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持续不断地逼迫人民币升值，这种孜孜不倦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对此美国国内也有相当的共识。中美经贸关系的实质是互利共赢。目前中美经贸问题是结构性的，是全球化格局下国际产业分工不同造成的。另外，美国限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也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升值对解决美国经济危机毫无好处。美国是金融大国，需要的是强势美元，中国是制造业大国，需要的是弱势人民币。本来两者各取所需，相安无事，但美国的政客却喜欢拿此来做文章，每当选举时都会拿人民币做文章。在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一种民粹主义倾向，而民主党代表劳工利益很容易被这种民粹倾向所绑架。
这种利益一部分属于美国的产业资本，一部分属于美国的金融资本。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要从政治上改变我们的做法？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中国还不具备与美国正面对抗的能力，在某些重大节点适当做出些让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对如此做法可能或是必然带来的巨大投机损失采取对策。在这里面，只要把握住人民币升值的节奏，套利的空间应该不会很大，但股市的起伏则比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要大得多，不能总让人家周期性的“剪羊毛”。如果要对此提出改善措施的话，我认为，首先央行不应该在人民币升值前出台对证券市场带有利空性质的货币政策，这是最起码的底线，另外中国可以考虑设立一只股市平准基金，每次人民币升值前入市保证股市不下跌，这样就不给投机者套利的机会。
中国股市本身就是个附和游戏，赔和赚并不对等。除了赢家的钱，投资大众还要养活几十万的证券从业人员（券商中介费、基金管理费），还要间接为上市公司输血（不良上市公司恶意圈钱），为国家财政贡献印花税，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大多数人必定是输家。在这样的基础上，海外资金还定期的来“剪羊毛”，那中国股民简直惨得不可想象了。
为什么中国企业扎堆美国上市？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如搭建公共融资平台，完善融资环境等，而以周小川为代表的金融官员从事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201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又达到了新的高峰，一共有34家赴美国IPO。而在之前的最高峰2007年是29家。这几年中国企业美国上市已经成为热潮，对这件事情的解读，我想联系另外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指出“真正的消费是企业家开发出来的，经济发展柳传志比周小川更重要”。第二是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首支国家级大型人民币母基金-总规模达600亿元的“国创母基金”正式成立，这个巨型国字头的母基金将专门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机构。这也是全国社保基金之后第二家国字头母基金。目前，国内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VC）基金管理公司们正因为国内缺乏大型机构投资者可募集人民币基金而苦恼，即使一些知名的PE/VC基金管理公司也只能从富有个人和民营企业当中艰难的募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股权投资基金早已超越股票二级市场成为与银行、保险并列的三大金融业支柱之一。
这三件事情因“企业融资问题”互相关联。也许“企业融资”这个词过于文雅，我更喜欢称之为“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政府有责任帮助企业迅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中国成立“母基金”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一直缺乏创新型企业的根源也在这里。而张维迎强调企业家重要性的依据就是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型，即是财富创造来自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劳动生产力提升靠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靠专业分工，分工靠市场，靠市场的规模。一个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更细的分工，而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因此企业家也就成为了这一切问题的源头。但张维迎始终忽视了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对于企业来说，原始资本的积累才是最重要的。
当前，中国的创业板由于门槛较高，空有创业板之名而无创业板之实质。大洋彼岸却成了中国创业公司的乐土，纳斯达克与纽交所成为了中国未来特殊行业创新型公司的摇篮，这是不正常的事情，这也是中国长期只重视企业家而忽视政府金融公共服务的结果。如果这时候还是强调企业家的作用而否定政府的作用，显然不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政府与市场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两者各司其职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因此在当前中国政府公共服务偏弱的状况下，我们更要强调周小川们工作的重要性。
即使是斯密和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的旗手人物都提到过市场缺陷的必然性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除了融资之外，政府应在健全法制、尊重产权、稳定货币、推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税收政策、简化创业手续、减少交易障碍等六方面体现作用，由此才能让人力资源、资本、企业家、物质资源等因素在自由市场中较为充分发挥作用，这些早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中国的区域竞争靠什么？
做事情要想成功，必须借助两种能量：一种是势能，一种是技能；势能往往比技能更重要。本节就从势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区域发展的大形势。
古人认为“百尺为形，千尺为势”，也可以表述为近者为形，远者为势，势表示的是未来的趋向，“势”是衡量战略运筹胜败的标志。
古人对势有着非常多的研究，老子认为：“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孟子认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商鞅在变法时也强调乘势的重要性，“飞蓬遇飘风而至千里，乘风之势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以上讲的都是势的重要性。
关于势的运用，《孙子兵法》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责人而任势。”《淮南子·兵略训》中也谈到，“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机，发之以势，是以无破军败兵。”另外还有“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蓄势待发”“龙从云，虎从风，人乘势”等，可见，势作为中国古代战略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已经得到了非常普遍的应用。
今天，人们对势也很看重，清华大学教授韩秀云教授在其演讲中就说过：“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彩，左右你的不是因为你没有读书，不是因为你没有读MBA（工商管理硕士），也不是你没有学会管理，而是你不会看宏观大势。”
中国的发展与借势分不开。中国改革开放后，就借助世界产业转移的大势，迅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繁荣。因此从借势的角度来看，中国实行比较优势理论是正确的，但我们在借助世界产业转移大势的同时却忽略了自主创新这一更大的趋势，也算是“智者之失”吧。
中国地方的发展也与“借势”有关系，回顾一下广东的率先崛起和近年重庆的快速崛起也能让你明白了这一点。
当年的广东，不要说与上海、东北比，即便是四川，也望尘莫及。中国改革开放后，广东有一大势可以借助，那就是人们的创业热情。当年，那些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人们都怀着一颗战天斗地的心，但是计划经济却让人无用武之地。广东开放后国内各种各样野心勃勃的人，像狂飙突进一样，在广东大地上起了着创业大潮。从一穷二白做起，把思想、智慧和勤奋转化成财富，因此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占了先机。
20世纪90年代上海开始开放，但是此时大环境早已不同。免费的资源没了，所有的资源都要花钱到市场上购买，因此长三角只能靠血汗工厂赚钱。
21世纪前10年，是天津大发展的时候，但是想创业的人都去深圳，制造业工厂都去了配套比较齐全的珠三角及长三角地区，天津不得不以国家大项目为主。
在以上几大地区取得发展的机遇后，很多地区都想做中国的第四增长极，如东北地区、广西的北部湾地区、海西经济区、长株潭地区、武汉经济圈等，但这些地区的发展都不是很好，主要是这些地区走的仍然是大兴土木和招商引资的老路子。大兴土木搞基础设施建设不会对经济形成长时间的拉动，但招商引资又不是那么容易。
重庆地区蜗居西南一隅，又面临着成都的竞争，与以上地区比起来，不具备任何的优势，但是只有重庆成为了中国公认的第四经济增长极。那么重庆的发展是从何处借势呢？
“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这句话在三国演义中被唐国强扮演的诸葛亮声情并茂地说出来，不知迷倒了多少的三国迷。在中国的区域经济争夺战中，重庆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四增长极，关键是占到了人和的优势。
重庆的人和优势并非自古就有，基本上属于“创造条件也要上”，但毕竟成功了，重庆打造人和优势，主要是从大事上把握住了以下几点。
1.打造红色文化。重庆地区论文化并没有什么优势，历史上川渝地区自古匪患横行，重庆码头、袍哥文化源远流长，但是这一切都被突然崛起的红色文化给掩盖住了，人们提到重庆就会想到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中国的稀缺资源，中国人普遍存在着红色情结，红色意味着公平、和谐等，但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论文化民国文化比红色文化更多。重庆并没有打民国文化，而是打出了红色文化，可见很高明。
2.重庆大搞国有企业。工人经历了私有化的痛苦后，对变身国企员工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如果这个时候，适当地扩大国企规模和国有经济的成分，那么能够重新进入国企工作的工人，必将激发出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因为有了前车之鉴的他们已经完全明白，自己就是工厂的主人，厂兴我兴，厂衰我亡。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不仅仅是精神财富，更是不可估量的物质财富，是国有企业巨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仅仅经过10年时间的操练，中国的国有企业就锻炼出了超强的盈利能力，国企的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也在日益提高，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非常重视创新，与昔日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判若天壤。
3.低房价。重庆作为国家直辖市，其房价应该算是比较低的，中国的年轻人吃尽了高房价的苦，房价因素成为吸引年轻人的主要因素，重庆正是把握住了这一点，以大力吸引人才，重庆在短期内对人才的吸引力虽然赶不上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方，但是做得人才不外流是没有问题的。
可见，城市发展，除了招商引资和大兴土木外，还可以走其他路子。
为什么深圳成了新改革时代的落伍者？
在中国深圳，不同的力量在这里集聚、暗战。商人希望运营商成本越来越低，民众希望房价不要再涨，自由主义者希望深圳成为中国自由社会、政治改革的试验田。
有自由主义学者撰文指出，深圳仍然处处存在着“权力的傲慢”。笔者认为，深圳比“权力的傲慢”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对民生的漠视，深圳有理由成为有钱人的天堂，但没有理由成为穷人的地狱。
自由主义者给深圳指出了未来的改革之路，其“药方”是吃“政治改革”的红利，如这些人希望以后深圳的广场站着正在演说的“竞选者”，当然，旁边的街头也免不了散落着“游行的公民”。这些年深圳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如“行政三分”的试验，“大部制”、“独立人大代表”等，笔者不禁要问：难道这就是深圳的未来？深圳的目标是新加坡、香港，还是曼谷、台北、布宜诺斯艾利斯？
真是让人费解与其说深圳30年的成功与其说是吃改革的红利，不如说是吃“人才”红利。人才因改革集聚深圳，才有了深圳今天的繁荣。今天的深圳，即使是华为的员工都很难买得起房，而富士康的员工更是面临着生存的危机。30年前的深圳成为中国的人才高地，今天的深圳成为人才的流出地。我们只以“人才”这一最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就能高下立现。我们不禁要问，深圳怎么了？
政治体制改革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近年的深圳是悲情的，深圳人在羡慕国家给了天津好项目，给了上海好政策，给了重庆好官员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自问：你向国家争取了吗？正当其他地方如火如荼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深圳将太多的精力用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上，而这些政治体制改革又因为不合现实而夭折。其实这些改革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这种失败不仅是在深圳，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样。
2010年8月，深圳得到了“国家经济中心城市”、“国际城市”等几个白开水一样的称号。如果深圳自己不争气，不把核心精力放到建设与民生上，国家给你再多的定位又能怎么样？在笔者心目中，只有“国家科技创新中心”这样的称号才能配得上深圳，深圳也确实具备自己条件，深圳为什么不向国家申请这样的“定位”？如果深圳被定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城市”，那将得到的是真金白银的支持。深圳，国家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的声音，你听不到吗？
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央制定出任何政策必定是经过千思百虑的，然而这些政策又有多少真正地被“深圳政府”执行到位？当代中国最大的“经”就是“科学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然而这些发展理念又有多少深入进了深圳官员的头脑，人民对重庆“模式”的拥护，其显示出的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明显。深圳的官员们，当你为桑拿酒店生意兴隆而高兴的时候，你是否会想到企业家正在抱怨营销费用越来越高？当深圳的电子产品行销世界时，是否想到电子工厂的员工们正经历着加班的煎熬？当你们为华为向东莞发展而哀叹的时候，是否想过他们的员工为买不起房而苦恼？这些问题不正等着深圳去努力探索，找出解决方案吗？
深圳作为特区是国家政策的探索者，也是国家既定政策的率先执行者。30年前，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是这样，今天率先实践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理论也应该是这样，不要总想着“另起炉灶”，深圳仍然是中国的深圳，如果深圳能为科学发展的实行及和谐社会建设闯出一条新路，不是意义更大吗？笔者在这里只想弱弱地问一句：“深圳，中央的经你都念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