精确。这是目前全球最高端的医学影像诊断设备，它的出现是医学影像学的又一次革命。武警医院引进的PET-CT设备在省内还是第一台，其原理是在人体内注入一种特殊药物，一定时间后，用CT扫描成像，如果身体哪个部位有恶性肿瘤，成像部位便会明显区别于正常部位，因此查肿瘤十拿九稳。
这天，我和哥哥用轮椅推着骨瘦如柴的父亲，从医院主楼乘电梯到楼下CT室外排队，等待检查之前的药物注射。做这些准备工作时，我的心始终像悬在半空，可在父亲面前我还得装着很轻松，还要不断安慰开导他。我的心里一直祈祷、一直期望着好的检查结果，仍然不往坏处去想——一丝一点都不！总认为往坏处想是不吉利的，是不允许的，是绝不可能的。这就是亲情创造的人的特殊意识，这种意识往往发生在至亲至爱之间，或者是对最崇拜的偶像之间。
父亲被推进了检查室。
等待诊断结果时，忐忑，焦急、揪心，所有这些字眼加起来都难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终于，检查结束了，我鼓足勇气，打起精神面对大夫，等他宣布检查结果，没想到大夫说结果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出来。
这一天，对我来说漫长得难以忍受。
第二天，是参加上级的一个会议，不便请假。如今的会议真多，从上到下几乎天天都开会，有时一天几个会。文山会海年年批可山仍在长、海仍在扩，所谓重要会议主要是有重要领导参加和讲话，其实许多会议总是那老一套，发发言、颁颁奖、讲讲话、拍拍手、照照相，规格高的还会有多媒体、图片展和聚聚餐。其实有的会议发一个文或开个电话会即可解决问题，但那样总显得不够重视不够正规，只有发上一摞子文件、用上一整天时间、花上一大堆钱财、费上一番功夫的隆重的气派的会，才体现了成果，体现了面子，体现了重视。因为有丰富的材料，有珍贵的镜头，有完整的“经验”等等。难怪有人编了一些讽刺会议的段子“开会歌”很形象：“开会再开会，不开怎么会？本来有点会，开了变不会。小事开大会，大事开长会，有事协调会，没事务虚会。上旬工作会，下旬座谈会。周一办公会，周末报告会。前天表彰会，昨天动员会，明天代表会，后天现场会。上午专题会，下午交流会，晚上分析会，夜里电话会。成事庆功会，败事总结会。开工誓师会，竣工剪彩会。过年团拜会，过节茶话会，娱乐联欢会，喝酒聚聚会。上班就开会，下班夜总会。大会套小会，装傻谁不会，现在你会了吗？”。还有一则《会议真谛》：人多的会议不重要，重要的会议人不多；解决小问题开大会，解决大问题开小会，解决重大问题不开会；会上投了谁的票没人知道，会下一定要让他知道你投了他的票；上会讨论的事不一定是真干的，真干的事不一定上会讨论；会上发表的意见不要太当真，会下交换的意见一定要当真；开会的人一般不干事，干事的人基本不开会。
参加这样的会本来就有点无聊，加上父亲的检查还没个结果，我心不在焉。会议一结束，我就急切地赶到医院。大夫说初步诊断怀疑是恶性肿瘤，但准确的结果还要再等一天。
在难以言说的煎熬之中，又度过了同样漫长的一天。
我们最不愿接受的，但必须面对的、最后的检查结果，终于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