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北京大学的文学课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查1917年北大中国文学门课程表以及1918年的《北京大学文科一览》，起码可以使我们明白：一、“文学史”成了中文系的重头课；二、中文系学生不能绕开“欧洲文学”；三、“近世文学”开始受到重视；四、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与“小说”，如今也成了大学生的必修课。需要说明的是，“小说”课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教员，最初设计为系列演讲（1917年12月-1918年4月，北大研究所小说科开研究会七次，刘复、周作人、胡适分别发表专题演说。此举可见鲁迅到北大讲课之前，北大教授们对于“小说课程”的重视与期待）；直到1920年秋冬鲁迅接受北大的聘请，正式讲授“中国小说史”，中文系的课程方才较为完整（参见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学人》第十四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
鲁迅不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同时还是个好学者、好教授。查《鲁迅日记》，接受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马裕藻代表学校送来的聘书（这份蔡元培签署的《北京大学聘书》，署“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日”，原件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是在1920年8月6日。经过一番认真的准备，12月24日，鲁迅第一次踏上北大讲台。此后的六年，教育部官员周树人，除在北大讲小说史，还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以及中国大学兼课；最忙的时候（1925年11月），竟然在六所学校之间奔波（关于鲁迅在北京大学等八所学校兼课的情况，参见顾明远等著《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31—4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因主要讲的是“小说史”，大都不用专门准备，可借用北大的讲义，这期间，鲁迅还忙里偷闲，应邀到西安走一趟。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南下，先是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1926年8月至12月），后又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1月至6月）。就这么不到八年的时间里，鲁迅除了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编辑《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还在讲台上挥洒自如，取得令后人瞠目结舌的成绩（关于鲁迅的学术贡献，我在《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学人》第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5期）等文中，已多有涉及，这里不赘）。
鲁迅在北大讲小说史，这段历史广为人知。我在《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中，引述当年在北大听课的常惠、许钦文、董秋芳、王鲁彦、魏建功、尚钺、冯至、孙席珍、王冶秋等九位老学生的追忆：“单看这么些追忆文字，你就能明白，擅长冷幽默的鲁迅先生，站在北大讲台上，讲述的是‘小说史’，可穿插‘小说作法’与‘文化批判’，还‘随时加入一些意味深长的幽默的讽刺话’，难怪教室里会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先生讲话是有高度艺术的’，一点也不过分。”（参见陈平原《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下），《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1期）。
有人回忆说鲁迅先生在西安讲课的时候也有一些引申发挥，但无关大雅：“鲁迅老师与我们讲课时，讲完《红楼梦》那一部分，他问道：‘你们爱不爱林黛玉？’当时许多同学都不假思索，随口乱答。其中一个同学反问道：‘周先生你爱不爱？’鲁迅老师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不爱。’又问：‘为什么不爱？’答曰：‘我嫌她哭哭啼啼。’这一次问答就此完结。我常推想这正是鲁迅先生教育青年改正数千年来以‘工愁善病’‘弱不胜衣’的美态看妇女的错误思想。所以这一段话永远在我的脑中深印着。”（王儒卿：《回忆鲁迅》，转引自单演义著《鲁迅在西安》13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学生记忆中的课堂，大都是专业论述之外的“闲话”。不过，这段关于林黛玉的妙语，很可能是为了活跃气氛，事先准备的。因为，北大法文系学生、听了四年鲁迅“中国小说史”课并帮助校对讲义的常惠，晚年撰文称：“先生在讲堂上曾说过：‘你们都喜欢林黛玉小姐，其实我对她并不怎么样。’学生们都一愣。先生停了一下才说：‘我不喜欢她，因为她是痨病鬼。’同学们都笑了起来，先生绷着脸不笑，然后微微一笑。”（常惠：《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424页）。
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的是文学史和小说史，其授课情况，据1926年间就读厦门大学国文系预科并发起组织厦大文学团体泱泱社的俞念远（荻）称：“他自己在讲坛上是不多笑的；可是他的讽刺的新锐语，却使学生不得不笑的。”“他的讲学，并不像一般名教授那样只管干巴巴的一句一句的读讲义，枯燥无味的下定义。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那样的丰富多彩。……听他讲学，好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恐怕时间过得太快。”（参见俞念远（俞荻）：《我所记得的鲁迅先生》和《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458页、468页）。这两段引文，前者出自初刊1936年5月16日《西北风》2期的《我所记得的鲁迅先生》，后者则是发表在1956年10月号《文艺月报》的《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二文相隔二十年，但大致印象一致。
从1920年被北大聘为讲师，到1927年6月正式辞去中大教职（为抗议“4.12”政变后广州军警抓捕中大师生，1927年4月29日，鲁迅致信中山大学委员会，辞去一切职务。学校当局多次挽留无效，6月6日方才允许其辞职），鲁迅的教学生涯并不长，却给学生留下了那么多美好回忆。鲁迅刚去世，昔日老友钱玄同撰文，极力表彰《中国小说史略》：“此书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虽编成在距今十多年前，但至今还没有第二部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中国小说史出现。他著此书时所见之材料不逮后来马隅卿（廉）及孙子书（楷第）两君所见者十分之一，且为一两年中随编随印之讲义，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实可佩服。”（钱玄同：《我对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1936年10月26、27日北平《世界日报》）。其实，不仅著述了不起，课堂上的讲授同样值得夸耀。“课堂”不同于“著述”，有人擅长写书，有人喜欢教学，像鲁迅那样有学问且能讲课的，最为难能可贵。谈及学术贡献，“著述”备受关注，而“讲课”则似乎可有可无。刻意引入若干追忆文字，目的是呈现那些对当年的学生来说十分重要的“声音”。记得小说家王鲁彦有个说法，十分动情，但不无夸张：“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鲁彦：《活在人类的心里》，《中流》1卷5期，1936年11月5日，见鲁迅博物馆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121页），这样的文学课堂，自然值得我们永远追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