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员是一种初级职位，具体工作是每天到日报阅览室上班，登记新到报刊和来室阅览报刊人的姓名，工作是平凡而琐碎的。毛泽东被安排做这种工作，月薪银洋八元。尽管这对当时经济拮据的毛泽东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但和大学的教授们相比，则有天壤之别。当时北大校长薪金每月银洋600元，是毛泽东月薪的75倍；文理科学长月薪是银洋450元，为毛泽东月薪的56倍多；一般正教授月薪400元，也是毛泽东月薪的50倍。毛泽东在这种岗位上工作，待遇如此菲薄，在当时那种社会历史条件下，自然不会被人们所看重，甚至会遭受人们歧视。对此，毛泽东内心很不平衡，他曾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毛泽东的这段自白，可以帮助人们了解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期间的某些心态。
然而，令人十分惊奇的是，青年毛泽东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才智，很快就突破了自身地位低、待遇差的藩篱，进入到北大主流社会，开展了广泛的、卓有成效的学习。他不仅和北大校长、文科学长、图书馆主任建立了联系，而且和不少知名教授、文化名人、学生领袖等频繁交往，实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职别超越和心理超越，表现了惊人的组织和开拓能力，从中也就汲取了丰厚的知识和营养。据不完全统计，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期间（包括从1919年12月到1920年4月毛泽东第二次来京在北大活动）曾交往的知名人物，现存文字可考的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杨昌济、黎锦熙、胡适、邵振青、徐宝璜、陶孟和、梁漱溟、马叙伦、章士钊、李石曾、蒋梦麟、张申府、谭平山、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朱谦之、萧子升、王光祈、李璜、张国焘、陈公博、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杨钟健等。看，这是一幅多么炫目的人物“联络图”！不难看出，以毛泽东当年那样低微的出身和地位，竟然能打入这样一个知识精英群体中，这不能说不是一种令人十分感兴趣而且值得研究的现象。这为尔后不久他走上政治舞台，开展广泛的活动，成为革命青年领袖人物，做了重要的准备。
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工作的不长时间里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具有强劲求索的精神，如他自己所说“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另一方面是因为正在改革发展中的北大，具有鲜明的民主包容和自由研究的精神，北大的校园文化，并不拒绝青年毛泽东这样一位“小人物”，因而使毛泽东能在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开展自由的学习与研究，批判与鉴别各种主义，建构了日后成为革命伟人的良好的理论素养和知识胚基。
那么，北京大学究竟给了青年毛泽东以什么样的知识营养呢？概括地说，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学习、研究方向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青年毛泽东是在北大工作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并在这里第一次读了《共产党宣言》，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起坚定的革命人生观。他在这方面的启蒙老师是北大教授李大钊和陈独秀。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北大为青年毛泽东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启了门户，决定性地影响了毛泽东的人生之路，从而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