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第一次见到奥利弗·瑞恩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他更为人熟知的一个名字，叫作文森特·达克斯。我一直通过媒体关注着他成功的事业，可有关他去年11月的野蛮行径的新闻着实让人很吃惊。报道中说艾丽斯可能永远无法康复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1年，那时我们都还是都柏林大学的学生。我们都在研读艺术学位，都修了法语和英语专业。我最喜欢研究奥利弗这种男孩了，就是那种漂亮得像诗一般的类型。当然照理讲我本该整天打量班里那些女孩才是，不过我跟一般人是不同的。
奥利弗通常都是独来独往，不过他在法语课上曾坐在我后面，我们时不时会分享一下笔记。一直到第二学年末我才真正算是跟他认识了。对于奥利弗这个人，我只能够了解到一点点皮毛。印象中他从来没有谈起过自己的家人。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知道他有没有兄弟姐妹。虽然新闻上铺天盖地都是他的消息，但令人惊讶的是关于他个人背景的信息仍旧少得可怜。他从没邀请过我们任何人去他家，而且他浑身散发着一种禁止探询他私生活的气息。奥利弗真的很神秘，显然这是种令人着迷的特质，再加上他出众的样貌和无可挑剔的举止，着实让他获得了不少年轻女士的青睐，我妹妹劳拉也是其中一个。
劳拉是她那个年级的明星，她不仅在学业上颇具天赋，还有一种西爱尔兰风情的野性美，我都只能生活在她的阴影之下。劳拉继承了妈妈的美貌，妈妈来自盛产黑发美人的西科克郡，那里的人基因中融入了西班牙裔的血脉。而我则沿袭了父亲这边莱伊什郡人的长相。他家里上几辈都是农民，而且是种土豆的。如果像人们说的，人是吃什么像什么，那我们家男性这一方长得实在是太像土豆了：皮肤苍白、一脸麻子，五官也不怎么端正。大家都非常喜欢劳拉。
奥利弗跟着劳拉去我父母家吃过几次饭。我妈妈喜欢他喜欢到劳拉都有些不高兴了，可劳拉也被爱冲昏了头脑，不过她倒是把自己的爱意隐藏得很好，过了很久之后才终于倾倒在奥利弗的魅力之下。奥利弗和劳拉他们那一伙人很喜欢去酒吧，也爱去我家在威克洛的度假屋玩。她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快乐，我都有些嫉妒了。
我始终没弄明白劳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然，现在想问她也问不着了。显然奥利弗也跟我们一样震惊。我们一直没弄清个中究竟。我现在还时常想到她，想到当时可能发生的事。她和奥利弗只交往了大概五个月的时间，直到我们在波尔多辛苦劳作的那个糟糕的夏天结束。
我记不清当时是谁先提议的了。其实或许就是劳拉提出来的。她说她认识的某个人又认识一个什么人，而在一年的刻苦学习之后，我们所有人都想找机会离开都柏林，离开父母的管束。我们打算去法国种一片葡萄园。其他人有的要去德国的罐头工厂，还有的去了伦敦的建筑工地。但我们的脑子已经完全被葡萄园这个提议给占据了，因为那意味着可以有途径弄到便宜的酒。在到那儿之前我们丝毫没有考虑过这个工作的艰苦程度。奥利弗立刻报了名，这让劳拉非常高兴。我们提供劳动，待遇是免费食宿和一点微薄的工资。这听起来很简单，我们也成功地说服了父母，说这工作是个学习法国语言和文化的好机会，他们应该鼓励而不是反对。
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是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开始的几个星期还挺让人兴奋的。我们要耕种的几亩地一边是桃园，一边是橄榄园，不远处美丽的山谷里还有一座筑有围墙的城堡，那儿距离波尔多市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经营这所房子和这片庄园的是薇洛妮克夫人，一个快四十岁的寡妇。家庭成员有她六岁的儿子，一个名叫让·吕克的可爱的小男孩，和她年迈的父亲戴格斯先生。戴格斯先生和让·吕克形影不离。他们总是手牵手四处走动，时不时驻足欣赏一下花朵或是树木，老人会朝着男孩弯下腰，他粗糙的手掌握着他的小手，时不时会不由自主地抖动几下，他们会偷偷说几句悄悄话，然后一起大笑起来。也说不清他们俩究竟是谁牵着谁。
这片庄园在戴格斯家族手中已经经营了好几代，但它在战争时期曾经被纳粹占据过，整个家族都被驱逐了。从前的葡萄园被破坏殆尽，整个村子的生计也断了。城堡中值钱的东西都已被洗劫一空，但仍无损它的庄严雄伟。有传言说戴格斯先生曾经参加过抵抗运动[2]，还曾在露台台阶下方巨大的地窖里指挥过好几次破坏行动。我也不知道这些是真是假，可想到那些穿着长靴的纳粹分子像大鹅一样踱着步子在房子里来回走动，而那些行动就在距他们几层楼之深的脚底下紧密筹划着，实在是让人开心。故事还有许多其他版本：据说戴格斯先生在秘密护送一家犹太人出村子的时候被抓住了，然后遭到了严刑拷打。但询问当时的情况是不明智也不合适的。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而那里的人们都宁愿忘却那段过去。
庄园里只有几个仆人，但也有几个劳工住在那里，他们看样子无论什么活儿都愿意干。我发现所有的邻居都对这个高贵的家族充满了感激。这样的没落贵族家庭，当时在爱尔兰已经屡见不鲜了。
我们住的地方位于露台下方，是专为种植季支起的一顶顶帐篷一样的宿舍，抬头就能看见雄伟的戴格斯城堡。我们跟其他工人一起在户外公共长桌上用餐。这些本地的农场工人是一群有活力的年轻人，来自附近的克洛尚村和周边地区。他们真是一群快乐的人。
那年夏天，那里还有一些来自南非的劳工。我之前从没跟黑人说过话，而且在爱尔兰连见都很难见到，但那些黑人小伙子完全不跟我们来往。我抱着交朋友的态度试着跟他们搭讪，可他们却盯着地，一副很害怕的样子。我得承认，这让我更感兴趣了。我们想过为什么这些黑人兄弟不像我们和他们的白人经纪人一样住在这里。我没搞懂为什么，不过我估计他们的年龄应该比我们还小。虽然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爱尔兰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学生集会，但我从未真正感受过种族隔离的丑恶。我听说他们是被送来学习如何种植葡萄并带回去一些葡萄苗的，显然这里的气候与南非的西开普省很相似。我很想多了解一些关于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生活境遇的情况，可他们只能说一点点法语，英语几乎完全不会，而在那个年代，主动询问这方面的问题又实在太不礼貌了。他们那个白人经纪人名叫约斯特，是个十足的蠢货。他自己又笨又懒什么也学不会，就把他们带到法国来学习如何种植葡萄。他什么活儿也不干，整天只知道喝酒，然后对着他们大喊大叫发号施令，他们一旦犯错就会遭到他的殴打。他一个劲地想跟我们拉拢关系，总开一些粗鄙的玩笑来嘲笑他那些同胞的肤色，笑他们愚蠢。从前的法国曾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隔离和迫害冷眼旁观，那耻辱的一页至今还没有翻过，当地的法国人自然不会再允许那样的历史重演。大家都向薇洛妮克夫人发出了抗议，最后她迫于压力只好把他们都打发走了。
那里的住宿条件很简陋：宿舍男女各一间，房间尽头分别配了一个水龙头和一个蹲便坑。这种条件换了现在的我们肯定是无法接受的，可毕竟当年还年轻，没那么高的要求，那时我们甚至还觉得这挺有异域特色的。
每天的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后来我们就慢慢习惯了，其实到了6月下旬葡萄园这边就没有多少活儿可以干了，于是我们挪到了桃园和橄榄园那边，那里的工作相对轻松一些。第一个月里我一直在给葡萄藤锄草，把覆盖在两株葡萄之间土壤上的那些苜蓿、杂草和野麦之类的全都清理掉。6月初的时候，这些野草的生长速度实在惊人，一天甚至能长上一两英寸，但听夫人说，早春时节它们的蔓延速度还会更快。奥利弗和劳拉被安排到另一队里去执行修枝的重任，要把葡萄主干上发出来的细小侧枝给修剪掉，另外也要选择性地对树梢的分支进行修剪。那一株株葡萄树像生病的孩子一样被精心照料着，不仅要时常关心、照看、给予营养，还要顺着它们的脾气，让它们得以舒心地长大，直到硕果挂满藤蔓。
老实说，我们的确一点都没有浪费每天工作之后免费喝酒的机会，时常是到了凌晨才烂醉如泥地钻上床。有时候，甚至都来不及爬到自己的床上，随便摸到哪张床就倒头睡着了。真是令人陶醉的日子。
然而，我知道我得想办法解决自己身上的那个问题。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甩掉自己的处男之身。我想这样就能治好我的毛病了。跟那帮臭小子共住一个宿舍实在让人受不了。
奥利弗的法语口语比我和劳拉要好得多，他常代表我们去跟薇洛妮克夫人协商。正因如此，戴格斯老先生开始对奥利弗产生了兴趣。他会问奥利弗一些植物和花朵的英文名称，而奥利弗会热情地帮他翻译。没过多久，奥利弗就升职了。他待在城堡里戴格斯先生书房的时间越来越多。最后，戴格斯先生正式聘请奥利弗做翻译，帮他研究一些他私人藏品里面的老地图。那家伙真走运。葡萄园的工作很辛苦，奥利弗虽然没有搬出宿舍，但也不用再到地里干活儿了。记得劳拉为这件事还有些不高兴。我偶尔从湖边偷偷监视他，会看到他和戴格斯先生坐在露台上，旁边放着一壶酒，有时还会看见他在跟调皮的让·吕克玩某种疯狂的游戏。他们的笑闹声会在房子里甚至是整个山谷中回荡。奥利弗就像是这一老一小之间曾经缺失的那一条纽带。我发现他和他们相处起来非常融洽。晚上奥利弗回到宿舍时，整个人都变了，不知能不能说是更满足，但至少是更快乐。奥利弗跟那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多，嫉妒的不只是劳拉，我也一样。他变得跟我们越来越不同，却跟他们越来越相像，这样的变化我不喜欢。直觉上，我知道奥利弗是永远不可能爱我的，可至少在他跟劳拉交往的时候，我还能有理由待在他身边，待在他的朋友圈子里。可现在，他已经跟我们越走越远了。他每天回来，都会带着一肚子关于让·吕克的趣事，包括他说了什么，还有他们一起玩的什么新游戏。有一次奥利弗甚至说，如果有一天他有了儿子，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像让·吕克一样。我听了，淡淡地回答他说，戴格斯先生也能扮演好父亲的角色，可奥利弗对着我怒视两秒之后转身就走了。无论奥利弗家的亲子关系究竟是个什么状况，显然都是他的痛处。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个暴力的人，但看他当时那个样子，他是真的想揍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