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足球不是“蹴鞠”的继承与发扬，而是现代足球的舶来品，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这种现实造就了中国足球的反抗哲学，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抗争，殖民背景的文化反抗与民族主义的醒悟。
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使我们对于足球的心态是带有一些阴暗色彩的。由于我们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足球认识，形成不了合力，也形成不了一个致力于足球发展的团队，无论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来看，都是如此。
足球的国民性：建国之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不再成为一种客观的现实，于是很多内容又回到足球本身。这种情况造就了锦标主义，计划足球乃至形象足球。因此，一旦中国足球受到挫折，国民的反应是相当激烈的，具有摧毁性的。
于是，没有人能够保卫我们的足球，足球的自卫变成了精神上的自慰，阿Q精神成了足球界的普世原则。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却浑然不觉。不同的只是“被儿子打了”变成了“不争气的儿子们又输了，真是丢了老子的脸！”
这两条内容背离了足球回归大众的基础，但归根结底，中国足球的哲学还是属于平民的哲学，没有纳入政治体系的正途。一方面使足球没能建立成熟的发展体制，使中国足球在脱离了举国体制之后，进入自生自灭的轨道。但事实上足球是灭不了了，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二是足球也没能真正回归民间，成为大众广泛参与的一个项目。三是大国情结。关注中国足球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疑问：“13亿中国人为什么就选不出来11个好的球员？”这确实是一种矛盾。这里有个悖论，13亿人的大国就需要能反映大国风范的足球成绩，但即使13亿人口的大国，每场比赛也只能上11个人比赛，而不能上13亿人。
13亿人对于足球运动到底能有什么样的作用？人当然是体育运动中最为宝贵的资源。但是，这种资源概念必须得扩大到13亿人身上。如果仅仅局限于举国体制下的那部分人，其实是对大多数的抛弃，所以这种人才优势就无法发挥出来。
中国体育人才从资源上看是很雄厚的。中国能够出刘翔，能够出这么多奥运会冠军，说明我们中国人能够在体育上取得好的发展。但是为什么没有出更多的刘翔？为什么没有轻而易举地拿奥运会金牌冠军？这说明我们在体育资源上还没有建立更好的体制，来调动这些资源。
从亚洲范围来看，中国是当然的体育大国。因此足球在亚洲也应当和这个地位相匹配，中国队成为亚洲最一流的强队。但是，足球确实有着其特殊性，仅从胜负上分析，足球存在很大的偶然性。总体上来看，如果中国足球能够体现中国体育在亚洲的地位的话，早就应该有所突破，而不至于多次被卡塔尔“阻击”。
从当今形势看，中国足球进入一种“繁荣”状态，顶级外教、外援的加入、大资本的参与、足协脱钩、校园足球、中超版权卖出天价，等等，都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但从效果来看，中国足球的这些变化更多地体现在外延上，在内涵上并没有实现质的提升，因此在足球水平真正的提高上还没有体现更好的效果。甚至呈现出一种悖论的状态：一方面中国足球熙熙攘攘，一方面代表一个国家足球整体水平的国家队又长期处于亚洲二流末端位置，晋级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都成了困难。
这均说明对足球规律的把握还不确切，中国足球还没有形成合力，尚处于一种芜杂的状态。如此，再生机勃勃，也难取得多少收获。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在足球上的反映，更有对足球体制机制建设和足球发展规律把握上的不足。
众所周知，全国人民热切期盼发展振兴足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发展振兴足球也必须坚持改革创新，遵循足球运动发展规律，调动各方面力量。从娃娃抓起、从群众足球抓起、从场地师资等细节抓起，抓细抓实，夯实足球人才根基，持续用力，积跬步以至千里，打好振兴中国足球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