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刚才的这样一个热身，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环境污染造成的破坏，这个国家因为环境污染引发的纠纷甚至冲突，其实是一个不断加剧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环保部门和信访部门收到的群众举报数量增加得非常快，大概每年以百分之二十几的速度在增加。因此环境保护不仅仅是一个环境本身该不该保护的问题，而且已经开始成为决定社会能否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一个高的环境代价下实现的，已经没有太多人去置疑。现在怎么看待中国的环境问题，我想有这样几个要点：
第一，我们虽然没有足够的数据说明中国的整体环境质量到底是在被控制当中，还是在恶化当中，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即便我们的污染恶化趋势得到了控制，但是随着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害以及人们为了防治污染所需要的公共开支一定会是持续增加的。大家只需要想象一下，1998年的大洪水如果发生在今天，同样的量级所带来的损害一定是更大的。
第二，环境污染是一个累积性的问题。有人把环境叫做化学炸弹，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在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个从量到质的变化。因此环境风险其实是在不断加大的。
第三，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迅速上升的趋势。我们刚才讲的似乎都是突发性的事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已经和土地问题一样，成为未来发展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利益冲突主体和资源，因此必然要通过协调和利益调整的这些手段来进行缓和，那么与公共权力将如何被使用，私人权利如何能够得到保护，都成为未来环境管理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一个大的命题就是，在面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情况下，环境管理到底该不该转换模式？如果换的话往哪转？它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还是个战术问题？战术问题是大家一步一步走，有一个很清晰的路线图，战略需要一种远见，需要一种决心甚至是魄力。
回到我刚才说的，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是不是能够成为中国公共治理模式变革的一个案例或者是一个切入点。中国的公共问题包括教育、卫生、环保等方面，环保在公共治理领域中有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它和其他问题一样，都是与所有人相关，但是在最近开始引起所有人的关注；第二，公正地讲，环保方面最有公众参与的基础，因为环保法明确规定，公众有参与环境保护方面相关公共事务的权利；第三，环境保护领域有非常多的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从最开始作为草根非政府组织，到参与和影响政府的决策，到压力集团，组织的形式比较多样性；第四，相对于其他部门来讲，中国政府在环保领域的公共部门一直与媒体、公众之间有尚可认为是良好的合作关系和互动的历史。
我刚刚讲的引子很长，一是希望给大家热身，另外也是给后面讲的内容作一个铺垫。谈到中国管理环境制度的变革或绿色善治，我们先来了解国际上的背景。在全球范围内，有两次非常重要的环境革命，一次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因为《寂静的春天》这样一本书引发了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对立的还是可以协调的争论。而当时主要的结论就是：为了维系我们的环境基础，必须限制经济增长。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一种比较极端的论断引发了社会很多的思考，并进而引发了第二次环境革命。第二次环境革命始于1987年布伦特朗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到了可持续发展。就是说，假如我们的社会可以寻找到一个好的制度和好的政策的话，我们是有可能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共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一定要限制经济增长来实现环境保护，而是要通过有质量的经济增长来保护环境。未来的N多年以后，可能有人说这段时间发生了第三次环境革命，那我们就是亲历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这场变革的中心。而当前这场变革的核心要点是：第一，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第二，因气候变化引发对高碳和高能耗产业的压制；第三，由于国际社会对可再生能源、对低碳技术的需求，使得很多企业愿意为未来的市场前景快速地进行技术的革新。如果这次是第三次环境革命的话，它将比前两次影响更为深刻，因为它影响到技术、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全球格局的变化。
无论是国际上还是中国，都在因为环境问题，提出“我们治理的模式是否适应这样的客观变化”的问题。从全球来讲，像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等概念，也像pm2.5一样，逐步进入到公众视野。2010年，为了应对全球的环境问题，应对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联合国提出通过绿色新政来改进全球环境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做的有利点在于：第一，投资环保可以获得大量的经济回报；第二，投资环保可以解决很多的就业问题，同时它创造的综合社会效益远高于其他部门。几个基本要点就是，把绿色经济作为全世界的经济增长点和重点的经济形态，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推动和解决全球的就业问题。201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中国也做了更进一步的讨论和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