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长毛奇
赫尔穆斯·卡尔·毛奇（1800-1891年）是19世纪下半叶德国最伟大的军事家，他创造了现代军队指挥方法，在德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他熟谙拿破仑的作战方法，在长达7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任普鲁士（1871年起为德意志帝国）军队总参谋长一职30余年。他曾同“铁血宰相”俾斯麦、军政部长罗恩一起，成功地进行了对丹麦（1864年）、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1871年）的三次战争，实现了德意志统一，创造了德意志帝国的鼎盛时期，使德国取代法国一跃成为欧洲的霸主之一。
历经磨炼 崭露头角
1800年10月26日，毛奇生于梅克伦堡易北河畔的小城帕希姆。祖上是容克贵族。父亲当过普鲁士军官。母亲来自卢卑克的商人家庭。同不少容克家庭一样，19世纪初，毛奇家的经济也破产了。拿破仑战争的打击，施泰茵解放家奴的改革，普鲁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封建性的领主经济急剧衰落下去。1805年，毛奇的父亲迁居当时丹麦属下的霍尔施坦，并在丹麦军队中服役。
1809年，毛奇8岁时，被送到霍尔施坦的乡村牧师处受教育。两年以后，被送进哥本哈根皇家军校，1817年获皇家近卫军少尉衔，也就是说成了丹麦的军官。
1822年3月，毛奇通过考试加入普鲁士军籍，成为驻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第8近卫师的少尉军官。一年后，他又通过考试，进入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任校长的柏林军官学校。他受到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多种学科的教育，对卡尼茨的《战争史》，埃尔曼的《物理学》，特别是对里特尔的《地理学》感兴趣。由于他在地理学方面的兴趣和贡献，德国军事领域后来形成了所谓里特尔-毛奇的军事地理学派。不知疲倦的学习使他的健康受到损害，不得不中途辍学疗养。1826年，他回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师部，担任教学工作。由于经济拮据，他开始写小说和军事论文。1827年出版了处女作《两个朋友》，该书是他自己生活的写照。他还同出版商订了合同，翻译爱德华·吉本的长篇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预约稿费75英镑，其目的是想买一匹战马。但当他花了1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12卷中的9卷时，出版商又决定不出版此书，结果，毛奇只得了25英镑。
1828年，毛奇发表了重要的军事著作《论军事测绘大纲》，受到军界的重视，因而调到柏林总参谋部所属的地形测量署工作。在这以后，毛奇主要关心社会政治史和军事史，写了《论波兰的内部关系和社会状况》等论文，并开始为总参谋长起草文件。当时的普鲁士亲王、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威廉对总参谋长曾说道：“你不要小看这个瘦得像铅笔似的年轻人，他确实是有东西的哩。”
1834年，毛奇升为上尉。这年11月，他到达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名义上是休假，实际上是受命出使，帮助土耳其进行军事改革，加强普鲁士在土耳其的影响。毛奇作为顾问帮助苏丹政府拟订建立国防军的计划；视察达达尼尔阵地并提出改进设施的方案；勘察巴尔那要塞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等。毛奇特别详尽地勘察了君士坦丁堡及其四郊，绘制了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地形图。
1839年6月，土耳其同埃及发生战争，遭到失败，普鲁士军官也被迫离土回国。毛奇在土耳其军队中任职4年多后，于1839年12月回到柏林。这时，他不仅是一个文武兼备、观察敏锐的人，而且有了一般人所不能比拟的丰富的经历，性格也变得更加坚韧。
1842年毛奇升为少校，在柏林第4军参谋部供职。他写了《1828至1829年的俄土战争史》，考察了俄国在战争中的目的、政策和作用，把战争同政治联系起来，被认为是一部军事杰作。这时，他还担任了汉堡至柏林的铁路局长，有机会观察铁路和先进技术在战争中将能起到的作用。
1845年，毛奇当了普鲁士王子亨利的侍从官。1846年王子死后，他回到了第8军参谋部，后来担任第4军的参谋长。在第4军工作7年，由中校升为上校。
1855年，毛奇又成为威廉王子的副官长，随从威廉王子到过美国、法国，还到圣彼得堡参加了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加冕典礼。毛奇在跟随威廉王子期间，专心致志地研究战略、战术如何适应武器和交通工具的变化，根据新的战略战术如何训练部队，如何改进军队动员。同时，他还研究了当时欧洲的形势和政治。毛奇的一些研究成果及其思想深得威廉王子的赏识。1856年，毛奇晋升为少将。
雄才大略 军中大脑
1857年10月23日，普鲁士国王威廉第四（威廉王子的父亲）病重，威廉王子成了摄政王，6天后，摄政王就选择毛奇当了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长。
普鲁士军队是最早设立总参谋部的军队。早在19世纪初，普鲁士军队就在军政部内成立了总参谋部，部负责人称总参谋长。但直到毛奇任总参谋长时，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责只是为国王和军政部长收集情报、考虑战略和战术问题等，没有调动和指挥军队的权力，因而对部队建设和作战行动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毛奇就任总参谋长之后，以其在制订正确战略方面所表现出的雄才大略和对总参谋部卓有成效的改革，使总参谋部真正成为军队的大脑和指挥中枢。
1864年普奥联军发起对丹麦的战争。战前，毛奇在柏林制定了对丹麦作战的军事战略计划。但在战争中，前线司令官对毛奇的计划既不理解，也不服从，致使已经被围困的丹麦军队逃脱。后来，毛奇被派到前线联军总司令部当参谋长，在前线担任总司令的查理王子接受了毛奇的建议，使战局迅速改观，这使普鲁士国王对毛奇刮目相看。不久，毛奇成了国王的军事顾问，开始施展其治国治军的才能与智慧。
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毛奇的分进合击战略使普军迅速获得胜利。于是，国王在1866年6月2日，正式确定毛奇的地位与责权，由内阁颁发命令，宣布总参谋长与军政部长为平行关系，总参谋长同样有指挥军队的权力。普法战争时，毛奇担当的总参谋长已经具有指挥的全权，不需要得到普王的同意，就能用普王的名义发布命令，指挥作战，成为普军最高军事计划制定者。普法战争的胜利使毛奇的总参谋部获得至高的权威。
与此同时，毛奇对总参谋部进行改革并取得成功，使普鲁士总参谋部成为许多国家仿效的榜样。1868年2月25日，法国驻柏林的武官斯托费尔在致国内的报告中就指出：“一旦战争爆发，在普鲁士的各种优势因素之中，其最重要的莫过于他们的参谋本部军官团。”“在下次战争中，普鲁士的参谋组织将成为其致胜的最重要因素。”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意大利就仿照普鲁士组成自己的总参谋部。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的军官也纷纷到柏林来研究学习。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两次派出庞大的使团赴西方考察，认为普鲁士的军队体制是西方国家中最为优越的。
先思后行 将道要旨
进攻是毛奇的军事原则，“先思而后行”是毛奇在组织进攻作战上的一句格言，是取得进攻胜利的保证。英国人称它是毛奇的将道和指挥要则。美国人称它是毛奇战争哲学的真谛。
毛奇的“先思”就是在“军队开始行动时，应把政治的、地理的和国家的各个方面考虑在内”，在战前极其细心、详尽、谨慎、周密地规划和拟订出作战计划、部署和行动。一当战争开始，就采取攻势。毛奇主张先发制人的快速进攻战，反对防守战略。
1866年的普奥战争之前，毛奇作出认真的筹谋和周密的准备。首先依靠俾斯麦在外交上争取了俄国和法国的中立，与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为在政治上打赢这场战争创造了条件。当时奥地利拥有兵力约30万人，连同其盟军在内约有59万人，普鲁士军队经过改组达63万人，而且在武器装备、兵役制度（实行义务兵役制）、战斗训练等方面都优于奥军。普鲁士工业发达，铁路线密布全国，通讯手段先进，经济实力也胜过奥地利。
根据这些情况的计算分析，毛奇制定了分进合击、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计划规定：切断奥地利与其盟军的联系，派出3个军团侵入敌方内地，继而在决战中将敌歼灭。对这一作战计划，毛奇组织总参谋部和主力军团的长官，利用沙盘作业进行多次推演。尔后，在各军团进行动员，利用发达的铁路网把军队迅速机动到预定地点。到6月初，普军已在奥得河畔的布里格至易北河的托尔高300公里正面上，集结了约30万兵力和800门火炮。
6月14日正式对奥地利宣战。决战结果，奥军惨败，约有1.7万人战死，2.4万人被俘。只是由于普军从7月7日起才着手组织对奥军的追击，方使奥军免于全军覆没。按着毛奇的意图是要乘胜强攻维也纳，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这样做会给今后普鲁士的欧洲政策带来困难），他只好听从了俾斯麦的主张，停止了军事行动。8月23日，普奥两国在布拉格签订和约。
分进合击 克敌制胜
早在普奥战争之前，毛奇已经看到，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军队单位的增加，动员的困难，机动道路和运输能力的限制，要把军团以上的大部队在同一个时间集中到一点上是不可能的，那样做也是错误和危险的。但为了会战的需要，“一切部队的集中却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战略的精华即为分进合击，首先组织分别行军的纵队，尔后在适当的时机集中在一点上。”
在普奥战争中，毛奇以分进合击的战略获得了成功。4年之后，他又以同样的战略，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法军。
普奥战争之后，毛奇已经看到法国不会容忍一个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出现，与法国之战不可避免。1867年，毛奇的总参谋部已拟就了对法战争的计划。它按照分进合击的战略，准备使用3个军团，在边境地带歼灭法军主力，尔后直指巴黎。毛奇坚信这个战略能够成功。他向俾斯麦保证：军方能打败拿破仑三世的帝国。于是，俾斯麦用外交手段，诱使法国于1870年7月19日首先向普鲁士宣战。
普鲁士的动员、运输工作进行得像钟表一样准确。毛奇利用铁路运输，把38万军队分成3个军团，迅速集中到待机地域。8月2日，法军闯入德境时，立即遭到普军的迎头痛击。接着，毛奇指挥普鲁士三路大军，展开全面反攻，经过在边境维桑堡、维尔特、施皮歇恩三次会战，普军取得了战场主动权，迫使法军主力分成两部分向后撤退（由巴赞元帅率领的主力莱茵军团退向边境要塞麦茨，由麦克马洪元帅率领的右翼3个军退向腹地夏龙）。此时，毛奇抓住战机，果断命令第3军团插入法军两大主力军团中间，成功地将整个法军分割成两个彼此隔绝、难以呼应的孤立集团，从而创造了各个歼敌的有利态势。
8月31日，两军在色当相遇。9月1日，20万普军对色当城发起总攻。法军占领着坚固的阵地同普军对抗。普军在他们占据的高地上以700门大炮向色当进行轰击。炮弹如雨点般地落到城里，全城一片火海。法军乱作一团，麦克马洪也被击伤。当天下午3时，法军在中央塔楼上举起白旗。9月2日，拿破仑三世在童雪里村会见俾斯麦，法国正式投降。
色当会战，法国皇帝、元帅、39名将军和近10万名法军成了普军的俘虏。接着，10月27日被围在麦茨的17万余名法军也向普军投降。1871年1月29日，普法两国在凡尔赛草签和约，法国战败。毛奇的战略又一次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技术先行 以优击劣
毛奇在战略上和战术上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缘于他对新的科技成果的应用，把技术革命引入战争。
在欧洲，1850年至1860年之间，来福枪和圆锥形子弹的发明、铁路的广泛运用，对军事斗争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毛奇正是把自己的战略战术建立在这个发展的客观基础上的。
在普奥战争之前，毛奇就已注意到来福枪等新武器射程远、精度高的性能，采取积极措施用来福枪装备普军。他通过对丹麦战争和美国内战的观察，看到了由于后装针的来福枪等新武器的运用，对人员杀伤效果的增强，战术必须相应改变。他认为，过去那种把军队集中到一点上，从正面发起攻击的战法已过时，必须采取防御性进攻战术，即首先用一部分兵力牵制敌人实施进攻。每个战术单位都要时刻保持进攻状态，不让敌人有一刻的喘息机会。这样就能以火力防守，以火力进攻，在火力掩护下运动，保证军队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铁路自19世纪中叶在英国问世之后，很快便在军事上得到广泛运用。毛奇以犀利的军事眼光，看到了铁路的战略价值。他认为，铁路用于军事，使战争的基本因素（时间和空间）出现了新的状态；一个国家若能有发达的铁路交通系统，就能在战争中获得重要的决定性的胜利。于是，他极力说服普王在普鲁士建筑铁路网，甚至冒险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投资建设柏林—汉堡的铁路线。他首次在总参谋部设立铁道署，并与当时主管铁道的商业部合作，拟制了军事行动的铁道运输时间表。
1859年意大利战争期间，毛奇借机组织军队进行铁路运输演习，从中发现问题，加以改进，使军队的机动速度比拿破仑时期提高了6倍以上。1862年又以与丹麦发生冲突为想定，进行铁路运输演习。这样，完善的铁道机动为毛奇赢得了时间和空间。毛奇对决胜点实施分进合击、外线作战的战略，正是以此为物质基础。
励精图治 完成大业
毛奇青年时期游历了欧洲许多国家，对欧洲政治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与研究，在19世纪40年代，毛奇就确立了“德国必须由普鲁士王朝来统一”的政治信念，并逐步形成了德国要成为欧洲强国，必须用武力来排除统一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用战争手段来维护国家的生存、独立和尊严”的政治思想。
为此，他详细地研究拿破仑战争，承认拿破仑无可比拟的军事才能。但他认为拿破仑缺少完整的战争体系，只凭个人的筹划和决心指挥作战。这种情况在19世纪中叶以后更大规模的战争中是无法达到目的的。他崇尚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承认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但他更多地着眼于战争，把战争作为决定性的手段，认定政治目标一旦确定，政治就让位于战争，政治不得妨碍战争的进程，直到战争结束。
毛奇的上述思想和政治目标与1862年上台的宰相俾斯麦的政治战略一脉相承，这就是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国。1864年初，为争夺丹麦属下的什列斯维希-荷尔施泰因两公国，普鲁士与奥地利结盟，几个月后，即向丹麦开战。实现德意志统一的王朝战争由此拉开序幕。1866年中，普鲁士又向自己的盟邦——奥地利突然宣战，普奥7周战争最后的结局是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统一了整个德国北部和中部。
普奥和约刚刚签订，毛奇又拟订出了对法战争的计划。1870年，普法战争终于爆发，这场战争使普鲁士最终统一了德意志全境。
1871年1月18日，普王在凡尔赛镜厅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国王在庆功宴会上对宰相俾斯麦、军政大臣罗恩和总参谋长毛奇如是说：“您，罗恩将军，磨亮了宝剑；您，毛奇将军，使用了宝剑；您，俾斯麦伯爵，多年来如此卓越地掌管我的政策，每当我感谢军队时，就特别地想到您们三位。”
这几场战争的胜利，实现了毛奇的政治愿望，也使毛奇的声誉日隆，财产日丰。对奥战争胜利后，毛奇获得下院20万塔勒尔的奖赏，在西里西亚购置了庄园。对法战争胜利后，又获奖赏30万塔勒尔，扩充了家庭的世袭财产。1872年毛奇成为上议院议员。1876年在他的出生地举行毛奇纪念碑揭幕典礼。他作为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一直到1888年。
毛奇辞去总参谋长之职后，还担任国家保卫委员会会长，在最后的几年里，毛奇完成了《论普法战争》的长篇论文，并在议会中大力宣扬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精神，大声疾呼增加军费，扩充军队，增强军备，成为德国统一后迅速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的重要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