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建伟
人类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战争史，我是相信这种说法的。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个观点至今仍全面深刻地影响着我。因此，历史，特别是战争历史，就一直被我列入必修之课，不停地加以研读。
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后人是无法穷尽历史的本相的。客观、公正、详实的与历史同步的记录，从来都是少之又少，留给后人的多半都是历史事件不同的当事方站在自己立场上所做的种种记载。这些记载常常还会因为当事方日后所处位置的变化，有的做了删减，有的被阶段性或永久性封存，有的做了美容之术。当然，后人还可以借助汗牛充栋的所谓的当事人日后的回忆录，走向历史的现场之中。但是，记忆——哪怕是当事人的记忆，其真实可靠程度也大可令人起疑。例如，毛泽东在1936年向美国记者斯诺口述自己的历史时，谈到了自己是如何在1920年读了三本书而开始变成一位马列主义者。这三本书依次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显然，这个读书的经历，对毛泽东本人的历史，甚至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史，都是相当重要的一环。然而，半个世纪后，人们才发现，1920年，上述三本书在中国根本没有出版。这件事情至少可以说明，每个人，哪怕是伟人，他的记忆力都是有限的；每个人即使对自己亲历过的事件的了解和认识，也都可能是片面的。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走进历史真相之难。我们以往看到的历史记录里，毛泽东一直被定位于在20世纪30年代初是遭到共产国际打击的人，毛泽东在1949年见到斯大林时，第一句话说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苏联解体后，一些档案解密，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毛泽东首次入选中央局，功劳该记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头上而不是陈独秀头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是第一个对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激赏的重要人物。1933年，毛泽东在国内受到打击时，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齐集克里姆林宫，向季米特洛夫、台尔曼和毛泽东这三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旗手欢呼致敬；1934年，共产国际曾经为毛泽东印制过精美的著作选；1933年到1934年间，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强有力的支持，毛泽东极有可能被他党内的对手处决掉，并肯定无法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难怪这样一句感叹让许许多多人心折：历史就像一位16岁的少女，可以任人打扮。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历史永远只是一笔糊涂账。历史的真实，从来都是无言地耸立在那里，只接受既重视历史事件真实又重视历史环境和心理真实的人的触摸。《史记》中的《鸿门宴》一节，早已进入了中学生课本，文中所记录的事件和场景，早已被中国人当成绝对的历史真实接受了下来。可是，它里面描写的谁谁谁坐在谁谁谁的左边，谁谁谁坐在谁谁谁的右边，真的是历史的真实吗？众所周知，西汉时纸还没有发明，竹简是不会记录这些坐次细节的，何况鸿门宴发生的时候，刘邦和项羽仍在争天下，双方都不可能派史官在当天晚上把整个过程连夜都刻在竹板上。司马迁在一百多年后描述这些场景时，显然更重视了历史环境与心理的真实。国外的史学著作，也有这样的例子。美国的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在他的《光荣与梦想》中，用详细的笔墨描绘了他靠推理、想像补充后的历史真实事件，同样让人心折。《史记》和《光荣与梦想》，毫无疑问都是伟大的历史著作。
80年代末，我就是在司马迁、曼彻斯特这样的伟大史学家史学思想之光的照耀下，开始对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对中国革命史的研读的。我的这次研读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严谨的史学家，我只是希望通过一种系统的历史的研读，对我日后创作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有所帮助。
历史确实太有魅力了。在这种漫长的研读过程中，我生出了表达的冲动。确实，20世纪前半叶的战争史，对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当时境况和心理进行探究之后，我发现了克罗齐这句话确实具有真理性：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大约在1992年底，我开始用纪实文学的方式，来表达我对20世纪中国战争史的学习心得。在以后的五年里，我用纪实文学的方式，对军阀混战、第一、第二次国内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做了我的个人化的再阐释，总共写了六本书。
这部《战争三部曲》，应该算是这一阶段对历史学习的重要收获。《日出东方——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描绘出的是第二次国内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红太阳 白太阳——第二次国共合作启示录》，描绘出的是抗日战争的历史；《纵横天下——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描绘出的是解放战争的历史。这三部作品，恰恰比较完整地描绘出了中国共产党从开始武装斗争到夺取全国政权的全部历史。这段历史的完整性，决定了这三部作品的内在统一性。在《日出东方》中，我着重探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初创时期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它内部的磨合对中国未来的意义。可惜的是，在这部书中，我用八万字的篇幅描绘的苏区肃反的内容，因为种种原因被删去了，使得红军在初创时期风雨飘摇的悲怆历程淡化了，削减了历史本来拥有的重量。在《红太阳 白太阳》中，我着重分析的是中国为什么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在这部作品中，两党在抗战八年间内部的变化，是我用力最多的地方，从中我发现了历史选择的必然。今天，中国共产党正领导着绝大多数中国人踏上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而在20世纪末，它的对手国民党已经在台湾失去了领导地位。这个现实，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初露了端倪。在《纵横天下》中，我解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支重要力量四野的征战过程，证明中国共产党入主中国的必然。
如上所述，这是我自己眼中的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战争史，打着我自己鲜明的个人化的印记，凸现着我自身的所有的局限。必须指出，这部《战争三部曲》不是严谨的史学著作，是不能当作正史来阅读的。在纯粹史学的意义上，《红太阳白太阳》的价值最高。同时，它又绝对不是野狐禅，而是基于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历史进行的文学化的描述。因为《战争三部曲》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完整的武装斗争史，因为我在创作这三部曲时的连贯性，这部作品的价值，我想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它忠实地记录了一个对中国近现代战争史深怀敬意的中国人，学习历史、走进历史的全部过程和个性化的方式。这种过程和方式对别的中国人也是有用的，因为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作为民族的一分子，都有知晓民族所经历的历史的责任和义务。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战争史，蕴藏着人类战争史上最为丰富、最耐人咀嚼的那种风景，在其中徜徉，定会受益无穷。我决定把《战争三部曲》出版，无非是想为现在和将来的中国人做个导游，为这段战争史做个广告。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人会以这段历史的素材，写出真正配得上这段历史的伟大史学著作，因为正是中国所经历的这样一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未来的走向。我只是一个小说作家，我的职责是努力写出基于这段历史，依靠独立虚构创作出的战争小说。《战争三部曲》，只是这一计划的基石和开端。
感谢华夏出版社，因为他们的决定，这三部书可以以一个整体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了。感谢尊敬的何启治老师，因为他的努力，才有我和华夏出版社这次愉快的合作。这三部作品，后两部在单独出版时，我曾写过前言，现改做这两部作品的后记，以记录下创作这几部作品的完整而真实的情况。我期待着读者对这部书的批评与指正。我一直认为，读者的厚爱是我前进的主要动力，我希望继续得到这种帮助。
2001年12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