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脑海中第一次出现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听见原来的幸福生活发出破碎的声音，尽管声音很小很弱，可是这声音依然响彻生命。
（一）
站在唐都医院十楼胸腔科的走廊里之前，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的世界里会没有母亲——我一直都坚信母亲会陪我走过大半辈子，她会等到我的鬓角出现白发额头布满皱纹的时候才与我说道别，会陪我走完了大半的人生历程之后才会松开她那双温暖的手，安然祥和地走上云端，然后看着我幸福平静地走完最后的那段人间路。
可是现在，我却不得不去面对母亲可能即将离我而去这一残酷的问题，我眼睁睁地看着它就像一头凶猛的野兽以最野蛮的姿态闯进我的视线里，张开血盆大口撕咬着我的生活，以及我所珍惜的一切。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忘记那种感觉：我站在医院走廊的角落里，高高举起自己紧紧握着的拳头，然后用力地捶打自己的胸膛，像一直以来那样在内心深处大声地吼叫，告诉自己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渡过眼前的所有难关，一定可以像一个伟岸的勇士去克服生命中出现的所有困难，可是，那一天我却颓然地发现，原来曾经无比管用的自我激励方式在这个时候竟然失效了，我听见自己内心深处的吼叫声越来越弱，直到变成一种低微而又软弱的呢喃声。
就在我的情绪又一次跌入低谷的时候，身后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辉辉，咱们下去走走吧，别老待在楼道里了，这里人这么多，空气不好。”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母亲是不是看到了我的那番举动。不管怎样，我还是不希望母亲看到我那个样子，因为我不想让她看到我脆弱的一面。小时候，我是一个身子骨较弱且胆子又不大的小男孩，遇到一丁点的困难就哇哇大哭，几乎一直都需要家人的照顾，尤其是母亲对我的呵护。所以，当我看到母亲生病的时候，我不希望她再看到我脆弱的一面，我希望她能够看到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长成了一个坚强的男子汉。
听到母亲的声音之后，我马上转过身去，并装出一副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陪她走下去。在初到唐都医院的那段日子里，正值西安一年最热的时节，大太阳晒得所有的生物都像打蔫了一般，不论是路边的树木与绿草，还是来来往往的行人，看上去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我和父亲陪着母亲在医院的绿荫道上散步，没过几分钟出了一身汗。于是，我们三人便坐在了绿荫道边的一个座椅上，而就在我准备开口说一些安慰母亲的话的时候，母亲却率先开口了。
“我觉得一点事儿都没有，虽然十楼胸腔科里住了很多的癌症病人，但是我一点儿都不怕。咱们家运气一直比较好，我觉得这一回也不会有啥大事情的，可能等到排上队诊断后，医生就会发现我这个肿瘤根本就不是恶性的，而是良性的。”
母亲的声音比往常要激动一些。很明显，她也是在为自己打气，作为一名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妇女她用了“恶性”两个字，而不是“癌症”那两个格外瘆人的字眼。在最终的检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她依然对自己脖子下面的那个肿瘤不是恶性的而抱有很大的希望。当然，在这个时候我和父亲也都抱有很大的希望（准确地说，那不是希望，更像是一种幻想），虽然我们所处的那个病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癌症患者，有食道癌患者、胃癌患者、肺癌患者等，可是我们依然抱有很大的希望，毕竟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们三个就是站在命运法庭上的人，母亲就是那位接受命运之神审判的人，而我和父亲就是被审判者的家属，在命运之神手中的法槌没有落下的时候，我们依然有希望，觉得命运随时会发生逆转。
母亲的话音一落，我马上接茬说道：“嗯，就是的，我在网上看了，产生恶性肿瘤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遗传。现在我们看看，我舅呀爷（外公）和我舅呀奶（外婆）都活到快九十岁了，身体还很硬朗，我去年冬天过年时候去看我舅呀爷，还下沟里去放羊呢，几十只羊呢。再看看我舅跟我姨他们，也都身体非常的健康，没有一个人患过什么恶性肿瘤，所以，妈你也不用怕，你脖子下面的那个肿瘤百分之百是良性的。等医生检查出来看看是什么肿瘤，一刀切了就能回家了，休养上几个月你又能回家了。”
父亲一向被周围人视为一个很木讷的人，这个时候也不再那么木讷了，他接过我的话头，用他惯用的口吻说道：“就是，你脖子下面的那个疙瘩还有什么好担心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翻雪山过草地，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没吃没穿没武器，也不都照样挺过来了。人只要啥都不怕，就没有啥东西能随随便便把你整倒。你就权当休息了，咱们俩拼死拼活地干了几十年了，也该休息休息了，你就权当来西安旅游了。”
很难想象，一向和母亲一样节俭的父亲竟然能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两个是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使的人，此时父亲竟然会用调侃的口吻来安慰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一度在心里把他们叫作“阿尔巴贡先生”和“阿尔巴贡太太”。那时候，我不知道从哪里淘到一本莫里哀的《悭吝人》的小人书，书中的阿尔巴贡老爷为了省钱要儿子迎娶一个寡妇做媳妇儿，为了省下嫁妆要女儿嫁给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为了省几个彩钱故意把吃素的斋期延长一倍，甚至会发生为了省几个马料钱而半夜去偷作马料的荞麦而被自家的马夫痛殴一顿的搞笑事情，他是一个典型的“吝啬鬼”。而当时，父亲和母亲就凭借着自己的能干让我们家成为了村子里光景过得很不错的人家，是村子里最早的几个万元户家庭之一。我小时候出去玩的时候，经常有一些爷爷辈的人跟我开玩笑说，“听说你爸跟你妈一晚上啥事都不干就蹲在地上数钱呢”，“你给爷说说你爸那个万元户锁在柜子里的钱有多厚一沓子。”所以，我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父亲和母亲很有钱的感觉，一旦我跟他们要钱或要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可得之时，我就会偷偷地在心里喊他们“阿尔巴贡先生”和“阿尔巴贡太太”。
“就是，就跟我爸说的一样，你就当来西安旅游了。等到医生给出了准确的检查报告，等到一切都好了，我和我爸陪着你到西安好好转上一大圈子。”
“我觉得肯定不会有啥事情的，旅游的事情还是缓一缓吧，先想想你以后该怎么办？我一想到你以后的事情，就愁得不行，你都三十岁的人了，还没有结婚，现在咱们那里的姑娘可是越来越贵了。你就一点儿都不着急？”
我刚才还在想着如何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如何让母亲不再为她脖子间的那个肉疙瘩而忧心。谁知道，我的想法完全是多余的，当我站在母亲面前的时候，她怎么又会完全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病情上呢？当子女们站在母亲面前的时候，她们何尝会因为关心自己而忘记了关心孩子，不，就算子女们不在母亲面前的时候，她们又何尝关心自己多过于关心孩子？母爱，永远是人世间最伟大的感情，没有之一。
那个下午，我们仨再也没有聊起过关于母亲病情的话题，因为父亲和母亲都在集中火力“拷问”我，“拷问”我到底是怎么打算以后的生活的，“拷问”我有没有遇见心爱的那个姑娘，直到我承认我已经遇见了我生命中的另一半时，他们的“拷问”才结束。那个下午，闷热的天气令人窒息，可是我们仨所在的那片绿荫下总是不时地响起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很多路过的人都有点羡慕地看着身穿病号服的母亲，他们听着我们那不夹杂一丁点儿苦恼与伤痛的笑声，一定都以为母亲是一位即将离开这里的“痊愈者”，而我和父亲正是那位幸福的“痊愈者”的家属。
殊不知，生命中逃无可逃的那场劫难即将以一张确诊书的形式宣告它的来袭，而我们却没有任何办法去进行反击，只能等待着它一步一步地逼近……
（二）
我曾经在某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个死刑犯最痛苦的时候不是走上刑场的那一刻，而是在走上刑场之前的那无数个时刻。很明显，对于每一位不幸罹患癌症的人来说，等待确诊的过程无疑是最痛苦的，绝望中交织着希望，恐惧中交织着不甘，也许确诊的那一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很大的解脱，至少知道自己的病情到了什么程度，至少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去过好以后的生活，而不是像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
在我初到唐都医院的前十天里，我、母亲、父亲，三个人就像三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够排上号，我们只能不停地去问一个老乡介绍的年轻医生。可是，那个年轻医生在这里也仅仅是一个前来深造的医生，他不知道我们还要排到什么时候，只能与我们一起感叹这里的病人真多啊！
可是，一天不早点检查，母亲的病就一天不能确诊，这样下去大家身上的乐观精神也会因为不能知道确切结果而消耗殆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会不会是母亲的病实在太严重了，医生们早就知道了她的具体病情，知道治疗无望，只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拖着我们，甚至有可能是在暗示我们应该早点拿定主意，别再占着楼道里的珍贵病床而浪费其他病人的救治机会——每一次，脑海中一出现这想法，我就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在那漫长而又煎熬的等待中，母亲终于被安排检查了。第一个令人焦虑不安的消息很快就传来了，原来我们医院的诊断报告被重新确定了一次，医生看了报告单后告诉我们：仍然怀疑是甲状腺肿瘤，而且肿瘤增长速度很快，已经比最早的检查结果增大了不少。但是原发位置在哪里，是恶性还是良性，目前还不好判断，仍然需要继续做一些检查。
随后，在我们的忐忑不安中，母亲又被安排进行核磁共振检查。当我听到“核磁共振”这四个字的时候，心里又是一阵紧张。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核磁共振检查应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检查手段（作为一名NBA球迷，知道那些年入上千万美元的球星们受伤时就会接受核磁共振检查），做核磁共振检查的患者可能都是重病患者，那么这样说来母亲脖子下面的那个肉疙瘩岂不就是恶性的了？
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报告上清楚地写明母亲脖子下面的那个肉疙瘩竟然有惊人的7.8厘米长、6.6厘米宽和4.2厘米高，换句话说，母亲脖子下面的那个肉疙瘩已经有个小面包那么大了。原来，肿瘤并不像我们用肉眼所看到的那么大，它生长在母亲胸腔的前纵隔里，正变得越来越大。就在我们排队等待检查的这段时间里，母亲的呼吸和吃饭已经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平躺在床上的时候呼吸有点困难，只有侧过身子躺着才会好受一点，吃饭的时候需要不停地喝水，因为她总是感觉食物被卡在喉咙里面。
然而，令人焦急而又失望的是，医生通过核磁共振等一系列先进仪器进行检查，却迟迟得不出最终结论，他们在怀疑是甲状腺肿瘤的同时，又怀疑这个肿瘤可能是其他恶性肿瘤——母亲到底患上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医生们一时之间也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最后，医生决定进行一次专家会诊，以确定这个肿瘤到底是什么地方病变所引起的。
等待专家们会诊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大约两三天后就出了结果。可是，这一次的结果还是令人非常失望，专家们会诊的结果还是没有结果——除了肿瘤生长的位置在前纵隔里之外，其他身体器官上并没有发现其他的癌症迹象，这令专家们很难判断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肿瘤。
就在大家都一筹莫展之际，作为母亲主治医生的X教授决定先把母亲送上手术台——不管是什么肿瘤，先从病人的身上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再化验肿瘤看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肿瘤。我和父亲都同意。在我和父亲看来，拥有众多耀眼的学术头衔的X教授无疑是值得信赖的，他每一次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都感觉他就像上帝一样伟大，我们愿把一家人的幸福全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在没有查明病因的情况下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自信的，至于这个决定的正确性有多大，极度焦虑的我们并没有认真地去思考——在那种情况下，我和父亲就像两个在黑暗的森林里迷路的人，医生的每一句有利于母亲病情的话都会让我们感觉到一丝光明，在我们听来都像圣旨一般重要——我们已经不知所措，医生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来，绝不会有半点的怀疑。
后来事实证明，X教授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母亲脖子下面的那个肿瘤并不需要开胸取出来（直到现在，我和父母亲谈论起X教授的这个决定时，依然对他心存感激，因为他曾认真负责地为我母亲诊治过）。决定手术之后，医院很快就安排了母亲的手术日期，由于母亲脖子下的那个肿瘤比较大，X教授非常重视，母亲的手术被定为手术当天的第一台手术，由X教授亲自主刀。
由于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我们等待手术来临的日子并不是很漫长。不过，等待手术时我们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在手术日的前一天下午，我陪着母亲去做各项术前检查时，总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我总是想起我的一位已经逝去的亲戚，她曾经也是在西安的一所医院里做了开胸手术，遗憾的是她却没有从手术台上成功地活下来。母亲好像看出了我情绪上的波动，一路上都说说笑笑，一个劲儿地给我说一些宽慰的话，仿佛我是那个需要上手术台接受开胸手术的人，而她只是陪着我做术前检查而已。
也许是母亲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我，我的心情也逐渐好了起来，陪着母亲做完术前检查后马上跑到楼下去为母亲买了手术后所需要的吸杯和抽纸——吸杯我选择了一个透明的白色杯子，而抽纸我则选择了一个红色包装的，因为红色是母亲的幸运色，我希望这抹红色能够为母亲带去幸运与吉祥，希望母亲在手术后睁开眼就看到这抹红色，能够让她有更多抵御病魔的决心和毅力。
（三）
母亲手术前的那个夜晚依然可以用漫长来形容，我躺在同学的单位宿舍楼里，一直迟迟无法入眠，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才睡着。这一觉睡的很不舒服，我梦见了很多的人，有我的小学同学，也有我好些年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他们都从我的身边匆匆走过，我急切地想要拉住他们每一个人，可是却没有拉住任何一个人。大约是早上九点钟的时候，我突然从睡梦中惊醒，醒来一看时间，知道此时母亲已经上了手术台——而我已经错过了送她上手术台的时间。
我匆匆地穿上衣服就坐上公交车赶往医院。就在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唐都医院十楼胸腔科的走廊里之时，却看到父亲正坐在走廊的连椅上打瞌睡。很明显，父亲昨天晚上也是一夜没有睡好。
我跑过去一把就拍醒了父亲，喘着粗气说道：“我妈从手术台上下来没有？”
猛然间被摇醒的父亲半睁着眼睛看了我一眼回答道：“差不多该出来了吧，哦，错了，你妈没有做手术，手术改到今天下午一点了。”
“什么，手术改到下午一点了？为什么？”我一脸迫切地问道。
“X教授说是主任昨天出差回来了，晚上看了一下今天手术的安排，觉得你妈的手术不能做，要是不适合手术的话，切出来反而对病人有很大的损害。最后改成活检手术了，说是很简单，用什么内窥镜就能做，属于微创手术。”
“什么是活检手术？”我又急着问道。
“活检术就是割一点肿瘤上的碎肉出来化验，看到底是什么病。”
至今我都要感谢唐都医院十楼胸腔科的主任大夫李小飞，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正是他的这一决定挽救了我的母亲，挽救了我们这个随时都濒临破裂的家庭。如果当时他没有回来，或者回来后并没有在当天晚上看到第二天的手术安排，那么我母亲就要遭一回很大的罪。在母亲所在的病区内，随处都能看到背后插着一个玻璃瓶子的术后病人，他们身后的那个玻璃瓶子里那些液体正是从手术后的伤口中流出来的。疼痛不必说，更重要的是病人在手术后身体非常虚弱，如果化验结果显示病人马上需要后续治疗，那么这么弱的身体怎么能够经受得住呢？
原来的开胸大手术改成了一个微创手术，我心里的紧张感和压抑感一下子就减轻了许多。
下午一点，母亲终于被推进了手术室。明明知道这是一个不会有多大生命危险的小手术，但是我的心里还是紧张无比。可是，紧张又能起什么作用？我只好拉着父亲在手术室外面的连椅上坐了下来，然后等待着手术室里有人走出来。为了不那么焦急，我又打开手机开始乱翻，翻看之前朋友发给我的以及我发给朋友们的短信，翻看自己在记事本里写下的那些搞笑的“人生感悟”。
就在我又一次准备将手机里的一篇小短文再看一遍的时候，突然手术室的门打开了，一位年轻的护士向着我们问道：“谁是张聪莲的家属？”
“我是。”
“我是。”
我和父亲站起来争相回答道。
“病人手术非常成功，已经送到监护室了，现在病人还处于麻醉状态，等麻药的劲儿过去了就能醒来，你们准备好术后要用的东西，护工会过来找你们拿。”
护士说完之后又匆匆忙忙地回到了手术室里面。没过几分钟，一位年纪大一点儿的护工便站在门口喊张聪莲家属，于是我和父亲赶忙把早就准备好的东西递了上去。
“谢天谢地，手术终于成功了，这下子用不了多久医生就能化验出我妈得了啥病。”我如释重负地对父亲说道。
“就是，能检查出来是什么病，一切就都好说了。”父亲也是如释重负地对我说道。
此时，我俩内心的阴霾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内心一片阳光灿烂。
（四）
我的母亲是一个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农村中年妇女，她年轻时的大好青春被淹没在了卖豆腐脑的吆喝声里，被淹没在了田间地头的劳作里，也被淹没在了工厂里轰鸣的机器声里……可是，谁又能够想到，就是这样一位一辈子都在辛勤劳作的农村妇女，却在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时候遭遇了死神的威胁——弥漫性大B淋巴癌，这个极度可憎的恶魔袭击了我的母亲，让那个曾经无比温暖的家庭瞬间跌进了冰窟。
听到医生说出“弥漫性大B淋巴癌”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已故的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的面孔。是的，我的母亲所患上的这种病跟夺走罗京生命的病一样，属于一种可怕的血液病。负责为母亲诊治的X教授一脸严肃将我和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然后慎重地说出这么一句话，“病人的生命只剩下三个月了，你们应该做好思想准备了”……
在活检手术报告出来的那天，我和父亲就站在医院十楼的过道间，我们静静地站在那里，既没有像小说或电影中那样深沉地对视，也没有那种夸张的相拥而泣，有的仅仅是冰冷而又带着灼烧感的沉默。
是的，我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感觉，我们父子俩看上去就像一对奇怪的陌生人，彼此之间隐约透出点熟悉的感觉，可是这种熟悉在下一秒又被冰封。我转过头看了一眼父亲，他的两只眼睛盯着天花板，嘴角不停地吸溜着，好像牙疼一样。我低下头，继续翻看手机新闻，美国今天又闹出了什么动静，哪个孙子因为贪污受贿睡女人被立案调查，哪个娱乐圈人士又因遗失笔记本而泄露私密照。可是，我看了很长时间却不知道今天到底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情。
炽热的阳光透过医院走廊的大玻璃照射在我的身上，灼烧感在皮肤上越来越强烈，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子顺着脸颊滑进了嘴里。此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失去水与氧气的咸鱼，渐渐失去知觉，只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心底响起：明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吗？
我知道，明天的太阳依旧会正常升起，它依旧会给植物适宜的温暖，让每一棵树生长得枝繁叶茂，让每一朵花盛开得娇艳欲滴，也让很多人在它那温暖的触摸下露出灿烂的微笑。可是，这一刻我却偏偏就感觉不到太阳的存在，我感觉我的心里生出一个黑洞，慢慢地在扩散，逐渐吞噬掉我记忆里所有与光明有关的词语，逐渐变黑变暗，直至一个我从不认识的黑色世界出现在我的面前。
也许，母亲的生命真的只剩下三个月了，我到底该怎么办？
尾声：
那种被无尽的黑暗所包围的感觉是十分可怕的，很久之后回想起来依旧心底发寒。不过，我现在想说的却是：如果你和你的亲人现在也正处于这种无尽的黑暗之中，那么你们千万不要轻易败下阵来——坚定的信念会让生命焕发出强烈的光泽，帮助你们驱散黑暗，让你们看到高高挂在天空的太阳，以及在太阳的滋润下欣欣向荣的世间万物。
另外，我还想要提醒的是：当我们心底的黑暗面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所作出的每一项决策的正确性就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在这个时候，任何一项错误的决定都可能带来无可挽回的错误后果。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必须保持冷静，冷静地去思考分析，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
这张照片拍摄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图中睁着一双小眼睛骑着花孔雀的我在读幼儿园（后面左侧是母亲，右侧是大姨，前面右侧是我外婆）。那时候，母亲和父亲已经在城市里奔波了好几年了，他们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做豆腐脑，上午卖一缸，晚上赶夜市又卖一缸，一碗豆腐脑只要两毛钱，就是这样的小生意，他们成为了村子里最早的“万元户”之一——攒起一万块钱，需要他们卖出五万碗豆腐脑，而这还是不计成本的一种计算结果。
我的父亲母亲。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这张照片应该是拍摄于1999年的冬天，那时候我刚刚读中学，是一名每周末才能回家的寄宿生。拍这张照片的当天，是父亲刚刚从远方的城市里打工归来，他和母亲一起来学校看望我。当天，恰巧镇上有集市，他们带我在学校外面吃小吃的时候看见不远处有个照相馆，他们突然“大方”了起来，走进去拍下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上小学到中学毕业十余年间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