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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流落徽州

母子三人下得山来,打听到这里是皖省徽州婺源县,县城在紫阳镇,就一路经过江湾、汪口、秋口,径直往紫阳而去。虽然他们没听说过婺源,可当然知道紫阳是南宋大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家乡。沿途都是美景,但他们都已无心驻足欣赏,只想尽快安顿下来,以后再来欣赏也不迟。当地的百姓非常热情、好客,咨询问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眼神清澈、毫无戒备,让他们对婺源更多了几分好感。

他们又走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终于来到了蜿蜒星江河畔的幽幽古镇——婺源县城紫阳。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也许是上辈子与婺源的约定,那家一家三口自北京出发,走了四十多天、三千多里、六个省份,跨越千山万水、无数城镇和村庄,但到了婺源以后,他们停下了脚步。先是那母觉得对这个地方有种天然的喜欢,那家兄弟也觉得上海天遥地远,不如先暂时生活下来,他日再考虑以后的打算,或去上海投奔二舅,或返回北京家里。

此时他们已经穷困潦倒,好在那母手上还有个祖传的金镯子,她牢牢藏在内衣里,在路上没有被山贼抢走,就去当铺换了一笔钱,一家人在老街找了个旅馆勉强凑合住下。那氏兄弟俩执手发誓: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搞出点名堂,在婺源这里立下足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虽说婺源人质朴善良、厚道好客,但是自己的路那还得自己走。那么,做什么呢?开个小店?可没有本钱,也不知道搞什么行业。给人家干活?兄弟俩年纪还小,没有力气,也不会干活。从事一些与文化、教育有关的脑力劳动?这倒是婺源这个人文气息浓郁的地方的人们所推崇、敬重的,此时,那二爷才真的开始后悔当初不听父亲的话,游手好闲、不学无术了,“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那氏母子最初还没有那么快就有创业或谋生的计划和行动,刚开始的几天还是以外地游客的身份,到处走走,看看,听听。紫阳镇的住户绝大多数还是本地人;即使客家人也是迁来了一两百年的,算是老住户了;有些外来的生意人里,少数有北方人,如山东的、皖北的,但北京人是绝无仅有。他们的言语、性格多少有些隔阂,尽管他们对那家人很好,毕竟沟通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困难。这其中也有那家人自己作为北京人和北方人、八旗子弟和王爷后裔所共有的那些特征和毛病。

那二爷曾去拜访过婺源县的吴澧县令——一个五十多岁的知识分子,有些像他的父亲那洪熙那大爷。吴县令是安徽桐城的,离这里倒也不算太远,光绪年间举人出身。吴县令听说他们一家是从京城里逃出来的,他也知道不少关于北方闹教案、拳匪、东洋军侵华的事情,不免唏嘘不已。吴县令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义和团的暴乱和前后变化,对八国联军制造的庚子事变等事件,有自己的见解。不过他毕竟是官府中人,也不好对西太后和朝廷有太多的微词。

而对那家人的遭遇,吴县令却爱莫能助。吴县令从个人的官俸里,拿出五两银子来让那二爷接受,说是一点儿心意。二爷表示了谢意,却没有要他的钱。然后吴县令又给二爷介绍了婺源当地的一些情况,并说以后有什么事就去找他。二爷向他告辞了。

区区小户人家,实打实的物质生活,每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光靠务虚是不行的。在经过数日纯粹的调查考察、游览欣赏之后,那家母子很快就发现正面临一个严酷的现实问题:他们即将坐吃山空。下一步,要是不能很快筹到资金,就得出门找活儿干了。否则,莫非又像南逃途中那样沿路乞讨,竟沦落到“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叫花子境地?

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那二爷认识了紫阳老街教私塾的朱子安先生。朱先生对他不俗的气质、堂堂的相貌非常欣赏,对他坎坷的经历、尴尬的处境则表示同情。两人意气相投,成了忘年交。这算是二爷初到婺源的第一个重大收获。

朱子安是个很有意思的小老头,中等身材,花白头发,一条辫子挂在长袍上,双眼含笑,性格开朗风趣,自由洒脱,落拓不羁,很有学问和文采,爱说话,也爱喝酒,像个老顽童似的。他每天三顿都要喝几两小酒,喝得满脸通红,脚步踉跄。然后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博学多闻,引经据典,天文地理、历史掌故、文学艺术、唐诗宋词、四书五经、琴棋书画……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晓,辞藻丰富、如泻珠玑,幽默生动、引人捧腹。有时还咿咿呀呀哼几句小曲,虽五音不全、呕哑啁哳,却亦有一些韵味。

因为朱子安很有学问,人品也不错,古道热肠,乐于助人,所以尽管平时有些爱发酒疯,数落人,且不拘小节、不修边幅,可紫阳老街的百姓们都挺喜欢他,尊敬他,都乐意把孩子送到他这里来念书,学费课酬也是随便给,多少不在意。对贫寒人家的子弟他干脆不收钱,平时有些文字、文化类的事情,如写春联、家书、状词、碑文等,红白喜事择黄道吉日、生辰八字、风水方位什么的,都请他帮忙。朱子安与吴县令既是文友也是酒友,还是亲家,吴县令就是他介绍那二爷去拜见的。

朱子安虽然也姓朱,且他教的私塾就在星江码头附近的朱熹老屋、朱文公文庙里,但他其实与朱熹毫无关系。他既不是婺源紫阳本地人,也不是来自朱熹的出生之地福建。他同那家一样,从北方来的,原籍江苏徐州,是紫阳街上少数的北方人之一。但他来了有三十多年了,是最早来到紫阳定居的外地人之一。

有一次,他对那二爷说:“我也跟你一样的,那时候也与你一般大小,在老家待不住了,活不下去了,某天突然从床上醒来,仿佛是做了个梦似的,也像是哪位大仙指点的一般,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想,就只顾埋着头往南边走,走到这里,遇上我老伴和她一家人,就不走了,成家了,定居了,站稳脚跟了,然后就到了今天。不过我是双亲早亡,又无兄弟姐妹,了无牵挂。斗移星转,物是人非,白驹过隙,岁月无情,这一下就是三十多个春秋,哈哈!”

朱子安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外祖父、父亲都是举人、秀才,在衙门任职文职、小吏。他从小就家学渊源,耳濡目染,喜欢读书,所以还在幼时就天资聪颖、博学多才。可惜的是家境贫寒,父母过早因饥病交加,撒手而去,扔下他一人。他到了婺源之后,仍然酷爱读书,每天手不释卷,知识更加广博。他虽然有文采,却从不参加科举,所以连个秀才都不是,半个功名也没捞到。但他毫不遗憾,只是说:“没办法,我就是这个命啊!”

他到婺源后,娶了当地一个汪姓乡绅的女儿为妻,接连生下四“千金”,即朱碧云、朱碧雪、朱碧卉、朱碧玉,前三个已嫁,其中一个嫁给吴县令的公子吴翱,后回了安徽桐城老家;一个嫁给舅舅家的表哥,即汪乡绅的长子汪兆宏;一个招了个木匠做上门女婿,入赘继承朱家香火;只剩下小女朱碧玉,年逾廿龄,尚待字闺中,据说喜欢街上一个药铺的小伙计,不过还没定亲。这就说明,朱子安这人非常开明,对女婿的门第、地位、行业、关系都是不计较的,只要自己女儿乐意。

他还常常开玩笑说:“我这几个女儿的长相,都不随她们母亲而随了我,这实在是一大遗憾。我太太当年是紫阳街上的‘一枝花’,大美人一个;我的女儿们却都像我,没一个好看的。”

实际上,朱家四千金尽管算不上是美女,不如她们母亲年轻时候娇媚秀美,可模样亦还都端庄可人。按照父亲朱子安的评价,大女儿朱碧云华艳,像牡丹;二女儿朱碧雪泼辣,像玫瑰;三女儿朱碧卉温婉,像荷花;四女儿朱碧玉素朴,像兰花。

那二爷兄弟平时常喜欢去私塾听朱子安先生讲学,听他摇头晃脑地教学生们背古文、唐诗,以及儒家的几部经典,《论语》《孟子》之类,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等等。

像这些当年那二爷他父亲都教过他的,只是后来他沾染了一堆坏毛病,跟着一群狐朋狗友们到处玩乐放纵,荒废了学业,忘记了不少,但也有很多还记得。不光是原文,还有他父亲教给他的对原文的阐述、描绘、评价。所以有时候朱先生还让他代自己教学生一会,而他就偷偷溜回家喝几盅。

朱先生对二爷、武爷说:“这婺源真是世上难找的好地方,比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还要美呢!难怪我三十多年前来到这里就舍不得走了,如今你们兄弟俩也来了,也舍不得走了。乾隆时代徽州知府何达善曾赞美婺源道:‘山阜崛起之雄,贤哲挺生之异,实为海内灵奥名区。大江以南以声名文物著称者,于是为最。’”

朱先生领着那云乡那二爷在紫阳城内城外徜徉漫步,饱览风景,体察世情。有一天上午,趁云开雾散、天朗气清、秋高风爽,且私塾无课,两人一起攀登到城西海拔一百一十二米的儒学山巅,高瞻远瞩,举目遥望,心旷神怡。朱先生讲解着这里的典故、传说,如数家珍。

他问道:“紫阳以前还有两个名字——蚺城、弦高,你知道这些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二爷当然不知道了。朱先生就指点江山,娓娓道来:

“你可能不会想到,紫阳这三个名字,还与其命运相关呢!你看它的地形是不是很特别,东、南、北三面皆被星江水包围,只有西面靠山,是一个典型的半岛。而它原来的两个名字——蚺城、弦高,就与它的地形有关。

“先说‘蚺城’吧,如果你认得‘蚺’这个字就知道,它是一种巨大的蟒蛇。无论谁站在紫阳城外的高处,首先都会看到,那银色的星江水,恰似一条巨蟒,盘曲在脚下。这条蚺其实也就是一条蛟,只不过过去这条蛟是一条害龙,给紫阳带了无穷的水患。嘿嘿,这就叫‘蚺出星江,兴风作浪’。

“历史上,紫阳遭受的水灾不忍回放: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洪水暴发,老街水深七尺。天启四年(1624年)五月上旬发大水,县城内可行舟,县太爷的大堂里水达三尺;中旬又发大水,舟可往来于城墙上,西门和南门城墙倒塌,民房多漂走。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大水,淹浸城墙,漂走民房。乾隆九年(1744年)七月洪水暴发,比天启四年(1624年)的水位还要高两尺,城内皆可行舟。光绪四年(1878年)五月洪水暴涨,县城学宫前水深数尺,船可从西门城墙上往来。光绪八年(1882年)洪水骤发,比光绪四年(1878年)水位还高出五尺……”

听到这里,那二爷心里“咯噔”一下:“怎么来了婺源还要承受暴雨洪水之苦?难道在北京还没受够吗?难道我真是大水的命?”听他父母讲过,自己就出生在一个暴雨之日,后来一个算命看相的先生说他“五行多水”,所以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在六岁多时就能跳下汹涌的洪水把弟弟救上岸,而洪水竟推他不动,或者根本不敢推他,自动向两边避开。

朱先生赶紧圆场说:“不过现在好了,吴县令来婺源八载,做的这头一件惠民好事,就是给星江河修了一条高一米、长九百米的大青石护洪大堤,据说可以保五十年没问题呢!”

那二爷点点头,应和着他:“那当然好啊!”

朱先生继续解释紫阳的另一个名字弦高:“想参透‘弦高’一词的特殊含义,是需要一点想象力的。不过,只要你用眼光沿着星江河巡视,从河道折转的南北两端稍稍向前延伸,你就会惊骇地发现,这是一张古代的弓弩;再用目光把南北两端一连,就是一道弓弦。好一把强弓硬弩!而且弦已高高拉起,弓已收得很紧,一副严阵以待、时刻准备向下俯射的架势。嘿嘿,这就叫‘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那二爷问道:“弦高不是战国时期郑国的一位商人吗?当秦国大军压境,准备来攻打他的国家时,他却将自己的一群肥羊送去假装‘犒劳’秦军,镇定自若,从容应对,巧妙吓退敌人,从而消弭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大战,拯救了自己的国家。”

朱先生却说:“此弦高非彼弦高也!我想它并不是一个人名,还是要从它的本义来理解,即箭弦被高高拉起。对于一座城池而言,人为的破坏,肯定远比自然的破坏更加严重。也许就因为‘弦高’这个名字的杀气太重了,所以紫阳遭受的兵燹比水灾惨重许多倍。

“远的就不说了,仅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的九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军先后二十余次攻入婺源县境,十二次占领县城紫阳镇。在反反复复的拉锯战中,这些天王的下属们,对传说中的天王故里也是毫不留情。因为洪秀全是广东的客家人,他的祖籍也是在婺源哟。‘洪杨匪乱’都已过去四十多年了,至今徽州人私下里聊起‘长毛’来,仍莫不心有余悸,谈‘虎’色变。

“在太平军攻打婺源的历次战斗中,不仅清军千总、把总、守备、兵丁等战斗人员多有战死,而且知县投河,民团被屠,老百姓遭受的灾难当然更大了。就像项羽火烧阿房宫一样,太平军惯用放火焚山的战术,徽州很多地方的山林和古建筑被付之一炬;更惨的是,很多平民百姓被无辜杀死。

“据徽州的史书上说,此地曾经有个讨饭的叫花子,对瞎眼的老母极孝,太平军到了以后,找他带路,去指点村里哪些人家是富人。不想这个叫花子的‘觉悟’不高,他想,都是乡里乡亲的,害他们干吗?就不愿意。于是太平军连他也给杀了。

“徽州还有一个老秀才,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把他抓去了,要他写文书。老秀才却不识抬举,不愿配合,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冤家路窄,第二年他又被太平军碰上了,于是太平军就把他的耳朵给割了下来,流血不止而死;他的儿子被抓去,后也被杀死;他的外甥女长得漂亮,仅有十七岁,为怕受辱,投井而死;家中妻子十余人相继而死,一家被灭了门……”

那二爷越听越觉得心惊肉跳,连后背上的毛发都耸起来了。这“长毛”不是与北京的义和拳匪、西洋鬼子一个样吗?一样的凶狠、野蛮、残忍、血腥,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想到,一家人长途奔波,千里迢迢,历尽艰辛,本以为找到了一片和平、吉祥、安定、宁静的净土,却依然是这样一个既有水患又有战火、命途多舛、大灾大难的地方。他心里凉透了半截,就像踩在冰窖里,暗暗忖道:“这该怎么办?这该怎么办?”

他不免脱口而出:“朱先生,您不是说这里是世外桃源吗?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灾难,似乎比京城还要混乱、可怕哟。”

朱先生笑了笑,说:“我所谓的‘世外桃源’,不过是相对而言罢了,这个世上哪里能找得到一块真正的人民安居乐业、鸡犬之声相闻、毫无忧愁灾祸之地?你以为是佛经里说的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极乐世界吗?现在是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世道,又不是太平盛世,像远古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汉朝的文景之治、李唐的贞观之治、宋朝的太宗仁宗,或者咱们大清的康雍乾时期。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是早已出现天下大乱、改朝换代的末世气象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咱黎民苍生,还不是只有任人宰割、被动挨打的份儿?相对而言,婺源这里位于三省交界之处,位置边远,交通落后,且四周高山环绕,河流密布,地形崎岖,易守难攻,比绝大多数地方确实安宁、祥和多了。比起北京、南京、上海、天津等等大地方来,婺源这里算不算一个‘世外桃源’呢?你想想。”

那二爷想了想,觉得朱先生说得的确很有道理,心便渐渐平静了下来。

朱先生继续说:“我再讲讲紫阳这最后一个名字的来由吧。显然,它是为了纪念与我同宗的那位大人物、婺源历史上的第一名人了,因为朱熹晚年就号称紫阳先生。大概古人觉得前两个名字都不大吉利吧,就将它改为了紫阳。改武归文,变蛇为人,似乎是大吉之卦。可命名者大概忘了,这朱紫阳是干什么吃的!他一生‘舌’耕不辍,一心想做个靠嘴皮子吃饭的巧‘舌’如簧的帝王之师,最终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皇帝宋宁宗讲学,目的终于达到了。比我这个他的本家晚生,穷教书匠,自然强多了。

“怪了!这就更应验了。刚才咱俩站在儒学山巅往下鸟瞰,这半岛的形状,不正是活生生的就像一位巨人张开嘴巴吐出的舌头吗?真是惟妙惟肖。莫非它就预示着这位儒学大师一辈子只能卖弄口舌,而无法提刀上阵杀金贼?

“咱们人的舌头的功能,除了辨别味道外,主要就是用来发音说话了。你看看紫阳这个巨大的‘舌头’,不禁会想起一连串相关的成语,舌战群儒、舌灿莲花、唇枪舌剑、摇唇鼓舌、瞠目结舌、油嘴滑舌、笨嘴笨舌、搬口弄舌、舌蔽唇焦、舌端月旦……

“俗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们穷酸懦弱,一无用处,可偏偏又喜欢弄出些口舌之争来。朱熹更不用说了,他与当时另一位哲学大师陆象山的争辩,就是一个典型示范。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辩论了多年,光在上饶铅山就搞了两次鹅湖之会,互争短长。他们一个是客观唯心论,一个是主观唯心论;一个强调要多读书,一个则认为不必多读书;一个说世上先有鸡后有蛋,一个说世上先有蛋后有鸡。反正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先是不欢而散,后来又握手言和,最后倒成全了明朝王阳明的‘心学’。

“然而祸从口出,摇唇鼓舌久了,必然会有不测之灾。朱熹正是因为这‘喉舌’的作用,生前被打成‘伪学’,死后七百年,他的塑像、文庙、祠堂、老屋,被太平军砸烂、捣毁,就差没放一把火全烧掉了。呵呵,要真是那样的话,我的私塾也没地方办啰。像他这样既有杰出成就、名闻天下,而个性、主张、观点又过于独特鲜明的人,不知道若干年后的未来者,该怎么对待和评价他?”

那二爷心里暗暗笑道:“您不是也在这里高谈阔论,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吗?您不是也在这里卖弄口舌、靠嘴皮吃饭吗?那您与朱子有什么区别呢?”他并不清楚,朱先生发这么多的感慨,是否另有所指,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不过,像朱先生知识如此渊博,且大有见地,实在令他佩服,收获不小。他觉得,朱先生比他父亲那洪熙还要超过很多倍。都说中国民间藏龙卧虎,在这个偏远小城还隐有如此一位大儒,端的是婺源的幸运,也是他那云乡的幸运。

这朱子安平时很少像这样滔滔不绝地说过话,今天终于遇上了一个听众,而且还是禀赋素质不错的听众,当然非常高兴,遂更加卖弄不少。

两人此时已来到朱熹老屋,这既是朱子安任教的私塾,也是他长期的家。

朱家老屋居于紫阳古城的中部位置,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佳境,前面是星江东流、古木掩映、渔舟点点、青山迢迢的老码头,背后是宅院栉比、商铺林立、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老街,一静一闹,相映成趣。闹中取静,别有天地。码头处偶尔会有船只聚集,以装卸货物和鱼虾。但多数时候还是比较清静、空旷的,可观水天一色、江山倒影的自然景象。

朱先生说:“从这里乘一小船,顺星江下去,可以经乐安江,过德兴、乐平,直入鄱阳湖、长江呢!”

他们沿江滨过去,从码头旁的石阶往上走,一路上都有人朝朱子安先生打招呼,点头示意,抱拳作揖,很是友好和尊敬,亦令那二爷羡慕。星江南岸有一汪清澈甘甜的小山泉,两人爬山远足,深感身热口渴,便俯下头去,喝了一大口,顿觉凉爽神舒。泉眼巨石上大书“廉泉”二字,朱先生说是朱熹当年回祖籍省亲的亲笔。

他还说:“婺源正是因为自朱熹甚至更早的时候起,就养成了廉洁无私的优良传统,所以不管是从婺源出去做官的人,还是在婺源做官的人,都比较清廉自守、俭朴拮据,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你看看婺源人的房子,商贾、地主家才是最富有、最阔大的,而官员家则大多很一般,哪怕是那些位居尚书、侍郎等朝廷要臣的家,甚至还不如普通读书人家。”

朱家老屋正式的名字是“朱文公家庙”,又称朱熹故居,但是实际上这里并不是朱熹的出生地,而是他父亲——大学者朱松的出生地。朱熹出生于福建武夷山下的南剑州尤溪,当时他父亲在那边为官,后来他任职、讲学主要也是在福建境内,最后又葬于出生地。朱熹的祖父朱良才也不是出生在这里,他是个统领三千兵马的中级武官,因防务需要,调防婺源,就在这儿生下了朱松。

朱家老屋的正宗主人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考中进士,官至著作郎、吏部员外郎、饶州候补知州等职。其时正值金兵进犯中原,宋室被迫南渡,朱松闻之悲恸欲绝。他屡次向皇帝宋高宗赵构上疏提出“任用贤才”“整饬纲纪”“收服民心”等中兴国家的计策,且反对与金人议和,惹得皇帝和奸相秦桧都讨厌他了,便改派他去编书,撰修《哲宗实录》。逝世前三年,又派他任饶州候补。他没有去,就请假回家了。元至正二十一年(1284年),也就是他死了一百多年后,朝廷追谥其为献靖公,那也是因为他儿子发达了,人称“天下至师”“儒家大圣”的缘故。

朱家的房产本不太大。一个普通武官,会有多少积蓄?朱熹死后,这片祖地渐渐为邻里人家所蚕食鲸吞,只剩下宋理宗赐给朱家的“文公阙里”匾额一块。元朝延祐年间,朱熹五世孙朱光以此为证据,跑到省衙去申诉。本县人汪镐,也是朱子安岳父汪乡绅的先祖,为平息这桩纠纷,拿出自己家的土地换回被邻居所占之地,这才恢复它的旧观,并在此建立徽国朱文公之庙,费用皆由汪镐所捐赠。以后多次毁灭,又有重建。最近的一次,是清咸丰八年(1858年)被宣称“拜上帝”“打倒孔家店”的太平天国占领时所焚毁,光绪元年(1875年)复建。

朱家老屋分为前后四进:第一进是三个大牌坊,中间显赫地刻着“文公阙里”四个大字;后面的正门上,高悬“宋代圣人”大匾,左右还有两扇大门;第三进是正殿“文公庙”,体量恢宏;最后一进是纪念朱熹乃父、老屋主人朱松的“韦斋祠”,因朱松号“韦斋”而得名。四进大房的两旁,还有东庑和西庑,以及院外的藏书楼、虹井亭等。

朱子安的紫阳老街书塾,就设立在最后一进的韦斋祠里,取其安静之境,便于教学。他们家则住在韦斋祠偏房的楼上,书塾隔壁则是他们家的厅堂、厨房和餐室。

对于朱熹,朱先生有自己客观深刻的评价,实事求是,直言无忌,并没有“为尊者讳”的顾虑和讲究。只听他说:

“对于我这位先人,真是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首先,我不得不承认,他的成就和影响非常之大,他的识见、学问、文章都是一流的。可是,他也有瑕疵和缺点,不能说是假道学、伪君子,严以律人、宽以待己,道貌岸然、表里不一,满嘴仁义道德、成天男盗女娼,但其行为举动却亦多为时人与后人所诟病。他要世人‘存天理、灭人欲’,而他自己则是‘存人欲、灭天理’。

“比如说,他很瞧不起出卖色相的风尘女子,曾对妓女严蕊采取酷严刑逼供,污蔑其清白;而自己却扒儿媳的灰,还纳尼姑为妾,这就太说不过去了……”

那二爷顿时感兴趣起来,打断朱先生的话:“这是真的吗?朱老夫子还有这等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朱先生您说详细点。”

“是这样。明朝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里讲了这样一件往事:朱熹在任提举浙东常平仓期间,台州有个营妓名叫严蕊,才貌俱佳,色艺双全,被称为南宋中叶第一才女。故而慕名者众,连台州知府唐仲友亦与其交好,但并无奸情。后唐仲友为严蕊等人落籍,令她回家乡黄岩与父母居住。

“时恰逢朱熹巡行至此,因唐仲友的永康学派反对他的理学,且年少气盛对他有不敬之词,中间还涉及当时知名词人陈亮与唐的恩怨过节,老朱遂连上六道奏疏弹劾唐,其中第三、第四状论及唐与严的风化之罪,诬陷两人有染,下令黄岩通判抓捕严,关押在台州和绍兴,施以鞭笞,严刑伺候,逼其招供,即与唐的男女暧昧苟且之举。而严却很看重自己清白,与唐没有关系就是没有,故拒绝承认,不愿栽赃唐知州,宁死不屈,义正词严。此事弄得朝野议论纷纷,连皇帝宋孝宗都震动了,于是亲自干涉,把朱调走,另外换来一人主审,将严释放从良,后被宋廷某宗室纳为侧妾。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朱熹老夫子不仅从道学家的角度歧视、仇恨妓女,认为她必乃不洁之女,行不轨之端,将其往死里整;而且胸襟狭小、内心刻薄、意气用事,对不敬自己的人严厉打击报复,这实在是他光辉一生极大的污点,无法抹去了。

“朱熹如此歧视妓女、笃持道学,其实就是歧视女性,反对欲念。那他自己的私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许多正统史书记传大概要‘为尊者讳’吧,因而‘语焉不详’。但我曾经读到的一份史料表明,他自己是搞了‘个人特殊化’的,即染指儿媳与勾搭尼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案’,《宋史》卷三十七中有简略记载。

“事发于庆元二年(1196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内容上除了说朱不忠于朝廷、贪污腐败等常见问题外,另加了两项朱惯用弹劾别人的,一个是‘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一个是‘家妇无夫而孕’;并对其云雨交欢细节大有描绘。这不都是作风问题,都是没有‘灭人欲’的问题吗?看看,这次人家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据说他后来在写给皇帝的罪己书中,对这两条还‘供认不讳’。”

听完这个故事后,那二爷不免心中窃笑,想道:“这不就是您说的‘假道学、伪君子’,‘严以律人、宽以待己’,‘道貌岸然、表里不一’,‘满嘴仁义道德、成天男盗女娼’吗?可您还口口声声说不是。没想到,堂堂朱圣人竟然是这么个角色!”

朱先生继续说:“但朱熹毕竟是朱熹,他是两宋理学家中最有文学修养的一位。你可以不对他的理学感兴趣,也可以不了解他的为人,但不能不背诵他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歌。特别其中有三首,堪称千古绝唱。你肯定也会背诵的。”

两人于是一齐背诵了朱熹的三首千古七绝:

《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泛舟》:“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像这样活色生香、趣味盎然的诗句,一幅幅美丽、可爱的画面,绚烂、生动的意象,谁会将其与头脑中那个半死不活、阴阳怪气的“老棺材瓢子”连在一起?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他与儿媳扒灰、纳尼姑为妾的风流韵事,亦使他的形象真实、全面了许多。

朱先生还提到了他曾经读过的朱熹一篇文章《漫记疫疾事》。朱熹在文中说:“我的家乡有一种说法,有些怪病会传染给别人。所以,当有人不幸染上这些病后,邻居便不敢去问候他,亲戚也不敢去看望他。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实在是太过分了。有些人憎恶这种乡俗,就写文章谎称:‘这种疾病不会传染,大家不必躲避。’这些人的用意是好的,可惜它并不是事实。我以为与其这么撒谎,不如直截了当告诉大家,这种病虽然会传染,但亦不应当嫌弃、躲避病人。须知恩义与利害相比,恩义要重得多啊!其实时疫是否传染给你,在于人心之斜正、体气之虚实,不可一概而论。我的外祖父祝公小的时候,邻里有一户人,全家都染上了时疫,别人都不敢去看他。可我的外祖父却整天出入他们家,去给他们送饭煮药,待给每个病人都喂了药和饭以后,才自己回家去。后来他也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吗?!”尽管他说的道理并不完全科学,但他高风亮节,还是值得我们后人崇敬的。

朱先生言犹未尽、兴味盎然,说:“今晚你就在我家吃饭吧,咱们一老一小,一边喝酒一边继续聊。”然后把他拉进自己家门,屋里只有朱先生的夫人汪氏,以及还没出嫁的小女朱碧玉。两个大姐都不在娘家,三姐和她那当木匠的入赘姐夫本来在家,可刚巧这几天去给一亲戚砌屋帮忙了。

那二爷因为来过朱家几次,认识她们了,也就不再客气,稍稍表示了一下客套礼节,即与朱先生在餐室分宾、主坐下。两位女眷给他俩斟上茶以后,自去厨房安排菜肴、酒水、餐具不提。

朱夫人汪氏本系大富人家千金小姐,尽管穿着普通衣服,却自有大家闺秀的涵养和举止,稳重优雅,很注意分寸礼节。眼目已有皱纹,但仍掩饰不住年轻时的秀美迷人。朱碧玉跟她的几个姐姐相貌相若,虽不是那种或妩媚或美艳、一眼就能让人动心难忘的绝色女子,却亦端庄清秀,身体也丰腴健实,看多了还是有味、耐看的。她很勤快、能干,生活能力强,懂得服侍人,节俭持家,还有各种技能,是那种贤妻良母、贤内助、小户主妇的类型,一点也不像个姐妹里的老幺、父母眼中的小女。算起来她今年有二十岁了,属蛇,比二爷还大三岁呢!

那二爷突然怎么觉得,这朱碧玉倒有几分像自己的母亲,都是那种既可以独当一面,又不乏女性柔情的女能人。不过那母多了一些京城女子外在的大气,碧玉姑娘则多了几分南方妹儿内在的细腻。想到这里,他心里不免有些许的跳动,然后往她临去的方向再扫了两眼。

朱先生饮了一口茶,问道:“云乡啊,我之前讲了蚺城、弦高、紫阳三个名字的由来。你知道‘婺源’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吗?”

那二爷当然的不知道了,只得摇头。朱先生这便是明知故问,根本不用一问一答,只管自己发表演说就是了。

他又开始长篇大论起来:“所谓婺源,即婺水之源也!婺水就是县城外流淌的这条星江。至于‘婺’这个字,可是有意思的。在古汉语中,‘婺’是古星名,即‘女宿星’。旧时用作对妇女的颂词,意为‘美貌’,如‘婺焕中天’。婺源历史上对县名的来历多有争议,有‘婺水绕城’之说,有上应‘婺星’之说,有‘水流如婺’之说,各据其理,莫衷一是。

“你看这个‘婺’字,拆开来就是一个左手持矛、右手著文的女人,一个能武能文的女子。她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村姑、一个魅力四射的美妇,又是一个难以接近的处子。这个隐藏在深山里的女人,是那样的美丽又清纯、古朴而自然。她是从极远的天边飞来的,又飞回了遥远的天际。

“婺源不仅仅山水秀丽、风光无限,婺源的村姑、美妇是这里的又一道风景。她们大都是小家碧玉型的,当然也有少数是大家闺秀型。少女们花色迷人,虽然不施粉黛,可个个皮肤白嫩,身材和五官都是一流的。溪边的浣纱女,尽管比不上苎萝山下的浙江美女西施,却亦是清秀天然、赏心悦目的。”

那二爷听到这里,看了看不断送上菜蔬酒类的朱家母女,暗道:“朱先生必然是话里有话。他这么阐释婺源女子,究竟具体是指他的乡绅千金、大家闺秀的夫人,还是他的几个名花有主、小家碧玉的女儿?是老的还是小的?还是皆在其‘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列?”

“婺源这里流传着一个美丽神奇的传说:远古尧舜禹时,地球上洪水滔滔。就连婺源这样一个山区,也是家家户户都被淹没了。就在很多山民被水包围、无处可逃的时候,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只见她骑在一条巨大的鳙鱼的背上,逆水而来,向着被困水中的灾民飞临,把一个个孤立无援的山里人拉上鱼背,逃出了洪水的包围。后来,地球上的水消退了,大鳙鱼干死了,化为了婺源境内的大鳙山。那个美丽的姑娘也飞上了天,化成了‘婺女星’,每到夜晚都向凡间眨着眼睛。

“自古以来,婺源这里还真出过不少能文能武的奇女子。大家都说婺源的女人非常能干,标准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写得文章、见得爹娘,上得炕床、生得儿郎’。她们上山抡得起开山斧,入闺捏得起羊毫笔,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

听朱先生说到这里,那二爷再次认真瞅了一眼朱碧玉,心想:“难道手脚麻利、勤勉能干如家母的婺源女,才是吸引我们把双脚停在这里的主要原因之一吗?”他暗念着唐朝诗人贺知章的那首《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眼前这位小姐的芳名,想必就是出自这里了。

而朱碧玉和母亲见朱先生又在赞美婺源女子,又是那套“八百钱”,都冲他撇了撇嘴,满脸的不屑和哂然。那二爷开始有些觉得奇怪:“这不是在夸你们吗?为何仿佛还不高兴?”后来一想,大概是朱先生平时在她们面前说过无数遍了,耳朵都听得起茧了,这才如此不以为然。

巾帼不让须眉。在历史上,婺源曾出现过不少博学聪颖、文采飞扬的才女,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如紫阳陈玉英的《碧藕轩吟稿》、延川金环秀的《流香小草》、桂岩村戴红贞的《絮春榭诗》等,都是才情横溢、文辞优美。

在旧版的《婺源县志》还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新源村有个名叫胡意姬的少妇,聪慧美丽、博学多才。她夫家有个堂弟在数十里外的书院读书。书院的先生自恃才高,对她堂弟和其他学子的诗文不屑一顾。有一次,堂弟找到嫂嫂诉说心中之苦。胡意姬听后说:‘明日我代你写一诗一文,你去交给先生看看。’次日先生一见此诗文,以为学生大有长进,赞赏不已。当他知道诗文出自乃嫂之手后,大为感慨:‘谁道女子不如男!’”

婺源女人是那种外柔内刚的类型。在婺源山间,你会经常看到她们脚套棉袜、腰别柴刀,神采飞扬、英姿飒爽地走在林间山道上。而那把柴刀,就是她劈山开道的利斧、壮胆防身的武器。遇有老藤挡路,斩断它;遇有毒蛇横行,砍死它。那种胆气、豪气让人钦佩不已。

婺源还曾出过一个女“武松”。那是在大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金田村虎多为患,咬死咬伤人畜无数,因此村民群起结伴以驱虎。有一天,一头大老虎在众人的追赶下,逃进了村民黄汉渭的菜园里,一口咬住毫无防备的他。众人均被吓得目瞪口呆,谁也不敢上前救助。

正在屋内忙家务的黄汉渭的妻子詹氏,听说虎咬其夫,便迅速拿起一根木棍,赶往菜园。她冲到老虎身边,一手抓住其尾,一手高举木棍,猛击其头部。暴烈的猛虎被这个女人吓坏了,慌忙丢下黄汉渭,落荒而逃。女“武松”虎口救夫的故事,于是在婺源一带流传,成为美谈。

婺源女人不但外表长得美,心灵也美,美得像山谷里的一缕清风,像山涧里的一滴清泉。一千多年以来,在婺源广泛传颂着一个童话般美丽的“堆婆冢”的传说。

在婺源与休宁的界山上,有一座高高的浙岭。浙岭山峦相接数十里,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徽、饶二州的必经通道。一条长达十五华里的古驿道“七上八下”,在岭峦上蜿蜒盘旋。岭头有一间供行人歇脚的古驿亭。行旅赶路的、挑担抬轿的、砍柴伐木的、遮风避雨的,当爬上这“七上八下”的山顶,莫不大汗淋漓,在此歇脚小憩。

“传说五代十国时,有一个姓方的婺源女子,每日专程登上岭头,为爬山过岭的行人供应茶水,分文不取。年复一年,女子变成了婆婆。她死后,人们就把她安葬在浙岭之巅,让她每天能看到过往的行人。凡过往者,谁也忘不了这个心灵善美的女子的恩德,都要在她的坟墓上垒上一块石,撒上一把土,日积月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乡老妪的墓冢便高大了起来,变成了一个墓高六米、占地面积达六十平方米的小‘金字塔’。由于年代久远,后人忘记了她的名字,而尊称她为‘堆婆’,于是‘堆婆冢’的美名呼啦一下子传开了。”

那二爷饮了一口茶,想道:“我们那天从北方逃难过来,爬的不就是这座浙岭吗?为什么就没有碰到过一个给自己茶水喝的婺源好心女子呢?”

“据史书记载,早些年婺源新岭下村有个叫俞履绥的,其填房娘子程氏,一生乐善好施,闻名遐迩,有口皆碑。俞家比较富裕,可程氏对钱财看得很淡,从不考虑个人享乐,常对人说:‘积财留给子孙,不如积德。’为帮助大家,她拿出银圆三千块给村中族人,凡那些家境穷苦不能维持生计的,年底分别资助一百或数十块;凡是死后不能收殓办丧事的,她就出钱为其买棺木埋葬。她还在县内修路搭桥,建亭辟岭,兴办义塾。除了捐赠乡亲以外,外地若有公益捐募,她亦无不施舍,如绍兴修路、潮州风灾、皖北洪水、甘肃地震等,她都分别捐银圆数百或一千。程氏临终时,家里还余银圆一千八百块,她仍嘱咐儿子把这笔钱作为善举之用。”

“嗨!”那二爷深感惋惜,“朱先生讲的怎么都是过去的事情呢?这要是在今天的话,那我不也可以去向这位俞夫人请求给予资助吗?太可惜了!咱家眼看都揭不开锅了,下一步的日子还不知咋过呢。”

酒菜都做好端上来了,朱夫人、朱碧玉也坐下来,大家开始吃饭,那二爷则陪朱先生喝酒。因为是熟人,又是小户人家,她们也没什么顾虑,同桌进餐。

朱先生一边喝酒吃菜,一边说:“我再给你讲讲婺源的几大特产吧。酒、鱼、茶、砚,简单概括,就是白、红、绿、黑。其实你现在一眼都能看到,酒、鱼、茶,都在这饭桌上。砚在隔壁的书桌上。

“先说这白酒吧,因为婺源的水质好,基本上都是山泉水,所以酿出的酒液也是清冽甘甜、柔绵幽香、纯澈爽口,你喝一口看看是不是?”

那二爷试着茗了一小口,果真如朱先生所言,先且不说这酒的度数高不高、酿酒的技术好不好,但酒水里确实有一种山泉水的清甜,口感马上好了不少。而这在北京是从未有过的。北京的“二锅头”,醇倒是醇、浓倒是浓,却并无山泉水的口感,只能喝出一种高粱、小麦的冲劲来。

“再说这红鱼吧,其全称是‘荷包红鱼’,是婺源独有的品种。你看它色彩红艳,形似荷包,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素来为宴席珍肴。你夹鱼肉啊,吃吧!”

那二爷“照葫芦画瓢”,跟着朱先生夹起鱼肉吃了一块,的确好味,直逼舌尖,与朱先生描述无二,于是再次点了点头,表示“不错”。并说不光红鱼是好东西,朱氏母女的烹饪水平也是高超的。两个女人心里自然高兴,连忙谦虚回谢。朱先生又主动夹了好几筷子鱼片到他碗里,还劝着菜:“你要是觉得好吃,那就多吃点啊!”

还有就是你刚才喝的这绿茶,是不是也不错啊?我们婺源是“名茶之乡”,驰名天下。早在唐代陆羽的《茶经》里就记载:“歙州茶生婺源山谷。”宋代它被列为全国六大绝品之一,明清时期岁贡不止。它以“颜色碧而天然、回味香而浓郁,汤色清而润厚、回味甘而持久”著称。

再则,享有“砚国明珠”“石冠群山”等盛誉的龙尾砚,有敦煌壁画传统,有六朝造像韵味,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因婺源古隶歙州,故又称“歙砚”。龙尾砚自唐代问世后,历朝被定为贡品,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古代名人都曾为龙尾砚撰文、写诗、填词、赋歌、记铭。

“龙尾砚因产自龙尾山而得名,故龙尾山又称砚山。这座山倒是不高,可名气大得很。几千年来,它因出产中国文房四宝之一‘歙砚’的砚料,而被天下读书人所熟悉、仰慕。北宋诗人黄庭坚为登山求石,不辞辛苦,跋山涉水二百里地,专门来此求宝。他写有长篇诗歌《砚山行》,开头四句是:‘新安(歙县古名)出城二百里,走峰奔峦如斗蚁。陆不通车水不舟,步步穿云到龙尾。’呵呵,大概他是像蚂蚁一样爬来的。大文豪苏东坡也写有《龙尾砚歌》,他夸赞龙尾砚为‘君看龙尾岂石材,玉德金声寓于石’。书法家蔡襄则将龙尾砚比为‘相如闻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的玉璧。”

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看起来是朱先生一个人在发表高谈阔论、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包罗万象的演讲,另外三位只能当听众,只有倾听的份儿。其实不然,三位听众并没有闲着,他们一边吃,一边听,一边也在不显山、不露水地悄悄打量着别人。那二爷是在偷看朱碧玉,朱碧玉是在偷看那二爷,朱母则是在认真打量那二爷。朱先生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进行演讲,其实他也一切看在眼里的,心里比镜子还清楚,只是不说破而已。

朱家四千金,在紫阳城乃至整个婺源县都是名声在外,上门求婚者、做媒者络绎不绝,简直踏破了门槛。四姐妹彼此互相之间只差一岁,次第出生。所以朱碧玉本来比几个姐姐小不了多少,今年也有二十岁了,说起来也该找婆家出嫁了。她与老街一个药铺小伙计彼此也有一点儿好感,结婚并无不可。父亲朱子安是随孩子的,不过朱母对男方不是非常满意。但他们真是想强烈要求在一起,她也不会太阻拦。

但主要问题还并不在这里。朱碧玉作为家里的老幺,虽然论貌美、聪明、才艺,在四姐妹里不算是最好的,可她最勤快、能干、贤惠、懂事,知道父母的心意,与父母感情最深,是朱先生夫妇的心头肉、小宝贝。两位老人希望她不要那么快嫁出去,多在家里待些年月,多陪陪他们。

那二爷在朱子安先生家吃饭时,虽然没有和朱碧玉搭话,但偶尔互相瞧一眼,有几回还四目相对,脸颊顿时通红,内心怦然心动,这种感受真是妙不可言,难以表达。

尽管那二爷已经不是童男,逛过多次八大胡同、青楼红灯,染指过的风尘女郎也不少,算是“过来人”了,但那些其实都是瞎胡闹,是稀里糊涂的鬼混。只有今天,他是打从娘胎里出生第一次有了心猿意马的感觉。

那二爷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了,飘飘然起来,而这是一种最佳的状态。这时候,春心荡漾的他,眼里的朱碧玉姑娘,那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越发觉得比往日还要漂亮迷人。他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血脉贲张、激情迸发;她风姿楚楚、含情脉脉,眉蹙春山、眼颦秋水,仿佛随时在那里希冀着、等待着。

那二爷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那二爷酒足饭饱,向朱先生一家道谢和辞行。朱碧玉早已隐身内室。朱先生表情平静如常,看不出有啥变化。朱母的眼神却依然有点神秘复杂,莫测高深。可朱母仍一副大家闺秀、儒士夫人的气派,很客气地邀请他以后再来做客。

在回家的路上,那二爷双腿如踩在云雾里,缥缥缈缈、恍恍惚惚的。这既有酒后的轻度麻醉作用,也有他为自己心中那个想法而备感兴奋的因素。

那家临时租住的旅馆并不太远,与朱子老宅只隔着两条小巷子,几百米吧。那二爷很快就进了客房。刚才在那边朱家是喜庆、优裕、浪漫的,回到这边那家却是冷清、凄惨、现实的,判若云泥,对比鲜明。

只见那母满脸愁云、忧心忡忡地坐在床头;小帅哥那云武也无精打采,闷闷地立在母亲身边。那二爷大吃一惊,酒意顿时醒了不少,赶紧问他们这是为什么。

原来,那家已经断炊了,锅里没有饭,缸里没有米,桌上没有菜了。其实他们都已有好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了。好心的旅馆老板知道后,给他们送来了几个红薯充饥,而且原本这两天就要交的房租,还可以再宽延数日。

是啊!那二爷头脑马上清醒下来,从半空云端回到现实里。没钱了,没饭吃了,下一步该咋办?难道还是像在南逃沿途那样,继续乞讨,吃人家的残汤剩饭?几天以后若仍然交不起房租,一家三口果真搬出旅馆,露宿街头?这等处境实在无法想象,到时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重新赶路。或者先找谁借一笔钱,再挨过一些日子,等待机会?可有谁愿意借钱给他们呢?朱先生?吴县令?可他们凭什么要借,他们会借吗?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大富大贵。这些都是权宜之计。那么,寻个活儿,可眼前有啥活可做呢?要么干脆自己跑一趟上海,找二舅商议,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怎么帮自己?甚至,母子仨干脆离开婺源,前往上海算了?

那二爷与母亲合计了一会,决心还是自己先去城里各处走走,看看有什么临时的短工小活可做,挣点零花钱,买些米和菜,过几天再说。

就在这时,突然,那二爷的兴奋、激动劲再次涌了上来,现实困境、谋生思路放在一边,浪漫情怀和少年意气占了上风,他再次觉得必须尽快实施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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