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称呼陈国凯先生为大师兄。
1980年，我到北京文学讲习所进修，秦兆阳先生只带两个学员，就选中了陈国凯和我，他比我年长两岁，自然是师兄了。其时他已经是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了，我仍在工厂里卖大力气。他进工厂的时间也比我早，只不过他干的是令人艳羡的电工，我干的是“特重体”锻工。1978年他以《我该怎么办？》摘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到第二年这个奖才落到我的头上……你看看，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他都是我的大师兄。
从文讲所毕业后，国凯师兄的创作进入井喷状态。《代价》、《文坛志异》、《好人阿通》、《大风起兮》等长篇小说相继问世，还有数十本中短篇小说集，获奖无数。就在他正处于人生和创作的高峰时期，于上个世纪末突发脑溢血。这是大病，十分的凶险，但师兄福大命大，硬是挺了过来，我得到消息便立刻启程去看他。
以往我们每次见面，都有不少话题要谈，交换各种信息，询问或讨论一些两个人都关心的事情……我只要南下广东，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就是看望国凯，有时纯粹是为了看望他才寻机南下的。他经历过生死挣扎，终于大难不死，师兄弟再次重逢，自然都装着一肚子的话要说。他表达的欲望也很强烈，但每次张口都急半天才能吐出一两个字……我为他难受，从包里翻出纸和笔递给他，他吭哧憋嘟地又说又画，却仍旧不能将自己要说的话表达清楚，便愤怒地丢掉笔，闭上眼睛，不再出声。我在旁边更着急，不敢再向他提任何问题，也不知该怎样自话自说，只能默默地看着，心里难过，百感交集。
想想国凯师兄的语言智慧，以前在文坛上是有一号的。在一般情况下他绝不会主动说话，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正是这副沉默的样子，反而让人感到亲切，觉得他离你很近。当他必须开口讲话的时候，却突然会令人感到一种陌生，一种神秘，明明是近在眼前的他反而离你很遥远了。有很多时候他的话令北方人听不懂，也可以让南方人听不懂，口若悬河，滔滔乎其来，却没有人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只听到从他的嘴里发出一串串的音调、音节，以及富有节奏感的抑扬顿挫……有人说他讲的是古汉语，有人说他讲的是正宗客家话，这也正是国凯的大幽默。我跟他相交几十年，却从来没有语言交流上的困难。我们一起去过许多地方，记不得和当地的作家以及文学爱好者们举行过多少座谈会，也从没有发生过语言交流上的困难，即便有个别的词语别人听不清，我在旁边还可以做翻译。他在国外也曾一本正经地讲演过，难道是依仗上帝的帮助才博得了理解和喝彩？
那么奥妙在哪里呢？他想叫人听懂，别人就能听得懂。他若不在意别人是否听得懂，便会自然发挥，随自己的方便把客家话、广州话、普通话混成一团，似说似吟，半吞半吐，时而如水声潺潺，时而若拔丝山药……不要说别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就是他本人那一刻也未必真正闹得清自己在讲些什么。这可以说是国凯师兄的绝活，朋友们都格外喜欢他这个特长，一碰到会场上沉闷难捱的时候就鼓动他讲话。一个有着这般出神入化的语言能力的人，真的从此就不再发言了？
不久，国凯师兄由家人陪同来到北京，住进一家很不错的康复医院。此院有一科，专门训练失语病人恢复说话能力，医生对他做了全面检查后很有信心，认为他的失语状态并不严重，经过训练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语言交流功能。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国凯兄不配合，拒绝接受任何训练。家人劝不动他就求助于我，起初我也相信自己有这个面子，许多年来我们彼此尊重，遇事都是先替对方想，何况这是好事，我想他对这种训练比我们任何人都更迫切，绝没有理由驳我的面子。但真正一谈到这件事，才知并不如我想象的那般容易，任我磨破了嘴皮子，他始终一声不吭，我把能想到的关于语言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归结到要开始训练时，他却毫不犹豫地摇头拒绝。最后逼得我不得不央求他：“国凯呀，我可以想象你心里一定经历了别人没法理解的创痛，或者叫悲苦，甚至是绝望，可吉人自有天相，大灾大难不是都被你挺过来了吗？现在只不过是学学说话，医生都打了包票，你又何乐而不为？即使你不想说话，别人还想跟你说话、听你说话哪，你也要替家人和朋友们想想呵！你我兄弟几十年，从来都客客气气，不驳对方的面子，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为了我们老哥俩今后还能像过去那样海阔天空地瞎聊，还能一起去参加活动，开会发言，说说笑笑……”我越说越急，不知怎么声调中竟有了哭音儿。
国凯猛地站了起来，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出声，反倒闭上了眼睛，有泪珠从眼角溢出，并坚决地冲我摆了摆手，我起身抱住了他。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劝过一句让国凯师兄接受训练的话，并经常用一句“顺其自然”解劝国凯夫人。既然不接受语言训练，国凯在北京康复医院再住下去就意义不大了，没过多久他们便回到广州。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国凯师兄如今“自然”到了什么程度呢？我很想念他，这种想念是被一个人的魅力所吸引。人的谜一样的魅力是无穷的，它取决于精神世界的丰富。师兄陈国凯正是具备这种魅力的人，有一个现象或许能说明这一点，他身材比我矮小，体格比我瘦弱，眼睛又高度近视，总给人以迷迷瞪瞪的感觉，可我们两个人下饭馆，服务员总是把他当老板，把我当成他的随员。足见他骨子里有一种东西，或者可以叫做气质，他天生就是我的大师兄。
去年初冬我借去珠海的机会专门绕道广州看望了他，可用四个字形容我刚见到他时的惊讶：“焕然一新”。过去他有两样标志性的东西，一是满头蓬乱的浓发，因其身材瘦弱，总给人以头重脚轻之感，如今剃掉了满头的“烦恼丝”，以光头招摇，透出一种短平快的飒利劲，整个人都显得匀称而精干了。他的另一个标志，是两个厚瓶子底般的黑框眼镜，把脸也衬得又黑又窄，棱角嶙峋，显得过于老气的脸，现在摘掉了那个大眼镜，脸被突显出来，变得白净、圆润了许多，看上去倒年轻了。以前那个邋邋遢遢、迷迷糊糊的大师兄，今天变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脸上洋溢着喜悦。
我由衷地为师兄高兴，心里却不无惊诧，总觉得这不再是过去的那个陈国凯了。果然，我很快就发现他剧烈改变了的不仅仅是外表，内里的变化更让我吃惊，尽管我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见面后只观察，不提问。因为他不说话，我的提问只会令他为难，徒增尴尬，我想告诉他什么就自管说，说话时要看着他的眼神，他感兴趣就多说，他不感兴趣就转换话题。可真正见了面，却不知该如何开口了？以往见面有个回避不了又最轻松愉快的话题，就是议论文坛现状、文学动态，现在看他的眼睛，对此已了无兴致，没有任何好奇心和交流的欲望。他整个人只表达出一种信息：平和的喜悦和友情。
表达喜悦和友情不需要语言，有音乐就足够了。国凯师兄一直是音乐发烧友，十几年前的一场大病让他舍弃了语言，舍弃了经营了大半生的文学，唯独对音乐反倒更加迷恋了，将全部积蓄都买了音响和唱片，家人说他在听音乐上花的钱，足可以买辆宝马汽车。一排复杂而气派的音响设备占据了大半个客厅，后面垂挂着各种型号、各种颜色的电线，粗粗细细，结成发辫，扭成一团。国凯走过去，熟练地打开一道道开关，房间里立刻弥漫开美妙的乐声，从四面八方、从脑后向你的心里钻，向你的灵魂里渗透……
国凯夫人告诉我，这都是他自己到商店里选购的，大件东西商店里管送，小件就自己拎回来，然后自己组装、调试。我甚是好奇：他不说话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的夫人含笑摇头：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因为他从来不运动，所以我就不干涉他逛商店，就权当锻炼呗。起初我跟着他，后来他不让我跟了，大概怕我干涉他花钱，现在没人能管得了他，他奉行的是三不主义，第一就是不运动，第二是不忌口，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以前不爱吃肉，现在却专爱吃肥肉，我不给他做就自己到外面买。第三是不听话，不管好话坏话全不听，只听音乐。
如此说来国凯师兄倒是活出味道来了，这未尝不是一种强大。我注意到房间里唯一的一个书柜里，没有一本书，满满登登都是唱片，上面三层按音乐史编序，从巴洛克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再到现代派作品；下面几层按人编序，世界著名指挥大师的作品、著名钢琴家的作品、著名小提琴家的作品、著名大提琴家的作品，林林总总，应有尽有。我好奇地随意从中抽出一张，是被后人誉为“音乐上的莎士比亚”的蒙特韦尔特为；再抽一张，是集古典音乐之大成的巴赫；然后又看到了俄罗斯五人“强力集团”的唱片……有一张唱盘上竟然贴着这样一张小纸条：“1996年4月7日上午，孙子降生，晚上购得马勒第十交响乐以志庆贺。”他是想借马勒这位集浪漫派和现代派于一身的伟大音乐家，表达孙子出世给自己带来的欣喜和启示……音乐和旋律既能把生命引向深奥，又可以让人的感觉和理解力变得奇妙而迅捷，我忽然觉得国凯师兄仍然有一个豪华的精神世界。
听着曼妙的西方古典音乐，我走进他的书房，书房里也没有书，写字台上铺着白毡，边上有笔墨、砚台，宣纸。我铺好一张宣纸，请师兄为我留字，他提笔略微一沉，便写下一行大字：“尽信书不如无书”。运笔流畅苍劲，相当漂亮。我看他写字的气势，内心有一股冲动，真想扳过他的肩膀质问：你能这么流畅地写大字，就说明完全可以正常地写作，能把那么复杂的音响玩得滚瓜流熟，就说明你的大脑比我还要灵光，为什么要彻底放弃文学，放弃说话？
但我克制着没有说出来，生怕刺激了他。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自己铺上一张新的宣纸，又写下四个大字：“人书俱老”。随后用小笔在旁边题上“子龙弟一笑”。我眼睛潮了，刚才幸好没有说出那些蠢话。现在的陈国凯，仍然是我的大师兄，尤其是在智慧上。
（2010年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