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77级哲学系的，后来转行学社会学。楼宇烈老师与叶朗老师都是我的老师，他们讲授美学、中国哲学史与人生哲理。第三讲王院长讲了物理学及现代最新成果，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启发。
说实话，因为前面是我的老师和我们的院长在讲，我有点不知该怎么讲。你看最开始是讲人生的，那是最高深的学问、是中国文化内容，后来讲了高深科学和技术，这两方面一个可以叫形而上，一个可以叫形而下，这两个一堵就把我堵在中间了。那我讲什么呢？我想是不是讲讲现实的问题，看能不能对同学们有点启发，同时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看，能不能把社会科学的某个学科、社会学科和文科连在一起。
所以，今天我们讲一个现实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建设。现在中央把社会建设当做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来抓。最早提社会建设是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讲的就是社会建设。后来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所长与书记去给中央政治局讲了一次课，主要讲中国的社会结构、面对的社会问题、社会团结、凝聚力问题。大家对经济建设很清楚，但说到社会建设，大家就觉得似曾相识，但是又不是很明白。今后五年或者是更长时间里面，中国确实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中国是不是很有凝聚力？中国的竞争力就在于高科技吗？我以为，中国的竞争力可能会在于民族精神，甚至说民族团结。
我今天讲的跟这些有点联系。比如说我刚才问这位同学毕业之后的打算，他说：“毕业了，在这儿工作。”我又问他：“你蜗居了吗？”蜗居这个现象是哪个学科的问题？好了，我关注的是在现实中怎么找到这个问题的结点。我或许不能全面地解释它，但是我想把这个问题能找出来。
当前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转型问题。1978年起进行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转型，引起了中国现代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的巨大转换，这个转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机会，也带来了很多挑战。这个机会大家都清楚，如果不是这个改革，北大的发展也不会这么快，甚至我们也不可能坐在这么好的教室里。改革的成就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话说回来，转型不仅是经济的问题，它意味着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家想一想，市场经济就比较复杂了。但是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是否有它的性质有很多争论，我想在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里，我们所建设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不同的。
但是在这里遇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中国搞现代化、走向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体制和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很不一样？中国特色在哪里？我们又要问：中国特色、中国的现代化不需要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吗？答案是需要的，都要走这条路。那就有一个问题了，有人说国际上从1760年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走的现代化道路，产生了巨大成果和严重问题，是不是中国也会遇到？成果可以得到，但是问题会不会遇到呢？我们不能说：现代化的成绩我要、问题我不要。因此，这里就会遇到一个我们常常讨论的问题，即中国的路跟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在多大程度上是一样的、在多大程度上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想用温家宝总理2010年8月21日在深圳讲话里面的一段话作为回答：“我国在短短几十年内走过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两三百年才走完的历史进程，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都会遇到，而且会更加集中、更加尖锐。”温家宝总理已经坦然承认，中国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也得面对这件事情，不能说改革带来的都是好的，实际上即使改革的成绩很大，也不能对负作用视而不见，说没有问题。我们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问题。
温家宝总理说我国在短短几十年内走过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两三百年才走完的历史进程。我认为这个说法还可以再讨论。我们走过了吗？我认为现在我们是走进了，但还没有走过，后面的问题会比现在还要严重。也就是说，当我们走向现代社会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不会因为你是一个东方国家、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问题就会少。科学技术发展本身给国家发展带来很多成就，但是也带来很多问题，带来一些风险。不能说我们只要成就、不要问题。大家都知道英国的工业化是从圈地运动、农民失地开始的，中国现在的农民失地问题这么严重，你说这两个完全一样吗？肯定不完全一样。你说没有相同之处吗？当然有啊，它就是城市化、工业化，要减少农民，要让农民进城。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现在还在路上，将来可能还会有更新的问题，我们要尽量用一些政策、优势去化解、淡化、消解这些问题，但是你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说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科学态度问题。正视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讨论。解决问题的关键有两点：第一是发展，第二是稳定，这来自于邓小平的重要讲话。
发展和稳定这两点要同时做好，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一开始关注的是发展。因为按照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说法，人的第一需要是要活着、要吃饭，所以发展经济必然走在前面。2008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去世。亨廷顿是思想政治学家，他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它走向现代化的时候，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当然首先是经济问题，但是经济问题后面还有很多问题，比如民族问题、阶级问题、文化问题。所以，发展的第一个关键点是解决经济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路走得很对，而且30年来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
但是话说回来，发展经济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经济发展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前几年国内学术界有一个大讨论，是关于市场化改革还要不要再那样走下去。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都缺乏话语。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市场化改革确实在收入分配、失业方面引发了很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完全靠经济学没法去解释这些现象。
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1970年前后，罗马俱乐部这个由100个世界上最有名的人组成的民间机构在那里讨论“世界会怎么样”。当时出的第一个报告是《增长的极限》，就是说，增长是有极限的，不管是空间还是物理、地理的资源。人口和资源，都有它的承载极限。所以罗马俱乐部指出，我们不能搞无节制的增长。那个讨论实际上对中国经济也有很多警示：GDP增长率超过9%、12%就是好的吗？GDP低大家好像觉得脸上无光，GDP增长了就好吗？有人说这叫发展的烦恼，能增长是好事，但是因为你会遇到新问题，所以可能仍有烦恼。
国家在面临经济发展的压力时，怎么处理经济增长、提高效率和分配公平的关系是一个挑战。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我国都在讨论效率问题，都是说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中国一说“兼顾”就几乎没用了，因为“兼顾”常常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大家在硬指标的指引下，都在拼命地发展，但是带来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
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经济发展了你幸福了吗？刚才我问这位同学蜗居了吗？幸福了吗？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从食堂说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一分钱的咸菜吃两顿，晚上吃一半、明天早上吃一半，一个窝头一碗粥，那个时候我们痛苦吗？没有。但是今天有同学吃着肉、吃着包子、喝着牛奶，但是说：“我痛苦极了。”这是有问题的，经济增长了，怎么你不幸福呢？
昨天，我在给我们系里学生上课时用了一个“内卷化”的概念，这是一个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都在用的概念。我希望上述几个学科的研究者，可以跨学科地讨论，在这个地方做点文章。中国经济是发展了，但是发展的边际效益怎么样呢？边际效益是个分配性的东西，有的人说经济增长了我的幸福感就增强了，但也有些人的幸福感与金钱无关或关联度没有那么大。比如现在常常讨论增加农民的购买力就能扩大内需，但实际上内需扩大了吗？我回家常常问我的堂弟：“你兜儿里也有点钱，你不投资啊？”他说：“我不行，我兜儿里的钱有数，你侄子娶媳妇怎么办？房子怎么办？我老了怎么办？”我说：“中国人老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你不用担心。”他说：“那是你，你教授当然不怕，我们农民是这么回事吗？”仔细想一想我这个当农民的弟弟说得很有道理。温家宝总理不是要研究穷人经济学吗？穷人经济学真应该研究，要知道穷人是怎么想的。你给农民发了1000元，他就一定会花800元？我看未必。从这点看，投入的边际效益实际上并没有增长多少。我把投了钱、边际效益不太明显的现象，叫做“内卷化”。我跟学生们说过，“内卷化”就像咱们吃的甘蓝一样，是不会长很大的。北方的同学知道，北方的白菜能长到十几斤，但是甘蓝只能长一点点儿大，它往里卷着长，跟北方的白菜完全是两个概念。“内卷化”就是有增长但没有发展。现在国内许多学者用“内卷化”来解释文化问题，经济学问题，甚至政治问题。
我们国家发展虽然不错，但是还有很多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在公平上。虽然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发展，但是大家经常生活得焦虑，满腹牢骚。中央有四句话，非常有助于理解我国今天的问题，这四句话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第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今天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跟从前大不一样了。25年前，中国的企业几乎全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一带头，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现在许多问题靠国有企业就解决不了。
第二，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变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在哪里呢？因为这涉及政治问题。原先我国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个阶层，这三大阶层就把国家稳住了。几年前社会学家做了一个调查把中国的劳动就业人员，按收入多少、权力大小、可动员资本多少（所受教育也算一种资本），从最高到最低分为10层。得出的结果让人很不好受：倒数第一层是失业者，倒数第二层是农民，倒数第三层是工人，倒数第四层是一般性的服务人员，像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些人应该还在上面。这个研究结果把农民和工人放在底层了。这个指标很不好看，对比我们国家的政治性质就不太合适。
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带来了一个问题：我国怎么解决基本民生问题？我想举一个例子，前年的“两会”上东莞的一个私营企业家有个提案，要政府向私营企业让利。此言一出，激起了许多人的反对，有人马上到网上搜索，看她给工人多少工资，看她是怎么剥削工人的。后来她不说话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角度来讲，她说的是对的，因为她是代表私营企业家群体来讲话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农民怎么没人代表说话、农民工怎么没人代表说话？
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变了。人们怎么看待住房问题、生活问题，大家怎么看待自己的未来，这里面的问题很多。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说的、前面提到的四个问题可能会成为往前看的一个重要基础。不了解、不承认这四个问题，等于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以往的不十分恰当的发展战略问题的积累，对社会团结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破坏。
最近英国首相来北大，他说要学习中国怎么办奥运，他学得了吗？不太可能。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组织结构跟英国的不一样。在北京，有几十万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伦敦有吗？当然我想他可能是想恭维我们一下。
虽然我们经济上发展还不错，但是社会结构或者说社会团结上还有点问题，人们是凝聚在中华民族这个旗帜下，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是往一块儿想吗？就以社会慈善为例，到今天这个时代，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发展得这么慢？社会慈善问题大家怎么想？11月17日，我去参加评选最优秀的“扶贫状元”，评委争了一通，说为什么评某某人？他捐得少啊。那是不是说捐得多就评、捐得少就不评；又说为什么要评他，他有慈善精神吗？他要是光举牌不拿钱怎么办？要是拿钱做广告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慈善意识还是挺初级的。
话又说回来，不同国家的思想文化是不同的，现在我们的社会文化还很弱，社会的整体意识比较弱，大家是各奔东西。我想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中央提出要搞社会建设。社会建设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一百年来的梦，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面就提到了，但是他那个时候无力展开。共产党把社会建设提出来，而且恰到好处。大家也知道毛泽东当时为什么非要搞革命、搞集体主义、搞合作社、搞人民公社。毛泽东记忆很深的，就是旧中国是一盘散沙，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公共的事情搞不好。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法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毛泽东是想把整个社会统在一起，但是没有解决好，毛泽东时代实施了计划经济，但是又压抑了人的创造力。我们今天面临着如何创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