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修行需要破惑，破惑需要正觉，正觉需要行动。
如果破惑的行动发生在灾难时期，那就是一种最有效的修行。
很多人心目中的修行，是名山大寺中的静坐，晨钟暮鼓中的超然，梵乐鸟鸣中的飞逸。因此，他们会皱着眉头说：“世事不靖，难以修行，等熬过了灾难再说吧。”
其实，他们失去了修行的一个重要机会。
这就像，一位登山者遗漏了一个最奇崛的峰峦，一位航海家错过了一个最凶险的峡湾。
我把每一个凶险都当做了机会，凶险越大，越是珍贵。
说我们那代的事，当代青年恍如隔世。不错，任何长辈都没有理由强迫后代来听远年往事，但是，我还是要追上去，送几句跨越时空的劝说：你们不管多么幸运，也要紧紧地抓住一切障碍、祸殃、愤怒、沮丧，细细调理，那是最凝练的人生课本。
其实，谁也无法担保自己的幸运。我相信，人类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难题和麻烦，当代青年的人生极有可能比所有的前辈都更加危殆。因此，必须尽早投入修行，这会使自己在面对种种不测时比较从容，也会给他人带来安慰。
因此，修行，是在预习。
既然这样，我就有信心说说自己在灾难岁月中的种种作为了。正是那些作为，决定了我后来被大家熟悉的那么多年。
二
“文革”的前五年，我是在惊慌、抗争、救父、葬叔、饥饿、苦役中度过的。如前所述，我对气势汹汹的外力，也在这五年中经历了从畏视到平视、逼视、透视、轻视、俯视的“视觉转换”，发现了掌权者的虚弱，并决定采取行动。
五年之后的一九七一年，采取行动的时间到了。林彪事件之后，中央已经在着手修补灾难所造成的损害，例如布置全国复课。“文革派”在危局中还在硬撑，但我已凭着正觉看到了历史的手指。
于是我站立起来，做了几件比较勇敢的事。边做，边看自己。
满意了，点头，再做一件。
这些事，有的以前谈到过，没有必要重复。我在这里只想从修行的角度说明，如果要在行动中提高自己的心性，就应该在事先检测“道义度”和“危险度”。这两者常常连在一起，为了天地大道，越是危险越要做，那就是在修行了。但是，为了避免行动夭折，又应该检测“安全度”。如果完全没有，那只是扑火，而不是修行。在检测了“道义度”、“危险度”、“安全度”之后，还要记录后果，以供今后修行需要。
那就让我把自己在当时所采取的行动回忆一下吧，供今天的年轻人参考。
第一件，《朝霞》事件。
这件事的梗概大家都知道：上海造反派“工总司”，指上海一家蹩脚杂志《朝霞》上有一篇小说有影射“工总司”之嫌，便派人到编辑部贴满威胁标语，说如果不彻底认罪便来“踏平”和“血洗”。原先的主管人员和主管部门都吓得不敢露面，我却召集大量工农作者在编辑部门口举办文学讲座，由我自己主讲，来阻止暴力，或见证暴力。
对于这个行动，我事先作了以下几项检测——
道义度检测：
我反对暴力，更反对威胁文人和文字的暴力。尤其当这种暴力以权力为背景，我更加厌恶。所以站在第一线以身体阻挡，是我咬牙承担的道义行为。
而且，这个“工总司”，正恰是关押我父亲的机构，我为了父亲的事多次去找过他们，他们都不予理睬，现在被我挡在道上了。因此，这事又与我全家的郁愤有关。
危险度检测：
他们明确亮出身份表明自己的后台，因此我与他们直接对峙，危险程度无与伦比。
照理，这家杂志的主管是一个女士，背景是当时称为“写作组系统”的全市文化主管机构，应该有所抵挡，却在第一时间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一旦发生暴力，我得不到任何帮助。
更严重的是，按照当时的习惯，我一旦受到冲击，他们立即就会查出我父亲是“工总司”的“打倒对象”，我本人又是学院造反派的“批判对象”。把这一切拉在一起，就会变成“罪上加罪”、“黑上加黑”，连我父亲也会更加遭殃。
——有这么高的危险度，我照理无法做这件事。但是，凭着基本正见，我脑中出现了一点逆向思维，觉得过度凶恶的事件也会遇到某种制衡。
安全度检测：
直到今天，我对自己那么年轻就凭着逆向思维分析出了做这件事情的“可行性”，还是深深佩服。我当时想，虽然这些人背景深，后台硬，但他们的后台已经不太可能有心思来惩处上海这件小事了。如果放任徒众胡为，过去可以，现在倒是要检点了。
何况，事件的起点，并无实证，只是说那家杂志有“影射嫌疑”。这在“文革”初期可以无限上纲，而此时造反势头已过，不流行“打砸抢”了。
再说到我，我与那篇小说没有关系，与这个杂志没有关系，举办文学讲座也只讲《红楼梦》和鲁迅小说，要抓辫子不太容易。
有了这几条，是否能让我局部避险？
后果检测：
这件事的发展正如我的分析，对峙了三个月就收手了。那位当初不知逃到哪里去了的女士又回来“主管”了，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甚至也没有对我有半句感谢。我便立即离开，回到父亲的病床边。这事唯一的正面效果，是我尝试了如何为内心的道义而行动，还学会了如何在危险中进行冷静分析。
第二件，“样板戏”事件。
“样板戏”全称“革命样板戏”，一共八个，是“文革”的文化旗号。等到一九七一年大学开始复课，需要教材，几乎所有文科的教材都少不了“样板戏”。我所在的学院以戏剧为专业，复课时当然更会把“样板戏”奉为各系课堂上的霸主。但是，由于我与掌权的工人、军人进行了几年的“计谋性斡旋”，这个学院直到“文革”结束，居然没有任何一个科系把“样板戏”作为教材。
道义度检测：
很多当代年轻人观看“样板戏”，可能只会觉得那是一些宣传气息很浓的戏剧，唱腔和表演都还不错，不至于有强烈反感。但在当时，这几个戏是“文革”冠以“文化”之名的依据，因此也是一切社会灾难的轴心。那些年，全国城乡间的高音喇叭都在日夜反复播送着“样板戏”，而那些曲调、唱腔，都与皮鞭、吆喝粘连在一起。因此，直到灾难过去之后的很多年，有不少老人一听到“样板戏”的音调仍会浑身颤抖，例如巴金老人和我的父亲就是这样。总之，在那一代人心目中，对“样板戏”的态度远远超出了文艺范畴。
就文艺范畴而论，我这样一个主张艺术自由、文化包容的人，并不反对“左”派文艺存世一角。但是，“样板戏”让我看到了“左”派文艺一旦走向极端，就会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即便是精致的艺术手段，也成了丑陋的装饰。我由此产生了一种专业性耻辱，觉得必须以一些行动，哪怕是危险而无效的行动，来对自己选择的专业作一个交代。
危险度检测：
从“文革”开始以来，围绕着“样板戏”而形成的检举揭发队伍已经壮大，他们监视四周，每发必中。例如，上海郊区一个农民故事员为了“政治正确”而在茶馆讲述“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故事，被人揭发讲述内容与剧本有一点出入，便上纲上线为“歪曲样板戏”；上海资深的戏剧史专家徐扶明教授只是平静地评论说，“样板戏”中《红灯记》不错，《海港》差一点，被一个姓曾的编剧揭发，关进了监狱；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在看完“样板戏”《沙家浜》后随口说这个戏后半部分“太长，有点闷”，也被同事揭发，遭轮番批斗……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我若有行动，被揭发的几率很高。
安全度检测：
做这事是否还有安全度？我判断，安全度恰恰是从危险度直接转化而来。试想，既然讲“样板戏”故事有点出入就会蒙受杀身之祸，那么，放到课堂上讲也会有很大的风险。当时报刊上经常报道一些学校把“样板戏”引入课堂后被教师“随意歪曲”的事件作为儆示，而且每一个事件都要由学校的领导承担政治责任。于是，我发动身边的青年教师把这些报道收集起来，郑重地送给掌权的工人和军人，这可把他们吓着了。他们对“样板戏”进入课堂产生了担忧，但课还是要开的，用什么教材呢？他们找我们几个青年教师讨论，我就灵机一动提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当时正好在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我就介绍了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高度评价，主张把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为课堂教材。
这对掌权的工人和军人是一大解脱。因为有了上面的号召和马克思作为靠山，牌子比“样板戏”硬得多，又可以不碰烫手山芋了。他们为了替自己壮胆，便在大会上宣讲了“马克思论莎先生”的相关材料，难以反驳。不难想象，当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们知道可以在课堂上讲授莎士比亚而不是“样板戏”的时候，是多么兴奋。他们听说这是我的功劳，纷纷给我竖大拇指。
后果检测：
安全的警讯出现在一九七五年下半年之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学院里一个最“左”的“系总支书记”把“莎士比亚强闯课堂”当做一个恶性事件。但对他不利的是，多数教师都参与了莎士比亚的课程，而他又始终不敢把马克思与“右倾翻案风”连在一起。因此，没有闹出太多的花样。
这件事的几年之后，中国发生了巨大转折。再过十年，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在北京和上海两地隆重举办，我被公推为“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学术委员会主席”。照理，当时中国还有几十位早年从英国留学回来的莎士比亚专家健在，都年高资深，应该由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来担任，但大家还是公推了我。唯一的理由，是我在黑暗年月用那一点点小计谋拉住了莎士比亚，挤走了“样板戏”。
第三件，《世界戏剧学》事件。
在特殊年月让莎士比亚进课堂，只是片段取用，而大学的课程则应该系统和完整。于是，我进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修行过程，即以一人之力，开始编写规模巨大的教材《世界戏剧学》。
这件事，有十万个“不可能”，只有一丝极弱的“可能”。但是，我让那一丝“可能”排除了十万个“不可能”。由于实在匪夷所思，我在《世界戏剧学》的再版序言中回忆了整个写作过程，就不在这里重复了。但在那篇序言中没有说的是，一个人如果想把一件几乎不可能做成的好事做成，那么，通过修行放下一切担忧，是最佳门径。
道义度检测：
这里所说的“道义度”，是指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文化道义。中国文化为什么在明代之后不断衰朽？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条是“自我固化”。因此，我要做的，是从戏剧领域开始，启迪国人放眼全球。
历来也曾经有过一些中国学者在黑暗的浊世中完成某些超越环境的思维，但是那种思维大多是深奥的、小众的，很难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而我现在要写的书，则必须具有当代冲击力而被广大读者欢迎。我的这个目标，道义责任十分沉重。因为当时并不能预测“文革”的结束，全部笔墨都准备承受一次次“大批判”。
危险度和安全度检测：
这件事包含的危险，是根本性的，因此也是长远的。
最大的危险，在于精神格局。我写这部厚厚的书，从头至尾都没有用国内流行的意识形态来批评世界各国的戏剧学。理由是，这些学问中我们以前约略听到过的，只占百分之五左右，其余百分之九十五的内容，中国文化界连听也没有听到过，哪有资格来说三道四？我写作此书的基本态度，是惊喜地介绍，端肃地滤析，恭敬地赞美。这种态度，使这部书即便在“文革”结束之后那么多年，也屡屡成为“美化西方文化的典型”而饱受非议。
另一种危险属于操作层面，我曾在该书序言中详细说过。这部书的资料基础，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完整地翻译成中文。写到的国家那么多，历史那么长，而我的外文并不好，这就让每一步都密布着学术危险。
还有出版的危险。这样一部书，全国文化界找不到审稿者，找到了也不敢签字批准，这还能出版吗？
——但是，我必须赶紧说：一切危险都奇迹般地排除了。正是这种“奇迹般”的体验，让我更坚定地相信了正念的力量。
星云大师告诉我：修行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奇迹”，往往被看作“神迹”，并由此产生一系列迷信。其实，只要心念庄严，念力集中，就会有很多“助念”的正能量从四处产生，好像处处都得机缘，处处迎刃而解。
写《世界戏剧学》这部书，我算得上“心念庄严”，“念力集中”。因此，一系列“奇迹”也就随之而来。
例如，我刚刚下决心编写这部书才一个月，最熟识的图书馆管理员蔡先生就分到了外文书库的钥匙。
例如，那天我有两条英语的定理翻不准确，抄下来塞在口袋里，不知与谁讨论，却在二十路无轨电车的静安寺站遇到了我早年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他的英语比汉语还好。我猛然想到，原来可以请这位熟识的老专家帮助。
例如，上海戏剧学院外文书库所藏的相关书籍渐渐不够用了，我正坐立不安，突然接到通知，学院的掌权者派我到复旦大学去参加一个教材编写组。编教材的事，我分配到的任务很少，不到三天就做完了，而复旦大学图书馆中的外文书籍便成了我的目标。
例如，这书终于在“文革”之后写完，却正如前面所说，遇到了出版的障碍。其实，即便不考虑书的内容，只说当时中国“百废待兴”又非常贫困，又怎么可能大手大脚地出版一部六十八万字之巨，肯定不可能畅销的学术著作？对此，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在摇头，只有我不担心、不争取、不苦恼，因为我相信正念的力量一定会延续。果然，德高望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丁景唐先生没有让手下的部门进行讨论和争辩，自己签字交付出版。出版后，很快在全国文化界、学术界引起不小的轰动。
这么多“例如”证明：在“几乎不可能”中要“心想事成”，关键在于心。如果在一件事上把内心修炼得庄严而强大，那就常常会逢凶化吉。因为这时，心力，已经成为天力。
后果检测：
此事的后果，远超预期。
《世界戏剧学》出版后很快就获全国学术大奖。在作为教材使用十年之后，又获国家文化部颁“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全国获此奖的只有两人）。更令人惊讶的是，此书出版至今三十余年，仍是国内这一重大学科的唯一权威教材，没有第二本教材替代或并立。直到最近两年，仍有三家不同的出版社先后再版此书。
为此我曾在一次演讲中对当代青年开玩笑：你们追求的“彪悍”，多半是一种表演。四十年前一个与你们现在同龄的年轻人身处家破人亡的灾难中却偷偷写出一部通论世界文化的庞大著作，直到今天仍然独步九州，这才算“彪悍”呢！
从这件事，我对天地、人间、自己，都产生了某种乐观。
三
具体事情可以惊喜，但对于前面所说的全部抗争，整体后果却令人长叹。
比如，第二件事，用莎士比亚的作品来取代“样板戏”，短期是成功了，长期却失败了。由于后起的大量极“左”作品在质量上还比不上那几个戏，因此有人甚至主张重新打造当代的“样板戏”。由此可见，我当年的抗争，无论是对文化还是对历史，几乎没有意义。
第三件事，也就是我冒险编写教材《世界戏剧学》。虽然这部教材在灾难后频频得奖，但是文化界一些极“左”派却一直在批判我的“文革写作”，也就是这部书。他们在批判时从来不提内容，而只想要否定“编教材”这件事。为什么要否定“编教材”？一查便知，他们本来就是鼓动“毁校废学”的那批人。
我在叙述这些往事时已经表明，世间一切让我们害怕的事情，其实并不可怕。害怕，只是制造“大惑”的人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心惑”。只要“心惑”一破，种种“大惑”都有可能对付。
同时我还表明，破解“心惑”，关键在于守住不受污染的正觉，然后“心念庄严”、“念力集中”，让“心力”与“天力”呼应，在几乎无望中创造出奇迹。
说过了“文革”十年的破惑经历，接下来要讲讲“文革”之后的四十年了。四十年比十年，时间是整整四倍，而遇到的惑，则又远远高出这个倍数。因此，修行之路，更是风雨无限，话题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