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以及花籽儿
拉开老抽屉，我闻到一股不喜欢的去痛片的味道。那些比姥姥的头发还白的圆形小药片，都还包在塑料皮里，怎么会有那么重的味道呢？但就是这样的，姥姥的抽屉里满是秘密。焦黄的灯泡，光线已经很微弱了，白嫩的手指在幽深的抽屉里拨来翻去，一条头拢子浮了上来，稀稀软软的齿上，衔着几根白发。头拢子下面压着一方绒布眼镜盒，是褶子很粗很深的那种棕色绒布，不用打开也知道，就是那副黑框厚片的老花镜。抽屉一截一截地往外拽，滑道底下渗出生涩的摩擦声，像在抗议我背着熟睡的姥姥惊动了她很少拉开的往事。可这些东西都是很寻常的呀，若说有些神秘的，也就是一方木质的针线盒了，狭长狭长的，覆着一块薄薄的盖子。抽拉开，针头线脑一大堆，羊毛一样又白又软的线团铺在最下面，已经不那么白了。其实我最喜欢里面的一枚铜色顶针，那时总把它当戒指，以为是很贵重的传家宝，不敢拿不敢戴的；还有一些散落的一两分的硬币和从没见过的粮票，夹带着几张联体老邮票。
我有些怅然，手指胡乱地拨动着。一个白纸包滚了上来，鼓囊囊的，包得很严实，翻动中已经被针柄划出了裂纹。一定是姥姥最要命的宝贝！我忍不住了。姥姥的呼吸仍然很重，纸包每暴露一分，纸片的脆响就大一分，我的手有些吃不住劲了。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惝恍之间，几粒小黑球已经滚落在我卑小的手掌上。
焦黑的皮儿已经干枯，脆生生地张着口，黄晕的灯下，滑顺的表皮还是泛出了几分光泽。那一团小黑球的样式不大一样，有的大些，圆些，像黑加仑；有的小些，扁些，也不像什么。我并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何物，只是又慎重地包好，忐忑地藏在匣子里。后来偷偷去问二姨才知，那是姥姥藏了多年的花籽儿。
当年在三姓街大院，老回回都好养花，姥姥养的花与她的人一样出名。老尹家小院，门前一领泥土，被姥姥栽下密密层层的紫丁香、夜来香、爬山虎，花枝颤颤巍巍地伸出院外，姥姥通身发着香气。路过的外人谁也想不到，这户盛开在花香里的回民，家里发生着怎样的变故。1957年，姥爷因被人陷害猝然无常，三十七岁的姥姥一手拉起五个满地乱跑的孩子，辗转几家回民饭店打工。掺菜窝窝头带到柜上偷偷吃，把发下来的伙食馒头夹在衣襟里，给孩子带回来。街坊都劝她找一个吧，刚强的姥姥说，哪个后爸不给气受呢，不找！灾年过去，姥姥才重重地叹了口气，放软话说，为主的啊，再有一年就挺不住了。就是在这样的光阴里，姥姥把她的一院花草调养得比谁家都精神。花园在姥姥脚下是一个没有忧愁的天堂。
老院动迁后，姥姥搬进楼房，花园没了，花还是得养，仅有的三个窗台挤满郁郁葱葱的君子兰、月季、吊兰、令箭荷花，姥姥瞅哪一盆都像看自己孩子那样眉开眼笑。那时五六岁的我与姥姥住在一起，我总想不明白，她的头发已经白花花，身子又干又小，咋有那么大的劲头，隔三岔五就把所有的花从窗台一盆盆搬到卫生间，用青绿色的小喷壶，浇着早就困好的水。姥姥苛求她的花，芯蕊永远是鲜润的，叶子永远是发亮的，陶盆永远是清洁的。
抽屉里的那包花籽儿，留在姥姥手里，也就十分寻常，说不准什么时候又寻个盆盆，挤个地方栽出新花样来。可是，1992年的姥姥突患脑血栓，她为何还要留着这些花籽儿呢？她已是一个连床都下不来的病人了。
那以后，卫生间里再也没有花仙子集结优雅的合唱，窗台上的葱郁渐渐褪去几分亮泽，再后来，所有的花都蔫下头去，无奈只好由二姨抱走，救花一命，只有一株岁数最老的君子兰，日夜陪伴在姥姥身后。还记得二年级的第一篇作文让写植物，我便写了这盆君子兰，还得了头名。那是一株很粗壮的君子兰，宽大的叶片上叶脉凸起，肥厚得像是芦荟，结出的花朵是喇叭状的，围簇成一大捧，高低错落，好像是谁插上去的。姥姥的小屋里，只剩这一盆活物了，她就总是在静坐中，艰难地回头望一会儿；躺在床上，脸也总是侧向窗口的一抹橘红。这花肯定通了人性，大家都以为败了就不会开，可它不多久又顽强地冒出新的骨朵，仿佛是特为开给老主人，换得知义的一笑。
姥姥在床上瘫痪了整整十六年，人们说是真主给的奇迹。姥姥归真的那个冬天，这盆君子兰竟也悄然萎去。我为姥姥捧起的那么多祷告词中，也有一句留给了花。
老字典
丫头家的，会认个名、写个家信就够了。
这话是姥姥的父亲说的。姥姥在家里是大姑娘，下边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她哭了一夜，还是从学堂里结束了仅仅一年的初小，变成了自家伙计。一年初小，够干什么呢，字也是识不了几个的，但姥姥一辈子啃下来的大部头，我至今还有许多未曾碰过。是怎么读下来的呢？唉，不是读的，是守着一本老字典，一个字一个字查下来的！
母亲插队下乡时，她的发小、回民曹家六姐怕尹娘想闺女伤心，常来家里陪姥姥唠嗑。去年我专门问了这位曹六姨，你们娘俩唠的都是些啥，答说唠的是《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中国的书就更多，四大名著先不必提，《隋唐演义》《小八义》《岳飞传》……能找到的大书，姥姥全啃了下来。小时候电视上常有评书，田连元连丽如一拍惊堂木，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就急得抓耳挠腮。姥姥在床上坐着，稳如泰山，不紧不慢地接续道来，下次打开电视一听，跟书家讲的一样。我冒出涔涔冷汗，心忖一介劳动妇女，怎会知晓如此之多！母亲却笑了，说这算什么，我们小时候，你姥姥讲得比这精彩多了！
月光照进三姓街大院，姥姥一身疲惫进了家门。越穷越懂事的孩子们，这个抢着拿拖鞋，那个把热饭端上桌。饭是填补的汤水，没有一次吃得饱，一到八九点，孩子们的肚子又是空荡荡，却憋着不吭声。姥姥那时候就最爱讲故事，往炕上一坐，腿一盘，美美呷上一口花茶，架势就算摆好了。一堆娃娃早就在小炕桌前围了个半弧，连同街坊家赶来的铁杆粉丝，全都托着下巴瞪大了眼，听这个仅有一年文化的女子，一章一节地讲着关羽的麦城、林冲的沧州、岳飞的金牌、黛玉的葬花，也会讲起关里的掌故、闯关东的辛酸、回民的情分、教门的约定，直讲得花朵展开身子，夏虫停止争吵，蜡烛流出泪滴，星群放出光芒。孩子听得入了迷，忘却了原本难拒的饥馑，姥姥看了看表，便像天方夜谭的故事王一样戛然而止，宣布熄灯。就在孩子们带着满足与期待坠入梦乡时，刚才还讲得声情并茂的姥姥，却常常在深夜坐起，为明日的粮食愁容洗面，望天长叹。那揪心的夜半叹息，偷偷醒过的孩子都记得。
大家公认，五个儿女，五个弟妹，虽都算得上精明强干的好脑力，但没有一个超过姥姥。她对字典里学来的每一个汉字充满了宗教般的感情，读点什么都能牢牢记住，再有滋有味、有章有法地讲出来。她是这个国度由字典教出的最卓越的学生，是这个家族最诗意的劳动者。
孩子们眼瞅着长起来了，光景亮堂了，姥姥却不再兴致盎然地讲故事。在我与她同住的那几年，除了求她补叙的评书，她自己是从不主动讲些什么的。她似乎寂寥了起来，总是望着屋子的某一个角落出神，目光里停泊着旷远的忧伤。磨砂玻璃的书柜里，书已经不多，包的书皮破旧了，落满浮灰。有几本《水浒传》之类的老书，一本青绿色封面的《古兰经》，还有两本她给我六岁生日买的童话书《狗熊种瓜》和《青蛙智斗老虎》。姥姥站不起来，够不到，这些书再没翻过。偶尔捧起一张《新晚报》，一个人戴着黑框花镜，嘴角微略动着，也听不清在沉吟些什么。那本纸页焦黄的老字典依旧抱着一肚子的繁体字，守在她的手旁。
老茶杯与好吃的
桌上有一只旧茶杯，青壳白底，杯身凸刻着竹枝纹样，杯壁里涂了一层斑斑驳驳洗不掉的茶垢，仿佛不使茶叶，干倒些白水进去，也能冒出香味来。关里家来的老辈回民嗜茶如命，却心粗得没有什么讲究，不像富贵人家求一个龙井普洱之类的品位，也不像西北盖碗茶里加进那么多配料——简单便宜的茉莉花茶，一辈子不想换。姥姥就用这只老茶杯，喝着茶起床，喝着茶劳动，喝着茶歇脚。她把茶叶末当成家中最贵重的珍藏，总藏在柜子的最高一层，不舍得喝，实在想了就摸出来凑近嗅着，闭了眼睛陶醉着，沉吟一声：“真香啊。”又原封不动地送回去。
想起姥姥的一生，母亲最遗憾的就是，老太太一辈子没去过北京。她上知金銮殿，下晓大观园，谈国宝如数家珍，说文史胜似鸿儒，她若去故宫转转，一间间殿堂一件件藏品，准能对上号。可没去成，总觉得日子还长；谁知是一个不能走路的病。腿好的时候，有一次赶上父亲出差，能带母亲去，母亲就琢磨让姥姥也去。姥姥最不愿给人添麻烦，思来想去，推辞了几回；好容易松了口，又忽然想起了什么，怎么劝也不去了。这理由是什么？听来可笑又心酸——她说北京那么大，到哪儿沏茶去呢，喝了茶水又去哪儿解手呢！
姥姥只喝花茶一种，吃上却有不少花样。早先在家炒油茶面，随了姥爷沿街去卖，那主顾多的，长长地排在摊子前，吃了两碗还不想走。姥姥舍得用好料，牛油白面花生芝麻，量只多不减，炒得分寸也恰切。我幼时常吃到姥姥在家炒的油茶面，抓一把满满沏上一碗，水故意兑少些，稠乎乎地冒着甜气，抿一口，小嘴能吧唧老半天。末了，那大瓷碗舔个溜干净，我也变成了十足的小花猫。长大后走南闯北，即便在回民云集的牛街，小吃密布的西安回坊，我也再没有吃过那么香嘴的油茶面了。
从回民饭店离休后，姥姥就总在家做几屉面食，常有枣糕、糖三角和油饼出炉。那块白花花的面板，好像是她弹奏的琴键，好像是作家的键盘，她怎么有那么美好的心思，去琢磨那么丰富的花样啊！有一次，姥姥拿面给我和二舅家的小妹，捏了一堆古灵精怪的小动物，长耳朵的小兔子，眼睛用的是两颗小红豆；小松鼠的眼睛，则改用黑豆；再看那小刺猬背上的尖刺，是用剪刀一根根挑好的，蒸出来就根根直立着，托在手心里，活脱脱在爬动着咬人的手！姥姥做的面食，做到了让人不舍得吃的地步。被窝里导演着森林童话，把玩了一个月，面干得裂了口子、形象破了才罢手。在一个儿童的眼中，这是多么美妙的事啊！
姥姥，姥姥，再给我捏个小松鼠吧！
姥姥，姥姥，再给我捏个刺猬猬吧！
姥姥却捏不出来了。她彻底离开了躬耕一生的炉灶，那名震关东的面食绝活渐渐失传，当年的小顾客如今已知天命，到处都在怀念于师傅的手艺。
老柜子的桌台上，好吃的却从没间断：回民爱吃的桃酥甜点，东北刚刚见到的猕猴桃、芒果、白兰瓜，那都是受过姥姥恩惠的人们，络绎不绝来家探望时买的。姥姥平素最盼母亲去看她，去了没坐一会儿又撵她快走，唯恐我放了学在家没饭吃。临走又总吩咐母亲将桌上的吃食带回许多，不停地叨咕着：都给大伟拿去吧，大伟爱吃这个，大伟爱吃这个……
姥姥做的好吃的，我吃了。别人送姥姥的好吃的，我也吃了。我没赶在姥姥无常前，自己挣钱给她买过什么好吃的。
头拢子
晨曦节制地照进窄窗，在老柜子上投出微明的纹理。姥姥已先于旁人醒了。她一手撑着床，一手拽着另一只小铁床的床头，使笨重的身体缓缓移动。她已学会如何用仅有的两只手发力。她终于艰难地坐了起来，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不声不响。她拉开老抽屉，翻出一条头拢子，别进一头白雪覆盖的头发里，很深入地梳着。姥姥的头发白得很早，我刚记事起，她就是白头发，只不过那时还夹有几分异色，算是花白吧；她一走不了路，头发好像一夜之间就开满梨花，白得彻彻底底，像刚在牛乳中投洗过。那条商店里再也找不到的老式拢子，是用软的铁丝围成的，每次梳完都夹上几根新白发，有的缠绕在齿上，有的在晨光中高高翘起。
姥姥出不了门，但极在意她的面容，尤其是头发，必要梳理得顺顺当当，也不用照镜子，就依了自己的感受，一拢一拢地朝后脑梳着，这是她苏醒以后做的第一桩事。她不知道其实我也醒了，在背后偷偷地看着她，那优雅的梳头的姿势，不像一个病患，却分明如待嫁的少女。她边梳着，边将上身有节奏地微摆起来，钟摆般一左一右地摆着，像一尊丰腴的不倒翁，显然是舒适的，受用的。
每天都有儿女值班，也有客人探望，随时可以来，姥姥绝没有蓬头垢面的时候。她的脸以毛巾涂上香皂，再用清水涤洗，总是白皙透亮，没有斑污。她喜欢穿素净的衣服，浅青的衬衫、灰布褂、靛青裤子、镶着白牙儿的黑布鞋，我闭上眼睛，她的形象就是这样的。姥姥卧床十六年，把清洁看成一种尊严，屋子里清清爽爽，没有一丝病人屋里常有的异味。一位上门打针的女大夫最喜欢来姥姥家，说给这么多人家打针，你家老太太最干净。
姥姥对整洁似乎有一种苛求。比如书，破了皮的必须拿糨糊粘好，我的好些旧画报若不是经她悉心粘补，早就扔了；又如黑白老相片，她一张张搜集好，把小尺寸的粘在一张大纸上，再夹在相簿里；若是吃饭，她更是极谨慎的，唯恐汤汤水水溅到前襟，如有饭粒掉在腿上，马上就捏起来吃下去，她不因病患而糟践自己美的气质，更不糟践一粒米。在她能走路的时候，喜欢归置屋子，有一次把我画的圣斗士当废纸丢了。铅笔随手一画，自己都没有当回事，但六七岁的儿童怎么那么不讲理，那么喜欢欺负老人——像年迈的家仆犯了大罪一般，姥姥躬身赔着不是，劝着哄着，我却不依不饶。我有过那样可恨的时候么？这是母亲讲的。我还是不相信我曾那样对待过我今天想也想不够的姥姥。
那时姥姥多么喜欢水，即使不会游泳，也愿坐在松花江大坝上，看我们下去戏水，她老老实实地看着衣服，在潮湿的江风中凝固成一座雕像。她在饭店做过收款员，坚持认为钱是世上最脏的东西，就没完没了地洗手，离休后仍如此。她在水中洗我的小牛仔服，几乎一两天一洗，因为我实在比别的孩子都容易把衣服穿脏。她干瘦的小手搓不动，就用草根刷子蘸着洗衣粉一下一下地蹭。那是严冬，水正刺骨。时间久了，水蓝色的牛仔服被蹭白了，永远浸染着洗衣粉和姥姥手指的味道。
我大学即将毕业的那个冬天，在太平小寺缭绕的安息香中，女师傅与二姨端起汤瓶壶，为姥姥换水，那是爱水的姥姥最后一次与水相拥。女师傅节制着惊异，出来才悄悄告诉，打整过这么多亡人，这位老人最干净。她赞叹的表情忽然让我想起十几年前常来姥家打针的女大夫，姥姥活着时，人们说她干净；无常了，还有人说她干净。这似乎是一个稀有的评价，但在姥姥朴实的观念中，那只是活着的前提罢了。
桃木手杖
不知是谁买的一根桃木手杖，常年倚在老柜子的旁侧。姥姥从没有拄过它，倒是我常用来当武器，打打杀杀的，最后把那个龙头撅掉了。掉了也就掉了。
像是有意排拒似的，姥姥一辈子没用过拐杖。
我在三姓街上幼儿园，她天天接我送我。路没多远，隔道便是，但一双细嫩的小手时时被爬满了老茧的大手狠狠钳着，过马路时，那双大手就钳得格外紧，把小手钳得很疼，很疼！我曾极不耐烦地总想挣脱那砂纸一样粗糙的大手，自己过那很窄的马路，她专制地决不容许，直到进了院子，怎么疯怎么跑她就不管了。她喜欢看我在阳光和土地中疯跑的样子。喜欢我玩枪，不喜欢我玩娃娃。喜欢我穿着她刚刚洗晒的牛仔服，不喜欢她的孩子邋里邋遢。她允许我把食物分享给伙伴，但禁止我吃别人的一口面包，哪怕他也是回民。她最不能容忍的，是我与生俱来的捡破烂的习惯。有一次我在路边捡起一张土黄色的质地粗糙的纸片，圆圆的，中间镂空着一方小洞。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手工，高扬在手里，看它在风中激烈地抖着。我被姥姥狠狠掴了一掌，哭了，那是我唯一记得的姥姥对我的发怒。她没有告诉我那是死人的钱，没有说过一句对大教人的不敬，只是含蓄地教育我回民不用这个，再不碰它就是了。
上幼儿园时，只有我一个回民，伙食费照交，却只能自己带饭。老师们疼顾我，每天预习食谱，如见次日有素菜，有米粥，就通知不必带饭，凑合吃些，总归是口热饭。偏有一次食谱出了岔子，午饭是我吃不了的东西，没带饭的我远远地躲在角落里不吱声，一位姓魏的老幼师撂下自己的饭盒，领我到幼儿园门外的小卖铺，买了一个面包，一只咸鸭蛋。晚上回家，姥姥问我吃的什么，我支支吾吾说了实情。姥姥逼问，花了多少钱，我说：面包五毛，鸭蛋五毛。姥姥叹了一声，简直是坐立不安，第二天拽着我去找魏老师，死乞白赖地把一块钱塞给人家，说怎么能让老师破费呢，使不得，使不得啊。今天想起姥姥迂腐的样子还有些发笑，可是我们在钱上的敏感与自尊，都随了姥姥。她在吃不上饭的年月，也不低头向人讨半捧米；她有了余裕，可以任邻居来舀一桶油。她的品性在三姓街数十年流传，院里爱嚼舌头的老太太，从天到地骂个遍，没人说过姥姥一个不字。
姥姥走道是极快的，我常常要捯起碎步子来，还跟不上。她的腿一定是练出来的，当年为了省几分车钱，她即使去西大桥上班，也从烟厂走着去！有一阵子，幼儿园门前修路，裂出一道深沟，姥姥每次都像小雀一样轻巧地一跃，再回身把我抱过去。那时我觉得姥姥真厉害，能面不改色，迈过那么大的一条沟。没过两年，我遇了比那还宽的沟，也能轻捷地跳过，而抱过我的人却蜷缩在床上了。
第一次发病，是在厨房投着米，忽地倒下，半边身子不听了使唤。幸亏大舅赶来，送了医院。调养几月，地是能走了，谁知又是一次休克，险些没有醒来。有些病，何必要在粗茶淡饭、手脚勤快的劳动者体内，埋得这么深，来得这么急呢！姥姥的头发一夜之间不剩一丝杂色，像下了一场东北的大雪。她不想得这个病，这病不疼，可她不是怕疼的人；这病没有伤口，可姥姥不怕开刀；这病只是叫人翻不动身下不了地，可姥姥走惯了一辈子硬板路，酸惯了一辈子腿脚，她唯独不甘得这个病；她是坐不住的。
姥姥用了十六年的时间，仍然没有相信，自己要与拐杖发生什么联系！她碰也不碰，看也不看一眼，那根桃木手杖无辜地守候在柜边，比老人还要寂寞。最初患病的几年，姥姥只要两手抓住铁床的床头，就能自己站起来，甚至一步一步挪上几步，手臂是悬起的，什么也不拄。家人生怕她跌倒摔坏了，身旁不离人，可谁也免不了在厨房做个饭，姥姥偏爱在这时挑战一下，有几次竟自己挪到厨房，吓人一身冷汗。我因此还模仿过蹒跚的姥姥，用布鞋擦出重重的、缓缓的声音，嘘声唤着母亲的小名，母亲就从厨房一个箭步冲出来，惊呼妈，妈！得逞的我则仰天大笑。
很快的以后，我便做不成这类把戏，因为姥姥绝不可能自己走出来了。她的手臂松软无力，再也支不起笨重的身体；她腿里的铅灌得很满很满，无法用神经支配。她若很想走走，只能由人搀扶，在小屋里挪动几步。倘是晴好的天气，母亲也会偶尔以轮椅推她出去，在院子里走一走，与晒太阳的老街坊打声招呼，或只是会意地浅笑。最远的两回出行，一次是文化公园，一次是江沿儿。在烧红的夕阳中，轮椅上的姥姥面向江水，眼窝泛起了潮湿。
玻璃吊瓶与药
一只很老的柜子，真的装不下多少东西。除了上面写过的这些，也就没有什么了。硬说还有些什么，也还是可以说一些的，比如点滴的玻璃瓶子，比如越堆越多的药。
可我真不想描写它们了。
我一直恶毒地认为，是这些瓶子和药摧毁着姥姥的信念，而毫不觉得它们在疗救一个衰老的生命。我并不喜欢那个总来打针的女大夫，尽管她打的点滴是为了疏通姥姥的血管，使她不易发病，甚至只收很低的费用；尽管她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显得安静而可靠，甚至一进屋子镜片就蒙上了白霜，很是招笑的模样；尽管她对姥姥那么用心，还总夸老太太干净，甚至顺便把我也夸上，预言这孩子以后准有出息——我仍然古怪地不喜欢她，只要她用针在姥姥的手背上乱扎，只要她带来了药水的气味，我就坚决地不喜欢她。
我坚信，姥姥立誓守寡的五十年、卧床瘫痪的十六年，是什么药物都维持不了的，而是她经霜的胸怀中，装了太多对爱的理解和对生命的眷恋，告诉自己真主给的命要珍惜，不能像姥爷那样，受了磨难便断然轻生。姥姥用八十七年的时光，学会了对磨难的享受和对死亡的冷静。那时母亲总开玩笑说，等大伟娶了媳妇，领来叫姥审查审查，看行不行。姥姥笑也不笑，只说那时早成了骨头棒子。在几次濒危时刻，她也曾因难熬的剧痛，说一句死了拉倒，却一次次艰难地抬起已满是针孔和胶布的手背，即便被护士扎了三针才找准微弱的血管，也咬着发紫的嘴唇，不吵不嚷。她对生的渴望，如花根一样深沉而坚固，即使眼睑已松得绷不起来，无力地低垂着，乌黑的眸子里仍然挣扎地放着微光，使人不忍对视。她的疼痛，始终自己消受，绝不转施于人，即使是护理的阿姨。做好了饭，问她咸不咸，她说不咸；问她淡不淡，说不淡，她贯穿一生缺乏底线的包容使人更生难过。
自我去外地上大学开始，已经很老的姥姥开始更加急剧地枯萎下去。每次去老屋看她，那浑浊的眼神、含糊的口齿和混乱的思维，那完全丧失自理能力近乎植物人的形象，都让我觉得遥远而陌生。她按住遥控器的拨台键就不撒手；她总把抽屉里的硬币倒出来数来数去；来探望的人她谁也不认识，只有当母亲贴着她的耳朵高喊：大伟小时候是谁送他上幼儿园啊？她昏暗的眼里才亮出一点光芒，以游丝般的声音沉吟着：我……然而，你再让她端详眼前这个高大壮硕的大伟，她却仍然认不出来。
那几年，每次看她都抱着最后一面的预感，相对而视时木讷无措，满腹的深情，竟吐不出半个字。每次走都恋恋不舍地多看几眼，又故意不打招呼，怕她听懂了，反添伤感。直到那年年关头里，接到母亲哽咽的电话，从外地赶到姥姥的榻前，见她已昏厥不醒。我又闻到了浓酽的药味，又看到苦黄色的药液重重地坠下来，一滴，又一滴。她不认识我已经好几年了，记忆的心版上一定彻底抹除了我的形容。我走近她，握着那枯萎成花籽儿的冰凉的小手，并未抱任何希望地轻唤了一声“姥”。她的眼睛仍然紧闭着，没有气力睁开，可僵挺的身体忽然颤动了一下，竟长长地撕扯了一声：哎——满屋的人都惊慌地围过来，几天来，孙男娣女全来报了名字，谁喊都不应答，分明只认出我一个！那是她病危中的第一次发声，却是耗尽全力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声。
若干年后一个冬天的清晨，我做了一个梦。
还是在三姓街大院那间狭窄的小屋，还是那方迂腐的老柜子，气息如旧，一切如旧。可是姥姥的身子不再那么笨重，她好像燕子要在阳光中振飞起来一样，两只手臂紧紧地搂着我，就在床边旋转起步子，跳起了舞！我被惊醒了，悲戚沉沉地压在心头。那不是吃了荔枝蜜就能梦到蜜蜂的梦，而是一个铁铮铮的让人思想的梦。我掐指一算，不禁倒吸凉气：2013年2月3日，这是我的姥姥归真整整五周年的日子！主啊，我在北京的嘈杂中忘记了想她，她却想我来了。她的灵魂来到了北京，她梦过却从未来过的城。
我一个人捧起粗大的手掌，孩子一般哭出了声。
2013年2月3日
原载《回族文学》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