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出行，坐在车上朦胧睡意，脑子却在另一条轨迹上行走。过了五十的人了，暗自叹了一口气。五十年人生旅程，十年一站的返回去，倍感世事沧桑，白驹过隙，那窗外风景也是白云苍狗般地生出无限风情来。人生如行者，行者的云水也就各有境界了。
第一个十年，是从和平宁静走进了迷茫不安。童年随着南下的部队在城市之间的移动，哈尔滨、北京、南京、武汉、成都。记忆最深的是成都，记得的也只有成都，在成都读了保育院的大班和两所小学。母亲在反右运动后被下放到边远山区西昌，两年后没有被召回，于是我离开了成都，坐了三天的长途客车，在大凉山腹地的西昌，开始了我的另一段山区生活。这是一个凄凉的转折点，然而，我乘坐的那辆长途客车上，一大半是“四川省建设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一路上他们唱着支援山区的歌儿：“请到我们西昌来哟，攀枝花儿向你开……”唱了三天，让我这个十岁的孩子也以为自己应该高兴地面对这个变化。从坐着公共汽车上学，变成走十里山路到庙里的学校读书，好像也同样阳光明媚。西昌的阳光实在浓烈，让我常用陆游的诗来对自己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会好起来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第二个十年，是在动荡和不安中度过。三年自然灾害，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文革”和大规模武斗，在这些大风大浪中，父母被揪斗，家境日渐窘迫，最后，我离开大凉山，到陕北延安插队，陕北有我一个亲哥哥。父母当年在延安，日本投降后接到组织命令急赴东北工作，于是未满周岁的哥哥只好送给了当地农民。哥哥是生产队长，我投亲而去，和北京知青一起插队。风浪险恶，家事飘零，好在有一处土窑洞藏身，好在年轻而自信。记得那时毛泽东有到大风大浪中当接班人的说法，我自知无班可接，但也常念朱熹诗句：“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水多。”这是一种行者的云水，无路可走，也就自信一回，真心务农。在亲哥哥调到公社兽医站当干部后，我在生产队被选任过半年的副队长，虽不采菊东篱，竟也能悠然独对南山。
第三个十年，是在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中度过。喜事者，十年动乱结束，父母平反，父亲官复原职，母亲恢复老红军待遇回到省城休养所，我考上大学进了北京。大起大落者，陕北务农换了三个生产队，最后为生计应招去了军马场，马场放马落马受伤后任场部保管员，为保护公家财产受到围攻毒打，得表彰入党并被调到工厂，工厂当青年干事团委书记又到了机关工作，考上大学不久，受误解陷讼事，被人写了“内参”，继而毕业分配受阻，北京原准备接收我的几个单位均不能接受我，经多方帮助到成都任编辑，到职不久，一家省报和一家刊物联手批判我“精神污染”，我坚持不检讨，诉讼没有结果。这些日子，常到杜甫草堂旁的农舍茶馆与友人喝茶聊天，消磨时光。茶馆有杜甫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迟归。”这也是行者的云水，学会等待，学会在逆境中的平心静气。
第四个十年，是在走出逆境和面对逆境中度过的。走出逆境者，拖了八年的官司终于了结，批准批判我的省上某首长在一次座谈会上对我说：“不打不成交嘛。”随后任命我为《星星》诗刊副主编，报刊的批判以不了的方式了之。这是文学走红的年月，随着原主编退休，我成了机关一个部门领导，进入了沉浮“官场”；随着刊物发行量年年上升，刊物在文学界影响增加，闯入了“文坛”旋涡；权力争夺，流言蜚语，诬告陷阱，人际摩擦，让我大开眼界，再次认同杨万里名诗：“却有一峰忽然长，才知不动是真山。”行者的云水，四十难得不惑！
第五个十年，是在继续学习行走人生中度过的。这十年中，自己最大一个变动就是放弃工作了十二年的职位，到北京工作，从头开始，从坐冷板凳开始。老诗人孙静轩曾劝我：“你在成都算个人物，到北京可不容易。”也有人暗示，我是受省上重视的“考察对象”。但身边的文人变政客，朋友变脸色的事情，让我怕自己也生出蝇营苟且的面目。京城人际空间大，升官的有升官的空间，不当官的也有自己的活法。到北京不到十年，无仕途可言，也不问仕途何在，尽职办了一本刊物，偷闲写出了十本书，知足了。大都市的好处就是路多道长，只要你愿意，就能自己走自己的路，走到王维所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行者的云水，在天宽地阔，也在心宽眼阔，天人合一，此为另一解。
行者的云水，是你无法选择的世道炎凉，是你能够选择的人生风景。
2000年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