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有助于普通民众书写历史，展示历史叙事的多元性，赋予了历史以鲜活的人的气息，有助于深入认识人类思维及叙说方式的特质。中国当代口述历史抢救和创造了鲜活史料，弥补了文献历史的缺漏与局限，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可能。
口述历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到我国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已经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开始与多种学科对接。但从总体来看，中国当代口述历史还尚未成熟，口述史理论仍然处于相对滞后和与实践脱节的状态。中国传媒大学历史学博士王宇英尖锐地指出：“在口述历史领域里，做实践的人大多不做理论研究，而做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口述历史的实践经验。”“口述历史的价值判断仍不明确，实践过程缺少严格的操作规范，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得口述史料的考证及深度利用几乎付之阙如，从业者的人文关照仍显欠缺，口述历史在教学活动中的应用还有待进行深入摸索。要想在全球化、多民族的语境下创造出当代中国口述史的特有价值，需要更多的从业者对相关问题进行持续不懈的探索与反思。”[1]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先生指出：“中国大陆的口述历史研究，不仅缺乏独到的研究成果，远未形成较为完备的口述历史理论与方法，而且连口述历史的基本概念、基本属性、学科归属等问题也模糊不清，时常发生争论，更不用说将口述历史提到学科建设的高度。第二，缺乏专业研究队伍，目前来看，做口述史的人都是兼职在做。加上没有正规的研究机构作为学术依托，没有必要的经费加以支撑，导致口述史学发展缺乏长远规划。第三，口述历史实践缺乏工作规范。要发展口述史，需要培养大批从业者。但是目前国内缺乏一套关于口述历史采访、出版、研究的规范章程，而且从事口述历史访谈及整理者也缺乏必要的口述历史常识及基本技能培训。因此，要发展中国口述历史仍是任重道远。”[2]
因此，他们都十分推崇口述历史领域资深学者齐红深先生。王宇英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就像口述历史领域资深学者齐红深先生所说：记忆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记忆的形成、修正和保持不仅取决于史实本身，而且受亲历者的价值观念及各种文化背景的影响，它还是历史过程终止后不断再认识、再修正的结果。我们所要保留的，不仅仅是历史史实，还要保留中国民众的历史记忆。记忆是主观化了的历史。齐先生多年从事抗战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及研究工作，对于口述历史操作过程中的人文特点认识得非常深刻。他有能力非常准确地控制访谈的氛围及节奏，甚至注意到细节行为对于口述者的干扰，特别是当口述者进入完全的回忆状态时，‘这时，你丝毫不能干扰他的思路，并且要小心地防止外界的任何打扰，甚至给他倒一杯水都可能使其感到惊恐，警惕地关上心灵的大门。’正是因为如此，他在做口述历史的时候，总能千方百计为口述者提供一个完全放松的环境，让口述者尽情敞开自己的心扉，从而收集到不少珍贵的口述史料。”
齐红深是我国运用档案文献资料研究日本侵华教育史的权威学者，也是最早从事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历史访谈整理的实践者。
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至今，主持完成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教育、文化子课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八五”重点课题“东北地方教育史研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研究”（满族、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子课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五”重点课题“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重点课题“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中共中央特批中央党史办牵头、东北三省省委协作特大课题“东北沦陷史”（教育子课题）等六项国家重点科研课题。
我国第一部《东北地方教育史》、第一部《满族教育史》、第一部《日本侵华教育史》、第一部《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和中国学者在日本出版的第一部教育口述历史都出自他的手。
齐红深主持的“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是我国最早经过国家科学研究管理部门批准的口述历史项目。自1984年至今32年间已经搜集到2700多位1890到1937年间出生的各种社会背景的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和历史照片、实物4000余件。构成了完整、系统、立体、多维度的证人、证言、证物体系。记录了日本对华文化教育侵略的历史和后果，以及普通百姓亲历亲见亲闻的社会百态。
课题组是由全国各地及日本的80多位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法学、心理学、军事学、经济学等各方面专家学者组成的。和齐红深一样，他们都是各个领域、各种专业的研究者、实践者和专家。有的还是日本殖民教育的亲历者。例如，聂长林是伪满洲国建国大学第四期学生，反满抗日组织“大联合读书会”发起人和领导者，后来流亡关内参加革命，曾经担任日本投降仪式的日文翻译，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人民日报社驻日本记者。吴学文曾任新华社驻东京记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会名誉会长。苏甫从伪满洲国国立吉林师道高等学校毕业后，到伪满国立四平师道学校任教，由伪民生部文教司派遣到日本任“留学教官”，1945年参加革命，历任县教育科长、中学教导主任、师范学校校长、辽西教育厅中教科长、教研室主任，辽宁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离休后担任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办公室主任、主编。屈连璧教授是内蒙古师范学院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教学、研究与翻译集于一身的世界史学者，长期担任马克思主义课程，并组建日本史研究所。张一波教授是第一个就九?一八事变历史上书党中央和在全国人大提案的人，他坚持认为自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抗战是十四年而不是八年，八年是全面抗战。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科院教授柳中权年轻时是记者，后师从费孝通，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渤海大学魏正书教授是我国第一部《教学艺术论》的作者，在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研究上著作颇丰。徐德源教授是辽宁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主攻中日、中韩边疆史，退休后仍然担任辽宁省文史馆馆员。中国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苏云峰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东亚区域史、教育史和社会史。遵义医学院图书馆馆长王有生教授和辽宁装备职业技术学院李红教授都是心理学专家，在对教育亲历者采访过程中，同时进行心理学研究，并用心理学知识指导课题组成员的采访整理工作。闫慧智是民法专家、律师。姜东洙、金茂吉是我国朝鲜民族史专家，韩悦行、陈丕忠分别是大连市地方史、社会史和教育史专家，等等。更为难得的是，课题组中还有几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实际操作的技术人员。这对于准确记录历史记忆中的一些工业、农业和实际生产问题提供了保证。课题组全体成员都带着自己的专业特长从事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也在口述历史工作中丰富和深化着各自的专业研究。
这个课题组也是我国口述历史理论的建设者。他们在口述历史工作实践中孜孜不倦地进行着理论总结和探讨，通过课题研究报告、口述历史著作的前言后记和评论等形式阐述自己的见解。
的确如口述史学界所说，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研究者还不多。而齐红深和他的课题组正是我国既有实践又有理论中的一个突出集体。这个课题组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江南大学教授于书娟博士说过：“随着口述史研究的发展，继历史学界之后，教育史学界也开始出现了真正有影响的大规模教育口述史研究，这就是齐红深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与此同时，他还主持建设了日本侵华教育网，通过采访收集当事人的口述记忆史料，以揭露日本在中国东北以及台湾地区所推行的殖民和奴化教育罪行。其后又主持了国家教育科学十五重点课题‘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这可以说是国内教育史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自觉的教育口述史研究，其价值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可。……齐红深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反思了口述史学进行的方法和问题，许多学者评价说，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的确定、口述者的选择，还是在访谈的范围规模、口述方式的尝试设计等方面，齐红深都是自觉而执着的，显示出鲜明的特点和理论的恢宏气魄，在我国口述史研究领域显得格外突出。”[3]
但是，由于这个团队是民间的，不隶属于国家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缺少官方行政力量的支持和招牌。由于这个团队经费匮乏，甚至拿不起会议费和路费，很少出席学术会议。由于他们正在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从死神手中抢救口述历史，来不及撰写和出版理论著作，所以他们不仅在学术会议上缺位、无声，并且研究成果出版难，大量珍贵资料整理难、保存难。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对这个团队的口述历史实践与理论开展研究是有价值的。齐红深是这个团队的发起者、领导者，也是主要的实践者。为了题目简便起见，我们没有听从齐红深的劝阻，直接用他的名字作为这个大型团队的代称。正如齐红深本人所说，他只是这个团队的代名词，工作是大家做的，酸甜苦辣和成绩也是共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