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马上会收回心，将目光投放到银幕上，因为我知道，我也不是一个人在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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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平淡的人，周围的人都这么认为。记得儿子刚上高中时在作文里说过这样的话：跟许多过气的人一样，爸爸对日子没有狼子野心，每天所干的都是对昨天的重复，他身上几乎没有故事。时间过得快，现在离儿子说这句话已经有不少年头了。我知道，儿子可能忘了自己的话，但他对我的看法没啥改变。
如今，儿子已到了拎着野心到处晃荡的年龄，而我不仅过气，还一天天往老里走了。有时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这大半辈子的确过得粗糙，既没有攒下可以说得出口的产业，也没能把自己的身份弄得有派头一些。我的所有经历往履历表上一放，只能变成简单的两行，一行是小学教师，一行是报亭店主。小学教师是五十岁以前干的事，到了五十岁，我已拿不出精力去对付一教室的孩子，就提前退了休。我找了份不费心思的活，卖起了报纸和杂志。我整天安静地坐在一间小屋子里，看着周围摆着的报纸杂志被别人一份一份取走。我觉得，过去教书也好，眼下守着报亭也好，都算是跟书本文字打着交道。因为这个，我好歹给自己捡回一点安慰。
不过，再没出息的人也是攒着年头的，有了年头就有了历史。用书上的一句话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收藏着一部自己的历史。有时我坐在报亭里，看着某个路人平静地买走一份报纸或者一份杂志，正常得什么事也没有。可我偏偏想，别看这个人一声不吭，也许心里装着许多事呢，只是不说出来而已。
现在我攒了一大把的年龄，不需要一声不吭了，我愿意把有些话说出来。这些话不是说给儿子或者别的什么人，而是掏给自己听的。我挺乐意对自己说：老昆生呀，你知道你并不像儿子说的那样，身上找不到一点故事的。我还乐意对自己说：老昆生呀，你的事一截一截地接起来，得往前伸出去很远呢。
我的意思是，我的事不大，可也够自己跟自己说上一阵子的。
我想了想，得从三十六年前说起。三十六年前，我揣着二十二岁的年龄，生活在一个叫昆城的镇子里。镇子不小也不大，往街上一走，很难遇到什么稀奇事，容易遇到的倒是一些不认识的熟脸。那时候我在镇子上的一所小学做代课老师，教孩子们认字。每天上午，我得在上课铃声响起之前赶到学校；到了下午，我的脚步会闲下来，松着身子慢慢回家。
我家住在镇子西门外的一个院子里。院子上了点年纪，搁着一堆还算干净的木瓦房，住了十多户人家。因为近着郊区，住在院子里的人物就比较杂，拎开我不算，有做工的，有干农活的，还有当兵的，拿当时好听的话说，工农兵全齐了。
当兵的是大奎。大奎曾是院子里令人头痛的小子，喜欢到处串门蹭东西吃，还喜欢梗着脖子骂人。他初中毕业晃了两年，因为捏着贫农的成分，被送到了部队上。以后遇着过年什么的，都会有人上门跟大奎他爸妈握手，再把“光荣之家”的红纸贴在木门上方。这样过了好几年，突然传来消息说，大奎踩到大运了，提干当了排长。排长显然是个了不起的角色，《奇袭白虎团》里的严伟才是排长，《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也是排长，他们背着驳壳枪，脑袋里尽是智慧。大奎的智慧全扒拉出来，可能还不够他们的零头，但拿别的一比，大奎却多了一样东西，那便是女人。杨子荣、严伟才到电影结束还没娶上媳妇，大奎在一年半前便拿着假条回家迎了亲。
大奎结婚那天是个星期日，院子里摆满了宴桌，大人小孩发出的各种声音停不下来。中午时分，一群姑娘伴着新娘过来了，院子门口响起鞭炮，又燃起一堆稻草。按着习俗，新娘从稻火上跨过，算是踏进了红火的日子。然后新娘往空中撒了两把糖果、花生，那些糖果、花生落下来，引得孩子们在地上扑来扑去，闹成一团。在新娘就要走进新房时，她的衣角被一个小孩紧紧攥住了。那小孩挺小，没抢到地上的吃物比较苦恼。新娘回过脸轻轻笑一下，再次往空中扬了一把，又弯了身子把两颗糖果塞到那小孩手里。
我得承认，新娘的回脸一笑让我心里多跳了几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若梅。很多年过去，每回我去想若梅时，第一个抢着跳出的总是这个镜头。那天她穿着粉红色的袄衣，脸上也是粉红色的。就在这粉红色中，她咧嘴轻轻乐了一下。
结过婚，大奎在家没待几天，又回了部队。新娘新郎有啥话没说够，只能在信纸上说了。接下来的日子，若梅除了学着如何跟公公婆婆相处外，常做的一件要紧事便是琢磨写信。看得出来，若梅是个念过几年书还喜欢讲究的人，她很想把信写好，或者说，她很想把日常话变成好听的词句放到信纸上。这样一来，隔上几天若梅就会走到我跟前，拿一些疑难的词来问我。
若梅看中我，不是因为我有啥学问。我的学问全掏出来赶在一起，也就是一小堆。我跟别人不同的是，我有一张纸物，就是镇图书馆的借书证。过个十天半月，我会从图书馆借回两本书来看。我说的书是小说，《金光大道》《大刀记》《矿山风云》什么的。那会儿我家人丁多，屋子不够用，我的睡床被升到了楼阁上。楼阁虽有一扇小窗户，但不是宽敞地方，待久了会觉得憋，所以只要不是大冷天，得了空我喜欢拎一把竹椅坐到院子的砖墙旁看书。我看书的样子不光进入邻居们的眼睛，有时也会进入他们的嘴里。邻居们说，你瞧瞧，外头那么乱，咱这院子还是好的。邻居们又说，毕竟是当老师的，总还知道读书的好处。
现在，新邻居若梅用着了我。好些次我刚在竹椅上捧起书，她就轻着脚步走过来，把脑子里恍惚的词拣出来问我怎么写，譬如说“尴尬”啦、春意盎然的“盎”呀、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茬”啦。我也没有谦虚，合上书本，把封面当作黑板，用手指在上面画来画去。开始时若梅还有些不好意思，问了几回，慢慢就随便了。随便了以后，她问的词似乎浪漫起来，譬如“邂逅”“憧憬”什么的，有时还会要去一句毛主席的语录。
说实在的，我喜欢若梅的出现，喜欢她站在我的跟前看我写字。当我手指准备在书本上走动时，若梅的脑袋会近过来，脸上写着认真。待我一撇一捺写明白了，她就发出“噢”的一声，然后给我一个表扬的目光。有时我写完一个词，顺便送出一句解释，那解释要是幼稚或者有趣，若梅会开心地“咯咯”笑起来。在笑声中，我能闻到她身上跑出来的淡淡香气。这香气不仅让我鼻子受用，也让我心里 快活。
又过些日子，若梅向我提出借本书看。若梅是另一个镇子上的人，嫁过来后暂时没地方上班，平常除了做家务、织毛衣，就是半个月写一封信，一个月去邮局领一笔大奎寄回来的汇款。这样一算，她空余的时间还是不少的。我反正每回借两本书，一本看着另一本就闲着。我把闲着的那本匀给若梅，不过定了归还的时间。两天后，若梅按时把书还给我，说看了一小半，不好看。那是一本《向阳院的故事》，的确不好看。
我对自己有些不满意。那时候我的楼阁上除了一张床，还有一只小木箱。木箱里躲着几本私家书，一般不肯也不能出去见人的。我想了一想，又想了一想，决定这回破个例。第二天，我拿出一本《林海雪原》借给了若梅。我想大奎是部队里的人，《林海雪原》讲的是部队里的事，若梅应该不会说不好看的。只是这本书比较宝贝，离开了自己，我心里不太踏实。
几天后的傍晚，我坐在竹椅上一边翻书，一边在心里猜想若梅会不会过来还书。这时若梅的家突然热闹了起来，那门里先出来一团声音，再出来一团人——原来是大奎他爸和大奎他妈一边叫骂着一边扭打在了一起。大奎他爸虽出身贫农，个子却比较小，平常受大奎他妈管理。有时大奎他爸喝了点酒，就不服管理。不服管理便容易拌嘴，拌嘴多了，免不了也会打个架摔点东西。若梅有一次跟我提起过公公婆婆，意思是他们人还不错，就是力气太多了没地方用。
现在大奎他爸又把多出的力气用来捶打大奎他妈的身体，大奎他妈也不甘示弱，拿两只手揪住大奎他爸的头发。若梅站在旁边使劲拉扯，哪里拉扯得动。吵闹声引来了好几位邻居，我也赶紧凑上去，大家用一用劲，分开了两人。不想大奎他爸一见这么多邻居，觉得不应该马上歇下来，又往前蹿了几次，同时把拳头胡乱送出去。当时我正站在大奎他妈跟前，突然脸上一热，已挨了一拳。我用手摸一摸鼻子，摸到一巴掌的血。我这个人有点怕血，见手掌全湿了，身子一矮，软到了地上。周围的邻居一下子愣住，大奎他爸大奎他妈也傻了。若梅先反应过来，急忙蹲下身抱住我的脑袋，用手一下一下拍打我的额头。接着有人取了水来，用嘴吸一口喷到我脸上。我流的只是鼻血，被水一惊，很快止住了。
这天晚上，我躺在楼阁的小床上，鼻子里塞着一块棉花，脑子里却使劲去回想若梅抱住我脑袋的情景。要知道，她是把我的脑袋抱在她胸前呀，就是说，我的脑袋是靠在她身体最突出最柔软的地方呀。此时我觉得，自己全身最幸运的地方便是后脑勺了。我闭上眼睛，在回想中一点点还原后脑勺和那胸部接触的感觉，那感觉慢慢由虚到实，变成了电影里的近镜头。在近镜头里，后脑勺贴着的是一件碎花衬衣，衬衣里边是一件背心，背心里边是雪白的乳房。这么想着，我身子抖一下，鼻息变粗了。又因为一只鼻子堵着棉花，我不得不张开了嘴巴。
我的脑子停不下来，东拐西弯又想到了《林海雪原》。《林海雪原》里人物不少，但最重要的是少剑波、杨子荣和白茹三个人。如果把这三个人搁在眼下日子里做个落实，不用说，若梅最靠着白茹；大奎跟杨子荣不像，可因为都是排长，可以沾点边；至于少剑波嘛是团参谋长，自己够不着，可我现在愿意把他安在自己身上。一想到若梅是白茹，自己是少剑波，我的鼻息又粗了。
那个晚上，我伴着楼阁里那只昏黄的电灯，乱乱地想了很多。
第二天起床，我突然有点害怕见到若梅了。我担心对着若梅时，自己说话做不到镇定。说话一不镇定，心里藏着的不好念头便容易被瞧出来。接下来的几天，我不再拎着竹椅到院子里看书。进出院子遇着若梅时，也只是潦草地打个招呼。我为自己的匆忙样子找了个借口——马上期末考试了，当老师的当然不能闲着。
又过几日，期末考试结束，学校放了假。刚放假的日子，最躲不过的是热天气。每天吃过晚饭，最有耐性的人在屋子里也待不住，于是院子里乘凉的木凳竹椅多了起来，大家一边晃着蒲扇一边闲话。有人还搬出竹床，躺在上面跷着腿听收音机。收音机的主人喜欢听样板戏，尤其喜欢听李铁梅，所以调出的唱词经常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什么的。我对样板戏沾不住兴趣，但我愿意坐在那儿摆出爱听的样子，其实是让耳朵替眼睛打掩护。就是说，我耳朵听的是铁梅，眼睛瞧的是若梅。这时的若梅一般坐在自己家门口，因为没有灯光，她的脸面并不清晰，但我能觉出她的动作和她的神情。她的动作是不停地织着毛衣，她的神情则闲闲的，像是安静中又有些懒散。
当然，日子不会老这么淡着，有时会插进来一点事。一天晚上，我照常来到院子里坐下，眼睛里却少了好几个人，若梅也迟迟不肯出现。拐着弯一打听，原来邻近的一个村子今晚放电影，若梅伴着两个邻居女人一块去看了。那时候近郊一些村子的晒谷场时常放露天电影，但放来放去都是那几部打仗的老片子，算不上稀奇。我心里奇怪一下，问什么电影，有人说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卖花姑娘》我听说过，知道是哭哭啼啼的电影，挺适合女人看的，怪不得若梅肯去钻黑夜凑这份热闹。我坐在那儿想稳住自己，没有稳住。我起身回屋拿上手电筒，出了院子往放电影的村子奔去。村子不算远，也不怕找不着，因为路上遇到不少赶电影的男女，他们中的一些人肩上还扛着凳子。到了那村子的晒谷场，电影还没放，一只灯泡亮着，满满一场子人一边喧闹着一边听一个人大声说话。那个人在说明为啥放这场电影，还讲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什么的。我提一口气，使劲往人堆里挤，同时让眼睛跑来跑去想捉住若梅的脸。但场子里的脸太多了，若梅的脸搁在里头，就像一本书塞到图书室的哪个书架上，一时不容易找到。这时那讲话的人把话刹住，电影开始了。
我站在人群中静了心看银幕上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声很好听，可卖花姑娘花妮太苦了，她妈妈生着病在地主家做工，妹妹被地主家的药汤烫瞎了，哥哥也让警察抓去蹲了牢狱。当妹妹抚着烫伤的眼睛大哭时，我的身边响起一些抽泣声。接着哥哥被警察带走，花妮和妹妹跑过去扑到哥哥身上，我周围的哭泣声更多了。正伤心着，我脸上凉了一下，用手一摸，摸到一滴水。我以为自己也哭了，刚悄悄擦去，脸上又凉了几下，这才知道是下雨了。雨滴先是疏的，一粒一粒散着下。人群里一阵晃动，但还能扎住。再过一会儿，雨忽地变猛了，带着唰唰的声响，下得又密又冲。
其实那只是夏天的浪雨，下一阵便会收住。往日一般在傍晚时下，这天拖后了。再说大热天里浇浇雨水也没啥关系，起码还能赚个凉快。但人呀养着一习惯，遇上雨就想躲。有人发一声喊，场子便炸了营，所有的人都跑动起来，都不想让雨打着。可晒谷场周边是空旷的稻田，哪有躲雨的地方。场面一下子大乱，有人往回去的路上奔，有人跑向远处的一棵树，还有人在田埂上乱窜。
我就是在这时候担心起若梅的。我怕她迷路怕她跌跤怕她一不留神跑进稻田，我冲到场子中间，用电筒的光柱朝四周溃散的人群划了几下，然后大喊一声“若梅”，觉得不够，又连着喊了两声“若梅若梅”。但混乱中我的声音没有劲道，飘出去几米便被雨水打趴在地上了。我没了办法，只好傻乎乎地站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
那天晚上湿着身子回到家，我冲个澡就上了楼阁。睡过一夜我弹开眼睛，竟觉得昨晚的情形有些虚。站在雨中大声喊叫一个女人的名字，这对我来说真的有点不真实。这种不真实又让我相信，至少若梅不会知道这事儿。
这样忐忑着到了下午，我挑着两只木桶去院子后面的水井，却见若梅蹲在井台上洗衣裳。我没吱声，把水打满了准备把扁担放在肩上。若梅叫住我，让我帮她打桶水，我只好把木桶里的水倒进若梅的木盆里。若梅翘起头看着我说：“昨晚去看电影啦？”我点点头。若梅说：“我也去看了，看不到一半天就下雨了。”我又点点头。若梅说：“你说卖花姑娘后来会怎么样？老那么苦着？”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若梅见我不怎么接话，就收回脑袋开始搓衣裳，搓了几下突然说：“昨天下雨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慌一下，脸上的肉一阵挪动。若梅顾自说：“也许不是喊我，我听错了。雨那么大，谁这么傻站在那儿练嗓子呀。”若梅还说了几句什么，我乱乱的没听进去。好在这时又来了一位挑水的人，把若梅的话止住。
接下来的两天，我使劲让自己的心静着，但静着的时候，我仍有一个预感，好像要出点什么事。这天傍晚，我喝过一碗稀粥，便坐到院子砖墙旁看书。这时若梅从屋里出来，一步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一样东西，是《林海雪原》。我收了书，没有吱声。若梅也不说话，却指了指书。我翻开《林海雪原》，见里面夹着一张字条。我大了眼睛，看上面的一行字：我想去一个远的地方看电影，你肯陪姐去吗？我身子一热，觉得脸上渗出了一层汗。我合上书本，在封面画了两个字：哪里？若梅弯下身子，用手指写道：温州城。我又写：啥时？她写：明天。我刚要点头，她在我耳朵边悄声说了一句：“我打听过了，那里的电影院在放《卖花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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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个年头过去，我仍要说一句话，若梅那天向我掏出的是个勇敢的主意。那时候一个女人出远门去看一场电影本来就不平常，而让一个不是丈夫的小伙子陪着去显然是件危险的事。
当天夜里，我躺在楼阁上又睡不好觉了。我远远近近地想，想明白了一点，若梅去看电影不光是为了看电影，她还乐意跟我待一块说说话。从这一点想开来，我又肯定了两点：一是我平日里藏着的心思若梅早就瞧出来了；二是她跟家里的那位排长找不着话。这后一点我心里早有些明白。大奎如果脱掉军装，其实是个粗心又粗俗的人，身上没有太多若梅喜欢的东西。结婚一年半中，大奎回来探亲过一次，若梅似乎也没显出特别的高兴。对平常的通信，若梅的兴致也渐渐地淡下去。有一次她跟我说，自己花心思写了很长的文字，大奎寄回来的却是没香没味的几句话。我心想这不是大奎不肯说好话，而是肚子里缺着墨水，但这层意思我没说出来。
那晚在楼阁上我还一遍遍翻开《林海雪原》，看那张只有一行字的字条。我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又一个字一个字看回来。后来我注意到“姐”字。那年若梅二十四岁，大我两岁，不过平时她在我跟前从不自称姐的。我想，她在字条上用了这个字，是想事先定下姐弟的关系，这样能让两个人心里都轻松些。
依着约定，第二天我起个早一个人先出院子，直奔北门轮船码头。那时候昆城通向外界有汽车和轮船，坐轮船比坐汽车省钱，但花时间。从镇子到温州城，得先坐两个小时的河船，下船后乘江轮渡过一条江，再换一条河船坐三个小时，也就是说，从早饭的时间出发，到城里得是下午了。
我上了船等着，不一会儿船舱里的人多起来。人一多，声音也跟着多了。大家好像都在动嘴巴，一些人讲着话，一些人吃着东西，一些人吐着烟圈，还有一个小孩在哇哇大哭。嘈杂声中，我看到若梅走进来坐在船舱的那一头。今天她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和碎花裙子，显得挺素净。我知道我不能走过去跟她坐在一起。一堆人装在船舱里，免不了有眼熟的脸，我们不能不小心些。
船开动了，船舱里慢慢静下来。一个戴着墨镜的盲人词师敲一通琴鼓，拉开嗓子唱起鼓词。他在唱一个明朝故事，故事里有男女情爱。唱到调皮处，词师的声音里透出一些快乐。我远远望一眼若梅，发现她正扭头看着窗外，样子挺安定。我转过身，也开始靠在船窗边看河岸。河岸上有树，有刚插上禾苗的稻田，还有挑着担子或拎着篮子的人。他们的身子慢慢向后退去，越退越远，越退越小。我心里有了逃奔成功似的轻快。
那一刻我哪里知道，自己的轻快是不可靠的。我离镇子越来越远，可离灾难却越来越近了。
到达温州城已是下午两点多，这是个阳光挺猛的时辰，街上的人却不少，自行车的铃声和三轮车的喇叭声响成一片。我和若梅一路上一同上船又下船，下船又上船，不敢挨在一起。现在往陌生又热闹的地方一钻，才凑在了一块。我们先进一间饮食店吃阳春面，吃完了顺便向服务员问电影院。服务员说前边就有一家，叫五马电影院。走过去一瞧，那电影院挺气派，一块很大的宣传画躺在墙上，正是《卖花姑娘》。不好的是买票的队伍特别长，像草绳一样扭摆出去。我们站在队伍里一点点往前挪，挪了大半个小时才挨近售票窗口。买了票一看，两张中竟搭着一张站票，时间是晚上六时整。
此时离晚上看电影还差着一截时间。说实话，我对温州城一点不熟，小时候跟大人来过一次，早忘没了。现在既然拿着时间，就想到街上逛逛，只是太阳烤人，又怕被什么熟人撞见，一时有些茫然。若梅以前也只来过一次，不过挨得近，对城里还存着记忆。她使劲想一想，想到了一个去处，说：“咱们去中山公园吧。”
我们拦下一辆三轮车，说好价钱坐了上去。三轮车的座位比较窄，两只身子放进去便贴在了一起。先前吃面条、走路、排队买票，似乎都在忙碌之中，不觉得有什么。现在静着身子靠在一块，我手脚便有些硬，心里压不住地多跳了许多下。好在三轮车夫比较有趣，嘴里吹着口哨，又不时按下怪叫似的喇叭，分走了我和若梅的注 意力。
到了中山公园，我们走一圈，看到一些树木、游船和长椅。长椅都不空着，有的坐着人，有的躺着呼呼酣睡的汉子。当然，空气中还少不了蝉叫声和卖冰棍的吆喝声。吆喝声提醒了我们的口渴，我们买了冰棍，一边吃着一边去爬公园里的小山。小山真是小，沿着石阶走上去，冰棍还没吃尽，已到了山脖子。正要歇一下脚，忽然听到一声招呼，扭头去看，见树荫里坐着一位戴墨镜的盲人，模样跟轮船上的盲人词师差不多。我们走近了一瞧，盲人并非盲人，墨镜里面有一双打量别人的眼睛，原来是算命先生。那年头到处踢开迷信，街面上已见不着算命先生，想不到这里倒躲着一位。算命先生说：“你们两位，嘿嘿，撞见我是缘分也是福分。”未等我们开口，算命先生又说：“你们两位很快会遇着一件难事，若信，坐下来听，若不信，请随便。”不用说，这是算命先生并不高明的开场白，若梅拽一下我的衣角，我们俩撤回石阶继续往上爬。爬了一截，便瞧见山顶的一个亭子。
我们在亭子里坐下。从这里望下去，能看见城里一片接着一片的房子，一眼都到不了边。西落的阳光变得有些黄，铺在所有的房子上面。我心里豪迈起来，很想做点儿什么，譬如将若梅的手抓在自己手里。正走着神，听见若梅讲了句什么。我没听明白，拿追问的眼睛看若梅。若梅说：“我是觉得，那算命先生说的其实没错，咱们接下来马上会遇着一件困难的事。”我说：“什么困难的事？”若梅说：“睡觉的地方。咱们不一定能找到睡觉的地方。”我赶紧从豪迈中出来，慌一慌脸说：“咱们住旅馆，开……开两间房。”若梅忸怩一下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咱们没有介绍信，只怕不让住呢。”若梅这么一提，我才记起衣兜里确实少了介绍信，事先没有想到哩。即使想到了，因学校放了假，一时也开不出来。我想一想说：“咱们就说介绍信丢了。丢钱是常事，介绍信为什么就不能丢？”若梅说：“如果我是服务员，我才不信呢。”我说：“那咱们多给点钱，钱是纸，介绍信也是纸，没准能顶上的。”若梅说：“这话只有不出门的人才说得出来，幼稚呢。”我说：“我就不信，人家卖花姑娘那么苦都能挺过去，咱们有钱还找不到办法。”这话把若梅说乐了。她点点头说：“大不了睡澡堂，我知道澡堂不用介绍信的。”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出了公园去看电影。那电影厅挺好，不仅干净，屋顶还挂下来许多吊扇，吹得满场子都是风。不好的是我们，只有一张票有座位。我让若梅坐了座位，自己站在旁边的走道上。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自己用不着沮丧的，因为卖出去的站票真是不少，站着的人差不多把两旁走道占满了。
灯光暗下来，电影开始了。随着银幕上苦难的展开，周围响起一些抽泣声，有人还用手帕使劲擤鼻子。看来这部电影在哪儿都是招人泪水的，只不过不包括眼下的我。我看过电影的前半部分，注意力就有些散。我的目光时不时从银幕上挪开，跑到若梅的座位上。淡光中若梅的脸一会儿暗一会儿亮，亮着时能依稀看见她专注盯着前方的样子。有那么一刻，我脑子里长出一个想法——走过去将她旁边的人一把拎开，让自己坐进去，然后悄悄捏住她的手直到把电影看完。这想法让我高兴又不高兴。我不高兴是因为这想法虽像电影里的镜头，却只能在脑子里放映。
电影快过去一半，我松闲的脑子才慢慢收拢，银幕上开始出现我还未看过的情节。就在这时，座位上站起一只身子走出来，近了一看是若梅。我以为她上厕所，刚要让身，却被她拽一下衣服，说：“你去坐。”我悟过来，摇摇头表示不用。若梅说：“你得去坐。”我还想摇头，旁边有人不满地嘟囔了一句。我只好横着身子走过一排大腿，坐到若梅刚才的座位上。
坐下后我马上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情形。我怎么能自己坐着而让若梅站着。即使若梅为了我愿意站着，那我也应该走过去待在她的身边。两个人站在一起看电影，比一个人坐着一个人站着要好许多。这么想着，我真的让自己离开座位，重新走过一排大腿来到若梅跟前。若梅在暗色中奇怪地瞧着我。我没吭声，迈一步站在她的身后。若梅明白了，也不吭声。过一会儿，她一只手往后伸过来，攥住了我的手。
这是我和若梅第一次拉手。先前我好些次在脑子里握过她的手，但只有现在这一次才是真的。我还知道，她的手一旦到了我手里，我会久久不放的。
那天晚上，我和若梅握着手看完了电影。
电影散场后，我们赶紧去找旅馆，还准备了要两个房间的话。我们先走进一家有点派头的国营旅馆，那服务员一听没有介绍信，脸立即懒了，像一块用了很久的手帕。第二家旅馆显得老旧，服务员的态度倒不错，笑眯眯地跟我们聊了几句，又笑眯眯地拒绝了我们。到了第三家旅馆，我们抢先说介绍信丢了，那服务员便怀疑着脸，问没有介绍信有结婚证吗？介绍信丢了结婚证也丢了吗？两句问话便让我们紧着身子逃出了门。
接着我们去找澡堂。澡堂也是要介绍信的，只是似乎可以商量。商量了一会儿，服务员勉强同意了，让我们每人领一张草席去睡觉的地方。所谓睡觉的地方便是歇了夜的洗澡堂子，一片水泥地上铺着两长溜草席，草席上坐着或躺着一批赤裸上身的男人。见我们进来，许多目光扑过来，落在若梅身上。一个穿着裤衩的矮胖男子大约刚方便回来，一边提着裤子一边扭过头瞪着若梅看。若梅愣了几秒钟，给我一个眼色，我们转身走了出去。
我们到了街上，茫然着不知该往哪儿走。若梅突然说：“要不咱们去中山公园吧，那儿的长椅可以睡人。”我愣一下，马上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至少比睡澡堂子好。我说：“其实公园小山上的亭子也挺好，能睡觉还能看城里的灯光。”若梅就笑了：“你这时候还想着掏些诗意。”我说：“掏什么诗意呀，我琢磨着公园晚上到点儿肯定清人，待在山上就能躲过去了。”又说：“只是山上那么黑，怕你害怕呢。”若梅说：“不怕，在澡堂一堆男人中躺着才慌心哩。”
定了主意，我们急忙往公园方向走。到了公园门口买票，售票窗口里的女人提示说，再过半个多小时就关门了。她的话让我们加快了动作。我们走进公园按白天的记忆靠近小山，找着石阶往上爬。夜色暗淡着，但石阶仍是清晰的，爬了一刻钟便抵达山顶的亭子。
这时看看亭子还真是不错，围成一圈的木椅是有靠背的，躺下会觉着踏实。山上蚊子自然不少，但被风一吹，在我们身上应该停不住的。我们松了心，站在那儿看城里的夜色。白天一片片的房子现在变成了散乱的点点灯光，灯光里躲着看不见的内容，造出混沌的安静。这种安静到了天上，就显了干净，一眼望去，都是水洗过似的星星，还有半只月亮。我心里软软的，又跳跳的，像有什么东西要溢出胸口。轻轻看若梅，在暗色中没一点声响。我走到她身后，双臂一绕箍住了她。
若梅静着，一动不动。这不动不是空白，而是一种准备，准备着拒绝或者接受。我鼻子不够用了，从嘴里跑出一股股热气，喷到她的脖子上。若梅猛地一转身，双手扒住我的肩膀，用嘴堵了我的嘴。我的身体抖一下稳住。我的舌头一阵没头没脑地忙碌，忙碌中只觉得嘴里的热气出不去了，灌回到了身体内。我的双手开始迷了路似的到处乱窜，从她的后背到她的腰部再到她的胸前。她的胸前虽然柔软，但隔着一层衬衫，这让我双手傻傻的不知所措。很快我的双手醒悟了，解开一颗纽扣，再解开一颗纽扣，怯怯地按住她的双乳。若梅轻哼一声，身子硬住，硬了几秒钟，身子软了，后退一步跌坐在木椅上。我被她的身体一带，双手脱离乳房，跪在了地上。
现在，我的脑袋停在她的前面，离她的胸部很近。她分开的衬衫回去一些，只露出半只圆溜溜的乳房。半只圆溜溜的乳房颤颤地起伏着，像是要从衣服里挣出来。我双手一捋，让她的衬衫从肩膀两旁滑下，两只乳房跑了出来。我的嘴巴愣了愣，像是在两只乳房之间犹豫一下，然后扑住了左边的那只。若梅身子向前一弓，双手抱紧了我的脑袋。很快我感觉到了她身子的扭动，她的手将我的嘴巴向右边的乳房推去，在那儿停留片刻，又缓缓向下推去。我的嘴巴经过她扁平的肚子，到达了腹部。虽说隔着裙子，但我能闻到湿润的青草气味。我被那特别的气味差不多弄晕了，就闭上了眼睛。眼睛一闭上，若梅的喘息声明显响了，急急乱乱的，还带点颤动。
突然，若梅惊叫一声，喘息声停住。
我奇怪一下，睁开眼睛往上看。我瞧见若梅双臂使劲护住胸部，几团光柱同时在她的脸上晃动。我的眼睛一下子变大，猛地掉过身子，见亭子外站着三四个人，他们的手里都拿着手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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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有命的，以前不信，现在我信。
许多年以后，我仍会记起公园小山上那位算命先生说的话。他挺直接，说我们很快会遇着一件难事。当时我和若梅都以为难事的“难”是指“困难”，不久才明白说的是“灾难”。那是个看上去有些窘迫的男人，眼睛躲在墨镜后面，不像是一位智者。但事后想想，他说得挺有准头。
遇着灾难的日子从此成了我一生中最特别的日子。把那个日子放在日历上，是1975年7月30日。
7月30日后的一些天，我们被许多人问来问去。先是堵住我们的公园查夜队，他们胳膊上箍着写有“纠察”的红袖套。他们问了一些话后，把我和若梅分别留在两间小屋子里。这样我们总算有了免费休息的地方，只是那一夜我们不敢好好合眼，连瞌睡都打得零零碎碎的。第二天，他们将我们俩转交了民兵指挥部。那些民兵胳膊上有红袖套，身上又背着手枪或者步枪。背着枪的人总是神气些，不光问我的话，还动不动朝我拍桌子。又过两天，镇子上来了一辆吉普车和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他们跟我说一会儿话后，就让我和若梅一块坐车回去。我们来时坐轮船，回去搭车子还不花钱，这是事先没想到的。
回到昆城后，我和若梅便分开了。我直接进了拘留所，在一间黑乎乎的房子待了不少天，其间好几次被叫出去问话，时不时地还能领到耳光。挨耳光不算什么，我只是担心若梅，怕她也被打了脸。不过还好，不久我知道若梅早回去了，在家待着。她是军属，在这件事里是受害人。不久我又知道大奎回来了。他让公安的人捎话给我，说我不是个东西，还说恨我。
天气转凉的时候，事情落了实，我拿到破坏军婚罪，得了三年徒刑。同时得到的是一次免费理发的机会，我的脑袋变成了发亮的 光头。
很快，我被绑了胳膊去参加公判大会，地点就在人民广场。人民广场是昆城的热闹地方，平常镇上的人傍晚吃过饭到街上溜达，最容易去的便是人民广场，在那儿可以看篮球比赛可以散步扯闲话，如果遇上打架斗狠的，也能顺便瞧上一眼。当然，那地方因为能装很多人，比较适合开庆祝大会或者公判大会。我好几次参加过那样的大会，站在人堆里伸着脖子看主席台上的风景。
现在，轮到我站到台上被别人看风景了。不用猜也知道，观看我的少说也会有几千双眼睛。想到这一点我心里特别紧张，止也止不住。出发的那天早上，我吃下半份饭，却觉得肚子干燥、嗓子发紧，只好不停地讨水喝，惹得押送我的公安挺不高兴。公安说：“人家马上吃枪子了都不知道怕，你捞了三年就吓成这样。”
我这才知道自己是陪衬，给枪毙的人凑一份热闹。到了人民广场往台上一站，我收起慌乱，慢慢稳住了神。我想反正跟我一样绑着胳膊挂着牌子的人有一长溜，我站在旁边也就是一配角。再说台下虽然有那么多的脑袋和眼睛，只要我不抬头看他们，他们就捉不住我的脸。人呀就是这样，不堪的事未来之前，容易魂不守舍，真扎进糟糕的场面，心里反而会放实，因为这时知道眼前已是最差，再坏不到哪儿去了。当然，我这么说不是指自己做到了平静——惊慌虽丢开了，换上的是伤心。我站在那儿，低头瞧着胸前牌子上自己的名字和罪名，心里是一阵阵的难过。我知道，台下黑压压的看客中，一准有我的同学同事，还可能有我的学生。他们此刻站在人群里，最兴奋的事就是一边指着远处挂下脑袋的我，一边惊喜地向旁边的同伴说，瞧见了吧，那个人我认识。
在我这么乱着脑子的时候，尿意出现了。我开始还有点傻，心想自己不紧张了怎么还来尿意，再一想才明白早上喝多了水。我心里马上有了着急，因为此时大会才起个头呢。为了分散注意力，我劝自己去想别的事情。一想别的事情我就想到了若梅，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但我知道她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因为她得应付邻居们的目光，更要应付大奎的恼怒甚至拳头。当然我还想到了父母，他们不光伤了心丢了脸，心里一定还揣着不明白。他们不明白儿子当着小学老师，又天天坐在那儿看书读字，怎么会做下这么出格的事。这么想了一圈，我的思维又不得不回到自己身体上，因为这时腹部的压迫感明显加剧了。
主席台上的麦克风还在发出严正高昂的声音。声音数落着我们这一拨人的罪行，说完一个接着说下一个。我们的罪行实在是太多了，多得像膀胱里的尿水。我抬了抬头，想对旁边的公安说点什么。但显然我太愚蠢了，公安立即将我的脑袋压了下去。
我的额头慢慢渗出一层细汗，接着我的嘴巴慢慢往旁边扭动。我知道，我这是在跟自己的膀胱做斗争。斗争了一会儿，又斗争了一会儿，麦克风里的声音终于告一段落，随后响起的是占领整个广场的集体口号声。口号声中，我身子一松，一股温热的水流从裆部出发，淌过大腿和小腿，去了地上。
我的倒霉才刚刚开始。几天后，我被一辆囚车送到二百公里以外的一座监狱。住进号子的第一天，我便掉了一颗牙齿。收拾我的是一个鼻子很大、满脸胡子的男人。他见我一进来就默坐在墙角，有点不高兴。他和几个随伴凑到我跟前，踢踢脚让我起来。我那会儿刚坐了长途车，身子和心情都挺累，不愿意搭理人。大胡子男人就笑了，一把将我拎起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已被升到空中转一圈，然后像一只破袋子飞到了地上。我甩一下脑袋醒醒神，发现地上多了一颗带血的牙齿。我想这颗牙齿是我的，就伸手去抓，还没抓到，已被大胡子男人捡在手里。他捏着牙齿细看一下，又拿到鼻子跟前闻了闻，然 后一甩手扔到屋子铁栏外的走道上。接下来的时间，我傻乎乎地坐 在那儿盯着走道上的牙齿，盯了很久。我没想起去叫看守帮我捡回那颗牙齿。
第二天大胡子又给我一个见面礼。他问我喜欢“看镜子”还是“开飞机”，两样选一样。我下意识地觉得“开飞机”太危险，便选了“看镜子”。很快我知道所谓“看镜子”便是把鼻子放在便桶上方一尺的地方，往里看五分钟。我走到那只内容丰富的便桶跟前，改变了主意。我说我要开飞机。大胡子吼了一嗓子，说现在不行了。我只好咬了牙低下头去。我先瞧见一颗圆溜溜的脑袋，然后鼻子里塞满了怪异的气味。我赶紧闭上眼睛同时停住呼吸。但眼睛可以不打开鼻子怎么守得住呀，不一会儿我的肚子便闹腾起来，一股东西爬上来被压下去，压下去又爬上来。当漫长的五分钟到达终点时，我晃着身子离开便桶，一头栽倒在地铺上。
第三天大胡子还要玩花样，他说自己是个感情细腻的人，心里喜欢被别人弄出点感动。他这样说的时候，屋子里的其他人不停地点头。大胡子说：“你给我唱个歌吧，革命歌曲也行。”他扬一扬手说：“唱得歪腻，我会送你巴掌；唱得好，你就是咱这儿的人了。”他这样说的时候，屋子里的其他人又不停地点头。我有点明白了，号子里的人平常活得太没味了，一有新人进来，自然要寻个新鲜，瞧个热闹。问题是我不会唱歌，我的嗓子要是搁到歌曲里，马上像患了小儿麻痹症，一脚高一脚低地走路。但不做点事显然是不行的，我缩缩脸说：“我不会唱歌，要不……要不我讲个故事吧？”大胡子眯一下眼说：“你他妈还讨价还价——行吧，反正用的都是嘴巴！”
我先想几分钟，然后讲了一个故事。因为心里放着紧张，讲得有点干巴，不过故事是从一本小说中取过来的，带着一些离奇，又夹着一点男女情爱，听着还算有趣。大胡子听完了，“咕咕咕”笑起来，说：“还行，有点意思，给你的巴掌省下了吧。”又说：“想不到你小子肚子里还存着干货！”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白天去干活，就是在工场里踩鞋帮。晚上在屋子里待着，遇到大胡子心里想“弄出点感动”时，我就得讲一个故事。很快我发现，大胡子们虽是从社会上混过来的，但脑子里的文化知识比小学生只少不多。我给他们讲故事，就像是在教室里给学生们说课外趣事。慢慢地他们对我佩服起来，因为我每次说的故事都不一样，从东北剿匪到武松、鲁智深，从赤脚医生到朝鲜战斗，有时候还能讲到苏联去。大胡子为了奖励我，偶尔会拿出一点东西让我分享，譬如一片肉干一杯白酒什么的。我嚼着肉干呷着白酒，心里既难过又纳闷。我难过的是自己以前看的小说居然在这儿派上用场，还换来一杯白酒；我纳闷的是大胡子怎么能存着白酒，这显然是一件有难度的事。后来我才知道，白酒是大胡子的一位朋友来探视时借助罐头送进来的——他在水果罐头铁盒上打了小孔，用针筒抽出汤汁再注入白酒。
我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心情一平静，号子里的日子也不算太难挨，只是有些单调。单调中我除了讲讲故事，也拿许多时间用来回想。我想家里的事想学校里的事，当然想得最多的还是若梅。我一遍遍在脑子里寻找有关若梅的点点滴滴，包括她的笑，她说话的语气，她看别人和被别人看的神情。有时想久了，她的脸会模糊起来，好像要从我的脑子里逃开。这时我就赶紧晃晃头，把她重新找回来。
又过一段时间，我改了主意，决定不再去想若梅。我觉得再记着若梅显得太傻了。既然事情已走到这一步，最静心的办法是把她忘掉。我试着把若梅赶到脑子的某个角落，然后安上门贴了封条。好些次若梅悄悄地打开门要出来，都被我挡了回去。
不过我也知道，自己再有决心仍管不到睡眠的。睡眠里会跑出梦，梦里的若梅轻易就能溜出来站在我跟前。我们面对着面，有时不说话，有时说一些话。说的话应该是伤心的，或者疼人的，待醒来却记不得一句，只觉得心里攒了一堆难过。
在这种对若梅时近时远、时远时近的纠缠中，日子一天天过去。其实我明白，无论近着若梅还是远着若梅，都只是让脑子受些累。到了脑子外，到了生活里，我和她不可以再接上一丁点关系了。
日子到了服刑最后一个年头的初秋，眼瞅着离出狱不远了。一天我正在工场里干活，突然被告知有人来探视。在此之前，我被人看过两回。一回是父亲，送来一些过冬的衣服，还送来一脸的失望和沉默。另一回是一位中学同学，他在运输公司开卡车，跑长途时顺便拐个弯跟我见面，半小时里说了一堆天南地北的碎事。我想这第三回该是母亲或者哥姐了。
我被狱管带到探监室。进了门，见桌子上放着两摞东西，后面的一张脸被挡住一半，只露出一双眼睛。我愣一下，边看着那双眼睛边慢慢走到桌前坐下。不用说，这双眼睛是属于若梅的——仿佛在突然之间，我和若梅面对面待在了一起，像梦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不同的是梦中没有其他东西，现在桌子上却搁着一摞书一摞吃食，无意中砌起了一条通道。透过通道，我们相互瞧着对方。
如果说若梅脸上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明显添了一些清瘦，也添了一些憔悴。她盯着我，嘴巴动了动没说出话。我想打声招呼，嘴巴动了动，也没发出声音。慢慢地，她眼睛里有了泪水，只是忍着不肯掉下来。过了半晌，她说：“昆生，我对不住你！”她一开口，泪水也跟着掉了下来。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没有准备的见面。若梅的泪水让我不知说啥好。也许我该掏出一两句安慰的话，也许我该问些她的近况，可我什么也没说。我们就这么不吭声地隔桌而坐，一边是无声泪水，一边是不知所措。差不多过去五六分钟，若梅才歇了泪，开始跟我搭话。她说：“大前年那天，是7月30日对吗？”我点点头，说：“对。”若梅说：“今年的这天，我又去了。”我说：“去……去干什么？”若梅说：“在中山公园的小山上坐一会儿，现在我知道了，那小山叫积谷山。”我说：“噢。”若梅说：“我又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那电影院叫五马电影院。”我又说：“噢。”若梅说：“那电影挺好，可我没看进去，想着你待在这地方，我坐在电影院里，我心里很难受。”我说：“你这么做……会让大奎不高兴的。”若梅说：“我不会让他知道了，再也不会。”我说：“大奎对你还好吗？”若梅说：“嗯。”我说：“嗯是啥意思？”若梅说：“就是还好，我对他也没啥不好。”我沉默一下，说：“这就好，我想过了，以后出去我不联系你了，这样对你对我都不再伤着。”若梅说：“我知道。”我说：“你心里别放着对不住啥的，你并不欠我什么，往后你好好过自己的日子。”若梅说：“我知道。”我说：“咱们没有缘分……”若梅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想了想，说：“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若梅眼睛一红，泪水又淌了下来。
会完面回到工场，我心里空得要命。晚上归了屋子，我打开若梅送来的东西，书好像被狱管检查走几本，吃食倒留全了，有虾干糕点什么的。我问大胡子还有没有白酒。大胡子说干什么。我拿出些吃食，说跟你换点酒喝。大胡子不明白地看看我，找出酒给我倒了小半碗。我吸一吸气，几口把酒倒进嘴里。我酒量浅，还容易上脸，一喝完酒，我的脸热热的，脑子也跟着烫烫的。我把自己扔在了床铺上。
4
我从没有把自己的老事说给儿子。以前没有，是因为儿子还当着学生，怕他心里搁上一块石头，觉得家里凭空多出一个蹲过号子的爸爸。后来没有，是我不愿意拿过去的陈痛换取儿子的一乐，然后说，呀，原来老爸也是个有点故事的人。
说白了，我不相信儿子能弄懂我的老事儿。毕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甲乙丙丁。当眼下的年轻人把红薯看作甜口小吃、把饥饿视为减肥手段时，我便明白，自己的往事若端到他们跟前，只怕会变成一盘可笑的点心。
这种感觉也能用到眼下的昆城。昆城在温州的南边，我现在住的地方在温州的北部。早年往昆城去，得赶一天的路。如今有了高速公路，一个小时就够了。有时坐在车上抽空想一件事，还没想透，车子已经到站了。可下了车往镇子上一站，街道是新的，楼房是新的，路人也是新的，忆想中的河水、石桥和青砖路道再也回不来了。这时我知道，眼下的昆城不是我的昆城了。我的昆城只能像一张老照片，存在记忆的相册里了。
当初我离开昆城的时候，便不打算回去了。这就是说，我从牢狱里服完刑出来，没有再回老家镇子。我很清楚，我回去了得一天到晚在院子里待着，这对我一家子和若梅一家人都是难堪。我应付不了那样的日子。
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的意思。父母在回信中说了些担心的话，但没有反对我的想法，还夹寄了三十斤粮票和二十元钱。我拿着这些钱和粮票开始了漂流。那时整个社会刚刚松动，很少有赚钱的岗位等着你，尤其像我这种从号子出来的人。我只能东窜西走打些临时的短工，譬如在一个码头挑过担子，在一个街口卖过水果，还在一家糖厂满头大汗搬过甘蔗。后来有一天，我在小旅馆里听别人扯闲话，一位戴眼镜的瘦男人说，现在读书的人多了，各个学校都使着劲扩大自己，缺教师哩。我听了心里一动，脑子里马上跑出一个念头。我问戴眼镜的瘦男人从哪里来。他说了一个地名；第二天我收拾行李，就奔那地名而去。那地名就是我现在待着的县级市，以前叫 县城。
我果真在县城郊区的一所公社小学找到一份代课教师的工作。有了工作，日子稳住了，心也安定了。我开始把心思放到教室里。我的学生大都是农村孩子，知道的事情不多。我每次用一半的时间说课本，另一半时间用来讲故事。这时我的嘴巴也算攒了些功夫，能把一个故事说得起起伏伏，让学生们一会儿睁圆眼睛一会儿咯咯直笑。不久，别的班级也都知道新来了一位会讲故事的语文老师。有的学生放学后还凑到我跟前，从书包里摸出一个鸡蛋或者一只水果，想换取我嘴里的一段故事。有时我出了校门到附近转悠，那些在河边洗衣裳的学生家长会远远瞧着我说：“那个上课爱说闲事的老师来了。”
又过些日子，天气热了，学校考完试放了假。我无处可去，便在学校待着。因住的小屋子太热，我到教室把书桌拼起来，做成一张很大的睡床。每天午后，我躺在大床上边摇蒲扇边翻闲书，翻着翻着便睡着了。这样的觉容易睡久，仿佛悠悠去了一趟远的地方。醒转后便有些发呆，发呆中听着满耳的蝉叫，觉得隐约有什么东西在招手。我知道，自己在惦记一个日子。
7月30日这天，我起了个早，先徒步走到县城车站，再买票坐上一辆肥胖的旧客车，抵达江边码头后又转乘一艘木轮。这样倒腾几次，到温州城已是中午。我简单用点饭，随后上了一趟厕所。在厕所里照一下镜子，照出自己的白布衬衫旧得有些发黄。我找到商业小街，在几家店铺走进走出，最后换上了一件的确良衬衫。这让我看上去稍稍精神一些。
我来到中山公园，顺着小山石阶往上爬。四年前的记忆伴着一级级台阶伸进我的脑子。快到山顶时，我停住脚步往旁边看了看。我没看见戴墨镜的算命先生，他原来坐着的地方现在探出了两根竹枝。我又往上望一眼，看见了那座亭子的顶尖。我吸几口气，把呼吸调匀了，然后向前蹿了几步。亭子在我眼里猛地露了全身，里边空无 一人。
我松了身子走进亭子，背靠柱子抱了双膝坐着。从这里看下去，城里街道没啥大变化，只不过觉着多了一些热闹。但城里热闹不热闹跟我没有关系。我闭上眼睛，蝉叫声明显起来。我脑子里跑出去年若梅探监时的情景。她说她一个人在山上坐了很久，又一个人去看了电影。她还说这座小山叫积谷山。
我不知道若梅今年会不会来。也许会来，因为去年来了，今年干吗不来呢？也许不会来，去年已来一趟，算是把伤心的往事凭吊一次，事情便了结了。这了结的意思，那次在监狱我也告诉过她。我对她说，以后出去我不会联系你了。是的，我是这样说的。
但不联系不等于不惦记。即使见不着若梅的面，我也愿意在这儿待上一会儿，然后一个人去看一场电影。若梅去年做过的，今年由我来做一遍吧。
我脑子慢慢静下来，脑子一静，午睡的困意倒上来了。我的脑袋晃了两下，靠住柱子睡着了。睡眠中我没闲着，顺便做了个有关积谷山山名的梦。梦中我躺在一堆稻谷上，谷堆越攒越大，越抬越高，我躺在谷堆上，就像是躺在一座小山上。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我弹开眼睛，看见亭子里多了一个人。我有些不相信，因为眼里的人是若梅。我使劲甩一下脑袋，想把自己甩醒——可跟前的若梅没有消失。
若梅见我醒了，坐着的身子往我近了近，说：“你睡得真香。”我让自己笑一笑，说：“你来多久了？”若梅说：“不大一会儿。”又说：“上午起身挺早，车子抛在路上了，修了很久。”我说：“噢。”若梅说：“本来没记着来的，突然想到你没准要来，我也就来了。”又说：“所以上了山一眼瞧见你，我不奇怪。”我看若梅一眼又收回来，说：“我来，也是因为猜着你要来。”若梅说：“你猜了吗？”我说：“猜了。”若梅说：“可你方才弹眼看到我，好像挺吃惊的。”我说：“我又猜了猜，觉得你不会来的。”若梅轻笑一下，说：“你的话等于没说呢。”
那天的见面就这样平常地开了头。随后时间里，我们说一些话沉默一会儿，沉默一会儿又说一些话。在若梅口中，我知道她已在一家纺织厂上班，今天是请了假来的。又因为肚子几年没有动静，她刚刚领养了一个孩子，是个不满周岁的小男孩。若梅说，这也是为了她自己的肚子，一个孩子能招来另一个孩子，她不信自己不会生。若梅又告诉我，大奎在部队待不住了，准备转业回家，因为老这么分开也不是个办法。
听着若梅的话，我没有不高兴。若梅有了工作有了孩子，接着又有大奎待在身边，日子便像日子了，我该替她松口气才是。只是提到大奎时，若梅的语气变得小心翼翼，这让我又记起了自己，记起了刚过去没多久的灰色日子。沉默中我好几回要叹口气，想一想，忍住了。
那天晚上，我和若梅去看了电影。仍是那家五马电影院，只不过这次买到了两张坐票。我坐在若梅旁边，心里准备起些感慨什么的。但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我内心比想象的要平静，暗色中拿余光瞧若梅，她的脸上也放着安静。又过一会儿，我的心思被引到了银幕上。那天放的是《小花》，故事好看，歌也好听，里边几个演员长得挺养眼。
看完电影我们去找住处。这回我早开好学校的一张介绍信，问若梅，也准备了一张。我们走进一家不大的旧式旅馆，站到服务员跟前。服务员将介绍信瞧一遍，抬起头看看我们说：“一起还是……”若梅轻着声音说：“不一起。”我点点头说：“分开的。”服务员便取出两把钥匙，引着我们往楼上走。屋子是木质的，踩在楼梯上咚咚响。到了二楼，服务员指着一间屋子说：“这是女的。”又指着隔壁屋子说：“这是男的。”
我进了门，见屋子里摆着两张床，一个胖黑男人已坐在一张床上。我把背包搁在空着的床上，出去冲洗了身子，回来跟胖黑男人刚搭几句话，听到隔壁敲了一下壁板。我知道是若梅的招呼，便伸手在壁板上回应一声，然后走出房间。若梅已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两把讨来的纸扇。我瞧一眼她身后的房间，也是两张床，一张床似乎空着，她的睡床挨着我房间的木壁。若梅分一把扇子给我，两人一起往楼下走。
楼下有个小天井，几个住客坐在那儿乘凉闲扯，我们在旁边找了小板凳坐下。我们的样子像是听别人说话，其实只是两个人的默默相对。我从若梅的脸上读出了茫然和淡静，若梅一定也从我脸上看到了寂寞和淡静。就是说，在这样一个重逢的夜晚，我们两个人心里都装了淡静。淡静中我们慢慢摇着扇子，有时也看看天空，天空上有一些星子。
坐了一个多小时，住客们收起闲话散开。我和若梅也起身回了房间。
我的房间暗着灯，胖黑男人已睡下。我轻着手脚躺到床上，让自己闭上眼睛。眼睛闭上了，睡意却一点也找不着。我把这一天想一遍，心里有些高兴又有些不安。我高兴的是终于跟若梅见上面又一起看电影，不安的是两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平静，似乎缺了点什么。
我翻一下身子，靠在内侧的壁板上。我突然想到，我的床旁边正是若梅的床，两张床只有一板之隔。此时若梅的身子若也靠在壁板上，我们两个人的距离是一厘米。一厘米在很多时候是不起眼的数字，现在却把我们实实在在分开了。我和若梅，怕是再也迈不过这一厘米了。如此一想，我心里淌出了难过。
正这么伤着神，我依稀听到什么轻细的声音。声音好像出自隔壁。我把耳朵贴在壁板上，声音清晰了，是若梅的抽泣声。我愣了愣，赶紧敲一下壁板。壁板那边的声音停一下，马上变大了——抽泣声升级为放声大哭。
我把耳朵久久放在壁板上。那一刻我有些明白，原来今天缺的就是一场哭。
1979年的这次见面为我和若梅以后的关系定了调子：每年聚一次面，一起看一场电影，不做越界的事。
此后的一年中，我不跟若梅发生联系，既不打听，也不写信。有时忍不住记起若梅，我也会及时劝住自己，不让脑子跑出去太远。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生身上，除了说故事，还开始讲作文，教他们如何把有趣的事情搬到纸上。不上课的时候，我在学校后面土坡上开出一块小园子，种上白菜和韭菜。傍晚吃过饭，我会沿着学校旁边的小河散步，有时也跟遇着的村民打声招呼。日子这样一天天过着，我心里虽然有些萧条，但是比较安稳。同时我又知道，日子过去一天，便是往那个日子近着一天。
下一个7月30日，我和若梅在温州城又见了面。这一次若梅的身条有变化，肚子凸出来一块。若梅有点得意地对我说：“你瞧见了吧，用孩子引出孩子这一招挺管用吧。”我不吱声，心想这是大奎花了力气的。若梅似乎看出我的心思，轻声说，大奎转业回来了，在打私办做事。她说：“不管咋样，你不能恨他。”她用手摸一摸肚子，追了一句：“昆生你不恨他行吗？”我笑一下，然后告诉若梅，这几年不论在监狱内还是在监狱外，我脑子想的事不少，但就是没想到去记恨大奎。我这么说不是装谎，说到底，大奎在我入狱的事上也没做错什么。
那个晚上我们又坐进电影院，看的是一部男女恋爱的片子。看的中途，若梅凑过脑袋悄悄跟我说话。她说了好几句，因为被电影里的声音盖着，我听清楚了两句。一句是：“昆生你也该找一位了。”另一句是：“昆生你知道吗？你成了家我心里才会安生些。”暗黑中我扭头看看她的脸，看到一脸的认真。
若梅在电影院里的认真神情是我对那次见面的一个重要记忆。
接下来一年里，我的日子照进一点阳光。先是遇到一个新的政策，也因为我上课讨到一些称赞，我的身份从代课教师转为民办教师。又过一个学期，县城里的一个小学看中我，将我调了过去。我似乎摔了个跟头，现在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
那段时间给我说媒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我的眼光不敢太高，因为我在号子里待过，心里毕竟虚着。但我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又有若梅做比衬，底线就不愿掉下去。我看过两张照片，一张太胖，一张颧骨太高，反正都顺不了眼。遇到第三张时，我动了点心，原因是照片上的人有两三分像若梅。我跟她见了面，知道她的名字叫小秋。此后我与小秋开始一周碰面一次的交往。那些日子因刚换了学校，我上课挺用心，平常便容易忘了小秋，到周末才会记起她，赶去与她聊几句话加上吃一顿饭。那时吃饭并不真下馆子，只是去点心店吃碗面条或者粉干。有一回吃粉干，小秋坐在我对面，也许是因为太烫，她把筷子举得很高，然后张大嘴巴去接粉干。她脖子伸得那么长，下嘴唇使劲地兜出，鼻子还不停地扇动。在那一刻，我心里挤满了沮丧，我差一点马上站起来走开。我明白眼前这个女人压根不像若梅，别说两三分，百分之一都不像。
与小秋断掉不久，便到了跟若梅见面的日子。这次若梅剪了个短发，并带来了女儿的消息。她说女儿生下来七斤二两。她说女儿长得挺好看，眼睛大大的，整天装着好奇。她说女儿的名字挑了好几个，最后定下叫念念。
我给若梅带去的是转为民办、学校变换，还有相亲不成的消息。若梅该高兴的都替我高兴了，但只字不提相亲的事。我们照常度过平静而安慰的一天。只是第二天上午分手后，我发现衣兜里多了一张纸，上面写着若梅的字：昆生你快找到女人结婚吧，这样才能过上正常日子。你日子正常了比什么都好，我才会真正高兴。
自打跟若梅认识，这是她写给我的第二张字条。
5
若梅的那张字条我没有收好。她的第一张字条我夹在《林海雪原》里，就那么安全地夹着。这第二张字条不知啥时丢了，丢得没头没脑的，我细找过几遍没有找到。按说一张字条算不上什么，若丢在风中只是张碎片。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知道自己遗失的是一份回忆凭证。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那张字条还留着，我隔些日子便会拿出来复习一遍，我可在复习中一次次找到温暖的东西。
记得一年前的一天，我闲坐在报刊亭里想事，想着想着想到了那张字条。我心念一动取出一张纸，开始在纸上回忆若梅当年送给我的字。我重复着写一句话，差不多把那张纸写满了。
下一天的上午，一位小伙子在我这儿买走一本杂志。到了下午，他拿着杂志回来了，站在书摊前欲言又止地看着我。我说怎么啦，是收错钱还是杂志缺页了？小伙子慢慢打开杂志，里边夹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好几行同样的字：你快找到女人结婚吧，这样才能过上正常日子。我愣了一下，才明白昨天的字条跑到这本杂志里去了。这时小伙子腼腆着脸，说了一句话：“我也知道结婚好，可我没有房子。”我瞧着他，忍不住嘿嘿笑了。
那次与若梅分开后，我知道自己真的需要搭一个家了，为了自己，也为了若梅。
我又拿出不少时间来识别各种女人。不过这种事呀，只要把心放低放定，倒也容易做成。过了不久，我遇到一个叫阿秀的大龄姑娘，处了几个月，便把婚结了。阿秀在一家制革公司做出纳，长相平常想法简单，属于不爱惹事、喜欢过踏实日子的那类女人。我觉得跟她能过到一块。
不过跟阿秀待在一起，有时还是躲不开若梅。刚结婚那阵子，我在床上做欢事喜欢熄灯。暗黑中搂着一个女人身子，自然就是搂了若梅。若梅的头发、胸部、腹部、手脚，样样都能让我摸个遍。我闭着眼睛、喷着粗气，把用给若梅的力气和热烈都投放到身下的女人躯体上。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自己都觉得不好。阿秀是我娶的女人，她不亏欠我，我不能在暗中这么对待她。有一天行欢，我把台灯打开。阿秀有些不好意思，说你这是干什么。我说又不是旧社会，干吗老在黑暗中做事！我的话没把阿秀说乐，但她还是顺了我。其实刚开始我也不习惯亮着灯闹腾身子，但灯光中我看着阿秀，脑子就不容易飘到若梅那儿去。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我结婚第二年有了儿子。给儿子取名字挺费心思，我把《新华字典》翻来翻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字。有一回我脑子一跳，忽然想到了若梅的女儿。既然若梅把女儿唤作“念念”，我何不把儿子命名为“不忘”。只是“不忘”这俩字太浅白，得演变为“部旺”“步望”什么的。我想了大半天，定下了“布望”。那年夏天跟若梅聚面，我把儿子名字说给她，她咯咯笑了。她说这个名字好，把咱们凑在一起了，看来你没白做语文老师。她又说，有了孩子心里就踏实了，好好过日子吧，每年见面你都给我带点儿开心的消息。
若梅的话我能听进去，我也的确想把日子过好。我先报考电大的中文专科班，成了一名半拉子大学生。在班上，我是年龄最大的学生之一，可我学得认真规矩，每个周末都跑去学校上课，考试也不作弊偷看。这样学了两年，得到一张专科文凭。这时学校鼓励我们说，现在上头下了文件，谁拿到本科文凭便可以从民办转为公办。我这辈子没啥豪迈的念头，就是想当个公办教师，于是只好接着去读书，去应付每个学期的考试。说实在的，我不怕课程考试，一些题目别人使劲去死记，我则会掏出一点自己的分析，把分析好好写在考卷上，分数就低不到哪儿去。当然要把书读下来不能总顺当的，譬如一次考试前的晚上，我正复着习，儿子感冒发烧了，那体温跳上跳下的让人一夜睡不安生，第二天一早还是去了医院。等开了药挂上点滴，我来不及撒尿先赶去考场，结果还是迟了，至少一半人已交上试卷出来。那门课我补考了一回。
本科文凭拿到后，又费了些时间让学校记起以前说过的话。学校最终没有食言，让我填了表格转了公办。那一年把所有的事加起来，也没有这件事让我如此开心。紧接着学校放暑假，准备组织教师外出旅游，周折了一些天，最后定下去苏州。我把时间算一下，觉得不会耽误与若梅的见面，就跟着去了。苏州地方不大，可周边地方挺大，玩着一个景点容易扯出别的景点，额外的景点一多，预定的时间竟不够用。大家合计一下，决定再留两天玩个尽兴。我对大家的意见投了反对票，但是很不管用。他们说，放假了还在乎多这两天？要回你先回去好了！他们这么说也只是玩笑话，可我偏偏真要一个人回去。他们拦住我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呀，难道多离开老婆两天就不行？我故意说，老婆倒不要紧，我得回去见另一个女人。他们都哈哈笑了。
他们当然不会想到我真的去见另一个女人。他们就是每人多给一副脑子也不会想到。
我先坐火车到金华。因为临时买不到票，我添了些钱从票贩子手里拿到一个硬座位子，在半睡半醒中挨过一夜。抵达金华已是凌晨，赶紧又转到汽车站去坐客车。那时候金华至温州只有一条绕山公路，汽车使劲跑也得跑上近十个小时，就是说早上从金华出发，到温州该是傍晚了。我坐在车上，过一会儿便点一点时间，一见汽车速度慢下来心里就着急。过了中午，我脑子里开始出现若梅等在中山公园小山上的身影。不用猜我也知道，此时的她除了不明白，心里一定还塞满了担心和失望。
到达温州城已是晚饭时间，好在是夏日，天还大亮着。我顾不上吃点东西，也顾不上找个地方洗把脸，跳上一辆三轮车就催着快走。到了中山公园门口，我急着脚步往里闯，被工作人员挡住了。工作人员说干什么干什么，想逃票吗？我这才醒悟还没买门票呢。
我买了门票进去往小山上奔爬。近着山顶，我一眼望见亭子里坐着一团身影。我心里一阵快活，刚想叫唤，眼睛眨一眨，已瞧出那团身影不属于一个人——原来是一对恋人搂在一起呢。我愣在那里，身上的力气一下子泄掉许多。我不知道是若梅等不住了先离开，让这对男女乘虚而入，还是这对男女占住亭子，逼得若梅无趣地走开。反正现在亭子里只有一对恋人，而这对恋人不是我和若梅。
我沿着石阶慢慢往下走，一边琢磨着若梅的去向。我知道若梅不会轻易放弃等待的，在这儿候不着人，也许跑到电影院了。这个念头让我调快了脚步。出了公园，我小跑着往电影院方向走。走一阵子，身上出了大汗，正想歇口气，已觉出不对，好像已经过了地方。我用手抹一把脸，反身往回走，走了数十米，停在一排高大的广告牌前。广告牌上贴着一张告示：五马电影院改建施工，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我站在广告牌前有点傻。我想今天真是不一样呀，不光亭子被人占了去，电影院也玩起了消失。这么一个有交情的电影院，早不拆迟不拆，偏偏在我要紧的时候拆掉。我又想，偌大一个城市，若梅把自己搁进人群里，就像把一个字放在一本字典里，字典里的字可以按部首或者拼音索找，若梅没了亭子没了电影院，到哪儿去找她呢？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肚子响起提醒的声音，但我知道不能一个人去吃饭，因为即使进了饭馆，这顿饭准也吃不安定；要给自己安定，还得将自己的脚步动员起来。
我无奈地又向中山公园走去。此时除了中山公园，我想不出更好的去处。到了公园门口，这回我没忘记买票。我掏出钱刚要伸进售票口，突然听到背后一声叫唤。我手一哆嗦，纸票掉到了地上，但我没去捡钱，慢慢把身子转过来。我看见若梅站在几步之外，脸上挪动着焦急还有惊喜。我心里嗨了一声，咧开嘴嘿嘿笑了。
若梅的声音有点干。若梅说：“昆生你怎么现在才来我等得眼都发暗了我以为你不来了。”若梅又说：“昆生你怎么这个模样是被打劫了还是刚从什么工地跑出来？”我这才低头瞧瞧自己。经过火车汽车和汗水的加工，我的样子看上去的确有些暗旧。
这天晚上我们没找别的电影院看电影，而是把时间花在了饭桌上。我点了好几个菜和一碗面条。面条本来是两个人的主食，却被我呼呼呼全吞了下去。我肚子太慌张，也顾不上吃相了。待肚子填了东西，我才稳住神，慢慢与若梅说话。我说了一路上的火车汽车，说了在亭子和电影院前的着急，然后把转为公办教师的事拿出来。我认为这是一年中最痛快的一件事。
若梅也有话要说。她先掏些细事，孩子上学成绩、哪位老邻居去世什么的，完了她说出一年中最重要的事——纺织厂撑不下去，她下岗了。
若梅带来的消息把我的开心压了下去。我说反正今天也看不成电影了，咱们喝点酒吧。若梅没有反对。我要了好几瓶啤酒，不停地往两只杯子里倒。若梅酒量不深，喝一会儿脸就上了色。我瞧着她想说些安慰的话，找了几找没找到。若梅说：“你想送我几句安慰的话对吧？”我嘿嘿笑了，说是。若梅说：“我可没你想的那样难过，现在倒掉的厂子到处都是，再说难过有啥用呀！”我问她以后有什么打算。若梅说：“不知道，还没想好呢。”停一停又说：“也许我会开一间小杂货店，让自己有个坐的地方。在厂子里我老站着，站腻了，我得找份能坐着的事做。”我说：“这个想法有趣，就是有些……安分。”若梅说：“安分有啥不好，日子不是电影，用不着变来变去的。”
我想起电影院，说：“可电影院也在变，拆了又建。”若梅就笑了，说：“这电影院算是欠着咱们一部电影了，下次坐进新电影院得看两部。”我也笑了，说：“咱们认着一家电影院看电影，够傻也够执着的。”若梅想起什么，说：“咱们那个院子也要拆建，墙上已刷了‘拆’字。”我点点头说：“听说了，我父母给我来过信。”若梅说：“拆了那院子也好，以后你可以多回去看看父母了。”
我不吱声了。我知道若梅的意思。这些年我很少回昆城，即使偶尔回去一下，也不去父母住的老院子。我一般会在哥哥或姐姐家住一宿，跟父母见个面吃顿饭。父母知道我的心思，也不会责怪我。那老院子有许多我不愿再见到的人，包括大奎、大奎父母和众多邻居，甚至我也不愿意在那个地方见到若梅。当初我从牢狱里出来时心里就暗暗发誓，决不再迈进那老院子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事情很多想法都松动了，可我就是不肯去碰那伤心之地。如今院子要拆了，聚在一个地方的邻居将四散，老日子真的翻过去了。可是拆也好散也好，人的记忆能拆掉吗？我心里的隐痛能散去吗？
这天的晚饭因为几瓶啤酒的加入而让我们多出一点伤感，当然也多出一点激动。用完菜酒，我们出了饭店去找住处，这次我们丢开平常旅馆，选择了一家有点派头的宾馆。当我们站到服务台前时，服务员耸耸肩，告诉没有双人床了，只有标准间。她问：“可以吗？”以前我们习惯分开睡散铺，这儿是宾馆，要省钱得同住一间呢。我愣了一下，看一眼若梅，点了点头。
进了房间，是两张干净的床铺。我没有多想，赶紧入卫生间冲澡。我太脏了，在水蓬头下站了好大一会儿才觉得把自己洗净。我把衣服穿整齐了出来，换了若梅进去洗漱。我躺靠在床上，看着另一张暂时无人的床铺，听着卫生间里传出的水声，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但我又知道自己不能造次，不可以轻易去打破这些年我和若梅间的默契。这种提醒让我平静下来。也许是太累的原因，我竟然睡 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或许只是小睡一会儿，我醒了。灯光暗着，若梅猫着身子睡在另一张床上。我身体不动，呼吸却慢慢乱了。乱了一会儿，我突然爬起来躺到若梅旁边，若梅似乎吃惊一下，又静在那里。我啥也不说，开始脱自己的衣服，接着又脱若梅的衣服。夏天的衣服很少，我虽然慌乱，还是很快完成了。我傻了几秒钟，才慢慢去抱若梅的身子。抱住她的时候，我心里像是有一张嘴唇抖动着要说话，说的是“天呐天呐”。然后我发现自己流泪了。这时候的泪水一旦开了头，就不容易停住，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的泪水一拨紧跟一拨，随着身子的运动滴溅到若梅的脸上、胸脯上和肚皮上。那真是一场酣畅痛快的哭呀，只是没有声音。
那天夜里的事我不想讲得太多。我只记得自己没说一句话，若梅也没说一句话。如果说有声音，那是若梅的叫声。我得承认她的叫声很好听。
我和若梅说上话是在早上。天亮之后，我脑子也跟着醒了，此前我脑子一直迷迷糊糊的，好像老在做梦。我看一眼邻床，若梅已经 醒着。
我们躺在两张床上，中间隔着一米的距离，开始安静地对话。若梅先开了口，她说：“这次没看上电影，却睡在了一起，事先没想到呢。”我说：“这样……好吗？”若梅说：“又好又不好。”我说：“好是什么？不好又是什么？”若梅说：“好是你抱住了我，你的泪水滴在了我身上。”我说：“不好呢？”若梅说：“刚才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咱们这样做了，岂不是证明以前给你的判决是对的吗？”我愣一下，说：“你知道的，那次咱们并没做什么。”若梅说：“可现在做，等于把证据给补上了。我是指在咱们心里。”我说：“这么说你后悔了？”若梅说：“我不后悔！我怎么会后悔呢？”我说：“可你口气里有不安呢。”若梅说：“不是不安，是不踏实。”我说：“不踏实就是不安。”若梅说：“这么说也可以。”我说：“那你说说怎么个不踏实？”
若梅想一会儿，说：“我心里不踏实不是刚才说的什么证明，牢都坐了，还怕添啥证据。要是说这个，我反而早该把身子给你的。”若梅说：“我是过平常日子的人，日子里掺着杂碎，这个烦那个恼太多了，隔一会儿就会遇着累人的事，可累人的事再多，也挡不住一个日子的到来。这个日子可以看电影，可以跟你待在一起说说话，这多么好呀，比过年还有味道。真的，一年中有这么一天在前头等着，我心里亮畅多了。”我插一句：“这种情况有个雅的说法，叫精神的透气孔。”若梅说：“你读过的书多，比喻得就好，是这个感觉。”若梅又说：“正因为你读过的书多，跟你坐在一起才有意思，跟你待在电影院里也才有意思。”我说：“有意思是一种好的感觉，怎么又变成不踏实呢？”若梅说：“要是以后一年中等着的不是看电影的日子，而是准备与一个男人上床的日子，我心里会别扭的。”我笑一笑说：“我是昆生，不是别的男人。”若梅说：“我说这些，就是要把昆生跟别的男人摘开来。”我说：“咱们往后在一张床上待着，照样不会少了看电影，少了聊天。”若梅说：“那也不一样。”停一停，她又说：“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我不吱声了。怎么说呢，若梅的想法虽然有点傻，可还是让我安慰。我是一个小学教师，读的书本和攒的学识都上不了大台面，但在若梅眼里，我已是一个沾着文化的人，或者说，应该是跟别的男人不一样的人。她和我在一起，就是要让一年中的这一天变得脱俗一些，安静一些。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无疑有点特别——应该说，她在平淡日子里待着，心里那么的淡，可又比别的女人多了一点点东西。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她能吸引我的原因。
6
很多年后的现在，我仍清晰记得若梅的身体，她的皮肤她的乳房她的腰肢她的腹部，她闭上眼睛的样子，还有她好听的叫声。与若梅交往的那么多年里，我和她在床上只放开过这一次。一次也够了，它让我的记忆存入珍贵的情景，就像一只出远门的皮夹，若放一张照片，只需一张，已足矣。
这次以后的每回见面，我们保持着静心的状态。男女相处有时候就是这样，去了肉体的念头，心里反而变得轻松，有一种简单而干净的快乐。我们像情人，也像朋友，相互喂给对方淡静和舒服。如果说生活是重的，我们至少让这一天变轻了。
我们还守着一种固板的默契，不写信，不用电话，也不通过别的方式联系。BP机出现时，我们给了对方号码，但说好没急事不传呼。后来有了手机，我们一般也不通话。记得一次过年，那时还不兴发短信，鞭炮声中我特别想给若梅打个手机，后来想一想还是忍住了。我们心里有种感觉，要让两个人的见面长久保留下去，必须储存这一年的新鲜，而要储存新鲜，一个简单的办法便是不进入对方的日常生活。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到底好不好，但就这么做了。
在之后的年月里，我免不了也回昆城。当然我不去见若梅，也不通过别人的嘴去打听她。但我喜欢到老院子的地界上走一走，那里已盖起鲜艳的楼房，楼房之间有小树和小道。我在小道上慢慢走着，同时也让脑子里幻灯片似的移过老院子的天井、围墙、水井，还有年轻时的若梅和自己。这么追想着，心里就有了沧桑感。
沧桑感这词好像用得有点大，其实就是觉得身上添了岁月。这种感觉不少时候也因为我头发的稀疏、肚子的凸起、皮肤的暗淡等等变化，当然，更因为孩子的长大。不知从哪年开始，孩子成了我和若梅见面时的重要话题。若梅除了女儿念念，还有一个领养的儿子，这种格局让她更操心些。不过她每次说起儿子女儿时，脸上会流过水一样的温情。我呢顺着她的话头，也会搬出儿子的捣蛋事迹和捣蛋中的可爱。作为配合，我们说着孩子时，会拿出一两张照片。照片上的孩子不管咧着嘴笑还是严肃着脸，都小树似的透着往上生长的气势。
有一年，我们在中山公园小山上刚见面说了些话，若梅又拿出一张照片。这一次我在照片上不仅看到了她的儿子女儿，还看到了大奎。大奎老多了也胖多了，但脸上挺光滑，加上头发已半秃，脑袋就变成了一只大的蛋。我瞧着大奎，心里禁不住叹了一声。我不是叹过去的事，而是叹年月的不可停留。
这么感慨着，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对若梅说：“今天咱们也照张相吧，做个合影。”我又说：“不知不觉就老了，得让现在的脸留下来，省得将来又后悔忘了以前的样子。”若梅笑一声说：“这主意好。”停一下又说：“好是好，可照片得藏着掖着，只怕心里反而搁了一个不放心。”我说：“照片只是一张纸片，还怕没个躲藏的地方？”若梅说：“我怕万一呢。”她想一想，忽然高兴起来，说：“我有个办法，连万一也不用怕了。”我说：“什么办法？”若梅说：“咱们把拍好的照片埋在这里！”她指一指亭子外的树林，说：“什么时候想看了再挖出来。”我说：“你开玩笑吧？”若梅说：“不是玩笑不是玩笑，我觉得真可以的。”
我沉吟一下，嘿嘿笑了。若梅的点子似乎靠不着谱，但一琢磨还是不错的，甚至有些好玩。
我们下山出了公园去拍照。在照相馆里，摄影师傅把几块背景推来推去，让我们选择。我们选了一块金黄色的夕阳树林，因为把装着树林的照片埋在树下挺合适的。我们坐到树林跟前，让两颗脑袋近在一起，听摄影师傅的口令。摄影师傅说别动身子，我们便稳住身板。摄影师傅说笑一笑，我们便咧开了嘴。
我们在照相馆等一会儿，拿到快印出来的照片。照片还不错，两个人紧挨着，看上去都挺开心的。我们到街上买了一把水果刀，顺便多要了几只塑料袋，然后回到小山上。这时已近傍晚，阳光涂在树枝树叶上，跟照片的背景还真有点像。我们在树林里转一圈，看中一棵水杉。这棵水杉树干笔直，枝叶一层层爬上去，像一座小塔。在挨着树干的地上，我们用水果刀挖开一个小坑，再用塑料袋将照片包好放进去，然后盖上泥土。
我们靠在树干上，看看地上，又仰头看看天空，心中有一种顽皮似的快乐。从现在起，这座小山的树林里存了一个属于我们的秘密。秘密虽小，却有意味。对了，这个秘密除了我们，还有老天知道。
这天晚上，我们携着不错的心情去看电影。心情一好，就容易遇到愉快事。我们买电影票时，得到两张抽奖券，说是电影院在做一个“看电影抽大奖”活动。我们以为是玩噱头，到了电影厅门口，真见着一只半透明的箱子，里边装着一大堆有数字的乒乓球。我按工作人员的指示，摸出三只乒乓球组成一个数字，啥也没对上。若梅跟着也摸出三只乒乓球，把数字一凑，竟凑出一个三等奖，奖金为一百元。一百元不算大钱，但能制造意外的高兴。我们拿着一张一百元的钱票走进影厅，就像是小孩子得到一只玩具一样欢喜。我记得那天看的是《甲方乙方》，属于暑假回放影片。
看完电影，我们想把额外得到的钱花掉，就去吃夜宵。走了一段路，遇到一家特色点心店，我们进去要了两碗猪脏粉，觉得花不完钱，又要了几样小菜和啤酒。这是我们第二次坐在一起喝酒，因为心里装着快活，胃口和酒量都开了，四瓶啤酒喝完，还认为不够，又叫了两瓶。待我们从点心店出来，已是满脸红光，思想飘扬了。
夜色中的街道布着橘黄灯光，灯光下行人已不很多。若梅笑一声说：“我有点醉了。”我也让自己笑了一声，说：“你没醉，你口齿清楚舌头不晃。”若梅说：“我舌头不晃可脚步在晃呢。”她走了几步，故意显出身体不稳的样子。我乐了脸，赶上去扶住她。她把手臂绕在我的手臂上，两只身子挨在一起往前走。
走了一截，若梅突然说：“昆生，我走不动了。”我说：“那咱们打辆车？”若梅说：“不用，我要……你背我。”我吃一惊，看看周围说：“这是在大街上。”若梅说：“我知道在大街上。”我说：“你不怕别人笑话？”若梅说：“我不认识他们，他们笑不着我。”我腼腆一下说：“在街上背女人，这种事我没干过呢。”若梅说：“没干过就赶紧干一次嘛。”
我扎个马步，半蹲在若梅身前。若梅双臂缠住我的脖子，上了我的后背。还好，若梅不是胖人，沾在背上不算太沉。我抖起精神，在人行道上静静地走。嘿嘿，这是个电影般的时刻。两个人暂时不 搭话，但我能觉出她的快活，她应该也能觉出我的快活。因为走得慢，过一会儿后面就有路人赶上来，在旁边奇怪地瞧我们一眼，又超了过去。
此时的夜街仍然热，但时不时会遇着一阵风。当风跑过来时，我就停下脚步，让凉快从两人身上滑过。
更有趣的是，隔几分钟便会有一辆出租车在我们身旁突然刹住，还摇下玻璃，见我们没有响应的意思，只好不明白地离开。看着车子们急急停住、又匆匆跑开的失望样子，我们忍不住笑出了声。
那天夜里，我一直把若梅背到一家旅馆的门口。我开了两间房，把若梅放进其中一个房间。若梅说：“今天晚上高兴，再一起坐会儿吧。”我在椅子上坐下，若梅则和衣躺到床上。我们随意聊些远远近近的事。聊了片刻，若梅的声音小下去，慢慢停住，原来她睡着了。她虽还够不着醉，但啤酒在她身上还是起了作用。
我坐在她的床边，瞧着她睡觉的样子，听着她平静的鼻息声，心里禁不住生出些怜惜。尽管我们借着酒力和夜色在街上撒了个欢，让自己年轻了一回，可我知道，谁也挡不住日子的流失，我们在一年一年地老去。当然，老也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谁都会摊上。可瞧着眼前的若梅，再一岁一岁地往前推，推到若梅年轻的样子，我还是有些难过。一年一次见面，我们不知不觉已经用掉了这么多的年头。
7
日子逝去的想法现在也不缺少。我坐在报刊亭里，时常会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在卖掉一份份报纸一本本书刊的同时，似乎也把自己余下的年月和精力一点点出售了。
这种感觉若放到回想上，便会对自己的记忆不放心。譬如每次追忆到那个喝酒撒欢的晚上，我便想，也许我的记忆不对，也许那个晚上的高兴并没有被伤感所接替。我能坐在她的跟前，瞧她睡觉的样子，听她平静的鼻息声，我应该感到愉快或者安慰才是。我记存的伤感八成是后来的，我把后来的伤感放在了那天夜晚。
人呀经历的年头一多，就容易把时间记乱，尤其是遇到苦痛的事儿。苦痛如树，会长出许多枝叶，伸进本来不相干的日子和地方。
不过我的记忆再恍惚，有一个时间是不会出错的。这个时间与憔悴、悲凉这种词有关，属于若梅五十岁那年的夏天。
那年夏天特别热，能逼得人流许多汗。我见到若梅时，她显得有些弱，好像瘦了不少。我问她怎么回事。若梅开始还应付，说没什么，说这么热的天，流汗都把人流瘦了。我使劲追问几句，若梅才说了。她说自己胃不舒服去医院抽血检查，结果查出一个指标不好。医生让做胃镜，照了一遍没发现什么。医生又让做前列腺磁共振，也没振出什么。医生就再开一张单子，这一回是做肠镜。做肠镜是麻烦事，得一遍遍喝药水一遍遍上卫生间，折腾一夜，终于把肠子清空了。第二天去医院一查，真在直肠里发现长着一样东西，是一小块多出来的肉。
我听着乐了，说：“原来是块肉呀。”又说：“医生真够损的，花这么多钱，就找到一小块肉……”还没说完，我突然傻了。我意识到什么，定定地看着若梅。若梅疲累地笑一下，说：“不知怎么会摊上这种东西。不过也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医生说了，这种肠子里的病只要发现早，又赶紧做手术，能活很多年的。”我说：“你算……发现早吗？”若梅说：“算早的，说是早期。”我说：“那你已做了手术？”若梅说：“昆城医院跟上海一个医院有合作，过几天会有位上海医生来，等着呢。”我说：“那你在医院等着嘛，干吗还跑过来？这么热的天。”若梅说：“反正这几天闲着也是闲着。我想在做手术前见你一面，再看场电影，这样心里踏实些。”我鼻子一酸，差点儿流下泪来。
那天晚上我陪若梅看过电影，赶紧让她休息。我自己躺在床上，却久久入不了睡眠。我在脑子里东找西寻，想替若梅做点儿什么，但想来想去，我能做的，也就是为若梅凑点钱。
第二天上午，我去银行把卡里的钱全取出来，又把兜里的钱加上，交给了若梅。若梅不要，说家里有钱，即使不够也可以跟别人借些。我说：“肯跟别人借钱，为啥不要我的钱，再说我这点钱又不是大钱。”若梅说：“许多年前我就对自己说过，跟你见面时不能要你的钱要你的东西，我要让咱们待在一起清清爽爽的，这样事后想起来才会觉得好。”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可这次你病了。你病了我总得做点什么，我又不能在医院伺候你，我又不能砍下自己身上的肉换你的病好。”我这么一说，若梅不吭声了。过了半晌，她眼眶里有了泪水，说：“就这一回吧。”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我破了惯例，隔些日子就给若梅手机发短信探问病情。我问得简单，她答得也简单，总是说手术挺顺利、现在出院了、身体恢复不错一类的放心词。有一次我问：我能不能去看看你？她回复：不用了，我真的挺好。又过几天，她用电话打我的手机，我在上课，没接着。她又用别人的手机给我发一条短信，意思是自己手机丢了，不想再买，让我别惦记。从此我跟她又断了信息 联系。
好不容易熬到下一年的夏天，见面这天我赶早去了温州城。怕若梅体弱力少，我准备不让她上山，就等在山脚下截她。由于心里搁了着急，我在一块石凳上等不安稳，中间因为担心若梅从另一条小路上山，便提起身子往山顶爬，看看那儿没人又赶紧跑下来。这样上下往返了两次才候着若梅。还好，只一眼若梅就让我松了心。她气神没丢掉，脸色也正常，似乎还胖回来一些。我上上下下把若梅看一遍，没看出大毛病来。若梅就笑了，说：“我做的是肠子手术，自然不会缺胳膊少腿的。”我说：“这些日子你知道我心里多不踏实！”若梅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嘛，医生说我至少能活十年哩。”我心里又紧了，说：“为什么是十年？为什么只有十年？”若梅说：“是至少十年，也许二十年或者更长呢。”顿一顿又说：“其实十年也够了，我可不想老得不成样子，然后站在你跟前让你上下打量。”我说：“你老我也跟着老的，到时候我这双老眼呀，倒真想看看你老得不成样子的样子。”若梅轻笑一下，又叹口气说：“不说那么远了，咱们一年一年地把日子过好。”
那天看电影前我拉着若梅逛街，逛着逛着把她引到通信市场。若梅问到这儿干什么，我说了实话，要给她买一部手机。我说：“刚才等你的时候我跑上跑下的，就是因为你没手机。”若梅摇摇头说：“还是省了这钱吧！手机我又不是没用过，用过了才知道对我没啥用处，我白天坐店里晚上在家里，这俩地方都有电话。”我说：“你的身体做过手术，平常总得让我问一下吧。”若梅说：“我就是怕自己有了手机忍不住跟你发短信，发多了总会让大奎瞧见，那样就不好了。再说我们以前讲好平常不联系不打听的，不能因为我的病把原先的话推倒。”我苦笑一下说：“你呀真是固执，你不要一年里的三百六十四天，你就要咱们的所有心思都留在这一天。”若梅认真地瞧着我，说：“对的，我不要别的，我就是在乎这一天。”
不知道是医生的判断失了准头，还是若梅自己的感觉出了偏差，她的身体稳定其实是个虚象。肠子里的癌细胞不是一刀能剪尽的。
但我不懂这一点。在随后一年里，我照常备课上课，操弄家庭，把这一年过得跟往年没啥区别。
当又一年的夏天到来时，我以为见到的是比去年进一步康复的若梅，她身上不会缺少上山的力气。不料见面那天下午，我在山上亭子里等着，忽然来了一位顺便捎话的游客，说山下有一女士让你下去呢。我赶紧出了亭子往山下走，还未把石阶走完，远远瞧见若梅坐在路边石凳上，样子弱弱的。我吃了一惊，紧着脚步近到她跟前。她的模样让我心里一下子乱掉——一张脸不光瘦了还黑了，衣领边的锁骨陷进去两个坑，身上的力气像是漏掉了许多。我慌慌地盯着若梅，半晌说不出话。若梅脸上浮起一个微笑，说：“怎么了你？看把你紧张的……”我稳稳神说：“你……瘦了。”若梅说：“没事儿，前些天吹空调感了一次冒，吃药又把胃口倒掉了，慢慢恢复就是。”我用双手捏捏她的肩膀，又顺着手臂慢慢捋下来，她的瘦让我心疼。若梅难为情地轻笑，说：“这儿游客多，人家以为咱们干吗呢？！”又说：“咱们不上山了，我中午没怎么吃，肚子好像饿了，你陪我去吃点东西吧。”未等我点头，又说：“你瞧瞧，见着你我胃口就开了。”
我陪若梅去了一家小吃店。因为是下午，店堂里人不多。我给若梅点了一碗馄饨，这是她爱吃的。若梅吃了两三口，歇住，看看我，又努力吃了一口。她的神情告诉我这碗馄饨不对她的胃口，我起身又去端来一盘炒粉干。若梅吃了一口，又停下了，抱歉似的瞧着我。我不吭声，又去点了灯盏糕、锅贴饺子和鱼丸汤。小桌上很快摆满了碗盘。若梅盯着桌子说：“点这么多，你把我吓住了。”我说：“你随便吃，爱吃哪样吃哪样。”若梅说：“你也得帮我吃。”我说：“我吃过中饭，这些东西是为你点的。”我把各种点心都拣一点搁她小碗里。若梅往嘴里夹一口，慢慢地咀嚼，嚼一会儿使劲地咽下，然后叹出一口气说：“我以为我饿了，可胃口还是没那么好。”她说话的样子让我难过。我想找一句轻松的玩笑话，没有找到。
晚上坐在电影院里，我一直握着若梅的手。她的手松软无力，像一只睡着的小鸡卧在我的手心里。那天的电影是《周渔的火车》，女主角巩俐不停地坐着火车，奔波于两个男人之间。故事有点儿晃，让人不太明白，但游动在影片中的迷茫和伤感还是传递给了我们。故事的最后，女主角在寻找男人的路途中遭遇车祸，灵魂飘向天堂。
电影结束后，我们走出放映厅。若梅慢下脚步，说咱们再看一遍吧。若梅的提议让我奇怪一下，但我一点儿也不想反对她。我点点头说：“特别喜欢这电影？”若梅说：“也不是，我就想再待一会儿。再说电影院拆建那年，咱们还欠着一部电影呢。”我笑了说：“你呀记得挺远。”
我买了票，两人又坐回放映厅。因为不是最新片子，场次又晚，看的人稀少，厅子里只有寥寥几个身影。若梅在暗光中坐一会儿，累了似的斜过身子，把脑袋靠在我的胸前，我用手臂轻轻搂住她。若梅说：“还记得第一次在这儿看电影吗？那次我们只有一个座位，结果两个人站着看的电影。”我说：“当然记得，是《卖花姑娘》。”若梅说：“那么多年过去，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说：“少了也好，你看看这场电影，像是咱们俩的专场。”若梅轻笑一声，说：“电影专场，咱们真够排场的。”又说：“别人不爱进电影院了，可我仍喜欢在这儿待着呢。”
这么说着，若梅闭上眼睛静了身子，像是听银幕上的声音，又像是准备偎着我小睡一会儿。我低头瞧着若梅，光影在她脸上忽明忽暗。淡光中，她的皱纹和岁月似乎被掩去了——此时，她多么像一个忧伤又享受的孩子。
我抬头看银幕，上面有些模糊。我知道，我的眼眶里装了泪花。
8
对我来说，此后的日子搁进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叫折磨。
我依着若梅的意思，不主动找人打听她的病情，但我知道自己每天都是惦记的。我想写信我想打电话我想邮寄补品我想帮着联系医生，可跟每一种想法一起绑着的总是犹豫和否定。有一次我拿起电话拨进若梅家里，对方一个男声音刚“喂”了两声，我已把听筒放下了。又有一次我买好一些健身补品，到了邮局踌躇半天，最后寄给了昆城的父母。说实话，我的犹豫不是不勇敢，也不是不急切，我是怕若梅不高兴。这么多年了，若梅坚持不让我进入她的日常生活，现在突然迈进一只脚，也许会碰倒什么东西。这对若梅是不好的。
我读了些书，算是懂得一点看人和看世界的道理，也相信在人和常规世界之外一定还存在尚不明白的神力，只是我偏偏没有机缘皈依佛教或者基督教。如果心归佛教，我愿意长跪大雄宝殿，苦求佛祖发发慈悲，给予若梅一些气力和快活；如果信奉基督，我愿意手捧《圣经》日日祈祷，祈求上帝赐予一柱亮光，专门打在若梅的身体上。可现在，当我心无依靠时，便只有做梦。我只能在梦中探听若梅的消息，并给她捎去安慰的话。
年底的一天，我做了个梦，梦中若梅昏迷在床上，闭着眼睛喃喃吐话，吐的是一长串的“昆生”。我冲进梦中扑到床前，若梅却不见了，留下的是没有内容的雪白床单。
梦醒之后，我愣了半晌，然后去学校向校长请假。校长说都快期末考试了，还请什么假？不能缓几天吗？我没有言语，只是将一张假条轻轻放在校长办公桌上。
我坐车去了昆城，先来到镇上唯一的一家大医院。我在住院部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巡走，又堵住一位护士打问。护士说近些日子没这个人住院呢。我又问最近医院里是否死过人。护士不高兴地说：“死过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你问这个干吗？”
我稍稍安了心，又来到若梅家的住宅小区。这个住处是大奎单位分的福利房，若梅告诉过我具体楼层和房号，我好几次想往这个地址写信，终于没形成决心。现在，我仍不打算冒失地上楼，冒失地敲那扇门。我只想静静地在楼下坐一会儿。
我在院子中间小花坛边沿坐下。我盯着楼房数了两遍，认定了若梅家的两扇窗户。那两扇窗户一扇闭着一扇打开，说明里边有人。更要紧的是，那扇打开的窗户挺安静的，没传出哭泣声或者哀乐声。我知道这种念头不好，可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宽了宽心，心想一个梦当不得真，也许事情压根没想的那么糟，也许若梅一边养着身体一边正正常常过着日子呢！冬日的阳光移过楼顶，照在花坛和我的身上，我一点点暖和起来。为了不显出枯坐的傻样儿，我从包里掏出一本书翻看。当然，我看不进去。我的脑子在一行行的文字间散步。我想起许多年前自己坐在院子里看书、若梅来借书问字的情景，那是我们俩交往的开始。时间过得真快呀，快得一照镜子已瞧见自己的斑斑白发。这么多年里，周围的人和事似乎都在奔跑，流行下海啦，盛行离婚啦，又有金融危机、股票楼市、抑郁跳楼什么的。看看报纸，太阳底下每天都有新事长出来。不求变换的似乎只有我和若梅。我们每一年都守着同样的心思，我们把几十年过成了几十个相似的一年。这样的一辈子，不管算亏还是赚，我都认了。现在我不乐意变化，不乐意若梅发生什么不好，不乐意明年的7月30日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一句话，我对日子已经习惯了，我不乐意我的生活突然拐个弯。
那天坐在小花坛边，我捏着一本书对着楼上的窗户，就这么傻傻地想着。我坐了很久。
但是我又知道，不管自己怎么往好处想，我的担忧是真实的，我骗不了自己。若梅的身体也许一天天地差下去，拽也拽不住，用书上的话说，在一步步滑向黑暗的地方。这种判断像一把杂草，长久地塞在我的胸间。
我把这种情绪放在家里，便是没头没脑地向阿秀动脾气。这时儿子已去了省城读大学，我一不痛快，做靶子的也只能是阿秀。阿秀每天出门前在卫生间至少打理半小时，阿秀给朋友打电话要讲很多废话，阿秀看电视喜欢配套嗑瓜子。这些行为过去不算什么，现在落入我眼里便是缺点。我说：“别说半小时，你在厕所里就是待两小时也扮不出一张及格的脸。”我说：“省点电话费吧，废话多了对空气也是一种污染。”我说：“吃瓜子就吃瓜子，你还吃出声音干吗？我耳朵太小，装不下你这么多吧唧声。”此类的话说过，自己都觉得没趣。阿秀有一次说：“你是不是更年期呀，如果是先言语一声，我让着你。”
我把这种情绪放在教室里，嘴巴便容易犯错。我挑课本上的毛病，好几次跟学生说这成语用得不对，这个字是错别字，可回去一查字典，错的是自己，只好第二天到教室再说回来。我仍喜欢讲课外的故事，不过讲着讲着会突然停住，因为我忘了接下去的情节，想现编几句圆一下，嘴巴又没跟上。我还多了些急躁，一见学生上课走神或做小动作便大声呵斥。一次一个男生揪同桌女生的辫子，我把他发配到教室后面，鼻子嘴巴挨墙站着。一节课下来，墙上的贴纸都被呼气弄湿了。男生回家后向家长哭诉，家长又向校长报告，搞得我不停地解释和道歉。我觉得自己身上攒了疲倦。
夏天终于又到了。7月30日这天，我准时把自己搁到中山公园的小山亭子里。我背靠柱子坐着，让自己把心神稳住。
时间在等候中总是过得慢，太阳好不容易从亭子的左边挪到了右边。小山上的游客始终不多，偶尔来几个人，坐一坐又走了。不好的感觉像一只摁在水里的皮球，好几次从水下蹿上来，在我的心头漂浮。但我仍盯着石阶小道，期望有个瘦弱的身影慢慢走上来，或者过来一位捎话的游客，说有个女人在下面等你。
大约三点钟的光景，沿着石阶上来一个游客，是位姑娘。她走得有些急，到亭子前才缓了脚步，边喘气边拿眼睛瞧我。我这时不想搭理人，就没吭声。姑娘先开了口：“您是昆生……叔叔？”原来真是捎信的！我心里一跳，站起身子急急地说：“我是昆生我是昆生，她在山下让我下去吗？”姑娘说：“什么山下？你说的哪个她呀？”我说：“你……不是若梅让来的？”姑娘说：“是，若梅是我妈，我妈让我来的。”我吃一惊，慢慢笑了，说：“原来是念念，长……这么大了。”姑娘说：“你知道我的名字？”我说：“当然当然，你不说是一陌生人，你这么一说，你跟你妈像着呢。”姑娘咧嘴笑了，露出一排很白的牙齿，说：“我妈让我捎一封信给你。”她从包里取出一只信封递给我。我吸一口气，故作镇定地撕开封口，刚要掏出信纸，心里还是先慌了。我看着念念，说：“你妈怎么样了？在家里还是在医院？”念念脸上的笑意不见了，说：“我妈的事你不知道？”我盯着念念的嘴巴，摇摇头。念念说：“我妈死了，半年前就走了。”我身子一轻，轻得似乎要飘动。我赶紧扎住脚步，同时使劲闭上眼睛。闭了好一会儿，我松开眼睛，吐出一口很厚的气。念念说：“叔叔你很惊讶！”我说：“我知道她的病，我不惊讶。”念念说：“可你看上去还是很惊讶。”我说：“我这是难过。”念念点点头说：“噢，难过和惊讶有时候瞧着挺像的。”我说：“除了这封信，你妈还跟你说了些什么？”念念说：“她啥也没说，就说了你的名字和今天的时间。”我说：“还有这儿的地点。”念念说：“对对，刚才我爬上来，特别担心亭子里没人。”又说：“不光是担心，还有奇怪呢，我很想知道妈妈临走前仍惦记的人是谁。”
念念沉默一下，说：“叔叔您是什么人呀？是我妈的朋友还是同学？”我不接她的话头，说：“你妈走的时候……身上痛吗？”念念说：“你要是妈妈的朋友或者同学，妈妈又这么惦记你，你那时候该去看看她才是。”我说：“我知道若梅，她死时即使身上痛，心里也装着安静的。”念念说：“这半年里，我挺想撕开信封看看里边写些啥，终于没敢。”我说：“若梅这辈子呀，活得不亏，至少比别人多了一点点东西，她一定这么想的。”念念说：“信封里该不是欠条债单什么的吧？如果是那就太没趣了。”我说：“死是平常事，谁都会遇上，我真不用惊讶的。”念念说：“我一直觉得妈妈是个没有故事的人，最后还弄一个悬念放着，玩神秘哩。”我说：“但我还是难受，别看我现在没有眼泪，可我心里还是难受。”念念说：“看来即使有啥悬念，您也不乐意跟我说什么了。你们呀老说弄不明白我们，我们也弄不明白你 们呢。”
两个人这种错位的对话让念念有些无措，可能还有些无趣。她瞧着我失了神的脸，不再言语。
过了半晌，我回一回神，发现念念已经离开，身影正往山下移去。我没有叫住她，因为我很想一个人静一会儿。
我坐下来，虚虚地靠在柱子上。茫然了片刻，我才想起还没看信。我乱乱地从信封里掏出信瓤，只有一张纸。上面没有留给我或者留给世界一句话，只有一列长长的电影名单：
1975年《卖花姑娘》
1978年《刘三姐》（我一个人看）
1979年《小花》
1980年《庐山恋》
1981年《大篷车》
1982年《骆驼祥子》
1983年《城南旧事》
1984年《五女拜寿》
1985年《红衣少女》
1986年《芙蓉镇》
1987年《二子开店》
1988年（电影院拆建）
1989年《百色起义》
1990年《妈妈再爱我一次》
1991年《边走边唱》
1992年《警察故事》
1993年《霸王别姬》
1994年《唐伯虎点秋香》
1995年《狮子王》
1996年《风月》
1997年《鸦片战争》
1998年《泰坦尼克号》
1999年《玩具总动员》
2000年《过年回家》
2001年《刮痧》
2002年《我的野蛮女友》
2003年《周渔的火车》（看了两遍）
2004年（昆生，你替我看吧）
我累了，一种心里虚空的累。我仿佛一下子老掉了好几岁。
暑假过去，我递交了提前退休的报告。校长想留我，说了一些劝慰的话。不过他没能挡住我的去意。我对校长说：“我已到了学生爷爷的年龄，再教下去会把他们也教老了。”
但实际上，我的年纪还算不上太老。儿子在上大学，我够不着吃闲饭晒太阳的岁数。离开学校后，我盘算了几天，觉得这辈子老在教室里站着，现在得找一份安静又能坐着的事。这个想法其实是若梅给我的，她说过这样的话。过了一些天，我盘下一间别人腾出来的报 刊亭。
报刊亭的生意不算好也不算差，我已经满意。能坐在亭子间里，让各种报刊书本包围着，这是我喜欢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我慢慢去回想跟若梅在一起的日子。我的回想挺花时间，有点像一条小船在长河上漂流，从这一头漂向很远的那一头。在漂流过程中，我把快乐、有趣和忧伤的细节一点点打捞上来。
一些日子过去，我的心渐渐安定下来。
又过些日子，儿子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在一家公司上班。他的生活不再青涩，周围似乎总聚着许多男女朋友。过年过节回家，他会讲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事情。有一回春节，他将女朋友领回家，让阿秀挺高兴。几个月过去他又回一趟家，带来的是另一个女孩。我提醒儿子，我的眼睛还没花，认得这个女孩不是上回的女孩。儿子说：“嗨老爸，别理我们别理我们，我们的事你哪懂呀！”
有时静下来想想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爱方式，如果我把自己和若梅的故事说给儿子，他八成也不会相信。没准他会说：“嗨老爸，男人嘛都喜欢编点爱情故事给自己争个脸，但也不能编得太离谱儿呀！”
儿子当然不会想到，他老爸的故事还在继续。八年了，每到夏天的7月30日，我一准歇了报刊亭，穿上一件整齐的衣裳，乘车来到温州城，爬上中山公园的小山。我会坐在亭子里，看城中高楼，看周边风景，看太阳往西边一寸寸落下去。如果眼前没人，我会蹿到那棵杉树边，扒开地土取出照片。照片上有我，还有我始终不能放弃惦念的女人。依着惯例，我把照片看一会儿又埋回去。
到了晚上，我会准时坐在电影院里。当银幕开始出现光影时，我变得平静而且投入。我很容易被银幕上的情节所动员，常常开心暗笑或者流下伤心的眼泪。当然，有时候周边的咀嚼声和低语声会让我分一下神。暗光中我能看到年轻的情侣依在一起，他们在边吃零食边咬耳朵。不过我马上会收回心，将目光投放到银幕上，因为我知道，我也不是一个人在看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