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眉
“自由著述”
从我上小学起，每次在填写学生登记表一类的东西时，父亲总是在“家长职业”一栏内填上“自由著述”几个字。什么是“自由著述”呀？我弄不懂，问父亲，他爽朗一笑：“著述吗？写书嘛。你不是天天都看到我在写字吗？自由吗！我不当官，不攒钱。想写就写，想读就读，起居无时，怡然自得。”当时，我年纪还小，对他的话，似懂非懂，只觉得父亲好像很喜欢“自由著述”这个行道。那时，他大约40岁出头，《死水微澜》还没有开始写。
以后，我年龄渐长，常常听见父亲讲他以前的事，才慢慢地悟出父亲选择“自由著述”这条道路对他的确是较为合适的。
父亲在中学时代，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巨大社会变革——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作为这次革命的前奏，四川省的保路风潮（即争取铁路民办权利）曾引起全国的注意。那时候，父亲正在中学念书，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保路运动，初步感受到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又苦难重重的国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后。辛亥革命成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俗积重难改，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翻滚横流。成都地处西南边陲，封建势力、军阀、哥老会、奉洋教的帝国主义追随者，种种恶势力竞相争夺，和全国的封建势力、军阀遥相呼应。这一切引起了父亲的深思。恰巧在这个时候，父亲中学毕了业。家里没有钱供给他继续上学，一个做县官的亲戚把父亲带去做县衙门的秘书。父亲在县衙门中工作近两年，看到了社会的许多阴暗面，其丑恶程度简直使他大为吃惊。他没有想到经过了辛亥革命，清朝末期的种种腐朽东西在这里又改头换面的出现了。他十分愤懑。决心不再跨入官场，要用自己的笔来鞭挞社会的黑暗。
这样，父亲从1921年开始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写了100多篇揭露社会黑暗面的短篇小说，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评论、杂文等等。这些就构成了他早期作品的主要内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父亲28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新鲜空气使他精神为之一振。同年底，他就离开了残废的母亲和新婚八天的妻子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行前，他的一个朋友问他到法国将学什么？他回答：“还是学文学吧，这个天地好像很广阔，我的兴趣，我的性格，还是学文学好些吧！”
父亲善于思索，但性格却很开朗、豪放，谁要是同他开诚相见，他就会滔滔不绝，一见如故。他一到法国，住在贫民区的学生公寓，左邻右舍都是些工人、小职员。这些法国人乐观、爽朗、善良、健谈，同他很合得来。以后很多年，父亲一直怀念在法国这一段时期的生活。特别使他难以忘掉的是1921年他得了一场急性盲肠炎和腹膜炎的经历，他在免费的平民医院里住了62天，病得九死一生，但却获得了中国穷学生和法国贫贱者阶层的无比宝贵的同情。大病初愈，他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中篇小说，用日记体载记下这几十天中的所见、所闻、所想，小说的题目就叫《同情》。
在法国四年多，父亲接触了大量的法国文学艺术。研究了知名和不知名作家的作品。他说：“要懂得法兰西近代小说的真相，最好的方法，便是从各家的作品上去探讨。”他觉得这好比是“读千赋而后作赋，阅千剑而知使剑”的办法。
1935年，父亲开始创作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历史为背景的三部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少年时代在历史激流中的感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法国名家著作的启示，浑然一体地融合在这几部著作中。
父亲在写作这几部长篇小说前后，虽然做过一些其他的事，如教书，开过小餐馆，当过造船厂厂长，经营过一个小小的造纸厂，但是，几十年间，他立志于“自由著述”的思想始终未曾改变。不管他做什么事，他的创作和翻译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
1924年，他从法国回到成都不久，一些依附于军阀的留法同学很想把他拉入政界。那个时候，留学生很吃香，当官很容易，军阀和旧官吏们都喜欢用他们来装潢门面。可是父亲回到故乡不久，就说：“我要闭门著书，不问外事。”著书是真的，“外事”却没有“不问”。他当报馆编辑，写评论时，对军阀颇有抨击，因而，惹怒了一个军阀，报馆被封，他和几个同事还被抓去关押了几天。为这件事，父亲后来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编辑室的风波》。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却做了13年共产党的“官”！1950年，成都解放刚半年多，父亲被委任为成都市副市长。委任书刚送来，他就把它退了回去。这件事使好多人大为不解，有人问他：“你不喜欢共产党？不愿意向共产党合作？”他哈哈大笑，说：“什么话？我早就同共产党合作了，而且合作得很好。”这确实不假。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一成立，父亲就参加了协会的领导工作，整整十年间，他同党配合得很好，至今还有一些同志在怀念这一段往事。成都解放前夕，父亲代表成都文艺界写了一份《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宣言，热情洋溢，流露出久盼解放的心情。成都一解放，父亲就当选为市人民代表，他是极为高兴的。
没有想到，委任书又送回来了。这一下，父亲认真思索了一番，终于，他接受了委任，一直到他去世。后来，我曾向他提起这件事，问他为什么退回委任书，为什么又接受？他十分坦然地说：“这有什么奇怪？我只是想恪守年轻时候的誓言。再说，我年纪也大了，时间不太多，想集中精力写一点像样的东西，以了心愿。”他停了停，若有深思地说：“清朝时候的官，我看过，民国时候的官，我也看过，真是腐败透顶。共产党的朋友，我认识不少，都是好人哪！我们这个国家，国民党搞不好，看来，只有共产党来。我参加工作，时间是要花费一些，不过，我要写作，我相信共产党是会支持的。”
“小雅”
1930年，父亲在成都大学当教授。当时学校校长张澜是一个进步人士。他主张共和、民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四川的军阀割据。父亲很钦佩张老先生。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四川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们逮捕和枪杀了一些中共秘密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其中就有父亲的朋友和学生。张澜先生也受到军阀的排挤、威胁，在成都无法安身，决意离开。父亲平日支持张先生的言行，张先生一走，他自知在成都大学也待不下去。那么，干什么呢？
父亲从小对一切都井井有条，穿着朴素、整洁，他的手稿向来是工整的，同学们给他一个外号叫“精公”。他也很讲究吃，对菜的做法也有一些研究。母亲做得一手好菜，在亲戚、朋友中相当知名。这一点父亲的朋友刘大杰在1946年写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到劼人家去喝酒，是理想的乐园，菜好酒好环境好。开始是浅斟低酌，继而是高谈狂饮，终而至于大醉。这时候，他无所不谈，无所不说，惊人妙论，层出不穷，对于政府社会的腐败黑暗，攻击得痛快淋漓。在朋友中，谈锋无人比得上他。酒酣耳热时，脱光上衣，打着赤膊，手执蒲扇。雄辩滔滔，尽情地显露出他那种天真浪漫的面目。”这段回忆同时也形象地反映了我父亲的性格。
由于母亲有一手做菜的手艺，因此联想到经营一个小餐馆，既可解决一家四口的生活，又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经过一番准备，父亲在自己租住的家门旁另租了一大间房子，一隔两间。前间约20多平方米，临街，作餐厅；后间约十几平方米，作厨房。餐厅粉刷一新，临街的门窗漆成蓝色。门上挂着一块招牌：“小雅”，字迹清秀，是父亲的手笔。
“小雅”来自《诗经》。《诗经》中这部分诗歌多是辑录古代民间传诵的反抗暴政的歌谣。餐馆取名“小雅”，可见餐馆主人的用心。
“小雅”的开业，在成都引起了轰动，新闻界也很注意。开业那天，成都各报都当做一大新闻来报道；标题更是各式各样，有的是：“文豪作酒佣”，有的是：“大学教授不当教授开餐馆”。
实际上母亲是餐馆的主持人。她帮助几个厨师安排菜肴、点心、面食的品种花样。每天亲手做六种主菜，每周变换一次花样，这些菜别具风味，极受顾客欢迎。因此，生意十分兴隆，整天座无虚席，小小的餐馆门前经常停放着有钱人的小汽车和装备得很华丽的私人人力车。
餐馆开了一年多。“李劼人做生意赚了钱”的说法渐渐传了开去，这就给我家带来了一场灾难。
当时，成都土匪横行，他们同哥老会、军界串通一气，结成一股恶势力，走私、贩毒、抢劫、绑架，无恶不作。
193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保姆带着刚满四岁的弟弟一去不回。到了晚上，家里明白出了事，全家顿时陷入极端悲痛和恐惧之中，亲戚、朋友四处找人，打听消息，毫无下落。半个多月后，一个亲戚通过一个军官，找到一个哥老会头头，才打听出弟弟被土匪绑架到成都远郊一个地方。
这个哥老会的头头没有子女，经这位亲戚从中斡旋，父亲答应等孩子放回来后，拜他为干爹。于是，这个人就传出话：拿600块银元去取人。
父亲没有积蓄，开了一年多餐馆，表面上生意很好，实际上除了付给堂倌的工资，解决一家的生活外，所剩无几。赎人要600块银元，加上请客送礼，打通关节，总共要1000块银元，父亲实在没有办法。这时候，父亲一个朋友慨然相助，拿出1000块银元借给父亲，不要利息，不限还期。
经过许多波折，1931年农历除夕前夕，弟弟赎回来了。
“小雅”呢，自从弟弟被绑走，就关了门。父亲和母亲也无心再经营这个行业，只有另找谋生的办法。
那个哥老会的头头成了弟弟的干爹后常来我家走动，经常讲些哥老会的内幕，父亲对这些很感兴趣，又仔细观察研究了他和他的三朋四友。以后，在父亲的一些小说中，就出现了这些人物的影子。
“菱窠”
从成都市中心往东约八公里，有一个小镇，名沙河堡。从沙河堡往南，走过半华里泥土小路，就能看见一片果林，面临着一个大水塘，这里就叫菱角堰。
1939年春天，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成都，城里的人纷纷向城外疏散。一些用竹、木、草临时搭盖起来的房子遍布了成都的近郊。当时，大家都把这类房子叫做“疏散房子”。
父亲有一个朋友，在菱角堰经营果园。他把果园的一角廉价卖给父亲，作为修建“疏散房子”的地方。于是父亲就自己设计，找了几个泥瓦匠、木工，赶修了几间茅草顶、黄土墙的房子。
房子不大，连院子在内一共两亩多地。面临着菱角堰，院内有十几棵苹果树、几棵柠檬树、几棵桃树和梨树。院子周围，刺藜作墙，屋前屋后，一丛丛玫瑰、月季和蔷薇。院外，柳树和桃树相间，一直伸延到菱角堰周围，这是父亲初到那里时亲手种下的。
我家从来就是租宅而居。父亲从小吃够了搬家之苦，他最痛心的是家里积存的书和资料，每搬一次家就丢失一些。“疏散房子”建好后，他十分满意这个地方和这几间茅草房，决心一辈子住在这里。他在院子大门门楣上题了“菱窠”二字，就是说，这里是菱角堰的一个窠。每年，他总要积蓄一点钱来修整房子，慢慢地，“菱窠”从临时的“疏散房子”成了永久的住宅。
父亲在“菱窠”住了24年。解放前11年，解放后13年。解放前的11年，日子比较难过。特别是1948年至1949年这两年。
父亲自抗日战争以来，积极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活动。据陈翔鹤同志的回忆，父亲当时“并不管组织工作或日常工作。但他却自始至终从不曾放松过他领袖群伦的理事职责。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们一去同他商量，他就会一马当先，毫不退缩”。“每次开大会，我们必定推他作主席，而他不管有无危险，也从不推辞。发言时，更是精神奋发，声如洪钟，把我们事先商量好的话，全都说了出来，可以说他是替大家在发言。这在特务横行、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的蒋管区，确实是十分难得的。”“这些活动早已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1948年，父亲又在成都一家报纸上发表了连载长篇小说《天魔舞》，揭露国民党买办官僚资本家的腐朽和特务的横行。父亲自己说：“这部小说写得并不精炼，可是却受到了官方的警告”。
那个时候，国统区的进步学生运动正蓬勃开展，我和弟弟在大学校里也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学运。
1948年冬天，成都笼罩着白色恐怖，特务到处抓人。弟弟受到追捕，躲到亲戚家，我没有跑掉，被逮捕关押在特务私设的监牢里。父亲到处找人说情，总算把我保释了出来。但是，“菱窠”却从此不得安宁。
特务三天两头借故到“菱窠”来，可能是监视我和父亲的行动，也可能是看弟弟到底是不是在家。
恐怖、愤怒、压抑充满着“菱窠”。好几次，父亲气得要把特务赶出去，可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强咽着气硬把父亲拉住。
好容易盼来了成都的解放！1949年12月28日，下午，父亲兴冲冲地从城里回来，一进门就扬着手中红字印刷的“号外”，大声嚷道：“快看，快看，解放军要入城了。”这天晚上，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要母亲做几个可口的菜，把弟弟接回家，大家围坐在一起，他高举着酒瓶说：“都喝酒，庆祝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的13年，日子过得很顺畅。父亲每天进城到市人民政府工作，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和文艺界的活动，一回到家，就到自己的书房兼卧室里翻阅各类报纸、杂志和史料，少年和中年时代的许多往事重又在他脑子里浮现。他开始考虑一个宏大的创作计划。
1954年，作家出版社要重新出版他的三部长篇小说。父亲决定修改后再付印。于是，他集中精力，大量阅读了中外名著，重新研究有关史籍资料，进行调查访问，征求读者意见，为再创作进行着紧张的准备。《死水微澜》改动不大，《暴风雨前》改写和重写的地方较多；《大波》完全是另起炉灶，重新写过。
他那时已经年过60，但是精力相当充沛。他自信能够写到85岁。他打算写完《大波》（约120多万字）后，再写一部反映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动态的长篇小说，已定名为《激湍之下》。接着改写《天魔舞》。然后，再写一部反映解放后人民生活的长篇，完成一套反映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小说史。
由于生活安定，父亲在精心进行创作的同时，就着意把“菱窠”修缮了一番：把草屋顶改成瓦顶，把原来存放小杂品的小阁楼改建成宽敞明亮的楼房，里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几十个大书橱和几十个小书匣，存放着他几十年来，特别是解放以来购买的两万几千册书籍、装订成册的解放前后的报纸、杂志和两千多件中国字、画。
父亲不是收藏家，在他购存的书中，珍贵版本极少，但却种类庞杂。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中外文学名著、地方志等等最多，甚至还有一些科学常识书籍。这些，全是为了创作而准备的。
父亲很喜爱他的这个小小的“书楼”。在家里的时间，除了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外，就是在这个“书楼”上浏览书籍了。有一次，他颇含深意地对母亲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存了这一点书和画，我死了以后，你把它捐献给国家。”
1962年12月12日，父亲心脏病发作。在离家去医院的时候，他对母亲说：“‘大波’还没有写完，过几天，我们就回‘菱窠’。”在医院里，他在昏迷中还不停地喃喃自语：“我这部书还有30万字……30万字……。”是的，《大波》还剩下30万字没有写出来，《大波》以后的几部已有具体计划的长篇小说还来不及动笔，父亲就离开了“菱窠”，离开了他住了24年的家，再也没有回来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 北京
原载一九八一年五月《中国文学》（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