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收到相识多年的朋友傅宁博士的来信，嘱我为她的爱女贾小涵的第一部随笔集《我在美国读高中》写序，颇感意外。我知道她女儿到美国时间不长，却茁壮成长，已经洋洋洒洒写出那么一本书来了，实在可喜可贺。傅宁知道我这辈子迄今为止都在学校度过，在中国、欧洲、美国、日本都读过书，也教过书，目前也有一位在美国读高中的儿子，自然会对她女儿写的这样的一本书很感兴趣，故有此嘱托。这番盛情，当然难以推却，故斗胆于此写下一些我自己读后的感想。
我自己当然没有在美国读过高中，没有小涵同样的经验，我出国时已经二十八岁了，出国是为了攻读博士学位。但我在美国的学院教过书，大概知道美国的高中毕业生是怎样的水准。而且，我的儿子是美国人，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在美国学校读书，今年高中毕业。这些年来我近距离地观察他在美国受教育的过程，对美国的中学教育我也算略知一二。当然，我儿子在美国上学的情况和傅宁女儿在美国上高中的情况有太多的不同，所以，我很想知道贾小涵在美国上高中的经历，体验一个中国孩子空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可能遭受的心理冲击，以及她如何克服种种困难的过程，并通过她的经历从一位外来者的视角来认识美国的中学教育。
贾小涵这部书稿的文字写得很美，这首先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从小喜欢写作，但像她那么大的时候，我一定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我的儿子也喜欢写作，特别是喜欢即兴写英文诗，但总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读起来非常晦涩，与他平日的幼稚和淘气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然而，读我们这位小作者的作品，却让我有如见其人的感觉，显然她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她的同龄人，遣词造句，信手拈来，自然去雕饰，行文则张弛有致，挥洒自如，写作才华跃然纸上。例如她的自序《开弓没有回头箭》，记录的是她十五岁那年，在北京参加了中考之后的第三天，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间随妈妈远赴美国。飞机起飞之时，她的内心有这样一段独白：“我也要和我熟悉的生活失散了。我的校园，荷花绽放的池塘，依依的垂柳，碧绿的芳草地，与圆明园之间的铁栅栏。我们多少次把脸放在那里神游圆明园。我的乐团，上了初三功课繁忙，我有些不喜欢那里了，现在又让我深深地依恋。我的各科老师们，喜欢我的，不喜欢我的，现在我都那么爱你们，希望把我们有趣的或者枯燥的课上到永远。那一瞬就是永远，永远的别离。”这段话，写得很真实，很感人，让我有了继续阅读的渴望。
当然这段话，也让我觉得心疼。四年前，我曾经送一位家乡朋友的女儿去我家所在城市的一所私立中学上学，她也是在国内刚刚考完中考就来到美国，还是一个孩子，英语说不成一个连贯的句子。当我把她送到学校宿舍之后，她从此就把自己以前所有熟悉的世界和亲人都抛在了远方，需要一个人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看她很瘦弱、无助，但又很镇定的样子，我陡然生出难以自控的心疼，心中下决心说我绝不让我自己的孩子一个人去远方、去一个陌生的世界读书。
当我们自己还年幼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被固定在一个小村庄的方寸之地内，甚至连幻想要去的地方也不过是几十里外的县城；今天我们却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可以遨游世界，见多识广。但是，孩子们的理想也许并不是这样的，经常地不顾孩子自己的感受，随意地把他/她从一个熟悉、自在的环境中连根拔起，移植到他/她完全不熟悉的一个新环境中，这不但不见得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相反可能还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在我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曾带着他在世界流浪，曾在德国的柏林住了一年，又到日本的京都住了两年，原以为这样的经历可以让他非常的“cosmopolitan”（见多识广），可很快发现孩子经常觉得非常不开心，一直处在艰苦地寻求适应和被接受的过程之中，原来文化的根、民族认同等等听起来小孩子们根本不可能懂得的大概念，却在我儿子随我流浪的几年，在陌生的国度生活中，已经有了比我们这些大人深切得多的体验。
好在小涵是一个极有天赋、极其坚强和有能力的孩子，她显然顺利地度过了这个十分突然和巨大的转变，适应了新的生活，并很快脱颖而出，这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听傅宁介绍，她女儿小涵本来就在北京一所很好的中学读书，成绩优秀，小提琴也拉得很好，还是学校乐团的主力，经常有机会去其他的城市或其他的国家演出或比赛。她一定比同年龄的孩子多读了很多书，多年来，她的家里充满书香，有足够多的藏书可以让她随时顺手翻阅。她对母语的掌握已经很纯熟，据说经常有文章发表在作文选或者青年杂志上，这为她在学校里赢来了很多的荣誉和尊重。她个性温和敦厚，有自己稳定的朋友圈，很被大家认同。这位在位于圆明园近旁那所芳草依依的学校，在父母身边健康成长的小朋友，真可以说“我已亭亭，不忧也不惧”。只是，傅宁去哈佛大学进修这个偶然的机会，把她带到了美国读书，于是，她原本的生活轨道被打断了。傅宁解释为什么带女儿到美国读书时说，因为小涵是一个非常守规矩的孩子，所以要让她在一个更适合她成长的教育环境中生活，更易于让她出类拔萃、脱颖而出。从这个书稿收录的文章看，小涵的确是一个很有“底线意识”的孩子，但她绝不是妈妈笑称的“小木偶”，而是很有思想、很爱思考、很有创意的一位美国教育制度中的好学生。
本书所收入的每一篇文章的题目都很吸引人，都带着她这个年龄的中国女孩，新到美国读高中时所特有的视角和感悟。譬如《独一无二的课程表》《五只小熊》《满地打滚的表演课》《美国高中的数理化到底难不难》《毕业舞会》《免疫接种》等等，也唯有她这个年龄的女孩，踏进一个全新的世界，才会有如此精妙的观察，才可以如此地“妙笔生花”，读来兴味盎然。显而易见，这些文章都是小涵身临其境，亲身体验，认真观察美国高中教育，并与她本来熟悉的中国学校比照，独立思考而得出的结果，这是来自美国教育的真实报告。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小涵对自己在美国读高中生活的总结，而且书中所记所思也都具有普遍意义，对于比较中美高中教学的异同有很直接的参考价值，对于准备在高中阶段到美国读书的中国孩子们来说，则更是一部难得的参考书。因为这本书记录了小涵完成从中国到美国当中学生这一过程的完整心理历程，记录的是她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她的经验和感受可以为准备去美国读书的小留学生们提供很多的启发。读完这本书的小读者若也来美国读高中的话，或许就可以轻松、踏实地“过河”了。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本书实在是一本“典范教案”，是准备赴美留学的高中生们必读的一部参考书。
从本书列的这些题目中，我们可以看出中美教育之间还是存在着十分巨大的差异的。美国的高中，并没有千篇一律的教学计划，每位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选课。例如，小涵根据自己的爱好选了牛顿南高中所能提供的所有历史“AP”课，选了音乐理论的“AP”课，人还在高中，一条腿实际上已经跨进大学了。英语老师毫不隐瞒自己的性取向，告诉大家自己是同性恋者，和自己的同性恋人结了婚，还给大家讲解美国现行法律对同性恋的不公平等等。还有的老师用寓言的方式，让大家思考一些不易觉察的种族歧视现象。而这样授课以及师生交流的内容和方式，都是小涵在国内上学时所没有经历过的，美国中学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传授知识和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所以师生可以如此自由、平等地讨论问题，中学老师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组织自己的课堂内容，而中学生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并不以升学为主要目的。据我对我儿子的观察，他和他的同学、朋友们之间好像很少讨论自己要去哪个大学上课，问起来他们有各自有自己的打算，一切都以自己的个人兴趣为重。
当然对于一位小留学生来说，在这种五彩斑斓的课堂教学背后，首先面临的一个巨大困难是语言障碍，紧接着是课程对接、文化冲突、思乡怀旧、成绩下滑、寻求友谊、大学申请等等。所有这些，小涵都经历了，也都努力克服了——她显然是成功者，并不是每位小留学生都能够顺利地走过那么多关口的。譬如，入学前的英语测试，小涵的成绩并不好，进了“ELL”班。但十个月之后，她就挺进了正常班，并且成绩优秀，特别是历史和英语。这在我所接触到的美国留学的中国孩子中间算是一个特例。语言的障碍及其背后文化和社会语境的疏离，是很多中国小留学生、甚至所有的中国留学生们，在美国难以真正融入美国人中间、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个重大障碍。更小一点的孩童，聚在一起就可以打打闹闹地玩到一块，无所谓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但到了中学生阶段，经常就能见到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之间的“无语”和隔阂，以致于中国的小留学生们常常自己抱成一团，而很少和同龄的美国孩子交流，这不得不说是一件非常让人沮丧的事。
中国孩子数理化好在美国中学里是出了名的。我儿子告诉我，在学校中经常有同年级或者低年级的美国孩子主动找他，要向他请教数学难题，因为大家都认为中国孩子一定数学很棒，可我儿子与他老子一样，所学各科中数学最差，英语和历史才是他的最强项。但是，对于大部分中国小留学生来说，英语和历史往往是最让他们头疼的课程。历史学不好，多半是因为英语不过关，而学习英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留学生或许英语考试可以得高分，但对英语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显然难以与母语是英语、从小熟读莎士比亚的美国学生相比。在海外常常看到“TOFEL”、“GRE”考得很高，但却很难与美国人进行日常交流的中国留学生。要提高英语能力既需要天赋，更需要下功夫。小涵幸运地拥有了这两个元素。我想另一个原因是她对文学的热爱给她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文学是共通的，她阅读大量中文翻译的西方古典文学作品的积累，让她蓄积了一种强大的“势”，当她对英语词汇和英语语法的掌握达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这种势头就一发而不可收。我儿子很小就开始读莎士比亚和其他英语文学古典，我想到高中才来美国读书的中国孩子英语再好，也难以和他这样的美国学生比英语的，这些中国孩子要跨越这十几年的语言鸿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感觉有很多留学生就像我一样，这一辈子都无法真正跨越这条鸿沟。但小涵的成长让我看到了另一片阳光，中国孩子确实聪明，或许她自小读的那些中文版西方古典名著已让她对西方的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一种力量已在她的心里生长，这种力量来自于她对历史、文学和美的追求。小涵离开中国的时候，这些东西沉淀在她的心里，随她一起带到了美国。当英语从一杯水变成一池清泉的时候，她就把这些东西放进去，融化在里面，看着它们在水中荡漾出优美的涟漪。
美国的中学对学生书本之外的其他特殊技能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学生们为高考耗尽青少年时代所有的心力形成强烈比照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已经公开宣布不再将中学生的“SAT”或者“ACT”成绩作为决定是否录取其入学的重要考量因素了。相反，对学生的特殊能力的重视却与日俱增。显然，小涵在课本以外的其他才能，为她在美国的中学里如鱼得水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小涵四岁练琴，一直保持着音乐特长，到美国后不久便成为波士顿青年交响乐团（BYSO）的小提琴手。小涵的艺术图章也是刻得一流的好，身边有很多追随者，据说她还准备开坛授课。所有这些都为她很快能够融入美国中学生文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她在英语刚刚能张开口的时候，就背负着强大的压力参加了学校的演艺班，她不怕出丑，以获取进步的机会。这种品质，真是难能可贵。
小涵今年暑假后就要进入高中四年级，然后要升大学了。我的儿子也处于同样的阶段，和傅宁通电话的时候不免谈及子女升学这个话题，中国的家长们对升学这样的话题有一种接近病态的热衷。然而，我们的子女们自有主张，对此我们无可置啄。我儿子设想上大学选择的专业是英语、历史学、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等等，显然没有一个专业是今后很容易谋生的，但我很支持他的选择。傅宁在电话中告诉我小涵对历史很有兴趣，将来上大学准备在历史和英语言文学中任选一样，这让我对小涵更是肃然起敬。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小留学生们大都自然而然地选择商科、法律、经济、电子工程、药学、生物、计算机等等看起来容易在美国就业的专业，而像小涵这样成绩很好又有特长，还热心社区服务的孩子，有着很好的升学前景的孩子，却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专业，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种很难得的自信，一种“求学不为稻粱谋”的气概。而这种自信和气概正是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所缺乏的，也是迄今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除了安身立命之外，很难有更大追求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实在话，要对中美的中学教学孰优孰劣做一个客观的评判，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对此毫无认真的研究，有的只是一些直观的经验，所以根本没有资格来做这样的评判。从贾小涵的成功这个个案来看，一个来自中国的全面发展的优秀中学生，来到美国就应该可以很快能够克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美国中学生的。当然，我们一定也能够举出很多不成功的个案：在中国是优秀生，到了美国不见得一定也是优秀生；而在中国是劣等生到了美国，若想要成为优秀生，则必将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中学显然不会像中国的中学一样，把优秀和不十分优秀的学生划分得那样明确，它能够给相对不十分优秀的学生提供更多的进步和发展机会，而减轻了沉重的升学压力，也可以给来到美国的中国普通中学生以更多的自信，以及更多的选择与自己兴趣相符合专业的机会。我总觉得中国式的应试教学体制工具性、功利性太强，不是真正意义上知识的教育和才智的锻炼，对中学生的成长有很多不利的影响。但我觉得毫无必要，也无法设想大量的中国中学生都必须远赴美国接受美国式的中学教育，毕竟少小离家、离乡背井到一个不熟悉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接受完全不同的一种教育，这对于中国年轻的中学生来说，绝非是一种非接受不可的锻炼。
常常看到网上有人讨论到底什么时候合适把子女送到美国接受教育，是初中，还是高中？中国家长把孩子送到美国来读书，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顺利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同时也都希望孩子们能够继续保持中国文化的根基，所以总有这样、那样的考虑。有的生怕孩子出来太早，太小离开中国，完全在西方文化的大环境中长大，就很难要求孩子们还对中国文化有多少真实的了解，甚至都担心他们难以对中国文化持有敬意；有的又担心孩子出来太晚，他们完全已经被中国文化“格式化”过了，他们的语言接受能力也明显下降，所以担心他们今后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进程会变得非常的艰难。应该说这些考虑都是有道理的，但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如果孩子们能对中西文化都持一种相对开放的心态，能像小涵一样多才多艺、全面发展，并坚守自己的理想和兴趣，那么早一天来美国、晚一天来美国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相反，若身体到了美国，心里放不下中国，身体回到中国，心里又惦记着美国，总是患得患失，在中美两种教学体制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么最终只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落得个不中不西、左右失据的艰难困境。希望读者能够从小涵这本书中获得启发，决定自己到底应该在中国，还是适合到美国接受中学教育，决定自己在心理上和学习上是否都准备好了可以远赴美国、接受新的挑战了。
记得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最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个性应当消灭，而个人只变成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因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的，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我想我们若能真正理解了爱因斯坦上述这段话，我们就会对子女该接受怎样的教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期待小涵能像爱因斯坦对年轻人所期望的那样，继续发展“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希望她像母校的校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衷心希望小涵这本书能够成为一部同龄中学生们喜欢读的好书，也希望它能够成为连接中、美中学生教学的一座桥梁。恭喜小涵写出了一本好书，恭喜傅宁培养出了一位好女儿！
沈卫荣
2015年4月写于柏林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长江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