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同学，下午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到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给大家做报告。毛主任在2003年“非典”爆发之际临危受命成为卫生部的新闻发布人，卫生部作为我国第一个定时定点地发布信息的部委，在各方面引起了非常好的反响。毛群安主任说过他非常欣赏能够提出好问题的记者，我想他同样期待能够提出好问题的同学们。今天他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做好新闻发言人。
毛群安：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如何学做新闻发言人”。
程曼丽教授最早在传播界提出政府传播的命题，政府传播和其他传播有很大不同。虽然现在企业遇到很大的问题，但是我国政府在传播变局中，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我要介绍的内容主要分为几个部分：一、当前政府传播的现状和目前媒体的发展。二、我们的发言人制度下一步朝什么方向发展，以卫生部为例介绍发言人工作的思路和模式。三、在当前政府在多元的舆论环境下，政府传播朝什么方向发展。
一、当前政府传播的现状和媒体的发展
关于当前政府传播的现状，我们有我们的判断，媒体有媒体的判断，社会公众有社会公众的判断。我认为，目前许多政府部门对政府传播依然重视不够，只有在媒体报道了负面消息之后才重视起来。我之所以认为重视不够，是因为政府里面往往真正了解传播、实施传播的人不多，政府传播还没有纳入政府的日常议事日程之中，即没有被当作部门的常规性工作来安排。没有专门的人员、机构、经费、工作计划或者检查机制，政府传播机构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和我们国家的媒体环境有关，也和政府的工作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往往认为给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就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传播与不传播区别不大。二十年、三十年前的媒体环境和现在很不一样，很多人认为媒体就是替政府说话的，是政府的喉舌。实际上，现在媒体环境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网络的出现已经成为了媒体的最大特点，这基本上颠覆了传统传播学的理论理念。但是很多的政府部门对这样的变化还缺乏认识。如果不做好制度性的安排，就很难做好政府传播。政府传播做不好，会影响到后面的许多工作。
多同志说“非典”之后才知道有发言人制度的事，其实我们国家在1983年每个部门都有发言人，在我接任的时候卫生部有四个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政策法规司司长、国际合作司司长、卫生监督司司长，只要你担任这个工作，就是发言人，名字是要报到国务院去的。但是外界不知道卫生部有发言人，也不知道谁是发言人，因为没有人对外界发过言，“非典”之后我们才真正进入了制度化的进程。
到今天，发言人还不是一个正式的职务，这只是一个工作岗位的名称。发言人没有固定级别，有部级的、司局级的，还有处一级的。而国外的发言人是一个职务，下面有一个发言人办公室为其服务。发言人是服务于部长的，部长换了发言人就换了。西方的发言人制度是这样设计的。目前，中国还没有完整的制度设计。现在的雏形是，有些部门根据发言人职责不同，把职务定位比较类似的人作为发言人。现在大家正逐步形成共识，但大家到各个部门去了解，有发言人制度设计的还不多。发言人不是政府传播的全部，发言人所承担的工作在政府传播里占多大的份额，我现在很难回答。前几年我认为发言人占政府传播的全部，现在我觉得这个比例越来越小。
过去单位里认为发言人职务没有用，安排一个发言人都闲得没事干，真正开展起来发现安排多少人都不够用。我在美国考察，美国卫生部发言人办公室全职工作人员二十五个，办公室管理的人员一百多个。美国卫生部每个司局有一个人，是由新闻办公室派驻的，这个人将所有信息提供给新闻办公室，由办公室根据各个司局级通讯员的信息来判断哪些信息用来发布，哪些信息用于储存。我问过，有这么多人你们应该游刃有余吧，但是他们回答非常忙。
在“非典”之前部里有一个新闻办公室，共两三个人，很多人觉得这个部门没事可干。“非典”之后我们增加人，从别的单位调来人，达到了十个人的规模。卫生部有些司局级单位才不到二十人，而新闻办公室只是一个处级单位。虽然这样，还是忙不过来。现在新成立的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有一百二十多人，但我觉得一百多人还不够，所以说政府传播真正面临的挑战较大。
如果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总结发言人的责任，我觉得就是建立信任。通过工作，通过与媒体和公众的沟通，建立起媒体和社会对你的信任。一旦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下降，会直接影响到所主导的各项工作。政府部门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媒体是政府与公众沟通的重要渠道，现在政府对这个渠道还不熟悉，这就是我对当前政府在传播方面现状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