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晓明老师）：
同学们，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苏童演讲会，苏童先生是大家熟悉的作家，先锋派的旗帜性人物，大家一定读过他的许多作品。对于在座的大多数同学来说，这些作品伴随了你们的成长，折射着你们对文学的热爱，像一面旗帜一样引导你们向未来前进。今天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中国作家北大行”，这已经是第四次举办了，非常感谢同学们有增无减的热情。从这次开始，我们将会得到盛大文学网络公司的支持。盛大，作为当今最热的文学网站，收购了很多其他网站，包括起点网等等。这些网站在座的各位肯定比我更熟悉，他们的支持一定会使我们的活动生命力更加旺盛。这是网络和中国语言文学的强强联合，一定会掀起文学发展的新一轮高潮。盛大正在举行全球写作大奖赛，涌现出不少新的网络作家，成为大家瞩目的一种新现象。网络写作将会把文学带向何方？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言归正传，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出席的几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本场演讲会的主角苏童先生，他曾被称为“中国作家中的第一帅”，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光辉形象。（笑）苏童先生有很多的作品，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妻妾成群》被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享誉海内外，这是中国文学不可多得的精品。当时苏童先生写了这部小说之后，很多人问：苏童是不是也是妻妾成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苏童先生是一夫一妻制的忠诚捍卫者，他本人为中国家庭的和谐建设做出了光辉的榜样。（笑）所以，他的文学作品是富有挑战性的。从80年代后期开始，他一直走在中国文坛的最前沿。关于他的新书《河岸》，许多读者把它理解为“重返先锋”的标志，我认为苏童先生的《河岸》重新扛起了先锋文学的旗帜，并且这种扛起不是简单的拾起，而是那种曾经沉寂了一段时期后向历史发问、向文学形式发问、对文学创新的充满渴望的姿态。我认为苏童的《河岸》是我们这个时代回忆先锋派的最重要的文字之一，同时也是展望先锋派未来可能性的新的符号。我本人对《河岸》评价非常高，我认为在这部作品里面可以看到苏童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和他对历史的描绘和构思达到的非常自然纯朴但又非常有魅力的境界。
下一位是王干先生，《中华文学选刊》的主编，也是80年代以来与先锋派针锋相对的批评家之一，他曾经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青年批评家，虽然现在也人到中年了（笑），但是依然斗志旺盛，苏童的写作和王干的批评常常构成强劲的互动。
下一位是黎宛冰女士，盛大全球写作大展组委会的主任，也是盛大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她数年前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做媒体研究。我们非常感谢她对“中国作家北大行”活动的支持。
下一位是蒋朗朗教授，他是我们中文系的党委书记、副主任。还有非常漂亮的邵燕君教授（笑），也欢迎她的到来。同时来到现场的还有很多位参加盛大网络写作大展的作家，也希望他们与大家共同分享对文学的思考。还有盛大网络文学公关部的经理，以及各位媒体，也欢迎你们的到来。下面，我们有请苏童先生为大家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重返先锋：文学与记忆”。下面请大家热烈欢迎。
苏童：
大家好。非常抱歉，我觉得十分紧张，今天的题目有关先锋、文学、记忆，这三个关键词在一起还真不好说。所以我想把它们分开来阐述。我一直认为自己有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个缺陷是不够深刻，第二个缺陷恰好是我不够浅薄。这一对矛盾导致我在许多场合发言的困境，比如像现在这样的场合我就会遇到很大的障碍，所以我更信任我的文字而非言语。作家毕竟和教授是两个行当，同学们在北大可能听惯了非常具有逻辑性和整合性的知识体系的传授方式，我在这里恐怕无法提供。所以我设想我的讲话可能是一个散文式的，既然是散文式，就可以比较散漫，不一定只有单一的中心。
首先，对于这样一个演讲的题目，我想先从最后一个关键词——“记忆”说起。我个人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财富就是他的记忆百宝箱。同为作家，无论他们的生活经历多么不同，每个人在写作生涯中的武器却是相仿的，那就是他们珍藏着各色珍宝的记忆百宝箱。当我现在需要写些创作之外的文字时，就会经常想起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的时候恍若隔世，有的时候却又那么清晰。说到记忆，大家可能知道，从记忆学上说，包括一个婴儿从来到世界开始后看到的一切，但医学上认为，婴儿第一次睁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并不是说他失明，而是他没有视野，他的眼睛对光的调节无法完成，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人生中的第一记忆必定是会丢失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多作家、文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他们许多许多的努力，其实就是在复原或者发现他真正的第一记忆。我生于1963年1月，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而“文革”尚未到来。我真正的人生第一记忆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带有时代烙印的记忆，这个记忆是一颗子弹。那年我大概三岁，我有非常清楚的印象，那是冬天的时候，我在半梦半醒之间突然被母亲从床上抱起来，她摸着黑跌跌撞撞地抱我到靠街的外婆的房间里睡觉。我们家对面是一个大水泥厂，我们家后窗就对着水泥厂的第一个水泥窑，那个水泥窑非常高，两个浑圆的水泥柱体顶着一个房子一样的东西。那年武斗的时候上夜班的水泥厂工人不知道怎么就打起来了，其中一派的工人爬到最高的水泥塔上的房子里面，占据了窗户向外面乱射一气，有一颗子弹打在我们家后门的门板上，这是非常吓人的，也是我母亲深更半夜把我抱起来从一个房间转移到另一个相对安全的房间的原因。我家后门面向水泥窑的那一侧一直留下一个弹洞的，带有烧焦的痕迹。也许这个记忆是被修复过的，但这颗子弹的情节却一定真实发生过。这就是我对社会和人生充满暗示和文学意味的第一记忆。
其次，我想讲讲第二个关键词“文学”。文学与记忆的关系，简单地说正如上面举的我自己的例子所反映的，一个作家终其一生都在他的记忆百宝箱里梳理，形成各种各样的文字。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一直相信托尔斯泰的话：一个作家的写作，最终要回到他的童年。所以我的许多演讲和文章，都习惯从童年开始说起。我的童年时代算不上一个文学时代，而是一个动乱年代，很多年后我还经常会被问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我的作品里经常会发现暴力的痕迹。我现在的很多著作都涉及暴力，其实我也经常会问自己，我写的东西是暴力吗？或者说暴力在我的作品中是有意识的渲染还是无意识的流露？它到底在说明我的创作中的哪一种倾向？我自己反复分析，依然认为自己非常问心无愧。我很清楚地记得，我小学时的一个老师，在整个学校中学历、教养、知识等各方面都算是最好的，他是教高年级的，我当时还在低年级，所以他没给我上过课。但我总是觉得这个老师有一种威严的感觉。但是我记得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看到过这个老师，他的脸青紫着，原来是被高年级的同学拉了几个桌子椅子搭了一座山，请老师上山。他们给这个起名叫“蚕宝宝上山”，他们逼着老师登上这座山，最后有几个同学从下面把椅子一抽，老师就掉下来磕到地上，所以他的脸很长时间都是青紫色的。这样的记忆是难以磨灭的。问题在于，我自己一直在思考，在这个时代已经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记录这种穿越任何阶层，在社会中依稀可见的暴力。我的想法是，从不写一个以暴力为主题的小说，但是在所有的小说当中，当我要真切地捕捉那个时代的血腥味的时候，也从来不回避这样的事情。不回避也不夸大，这就是我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