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内陆的自然环境比南极沿海地区恶劣得多，存在非常多的未知因素，这些随时会出现的问题都可能夺去我们的性命。而我们要去的南极冰盖最高点地理位置距离海岸线非常遥远，这就意味着我们这支像特种部队一样孤军深入内陆的考察队，如果出现任何人员伤病的情况，救援将很难实施。我们内陆队是从南极中山站通过地面来进入南极内陆，不像美国的极点站等别的国家是通过飞机运输把人员直接送到里面去。我们13个人乘坐特种雪地车沿着东经77度附近的这条经度线一直往里走，最后到达南极冰盖最高点的中心区域。这个直线距离大概是在1200公里左右。在南极中山站我们有两架直升机在那随时待命，但是直升机的续航能力非常有限，大概是在400到600公里，所以当我们超出了直升机能够救援的范围，就超出了中国科考站的救援范围了。我们13个人在挺进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处于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之下。不仅如此，南极远离现代社会，特别是我们去的南极内陆离南极中山站和长城站都很远，所以由此产生的心理压力对于要在无人区工作几个月的人来说考验更大。
另外，还要面对的就是机械故障问题。我们这次去南极冰盖最高点依靠的是四辆雪地车，这四辆雪地车全部是德国进口的，靠履带行进。雪地车在行进过程中会出许多诸如发动机故障、履带断裂、轮胎损坏等意外，如果四辆车中的任何一辆出现无法修复的故障，那么我们13个人能不能安全回来就是疑问了。我们队员出发前曾经开过这样的玩笑，说我们13个队员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有冰川学家、气象学家、机械师、测绘专家、冰钻师，也包括我们两位记者。我们做最坏打算，雪地车一旦出现无法修复的故障的话，如果我们必须得抛下某些人减负的话，我们两个记者肯定是第一批被抛下的，因为在事关生存的情况下，记者是科考队里最没有用的。所以，我常开玩笑说自己时刻处于担惊受怕之中，害怕出现机械故障问题后首先把我们抛下。如果还需要继续减负的话，下一批抛下的可能就是科学家了。尽管他们从事的科研工作非常重要，但是在保命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任何用处。那么最后抛下的是谁呢？就是机械师了。因为靠徒步走出南极内陆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借助机械师把车辆驾驶出去。从这一点上看，机械师虽然提供的是后勤保障工作，但是他们的使命非常重要，是我们科考队的生命线。
接下来，我从媒体传播层面介绍一下我们的电视报道任务。我们在2004年年中的时候得知国家要搞挺进南极冰盖最高点这样的大型活动。因为2004年是中国南极科考20周年，也是邓小平题词和平利用南极20周年。代表人类首次去南极冰盖最高点的机会非常难得，全世界50亿人中只有十几个人可能到那里。当时从我们国家台的角度考虑，就是想做一个追踪报道，每天随科考队行进，跟踪拍摄整个挺进的过程安排，然后每天通过海事卫星向国内发回图像，然后加上演播室访谈和背景资料，做一档持续数月每天15分钟的特别节目，这在当时来讲是没有类似经验可参考的节目形态。以前大家看过我们台的《极地跨越》、《走进非洲》这样大型的系列节目，它们基本上是事后报道的，就是跟随科考队拍摄大量的素材，回来之后再精心制作专题节目，但是这么做时间上就非常滞后了。这是因为当时策划节目时预计在2005年1月左右能够达到南极最高点，科考队在3月底才能回国，如果3月底再做这样的节目的话，就有炒冷饭的感觉了。所以，我们策划在挺进全过程的每天发回实时报道，这么做对于中央电视台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要克服很多技术问题、人员问题和不确定因素问题。经过权衡，我们最后还是决定要做这种行走体验类的特别节目。能够见证和记录这种历史时刻，对于电视人来讲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当时中央电视台张榜纳贤的时候，很多记者报名了。
我也报了名，因为觉得自己有几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我从1998年到中央台工作干了6年纪录片，工作经验比较丰富，而且几年前就为去南极科考做了准备；第二，我做节目跑野外的不少，包括特大灾难事故、海上演习等，户外经验比较丰富；第三，我自认为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不错，所以我就报名了。
电视台要从众多报名者里面层层选拔出两名随队记者。选拔的标准，首先是从业务方面考虑，看你有没有在极端环境下的节目制作能力。因为随队记者名额有限，两个记者要干很多活，不光是要拍摄、要编辑、要写解说词、要出镜，还要有运用海事卫星传送的能力，包括如果它出现损坏的情况我们要尽量去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