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就是真的；
不信，就是假的。
一
不知是由于人类掌握了自然的缘故，还是自然仍在嘲弄人类，近十几年来，自然界的气候像人类发明的政治一样，多变而又反复无常。
正值早春，两天前还飘过一阵小雪，水坑还结着薄冰，本应是春寒料峭，但吹了一天一夜的西南风，突然像吹跑了两三个月的时光，一下子进入了懒洋洋的、只想睡觉不想干活儿的春困季节。骤冷骤热，人们不敢脱掉棉衣，万一老天一变脸，再来场大冻，就会得感冒。
太阳似乎已经得了感冒，并且正在发着高烧。它抖着通红的大脸，早早地跳出了海面，烧干周身的雾气，向着高空升腾。
城市的东郊，靠近海岸的地方，一座规模巨大的化工联合企业正进入最后的安装试车阶段。工地上的节奏，紧张而又紊乱。有的地方人喊车鸣，人为地制造热烈的气氛；有的地方却停工待料，工人们安闲地、慢腾腾地干着自己想干的事。经济的规律比地球的旋转还要难以驾驭。工厂的成长比历史的进程还要缓慢。在综合车间五十米高的大平台上，几个年轻的装配工上班后干了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活儿，就又想歇一会儿了。一个蓄着小胡子，不论春夏秋冬和刮风下雨，总是戴着一副变色眼镜的小伙子，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那神情仿佛他不是刚上班，而是几天几夜没下火线了。他用一种玩世不恭的口吻说：“哎，我说头儿，歇一会儿吧！”
被称做头儿的人，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精明强悍，干活儿的动作洒脱、漂亮。他有一张鹫鹰似的好斗而又难以对付的面孔。眼睛里老是闪出一种对什么都睥睨不屑的神情。他扫了一眼小胡子，嘴角只轻轻一动，吐出来的声音却又响又硬：“‘业余华侨’，你还有良心吗？打上班来你还屁活儿没干，小组天天替你背黑锅，你可别踩着鼻子够脸！”
“金城，得了吧！你们给我背黑锅，我给谁背？我们少干点，就给国家少浪费点。”“业余华侨”并不害怕他的首领，嘻嘻哈哈地抽出一支烟叼在自己嘴上，又抽出一支朝着金城一抬下巴：“张嘴！”扬手一甩，那支烟不偏不歪正扔进金城的嘴里。金城双唇把烟咬住了。
“业余华侨”点着烟吸了一口，一本正经地说：“告诉你，咱们干的这个活儿很可能还得返工，全部推倒重来。”
“谁说的？”
“我还没说完哪。咱们安装的这些设备全是按烧油设计的，现在又发现油不多了，还得改成烧煤的！”
“他妈的，早干什么去了！”小伙子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
“咱们倒霉就倒在瞎折腾上了。当头儿的脑袋一热，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穷折腾，折腾穷，越折腾越穷！”
金城把手里的工具使劲往平台上一摔，当的一声，半天空像炸了一颗雷，铁架子一阵摇晃。他紧绷着脸发布了命令：“歇一会儿！”
工人们找来了木板和草袋子，有的躺下，有的坐着，有的半躺半卧靠在木板上。有的眯起了眼，有的抽起了烟，全都舒舒服服地就了位。在这半天空的平台上，他们就这样躺上一天，也不会被人发觉。工地上只有一个人看得见他们，那就是开百米吊车的司机。他居高临下，见装配工们都躺倒了，便拉掉了电闸，头往后椅背上一靠，也闭上了眼。
舒舒服服的装配工们，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了。话题随着他们活泼多变的思想，像一匹脱缰的马，在思想的原野上任意驰骋。
“听说又不让跳舞了……”
“不会吧，金城，前一段时间不是还叫你们这些团委委员要带头学会跳舞吗？”
金城眯着眼抽烟不搭腔。
“听说省团委要下个文件，不许跳舞，不许穿喇叭裤，不许留长头发。”
“省里的头头正事不会干，干这些闲事倒有能耐。一会儿说要普及跳舞，青年团的干部必须首先学会，一会儿又下令禁止。一会儿说要推广喇叭裤，百货公司橱窗里搞样品展览，贴出通知说谁要做喇叭裤可以当天交货，一会儿又说谁要穿喇叭裤就要挨批评！朝令夕改，一会儿一个章程。”
“你们还是应该跟我学，头头说东，我偏说西；他要说好，你就往坏处想；他不叫你干的你偏干，他不叫你说的你偏说。我并不喜欢戴大眼镜，可是现在头头见了戴大眼镜的打心眼儿里腻烦，所以我故意买了一副戴上。我并不认为穿上喇叭裤就漂亮，可是现在头头讨厌喇叭裤，所以我就做了一条穿上。”“业余华侨”摇头晃脑，非常得意。
“你这叫吃饱了撑的！”有个小伙子呲了他一句。
“你们听说了吗，咱们给安装的这个厂从国外买来的设备都不是最好的，而是一些次货。打桩机都是破旧不堪的，重新涂了一层漆又卖给了我们，还不如我们自己的打桩机好！”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又转了话题。大家借这个题目又发起了牢骚。
“化工局提出来了，全套设备都要日本货。连电线杆子、瓷瓶子、坛坛罐罐都要进口。日本人也不愿意生产这些破破烂烂，就叫台湾和南朝鲜干。”
“他妈的，我们为什么当这个大头？”
“现在只要沾上个洋字，就什么都是好的。还好，外国没有卖爸爸的，不然咱们这些头头非得一人买一个洋爸爸回来不可！”“业余华侨”的嘴里总有新名词儿。他很为自己的口才得意。
“哎，那不是咱们的团委书记？”有人站起身在平台上撒尿，指着楼下叫了一声。
金城欠起了身子，锐利的目光盯住地面上坐在一块谈话的两个人。
平台上的装配工继续着他们的议论。他们骂天骂地骂领导，没有他们不骂的。这一下，话题又转到地面上正在谈话的那个姑娘和小伙子身上了。
“听说王廷律他爸爸也是个高干。”
“屁！你瞧他那份德性，高干子弟有这样的？要说他是高干子弟，顶多也就跟我一样，是个‘业余高干子弟’。”
“你别狗眼看人低，王廷律肯定有来头。要不然凤兆丽一脚把咱们金头儿给蹬了，这么快就和姓王的那小子好上了！”
“你别脏心烂肺，人家王廷律也是团委委员，两个人这是研究工作。”
“金城也是团委委员，怎不找他来研究？”
“金城能跟王廷律比？人家是大学生，现在大学生多吃香，哪个女的不想往高攀！”
金城噌地站起来，眼里闪着凶光，死死地盯住自己的伙伴们：“告诉你们，我和凤兆丽以前从来没有过那回事，谁要是再拿这件事寻开心，可别怪我不客气！”
金城说完把手指放进嘴里，冲着吊车司机响亮地吹了个口哨。司机立刻启动闸把，吊车的钩头挂着一个安装用的铁笼子，飞快地落到平台上。金城跳进笼子，又吹了声口哨，打了个手势。铁笼子载着金城像直升机一样，忽上忽下，颤颤悠悠，越过平台，越过车间的屋顶和像山岭一样高高低低的厂房和设备，在凤兆丽和王廷律的身边突然降落，把两个人吓了一跳！
王廷律从表面上看是个老实甚至有些窝囊的小伙子。他盯住金城：“你怎么能这样干？这是违反操作规程的，吊车万一出点毛病，就会造成大事故！”
金城不理他，只是用锥子般的目光盯住凤兆丽。
凤兆丽似乎已经猜到了一点儿金城发火的原因，但是她不动声色，大大方方地说：“我们正要去找你。青年民意测验的结果已经出来了，百分之六十的青年对实现四化信心不足，主要原因就是对领导缺乏信心。你看我们怎样针对这次民意测验开展一次团的活动？”
金城仍旧不开口，只是死死地盯住凤兆丽的眼睛。凤兆丽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让自己的脸色发红，不让自己眼睛里带出怒气。她那双乌黑而细长的眼睛也盯住金城。不管什么样的小伙子，碰上这双眼睛都不敢做非分之想。她口气变得冷淡了：“金城同志，你哑巴了，还是刚才坐飞机出风头把舌头咬断了？”
这下轮到金城脸红了。他从凤兆丽身上掉开眼光，但是心里的怒气并没有减退。他说：“开展什么活动？是不是请王廷律给大伙儿讲一课，讲讲老干部如何劳苦功高，如何为了四化呕心沥血，给青年们打打气！”他扫了一眼红头涨脑的王廷律，从哪一方面讲王廷律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嘴角一撇，尖刻地说：“听说你爸爸也是高干，你完全可以讲讲你爸爸。”
金城听很多人讲王廷律姓他妈妈的姓，说明他没有爸爸，却故意叫这个板，就是要王廷律的难看。王廷律看看他，却一言不发。
凤兆丽把话接过来：“刚才我们两个也正商量这件事。现在老年人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看不惯，年轻人对老同志也有一肚皮情绪。十几年来，年老的和年轻的经历了几个回合：对老干部一律打倒，对受迫害的老干部又一律无比尊敬和无比信任，现在对他们又不那么尊敬和不那么信任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对自己的领导，特别是对高级领导干部缺乏了解。他们好在哪儿我们不知道，他们哪儿不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离我们太远。我有个想法，能不能请省委的领导到工地来和我们青年开个座谈会，过个团日，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也好借此机会了解一下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加深相互的了解，增加相互的信任。你们说怎么样？”
金城冷冷一笑。他无论如何也琢磨不透眼前这个姑娘的心气。她一会儿比谁都更老练、更成熟，一会儿又比谁都更单纯、更幼稚。论长相，在全安装公司的姑娘中可能她要算最秀气、最大方的了。平时的穿衣打扮，要数她最朴素、最不合时，可是有一个星期天，金城在公园里看到了凤兆丽，他简直惊呆了。凤兆丽那天的打扮可以说是全公园最时髦、最漂亮的一个。而且她的表情仍旧是那么自然、那么大方。她对他简直是一个谜，从那天起他也就真的迷上她了，但他从不敢对她靠近一步。
“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凤兆丽又催问了一句。
金城说：“你纯粹是想入非非。省委书记会跟你一块过团日？你恐怕连他们的面都见不到。”
“我有关系，走点小后门儿。”凤兆丽抿嘴笑了笑，“没办法，在不能击鼓、不能拦轿的现代化时代，想见领导人就得走关系。我舅舅落实政策后叫他回省委调研室，他原是工业经济系毕业的大学生，可他不干，一定要开汽车。现在他给省委车书记开车。他好像跟我说过，车书记就很不错。我们先去找我舅舅打听一下情况怎么样？”
王廷律站起来：“我认为搞这种活动没什么意义，要去你们去，反正我不去。”
一听说王廷律不去，金城倒来了劲头。他对凤兆丽说：“行，我跟你去。”
二
省委书记车篷宽的秘书刘亚，拿着一沓开会通知去收发室。路过汽车库看见司机曾淮正在擦车，他拐了个弯凑过去。刘亚没有马上打招呼。他望着曾淮专心擦车的样子，心里总不免有一种惋惜之感。曾淮当过他的“司令”，当时是省委机关最大的一派造反队的头头。刘亚深知，无论是胆识才学，还是组织指挥能力，曾淮都有过人之处，决不是等闲之辈。可是这次落实政策又回到省委，他坚决不上楼，一定要当工人，而且还就得给车篷宽开车。真是个怪人。看他的长相更怪，刚过四十岁，头发全白了；看衣着，是个地地道道的工人；看脸相，又白又细，睿智而文静，俨然是个专家、博士之流的人物。粗细、文野、雅俗全都集于他一身，但是又不大协调。他的脸上老是挂着一种挺自然的微笑，极其平易近人，眉宇间却似乎又有一股傲气。这真是个不容易琢磨透的人。
难道他就真想开一辈子汽车？看见曾淮保养汽车的这份精细劲，刘亚禁不住又想劝他上楼，但到底忍住了。他知道一提这个问题，曾淮只是笑而不答，任别人磨破嘴皮子也不行。他改口说：“老曾，歇一会儿吧，汽车毕竟是汽车，它为人服务，不是人为它服务，用得着一天擦好几遍吗？”
曾淮停住手，抬起头冲着秘书笑了笑。他的眼睛并没有看刘亚手里的通知单，却问：“要开会？”
刘亚心事重重：“老头儿下决心了，下周召开各局、公司和大厂的行政一把手会议，公开提出企业之间要竞争，开展市场经营。你等着看吧，这个会一结束，在全国的经济界又得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你把一吨重的石块投进大海，也不会掀起多大的波浪；可是你把一块砖头扔进一潭死水，却会引起好多波澜。”曾淮眼里有一道光，但一闪即逝，“再不走这一步，不光是我们省，全国的经济也是一盘死棋。我们走进了死胡同，越走路越窄，不改就过不下去了。”
“走这一步国家的经济也许活了，可是他本人要承担什么后果却很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他本人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刘亚不能不多想，在我们国家里秘书的命运，往往是和首长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前些年车篷宽倒台的时候，刘亚就被遣送回农村监督劳动。直到车篷宽恢复工作以后，他亲自到刘亚的原籍，把他又接了回来。
其实刘亚也不是多虑，前面刚有一场风波，还没完事呢！两年以前，全国人民刚喝完了庆功酒，酒后人人都有一副好脾气，对祖国，对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人民正沉浸在十个大庆、十个鞍钢等等美好的憧憬里。车篷宽却把刘亚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忧心忡忡地说：“这时候大家都热，我们需要冷，要把真相告诉群众，要打开群众的眼界，要让大家知道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许愿容易还愿难。人民不能再经受第二次欺骗、第二次失望了。人心一失，将不可收拾！”
车篷宽给中央领导又是写信，又是打报告，主张打开门户，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济管理办法。他要求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他的计划。他想在自己的省里首先引进外国技术，打开局面。这使稳健而忠厚的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非常作难。潘景川过去是车篷宽的助手，因为他老实、平庸，像鸭子一样温厚，一生谨慎，善于忍耐，宁肯让别人说自己无能，也决不让锋芒压过别人。所以很早以前他就被提到车篷宽的前面了。他对车篷宽是尊敬的、钦佩的，甚至认为车篷宽的主张也很有道理。但他的心里却非常明白，决不能按车篷宽的主意办，这样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只能由中央下决心，省委无权决策，应该等待。潘景川又不愿意当面否定车篷宽的计划，他不善于争论。对付车篷宽最好的办法就是拖。他拖住时间，迟迟不召开常委会。他这样一拖，车篷宽心里也就知道他的态度了。车篷宽也决不愿意使第一书记为难。他不再催促召开常委会，利用自己在省委分管工业的权力就先干起来了。
大门一开可就关不上了。外国的技术、设备，甚至连外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也一起灌进来了，就像又掀起了一阵“洋务运动”。这个省一干，别的省也干。中国这么大，什么人物都有。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受骗的、赔钱的、不要廉耻的种种事情都发生了。如果说打开门户有好处的话，功劳不知道记在谁的账上，可是所有的罪过都栽在车篷宽身上。当车篷宽听到了自己的同胞那些丢人现眼的事，也异常愤怒。这种愤怒倒是冲淡了他对因此而挨骂的不满。他虽然也是身居要职的老干部，但到底是书生出身（他是清华大学毕业以后才到重庆给周恩来同志做技术参谋，兼做对国民党技术人员的统战工作），有时难免犯点书生气。他对那些搞外贸工作、搞技术工作的干部估价太高了。一想到这一点，他似乎是甘愿承担一切责难。
“鞭打快牛！”——刘亚担心的是他并不记取这一教训。
曾淮问：“常委开会讨论过了吗？”
刘亚摇摇头：“老头儿现在改变了策略，他估计常委们开会也不会同意的事，就干脆不在常委会上提出来。他自己召开会议布置下去，让下边先干起来再说。”
曾淮不再说话，又拿起棉纱轻轻地擦起汽车来。
首长的秘书、司机等工作人员，背后是不该议论首长的。可是不管首长是好、是坏，真正背后不遭到一点议论的，几乎没有。
刘亚说：“老曾，我有预感，车书记这次搞工业产品的自由市场，搞企业间的竞争，所受到的非议要比打开门户引进国外的技术和经验还要大，因为这牵涉到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
曾淮不看刘亚，像是自言自语：“车书记是决心要搞经济改革，而且是想利用自己的权力，在我们这个省内先搞起来。经济上的竞争，必然要带来政治上的竞争。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可避免要使一部分人权力增加，一部分人权力缩小，这就会涉及到各种利害关系。按车书记的设想，组织现代化的大生产，进行科学的经济管理，就要求有具备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专家来当领导。可是我们的领导大多数都缺乏专业知识，是凭资格占据领导岗位的。要搬动他们是容易的吗？这是权力的再分配，也就是物质利益和特权的再分配。阻力一定会非常大，斗争的尖锐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不管老头儿自己意识到没有，他实际上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头羊。可是他能走多远？会不会做因搞改革而牺牲的替罪羊？……”曾淮猛然咬住话头，他看见有两个人，手里捏着会客单朝自己走来。
“老舅。”姑娘眼尖，老远就甜生生地喊了他一声。
曾淮认出了来者，他笑着答了一声：“兆丽，家里有什么事吗？”他的眼光却不易觉察地盯住了兆丽身后的年轻人。
“家里没有什么事，找您来是为了公事。来，”凤兆丽把金城介绍给曾淮，“这是我们团委委员金城同志。”
金城不笑也不点头，目光审视着省委大院，脸上那种睥睨不屑的神情更强烈了。
曾淮却笑了，冲着金城点点头。金城的脸色他很熟悉，他了解这种年轻人。十几年前红卫兵小将第一次冲进省委机关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带着这样一副脸色。
金城扫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刘亚。根据刘亚的神色和打扮，他断定这一定是省委机关的干部，就用一种带着讥刺嘲讽味道的语气说：“这儿真是楼大院深门槛高，找个省委开车的就得等上一刻钟，填表登记，还得过两道门岗，就甭说要想见到省委头头会有多难了！”
凤兆丽赶紧把话接过来：“老舅，我们能不能见一见省委领导？”
曾淮既不为金城尖刻的话发怒，也不为外甥女提出的问题感到奇怪，仍然笑嘻嘻地问：“你们想见哪个省委领导？”
兆丽说：“哪个都行。哪个肯见我们，哪个容易见，就见哪个。”
曾淮不笑了，开始仔细地打量着兆丽，间或也扫一眼金城。
金城心里猜测着：“下面他一定还会打着官腔问，你们找省委领导有什么事呀？先跟我讲讲吧，我替你们先反映一下。就好像他不是给省委书记玩儿轮子（方向盘）的，而是省委书记的秘书一样。”他要不是怕得罪兆丽，还会说出一些更难听的话来。因为他一见曾淮那副不伦不类的长相和打扮，心里就起反感，明明是个开车的工人，却装出一种斯斯文文的干部模样。
曾淮并没有提出金城心里想的那个问题。他扫了一眼刘亚，很随便地说：“这很容易，你们安装公司不是正在化工联合企业施工吗？只要定个时间，叫书记到工地看你们也行，把你们请到书记的办公室也行。但是你们总得有个打算，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想见谁？是想见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同志，还是想见管工业的书记车篷宽同志，还是想见管农业的书记田笑同志？”
兆丽说：“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当然是想和车书记谈一谈。我们在下边听说，车书记还能解决问题。潘书记嘛……”她突然不往下说了。
刘亚问：“这么说你就是安装公司的那位女团委书记了。你们搞的民意测验结果出来了没有？”
这下轮到凤兆丽和金城惊讶了：“你怎么知道的？”
“车书记叫我打听一下你们测验的结果，然后向他汇报。”
凤兆丽把通过民意测验反映出来的问题，一个一个仔细讲给刘亚听。刘亚飞快地往小本子上记着。
曾淮又专心致志地擦起他的车来。但是从他偶尔抬起眼睛瞟一下兆丽和金城的目光来看，他的耳朵对于兆丽的话一个字都没有漏掉。金城也感觉到，只要曾淮的目光一瞟他，他周身就像被电焊弧光烧着了一样。这个人的眼睛真厉害，像个能摄人魂魄的无底洞，谁碰上这样的眼光都会掉进去。
等兆丽讲完，刘亚又问她对车书记还有什么要求。兆丽笑着说：“要问的问题很多，等见了面再说吧。”刘亚又转向金城：“你还有什么意见？”
金城不客气地说：“请省委的领导多管点正事，别尽管那些不让跳舞、不叫穿喇叭裤的小事。”
刘亚记下了他们的意见，热情地说：“我一定把你们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汇报给车书记。但是最近他恐怕抽不出时间见你们，因为下星期车书记要主持一个会议，会期是七天。这两天他要为会议做准备。等会议一结束，我就提醒他安排时间见你们。”
金城抽抽鼻子：“闹了半天只是给我们个热火罐抱，赚傻小子。这个会散了，还有下一个会，头头还有不开会的。我早就知道，想见头头没那么容易。就是想跟公司一个小经理反映点情况，还得过好几道关，更不用说想见省委书记了。其实我们也是没病找病，见不见书记还不是一个样！”
刘亚脸色很不好看，但他极力控制着。
凤兆丽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又不便在这儿说金城，以免触发了他的牛性子，使他扔出更难听的话来。她除去团委的工作在身，还有一股强烈的好奇心，促使她十分想见一见车篷宽，就抱歉似的对刘亚笑笑：“我们等您的消息，或者您定好了时间告诉我舅舅也行。”
“好的。”刘亚也点头一笑。
“有这工夫真不如在家里躺一会儿。”金城又甩了一句。
凤兆丽脸色一红：“金城，你今天怎么啦？是我们自己要来，不是人家请我们来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一见姑娘的脸色要变，金城不吭声了。其实刚才他的火气有一半是由兆丽的态度引起的。这个领导着几千青年人的团委书记，是个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的姑娘，在小青年当中说话可是占分量的。就连一些嘎杂子、琉璃球儿，也不敢轻易拿她起哄耍笑。可是今天她对省委干部的态度过分亲热，甚至可以叫人怀疑到是有意讨好，是千方百计想见省委头头。其实他们想见省委头头不是为了说好听的，而是提意见。任何一个能获得她的好感和尊敬的男人，都会引起金城的愤怒和憎恨。这是他自己意识不到，情不自禁流露的。而能制止他这种感情爆发的最好的清醒剂，又是兆丽的目光。
曾淮还是那副笑模悠悠的样子，说：“小伙子，在这个世界上不光你一个人存着一肚子肝火。有人所以不发作，是因为他的智慧足能熄灭怒火。只有无知和浅薄的人，才认为他最有权利可以无缘无故地向任何人发一顿脾气。”
金城憋了一大口气。他觉得自己从哪个方面都治不住眼前这个人，只能嘲笑他为当官的开汽车这个职业。但是得罪了这个凤兆丽的亲娘舅，将来对他和兆丽的关系往新的方面发展很为不利。金城心里暗暗憋气，没有再吭声。他还很少吃这样的亏。
兆丽趁机告辞：“舅，我们走了。”
“你不能稍微再留一会儿吗，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兆丽看看金城：“那你先回去吧。”
没办法，金城一扭身走了。刘亚也到收发室去发开会通知。
兆丽盯住曾淮的满头白发，语气中带点撒娇：“舅，你回到省委上班一年多了，也不到我们家去。”
曾淮只笑不搭腔。
“舅，你为什么不给自己落实政策，非要给车书记开汽车呢？”
“听说你每天夜里都在偷偷地写小说，你到这儿是猎奇找材料来的吧？”
兆丽脸红了：“什么都瞒不过你。不过我那是只写给自己看的。”
“说假话。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希望他的作品只有一个读者，那就是他自己。我们的现实是这么错综复杂，多灾多难，凡是有责任感、有良心的作家，都不应该逃避现实。中国现在是女作家驰骋文坛，对于一个民族来讲，这种现象是可喜呢，还是可悲呢？我还说不准。但你要是想写车篷宽，一定会一鸣惊人。”
“我可不想惊人。”
“不想惊人的作家是没有出息的。”
“我不是作家！”
“可你想当作家。”
兆丽红着脸躲开了舅舅的目光：“你给我讲一讲关于车篷宽的事好吗？”
“行倒是行，不过我得先看你的作品，看看你是什么水平，配不配听我的故事。”曾淮含笑的目光盯住兆丽，有意逗着外甥女，将正经话用玩笑的口吻说出来，“不过今天不行了，你那个保镖还在门外等着你呢。”
“保镖，什么保镖？”兆丽一愣。
“就是那个叫金城的粗小子。他是看上你了，看他那个没出息的样子，当眼睛瞧你的时候，真恨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
兆丽只是朦朦胧胧有这种感觉，有时觉得金城的眼光里有一种发烫的东西。但是舅舅才第一次见他，刚说了几句话，就观察得这么细，这么准，真叫她惊奇。谈起这件事，反而不像谈起写作那样使她觉得难为情和不好意思。她大大方方地说：“金城可不像你挖苦的那样浅薄和无知。”
“你喜欢他吗？”
“没想过，今后可能也不会想这件事。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感到讨厌他。”
“你们两个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不过有他做你的保镖，我和你妈妈对你的安全就完全可以放心了，任何一个小流氓也不敢靠近你。”
“舅舅！”兆丽不高兴地斜了曾淮一眼。
曾淮亲切地扶住了外甥女的肩头：“好了，这么长时间没见到你，本应留你吃了晚饭再走，可是不能让金城在门外等一个多小时呀，怎么办？”
“你真的认为他会在门外等我？”
“一定的！”
“那我就在你这儿吃了晚饭再走。”
曾淮惊奇地看看外甥女，领着她走了。
三
曾淮能做一手好菜。凤兆丽看着舅舅煎炒烹炸，自得其乐的样子，又一次深深地感到了好奇。这位舅舅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五行八作全能来两下子。曾淮的爱人还没有回来，兆丽在外间屋洗菜切肉，给他当下手。
有人敲门：“老曾同志！”
“请进。”兆丽开了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个老人，须发灰白，身材矮小而瘦弱，文质彬彬。他不肯进屋，又问了一句：“老曾同志不在家？”老人的声音温和而柔弱，但是兆丽听得很清楚。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兆丽去的地方不多，听不出老人到底是哪里人，也看不出他究竟有多大年岁。
曾淮听见说话声急忙从厨房里走出来：“哎呀，车书记，请进！”凤兆丽大吃一惊：他就是车书记？车书记就是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儿？
“谢谢，我不进屋了。我想问你今天晚上出去吗？”
“您想要车？走，我马上去。”曾淮说着就解掉围裙，披上衣服。
“不，不，”车篷宽拦住了他，客气地说，“如果你不出去，我想借你的自行车骑一骑。”
“哎呀，这……”曾淮作了难，“您想到哪儿去，我开车送您去。”
“谢谢，用不着。我去办点私事，看一个老朋友。”
“我这辆自行车太旧了，铃铛不响，闸也不灵，万一出点事，我可负不起责任。司机的责任就是给您开车，您何必那么客气，放着汽车不用，非要借自行车骑呢？”
车篷宽态度还是那么温和，语调还是那么客气，声音也还是那么柔软，主意却还是那么坚定：“老曾同志，我骑车是很小心的，决不会出事，也不会撞坏你的自行车。”
曾淮知道，多说也没有用，他就把自行车推出来，交给车篷宽。车篷宽接过车把，笑着点点头：“谢谢你，打搅了。”
曾淮把车篷宽送到大门口，看见车篷宽的老伴儿也推着一辆小轱辘的坤车在大门口外边等着呢！
车篷宽对曾淮摆摆手：“请回去吧，你还有客人呢。”说完翻身骑上自行车，和老伴儿并排着缓缓地向前骑去，一边骑还一边说着什么。
曾淮望着他们的背影，愣了一会儿，突然转身回家对兆丽说：“你要肚子饿了就先吃，不饿就等你舅母回来一块吃，不要等我。”
他说完转身走进另一个门口，很快就推出一辆自行车，飞身上车，朝着车篷宽夫妇去的方向尾随而去。
凤兆丽心里突然一惊，怦怦地跳起来。舅舅跟上去干什么？
曾淮在凤兆丽的眼里是个古怪、倔犟的人，是个为了报复对手能够卧薪尝胆的人。前几年，她好像影影绰绰听妈妈讲起过关于舅舅的事。曾淮一九六四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省委调研室，雄心勃勃，一年半的时间，写了两本小册子，还在一个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四篇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论文。一九六六年他跟着车篷宽的工作组到大学搞“社教”。车篷宽是全国第一批被中央“文革”公开点名批判，四处游斗，然后被撤职的大学工作组的组长之一。据说就是因为曾淮告密，工作组撤销以后，曾淮回到省委就挑头组织了造反队，第一个把潘景川和车篷宽拉上了批判大会。以后曾淮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坐了三年牢，在省劳改农场劳动了四年。起初，兆丽妈妈担心曾淮的性子倔，闹不好会自杀。可是曾淮不仅没有寻死，这几年反而向犯人学会了一套好拳脚，据说动起手来三四个小伙子不能靠近他。还学会了开汽车，取得了大型货卡车以下的各种汽车的驾驶执照。这次重回省委，不当干部，非要给车篷宽开车。兆丽几次听妈妈讲，曾淮可能是不怀好心！兆丽想，舅舅是聪明人，难道会干出像古人那种行刺暗杀的傻事？可是妈妈的多心也不是没有根据，他可以制造车祸，他身上有功夫，自己不会出事，坐车的人却可以致命！
想到这儿，凤兆丽心里发冷，身上打颤，她才发现自己刚才出来时身上没有披外衣。太阳已经下去了，天气有点凉了。她想，她也应该借辆自行车跟上去。可是舅舅叫她看家呀！她正要转身回屋，突然从旁边一座房子的后面钻出一个人：“兆丽！”
凤兆丽着实吓了一跳，定睛一看，竟是金城：“啊，你真的还等在这儿？”
金城的脸色很难看，腔调里也带着刺儿：“我怕你进了省委大楼就把工地给忘了。干脆叫你舅舅把你调到省委来，给哪位书记当个女秘书算啦！”
凤兆丽的嘴也不是饶人的，但一想到金城为了等自己在门外边站了很长时间了，心就软了，说：“你快回家吧，我舅舅留我吃完饭再走，你就别等了。”
“你舅舅刚才不是走了吗？”
“他是跟着车书记去了，他还没有吃饭，叫我给他看家。”
“车书记？”
“就是刚才骑自行车的那个老头儿。”
金城摇摇头：“我不信。省委书记还用骑自行车？”
“信不信由你。你是走，还是进来和我一起吃饭？”
金城想了想，赌气地说：“我也不进去，我也不走，还在这儿等！”说完他眼睁睁地望着兆丽。
兆丽来了气：“好吧，请便。我今天不回去啦！”
“我劝你别赌气，赌气你赌不过我，我可以在这儿站一宿，你信吗？”
兆丽心软了，金城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她为什么要对他这样呢？她是害怕，害怕这种关系的结局，当她看不到终点，没有十全把握的时候，在这种事情上是不能轻易再往前迈步的。她的心又硬起来，试探地说：“金城，我劝你以后别再这样，你还不了解我。与其将来我们变成互相瞧不起的仇人，不如永远做个好朋友。”
一听这话金城反而更大胆、更热烈了：“不，我喜欢你的性格，我从小就佩服刚强的人，瞧不起窝囊包。”
见金城误解了自己的意思，此时又无法向他解释清楚，就叹了口气：“唉，你呀！……”
兆丽眼里闪过一丝难言的痛苦，突然扭身进屋去了。
金城也怔住了，猜不清凤兆丽此举是羞，还是恼。
四
老伴儿比车篷宽年轻几岁，身体也比他好。她自己在外边靠近快车道的地方骑，让车篷宽在里边靠着便道骑，有什么情况自己在外边先看到，随时可以提醒丈夫，保他不会出事。这老两口是去看他们的老朋友——省机械局局长孙长恕。
车篷宽骑了一会儿，发现路走错了，对老伴儿说：“剑秋，我们拐弯太早了，走这条路绕远。”
王剑秋说：“你就跟我走吧。时间还早，你要是每天骑这么一趟车也是个锻炼。”
车篷宽不再说话，高高兴兴地跟着老伴儿往前骑，渐渐来到了市里最繁华的地区。在一个十字路口，王剑秋停住车，眼睛死死地盯住迎面最显眼的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画着两只日本精工牌手表。这是一块日本广告牌。王剑秋偷眼瞧瞧老伴儿，车篷宽双眼也盯住了广告牌，而且眼睛眯起来，右手的手指开始敲打自行车的车把。王剑秋心想：“他动心了！”
车篷宽果然说话了：“这一带最繁华，这个地方又最招人眼，却给日本人竖起了一块大广告。我们自己的广告呢？你们机械局的广告呢？难道都挂到厕所里去了？为什么这一路上你们一块广告也没有？”
王剑秋嘴角动了动，那表情仿佛在说，你先别着急，叫你着急的事还在后边哪！可是话到嘴边说出来却是这样的：“老车，难道今天你没看报纸？我们省的报纸用了一个整版，给外国人登广告。我挂了个电话向报社打听了一下，外国人登一版广告给报社二十万美元。报社为了赚钱，就忘了自己是哪国人啦！这就是你这位书记的主张，把门户打开，按经济规律办事，大家都围绕着钱打主意。”
车篷宽警觉地看了看老伴儿，没有做声。
天完全黑了。大街上的各种路灯、霓虹灯和商品招牌全亮了。两个人没有上车。王剑秋推着自行车在前边走，走到一个门脸跟前停下来。车篷宽抬头一看，是日本人开设的精工牌手表修理部。车篷宽脸上的气色本来就不大好，现在更难看了。过去中国人买了外国手表，总担心坏了不好修理，零件配不上，现在不用愁了，外国人把修理部设到中国的大街上来了。
王剑秋知道丈夫动气了，继续火上浇油：“不光是日本一家，西德奔驰的修理车也在我们这里满街跑。他们卖给我们的奔驰车在什么地方抛了锚，打个电话，修理车就来了。我们局的鼓风机厂进口了美国电子计算机，美国人提出每三个月来检修一次。国际资产阶级跑到我们家里来了，再这样下去怎么行？国民经济一调整，我们局本来就吃不饱，很多厂都没活儿干，再叫外国人把买卖抢了去，我们还干什么去？”
车篷宽态度温和而口气尖刻地说：“你们去喝西北风！”
“我们不能喝西北风。”王剑秋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牡丹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丈夫：“抽支烟吧。”丈夫惊奇地看看她，还是把烟接过去。王剑秋给他点着了烟。平时她是绝对不许车篷宽抽烟的，而且禁止家里买烟和存烟，来了客人也不拿烟招待。她就是用这种强制的办法迫使丈夫戒烟。但是车篷宽遇上了激动的事，还得抽上一两支，那都是王剑秋不在跟前的时候。今天王剑秋竟然在口袋里藏了一盒烟，主动让他抽烟，真是够稀罕了！老两口推着车，拐进了一个街心公园。
王剑秋等丈夫吸了一口烟，才说：“老车，决定吧。”
“决定什么？”
“不许外国人在我们省做广告，不许外国人在我们这里设推销部、修理部。必须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尽量取缔外国货。四十多年前，我们作为学生第一次参加革命行动，不就是举着小旗子游行，抵制日货吗……”
“抵制了半个多世纪，到现在也没有把日货抵制住。你要是买了块日本手表，坏了找不到地方修理，你也会有意见。”
“我不戴外国表，我们家里不用外国电视，不用外国录音机。”
车篷宽笑了：“副局长同志，你的爱国热情可嘉。不过你不能要求群众也都像你一样，为了维护你那个机械局的利益，宁用自己的次货，不用外国的好货。”灯光下他看见老伴儿突然变颜变色，面带怒容，赶紧一摆手，“别着急，当然中国货不一定就次，外国货不一定就好！”车篷宽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沉吟了一会儿，接着说：“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经济的手段打退经济的进攻，用我们的技术打垮他们的技术，用我们的产品打败他们的产品。就让他们来做广告，就让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大吹大擂，就让他们到我们国家来办服务部，他搞你也搞嘛！有本事你就能代替他。你的产品比他的好，比他的便宜，你就能把他顶回去！要善于动脑筋，想办法，展开竞争。在国内要竞争，在国际市场上也要竞争。外国人无孔不入，他们有推销术，我们要有对策，要研究市场。下周省里要开会，叫你们的老孙来吧……”
王剑秋上去一把将车篷宽吸了一半的香烟从丈夫手里夺过来，扔到脚底下一脚踩灭了，生气地说：“这么说，你的主意是不能变了？”
车篷宽不着急，继续说：“你们的思想要开阔一点，机械产品前途大得很。西德的机械产品出口占百分之五十五，日本也差不多。我们国内的市场很大，还要开拓国际市场。只要你搞得好，就不怕没任务。香港招商局要在深圳办个小型轧钢厂，在国内招标。你们局光设备就向人家要八百五十万元，还不负责成套。上海要一千万元。负责成套，生意叫人家抢走了。你们的机械厂闲着，轧钢机的买卖却叫别人揽走了，这样的机械局还不喝西北风！今天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上海到大连要建一条集装箱航线，我劝你们赶快动脑子，集装箱运到码头要用起重机、专用汽车等等。要提前动手，主动派人去联系，不能在家里等着。”
王剑秋叹了口气，调转了车把：“好吧，留着你这本经回家去念吧。”
“咱们不是要去看老孙吗？”
“不去了！”王剑秋又气又恼。这一年多，她一直在老孙和丈夫之间受夹板气。今天本想用开现场会的办法说服丈夫，谁知车篷宽平时对妻子温柔体贴，在他的工作上却不喜欢她插嘴。他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妻子劝说也没用。王剑秋深知丈夫的脾性，又无可奈何，只好说：“老孙今天请你去就是要谈这个问题，你们省里领导再不改变政策，我们就无法干下去了。老孙已经给中央写了信，要告你。看来只好让他去告了。”
车篷宽还是那么温文尔雅：“这么说，今天晚上我更应该去看看他了！”
“不行，他的脾气那么暴，最近心脏又很不好，一直上半天班。你又是这么固执，两个人一吵，万一出点事怎么办？走吧，回家去，反正你说不服我，就甭想说服老孙！”王剑秋带头骑上了自行车，车篷宽在后边慢慢地跟上了老伴儿。两个人又缓缓地向回家的路上骑去，但都不再说话了。王剑秋这个急性子的老太太尽管心里老大不痛快，还是没忘记让丈夫在里边骑，自己骑在外边保护着他。
五
凤兆丽意外地接到了省委书记车篷宽的信。她召集团委会，宣读了这封信。
凤兆丽同志：
谢谢你向我反映的情况。
关于化工联合企业建设中的混乱情况，我知道一些。人力、时间、财力的浪费都是很大的，但最大的浪费还不在于工厂的管理，而在于计划的失误，设计的失误。三十年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上一条深刻的教训，就是违背经济规律，搞瞎指挥。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正在逐步扭转。我们省工业系统很快要开个会，重新制定一些经济政策。赔钱的企业不仅要影响工人的切身利益，赔到一定程度，企业还要垮台。企业要养国家，而不是让国家养企业。新的政策一颁布，估计化工联合企业和你们安装公司都会有所变化。
在引进外国技术和设备方面，确实有很多问题。上当受骗、吃亏赔钱，甚至丧失民族尊严的事情都发生过。但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问题，就全部否定开放政策。打开门户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就是使人民打开了眼界，知道了整个世界的实际情况，使中国的社会逐渐变成一个开放的社会，用人民群众的力量阻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大倒退。
对你所反映的青年思想状况，我很感兴趣。应该承认，现在青年人头脑里有一堆没有解决的问题，逼得他们要往深处想。一种可恶的怀疑主义到处蔓延：怀疑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会制度，甚至怀疑自己的父母。许多人对一切最宝贵、最重要的东西都持怀疑态度。我能不能向你提一个希望呢？你是做团的工作的，自己又是个青年人，应该成为党的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我所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谈心，解疙瘩，交朋友。这远远不够。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在我们的企业里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连它的定义都被曲解了。因此，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一听到思想政治工作这几个字就有点反感。其实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渗透到生产和管理中去，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现代化生产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还要结合工业的特点，吸收现代科学中合理的成分，如工业工程学、工业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工效学和社会学中那些确实反映了事物客观规律的部分，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一门科学。这个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知你有没有兴趣研究它？为了提起你的兴趣，我随便举个例子。生产是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结合。现代工业让工作人员在最适合生理和心理的环境下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减少差错和次品。这就是工程心理学与人机工程研究的内容。比如，不同颜色对人就起不同的影响：红色有温暖感，青色有清凉感。红在生理上起增高血压及加速脉搏跳动的效果，心理上起兴奋作用，但也会引起不安感和神经紧张。青色在生理上起降低血压的作用，心理上起镇静作用，有清洁感，但大面积使用它使人有单调感，因此只能配合其他颜色使用。黄色有增进食欲的作用，适于食堂里用。绿色使人有平稳感，绿色用在工作场合最适宜。天花板在我国习惯用白色，白色反射率高。但在面积大而天花板又低的车间内，一抬头就见白色天花板，会产生一种压抑感。在这种情况下如采用青色，使人产生仿佛在晴空下的广阔感觉。总之有好多东西需要我们，特别是需要你们青年人，去学习和掌握。
希望我们以后经常联系。为了了解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种人的思想、愿望、情绪、观点，我们应当有一套能够迅速准确地收集群众反映的方法。这样，领导机关在制定一些政策或采取某些措施时，就更有针对性。
对于那个跳舞和穿喇叭裤的问题，我认为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是愚蠢的。我还没有进过八十年代初的跳舞场，所以没有更多的发言权。
向做青年工作的同志们
敬礼！
车篷宽
3月2日
省委书记的信在团干部们中间引起了很大兴趣。在这以前，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接到过像省委书记这样高级干部的来信。凤兆丽把信读了一遍，大家首先关心的不是信的内容，甚至信里的很多话都没有听懂；大家都抢着要看省委书记的信是什么样子，用什么纸写的，使的什么笔，省委书记的字写得漂亮不漂亮。说实在的，这伙青年人还真是开了眼界。车书记的信是用铅笔写的，整整写了四页纸，字迹潇洒遒劲。用青年们的话说，叫龙飞凤舞，帅！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笔字来。除去王廷律似乎不大感兴趣，没有凑过去看信，别的人都仔细地传看了省委书记的亲笔信。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以后，他们才议论车书记来信的内容。金城举着信左看右看，他怎么也不能把眼前这笔好字，和他脑子里高级干部的形象统一起来。不知什么时候，他脑子里模模糊糊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干部越老越不读书不写字，顶多在文件上画几个圈儿，还不见得画得圆。差一点的，是粗鲁，顽固，保守，搞特权；好一点的，是有魄力，有干劲儿，敢于决断。但是不管好坏，都是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多深的修养，和文雅、才气无缘。这个车篷宽怎么信手一划拉，竟写出一笔这么帅气的好字？而且信里的内容有好多处显示出他的视野很开阔，具有相当深的专业知识。这肯定是车篷宽的亲笔信吗？
“哎，”金城突然一拍大腿，“你们先别这么高兴，这根本不是车书记的亲笔信，这是他的秘书替他写的。”
大家一愣，谁都不愿意相信金城说的话是真的，可是也没有办法证实他的话是错的。
兆丽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金城什么时候都是理直气壮。他抬高了嗓门儿说：“那么大的干部只在文件上写写批示，他怎么会有耐心给我们写这么长的信呢？一定是我们那天到省委去碰到的那个车书记的秘书，把我们提的问题反映给车篷宽，车篷宽听了不往心里去，秘书感到在中间坐了蜡，才以书记的名义给我们写封信，以此打发我们！”
他说得有鼻子有眼，还真把大伙儿给唬住了。
凤兆丽不相信金城的话。虽然她跟车篷宽只在舅舅家里匆匆见过一面，可是她坚信车书记决不会干出像金城说的那种事。她看看始终一言不发的王廷律，问他道：“小王，说说你的看法。”
“我？”王廷律看看凤兆丽，从桌上拿起车篷宽的信，飞快地扫了一眼，又把信放回桌上，低声然而很肯定地说：“这是车书记亲笔写的。”
“你怎么知道？”金城那锥子似的目光又逼上来。这几天凤兆丽对他有点公事公办的冷淡劲儿，他一直怀疑是王廷律捣的鬼。
王廷律红着脸不吭声。
大伙儿也都希望他说出这信的确是车书记亲笔写的理由，便催促他：“廷律，你快说呀，为什么你肯定这是车书记的笔迹？”
“小王，你快说吧！”凤兆丽相信王廷律的话一定是有根据的。
王廷律想了想，终于红着脸慢吞吞地说：“车书记本来打算昨天到咱们这儿来，想见见凤兆丽和团委的干部，可是前天下午突然接到国家经委的电话，昨天一早就坐飞机去北京开会了。这信是在飞机上写了寄回来的，不信你们看，这信封上盖的是北京的邮戳。”
有几个人立刻抢过信封看：“对，是北京的邮戳，没错！”
金城还是不服气：“哎，这些事你怎么知道？”
大家也感到惊奇，一致追问：“对，你是怎么知道的？”
王廷律被问得没有办法，挺生气地说：“他是我爸爸。”
大家一下子全愣住了。王廷律进厂一年多了，这件事竟瞒得这么严实。而且看他穿衣打扮那份窝囊样，哪一点像个省委书记的儿子？
金城却用一种近乎敌视的目光盯住王廷律。他猜想凤兆丽一定早就知道了王廷律是省委书记的儿子，不然这小子刚进厂才一年多，选进团委也不到半年，有他妈的什么能耐，竟一下子就把凤兆丽抢过去了！得找机会教训一下这小子！
凤兆丽招呼大伙儿说：“好吧，我们现在讨论正题。我对信里的有些话，一下子还没琢磨透。请大家发言吧。”
金城尖刻地说：“这有什么好讨论的，书记的儿子在这儿，请他给咱们辅导一下不就行了。”
“你……岂有此理！”王廷律站起身推门走了。
六
人民大会堂二楼一间小会议厅，雅致而富丽。它的位置是在这个巨大建筑的心脏部位，却使人觉得空气新鲜。暖气的热度正合适，既不叫人感到燥热，也没有冷意。怕冷的人穿着棉衣，也不会觉得热；怕热的人只穿件毛衣，也不会觉得冷。嵌在屋顶的莲花喷头子母灯全部打开，给人一种阳光充足的感觉。墙上没有过多的装饰品，只在正中有一个巨大的镜框，里面似有一汪清水，一群长须青虾在游戏。这显然是出自白石老人的手笔。墨绿色的地毯，四周一圈米黄色的大沙发，实用而考究。但国务院几个部委的负责人和来参加会议的部分省市主管工业书记，没有一个躺在后面的大沙发里，全都直着腰板，坐在绛紫色谈判桌两边的软椅子上。这显然是国家领导人经常和外国人谈判的地方。不过今天不像招待外国人那样，杯里早已沏好了茶；而是在会议开始之前，服务员端着茶盘默默走过来，想喝茶水的首长交一角钱，她就给他的杯子里放进一包茶叶。屋里很安静，气氛虽不紧张，可也没有轻松的谈笑声。
会议由国务院D副总理主持。国家冶金设计总院院长吴昭年报告冶金系统今后十年内的引进计划。国家为了要保证这个重点引进项目，不得不削减对其他行业的投资。原来对其他各部和省市已经确定的投资数字需要修改，因此才请这些有关的部委和省市的负责人来参加会议。
吴昭年讲得生动有力，富有感情。看得出来吴昭年的冶金设计总院对这个计划是花了很大心血的。本来是一些枯燥的数字、技术术语和机器设备的名称，在他的报告里却完全变成了立体有声的、活生生有血肉的东西。他在这些高级领导干部面前，也可以说是在掌握中国经济发展命脉的决策人物面前，描绘出了一幅美好而极有吸引力的中国钢铁工业的远景。据他说，如果他的计划能获批准，按他计划里开列的项目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前十年下本钱，后十年就会见成效。到那时，中国不仅会有不止是十个鞍钢，而且钢铁产量就能和我们的人口、我们这么一个大国的尊严相称，从而敢和苏、美抗衡。钢铁呀，这是工业的粮食！人不吃饭不行，发展国民经济没有钢铁也不行。工业要钢铁，农业要钢铁，国防要钢铁，打仗打的也是钢铁呀！一句话，“四化”没有钢铁做后盾，就“化”不起来啊！
随着吴昭年有声有色的描绘，D副总理苍老而威严的脸变得开朗坚定起来。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的目光像潭水般深沉，闪出一种坚强的自信，慢慢地扫过每个与会者的脸，当他看到车篷宽细眯着眼，右手的手指不停地轻敲着茶杯盖时，便毫不掩饰地笑了。D副总理眼梢边通向雪白鬓角的鱼尾纹颤抖着，他笑得非常慈祥。他知道车篷宽的毛病。这位老弟动心了，他激动了，他是开放政策的积极倡导者，有雄心大志，他听了这样宏大的计划怎能不激动，不全力支持呢！
等到吴昭年讲完，进行讨论的时候，D副总理首先点了车篷宽的将：“老车，你来打头一炮。”
车篷宽摆摆手：“先请别的同志讲吧。”他低下了头，没有敢碰一下D副总理那锋利而兴奋的目光。
有几个同志陆续发言，有的热烈地支持了吴昭年的计划，也有的对削减本行业的投资持保留意见。
D副总理再一次点名请车篷宽表态。老车是搞工业的老手，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可以称得上是个技术权威了。他的态度在这样重要的会上是有一定影响的。
可是车篷宽装做没听见，连头也没抬。
D副总理皱皱眉头，有些不高兴了，这个老弟卖什么关子，拿什么架子呀！
又讨论了一阵，许多人已经看出D副总理是全力支持这个计划的，便都没有多说什么就表示了同意。高级领导层里开会，特别是像这种类似“内阁”的会议，气氛总是冷静的，甚至是僵硬的。远不像下层开会那样热烈、活泼，可以随意争吵和发牢骚。违心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车篷宽始终一言不发，看样子他是不想说什么了。
D副总理急了，第三次点了他的名：“老车，你得表态呀！这不仅关系到咱们国家钢铁工业的发展前景，也涉及到你们省的具体利益，你不说话怎么行？”
“嗯……”车篷宽眼光看着别处，显然是在斟酌措词，沉吟了半天才说：“这个计划要是得以实现，中国人连裤子也穿不上了！”
大家一惊。身材高大的吴昭年先按捺不住，冲着车篷宽一连提了几个为什么。D副总理摆摆手止住了他。老人很恼火，他完全没有想到车篷宽会是这么个态度，会说出这样的话来！D副总理生气地说：“车篷宽同志，你想往回缩啦？两年前不正是你三番五次地给中央和国务院打报告要求引进外国技术吗？我们是穷一点，但是正因为穷，才更要大刀阔斧地干，不然就永远受穷，而且还要受气！钢铁打不上去，经济上不去，说话就不硬。就是搞外交，也得有实力。你说卡特怎么样？他说话顶话，他的钢铁多，有力量。苏联不讲真理，他说话也硬。你生产上不去，讲的都是真理，资本主义也不听你那一套。你不要听到一些闲言碎语就摇摆不定，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去讨好群众。我们这些老头子呕心沥血，拼上老命搞四化，还不是为了民富国强？”
一见D副总理发了脾气，大家都不做声了。车篷宽也有些后悔，不该说那种带有感情色彩的气话，明知道说了也没有用，何苦找这份不痛快。
“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没有？”D副总理又一次征询大家的意见。
在座的人没有表示新的异议。
D副总理最后做结论说：“那就这样定了，把这个计划上报中央。先由冶金设计总院和冶金部做好准备工作，等中央批准以后执行。”
但是当这个计划就这样拍板定案后，车篷宽心里一震。他突然抬起头盯住D副总理。D副总理的目光也在盯着他，他赶紧掉开头。可他的心里却在呼喊。他很想大声地劝阻D副总理：“不，D副总理，你不能这样做！你劳苦功高，人民尊敬你，拥护你。你身负重任，有拍板的权力，可是你有没有拍板的能力和足够的智慧？你有指挥战争的经验和知识，在战场上你可以稳操胜券，那是因为你打了几十年仗，死了很多人，流了很多血，你才懂得了战争规律，学会了打仗，当上了将军。可是解放以后呢？不管你是当部长、当省长，还是当副总理，虽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大权，可是你认真地钻研过经济吗？你像学习战争那样努力学习过经济规律和各种科学知识吗？不！你没有钻研，也没有学习。战争学不会就要打败仗，死人流血。现在政权在手，太平天下，你不学习仍然当你的副总理，仍然有权下令，而且一声令下就排山倒海。你知道这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些年你的精力都用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一次次路线斗争上了。你在权力的更迭中时沉时浮。你并不懂得经济规律，情况不明，却要在重大的经济问题上拍板决策，这多危险。你不愿听听专家的意见。尽管你是为国为民一片好心，可是你一板拍下去，成千上亿的人民币就扔掉了。对你这种大气魄，群众已经害怕了。东扔一把，西丢一把，到头来还不都是老百姓吃苦头！”
车篷宽尽管这样想，到底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再张口。政治斗争的规律，战胜了他的经济规律。权力角逐的教训提醒了他。他带着没有吐出来的一肚子话和一肚子气，心情沉重地走出了人民大会堂。他一刻也没有停留，直接乘车去飞机场。——因为家里还有个会等他回去主持。他坐上飞机，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为即将召开的厂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做些准备。他平时有个习惯，路途上、车船中思想最容易集中，是思考问题的好时候。可今天，他坐在飞机里，思想老是往吴昭年的计划上跑。每逢他心烦意乱，或是怒不可遏的时候，他有一个能使自己平静的好办法，就是看小说。他从提包里掏出一本美国的现代小说《金融浊流》，认真看起来。小说写了两个人为了争当美国一家大银行的董事长，怎样不择手段地明争暗斗。他没有看几页，思想就开小差，联想起生活中的人物来了。二十多年前，一位国家领导人到一个工厂去视察，发现这个工厂的厂长对一些生产上的数字倒背如流，领导生产、组织放卫星有非凡的才能。于是这个人很快就被提拔到省委当了工业厅厅长。十年后，由于一场很大的政治运动，他又意外地成了这个省的临时负责人。不久他就提出了一个震动全国，也可以说震动了世界经济界的宏伟计划。他说在他的省里发现了一个特大的油气田，其规模甚至比大庆油田小不了多少。仅天然气一项，不仅能满足本省工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且还有很大的富余，每天可以向首都输送三百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给首都的工业生产和民用。听了他的报告，国家立刻投资，动员了十几万名职工，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地下修了一条长达几千公里的天然气输送管道，一直从他的省通到首都。还有数不清的附属工程：加压站、铁路、公路、桥梁、隧道，耗资三亿多元。这位老兄因这场会战打得响，提到中央当了副部长。可是输送管道修好以后，他的省里却根本没有天然气可送。油气田倒是有一个，但甚至连开采的价值都没有。可是从上到下再没有人提这件事。这样一个足以能构成对当事人治罪的大事件，似乎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但是记录国库开销的大账上没有忘记这件事，参加会战的人不会忘记这件事。老百姓的裤腰带莫名其妙地又紧了一圈，也会思索这件事。可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我们的干部制度，注定不会追查这件事情。究竟当初是谁吹牛皮说每天能向首都输送三百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当时他发现特大油气田的根据是什么？造成了这么巨大的损失，他应负什么经济责任，或者法律责任，一概无人问津。所以这个说大话的人一次又一次高升，终于当上了相当于部长级的冶金设计总院的院长！
车篷宽捧着小说，回想起吴昭年这个人奇特的晋升过程，不禁慨叹道：什么时候才能制定法律，让说大话、吹牛皮的人负起巨大的经济责任呢？
车篷宽索性放下了手里的小说。他知道不管多好的小说今天也不能够吸引他了。在会议上，在国家领导人面前，他可以克制自己，或者是装出一副冷漠超然的样子，但是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怎能不愤怒，不痛苦，不焦虑？他知道自己的脾气，一旦对事物形成了自己的认识，是十分固执的。他在自己将要主持的全省大厂厂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一定会谈起这件事，一定会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立即掏出纸和笔，把自己的思想、自己所焦虑的东西记下来，必要的时候给中央的负责人写信。他的铅笔飞快地在稿纸上移动着——
在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中，看来最重要的还是决策问题，一着不慎，全盘被动。情况不明，匆匆忙忙作出决定，必然要走弯路。瞎指挥使我们吃了多少苦头！孔子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领导人一句话有着多大的分量！
“文化大革命”损失了有多少？搞三线损失了有多少？“大跃进”损失了又有多少？如果这些钱不丢，中国人目前的生活水平又可比现在提高多少？那将是一种什么状况？难道我是装出悲天悯人的样子讨好群众吗？我们在生产上的巨大浪费还不都要摊到老百姓的身上？人家是生活上极大的浪费，生产上极大的节约；我们却正相反，生产上极大的浪费，生活上极大的节约。历史上因国家加重人民的负担，搞得人民穷困、国家动荡的教训难道还少吗？“四人帮”的倒台，难道仅仅是由于政治因素？国民经济这个基础几乎要崩溃了，他们能不倒台？！
我决不是反对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但是我坚决反对整个儿地从国外买一个中国的钢铁工业进来，买一个现代化进来。实际上这是办不到的！
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一下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教训。我们花了大量的外汇，却做了许多得不偿失的买卖。在对外贸易中，我们有些人还缺乏起码的常识……
车篷宽写着写着，突然意识到这不是单纯想记下自己的思想，而是在纸面上和D副总理开展辩论。这些话为什么不在会上当着D副总理的面说出来？方案已经通过，事情已经决定，背后发一阵牢骚，这有什么用？！
他生气地把自己刚写好的两张纸全撕碎了。他的头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闭住眼，双手捏住了太阳穴。不知是因为飞机颠簸，还是精神作用，他的头剧烈地疼起来。突然一阵心灰意懒，他劝慰自己：算了吧，别着这份急啦。中央的事管不了就不要管嘛，能管好自己省的事就不错了。就怕连自己应该管的事也管不好哪！……
七
曾淮开车去机场接车篷宽。他人还没有回来，可是关于他在北京顶撞D副总理、惹得D副总理发脾气的事却已经在省委机关轰动开了。北京的会一散，D副总理就给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打来电话，追问车篷宽在会上的表态是不是省委讨论的意见。
要是讲心里话，潘景川是同意车篷宽的意见的，但是他在电话里没有这样讲，却对D副总理说车篷宽的意见只代表他个人，省委并未讨论过。这也是实话，车篷宽动身前省委的确没有开会。但是如果潘景川在电话里回答说，他也同意车篷宽的意见，这其实也是他的真心话，那这件事的结果也许是另一个样子了。可是现在他把责任都推到车篷宽一个人身上，车篷宽肩上的压力就增大了。车篷宽的秘书和司机都担心这件事会影响老头儿的情绪。被车篷宽视为很重要的那个全省厂长以上干部会议后天就要开始了，老头儿的决心一动摇，这个会就要砸锅，那就会影响全省的经济形势。要是那样的话，还不如不开，但是再下通知撤销会议已经来不及了。
曾淮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他担心的是通过这件事暴露出来的另外一种令人不安的预兆。D副总理只给潘书记打了电话，只有潘书记知道这件事，为什么这么快就传开了呢？第一书记散布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车篷宽一走下飞机，曾淮就发觉老头儿面色焦黄，神情憔悴。他上前接过车篷宽的提包，顺口问道：“您的身体不舒服？”
“没有，挺好。”车篷宽把提包交给曾淮，还没忘记说了声：“谢谢！”
曾淮拿不准主意要不要把D副总理的电话和省委机关对这件事的议论告诉他。告诉他吧，说这种话显然不符合一个司机的身份；不告诉他吧，老头儿毫无准备，一回到省委里来一个措手不及，要是顶不住，往后一退，不仅影响开会，这个省的工作也就没有指望了，许多想干点事业的人也会失去了主心骨。其实，一个省委书记，或者别的什么级别的干部和副总理的意见不一致，或者是顶撞了副总理，甚至是顶撞了总理、中央主席，又有什么了不得呢？不是说要反对一言堂吗？这不是很正常吗？允许普通老百姓发脾气，也应该允许像总理和副总理这样的大人物发脾气，这也是人之常情嘛。为什么像车篷宽这样一个省的负责人，和副总理唱了几句反调，吃了几句批评，副总理打个电话来问一问，竟在下边引起了这么多的猜测、议论，甚至是恐惧？这哪里是正常的政治生活呢？人们不去议论这件事情本身谁是谁非，却一味猜度这件事情本身之外的后果，真是可怕而又可恶！在这样污染的社会环境里，人和人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怎么可能有正常的、平等的关系呢？人的创造性、积极性怎么能充分发挥出来呢？
曾淮一阵恼怒，突然下了决心：“我当司机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正应该起点作用了。”
他打开车门，让车篷宽先上了车，关好门。他坐在司机的位子上，打着了火，盯住后视镜里车篷宽的脸色，说：“车书记，您在北京说，如果吴昭年的计划得以实现，中国人连裤子也穿不上了。是吗？”
“是的，我是这样说的。”车篷宽淡淡地说，可是他的眼光中却透出了惊异，灰白的眉峰往上耸着，分明在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D副总理打电话给潘书记，询问这话是您个人的意见，还是经过省委讨论过的。”
车篷宽淡淡地一笑：“当然是我个人的意见，他怎么不当面问我？”
曾淮改用一种和省委书记平等的、严肃的语调说：“现在我们还是用战争年代指挥军队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指挥生产；如果还用这种办法指挥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必然要走大弯路。过多少年以后，再来一次调整，纠正现在的错误。”
车篷宽没有说话，只是将身子稍稍向右偏了一点，这样他就可以看清曾淮的侧脸。
曾淮并不需要书记搭腔，他只管说下去：“我们的国家，几十年来实行的这一套经济管理体制，已经根深蒂固，极大地妨碍着改革的步伐。而我认为围绕着改革，最终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斗争，这样改革的阻力必将更大！”
车篷宽仍然不动声色，但是他在心里点了点头。
“但是，不改革无论如何是混不下去了。西德、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自不必说，就是苏联和东欧各国从五十年代起也先后开始了改革。它们虽然几经反复，但毕竟取得了一些成效。而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成果，尤其显著。时代在前进，我们古老的中国怎能例外？我们不改革，就不能前进……”
曾淮意犹未尽，汽车已经开到了省委机关大院门前。他只好说：“回家还是回办公室？”
“不，开出去。找一条宽阔清静的马路，把车速放慢，不要出事。我想听你把高论说完。”
曾淮把车开到了郊外环城公路上，带着歉意说：“我今天可能有点狂妄和不知分寸了。”
“不必客气，请接着讲吧。”
“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当改革和保守的斗争发展到十分尖锐的时候，总有一些主张改革的人做了牺牲品，被撤掉了职务，缓和一下矛盾，但是改革还得进行。政治上的原因对经济改革的关系很大。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坚定性和彻底性，就怕再来一次半途而废！因此，有许多人把眼睛盯在您的身上，对后天要开始的会议寄予很大希望。有人把实行开放政策，说成是您的第一步棋；把后天开始的讨论经济竞争和市场调节的会议，说成是您的第二步棋。但是我也担心，北京的会议会不会对您的决心有影响？”
“谢谢你的关心。”曾淮从镜子里看到车篷宽温和的脸上露出坚强果断的神色，便放心了。车篷宽沉了一会儿说：“相信几项决议，开几次会就能改变几十年来形成的经济体制，是过于天真了。新鞋刚一穿上，脚是肯定要疼一阵的。改革过程中一旦出了问题，反对派就出来反对，阉割改革成果。这时甚至赞成改革的人也会思想迷惑，行动踌躇不前。种种复杂情况我们都要预先估计到。我们的国家好比一只大船，船太大了拐起弯来就不容易。”
曾淮仔细地听着，没有搭腔。心里却说：“这老头儿，老谋深算。”
车篷宽突然转了话题：“老曾，会议期间你就不要开车了，我跟代表们一起活动，用不着小车。你作为我的代表到机械局那个组里去参加讨论，掌握机械局的领导和他们所属公司、厂一级干部的思想状况，随时和我联系。”
曾淮没有马上答声，他猜不准车篷宽这一手是什么意思。他知道机械局问题最多，干部思想混乱，生产上不去。而主要原因是在局领导习惯于用老一套行政办法领导生产，看不惯现在进行的改革。估计在这次会议上要有一场大的争论。机械局局长孙长恕是车篷宽的老朋友，四十年前是重庆船厂的工人，有一次特务要杀害车篷宽，多亏他相救。副局长王剑秋又是车篷宽的夫人。这种复杂关系，谁能拱得动？但曾淮考虑了一下，却意外痛快地说：
“好吧，我可以参加机械局小组的活动，但不影响开车。您什么时候出车，打个招呼就行。”
“不！你什么也不要干，就作为我的代表，去听机械局小组的讨论。”车篷宽严肃地又叮嘱了一句。
“好！”曾淮点点头。
八
晚上，凤兆丽又来到曾淮的家里。她已经几次三番地缠着曾淮，要他把自己和车篷宽的故事讲给她听。她的语气中不仅是出于好奇，还有某种隐隐的不安。曾淮只好答应了她。但是他讲得极其简单，甚至是干巴巴的。因为他害怕她听了自己的故事，会把车篷宽写进小说里。现在的文艺作品往往帮倒忙，把挺好的事情搞坏了。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作家又往往是太天真，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尤其是像兆丽这样的青年人搞写作，更使曾淮不能不存有戒心。但他被缠不过，只好用最简单、最枯燥无味的语言讲起来：
“先从一九六六年我被省委抽调到大学工作组说起吧。我当时离开大学还不到两年，对大学的生活很熟悉，也喜欢和学生们一块聊天。因此我经常在系里和同学们泡在一块，学生中间的事情我知道很多。很快就发现有几个学生私下串联，要反工作组。我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工作组长车篷宽。当时车篷宽在师生中间威信很高，论资历有资历，论水平有水平。工作组进校的头一天，学校组织了五千人的欢迎大会，名义是欢迎，实际是出了好几道难题，要给工作组一个下马威。车篷宽毫无准备，站到台上讲了四个小时，中间都没有休息。学生们一下子就服气了。我们心里很清楚，绝大多数师生是支持工作组的，对那几个想反工作组的人很气愤。车篷宽自认为这个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去的，他就给中央写了个报告，把那几个学生要反工作组的打算报告了中央。可是几天后，那几个学生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公开贴出大字报，说车篷宽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学生进行打击陷害。车篷宽正要第二次给中央写报告，中央‘文革’来了通知，突然宣布让车篷宽停职检查，并追问学生反工作组的情报是谁提供的。我建议车篷宽向中央报告，就说是我在下边发现的情况，然后向工作组长做了汇报。车篷宽没有那样干，他已经预感到这里面有更复杂的政治背景，自己显然已经钻进了人家设好的圈套。他注定要成为一个政治事件的牺牲品，即便把我推出去，也顶多是增加一个陪斗的，并不能减轻他的责任。他嘱咐我不要犯书生气，保持住沉默。但是，他不把我推出去，他的沉默就等于默认自己的确像中央‘文革’通知里所说的那样，对学生进行了陷害和打击。事情果然和他预料的差不多，他很快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以他为突破口，发起了全国范围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攻。我们所在的学校，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同情工作组，对车篷宽根本批不起来。于是就把他拉到别的大学里去批判、游斗。我当时对政治斗争缺乏经验，车篷宽被诬陷使我异常愤怒。我们是中央派去的工作组，中央不为我们撑腰，却偏向那几个学生。我还不知道当时我们国家已有好几个中央。不少有着领袖欲的人，正在进行凶狠的权力角逐的准备。我决心查清事实，给中央写报告，替车篷宽喊冤。后来等我真正摸清了情况，却大吃一惊，觉得给中央写报告不仅不顶用，反而会加重车篷宽的罪过。原来想反工作组的那几个学生是通天的，并不是他们自己想反工作组，他们直接听命于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儿。一切全是按江青、陈伯达、康生的指示干的。我借送饭的机会，到车篷宽被隔离的小屋子里，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他。我请示他想把这一内幕公之于众。车篷宽严厉地制止了我。他说：‘风暴已起，很难断定风是从哪儿刮来的，不可妄动，保持沉默。’我可受不了这口气。我们是中央派去的工作组，却正是中央把我们出卖了！车篷宽当了中央‘文革’的垫脚石。我替他抱冤，他却对我说了一句使我终生难忘的话。他说：‘你还年轻，要学会忍耐。忍耐是苦的，但果实是甜的。’
“但我终于没有忍耐住，当工作组宣布解散，我回到省委以后，就扯旗造反了。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不吃就得被吃，做牙齿总比做草料强。那种年代也许真是史无前例。人们眼睛发红了，有一股想摧毁一切的、疯狂的复仇情绪。权力斗争的规则，变成了兽性的规则。弱肉强食，胜者为王。权力的交接，人们关系的颠倒，像走马灯，比万花筒的旋转还快。潘景川、车篷宽都成了走资派，靠边站了。我却转眼间成了全省的主宰。但是，我主持批判大会的时候，从来不叫他们在台上低头弯背，或者是坐飞机。特别是车书记，只要有我在台上当一天造反派的头头，他就不会受到非人的待遇。我造反的目的难道不也有一点是为了自己出口气吗？我废除了陪斗制，批判谁就让他一个人在台上坐着，别的走资派都坐在台下听会。有一次批判潘景川，吴昭年作了个爆炸性发言。他对造反派亮相，对走资派反戈一击，揭发了潘景川六条罪状。每一条都耸人听闻，情节恶劣，性质严重。而且吴昭年的揭发批判有根有叶，说得像实有其事那样。造反派们正红着眼找这样的材料还找不到哪，会场上一下子就乱了。有好几个人蹿到台上要打潘景川，眼看要出事。我心里拿不准，吴昭年揭发出潘景川这么多事情，我为什么平时一点也没听说过？当时群众非常气愤，闹不好就要出乱子。我不敢犹豫，当机立断，立刻宣布散会，让几个人把潘景川保护起来。好多人当场向我提出质问，包括许多和我一派的战友，问我为什么批判会刚到高潮就宣布散会？是不是有意包庇走资派？我无法向他们解释，在那种场合也根本解释不通。我只是感觉吴昭年发言里面有问题。但是我又没有充足的根据能够断定吴这个揭发是假的。我不知道中途宣布散会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散会后又争吵了好半天。等到人们气呼呼地都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大礼堂里想这件事。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听到礼堂后面的座位上有响声，我吓了一跳。回头看，在大礼堂最后边的一个角落上，还坐着一个人。他就是车篷宽。他慢慢地朝我走过来。我问他：‘你怎么还不走？’我已经不习惯对他称呼‘您’了。
“‘我有一句话想跟您说，不知道您敢不敢听我说。’他却已经习惯对我用‘您’来称呼了。自从政治运动把我们的关系做了颠倒，他不再是我的上级，而成了我批判的对象之后，我们两人的眼光就没有相遇过。他有意躲避着我的视线，我也故意回避着他。可是他这次目光却直率地盯住我的眼睛。
“我说：‘什么话，你说吧。’
“‘吴昭年的揭发全是捏造！’他说得很平静，但可以看出来他是抑制了自己的愤怒，‘曾淮同志，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处在什么地位，您当然很清楚。我说这句话担着怎样的风险，您心里也很明白。如果群众知道我现在还替潘景川说话，把群众对走资派的批判说成是捏造，我的罪过就比潘景川更严重。但我是个共产党员，我如果不把这句话告诉您，我就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我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您也是个共产党员，是造反派的负责人，我把真实情况告诉您，就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说完，不和我打招呼就转身走了。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双手操在袖筒里，低着头，背有些驼，身体显得更加瘦小枯干。我望着他颤颤巍巍、缓慢地走出大礼堂的背影，眼睛突然潮了。这才是人，是共产党员，是一条汉子！全省委的人谁不知道，论能力，论资格，他都比潘景川强，而职位却排在潘景川之后。可是当潘景川遭到诬陷的时候，车篷宽竟然勇敢地站出来替他说话。我暗自庆幸，毅然决定散会是对的，总算没有惹出大乱子！
“但是乱子毕竟惹下了。第二天我的造反队分成了两大派，而且支持我的一派成了少数派，支持吴昭年的成了多数派。当吴昭年结合进革命领导小组，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我便成了‘五一六’分子被抓了起来。我想跳、想叫、想厮杀，但是终于没跳、没叫，也没有厮杀。是车书记那句话帮了我的忙：忍耐是苦的，但果实是甜的。”
凤兆丽听完不满足，又提出了许多问题，曾淮一律笑而不答。兆丽有点急了，她说：“老舅，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想写一写车书记，不拿去公开发表，至少也要在我们团刊上登一登。你知道，现在青年人对未来没有信心，对四化没有信心，就是因为对领导没有信心。既然我们党内还有这样好的高级干部，为什么不好好宣扬一下呢？”
曾淮收起了逗弄孩子的笑容，严肃地说：“以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觉得不能这样干。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很复杂，特别是通过这次北京会议，肯定会有人盯着车篷宽。他是老干部中的宝贝，我们要保护他。不能因为一两篇文章，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你一写他，势必要写对立面，让大人物从反面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旦对号入座，岂不要惹出一场是非来。何况我们的政治对文艺又特别敏感，甚至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中国有出息的、有思想有头脑的作家，一般名声都不好。在他们身后，总跟随着一连串谣言、非议甚至人身攻击。他们根本不是政治棍子们的对手。何况你目前还不成熟，算了，你还是不要写车篷宽，让我们一起好好保护他吧！”
“好吧。”凤兆丽虽然同意舅舅老于世故的分析，但她还不甘心。她无法抑制想歌颂车篷宽的创作欲望，但是想通过舅舅进一步了解他的这条门路算是堵死了。
九
按规定中午吃饭的时间是十一点半。已经到了十一点二十分，钳工班还没有干完活儿。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在地面上安装一台操作机。从上班以后基本上没闲着，既没有在中间休息一阵，更没有一边干着活儿，一边抽烟、喝水、聊闲天，可以说上班以后就紧忙乎。尽管这样干，定额还不一定能完得成。像一群野马突然被套上了笼头，拴上了缰绳，小伙子们多少年没有像这样干活儿了。他们简直忍受不了！一开始，他们都不说话，赌着气干。干到十一点多钟，肚子饿了，手、眼、腰、腿等几个关键部位都觉得累了。往常不到十一点就早早地收工了，今天到了这个钟点，从班长金城那儿还没露出一点想收摊的意思。小伙子们这口气可再也赌不下去了，一上午没得空说的闲话，在肚子里闷了几个小时，现在全变成牢骚话发出来了。
“业余华侨”在这一群里最见过世面，天神不敢管，地神不敢拿，穿戴时髦，嘴也最尖刻。他觉得这时候骂别人都不解气，就得朝着金城下嘴。县官不如现管，正因为金城这个“现管”对上顶不住，才有今天这种局面。他先拉着长声叹了一口气：“唉——”
这声“唉”等于是开场锣鼓。钳工班的人都知道“业余华侨”这个毛病，支起耳朵听他说些什么。平时人们并不太喜欢他这张嘴，现在倒想听他发发牢骚，骂骂领导，替大伙儿出出心里这口闷气。大伙儿越是这样，“业余华侨”的精神头就越足。在他的精神生活里有一种很重要的享受，就是在他口若悬河瞎吹的时候，得到热心听众的捧场。何况今天还有点打抱不平、为民请命的味道。他先是冲着金城的后背抽抽鼻子，不酸不凉地说：“别看咱们班长五大三粗，气壮如牛，就是对咱们横，对上边可是百依百顺，见困难就抢，见方便就让。”
他一边说，还一边挤鼻子弄眼睛。于是捧场的立刻接上说：“那当然啦，咱们班长是老共青团员嘛。而且到了退团的年龄都不想退，不实现四个现代化，怎么能轻易地离开共青团呢！”
“业余华侨”嘴一撇：“你懂个屁，一退了团不就跟咱们一样成了民主人士啦！像金城也算是咱们公司里的头面人物，应该这边退团，那边入党。忙乎了好几年要是入不了党，那不成了鸭子孵鸡——白忙乎！再说，一变成白牌就没人理了，狗屁不如。你看咱们漂亮的团委书记到下边来，什么时候主动跟咱说过话，不是找金城，就是找王廷律。金城要一退团，再想跟人家书记说句话都难了！”
金城脖子一扭：“假华侨，你想找倒霉呀？”
“业余华侨”嘻嘻一笑：“金城，你别上脸。大伙儿这不是说着玩儿嘛，你还当真的？不说不笑不热闹，这一上午，把大家都给累坏了，说句笑话解解乏你还不让？其实这也是为你好。我们大伙儿苦点累点都不怕，一块帮着你努力，争取让你今年入党，入了党你可得请客啊！”这小子真是骂人不吐核儿，太损了！
金城扔掉工具，一步蹿过去，揪住了“业余华侨”的衣领子。他满脸涨得通红，两道目光一下子能把对方捺到地里去。他咬着后舌根，声音很轻，却是发着狠说：“你再说一句！”
“业余华侨”害怕了。他看看那些热心的听众，希望他们来解围，可是那些捧场的都在旁边看热闹，谁也不上手。他只好自己服软：“金城，你看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这不是跟你闹着玩儿吗？松手，快松手，你不吃逗，咱以后不逗就算了。”
金城松开了手，怒气冲冲地说：“我愿意这么干？哪个王八蛋愿意受这份累呢？咱们不这么拼命，就完不成定额；完不成定额，全组谁也甭想拿奖金。这是我个人的事吗？你他妈的真不知道，还是装三孙子？”
“业余华侨”哭丧着脸：“你没有把话说清楚，我实在不知道。”
“昨天下班的时候我跟全组交代过。”
“昨天下午我请假了，不知道。”“业余华侨”口气一转，“这他妈的是谁出的馊主意？纯粹是耍巴咱们傻小子！”
“省里正在开会，是车书记亲自主持制定的竞争政策。昨天咱们公司经理回来亲自部署的。化工局告了咱们的状，说如果化工联合企业的安装不能按合同保证进度，他们就要把咱们辞退，另请别的安装公司。”
“不让咱们干不是更好，反正到月头得发工资。”
“你想得倒美，赔钱的单位不能发工资，赔到一定程度，就得垮台。”
“国家还能叫我们失业？”
“自己找门路，找不到就改行，修马路，挖地沟，搞城市建设。假华侨，实话告诉你吧，往后再想吊儿郎当，光凭一张嘴混钱混饭吃是不行了！”
“他妈的，他们当官的坐在屋里说句话，政策就变了，受累的还是我们这些当工人的。”“业余华侨”眼珠一转，又有了主意：“金城，事在人为，县官不如现管，咱们组的定额卡得太死，这是谁定的？”
“技术组定的。管咱们组定额的是王廷律。”
“业余华侨”一拍大腿：“你看，我猜着就会有这一手。王廷律不就比咱多上了几年学，他懂个屁！打眼画线，剔槽卧键，刮瓦锉方，哪一样他拿得起来？他凭什么给咱制定定额？这定额定得太高了，叫他来干干看。他这是欺负你，因为你是他的情敌，我们算跟你倒霉啦！”
“你小子嘴里说不出人话！”
“我这说的都是大实话。我们跟着你，吃亏吃老鼻子了。你这个组长就是跟组员能耐大，一沾上跟别人就尿了。我问你，队里发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的票证，我们组轮上过几回？发电影票你哪一次拿回来好票？你当头的不能给小组抢好处，算个什么屌头！有难干的活儿，倒霉的事，别人完不成的定额，都给你干，拿你当大头。你就由着人家耍。”“业余华侨”摸准了金城的性子：他火了你就软，他软了你就硬。这一番话又使金城来了个大憋气。他正要发作，下班的铃声响了。“业余华侨”把工具一扔：“到点啦，管他定额不定额，反正不能不让老子吃饭！”
“对，吃饭啦。”工人们都放下手里的活计，伸伸腰，准备散伙。
金城一看定额还差一块没完成，心里着急。实行定额的头一天就完不成，以后怎么办？这都是刚才假华侨挑逗大家，打了半天嘴仗的缘故。要不然，上午的定额吃饭前肯定可以完成。刚才“业余华侨”那几句话又勾起了他的火气。一看大伙儿不等他下令就想收工，火气更大了，拦住大伙儿，硬邦邦地说：“谁也不许走，今天不干完活儿不吃饭！”
“你连饭都不让人吃？”
“凑合点吧，干完了再吃。”
“这个月的奖金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你不要可以，但是别人还要哪！告诉你，我没写入党申请书，也不想再当这个小组长。谁给我出难题，我也不客气！”大家一看金城红着眼珠子，真是要拼命的样子，便都转身拾起了工具，继续干起来。没有人再说话了，可是大家心里都不痛快，干活儿的效率也不高。时间却过得特别快，半小时以后食堂就没有好菜了。好几个人，一边干活儿，眼睛一边瞄着通向食堂的大道。渐渐地只有从食堂里出来的人，进去的人少了。他们心里叫苦，今天这顿午饭算吃不好了。小伙子们肚子里的火气越憋越大。突然，“业余华侨”看见凤兆丽和王廷律从食堂里端着饭盒走出来，边吃边朝他们走来。心想：这可是冤家路窄，今天要在这小子身上出出气。就挑逗地说：“哎，快看那一对，真他妈的形影不离了。上班在一块，下班在一块，跳舞在一块，连吃饭也分不开了。”
有人热烈地响应：“嘿，他把定额定得这么高，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他却吃饱喝足了往咱们这儿找乐儿来了！”
凤兆丽老远就喊：“金城，你们怎么还干，连饭都不吃了？”
金城怒气冲冲，不搭理她，连头也不抬。
“业余华侨”怪腔怪调答了话：“吃饭？连吃屁都赶不上热的！”
王廷律老实巴交，看不出眉眼高低，也关切地插上一句：“金师傅，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吃饭？出了什么问题？”
“业余华侨”抢着回答：“王技术员，你看这儿出了什么问题？你琢磨完人，装得倒挺像！也就是我们组长老实，要是换一个别人行吗？”
王廷律仍然看不清阵势，追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你的定额是怎么定的？”
“定额？”
“鼻眼插葱——装象。你要想不叫我们拿奖，不想叫我们好受，要折腾折腾我们，就痛痛快快地直说，别来这套蔫坏损。你爸爸在省里定政策，你在下边搞定额，你们爷俩一使劲，我们在下边就活不成啦！”
王廷律最厌烦别人老把他和父亲连在一起，脸也红了，腔调也变了：“你把话说明白，不要东拉西扯！”
“你的定额不合理，我们不吃饭也完不成！”
王廷律到底是老实人，一听说定额过高，立刻心里感到不安。他放下饭盒：“来，我帮你们一块干。你们认为定额不切合实际，提出来可以考虑修改。”
他这种态度，使“业余华侨”那几个想找事惹气的家伙反而没有气了。“业余华侨”回头对金城说：“你看看，人家技术员还是通情达理的，关键就是你这个组长。你领定额的时候不说话，给多少要多少。”
这一来金城肚里的气更大了。他认为王廷律两头买好。他从口袋里掏出工票，朝王廷律跟前一摔：“那好，你承认定额不符合实际，现在就改过来！”
凡是老实人一定都有他的脾气。王廷律捡起了工票，认真看了看，然后又检查了钳工班一上午的工作量，郑重其事地说：“我一个人没有权力说改就改。制定这定额是有根据的，不是瞎定的。再说事先不是都请你们班组长讨论过吗？你们认为能够完得成才发下来的。哪能一天的定额刚干了半天就修改呢？”
“刚才不是你说定额不符合实际，可以修改吗？”金城的两只眼睛逼上来，“反正都是你的理，天下的好都叫你落了！”
“业余华侨”用劝慰的口气挑逗说：“金城，算啦，人家事先征求过你的意见，你不提，现在后悔也晚了。咱们吃亏认倒霉算啦，胳膊断了往袄袖里褪。”
“话不能这样说，要是定额确实不合理，当然要改。问题是今天的定额不算高。”
“我们到现在还没吃饭，你眼总不瞎吧？”金城一搭上腔，和王廷律接上火，那几个坏小子都退到一边装好人，净等着看热闹。
“那你们一上午都干什么去了？进度并不快。”
“一上午我们也没闲着，不像你这么清闲，跟着姑娘到处窜。”
“请你说话干净点，我在工作时间跟着哪个姑娘窜啦？你用没闲着来要求自己，标准也太低了。没闲着并不能说明定额高。新的管理办法要求生产讲究科学、纪律、效率。”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留着它谈情说爱时用吧！”
“现在就是要讲这一套。”王廷律的□劲儿上来了，“金城同志，你在团委开会的时候多次发牢骚，对国家发展缓慢，对领导不力，对公司管理混乱提了许多意见。现在公司刚要抓一抓，按经济规律管理企业，你又受不了，大嚷大叫。国家不管，你不满意；国家要管，你也不满意，你说该怎么办？原来你们只想过外国人的生活，并不想像外国人那样工作。”
金城总觉得王廷律在心里是怵他的。在他的跟前，王廷律是说不出三句整话的。没想到王廷律被激怒以后，一条条一套套，话里不带脏字，可是很有力量。金城找不到合适的反驳理由，在组员和凤兆丽跟前感到栽了筋斗。他恼羞成怒，破口骂了起来：“你小子别在我跟前卖狗皮膏药，我不是娘儿们，不稀罕你这一套。什么四化呀，管理呀，全是假的，还不是替你爸爸吹喇叭。你爸爸要不是省委书记，你比谁都反动！”
“你，你……”王廷律气得浑身打颤，“你怎么骂人？”
“骂你了，你想怎么样？”金城说着凑过去。工人们一看事情要闹大都慌了。金城眼珠子都红了，要动手。王廷律也被气疯了，同样怒气冲冲地迎过去。
凤兆丽飞快地插在了他们两个中间，怒视着金城：“金城同志，你想干什么？”
“滚开，你管不着！”金城已控制不住自己。
“金城！”凤兆丽两眼冒火，站着不动。
金城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想把她推开。兆丽一使劲推开了他的手。金城脸一红，恶狠狠地说：“怎么，你怕他吃亏，心疼了？想拉偏手？他不就是个省委书记的儿子吗，就值得你这样偏袒？他要是中央书记的儿子，你又怎么样呢？”
“你……下流！”兆丽嘴角打颤，气得说不出话来。
王廷律感到团委书记因为他才受了这样的侮辱，推开兆丽，也嚷起来：“金城，你说这话不觉得可耻吗？”
金城又气又急，又羞又恼。事情已逼到这儿，没有退路了，他抡起拳头朝王廷律打去。凤兆丽冲上一步，举起手里的饭盆一挡，哐！饭盆被打飞，砸在兆丽的头上。有两个小伙子冲上去抱住金城。金城叫喊着，还要冲过去打王廷律。凤兆丽火了，突然叫道：
“你们松手，放开他，叫他打！”
这一声真把金城镇住了。他举起来的拳头，停在了空中。
“你今天可露脸了，真有本事，真是个英雄好汉！”兆丽那挑战的、讥讽的、蔑视的目光刺得金城无地自容。
金城心里醒过来了，觉得自己刚才干了一件混蛋的事，这股邪火是哪儿来的呢？但是他不能马上服软认输，傻呆呆地愣了一会儿，气呼呼地转身就走。
“站住！”凤兆丽像下命令一样，用不容抗拒的口吻喊了一声。金城果然站住了，但没有回头。
凤兆丽扫了一眼大伙儿，说：“今天这场不大不小的事件，除去定额问题，还有别的原因。我知道你们背后喜欢议论男女之间的事，尤其喜欢造一个姑娘的谣。刚才，金城同志当众侮辱了王廷律同志，也侮辱了我，我得当众把话挑明。我和王廷律像和金城一样，都是同志关系，工作关系，没有发展一点私人友谊。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曾爱上咱们公司的任何一个人，包括王廷律同志。且不说王廷律同志有没有爱人，对他的情况我一概不知，也不想打听。但是，如果你们硬要给我们造谣，说我是势利眼，追求省委书记的儿子，我也不在乎，而且要追个样子给你们看看。当然王廷律同志同意不同意那是另一回事，他有他的自由。希望你们不要把我逼急了，我们都是同志关系，应该好好相处。现在，你们去吃饭，我去跟食堂讲，给你们重新炒点菜。”
“业余华侨”和那几个坏小子吐吐舌头挤挤眼，拿起饭盒，故意亲热地招呼金城：“金城，走吧，去吃饭。”他们把事情挑起来了，却又装得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金城，”凤兆丽在后边又叫了一声，“今天下班后到团委开生活会，讨论你今天的问题！”
“我不去！”金城赌着一口气，只好继续硬充好汉。
“不去可以，你先声明退团！”凤兆丽说完扭头先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