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在他未当首相之前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在战前，日本因为有国定教科书（就是统一的国家指定的教科书），日本国民容易盲从政府，政府一说什么大家就信以为真了。但是，在战后，非常令人惋惜的是，取而代之的是影响力巨大的大众传媒。因此他的结论是不管是在战前还是战后，日本人仍然是“金太郎糖”。所谓“金太郎糖”是以金太郎的脸孔图形为模而制成的糖果。这个糖果是不管从哪个横切面去切它，它的图形都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日本的民众不管看哪一家报纸，哪一个电视台都接受了媒体统一口径的“舆论诱导”，人人都成为没有个性的“金太郎糖”。如果你今天去问撞船事件究竟是谁错，答案肯定是中国错。为什么错？他们回答的理由也会一模一样的。你问一百个人，大概九十九个会给你同样的标准答案。因为这是在媒体统一口径、既煽情而又铺天盖地的报道下形成的“舆论”，所以宫泽喜一认为这是日本的强处，也是日本的弱处。强处是指什么问题大家都不必花太多时间去争议，就能达成共识（特别是对外的态度）。
接着，我想跟大家介绍战后日本大众传媒和政府、官界与商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日本大众传媒经常自认为是一个舆论监督的机构，也对“政官商”铁三角关系有所抨击，指责日本的政、官、商三者相互勾结。这里的“政”是指政治家，“官”是指官僚机构，也就是公务员；“商”是指财界、大企业。大众传媒认为它们在铁三角之外，负起监督铁三角的任务。但其实日本大众传媒也密切参与其中，而被认为是“铁四角”关系。
也许最能解答这个问题的是前首相羽田孜的一番话。1993年，羽田孜和小泽一郎退出自民党、另组新生党时，有日本记者问他：“羽田先生，你为什么要离开自民党？”羽田回答道：“因为自民党太腐败了。”记者接着问：“那么你能否告诉我们自民党是怎样的腐败？”羽田孜回答了一句其实记者们谁也都心知肚明的话：“你们知道的并不比我少。”后来这名提问的资深政治记者就写了一本书，说他当时恍然大悟了，其实自己并不是在这个体制之外。这个体制并不是“铁三角”，而是紧密挂钩的“铁四角”关系。在日本独特的记者俱乐部体制之下，媒体人跟政界、官界与财界，或者说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实际上是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二、“国益论”、“自我中心”与大国意识
以上是指日本大众传媒统一口径及其煽情与铺天盖地的报道倾向与特征。那么，日本的国际新闻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我把它梳理为以下三大点。
第一点是“国益论”优先。留意日本舆论动向的人士不难发现，哪怕日本国内不论有着多大的争执，在谈到国际问题时，只要有人搬出“国益”——“国家的利益”的主张，就能转移国内的视线，把矛头一致对准外部。这里的“国益”当然是应该加双引号的，因为所谓“国益”（national interest）到底是什么，颇有争议性。认真而言，在很多的情况下，它与其说真的是为了国家或人民的利益，不如说是旨在维护当权者的利益。所以每当和外国发生争执，特别是领土纷争时，如果仔细阅读日本报章，就会发现很少有人会去认真探讨在历史上它是谁的领土，在国际法中究竟谁的说法站得住脚。日本主流媒体总是会率先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坚持“国益论”优先的立场。
第二个特征是“自我中心”。一条新闻是不是要报道，是不是要追踪，日本主流媒体首先考虑的是，这条新闻与日本、日本政府、日本人或日本企业是否有关系。从我在60年代到日本念新闻系到后来在大学教新闻学的几十年里，不少新闻学的老师都会经常提到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的报人也不止一次自我反思过。这例子就是当飞机失事等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日本主流媒体第一时间都要问是否有日本人在里头。假如上午八点钟的头条新闻是这架飞机失事，但到了九点钟如果发现旅客中没有一个日本人，这条新闻可能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每个国家像新加坡、中国的传媒也会同样关心自己的同胞，但像日本那么彻底的还是少有。比如说，在“9·11”事件发生当天，我从清晨就一直在看着电视，但是我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纽约国际贸易中心某层有五名某某日本银行的职员失踪，这五个人的名字每隔一个时段就反复地重播，记忆力好的人都可以把那五个人的名字记下。当时我最想知道的是，这个事件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但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除了日本这五个人的安危备受关注之外，其他国际人士的消息始终没有被报道。
第三个特点就是强烈的大国意识。凡是谈到亚洲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大众传媒首先浮现其脑海的，不是别的，就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工业先进国。这个大国意识非常强烈，可以这么说，在日本人眼中，日本在亚洲理所当然就是老大。如此这般抱着大国意识的报道方式，不仅体现在战前歌颂“赫赫战果”的年代，哪怕是在当年打了败仗的时刻，和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丧失20年”的今天，基本情况都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