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兆东
张逸生同志1973年4月来柏各庄农垦区任党委书记的时候，我任八农场党委副书记，后任五农场党委书记，1975年任垦区党委常委、副书记，与逸生书记在一个班子里共事有4年之久。当时，地方党委领导班子建设讲究“老中青三结合”，党委一班人当中，逸生书记是“老”，我算是“青”，那时仅二十几岁。对我一个刚刚步入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来说，他这位老革命、老领导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让我受益终生。
逸生书记一生历尽沧桑，其坚韧不拔的政治定力令人敬仰。柏各庄农垦区“新线国民党”案牵涉到全区，到任之后，他首先把处理这一冤假错案作为突破口。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四人帮”还未打倒，“极左”思潮仍在泛滥，解决这个问题面临着巨大压力和重重阻力。上级清楚这个案子是假案，但在当时情况下如何定性却模棱两可。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在柏各庄还没有站稳脚就给“轰”回去了，又让逸生书记“光杆司令”单枪匹马来到垦区，依他的资历威信，完全可以推托不来，背后也确实有老同志为他担心，劝他向组织推掉这“危险差事”。但逸生书记还是因其坚强的党性和组织观念，接下了这个任务。平反过程曲折复杂，逸生书记的政治智慧、领导艺术令人钦服，更为敬佩的是他一个老革命家的胆量和气魄，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觉悟和水平。正是由于逸生书记的坚定不移、大刀阔斧、驾驭复杂局面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高超举措，使柏各庄农垦区尽早解脱了“文革”的灾难，实现了由乱而治，各项工作逐步迈向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逸生书记政治敏感性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观点非常鲜明，对我教育很深的一件事就是处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开始治理整顿，虽然成效显著，但不久又蒙受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记得当时是一位垦区党委副书记到地委去开的会，会议主题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按照地委要求，区委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部署。会上，逸生书记不断追问，最后说了这么两句话：小平同志这两年我认为成绩是非常明显的，治理整顿后各项工作都有起色，都有好转嘛。“要学习理论，防修反修”、“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为纲，中央是发了文件的，而中央文件都是毛主席亲自批阅的，我认为这没有什么问题嘛，就是有问题也不能小平同志一个人承担啊！可以说，那次常委会等于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项中心工作并没有做深入研究及部署，更没有在以后掀起高潮。随着“文革”结束，证明逸生书记当时的判断和把握是极其正确的。这可是一个重大问题，在我个人的经历中，受教育特别深。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要有自己看问题的基本观点，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像墙头草随风倒。
逸生书记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锤炼出自己鲜明的政治品格，也体现在他到任以后力主推行的农垦体制改革上。建场之初，农场职工的分配执行农业工人等级工资。1965年中央批转农垦部《关于改革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制度的规定》（即“16条”规定），取消等级工资制，实行“三定两奖”评工记分的分配方法。1968年柏各庄农场改为农垦区之后，基本队改为平均工资32.5元，死工资活评。实践下来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农业增产，农工不能增收，影响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问题明摆着，因为是上级政策，迟迟没有得到解决。逸生书记来了之后，经过调研很快就发现了这一问题。1974年，经过党委集体研究，决定在五农场进行工资改革的试点。这个决定一出，就意味着将要打破“大锅饭”，五农场就有些乱了，写信的、告状的、甚至贴标语、贴大字报的都出现了，说是“孔老二搞克己复礼，林彪搞复辟，张逸生搞倒退”。逸生书记到五农场检查工作，坐的是一辆212吉普车，一些有意见的人就拿泥巴箍在车上，这件事直到现在，一些老同志还清楚地记得，可见当时改革的阻力有多么大。在这一背景下，这年11月，我从八农场副书记到任五农场书记。当时，我还是有很大顾虑的，因为那时还在搞阶级斗争，生产不能讲得太厉害，什么事一扯就到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赴任谈话时，逸生书记说：“你到五农场以后，要找准存在的主要问题，选准结合点，必须把改革问题抓出成效来。”在逸生书记的鼓励、支持和指导下，我到任后成立了工作小组，亲自带队到问题最敏感激烈的四队住了下来，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试点改革取得了成功。随后垦区党委专门出台102号文件，实施“按纯收益，分等积累，以劳动工分分配”的新的分配办法，并于1975年在全区推广。
逸生书记鲜明的政治品格还体现在工作中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敢于“较真儿”。有一件事发生在1977年全省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期间。各县县委书记和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参加，逸生书记我俩一起去省里参会，从唐山坐火车。逸生书记是13级干部坐软卧，我本来应坐硬席，为了便于交流，他安排我一同坐的软卧车厢。软卧车厢里还有地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火车开动起来后，第一书记就说：“老张啊，你那里的征购任务虽然完成了，但还要多交啊！”他说：“我交不了了，我们职工有职工的定量，家属有家属的定量，大牲畜有大牲畜的定量，再交就得减少定量，书记你说怎么办？”第一书记说：“那你不多交，咱们这个征收任务还差太多呢……”话不投机，此事就暂时撂下了。结果在石家庄开会期间，我和逸生书记住一个房间，这边是滦南县书记、副书记，那边是丰南县书记、副书记，第一书记因有接待任务提前回唐山了，第二书记就串着门从头做工作。在丰南谈了一会儿就出来了，后来我问丰南的领导咋说的，他说“他要多少给多少呗”。在滦南那儿也说好以后来到我们房间，在我们房间谈了大概两个钟头，逸生书记硬是一斤粮食也没松口。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为什么当年我们垦区相邻的丰南、滦南都出现要饭的呢？都跑到农场找粮食、找吃的？我认为不是因为我们农场条件多么优越，而是逸生书记真正能够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不是上级领导说啥是啥，要啥给啥，本来粮食真的够吃吗？其他县也不够吃，但没人敢说，没人敢顶。如果多交，就要减少定量，征收完了群众就都没有吃的了，去哪儿找粮食去？我认为这不是执不执行上级的指示，而是执行上级的指示必须与本地区的客观实际相结合，逸生书记是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了第一位，考虑到垦区的实际情况，才敢于“较真儿”，光喊对上负责，那对下呢？对下的责任更大！我看到当时逸生书记面对上级领导沉着应对、不卑不亢，内心触动很大。
作为一名老革命、老领导，逸生书记战争时期与百姓水乳交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在抓班子、带队伍，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注重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时要求每一个县级领导干部必须到基层蹲点，在当时也是大气候。当时他已近60，脑血栓后遗症刚刚缓解，他不去住村，不下地劳动，没人攀他比他。但逸生书记仍然坚持到六场五队蹲点去。他去蹲点又不会做样子，总是和农工们一起参加劳动，什么活儿都能干。当时上边有要求，县级领导干部参加劳动每年必须达到100天，公社干部达到200天，大队干部达到300天，这个叫参加劳动“123”，逸生书记那几年每年都完成100以上的劳动天数。他来垦区的时候就快60岁了，花甲之年，还身先士卒地坚持劳动，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流年似水，岁月如梭。回首往事，逸生书记的形象永远驻留在每一位与他共同奋斗过的人的记忆深处！
作者简介：孙兆东，1949年11月生，河北曹妃甸人。1974年4月起曾任八农场党委副书记，五农场、八农场、四农场党委书记，1975年5月任柏各庄农垦区党委常委、副书记。后历任芦台农场党委常委、常务副场长，唐海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现为曹妃甸区慈善协会常务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