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比较诗学生涯
陈圣生
谈自己的比较诗学生涯，先要谈自己的比较文学生涯；谈自己的比较文学生涯，先要谈自己的英文翻译生涯。贯穿于我国的诗、文、史、哲中基本的学术思想，是朴学的思想。贯穿于我的比较诗学生涯中基本的学术思想，也接近于朴学的思想。
一 从英文翻译到国外中国学
1962年秋，我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就分配到北京的交通部科学院从事科技情报资料的英文翻译，一干就是16年。这一类型的翻译，与做学生的时候所向往的文学翻译很不一样。开头，我碰到那些路、桥、汽车或水运的国外英文资料，几乎译不到半页就要去请教一下该行的技术专家或老翻译；如果是只要查查专业词典和《辞海》一类的大字典或大辞典就能解决的问题，那肯定是属于科普知识的范畴。参加工作不久我才明白，教科书上的英语，是学生的英语。而某专业的英语，则是专家的英语。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在交通运输部门的那些行业中翻译久了，不知不觉也就成了那些行业里的行家。1978年夏秋之间，我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时，我在原单位评定的职称就是在水运行业的防止海水污染专业方面的助理研究员。
1981年秋，我被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动态组工作。开始我以为，自己只是换个单位和行业继续以前的英文资料的翻译工作。入所不久便明白，情况已经完全两样：不再有任何额定的英文翻译任务加诸己身，翻译工作完全成了业余兴趣和本人研究工作的辅助手段。但我的研究工作仍与别人有所不同。我的研究对象是人家的研究工作，早先习惯上称之“国外汉学”，后来优化为“国外中国学”。因此，仍不免以英文全译或摘译为主打事项。
我的三年研究生的学业，主修的就是国外学者对我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在这期间，国外的比较文学流派和理论已悄然引入我国。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将国外中国学划归为比较文学。例如，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不仅将她主持翻译的国外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作为这两个学术领域联姻的标志，而且联合其他几所名校，发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它的几届年会，我也都曾列席。不过，我那时关注的中心是“国外的《阿Q正传》研究”，我的硕士论文便以此为题。对于国外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比较文学科目，我仅仅涉猎诸如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这样的大纲性的知识。当然，后来我心有独钟的、介于上面两种“研究”之间的“比较诗学”，一开始就如影随形地附着在我的国外中国学或比较文学的研究之中。
文学研究所动态组编辑的刊物《文学研究动态》除了发表一些国内种种文学研究现状的综述外，就是报道这种国外中国学或比较文学的研究。我也在上面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报道或外论的摘译。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综述了美国学者W.莱尔的《鲁迅的现实观》（Lu Xun's Vision of the Reality）这部十分厚重的汉学著作。他与众不同的观点是：阿Q不仅是中国的“每一个”，而且是世界的“每一个”；他的“精神胜利法”是常人不可或缺的心理潜能……这种观点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关于人的“荣誉或自尊的需求”，以至于中国的古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等诉说，都是一脉相通的。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说，它们是人的精神能量，用在人生的积极方面，就是正能量，用在消极方面，就是负能量。然而，我们往往缺乏这一类深潜的理性思考或直觉的能力，简单地将阿Q的穷极潦倒、愚昧顽劣、实用主义等落后积习与常人的心理惯性——“精神胜利法”——捆绑在一起，似乎都由后者导致了阿Q们的一切不幸！但是，若能如上那样地借鉴一下人家的理论或看法，则不由地会感觉耳目一新——我的比较诗学观念最初就是这样产生的。
二 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上的分歧
比较文学观念的引进，给我国的文艺领域，甚至整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都打开一扇向外开放的窗口；我的人生道路上一个小小的曲折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大约是1983年初，所一级的一两位领导同志浏览了我综述的那些国外中国学，觉得我的文笔还不错，就破格提拔我为动态组的副组长。我想把多年主要从事资料性工作的动态组往实质为比较文学研究室的方向硬拉。于是，我在职场的第一级管理台阶上只做了一件能让自己回味的事情——编辑了一本《中西比较诗学论文选》，它便全面勾起了上上下下本已产生的一些龃龉；在这本小册子还没送出印刷厂的1985年初，正当文学所领导班子换届之际，我竟“自我爆发”，黯然地走下了我那个“第一台阶”。
要说那本小册子值得自己回味的地方，我早已在1985年《读书》杂志创办20周年的合集上发的一篇书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里写得很明白：“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联系大致上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各种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中有意识地运用和发展有关的文学理论，一是将比较方法直接用于文学理论研究之中，就是‘比较诗学’的研究方式。《中西比较诗学论文选》中大多数文章，即着眼于后者。”
当时，我的比较文学观几乎与多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海内外同人都有不少的分歧：他们要么恪守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的教诲，要么大搞陈寅恪先生所指摘的那种“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的“平行研究”；我认为，他们两者都与文学，尤其是诗学，不大相干，或者主要观照的是历史，或者着重于猎奇式的对照；我还认为，除了明显地包含着比较式的文评意味之外，“比较诗学”以至于整个比较文学，与一般的文学研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这点也许仅与当时巴黎第四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Y.谢弗莱尔的观点比较接近。从他刊登于《文艺研究》1986年第4期的《比较文学的批评是否可能》这篇讲演稿的中译文中可以看出，他在质疑他的比较文学同行热衷于将所有的文学现象都纳入“高一级的统一体”（我将之理解为“非现实的总体文学”）。显然，谢弗莱尔同样看重“国别文学专家们”对一个个“创作个性”的评析或他们所采用的不同的“解释体系”，并认为“比较文学的批评”只能在这些基础上加强比较性的文学研究意识，从跨越国别文学的界线的传播学、主题学、文体学或比较诗学等角度切入“现实的总体文学”或“世界文学”的研究。现在看来，他的观点和主张已被越来越多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所接受，很少有人还把比较文学看作独立于一般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殊的、高于“国别文学”的文学研究，而是多把它看作种种扩充型的、专业性的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中无不隐含着比较的意识。
稍有文学阅读或创作经验的人都会同意这样的意见：不广泛、深入地了解中外古今的文学，便无从谈起文学比较；比较就意味着文学认识结构或“解释体系”的多维化。这从《中西比较诗学论文选》中我所选收的台湾学者古添洪的《直觉与表现的比较研究》、高锦雪的《镜里真容——由傅莱的形象观和王国维的境界说到华兹华斯的意象论》、叶维廉的《道家美学·山水诗·海德格》诸文来看，比较结果确实带来了一些“新东西”，至少使一些为人所忽视的或玄奥难懂的旧观点得以清晰地表现，而且披露出各自内在合理的因素。如从叶维廉的文中可以看到，道家的“无言美学”与克罗齐的“直觉艺术论”有不谋而合之处；从高锦雪的文中看到，加拿大学者傅莱（N.Frye）、中国学者王国维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都把想象中的真实作为艺术的本质，这与“直觉说”也有一些亲缘关系等。然而，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有的强调“言”与“意”的分立，有的主张“言意合作”，有的顺应自然，有的穷尽心智。总之，各人以不同方式进行的比较，如同从不同侧面观察了文学这一复杂的“多面体”，其结果要比单纯的“模仿说”或“表现说”更令人信服；因为，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文学艺术的本质都不是那么单纯的。然而，这几位研究者也不是将各家理论加以杂糅或拼凑，他们都从特定的理论立场出发，选取某个重点，加以抽丝剥茧的分析。例如，古添洪的文章着重于辨明艺术直觉（“意”）与艺术媒介（“言”或“音、色、形”）的相互关系，对于克罗齐既加以肯定，也作一定的批判，并列举中国古代各家文论来支持自己的见解，其中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比较的意味来。高锦雪的文章虽然也比较了傅莱、王国维、华兹华斯三人有关的论点，但重点是在华兹华斯的“意象论”上，锐意于阐发艺术的真实律。叶维廉则从山水诗和“物我关系”方面比较中西美感意识和认知方式的异同。从这些对学术思想有所建树的“比较诗学”论文来看，比较不仅是一种形式，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它展示了扩大文学研究范围所带来的良好效果。
仅从以上一些文学研究成果中也可略知，比较诗学不过是比较高层次的比较文学的批评，两者之间并没有绝然的界限；如果说它们有些差别的话，也只在于，比较诗学是对不同的文学理论体系中一些关键的论题所做的综合比较研究，而比较文学的批评则更为关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一些历史现象性的议题，包括对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的对照式的批评，其旨归也是突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界称为“总体文学”或“一般文学”。这样恢宏的文学目标无疑需要好几代人专心致志地去探究才能实现（我与杨义先生合著、1998年在台北业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就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比较文学的批评”的一个尝试）。
然而，在我国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上，称得上杰出的文艺专门家的人，可谓少之又少，包括历史上一些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戏剧家和小说家在内，也多是随兴而来、兴过即止；见多识广的近现代作家、学者，情况有些两样，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的缠绕，他们之中能够十年如一日般“磨一剑”的，同样极为罕见！这便使那些直觉性的“即兴之作”或心思的“灵机”，既不能升华为炉火纯青且源源不断的传世佳作，也不能沉淀为基础雄厚的理论伟著。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往往停留于瞬间的直觉，由于理论的根基不深，甚至完全漠视文学理论，直觉之花难免时常枯萎，迂回曲折的发展轨迹便成了我们的文学，以至于整个民族的文化常态了。
这种情况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有所改善。20世纪80年代初，与北大倡导的比较文学研究几乎同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理论研究室拿出了译介西方现代文论的大计划。这期间，我参与了其中美国韦勒克等著《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修订本）和荷兰佛克马等《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的翻译工作。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可以说对中国原有的文艺学做了一次“技巧第一主义”的补充，所凭借的就是他们两人对西方文学传统的谙熟，以及对英美“新批评”派的形式主义文论的认同。去世不久的佛克马与其伴侣易布思合写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则更加逼近我们所认识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它不像前一著作那么“传统”，但与译者有些交流的佛克马本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读者可以考虑接受的西方“新潮”只能到此为止，再往下走进“后现代主义”就过头了！
在此期间，我还注意到旅美学者刘若愚已译成中文的英文专著《中国诗学》（1962）和《中国文学理论》（1975）。他开创了以融合中西方的比较诗学体系来阐释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学术之路，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颇有借鉴意义。他众多学术论文中《中西文学理论综合初探》一文，也已收入上述《中西比较诗学论文选》。该文评说了现象学等西方文学理论的得失利弊，演绎出一系列中西结合的文学概念。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字句结构，既超越它本身，同时也将注意力引向它本身：在超越它本身时，它现出创境，那是现实的扩展，而在将注意力引向它本身中，它满足了作者与读者的创造冲动。”并认为：“批评中国传统文学的方法论可以奠基在这上面。”显然，刘若愚的文学观较广泛地涉猎了自然物（包括社会生活）、作品、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大的理论概括力，只有对中西各种批评理论做很全面和精到的综合，才能有此成就。我初期的比较诗学概念就是在以上各家对各别文学批评流派和有关理论的阐释的基础上渐渐形成的。当时我认为，西方此前出现的诸如“形式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和“原型批评”等种种文学批评理论，已成为比较诗学集中研究的对象。
三 中国化的现代诗学破土而出
我的比较诗学之旅于1987年秋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可以说，从这一学年之始，至1994年夏，又一次傥来的人生机缘促使我回到诗学的源头——生活和语言。
1987年春夏之交，本单位科研部门给了我考出国英语的机会。我的中、外文的口语都特别差，前一年跟随老所长许觉民经过美国对加拿大做比较文学学术访问时，那里数一的麦吉尔大学东亚系主任央我荐一中文教师来，我没想到自荐，而是推荐了原单位老同事，刚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女孩去。这时，我却想趁出国进修的机会提高一下自己的口语水平，也就贸然地参加了可能叫作GRE的英语考试。这次考试的结果，大家的成绩都不太理想，又因我的分数比有备而来的、比我年轻些的一个同事低两分，英语国家去不了了，要改道去法国进修。没想到如此却正合下怀！我中学学俄语，加考俄语，入大学学英语，二外还是俄语；工作后学了业余的日语，当研究生时，二外也是日语，还有德语，就是没摸过法语，这对于搞比较诗学的专业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遗憾。所以，补上法语这一课，应该说是我梦寐以求的。然而，真正地学好任何一门外语，都要经过人生的一场新的苦斗。母语一般都从小经过十几二十年才学得运用自如，而外语则要在三五年内学到可以派用场的程度，能说不是一场人生的苦斗吗？因此，像我这样一个接近不惑之年的老学生，经过北外的一年法语培训，并通过结业考试时，那位心慈面善的比利时女教师示意为我长舒一口气，也就毫不奇怪了。
但是，别说我那点法语基础，就是包括中文在内，我所有的语言知识加在一起，要学好西方20世纪任何一个批评流派的理论，都会感到困难重重。出于这样的自知之明，结束国内的法语培训之后，我没有急着联系出国，而是继续打磨我那点粗浅的法语知识，直至第二年3月中才启程飞往巴黎；而且，我挑选了“文学社会学”作为我进修的学科（我原以为它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该比较容易一些）。即便如此，从我坐在法兰西教室的第一节课起，直至最后一节课，我的头脑都是昏昏沉沉的，一离开教室就好了，尤其是头一年多上的对于现象学的解释学家保尔·利科（1913—2005）的三大卷代表作《时间与叙述》的讲解课。
我近年才通过中文文献重温了利科的以“情节化”为核心的“叙述诗学”（又名“叙述时间理论”）。他主要从西方的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历史的时间现象，并由此奠定了作为人文学实践的主要形式——叙述，亦即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赋”——的历史时间观的基础。在西方哲学中，亚里士多德把时间看作运动的计量形式；奥古斯丁则认为时间主要是意识的形式。利科不否认这两种时间，但认为历史的时间既非宇宙的客观时间，亦非意识的主观时间，而是一种把生命的时间嵌入到宇宙的时间中去的第三类型的时间，即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时间。这与他的同胞柏格森的生命创造的时间“绵延”之说异曲同工。他也像其前辈柏格森那样，批判地接受了上承亚里士多德（尤其是他的《论解释》中的说法）、下迄笛卡尔并经康德的先验主义而形成的唯理主义哲学传统；接着又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找到一些理论依据；最后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沿着现象学的逻辑，借助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把自己的理论体系发展成为一个“现象学的解释学变种”。
这一类比较诗学的进修，须经十多年的增益和发酵才在我2010年前后学术性的著译中起些作用（其中从法文译成中文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漓江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创造的进化论》，该书卷头有刘硕良先生所作“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总序：《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和我的译本前言：《柏格森与他的创造性思维》）。正像利科所提出的反思自身的“阐释主体”一样，首先要将自己置于历史文化传统中，以语言为中介，在反思原则中使主体自身对文本的历史意义融会贯通，才能实现对自身和对客观世界的理解。我在法国的后四年的学业不得不转向法国汉学，因为我熟悉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只要努力攻下其法语中介，便不至于空手而还。虽经一番的艰辛和难免的挫折，我还是提前一年就取得在法国高于硕士并作为博士的前提的DEA证书。话说回来，如果我的法语能力接近于母语，或者相当于英语，只要一至两年就可以取得这张证书。
1994年夏，我回国后，适足作为比较诗学思考的问题是：诗学在诗创作中究竟还能起什么作用？中国古今诗学较少波澜起伏，早期还有《文心雕龙》那样“玄学”式的反思，越往后类似的反思就越少了。因此，自唐宋诗词达到中国诗创作的巅峰之后的近千年来，再没有出现过那样的盛况。而西方在唯理主义哲学的反思精神的推动下，从最初也是最有价值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经过古典主义大师布瓦洛的韵律化和实用化，再到一些浪漫主义诗人的情感化和“摩罗”化，西方的诗便已登峰造极了；往后，如果象征主义的“纯诗”的音乐化不成，就只能是现代主义的“先锋”诗的散文化；还不成，就剩下后现代主义的“达达”诗的“非诗”化或“反诗”化了。西方学者近百年来基本上超脱于诗界，只搞类似于利科那样的诗学，早已把亚里士多德关于诗高于历史的箴言放在一边。我在法国五年多，也没见识过或听说过哪位诗人的活动踪迹，只耳闻有一位巴黎大学教授每周末都接受外国爱诗者的访问，却不知有人去了没有？国人罕见任何正儿八经的诗学，但连“吃饭”“睡觉”等，都常常成为分行的“诗”；西方动不动就来个“诗学”（其实应该确译为“人文制作学”），但一个多世纪以来却对外宣告：“诗已死亡！”
为了折冲一下中西方以上的两个极端，我回国后这20多年的比较诗学生涯，除了像往常一样搞些译述和配合诗学反思的诗作外，就是完成了两卷具有比较明显的比较诗学特征的论著：一是《现代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一是《诗路历程：诗歌意象纵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言以蔽之，它们都是中国化的现代诗学。
（陈圣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俄苏文学译介和研究工作的三代人
李辉凡
一
中国的俄苏文学译介和研究工作肇始于清末和民国初年。据戈宝权考证，中国翻译俄国文学最早的一本小说，是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即戢翼翻译的《俄国情史》，1903年上海大宣书局出版）。国内学界有人把俄苏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工作者划分为几代人，如蒋路等认为瞿秋白、耿济之、曹靖华等属于“筚路蓝缕的第一代”，而称戈宝权是“第二代的卓越代表”[6]。如此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俄苏文学工作者就应该顺理成章地称为第三代了。
俄罗斯是一个文学大国。在旧中国，别说清王朝，即便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历届政府的反苏、反人民和愚昧，几乎很少有人承认俄国文学的伟大成就。直至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我国读者才逐渐认识到，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不过就是在这个时期，人民纷纷向俄苏学习的也主要是革命道理和革命理论。当然，也涌现了一批研读俄苏文学的拓荒者，正是他们开始了俄苏文学的引进工作。他们是译介俄苏文学的第一代人，其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鲁迅。鲁迅第一个喊出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的口号[7]。然而在当时，译介俄苏文学被认为是非法的、禁止的，所以鲁迅形象地比之为普罗米修斯“偷运天火”，是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8]。这第一代人除鲁迅外，还有李大钊、瞿秋白、曹靖华、耿济之、郑振铎、张闻天、胡愈之、蒋光慈、郭沫若、沈雁冰、巴金、郭绍虞、沈颖、沈泽民、沈端先、贺启明等数十人。他们中有的人学了俄语，能直接从原文翻译俄苏文学，大部分人不懂俄语，则从别国文字（主要是从日语和英语）转译过来，但都属于“筚路蓝缕的第一代”，他们都是进步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有的还是我党最早的领导人。
在五四运动之前，虽有少数重要的俄国作家，如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及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已介绍到中国来，而大规模的译介工作却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展起来的。正是这第一代人不畏艰险，不辞劳苦，披荆斩棘地投身于这一神圣的事业。例如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们就翻译出版了颇具规模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1920），其中收有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接着出版十卷本的《俄国戏曲集》（1921），其中包括果戈理、奥斯特罗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的作品；1921年又出版了具有相当分量的文学论文集《俄国文学研究》，其中收入了鲁迅、郑振铎、沈雁冰、张闻天、耿济之、沈泽民等人撰写的研究文章。这是我国研究俄苏文学的最早的一本论文集。此后又相继出版了《普希金小说集》（1924）和《俄罗斯名著》（1925）以及俄国作家的各种单本作品[9]。
鲁迅是我国新文化的旗手，也是介绍、研究外国文学的先驱者，虽然他不是我国外国文学的第一个译者，他也是最早撰写外国文学研究论文的人之一。早在1907年他就写出了《摩罗诗力说》一文，1908年用令飞的笔名发表在《河南》月刊上。从那时起直至生命的终结，他都孜孜不倦地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先后翻译介绍了十多个国家100多位作家的文学作品，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俄苏文学。还在1909年3月，鲁迅与周作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其中就有俄国作家安德列夫和迦尔洵的多篇作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激励了鲁迅对俄苏文学的关注，也加速了他的译介工作。他相继主编了《科学艺术论丛》《现代文艺丛书》《文艺连丛》等多种刊物，并创刊了《译文》杂志，亲自翻译了法捷耶夫的《毁灭》、高尔基的《恶魔》和《俄罗斯童话》16篇，还翻译了苏联同路人作家的作品集《竖琴》、雅科夫列夫的《十月》、潘杰列耶夫的《表》和苏联作品集《一天的工作》等。鲁迅对俄苏文学的关注是多方面的，除作品外，在文学理论、文艺思潮方面，他也译介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纳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论文集，还编译了《文艺政策》一书，介绍1925年间苏联文学界的那场大辩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翻译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和《鼻子》、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等，足见他对俄苏文学感情之深厚。
属于第一代的瞿秋白、曹靖华、耿济之等人同样为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是当时能用俄语直接翻译俄苏文学作品的为数极少的几个人。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便与鲁迅、郑振铎等合作开展左联文艺运动，先后翻译介绍了大量俄苏文学理论和作家作品。他编译出版了一本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现实》，翻译了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重要文章，还有普列汉诺夫和卢纳察尔斯基的一些著作，编译了《高尔基论文选集》和包括著名诗篇《海燕》在内的《高尔基创作选集》；他还翻译了俄国诗圣普希金的长诗《茨冈》、苏联作家革拉特科夫的《新土地》，以及绥拉菲莫维奇、别德内等的作品。[10]曹靖华是鲁迅的挚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译介俄苏文学作品，重要译作有：法捷耶夫的《铁流》，《苏联作家七人集》，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西蒙诺夫的《望穿秋水》，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费定的《城与年》等[11]。鲁迅非常赞赏他的勤奋精神，说他是“一声不响，不断的翻译着的一个”[12]。耿济之是瞿秋白的同学，他早年在苏联的中国领事馆任过职，俄文很好，并很早从事俄文翻译工作。他是早期译介俄苏文学作品最多的一位翻译家，重要译作有：果戈理的《巡按及其他》，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狂人日记》，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尔鸣奏曲》《复活》《黑暗势力》和《艺术论》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死屋手记》《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大雷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选》，高尔基的《家事》《俄罗斯散游记》等[13]。戈宝权称他是“我国最早和最著名的一位俄国文学研究者和介绍者，同时也是一位工作最多、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严肃的俄国文学翻译家”[14]。属于第一代的其他成员也都做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他们在当时的《共学社》《文学研究会》《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俄苏文学译作。俄国较重要的作家作品几乎都有了译本。
从以上的简介我们可以看到，俄苏文学的译介工作在20世纪初就已粗具规模，同样，俄苏文学的研究工作也已初步展开。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前后就已有了一批研究论著：冰霜的《托尔斯泰的生平及其著作》（1917），田汉的《俄国文学思潮之一瞥》（1919），沈雁冰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1919）、《托尔斯泰的文学》（1920）、《近代俄国文学杂覃》（1921），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919），郑振铎的《俄罗斯文学的特质及略史》《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和《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影响》，耿济之的《托尔斯泰的哲学》（1920）和《译黑暗王国之后》（1921），胡愈之的《都介涅夫》（即《屠格涅夫》1920），瞿秋白的《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王统照的《俄罗斯文学片面》（1920），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1921），馥泉的《俄罗斯文学与社会改良运动》，甘蛰仙的《俄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等[15]，以及上面提到的鲁迅和郑振铎等人写的《俄国文学研究》论文集（1921），其中收入的专题论文有：郑振铎的《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耿济之的《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沈雁冰的《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鲁迅的《阿志跋绥甫》，郭绍虞的《俄国美论与其文艺》，张闻天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沈泽民的《俄国的叙事诗歌》和《俄国的批评文学》等。同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还有：郑振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百年纪念》和《〈父与子〉序》，胡愈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沈雁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耿济之的《猎人日记研究》和《屠格涅夫在俄国文学中的地位》，佛航的《托尔斯泰的〈复活〉》，仲云的《太戈尔与托尔斯泰》，郭沫若的《〈新时代〉序》，刘大杰的《托尔斯泰的教育观》等。在上述众多论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田汉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和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前者是一篇5万字的大文章，第一次全面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全过程；后者是一篇比较研究论文，文章从宗教、政治、地势、生活及忏悔意识五个方面对中俄两国的国民精神的差异依次作了对比，文笔犀利、激昂，充满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稍后还出现了两部中国人撰写的俄国文学史，一本是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1924），另一本是蒋光慈和瞿秋白合写的《俄罗斯文学》（1927）。这后一部文学史实际上是由两本书合成的，一本是瞿秋白写的《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另一本是蒋光慈写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出版时上下两卷合成一本书。蒋光慈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可以说是中国人写的最早的一本苏联文学史，全书共分九章，依次为“死去的情绪”、勃洛克、别德内、爱伦堡、叶赛宁、“谢拉皮翁兄弟”“十月的花”“无产阶级诗人”和“未来主义与马雅可夫斯基”，对新俄的文学思潮和作家做了全面的阐述，字里行间还流露出作者对这一新兴文学的无限赞佩之情。蒋光慈是中国苏联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除这篇《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外，还写有《无产阶级与文化》等文章，率先介绍了早期的苏联文学思潮。不过由于受当时苏联“无产阶文化派”和“拉普”的某些思想影响，从而在他的论述中难免掺进一些错误的思想杂质，例如在关于经济基础与文化直接应对关系上、个人与集体关系问题上都有所表露。当然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只是次要的，瑕不掩瑜。最后还值一提的是，这个时期鲁迅为安德列夫、勃洛克、阿志跋绥夫、爱罗先珂等写的作品译后记和序，耿济之为果戈理写的生平介绍，张闻天为柯罗连科写的生平介绍，郁达夫为赫尔岑写的简介文章和徐志摩谈契诃夫的文章等。所有这些论著和文章不论是大是小，也不管有无独到见解，但它们是中国作者根据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认识撰写的，代表了我国最初的俄苏文学的研究水平，其意义和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接着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会，开始有计划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在此之前，国内只译介了列宁的一些文章，如郑超麟译的《托尔斯泰与当代工人运动》和嘉生译的《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明镜》等。1932年瞿秋白把俄文版的恩格斯关于文艺的三封信翻译成中文，出版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论文集》一书，其中除了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易卜生的书信外，还有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的文艺论文五篇，以及自己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等论文六篇；随后他又翻译了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重要著作：《列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和《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同一时期这方面的重要译作还有：鲁迅翻译的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的信，郭沫若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艺术的真实》，陈北欧翻译的恩格斯等合著的《作家记》，洛杨翻译的《马克思论出版的自由与检阅》，冯雪峰翻译的《论新兴文学》（即《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等[16]。这些书籍的出版有助于中国左翼作家思想艺术水平的提高，许多人都认识到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武装自己，积极参加现实的文艺斗争。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和研究的热情更加高涨，翻译水平提高了，介绍的视野也更开阔了，他们不只注意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开始重视理论思潮和文学史等方面的介绍，而更重要的是，中国作者的研究成果得到成倍的增加。
首先在文学史和文艺思潮方面他们译介了一批重要的文论和专著，如特罗茨基（即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马克希麻夫（即马克西莫夫）的《俄国革命后的文学》、柯根（即柯甘）的《新兴文学论》和《伟大的十年间文学》、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史》、季莫菲叶夫的《苏联文学史》、叶高林的《苏联文学小史》、库尼兹的《伯林斯基文学批评集》、倍斯巴洛夫的《批评论》、高尔基的《苏联文学诸问题》、阿·托尔斯泰的《苏联文学之路》、普洛特金的《苏联文艺科学》和法捷耶夫等的《苏联文艺论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也同样受到重视，这一时期介绍过来的著作有：普列汉诺夫著的《别林斯基百年纪念》（瞿秋白译）、普列汉诺夫著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著的《论自然派》（周扬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著的《生活与美学》（即《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周扬译）等。作家作品研究方面这时着重介绍的是一些重要的论集和专著，如沃罗夫斯基的《作家论》、塞维林的《苏联作家论》、阿尼克斯特的《普式庚论》、吉尔波丁的《普式金评传》、克鲁泡特金的《托尔斯泰论》、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托尔斯泰论》、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周扬编译的《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纪念文集》、罗果夫和戈室权主编的《高尔基研究年刊》、魏列萨耶夫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莫罗斯的《屠格涅夫》、斯拉特热夫的《屠格涅夫的生活和著作》、柯夫斯基的《涅克垃索夫传》、史坦因的《奥斯特罗夫斯基评传》、戈宝权编译的《俄罗斯大戏剧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研究》、弗里采的《柴霍夫（即契诃夫）评传》、高尔基的《回忆安特列夫》、谢尔宾纳的《论静静的顿河》等。此外还有日本学者升曙梦、尾赖敬止等写的论述俄苏文学的著作如《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等。
除译介工作外，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俄苏文学的研究方面也涌现出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刘大杰的《托尔斯泰研究》、郎擎霄的《托尔斯泰的生平及其学说》、汪倜的《俄国文学ABC》和《托尔斯泰的生活》、冯瘦菊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家的传略和著作思想》、黄源的《屠格涅夫生平及其创作》、钱杏的《安特列夫评传》、夏衍的《高尔基评传》、荆凡的《俄国七大文豪》、郑学稼的《苏联文学家的变革》、平万的《俄罗斯文学》、须白石的《高尔基》、吴生的《苏联的文学》、林祝君的《苏联文学的进程》、陈大年的《高尔基传》、肖赛的《柴霍夫（即契诃夫）传》和《柴霍夫的戏剧》、麦青的《普式庚（即普希金）》、戈宝权的《苏联文学讲话》、沙可夫的《批评家杜勃罗柳波夫》、周扬的《艺术与人生》和《唯物主义美学》等。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新特点是，译介和研究工作重点转到了苏联文学方面。前一阶段俄国古典作家作品译介得比较多，而苏联文学，除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和“同路人”等一些作家外，其他作家的作品很少触及。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大家的目光转到了新时期的文学，即苏联文学方面。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左翼作家更加认识到学习苏联文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鲁迅曾拿苏联文学和旧俄文学做了对比，认为旧俄文学“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离无产阶级文学本来还很远”[17]。瞿秋白也指出，“翻译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文学的名著，因为它能把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划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贡献给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18]。从这时起，苏联文学作品被大量翻译过来，先是反映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品，然后是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初期的作品，如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Nr.14—16》、富曼诺夫的《夏伯阳》、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暴风雨所诞生的》、费定的《城与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列昂诺夫的《索溪》、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地转向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潘诺娃的《旅伴》、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葛罗斯曼的《人民不死》、卡达耶夫的《团的儿子》、巴甫连科的《幸福》、卡札凯维奇的《星》、爱伦堡的《暴风雨》、吉洪诺夫的《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和《列宁格勒的故事》、列昂诺夫的剧本《侵略》、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苏联乌克兰作家冈察尔的《旗手》、乌克兰剧作家考涅楚克的《前线》等。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作品，尤其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作品的译者大部分已经是第二代人，如姜椿芳、陈冰夷、戈宝权、蒋路、许磊然、叶水夫、草婴等。
二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是中国俄苏文学研究者第一代和第二代人的交接时期。这个时期，第一代的主将李大钊、瞿秋白、鲁迅等已先后辞世，第二代的姜椿芳、戈宝权等则已参加工作，并挑起了重担。如姜椿芳，从1937年起就已在夏衍主编的《译报》里当编辑，1941年任时代出版社社长及《苏联文艺》主编，并积极从事俄苏文学的译介工作。戈宝权1938年从苏联回国后，即进入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社工作，抗战胜利后转到上海，在时代出版社供职，并接任《苏联文艺》主编等职务，从事俄苏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工作。这里有必要对当时与俄苏文学译介和出版工作有密切关系的几个报刊及文化组织略作介绍。
抗日战争开始后，特别是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和苏联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打内战的气焰不能不有所收敛，国内民主力量和主张统一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文化界也出现了相对宽松的氛围，从而一些进步的文化组织和刊物，如中苏文化协会、新华日报、时代出版社等得以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
中苏文化协会1936年成立于南京。它是由在苏联留过学的国民党左派张西曼（担任过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和一些留苏学生发起成立的，最初的会长是孙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迁至重庆，1938年第二届理事会上，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会长、吴玉章等人为理事，在全国各地设有分会，出版《中苏文化》杂志，宣传抗日救亡活动，并举办各种研究会、演讲会、俄语学习班等。郭沫若、杨翰笙、戈宝权等人均曾参加协会的工作。这是一个文化统一战线的阵地。《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一份党的机关报，1938年在武汉创刊，武汉失守后迁至重庆，在国内许多地方有分社，周恩来任董事长，潘梓年、张友渔先后任社长，华岗、熊复等人先后任总编。《群众》是它的副刊。时代出版社1941年成立于上海。它是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下属的一个单位，表面上由苏商经营，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领导的宣传阵地，先是办《时代》周刊、《苏联文艺》月刊和《时代日报》，后发展成为时代出版社，社长是姜椿芳。正是在这些协会、报社、出版社和杂志的周围，团结、汇集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俄语翻译人才，如姜椿芳、戈宝权、楼适夷、蒋路、包文棣、孙绳武、许磊然、叶水夫、陈冰夷、许孟昌、刘辽逸、满涛、叶文雄、草婴、张孟恢、杨仲德等。戈宝权既是中苏文化协会的理事，又是新华日报的编辑；楼适夷也同时在《新华日报》和《时代日报》工作；孙绳武等先后在中苏文化协会和时代出版社任职。这些人被称为俄苏文学研究界的第二代人。
戈宝权之所以被认为是“第二代的卓越代表”，也许是因为他在俄苏文学研究方面做得比别人更执着、更出色一些。的确，戈宝权在研究、介绍俄苏文学上倾注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尽管公务繁忙，但总会挤出时间来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孜孜不倦、锲而不舍。戈宝权18岁开始学习俄语，几年后便试着用俄语翻译普希金和高尔基的作品。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任天津《大公报》驻莫斯科记者，得到锻炼，写了不少通讯报道，如《高尔基的逝世与葬礼》《高尔基博物馆》，以及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的长篇专题报道等。1938年回国后进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及其副刊《群众》周刊工作，报道苏联文化建设和工农业建设的情况，并从事俄苏文学的译介工作。在这里他翻译了爱伦堡关于苏联卫国战争情况的报告文学《六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等；亲自编写了《苏联讲话》和《苏联文学讲话》，并参加《苏联文学丛书》和《世界文学丛书》的编译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进苏联塔斯社工作，任《生活丛书》和时代出版社的编辑，任《苏联文艺》主编，与罗果夫、姜椿芳一起编译出版《高尔基研究年刊》（两本）和《俄罗斯大戏剧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研究》（一本），并翻译出版了16开本的《普希金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戈宝权一如既往，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俄苏文学的研究工作上，特别是进入中科院文学所工作后，取得了更加丰硕成果。戈宝权一生不仅翻译了多达五卷的外国（主要是俄苏的）文学作品，而且撰写了一部50多万字的比较文学论文集《中外文学因缘》，为中外文学交流、为中国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如果说戈宝权是中国俄苏文学介绍和研究第二代人的卓越代表的话，那么姜椿芳则可以称为这第二代的引路人。姜椿芳是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曾被誉为“与狼共舞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他16岁时在哈尔滨跟一位白俄侨民学俄语，19岁加入共青团，次年入党，接着便进“英吉利亚细亚通讯”（即苏联塔斯社哈尔滨分社）做俄文翻译，1937年在夏衍主编的《译报》当翻译和编辑，1941年后受党的委托转入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并以苏商的名义与陈冰夷、陈君实一起首先创建了《时代》周刊，接着又创办《苏联文艺》月刊和《苏联医学》杂志等，同时成立时代出版社，姜椿芳任社长，这些刊物及时宣传报道了苏联建设情况和卫国战争的消息，同时刊载了许多苏联文学翻译作品，培养锻炼了大批俄语翻译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批人成了俄苏文学译介和研究工作的中坚力量。姜椿芳懂俄文，是一名俄文翻译家、出版家；他勤奋好学，知识广博，既爱好文学，也熟悉戏剧和绘画，后来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始人。他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做翻译工作，在百忙中挤出时间翻译了大量俄苏文学作品，主要译作有：卡普列的《列宁在十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格罗斯曼的《人民不死》、考涅楚克的《战线》、米哈尔科夫等的《苏联卫国战争诗选》、高尔基的剧本（《小市民》《索莫夫及其他》《敌人》等）、吉洪诺夫的《列宁格勒的故事》、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伊利英科的《花园》、阿·托尔斯泰的《伊凡·苏达廖夫的故事》、普希金的《鲍利斯·戈东诺夫》、果戈理的《赌棍》、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等。
第二代的其他成员，同样为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大量不可磨灭的工作，他们不仅把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复兴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翻译了过来，而且把文艺理论、文学思潮、文艺政策等方面的大量材料也引了进来。当时（40年代）苏共中央发布的一系列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如《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法令》《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改进方法的决议》《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的决议》《批评音乐界错误倾向的决议》等，都在我解放区公开发表了；此外还译介了苏共关于文艺政策的一些重要文献和日丹诺夫等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如《联共（布）党的文艺政策》《苏联文艺方向的新问题》《苏联文学的高度思想原则》等。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些政策和文献带有极“左”的思想色彩和“日丹诺夫式”的错误思想倾向，但在当时我们的译者却是带着为党工作的热情而译介这些作品的。实际上，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开始，俄苏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工作已经是在党领导下的第二代人完成的，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第二代人刚刚步入中年，正是大有作为的时期，更是新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之后他们虽然分散在祖国各地，各文化单位，如姜椿芳先是在上海办学，稍后到北京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任职；戈宝权头几年当外交官，后来转入中苏友协和中科院外文所搞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叶水夫和陈冰夷也先后进入外文所从事俄苏文学研究工作；楼适夷、蒋路、孟昌等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包文棣、草婴等则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任职……但他们不论在哪里，都没有离开俄苏文学的译介工作，而且无疑都是业务骨干，是带头人，正是他们带领着后来的新一代人开展了全新的俄苏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所谓新的一代（即第三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以外国文学研究所为例，其俄苏文学的研究人员是由第二、第三两代人共同组成的。戈宝权、叶水夫、陈冰夷、曹葆华、张孟恢、杨冲德、高莽等是第二代人，其他都是第三代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和留学苏联回来的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的新高潮，俄苏文学的译介工作也翻开了新的一页。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已翻译出版了大量俄苏文学作品，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其飞速发展的速度非过去所能企及。尽管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发生了中苏两党的分歧，由于当时矛盾尚未公开化，国人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十年并没有减弱。据出版事业管理局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59年十年内中国翻译出版的苏联（包括旧俄）文学作品达3526种，总印数达8205万册，其中苏联文学作品就达600余种，总印数超过1000万册[19]。几乎当时苏联所有比较重要的作品都移译过来了，其中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作家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布洛克、别德内、阿·托尔斯泰、绥拉菲莫维奇、吉洪诺夫、富尔曼诺夫、革拉特科夫、法捷耶夫、爱伦堡、奥斯特洛夫斯基、马卡连科、巴甫连科、费定、列昂诺夫、肖洛霍夫、特瓦尔多夫斯基、伊萨科夫斯基、维什涅夫斯基、戈尔巴托夫、柯切托夫、尼古拉耶娃、西蒙诺夫、波列伏依、阿扎耶夫、巴巴耶夫斯基、安东诺夫、纳吉宾、沃罗宁、马雷什金、田德里亚科夫、比留科夫、凯德琳斯卡娅、伊林娜、柯斯莫捷缅斯卡娅等，以及苏联少数民族作家考涅楚克、冈察尔、柯拉斯、拉齐斯、阿依尼等。他们的作品不仅很快翻译过来，而且印数之大令人惊讶，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印数在当时已达120万册，《海鸥》达90万册，《青年近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勇敢》等的印数也都在20万册以上；有些儿童文学作品的印数更加惊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竟达到240万册，《古丽娅的道路》也在70万册以上[20]。俄罗斯古典作家的作品，如冯维辛、拉季谢夫、卡拉姆津、克雷洛夫、格利鲍耶陀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奥斯特罗夫斯基、屠格涅夫、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列斯科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的作品，以及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柳波夫、皮萨列夫等的著作都不断地有新的译本出版或修改再版，有些作家还出了多卷集、选集和全集。此外这一时期还引进了多种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著作，如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叶皮洛娃的《文艺学概论》、柯尔尊的《文艺学概论》、涅多希文的《艺术概论》、契尔柯夫斯卡雅的《文学理论简说》等，以及布罗茨基主编的《俄国文学史》、季莫菲耶夫著的《苏联文学史》等。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十年俄苏文学在翻译出版方面是一道亮丽风景的话，那么在俄苏文学的研究方面却是另一番景象。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国家把主要精力放在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上，而文化建设方面，特别是学术研究工作尚未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次是人们对俄苏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认识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当时专业化的研究者甚少，加上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学术思想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案件、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等），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是难于开展的。因此当时总的情况是：翻译介绍多，研究成果少。除了在少数刊物上发表过肖三、钱谷融、戈宝权等写的论述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一些论文外，有独到见解的系统的专著还很少见到。当然开国十年党和政府也为科研事业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包括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首先党号召新老科研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从而明确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而组织工作则主要体现在办研究所、办刊物、组织科研队伍等各个方面。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文学研究所的建立。
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开始时附设在北京大学内，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创建的国家第一个专业文学研究机构，最初只设有几个文学研究组。1956年文学研究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辖，并增设了几个外国文学研究组，其中包括苏联文学研究组、东方文学研究组和西方文学研究组，苏联文学研究组的组长是叶水夫。1957年戈宝权调入文学所工作，1960年又新来了几位东欧文学的研究人员，于是便将苏联文学研究组改名为苏联东欧文学研究组，戈宝权任组长，叶水夫任副组长。1964年，根据中央的指示，科学院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将原属文学研究所的三个外国文学研究组和原属中国作家协会的《世界文学》编辑部整体并入外国文学研究所，苏联东欧文学研究组也划分为苏联和东欧两个组，叶水夫任苏联文学研究组组长，戈宝权任东欧文学研究组组长。1977年，中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后，苏联文学研究组改称苏联文学研究室。1991年苏联解体后，苏联文学研究室更名为俄罗斯文学研究室。
文学所的成立具有极为重要而长远的意义。正是它的成立，俄苏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成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再是冷门，已成了显学，既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能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发挥最大的力量。早在1958年，原所长何其芳就已制订了编译出版“三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120种、《外国文艺理论丛书》39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12种）的宏伟计划，并且提出了十年内编写苏、英、法等国文学史的规划。可惜的是当时每种书都只出了少数几本便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直至1978年后才恢复正常工作。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十年俄苏文学的研究工作尚未展开，成果很少。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苏公开论战开始，苏联文学被定格为“修正主义文学”，肖洛霍夫成了“修正主义文学的鼻祖”。于是不仅研究工作不能进行，连翻译介绍苏联文学的工作也全面叫停。从此时起，苏联文学作品几乎在中国公开出版物中消失，而编译出版内部刊物成了研究所的主要工作。
众所周知，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交恶，不过开始时双方还有所克制，尚未把矛盾公开化，但慢慢地从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苏方撕毁了双方签订的各项协议和合同，撤走专家，并发生了边界纠纷，于是争论公开化，国内拉开了批判“国际现代修正主义”的序幕。就是在这个时候（1960），中共中央宣传部由周扬、林默涵等领导组织了一个反修班子，分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两个小组。文艺小组直接由周扬挂帅，还有张光年、陈默、叶水夫等人参加，他们分工负责，定题目，写文章，搞资料。写出的文章先在“未定稿”上刊登，然后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当时黎之、张光年、陈默、叶水夫等都写了文章，分别在《红旗》《文艺报》《电影艺术》《文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例如黎之的文章《垮掉的一代，何止美国有！》和张光年的文章《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分别发表在《文艺报》1963年的第9号和第13号上。
反修斗争需要提供大量的资料。这一时期外文所苏联文学研究室和《世界文学》编辑部（1964年并入外文所）的中心任务就是配合当时的反修斗争，收集和翻译大量外国有关的文艺资料，特别是苏联文学方面的资料。当时苏联文学研究室的全体人员几乎都投入了对苏联文学现状的研究和收集资料的工作，全室按小说、诗歌、戏剧、理论四个方面，分兵把守，全面查阅苏联的报刊和图书，发现问题，写出现状报导，为写作班子提供“炮弹”。从1961年至1966年，苏联文学研究室先后编译出版了四刊一书，均为内部刊物：《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增刊、《外国文学现状》《外国文学现状》增刊，以及有关苏联文艺理论方面的资料汇集，即“黄皮书”六本。与此同时，《世界文学》编辑部也做同样的工作，编译出版了多种内部刊物：《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世界文学情况汇报》《世界文学情况汇报》副刊和文学作品汇集“黄皮书”。下面就这些内部刊物的情况作简略介绍。
（一）《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内部刊物
1.《世界文学参考资料》。此刊发行较早，1955年创刊，曾几次易名，1955—1956年刊名为《外国文学情况汇报》，公开发行，从1956年的第3期（总第8期）起改为内部刊物，封面上注明“内部刊物，请勿外传”。1957年刊物改名为《外国文学参考资料》，1959年由于《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从而《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也跟着改名为《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中苏交恶后，刊物侧重介绍苏联东欧文艺界的思想动态，例如该刊1956年第9期介绍了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在苏联文学界引起争论的情况；1957年第7期介绍了杜金采夫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的争论，同年第9期介绍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出版情况；1961年后刊出了《关于〈感伤罗曼史〉文集》《爱伦堡文集》、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文艺言论和大量苏联青年作家和诗人的作品。
2.《世界文学情况汇报》及其副刊。前者1962年创刊，为内部刊物，至1965年共出版64期。内容主要报道世界各国（重点是苏联）重要文艺动态、重要文章摘要。后者亦是内部刊物。从1965年2月至10月共出了5期。在第1期上登有《编者说明》：《世界文学情况汇报》创刊以来，已出了近50期……为了满足一些读者的工作需要，我们决定出增刊《世界文学情况汇报副刊》一种。内容方面，除全文刊载现代国际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以及方针政策性文章之外，同时发表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为领导和文学研究者所应知道的反动作品……以便配合当前国际反修斗争。其具体内容：关于修正主义文艺方面的言论：《真理报》有关文艺问题的多篇社论，苏联作协领导人吉洪诺夫、马尔科夫、费定等的讲话，哥穆尔卡在波兰第14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作品方面有叶夫图申科的几十首长、短诗歌，沃兹涅先斯基的长诗《奥扎》，阿克肖诺夫的短篇小说《怪人》，卡扎凯维奇的短篇小说《仇敌》，索尔仁尼琴的散文《呼吸》等。
3.“黄皮书”（作品翻译）。内部读物；主要由《世界文学》编辑部提供选题和翻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内容以苏联文学作品为主，从1962年起陆续出版了大批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书，因为书皮是黄色的，故称“黄皮书”，下面仅列举其一部分：西蒙诺夫的小说《生者与死者》和《第四名》（1962）、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和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前几卷（1963）、阿克肖诺夫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1963）、叶夫图申科的诗歌《娘子谷及其它》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1963）、梅热拉伊蒂斯诗集《人》（1963）、沃兹涅先斯基的诗歌《天才》和《三角梨》、阿赫玛杜林娜的诗歌《儿子》和《上帝》等、田德里亚科夫的剧本《白旗》、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3）和《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选》（1964）、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1964）、卡里宁的小说《战争的回声》（1964）、柯热夫尼科夫的小说《这位是巴鲁耶夫》（1964）、阿克肖诺夫的小说《同窗》（1965）、贝科夫的小说《第三颗信号弹》（1965）、季亚科夫的《亲身经历的事》（1965）、西蒙诺夫的小说《军人不是天生的》（1965）、《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选》（1965）、《艾伊特玛托夫小说选》（1965）卡扎凯维奇的《蓝色笔记本》和《仇敌》（1966）等。
（二）苏联文学研究室编译出版的内部刊物和书
1.《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内部刊物，1961—1962年共出6辑，刊物上未注明是内部刊物。1963年改为双月刊，注明“内部发行”。第1期的编后记里强调：“今后我们的任务是译载世界各个重要国家最近的文艺理论、批评文章，供国内文艺理论工作者、文学教学工作者，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参考、研究或批判。”1964年、1965两年共出12期。
2.《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增刊。不定期内部刊物，1960年10月创刊，封面上注明：“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内容主要介绍世界各国文艺动态、文学创作、理论、思潮、政策等，特别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论著和争论、文艺批评的倾向、文学史上重大问题的估价、创作思想的演变，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新创作、新理论著作等。此刊1960年至1962年共出16号，其中苏联文学方面的内容有：（1）苏联文艺界纪念列夫·托尔斯泰逝世50周年的几篇文章，即作协书记马尔科夫的《托尔斯泰和我们的时代》、叶尔米洛夫价的《人类的歌手》、《消息报》的社论《伟大的托尔斯泰》；（2）佐尔卡娅的文章《苏联电影中的人道主义》；（3）苏联作家在二十二大上谈文学问题，马尔科夫在作协理事会上的报告，留里科夫的文章，凯特林斯卡娅、柯切托夫、阿赫玛托娃等人的新作介绍；（4）苏联批评家谈近年来的苏联文学，苏刊关于“自我表现”问题的讨论；（5）苏联1961年底召开文艺批评会议的情况，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内容及其出版后的反应；（6）苏联作家举行“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讨论会的文章，阿克肖诺夫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罗佐夫的《абвгд》和茨维塔耶娃的诗集等。
3.《外国文学现状》。从1962年底起《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增刊改名为《外国文学现状》，其性质与内容不变，但编号从头算起。从1962年至1965年《外国文学现状》共出版27号，所刊苏联文学的主要内容有：（1）理论和政策方面：赫鲁晓夫1962年3月8日对文艺界人士的讲话；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批判文艺界形式主义倾向。（2）小说方面：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尼林新作《通过墓地》、田德里亚科夫新作《短路》、贝科夫的中篇《第三号信号弹》、涅克拉索夫的札记《在大西洋两岸》。（3）诗歌方面：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焦尔金游地府》和勃罗夫卡的诗集《时光在前进……》的简介、阿谢耶夫的诗集《和睦》等。（4）戏剧方面：阿廖申的《病房》、阿尔布佐夫的《某地在等待我们》等。（5）综合性述评：1962年、1963年的苏联小说创作，1962年、1963年的诗歌创作，1963年的苏联文学批评概况等。
4.《外国文学现状》增刊。1964年创刊，为不定期内部刊物，封面上盖有“绝密”字样，并注明“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此增刊从1964年6月至12月共出了6号，每一号正文前都有“编者按”，对本号内容作简略介绍，并加以批判，如增刊第1号的“编者前记”中有如下说明：“自从去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反华‘公开信’后，苏联文艺界也跟着摇旗呐喊，大量发表反华文章，攻击我党。这些文章绝大部分是重复苏共领导的滥调，没有什么新内容，但也有少数文章，接触到文艺问题，对我国文艺现状、文艺政策进行恶毒攻击，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第1号刊登了苏联东欧方面的20余篇短文；第2号评介了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64年第9期的一篇专论《反对艺术中的教条主义和庸俗化》；第3号刊登了苏联两篇文章：《英雄时代的艺术》和《答〈文艺报〉的批评家们》；第4号也译载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苏联苏尔科夫的文章《中国分裂者与社会主义艺术》，另一篇是捷克记者菲利浦的文章《奇怪的植物学》；第5号译载了苏联批评家留里科夫的文章《他们要树立什么样的旗帜》；第6号所刊的两篇文章是：苏联卡里雅金的《现代思想斗争中的一个插曲》和苏联美学家奥夫相尼科夫为别人的著作所写的一篇后记。
5.“黄皮书”（文艺理论）。内部读物，1963年7月至12月，共出6种，由《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编译，作家出版社出版。内容主要介绍苏联文艺理论、思潮、批评方面的资料，共出6部书：《苏联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上、下册）、《苏联青年作家及其创作问题》《苏联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写战争问题》《苏联文学与党性、时代精神及其他问题》《苏联一些批评家、作家论艺术革新与“自我表现”问题》。
中苏争论时期的以上内部出版物至1966年，即“文化大革命”前夕基本结束。“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切工作停止。“文化大革命”之后，北京、上海，乃至一些省市也编译出版过一些内部的或公开的“批判苏修文艺”的书刊和资料，如北师大编的《苏联文学研究资料》，上海的《摘译》，以及《学习与批判》《苏修文学资料》《苏修文艺简况》《俄苏文学》等，不过情况已有所不同了。
四
1976年“四人帮”倒台。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宣告成立，研究所准备恢复业务工作，不过当时强调下乡下厂，搞“三结合”的办所方针，科研工作实际并没有入轨。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全国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研究所的工作当然也应明确以科研工作为中心。因此外文所真正全面恢复科研工作是在1978年之后。
苏联文学研究室在外文所是一个大室，从1956年成立起，历届的室主任是戈宝权、叶水夫、张羽、李辉凡、石南征、刘文飞，先后在这个研究室工作过的人员有40多位：戈宝权、叶水夫、曹葆华、王云和、何应人、陈燊、干永昌、夏森、尹锡康、周铮、李辉凡、陆人豪、张羽、吴元迈、钱善行、王守仁、郭家申、童道明、胡志辉、李廉恕、胡湛珍、冀元璋、吕绍宗、翟厚隆、孙美玲、薛君智、张捷、石南征、李邦媛、刘文飞、周启超、苏玲、高莽、李萌、董小英、王景生、汪剑剑、刘涛、侯玮红、张晓强、万海松等。“文化大革命”前，研究室人员曾做过一定的分工，除了重视现状研究外，对俄苏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很关注，对如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等的研究都做过初步的分工安排：陈燊、干永昌、周铮、郭家申、童道明等重点研究俄国作家，张羽、李辉凡、钱善行、王守仁等重点研究苏联作家。新时期业务工作开展后，室里的人员有所调整。由于所里的“三套丛书”也恢复工作，并增设了《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陈燊、郭家申调出苏联研究室，专职做丛书工作；又由于所里新筹建文艺理论研究室，吴元迈、周启超和董小英先后从苏联研究室调进理论研究室，吴元迈任理论室主任；接着钱善行也调任《世界文论》丛刊的主编；薛君智则从《世界文学》编辑部调进苏联文学研究室。可见，苏联文学研究室的人员是流动的。更确切地说，外文所俄苏文学的整体研究力量（研究队伍）是由所内各研究室和几个编辑部共同组成的，包括《世界文学》编辑部一些从事俄苏文学编译工作的人员（《世界文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型刊物，俄苏文学译介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其具体情况有另文介绍）。大家的具体工作岗位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介绍、研究俄苏文学这一专业方向是一致的。各编辑部的人员除各自的具体工作外，仍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写论文写专著，或者参加同一学科的某些集体研究项目，如参加编写文学史等。也就是说，在外国文学研究所里，俄苏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是一种整体力量（以苏联文学研究室为主要队伍）。由于人才比较集中，研究条件优越，苏联文学研究室在本学科领域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从而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新时期里率先启动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工作。研究室当时及时地调整了研究计划，除一部分人做现状工作外，大部分研究力量投入了文学史、文艺思潮和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了，撰写文学史的条件成熟了。苏联文学研究室起初拟写两部文学史——《苏联文学史》和《俄国文学批评史》，后来考虑到研究力量不足，便决定只上《苏联文学史》一项，而《俄国文学批评史》改由北师大承担，苏联研究室的几个人（陈燊、吴元迈、李辉凡）参加其部分编写工作。这样《苏联文学史》就上马了。它被列为外文所“六五”规划重点项目，由叶水夫任主编，李辉凡、吴元迈任副主编，几乎全体从事俄苏文学专业的人员（包括《世界文学》编辑部一部分人）都参加了《苏联文学史》编写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酝酿，20世纪80年代初着手撰写，中间开过大小十多次研讨会，1990年最后完稿，共三卷，120万字，获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三等奖和外国文学研究所优秀成果奖。这部三卷本的《苏联文学史》也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二、第三代人联手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因为其中的戈宝权、叶水夫、张孟恢、高莽等几位作者都是第二代人。《苏联文学史》完成后，《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编写工作随即列入研究室的计划，它是外文所“八五”重点项目，李辉凡、张捷主编，于1994年完成，全书42万字，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专著类三等奖。苏联文学研究室原来还计划写一部《俄国文学史》，后来由于苏联解体和室内人员变更等原因，计划没有实现。直至21世纪初，刘文飞编著了一本《插图本俄国文学史》（它实际上是一本从古俄罗斯直至当代，即苏联解体前后的简明的文学通史），算是填补了苏联文学研究室科研规划中的一个空白。
除上述几部文学史外，苏联文学研究室还先后承担和完成了多种集体研究项目和编译出版任务，下面略加介绍：
（一）苏联文学研究室主办的刊物。《苏联文艺理论译丛》共两辑（1959—1960年）；《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由《苏联文艺理论译丛》扩大、改名为《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仍设在苏联研究室内），共出22辑（1961—1965年）；《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增刊，共出九辑（1963—1965年）；《外国文学现状》共出27期（1962—1965年）；《外国文学现状》增刊，共出六期（1964年6—12月）。这些刊物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创办的，其具体内容和出版情况上面已作过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二）《苏联文学纪事（1953—1976）》是苏联文学研究室集体编写的一本资料，完成于1979年。它是新时期我国俄苏文学研究界出现的第一本带资料性和学术性的研究成果，书中所提供的全部是第一手材料，按年代记述了1953—1976年苏联文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各种文学活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情况。资料极其丰富、翔实、可靠，编者特别强调了客观、公正的治学态度，虽然对所介绍的内容有自己的看法，但不加评论，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断。它是当时俄苏文学科研和教学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之书，特别是在研究资料奇缺的那个年代，真可谓弥足珍贵。《纪事》出版后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热烈欢迎。更值得欣喜的是，这本书之后还有两本续集，即1978—1991年的《苏联文学最后十五年纪事》和1992—2001年的《当代俄罗斯文学纪事》。这样就把从1953年至2001年几乎整整半个世纪的以苏联文学为主体的俄罗斯文学串联了起来，让我们对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因此可以说它的意义和价值不亚于一部文学史著作。文学史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而这样的资料，对我们来说却是唯一的，不可代替的，它不是任何人能“编”出来的，而是从事这一学科的专家们经长期第一手资料的积累和多年跟踪研究而获得的研究成果。这里还要说明的一点是，第一本书，即1953—1976年的《纪事》是苏联文学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共同编写的；第二本书，即1978—1991年的《纪事》是由张捷、石南征、冀元璋、吕绍宗四人合作编写的，张捷是主编；第三本书，即1992—2001年的《纪事》是由张捷一人完成的。这里我们特别要对张捷同志表示敬意和谢忱，这方面的工作他做得最多。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了这项平凡而又艰巨的工作，才给我们提供了这份不可多得的，也是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三）《高尔基文集（20卷）》的出版工作。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我们与所外专家合作的一个重要项目，由夏衍直接挂帅，受到社会文化界的广泛关注。1979年6月29日在中国社科院召开《高尔基全集》（最初定名为《高尔基全集》，后改为《高尔基文集·20卷》）。第一次编务会，出席会议的有主编夏衍，编委巴金、韦君宜、叶水夫、孙绳武、陈冰夷、姜椿芳（另有三个编委戈宝权、曹靖华、楼适夷因故未出席）和编译室全体成员：主任卢永福（人民文学出版社），副主任李辉凡（外文所）、孙静云（北京大学），成员：孙新世、蒋望明、张佩文、周圣、陆桂荣、谭得伶等。责任编辑为陈斯庸。全书由编译室负责组稿和审订工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外文所三位编委戈宝权、叶水夫、陈冰夷，以及张羽、李辉凡都参加了文集的翻译工作，李辉凡作为编译室副主任还担负一部分编审工作。从1981年至1985年20卷全部出完。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推出的第一个外国作家的规模宏大的多卷集，从而也表明中国人民对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高度重视。
（四）“三套丛书”工作。早在1959年由文学所所长何其芳亲手策划了“三套丛书”，即《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加上“文化大革命”后新增加的两套丛书，即《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总共是五套丛书。这是外文所一项全所性的最庞大的编译工程，俄苏文学是这项工程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内有五位俄苏文学专家（戈宝权、叶水夫、陈冰夷、张羽、陈燊）先后参加了“三套丛书”编委会，陈燊、郭家申是后两套丛书的正副主编。尤其是陈燊，作为这五套丛书的具体编务工作的实际负责者，几乎为其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令人钦佩。“三套丛书”的工作至20世纪末已基本完成。从出版情况看（这里只列举俄苏文学著作），仅文学名著就出版了21部作品：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果戈理的《死魂灵》和《小说戏剧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前夜，父与子》、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五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短篇小说选》、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第一卷）、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莱蒙托夫《诗选》和《当代英雄》、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谢德林的《童话集》、克雷洛夫的《寓言集》、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中短篇小说选》、谢甫琴科的《诗选》。文艺理论出了四种：《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论文选》《冈察洛夫等作家文学论文选》《杜勃罗留波夫文学论文选》《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了五种：《列宁论文学与艺术》《高尔基论文学》《卢纳察尔斯基论文学》《沃罗夫斯基论文学》《普列汉诺夫论文学》。外国文学参考资料出了12种：《普希金评论集》《果戈理评论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俄国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研究》《梅伊荷德论集》《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上、下编）、《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汇编》《“拉普”资料汇编》《继往开来》。欧美文论四种：《巴赫金文论选》《赫拉普钦科文论选》、卢纳察尔斯基的《艺术及其最新形式》、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从上面的出版书目可以看到，所选的俄罗斯作家作品和论著，几乎囊括了该国的全部精品和佳作。中国出版过大量俄苏文学作品，但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有系统地出版其文学精品著作却是第一次。这就等于对过去出版过的俄苏文学书籍，包括其经典论著在内，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阅和提升，在新的水平上重新再版了一次，其意义和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五）《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1982年初版）是中央下达、与外单位合作的大项目，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百科全书。编委会主任冯至，副主任季羡林、叶水夫。全书工作从制订条目到组稿、审稿及定稿都由外文所负责，动员了全所同志参加这项工作。其中苏联文学分支主编叶水夫，分支八名编委中外文所占四名：戈宝权、陈冰夷、陈燊、李辉凡。俄苏文学词条总数达300余条，编辑组就设在苏联文学研究室，几乎全室人员都承担了撰写词条的任务，大家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把它列为自己科研计划的一部分，保质保量地完成。后来《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进行修改，出第二版（2002年）。第二版俄苏文学分支主编是李辉凡。修改工作的安排和要求与第一版差不多。俄苏文学方面修改、增订的条目达200余条，苏联文学研究室部分人员参加了修改工作。
（六）《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工作。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外文所与重庆出版社合作出版一套《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全书共52卷，1992年重庆出版社出版。总主编刘白羽，副主编叶水夫、沈世鸣。《书系》按国别分成十多个分卷，其中苏联卷的主编是李辉凡，副主编是钱善行。苏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又是一个文学大国，因此《书系》中苏联文学竟占了10卷；全书按小说、诗歌、戏剧、纪实文学等不同体裁分类，收入近100名苏联作家的260余篇作品，总字数达500余万字。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苏联文学研究室大部分人员参加了这项工作，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任务。199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应邀赴莫斯科出席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胜利庆典时，亲自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中的10卷苏联文学译作作为珍贵的礼品赠送给了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七）苏联文学研究室还先后编辑出版了多种集体论文集和译文集，书中的论文或译文的作者全部或大部分是外文所苏联文学研究人员。
1.《七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苏联关于“开放体系”理论的讨论》。译文集，外文所苏联文学研究室编，责任编辑郭家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
2.《七十年代的苏联文学》。论文集，外文所苏联文学研究室编，责任编辑翟厚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
3.《论当代苏联作家》。论文集，外文所苏联文学研究室编，责任编辑吴元迈、张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1981年。
4.《苏联文学史论文集》。论文集，外文所苏联文学研究室编，责任编辑李辉凡、钱善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1982年。
5.《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论文集，外文所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编，责任编辑吴元迈、邓蜀平，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1984年。
6.《苏联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译文集，外文所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1987年。
7.《俄苏文学字典》。此字典应江西文艺出版社之约编纂，于1990年编出，已送交该出版社，后因苏联解体，字典未能出版。全书约70万字，所内苏联文学研究人员大都参加了撰写条目的工作。
8.《十月革命前后的苏联文学流派》（上、下编）。资料翻译，外文所苏联文学研究室翟厚隆、张捷选编，上海译文社出版，1998年。
9.《苏联文学反思》。论文集，俄罗斯文学研究室刘文飞主编，2006年。
除集体项目外，新时期以来外文所俄苏文学研究人员的个人研究成果更为丰硕。由于个人的单篇文章和译文太多，难于统计，下面只就我们所能收集到的专著和文集类的成果以及名著翻译、多卷本丛书主编等作一勾列。这里所列书目，包括本文前面和后面列举的种种书目，可能挂一漏万，仅供参考。
戈宝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论著，1978）、《〈阿Q正传〉在国外》（论著，1981）、《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论著，1981）、《中外文学因缘》（论文集，1992）、《谢甫琴科诗集》（翻译，1983）、《裴多菲小说散文选》（翻译，1985）、《普希金童话诗》（翻译，1985）、《高尔基小说论文集》（翻译，1991）、《戈宝权译文集》（五卷）。叶水夫：《苏联文学史》（三卷，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两卷，副主编）、《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52卷，副主编）。曹葆华：《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两集，翻译，198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五集（翻译，1984）。张孟恢：谢德林的《童话集》和《一个城市的历史》（翻译）、爱伦堡的《保卫文化》。仲德杨：谢德林的《戈洛廖夫老爷们》（翻译）、爱伦堡的《保卫和平》、沃洛夫斯基的《论文学》（翻译）。张羽：《高尔基简论》（史论）、《高尔基小说故事总集》（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翻译，2010）.陈燊：《异同集——论古典遗产、现代派文学及其他》（论文集，1989）、《亡羊集》（三卷文集，即将出版）、《外国文学研究丛书》和《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主编）、托尔斯泰的《文论》（翻译）。高莽：《阿尔希波夫的故事》（传记）、《帕斯捷尔纳克——历尽沧桑的诗人》（评传，1999），多本随笔集：《久违了，莫斯科！》《妈妈的手》《画译中的纪念》《域里域外》《四海觅情》《灵魂的归宿》《文人剪影》《枯立木》《圣山行》《俄罗斯大师故居》《俄罗斯美术随笔》《心灵的交颤》《历史之翼》《墨痕》《人生笔记》等。吴元迈：《苏联文学思潮》（独著，1985）、《探索集》（独著，1986）、《现实的发展与现实主义的发展》（独著，1989）、《文学的存在方式》（独著，1992）、《苏联文学史》（三卷，副主编，1994）、《世界文学评价丛书》（85册，主编）、《20世纪外国国别文学史丛书》（10本，主编）、《20世纪世界文学泰斗丛书》（15卷，主编）、《20世纪外国经典作家评传丛书》（8卷，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史》（5卷，主编）、《获国际著名文学奖作家作品丛书》（6卷，主编）、《外国刍议文学名著丛书》（8卷，主编）、《外国文学名著导读》（主编）、《外国文学史话》（10卷，主编）、《吴元迈文集》（学术委员文库，2005）。郭家申：《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副主编）、《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副主编）、《春风译丛》（主编）、赫尔岑的《谁之罪？》（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化身》和《女房东》（翻译）、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翻译）、卢纳察尔斯基的《艺术及其最新形式》（翻译）。李辉凡：《20世纪初俄苏文学思潮》（专著，1993）、《文学·人学——高尔基的创作及文艺思想论集》（论文集，1993）、《苏联文学史》（副主编，三卷，1994）、《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双主编，1998）、《俄国“白银时代”文学概观》（专著，2008）、《苏联当代文艺理论译丛》（主编）、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翻译）、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翻译）、《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选》（翻译）、高尔基的《童年》和《我的大学》（翻译）、《高尔基短篇小说选集》（翻译）。张捷：《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专著，1994）、《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双主编，1998）、《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专著，2000）、《热点追踪——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专著，2003年）、《当今俄罗斯文坛扫描》（专著，2007）、《从赫鲁晓夫到普京》（专著，2010）、《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专著，2011）、《当代俄罗斯文学纪事》（研究资料，2007）、《苏联文学最后十五年纪事》（研究资料，2011）、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翻译）、《屠格涅夫的文论·回忆录》（翻译）；钱善行：《当代苏联小说的嬗变》（专著，1994）、《世界文论》丛书（多集，主编）、《简明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12卷，主编之一）、《外国名作家传》（3卷，共主编，1979）、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翻译）、别雷的《彼得堡》（翻译）。薛君智：《回归——苏联开禁作家五论》（专著，1989）、《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论著）、《海明威的文体风格》（论著）、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翻译）、乔伊斯的《死者》（翻译）、伍尔芙的《现代小说》（翻译）。孙美玲：《肖洛霍夫》（评传，1993）、《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专著，1994）、《肖洛霍夫文集》第八卷（翻译）。王守仁：《诗魂》（论文集，1986）、《苏联诗坛探幽》（专著，1990）、《天国之门》（评传）、《叶赛宁》（传记）、《普希金抒情诗全集》（共主编）、《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8集，合主编）、《普希金抒情诗选》（翻译）、《普希全童话诗集》（翻译）、《复活的圣火》（主编）。童道明：《他山集》（论文集，1983）、《戏剧笔记》（独著）、《惜别樱桃园》（独著）、《俄罗斯回声》（独著）、《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阅读俄罗斯》（独著）、《阅读契诃夫》（独著）、《我知道光在哪里》（合著）、《百年契诃夫》（丛书4本，主编）、《世界经典戏剧全集》（20集，主编）、《梅耶荷德谈话录》（翻译）、《契诃夫戏剧三种》（翻译）。吕绍宗：《我是用做实验的狗——左琴科研究》（专著，1999）、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翻译）、《左琴科讽刺作品集》（翻译）。石南征：《明日观花——苏联七八十年代小说形式风格词题》（专著，1997）。刘文飞：《二十世纪俄语诗史》（1996）、《诗歌漂流瓶——布罗茨基与俄语诗歌传统》（1997）、《墙里墙外——俄语文学论集》（1997）、《红场漫步》（2000）、《阅读普希金》（2002）、《布罗茨基传》（2003）、《文学魔方：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2004）、《思想俄国》（2005）、《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俄国文学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2006）、《俄国文学大花园》（2007）、《别样的风景》（2008）、《插图俄国文学史》（2010）；主编的书有：《俄语短篇小说精品》《诗与思文丛》《普希金全集》《俄语布克奖获奖丛书》《普里什文文集》《苏联文学反思》《亚洲铜——中国当代诗选》；主要译作有：《普希金诗三百首》《俄罗斯侨民文学史》《俄罗斯文化史》。王景生：《洞烛心灵——列夫·托尔斯泰心理描写艺术新论》（专著，1996）、托尔斯泰的《复活》（翻译）。张晓强：《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专著，1996）。汪剑钊：《中俄文字之交》（专著，1999）、《阿赫玛托娃传》（评传，2005）。周启超：《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专著，1995）、《俄国象征文学理建树》（专著，1996）、《“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专著，1996）、《守望白桦林——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散论》（评论集）、《对话与建构》（评论集）、《俄罗斯“白银时代”精品文库》（4卷，主编）、《果戈理全集》（9卷，主编）、《新俄罗斯文学丛书》（8种，主编）、《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译·大众丛书》（30种，主编）、《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多卷，主编）、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孪生兄弟》（翻译）。吴晓都：《俄罗斯诗神——普希金的诗歌》（专著）、《俄国文化之魂——普希金》（专著）；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专著）、《叙事艺术逻辑引论》（专著）、《叙事学》（专著）、《超语言学》（专著）。李政文：《普希金全集·书信集》（主编）、《俄苏短篇百年经典》（主编）、《外国幽默讽刺百年》（合编）。严永兴：《辉煌与失落——俄罗斯文学百年》（专著，2005）、《世界著名文学奖获得者文库·苏联卷》（主编）、《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俄罗斯卷》（主编）、《白银时代丛书》（六卷，主编）、冈察洛夫的《悬崖》（翻译）、《萨逊的大卫》（翻译）。苏玲：《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专著）、《普希金戏剧评论集》（翻译）。张耳：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翻译）、谢德林的《戈洛夫廖夫老爷们》（翻译）、冈察洛夫的《彼得堡之恋》（翻译）、蒲宁的《乡村》（翻译）等。
五
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获得全面复兴，俄苏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也迎来了真正的春天。上面介绍的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苏联文学研究状况乃是中国整个俄苏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缩影，其研究人员所取得的那些成绩也只是全国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这个时期，第三代人经过学习、工作、锻炼，已走向了成熟。就外文所的情况而言，从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争论开始时办内部刊物、搞“反修”资料，到改革开放后全面恢复科研工作并取得重要成就，这整个过程中，第三代人已经是主角，各项工作主要是他们完成的。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文科或外语系的毕业生和留苏回国的人员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挑起了大梁。科研机关是这样，各文化出版单位以及高等学校的讲坛上也都是这样，他们已经是中坚力量。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高校不仅重视教学工作，科研工作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学术气氛相当活跃。北京、上海以及有些省市的高校都具有相当厚实的科研力量，他们办刊物，建科研所（室），干得有声有色，如北京师范大学等主办了双月刊《苏联文学》（后改名为《俄罗斯文艺》），北京外语学院创办了《苏联文艺》和稍后的《当代苏联文学》，内蒙古大学与吉林大学等合办了《俄苏文学》，还有各色各样的俄苏文学研究刊物、资料，种类繁多，难以一一列举。这些刊物（特别是《俄罗斯文艺》一直坚持到今天）为译介俄苏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每个刊物都可以给自己译介的内容列出一单长长的书目。
新时期以来，各高等院校的科研成绩相当可观。仅俄苏文学史著作方面（不包括社科院外文所的成果）已出版的就不下20部，如易漱泉等编写的《俄国文学史》，周乐群写的《俄苏文学史话》，马家骏等主编的《当代苏联文学》，刘亚丁写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曹靖华主编的《俄苏文学史》（上、中、下三卷），臧传真等编写的《苏联文学史话》，雷成德主编的《苏联文学史》，李明滨、李毓榛合编的《苏联当代文学概观》，黎皓智编写的《苏联当代文学史》，李毓榛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李明滨主编的《俄罗斯二十世纪非主潮文学》，汪介之写的《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徐维芳写的《俄罗斯诗歌史》，许贤绪写的《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史》，彭克巽写的《苏联小说史》，许贤绪写的《当代苏联小说史》，倪蕊琴和陈建华编写的《当代俄国文学史纲》，周忠和写的《苏联儿童文学简史》，张杰、汪介之著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刘宁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任光宣等编写的《俄罗斯文学史》（俄文版）等。除文学史外，对其他研究领域，如对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等研究方面也十分关注，并推出了许多成果。他们的科研工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同他们的教学工作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首先是为教学服务的，因此要求材料比较全面，思想观点上也比较平稳。经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内学界基本上克服了过去那种只谈思想不谈艺术的“左”的思潮影响，兼顾了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的分析，对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评价更为宽容、客观一些。高校老师们多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表明他们对俄苏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热爱和重视，也说明他们在俄苏文学这门学科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和所处的重要地位。中国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庞大，科研力量雄厚，他们把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相得益彰，正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外国文学会成立，作为其挂靠单位的英、美、法、德、俄、意、日等各国的文学会也随之成立并开始工作。这样就把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和业余工作者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通过这个组织把社科院的专业人员同各高等学校从事教学兼科研的老师以及一些文化和出版单位的科研人员联合在一起，开展统一的科研活动，举办各种学术讨论会，交流经验，共同提高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水平，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事业。这是一种新的学术组织形式，起了很好的作用。苏联文学学会成立后，召开了多次专题学术研讨会，如“当代苏联文学”研讨会（1979），托尔斯泰讨论会（1980），“当代苏联文学”研讨会（1980），马雅可夫斯基讨论会（1980），高尔基讨论会（1981），屠格涅夫讨论会（1984），肖洛霍夫讨论会（1984），陀思妥耶夫斯基讨论会，（1986），“七八十年代苏联文学”讨论会（1988），“苏联文学”讨论会（1994），“纪念高尔基逝世6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6）等。这些都是大型的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而中小型的讨论会就更多，如北京地区由外文所苏联文学研究室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北京外国语学院四个单位轮流坐庄、共同举办的每年一次的“苏联文学现状交流会”；又例如单吉林大学一个学校在短期内就先后举办过三次肖洛霍夫研讨会。这一切都说明了当时我们的学术氛围之浓厚。学术讨论会之后一般都出版了专题论文集，如《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屠格涅夫研究》《马雅可夫研究》等。特别是对托尔斯泰的研究，据国内有关资料统计，仅在1980—1990年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学界发表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多达363篇，论著多部，除前面提到的《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外，还有《托尔斯泰论集》和倪蕊琴主编的《托尔斯泰比较研究》等。其他作家的研究论著有王智量的《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钱中文的《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孙乃修的《屠格涅夫与中国》、朱宪生的《论屠格涅夫》、朱逸森的《短篇小说家契诃夫》、陈寿朋的《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和马莹伯的《别、车、杜文艺思想研究》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涌现的研究成果更多：如汪介之的《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思想与艺术探索》、张铁夫的《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朱宪生的《在诗与散文之间——屠格涅夫的创作和文体》、何云波的《肖洛霍夫》、查晓燕的《普希金——俄罗斯精神文化象征》、黎皓智的《高尔基》、赵桂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冯玉芝的《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研究》、张铁夫等的《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圣诗》等。
除上述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研究项目外，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界对其他一些热点问题，如苏联各种文艺思潮和文论、“白银时代”文学、侨民文学、解冻文学、回归文学、解体后的文学，以及宗教、文化和中俄文学关系等诸多问题，都十分注意，并涌现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下面就几个热点问题做些回顾。
（一）巴赫金研究乃是文论研究中的一个课题。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界一向十分重视俄苏文论的译介和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瞿秋白和鲁迅等先辈们就开始译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论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更是大量引进，如1951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953年出版了《加里宁论文学》、1954年出版了《高尔基论文选集》、1958年出版《列宁论文学》等。这其中也包括苏联学者的文论，例如1952—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译出版了“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共6辑，介绍的基本上是苏联学者写的文论（如缅斯科夫著的《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等）； 1955年起该社又出版了“文艺理论译丛”，至1958年出了4辑。与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上述两种译丛同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不少苏联文论，如卢纳察尔斯基的《论俄罗斯古典作家》等，并推出了“苏联文艺理论译丛”，出版了《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等多种著作。接着便是1961年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苏联文学组创刊的“现代文艺理论译丛”，译介的重点仍然是苏联学者的文艺论著，不过这时已处于中苏交恶时期，我们已把苏联当作修正主义大加批判了。这个刊物也改成了“内部资料”。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不仅恢复了苏联文论的介绍和研究工作，而且把文论视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译介的论著比任何一个时期都多，除我们上面已经介绍过的“三套丛书”中的《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以及新时期外文所创办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以上四种丛书都是“文论”的研究资料）外，国内许多出版社（包括高校出版社）都翻译出版过大量文论资料。同时加强了研究力度，中国学者写出了大量研究论文，还出版了一些大部头的论著，如彭克巽主编的《苏联文艺学派》（1999）、刘宁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1999）和张杰、汪介之著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2000）等。
巴赫金研究在我国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是俄苏文学研究界新时期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笔者第一次见到的巴赫金的著作是1982年发表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一章（夏仲翼译），而后便接连不断地出版他的著作，至199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巴赫金全集》。对巴赫金的评论和研究工作要更早一些。1979年北京大学教授彭克巽在其“苏联小说史”课程中就辟有专门一节“巴赫金学派和文体研究问题”，简略介绍了复调小说理论：“小说的基本模式不是史诗，而是有许多人物（包括作者在内）进行对话的叙述结构，是一种多种声音、多种意见进行争论的形式。”1981年夏，仲翼的文章《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和钱中文的文章《“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全面论述了复调小说理论。随后研究论文日益增多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多本巴赫金研究专著，除外文所董小英著的《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外，有张杰的《复调小说理论研究》（1992），刘康的《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1995），张开焱的《开放人格：巴赫金》（2000），夏忠宪的《巴赫金狂欢诗学研究》（2001），程正民的《巴赫金的文化诗学》（2001），王建刚的《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2001）等。研究论文更多，据2002年一篇博士论文（梅兰的《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中所列的巴赫金的研究论文已达148篇。国内学人对巴赫金理论研究的热情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二）关于回归文学和侨民文学。回归文学是苏联文学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或者说是苏联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次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变革，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有一部分作家从一开始就不能接受，因此被驱逐或自动流亡国外，他们写的作品也只能在国外发表；另一些作家虽然留在国内，但与新政权、新现实不能融合，格格不入，他们所写的东西也必然是不合潮流而遭到批判或违禁的。可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随着苏联意识形态和文艺政策的变化，这些被违禁的作品却开禁了，作家被恢复了名誉。有些作品还成了香饽饽，受到热捧（显然回归文学的被禁或开禁，不单纯是文学问题，主要是政治层面上的原因）。于是就出现了回归文学这一奇特的现象。苏联回归文学在我国俄苏文学研究界也引起广泛的关注，差不多与苏联同步地出现了一股阅读和译介回归文学的热潮，出版了大批回归文学作品，几乎把回归文学中所有较重要的作品都引进过来了，首先是苏联早期被镇压或受压制的作家的作品，如皮里尼亚克、巴别尔、卡达耶夫、曼德尔什坦姆、阿赫玛托娃、左琴科、布尔加科夫、扎米亚金、库兹明、沃兹涅先斯基、霍达谢维奇、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后，中国出版界争先恐后地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回归”作品，如普拉东诺夫的《初生海》《基坑》和《切文古尔》，别克的《新的任命》，纳博科夫的《卢任防卫》和《玛申卡》，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凭着记忆的权利》，布尔加科夫的《狗心》，伊萨科夫斯基的长诗《一个寻找真理的童话》，皮里尼亚克的《不灭月亮的故事》和《红木》，特里丰诺夫的《消逝》，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田德里亚科夫的《革命！革命！革命！》和《向幻象开刀》，杜金采夫的《穿白衣的人们》，阿赫玛托娃的长诗《安魂曲》，格罗斯曼的《人生与命运》和《一切都是流动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扎米亚金的《我们》，阿扎耶夫的《车厢》，多姆勃罗夫斯基的《无用之物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圈》《癌病房》《红色车轮》等。在大量译介回归文学作品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加强了对回归文学的研究，相继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和论著，较重要的论著有张捷著的《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薛君智著的《回归——苏联开禁作家五论》，李辉凡、张捷著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李明滨主编的《俄罗斯20世纪非主潮文学》，谭得伶、吴泽林等著的《解冻文学与回归文学》，张玉书、李明滨主编的《20世纪欧美文学史》等。对回归文学的评价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国内外都有很大的争议。不过在上述著作中，作者对苏联回归文学的评价一般都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认为回归文学成分驳杂，是一股“浊流”，“犹如汛期洪流，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经过“蒸馏”，方得净水。因此对具体情况要做具体分析。在总的评价上，既肯定回归文学有认识价值和文学史价值，也指出这种文学“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回归文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实际上，它是当时苏联文学界出现的所谓的“地下文学”“被耽搁的文学”“返回的文学”“侨民文学”等的总称。因此侨民文学乃是回归文学中的一种。侨民文学作家按其出国时间的先后又分为三个浪潮：十月革命后为第一浪潮，二战后为第二浪潮，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第三浪潮。这三次浪潮的侨民文学在苏联经过几次回归热潮后，几乎都先后回归了。
（三）“白银时代”文学。“白银时代”文学是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份重要的文学遗产。对于这份遗产的评价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至20世纪末，由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苏联的解体，“白银时代”文学更成了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在中国，特别是俄苏文学研究界也出现过一股“白银时代”文学热，一时间争先恐后地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关于“白银时代”文学的作品和资料，仅在1998年前后一两年内就推出了六七种多卷本的“白银时代文学”丛书，如严永兴主编的6卷集《白银时代丛书》（作家出版社），刘文飞等主编的7卷集《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云南出版社），周启超主编的4卷集《俄罗斯白银时代精品文库》（中国文联出版社），郑体武主编的5卷集《白银时代文丛》（吉林出版社），汪剑钊主编的5卷集《茨维塔耶娃文集》（东方出版社），翟厚隆、张捷选编的两卷集《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此外这几年连续翻译出版了多部有关这方面的综合性文选，如王守仁的《复活的圣火——俄罗斯文学大师开禁文选》，郑体武的《俄国现代派诗选》（1996），黎皓智的《俄国象征派诗选》（1996），顾蕴璞的《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以及多种“白银时代”作家的个人选集或文集，仅阿赫玛托娃的选集和文集就出了四五本，还有《古米廖夫诗选》《曼德尔什坦姆诗选》《梅列日科夫斯基文选》《吉皮乌斯回忆录》《勃洛克诗选》《叶赛宁诗选》《茨维塔耶娃的5卷文集》等。这样的翻译出版盛况，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与此同时，对“白银时代”文学评介和研究也大大加强了，先后出现了周启超著的《俄罗斯象征派文学研究》、郑体武著的《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张冰著的《白银时代》、郑体武著的《俄罗斯现代主义诗歌》、周启超著的《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曾思艺著的《俄国白银时代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荣洁著的《茨维塔耶娃诗歌创作研究》、李辉凡著的《俄国“白银时代”文学概观》等。此外辟有专章评述“白银时代”文学的论著更多，如汪介之的《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刘文飞的《20世纪俄语诗史》，李辉凡、张捷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李明滨主编的《俄罗斯二十世纪非主潮文学》，郭天相主编的《俄罗斯诗学研究》，顾蕴璞的《诗国寻美》，黎皓智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等。苏联解体后俄联邦新出版的有关“白银时代”文学的几部重要著作，如阿格诺索夫主编的《白银时代俄国文学》和《20世纪俄罗斯文学》，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编撰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原作的书名为《两个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1890年代—1920年代初）》]等都相继在中国翻译出版了。首先必须肯定，翻译、介绍、出版这些书是有益的、必须的，它们为我国广大读者研究和认识“白银时代”文学提供了良好条件。问题是，在一片欢呼声中竞相引进它们的同时，难免泥沙俱下，因此要求我们必须有冷静的头脑，有正确的判断能力。我们知道，“白银时代”文学就其思想内容、美学原则、价值取向、艺术趣味、思维方式和表达手段而言，都是既十分丰富又极其复杂的，我们要全方位多角度去把握这些问题，既不是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否定，也不是囫囵吞枣地全盘吞食，而是要客观的探讨和研究。过去苏联有些人完全从政治或纯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排斥异己，把大批现代派作家打入冷宫，禁止他们的作品出版，至20世纪40年代甚至发展为直接用官方的行政手段去压制文艺思想问题。这种恶劣的做法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可是苏联解体后俄国一些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要来一个大颠倒，认为“白银时代”文学才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唯一代表，无视70多年苏联文学的存在，连高尔基也被排斥在外。这当然也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中国学术界实际上也有人附和这种意见。他们把“白银时代”文学赞为“复活的圣火”“启示录时代的启示”“20世纪民族文化的巅峰”等。这种观点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只有让历史老人去做判决了。
六
俄苏文学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并且经久不衰，已将近一个世纪了。这种盛况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俄苏文学为什么能受到一个东方大国——中国人民如此热情欢迎和喜爱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这种文学符合中国人民革命和文化的内在要求，二是由于俄苏文学本身具有伟大的内在艺术力量。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受着双重压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与19世纪末旧俄的处境差不多。关于这一点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奇说得很好：“两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和苏联。虽然它们在表面上极不相同，但在它们的历史命运上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来临和给我们的人民带来解放以前，沙皇俄罗斯的各族人民，好多世纪以来就在沙皇的压迫之下受尽磨难……在中国，劳动群众生活在极端可怕的奴役情况之下，他们在自己的弯曲的肩背上，拖着深陷进皮肉的黑暗剥削的纤绳……所有这一切，在我们国家里过去也曾存在过。可是这一切，在苏联都完全连根铲除了。”[21]瞿秋白在1920年写的一篇文章里也明确指出：“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惊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原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于俄国，集中于俄国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俄国国情，很有与中国相似的地方。”[22]可见中国人是为了寻找自己生存的出路，为了寻求革命的道理，而找到俄国，找到俄苏文学的。
俄国文学，特别是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是世界第一流的文学，苏联文学则是世界上新兴的社会主义文学。鲁迅早已指出，“俄国文学从尼古拉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因此他坚定地说，“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23]。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写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中也曾写道：“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既与南欧各国之文学大异其趣，俄国社会亦不惯于文学中仅求慰安精神之法，如欧人之于小说者然，而视文学为社会的纲条，为解决可厌的生活问题之方法，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24]引起中国读者注意的正是俄苏文学所具有的这种高度革命性和思想性。鲁迅还明确地说，“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太想介绍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性的作品更为紧要”[25]。鲁迅、茅盾等都称赞高尔基是“世界革命文学家”和“无产作家”，是“新时代的文学老师”，“高尔基的名字代表着世界文学史上的新时期。这里，世界上的新的阶级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开始创造真正全人类的新文化”[26]。因此瞿秋白更直接地号召说，“翻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27]。“为人生”的俄国文学和反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文学的确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中国读者，特别是革命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激励他们投身于社会革命和进步事业。茅盾在谈及自己受俄国文学的影响时曾颇有感慨地写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辞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28]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中国许多作家都谈及了自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和裨益。俄苏文学对中国革命者和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是历史地存在的客观事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俄苏文学和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大量引进，近代中国文学就不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和繁荣。
当然，任何一个民族在接受外来的东西时，不管是多么好的东西，都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根据本民族的内在需要去加以选择，并加以消化；那种好坏不分、真假不辨、囫囵吞枣的做法，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教条主义。百年来在我们学习和译介俄苏文学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值得我们今后引以为戒的问题，如20世纪20年代我们有些译者在介绍早期苏联文学思潮时就有过盲目照搬、缺乏科学分析的缺点，从而受到过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错误思潮的某些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我国解放区文化界也曾不加区别地大量引进苏联带有极“左”思想色彩和日丹诺夫式错误倾向的有关文艺政策的文献。解放初期我们更是一边倒，全盘照抄苏联。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和苏联之间发生了分歧。中苏交恶不仅影响了两党两国的关系，也直接影响到俄苏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中国对俄苏文学的态度来了180度的大转变，从狂热的全盘接受变为冷漠的全盘否定，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现在在一些人的眼里，苏联文学不是修正主义的就是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这难道都是正常的吗？
1991年苏联解体后，苏联文学已成了历史。成为历史并不等于消失。人们如何对待它？如何评价70多年来的苏联文学及其精神呢？肯定者有之，否定者有之，迄今仍是众说纷纭。笔者以为，俄苏文学是一笔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笔历史遗产是不会泯灭的，正如世界文明不会泯灭一样。同样，人们对俄苏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也将一如既往，会不断延续下去，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或者教训，而且我们坚信今后的工作会做得更好。
（李辉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外国文学研究所德语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宁瑛
在外国文学领域，20世纪40年代前，德语文学的译介成果虽然不能和英美文学、俄苏文学相比，但是郭沫若等人翻译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浮士德》，施托姆的《茵梦湖》，尼采的《查拉图司屈拉》，以及选译的《德国诗选》等已经摘取了德国文学的明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视，给予大力支持，但开始时仍侧重于俄苏文学和英美文学中的几位著名作家的翻译研究。德语文学的人才最初集中于以冯至为领军人物的北大西语系。在南方，主要以南京大学的张威廉教授和上海复旦大学的董问桥教授为核心。而到了第一个十年的末期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文学所中的西方文学研究室才来了来自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留学生张黎、陈恕林，开始了德语文学研究的耕耘。到1964年根据毛主席的加强对外国的研究的指示，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冯至先生从北大西语系主任的位置上调来学部，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德语文学学科的发展得到一定重视，研究、介绍工作才正式形成。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又有叶廷芳、张佩芬、高中甫、韩耀成、张佩芬、宁瑛、张国锋等德语人才加入，形成了一支实力不凡的研究队伍。改革开放后的年轻力量，研究生毕业的李永平、贺骥、张晓静、杨宏芹、徐畅和叶隽更使这支队伍增加了欣欣向荣的活力。
在“文化大革命”前，因为当时的方针政策，研究人员不断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下乡劳动、“四清”，德语文学译介工作还停留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和《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上发表的零星译作。外文所的外国文学研究，包括德语文学的研究介绍工作的真正繁荣则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之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禁锢解除了，文学研究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大量翻译作品问世，重要的外国作家、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并且有研究文章、专著出版。当时外文所西方文学研究室召开过一次讨论会，会上谈到，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再来读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作品《变形记》《审判》《诉讼》等，才对作家对社会的揭露、批判有了切身的体会，同时认识到西方现代派文学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翻译介绍这些外国作品对于在“四人帮”控制时期处于文化荒漠中的中国人，开阔视野，解放思想，更是极为有益的。在德语文学研究、翻译中，之前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偏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在观点上也受苏联学界的影响，因此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作品的翻译介绍较多。而1978年以后西方文学不再是禁地，人们的眼界大大拓展，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四七社作家伯尔、格拉斯受到关注，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更是成为研究的重点。这些年来，德语文学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德国古典文学研究一直是我们研究翻译的重镇，也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首先是著名的歌德学者冯至先生。他倾注心力数十年研究的成果《歌德传》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是德语界的一件盛事。他的研究有许多深刻的见解，至今无人超过。他的文章《歌德与杜甫》论述了两位诗人对于诗与政治、诗和自然关系的看法，是比较文学的经典之作。他和姚可崑先生合译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第一次将歌德这部著作介绍到中国。鉴于他在德语文学的研究翻译工作上的杰出贡献，1983年冯至先生荣获德意志联邦政府颁发的歌德奖章。其次是高中甫先生，作为第二代德语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之一，他把研究重点放在歌德研究上，同时翻译并编选了许多歌德的作品，如《情投意合》《歌德精选集》等。更为重要的成果是专著《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和《歌德接受史》。这部专著收集了从1773年到1945年的许多资料，并做了详尽的梳理，内容丰富，作为汉语语境中探讨外国作家的研究著作，为后人提供了史的论述线索。另一位在德国文学史上与歌德齐名的作家席勒也受到关注，但成果相比歌德研究要薄弱一些。冯至先生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翻译了席勒的《美育书简》，后来经范大灿先生审校，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该译本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多次被引用，享有很高的声誉。在青年学者中，叶隽的专著《史诗气象与自由彷徨——席勒戏剧研究的思想史意义》是在席勒研究中较为优秀的成果之一。德国古典文学中莱辛也是个重要作家。一直具体主持外文所德语文学片工作的张黎同志关注了这位作家，翻译了《莱辛剧评》，在国内有较大影响。李永平也发表了《莱辛与启蒙时期的戏剧》，探讨了剧评与启蒙思想的关系。此外高中甫2001年翻译出版了《莱辛寓言》。对德国浪漫派的研究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在当时国内受海涅《论浪漫派》一文的影响，多根据苏联学界观点，给浪漫派戴上“反动的”“颓废的”的帽子。陈恕林和李永平的研究突破了这个桎梏，对德国浪漫派的作品，他们的思想主张、精神特征，浪漫派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以及对欧洲现代派的影响做了深入探讨，给予了公允的评价。陈恕林倾注了30多年的心血，发表了数篇论文，但是直到他因病去世，专著《论德国浪漫派》也未能最后完成，现在在张黎同志的帮助下，2016年问世。德国诗人海涅是中国人熟悉和喜爱的作家，他的诗作在国内也早有出版。其中冯先生翻译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和《海涅诗选》堪称译文中的精品。2003年出版的《海涅全集》12卷是德语界倾力数十年完成的一个重大成果，外文所德语学者章国锋参加组织和翻译工作。年轻的日耳曼学者中叶隽发表的《歌德学术研究史》（2013）和《德国精神的向度变型——以尼采、歌德、席勒为中心》（2015）是近年来德语文学研究中分量颇重的两部著作。
德语研究和翻译的另一个重点是现当代德语文学。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又分为文学史、作家作品研究和文学理论等几个方面。20世纪以来的许多重要作家都成为研究的重点，有不少论文和专著发表。改革开放前，翻译和评论集中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学，主要介绍安娜·西格斯、布莱希特、卢卡契等共产党员或者左翼作家、理论家。“文化大革命”之后大批为世界公认的优秀德语作家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尼采、卡夫卡、穆齐尔、茨威格、霍夫曼斯塔尔、巴赫曼、托马斯·曼、黑塞、布莱希特、伯尔、格拉斯、迪伦马特、弗利施、汉特克、耶利内克等。在这方面叶廷芳的卡夫卡研究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过去大家只是从所谓“黄皮书”中知道这位奥地利作家，但也是属于资产阶级作家，从简单的政治标准来说，是不能向国内介绍的。而叶廷芳的研究突破了禁区，对卡夫卡做了深入全面的研究，翻译了他的许多作品和研究资料，写出了一系列论著。他的《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是迄今为止国内研究卡夫卡最重要的成果，具有开路先锋的作用。他翻译、编辑的卡夫卡的作品、书信、传记和研究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卡夫卡研究方面，叶隽的论文《文学之择于象征之技——论卡夫卡的思想史意义》比较突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叶廷芳对于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和弗利施的研究和介绍对中国戏剧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翻译的《老妇还乡》多次在中国舞台上演。布莱希特是当代重要的，也是在中国影响较大的德语作家之一。张黎把他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他编译了《布莱希特戏剧》《布莱希特研究》为国内了解这位作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他的论文集《德国文学随笔》中也有关于布莱希特的论文。
奥地利作家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和格奥尔格是20世纪在世界声望很高的德语诗人。过去德语文学研究中关注的不多。在一批年轻人进入外文所以后，李永平、贺骥和杨宏芹、徐畅等人填补了这一空白。里尔克是李永平研究的重点，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主要有《里尔克的艺术难题：诗与物》《里尔克的诗歌之路》《里尔克后期诗歌中关于死亡的思考》等，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此外他还翻译和选编了里尔克的诗歌和散文。徐畅翻译了里尔克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布里格随笔》，是上乘之作，受到好评。目前国内德语界人士正在组织翻译《里尔克全集》，这应该是在中国全面介绍这位对20世纪影响极大的作家的鸿篇巨制。贺骥选择了诗人霍夫曼斯塔尔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诗人的诗歌和戏剧创作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并以此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主要有《霍夫曼斯塔尔的语言批判》《霍夫曼斯塔尔的歌剧创作》《从〈诗与生活〉看霍夫曼斯塔尔的早期诗学》等，还翻译了《霍夫曼斯塔尔诗选》和《霍夫曼斯塔尔十四行诗选》。杨宏芹翻译的《钱多斯信函》是诗人探讨20世纪的“语言危机”的经典之作，翻译难度大，杨宏芹第一次将其翻译成中文，并且写了相关论文《新的诗学原则在痛苦中诞生——论霍夫曼斯塔尔的〈钱多斯信函〉》。
当代德国作家中黑塞和托马斯·曼都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杰出作家。张佩芬以黑塞为研究对象，是国内权威的黑塞专家，著有《黑塞研究》。她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外，还选编翻译了黑塞的作品，有《黑塞小说散文选》和《玻璃珠游戏》。宁瑛的《托马斯·曼评传》把作家的人生、作品和思想融为一体，是国内比较全面介绍托马斯曼的著作之一。此外她还翻译选编了托马斯·曼的中短篇小说。除了托马斯·曼研究之外，宁瑛多年来还关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学，对民主德国的作家安娜·西格斯和克里斯塔·沃尔夫也做了较深入研究，翻译了她们的中短篇小说，撰写了有关论文，如关于克里斯塔·沃尔夫的文章《执着的追求》和《从安娜·西格斯看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等。徐畅致力于奥地利小说家穆齐尔的研究。因该作家的作品思想和语言晦涩深奥，过去没有多少人问津。徐畅的工作填补了这一空白。她的代表作有《可能的文学——穆齐尔的随笔主义》《批判、建构和中介——论反讽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作用》。张晓静研究的奥地利作家巴赫曼也是有相当难度的。她完成了以巴赫曼的语言为题的博士论文《突破沉默——论英格博格·巴赫曼小说〈马利纳〉语言问题》。论文具有思想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宁瑛翻译了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的小说《钢琴教师》并写了有关文章，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这位过去鲜为人知的作家。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外文所的德语文学研究从最初的几个突出点，逐渐扩展到比较广泛的面，兼顾到了奥地利文学和瑞士文学，特别是使过去少关注，或者没有给予正确评价的现代派文学和作家得到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囿于传统的研究分析方法，能够从更广阔的文化层面、哲学层面和语言层面做深入剖析。
德语文学的一个特点是与哲学关系密切，因此在德语文学研究中必然不可缺少理论研究。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卢卡契文学的理论就在国内有介绍，改革开放之后学者的视野更加广阔，德国浪漫派理论、表现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学者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梳理，以及接受美学理论等都在大家的翻译和论文中有所涉及。例如张黎选编的《表现主义论争》是介绍德国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德国文学界关于布莱希特和卢卡契论争的重要资料。李永平的译著《绝望与信心——论20世纪末的文学与艺术》是对20世纪欧洲文学与德语文学的一个总体观照，对研究20世纪文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宁瑛的文章《文学观念的变革——前民主德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介绍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日耳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对人们正确理解现实主义理论有借鉴作用。
撰写文学史是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在德语文学中，早在1958年冯至先生主持编写了《德国文学简史》，上册为冯先生独著，下册的作者还包括当时的教师和学生。这是第一部系统完整介绍德语文学的著作，但是受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冯先生对此并不满意。后来北京大学的范大灿教授主编五卷本的《德国文学史》，在学术思想上有所进步，外文所的韩耀成同志参与其中，编写了第四卷。此外高中甫和宁瑛合写了《20世纪德国文学史》。
相对于文学史来说，另一端是文学动态介绍。德语文学的研究在现状和动态介绍方面也一直投入了一定的人力，1978年刚刚恢复工作以后，张黎、陈恕林和宁瑛，以及稍后的章国锋等开始介绍当前德语文学的现状，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四七社的当代作家和作品，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增加了国内人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在翻译和介绍德语文学的工作中，外文所中北欧室的同志还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德语部分的条目撰写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文学典故注释》项目。张黎同志参与主编《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主编了德奥卷4卷和多国卷3卷。其他同志参与了作品翻译工作。
最后应该提出的是德语文学学会在德语文学研究领域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1982年，以当时的外文所和北京大学等几所高等院校为主的德语文学研究人员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成立了德语文学学会。以后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每次有一个主题。例如纪念歌德、布莱希特研讨会、德语当代文学、奥地利文学等。在会上大家提供论文，一起研讨、相互交流，发挥了引领作用。特别是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年会上通过决议设立冯至青年研究基金，专门奖励在研究领域做出好成绩，45岁以下的青年研究人员。奖金设立以后，历年来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青年研究人员，极大地激励和促进了德语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培养了许多青年人，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后来成为各个单位的骨干力量。
（宁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双肩挑后的科研工作
江蓝生
1978年9月我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古汉语专业，那时我已年近35岁，女儿刚上小学三年级。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出于对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景仰和对知之甚少的近代汉语专业的好奇，就冒昧地给语言所和吕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想转而学习近代汉语的愿望，没想到我的请求被吕先生和所里同意了，就这样我得以十分幸运地师从吕叔湘先生和刘坚老师学习近代汉语专业。
硕士毕业后我留在语言所近代汉语室工作。最初三年多是给吕先生做助手，帮助他整理补充早年未完成的书稿《近代汉语指代词》，这使我得以继续在先生门下学习，进一步体会到先生是如何搜集材料、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的。这三年中我每两周到先生家一次，听先生论学和谈论时事，也因此对先生的治学和为人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感悟，这对我此后做人和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正当我享受着专心读书、写作的幸福生活之时，所里、院里的行政工作找上门来。从1988年开始，我先后担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十年后，1998年至2006年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此外还有许多学术的和社会的兼职工作，常年过着双肩挑的繁忙而紧张的生活。
记得1998年9月当我得知自己是副院长人选时心情很纠结，并不情愿。李铁映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找我谈话，我谈了自己的兴趣和研究规划，表示自己的能力、性格以及语言学学科背景都不是社科院副院长的合适人选。铁映同志听后对我说：“在延安时，毛主席让李先念同志搞经济工作，先念同志说我不懂经济，经济学考试才得了17分。毛主席说，让孔祥熙当好不好？先念同志说那还不如我当。”铁映同志还举了其他一些事例耐心地给我做工作，最后，他用不容分辩的语气说：“我看你能当，以后不要再谈你的美好蓝图了，好好抓工作。”（引自1998年9月23日的日记）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想，毕竟还在学术机构工作，自己是作为学者的代表进入领导岗位的，就更应该把学问做好，力争学术、行政两不误。我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人，答应了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做，不会因为做学问而敷衍工作；我又是一个钟情于学术的人，不愿放弃学业和学者的身份。双肩挑压力很大，但我始终把压力当动力，一直在两者之间求平衡。“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东坡此言正是我学术生涯的写照。
时间好像海绵中的水，只要挤，总是能挤出来的。我科学安排时间，见缝插针，化整为零，不放过一刻钟、半小时的时间，节假日也大都用在写作上；我不搞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尽量不让繁重的行政和社会工作过多地影响自己的学业。其实，行政工作虽然花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但它也历练了我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开阔了我的政治视野和学术眼界，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精神境界，谁能说这些对学术研究没有帮助呢？我分管科研工作，重点联系文史哲各所，分管过图书馆、杂志社、出版社、网络中心等。作为院领导经常要出席各所、各学科、高校乃至国务院和中央等单位的会议，经常要致辞、讲话、发言等。每当这时我都尽量自己起草讲话稿或发言提纲，为此去查阅有关专业的书籍、资料等，几年下来，我的文史政经知识增加了不少，看问题的视角也得以扩展。我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科评审组组长十几年，每年都要吸收评审组专家和业内同志的意见修订“学科指南”，这类工作有利于培养宏观思维能力和学术战略眼光。一年一度的评审工作也扩大了我的语言学知识面，较全面地了解本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行政管理和做学问在掌握实情、抓住主要矛盾、实事求是地分析综合以及妥善加以解决上是完全相通的，可以相互增益的。世界上的事情有得就有失，有失也必有得，关键在于自己能否善于化失为得。即以大学三年级时到湖北省江陵县搞“四清”、四年级又到北京郊区延庆县搞“四清”而言，除了让我了解了国情，锻炼了工作能力，领略了江南、塞北截然不同的自然风光和民俗之外，还让我初步了解了这两处的方言特点；分到山西工作，又让我熟悉了晋中方言，这些都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大有助益。人生的每一个经历都是一笔财富，此言不虚！
二 追本溯源著述勤
我对语言现象很敏感、很好奇，头脑中总是充满了各种问题，好奇心和问题意识引导我总要去探个究竟。我有一个专门记录各种语言现象和问题的笔记本，随时把看到、想到的有关问题和材料记进去，等到某一专题的材料差不多了，有了较清晰的想法后便开始写作。30多年来，我用心学习，笔耕不辍，研究的课题日渐深化，研究的领域也不断拓宽。
（1）研究生毕业之初的那几年，我继续进行白话词汇的研究，先是从一些词汇的个案考证入手，继而进入专书词汇研究，写了一些专书语言介绍或考证的文章，如《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重读〈刘知远诸宫调〉》《〈游仙窟〉漫笔》《〈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等；再后来对断代语言做综合研究，对整个近代汉语词汇进行纵的梳理。为了总结20世纪70—90年代国内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成果，我约请刘坚先生与我共同主编了《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系列》（包括唐五代卷、宋代卷、元代卷），并与曹广顺一起编撰了其中的《唐五代语言词典》。这套词典收词时不仅贯彻词汇史的观点，同时也很注意贯彻语法史的观点，为系统研究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做了有益的基础工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开始注意总结自己和他人对近代汉语白话词语进行探索的经验，有意识地探讨词义演变规律与词语考释方法。在《相关词语的类同引申》一文中，讨论在聚合关系中相关词语如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或义类相关的词语之间相互影响而发生的类同方向的引申（平行虚化）。这篇文章不仅是对此前已有的“同步引申说”“相因生义”说的进一步阐发，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见解。比如文中指出，有些多义词，只要其中一个义项相同，就能够以这个义项为基础发生类同引申；词义的类同引申不同于词义的沾染；有些近义词不仅能发生类同引申，而且还能互相通借；反义词（包括意义相对的词）发生类同引申时，有的引申义相同，有的引申义仍旧相反。文章的新见在于从理论上说明义类相关的词也能发生类同引申，进一步论证了词汇的系统性。《演绎法与近代汉语词语考释》一文是我多年从事词语考释的方法总结。文中指出当归纳法不能奏效时，可以尝试用演绎的方法，即用语言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来寻求解决特殊问题的途径；说明演绎法的使用是以对汉语发展史上许多语言事实和普遍演变规律的认识为基础和前提的，掌握的语言事实和普遍规律越丰富，运用演绎法的空间就越广阔。演绎法不仅能突破归纳法的局限，还可以使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文中特别强调用演绎法推出的观点一定要经过严密的论证，贯彻合理推测，小心求证的原则，否则推论仍不过是一种假设。
（2）在汉语语法史研究方面，我研究的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虚词源流与语法化问题，二是语言接触问题。我觉得做汉语语法史研究，对历史上的语言现象进行细致的描写固然重要，也必不可少，但追本溯源，搞清语言现象的来龙去脉更为重要。这往往比较困难，也更具挑战性，而这正是我的学术兴趣所在。我撰写了不少考证虚词来源的论文，力求材料扎实，论证严谨，不仅细致、准确地描写语言事实，而且还着力对这些语言事实给予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解释，例如《概数词“来”的历史考察》《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被动关系词“吃”的来源初探》《吴语助词“来”“得来”溯源》《说“麽”与“们”同源》《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由来》《时间词“时”和“後”的语法化》等论文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上述特点。
我不仅从语义、句法的视角研究词语的语法化，而且还注意探讨音变与语法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在《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一文中，我通过对个案的考察从理论上总结道：语法化是一个连续的渐变过程，伴随着语法化而产生的音变现象也是一个连续的渐变过程；实词由实变虚后往往还会持续虚化，与此相应，音变也不会戛然而止，它随着虚化程度的加深而继续变化，总的趋势是不断简化，离本字的读音越来越远，直至演变为零形式。这种持续不断的音变受到词义虚化程度加深和句法结构的凝固性两方面的推动，音变不是在语音层面孤立地发生的，它与语义层面和句法层面紧密相关。
进入21世纪后，我把语法化研究的对象扩大到短语和句式的语法化。例如在《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化》一文中，我提出了“跨层非短语结构”的概念，利用新资料考证出“的话”的词汇化是在话语层面的两种句法位置上实现的，“话”的泛化指代性以及由此形成的“话”与修饰语的同一性是“的话”词汇化的诱因，而省略与移位是“的话”词汇化的特殊机制。关于句式的语法化，我写了《“VP的好”句式的两个来源》和《同谓双小句的省缩与句法创新》等文章，后文以现代汉语方言中重叠式正反问句和北京话里的“爱谁谁、爱怎怎、爱吃不吃”等短语为例，说明语言经济原则驱动下的省略和紧缩是汉语构式语法化的一种推力和机制；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句法创新模式，可以合理地解释汉语语法史上的某些反复问句及相关问句的产生。在《概念叠加与构式整合——肯定否定不对称的解释》一文中，我从语义、句法、语用乃至逻辑等各个层面，对诸如“差点儿摔倒”与“差点儿没摔倒”为什么都表示没摔倒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基本上解决了这一类此前许多学者未能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难题，获得同行学者的认可。
（3）研究汉语史，尤其是研究近代汉语语法史，语言接触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阅读元明白话文献，发现其中有许多汉语受阿尔泰语影响的痕迹，如在语序方面出现了很多“主语＋宾语＋动词”的句式、方位词后置充当格助词的句式，于是通过语言类型的历时和共时比较，以现代西北方言为参照和佐证，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对元明文献中的特殊语法现象做出了解释。例如《后置词“行”考辨》《助词“似的”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从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式的发展》《语言接触与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老乞大〉语序研究》《也说“汉儿言语”》等。此类文章突破以语言同质说为基础的历史比较法的局限，以语言是非同质系统的理论为指导，从语言接触所发生的互相影响和渗透去分析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并注意总结汉语在接受外族语言影响时的动态变化过程。在研究中我态度谨慎，力避先入为主，总是从具体语言事实出发，对相关语言现象进行详尽的历史考察和分析判断，因而结论比较稳妥可信。这些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对深入探讨汉语语法发展规律具有积极意义。毋庸讳言，我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据历史文献和他人记录的西北方言材料，如果能亲自到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相信会有更深入的发现。
（4）在研究方法上，我一方面学习和继承吕叔湘先生把语音、语义、语法结合起来综合考察的路子，另一方面又很注意语用环节对语言变异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注重搜集资料，客观全面地描写语言事实，另一方面又具有把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历史文献材料与现代活的方言材料相结合的个人风格。我注重从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两方面吸取营养，既注意汉语的特殊性又努力发掘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共性。这些特点几乎贯穿在每一篇论文中，越是后写的文章，这种特点越是显明。例如《变形重叠与元杂剧中的四字格状态形容词》《说“蹀躞”与“嘚瑟”》《汉语连—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径和类型》等，都得到同行们的好评，我自己也觉得后期文章的深度增加了，论证也较前更加扎实丰满了。
我前后带了7名博士生（其中2名博士后），他们都各有特点，各有专长，无论他们在读期间还是毕业之后，我们都是学术上最能深谈的朋友，所谓“亦师亦友”“教学相长”是也。至今学生们每写一文仍常跟我讨论，让我提意见。我何尝不是，往往从文章酝酿之时就跟他们讨论，写好之后请他们挑错。我们都互不客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种真诚平等的关系使我们互相获益，师生情谊也不断增进。我之所以是幸运的，不仅是得到吕叔湘先生的亲炙，还因为遇到了几位品学兼优的弟子。
三 殚精竭虑修辞书
2005年下半年开始，应我院语言研究所科研工作需要，我把主要精力转到了辞书的编纂和修订，除了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现代汉语大词典》外，又先后担任了《新华字典》第11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主持人，全面负责修订工作（我把它称为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编词典这一行的艰辛，我早有所闻也有一些切身体验。意大利学者J.J.斯卡利格（1540—1609）有一段名言：“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吕叔湘先生也说早年他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因此在接手上述工作时，我是有一定的吃苦受累的思想准备的。
为了保证编写质量，我认真学习总结《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经验，针对《现代汉语词典》以往修订中尚未全面系统解决的若干问题拟定了十多个研究专题，由课题组和所内研究人员逐一进行调查研究，我自己也对其中的三个专题进行了研究。在整个修订过程中，我们始终贯彻“植根学术，跟进时代，贯彻规范，系统稳妥”的方针，着力在提高词典的科学性、时代性、规范性和实用性上下功夫。在七年中，我用尽了心力，除了跟其他同志承担相同量的编写、修订、校对工作以外，还要负责审读每一位同志的修订稿，处理各种遗留问题和疑难问题。长期超负荷的脑力劳动使我经常失眠，有几次因用脑过度而晕厥。《新华字典》第11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出版后不少业内专家给予了很正面的评价，连我们在许多细微处所用的心思他们都察觉到了，我有一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欣慰。能把品牌辞书的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能得到专家和读者的认可，此前的一切付出（视力下降、失眠、腰背酸痛等）都是值得的。辞书编修工作虽然辛苦，但我在苦中也尝到了“甘”，那就是得到了一次把书本知识和专业研究的经验综合运用到辞书编纂实践中去的机会。我们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主张学以致用，所谓“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字无补”，能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我感到自己的专业知识有用，学术研究有社会价值，这或许就是我追求的读书人的幸福和快乐吧。
这几年的实践使我对词典编修工作有以下几点切身体会：
（1）词典的科学性强，既要全面准确记录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又要在描写的基础上贯彻和引导规范。“典”者，典范也，原则上是容不得有错误有硬伤的，这一点跟学术著作的性质很不同，因此编修者的责任重大，每一步都不能松心。
（2）词典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工程，涉及的知识面广，要求编写者具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语文素养，纵贯古今，横跨百科。语文类词典不仅要求编纂者具备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语言学的学养，还要通晓现代语言学的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各方面的知识。因此，编修辞典的过程就是不断补课学习的过程。
（3）词典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有科学的定位、合理的框架、严密的体例；在收词和释义上要做到词典内部自成系统，互相照应，严丝合缝。因此，词典编修者脑中要有一盘棋，做到“眼观六路，心有全局”。
（4）编词典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复杂、细致、琐碎。词典内部的环节多、符号多，注音、标点等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允许出错。要善于以简驭繁，用最少的篇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还要为读者着想，做到易查检、便于使用。
（5）编词典是一个永无止境、永远有遗憾的工作。从语言的本质属性上说，语言变异是绝对的，而稳定则是相对的，词典纪录的语言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再加上人的知识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总难免有需要纠正和完善的地方，所以需要不断修订更新。
《英语词典》主编约翰森（Samuel Johnson）谈到自己编纂词典的体会时说：“追求十全十美，就像阿卡狄亚（Arcadia）的原始居民逐日一样，当他们追到似乎是太阳栖息的山顶时，却发现太阳依旧遥不可及。”
他把编写辞书比喻作追逐太阳，永远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真是绝妙无伦的比喻啊！但我想，通过努力做得比前人更好一些还是可能的。
我们团队身上的“三座大山”搬掉了两座，最后一座最大最难啃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只完成了初稿，离正式出版还有很大距离，吾辈仍需努力。
四 立足当代，服务社会
业师吕叔湘先生学术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十分关注社会的语文生活，关注语言学怎样为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发挥作用。受先生的影响，也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不可能只专注于汉语史的研究而无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语言文字问题，不得不研究当今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政策和实践。为此，我一面学习，一面针对社会需要撰写有关的文章和书籍。
1995年为了应对两年后香港回归祖国、港人学习简体字的需要，我和陆尊梧应香港商务印书馆之约编写出版了《繁简体字用法字典》，在这部工具书中，我刻意介绍简化字的来源，说明2200多个简化字绝大多数都是历史上已经用过或通行过的。到2012年7月，此书前后印行了12次，台湾和大陆地区都买了该书的出版权。
前几年社会上颇有一些人主张恢复繁体字，我借助我院文史哲学部“国学论坛”的平台组织专家讲述汉字源流和汉字简化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发出学术界的主流声音。2013年秋在澳门举行的两岸四地繁简体字学术讨论会上，我做了主旨发言，厘清了几种跟繁简汉字有关的误解，如有人认为简化字是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所为，是共产党政府强行推行的；有人认为简化字破坏了汉字的结构，繁体字更能传承文化，为此大陆应逐步恢复繁体字等。我指出简化字绝大多数有约定俗成的历史基础，有限度地使用它们同样也能传承中华文化。简化字在大陆已经使用了50多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实践上是成功的。联合国把简化字作为中文的规范字体，成为国际标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政府规定华人社会使用简化汉字。简化字计算机造字方便，形体清晰，也受到学习汉语汉字的世界人民的欢迎，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后退既无道理也无必要。文字的使用由繁到简易，由简到繁难，我们不能因为少数简化字不太理想就否定整个简化字系统，恢复繁体字的倡议不会被社会大众通过。会下一些港澳台学者认为我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有说服力。
为了引导规范，1997年我发表了《当前广播电视应用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还到一些高校就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进行演讲。2009年我应邀到台湾政治大学讲学，特别安排了半天向该校中文系师生介绍祖国大陆的语文规范化工作。
2000年我担任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委员、历史与文学艺术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与张国宪同志共同主编了《汉语语言文字基本知识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向各级领导干部介绍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和相关知识。
在2012年“推普周”活动15周年之际，我撰文提出了“推广普通话与保存方言并行不悖”的观点。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强调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提醒有关部门注意一些语言学家特别是方言学家所担心的方言的生存危机。普通话的推广不仅使某些方言迅速变异，而且使有些次方言处于濒危境地。我认为推普和保存方言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推普不是禁止使用方言，更不是要遏制或消灭方言。过去我们在工作中是否或多或少存在着忽视方言的倾向？我们对方言的文化价值的认识是否到位？方言是特定地区历史文化的载体，它以独特的语音、语法和词汇记录着这一地区人们的生命历程，演绎着别具风味的人情风俗、道德观念。方言是维系家国乡情的精神纽带，是祖国文化的宝贵资源，我们必须格外加以爱护、保存。如果因为推广普通话而加速了方言的衰退和消亡，那绝对有违科学发展观，有违推普的初衷。我个人认为，在今后的推普工作中，要处理好推普与保存方言的关系，提倡双语生活，鼓励孩子们既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又能运用自如地讲流利的方言母语。各级推普机构和人员应该在推进语言的共同化进程中注意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使二者并行不悖，在新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我的这一观点很多同行学者赞同，但目前还没被有关部门完全认可，我相信时间会做出结论。应当强调的是，我们主张方言与普通话“并存并用”绝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推普工作，更不能理解为可以用方言干扰或抵制推普工作。
2013年8月，有人对《现代汉语词典》附录中收录239条字母词提出质疑，认为这损害了汉语汉字的纯洁性。我一面在媒体上应对，一面撰文阐明字母词产生的必然性和汉化规律；认为中西合璧式字母词（如阿Q、卡拉OK、AA制、T恤衫）是汉语词汇系统中特殊的一类，它的广泛使用是汉语词语书写形式的一次革新。文中介绍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字母词的规范处理，并针对某些人在字母词问题上的观点阐述了不同意见；主张树立科学的语言文字规范观，科学地引导字母词有序、规范地使用。文中还指出语文辞书有选择地收录字母词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查找的方便，这是工具书的性质所决定的。
我担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多年，多次参与“规范汉字表”和普通话审音工作的讨论，建言献策，尽自己的一份力。关注和参与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是老一辈语言学家如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先生的优良传统，从事语言学研究而对现实的语言文字问题漠不关心是不可思议也是极不应当的。
五 生命不止，探索不已
岁月不饶人，一晃我已经是“70后”了。但我的好奇心未减，我对语言学探索的兴趣未减。学术要进步，离不开创新，学者的学术生命是在不断探索、创新中延续的。最近几年中我陆续写了几篇自认为在理论和方法上较前有进步的学术论文，其中发表于2012年的《汉语连—介词的来源以及语法化的路径与类型》一文（2.7万字），可以算作我的代表作之一。这篇文章有不少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提出了“连—介词”这一语法范畴，揭示了这一范畴的类型学意义。
（2）根据实词的源头义，把伴随动词划分为“偕同”（无主从之别）与“跟从”（有主从之别）两类，得出“偕同”义动词（如“与、及、和”等）无须经过伴随介词环节就可以直接语法化为并列连词的结论，纠正了语法界以往“伴随义动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的单一语法化路线的主流意见。
（3）论证了源自使役义动词“唤、教”、给与义动词“给”和数量词“两个”的连—介词各自语法化的句法语义条件和语法化的过程，揭示了它们通过改变各自源结构式中的组合关系从而使自己在新构式中获得连—介词的核心义素，因此能异源同归的道理。这些观点的提出和具体的论证具有首创性。
（4）论证了“唤”读“和hàn”的音变理据，坐实了老北京话和台湾地区的连—介词“和hàn”源自动词“唤”的假设。
（5）用数量结构“两个”由并列连词—→伴随介词的事实对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提出了质疑。
这篇文章从起意到搜集材料、构思及至成文，历时四年多，涉及的文献材料上自先秦下及当今，书面调查的方言遍及东南西北，初稿出来后向所内外同行多所请教，还在几次研讨会上征求意见，最后才改定发表。今年，作为该文的续篇，我又撰写了《连—介词表处所功能的来源与非同质性》一文，从分析“跟”与“给”的语义结构和捕捉其所处原型句法结构的变异入手，对这两个动词语法化为处所介词的路径进行了推导论证。文中用事实再次说明，实词的义素结构对该词的语法化方向及其具有什么样的语法功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演变的实际发生还要具备特定的句法条件，包括特定的句法结构以及这个结构所具有的特殊的语义关系。因此，对动词的语义结构加以分析，是追溯其句法功能来源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鉴定大量用例的结构和语义特点，从中找到可以虚实两解的临界句——语法化的原始语境是第二步；找到了原始语境，就可以反过来对演变的过程进行逆向推导、描写和复制。这篇文章对“跟”与“给”用作处所介词的过程的推导与分析同样具有原创性。
我偏爱做个案研究，兴趣点在揭示语言现象的内幕。个案研究做到一定数量，就会从中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特点，于是我决定写一篇从理论上探讨汉语语法化诱因的文章。2015年4月开始构思，2016年1月写成初稿，由于主要做大现汉的撰稿和审稿工作，其间断断续续，实际写作的时间不足两个月。文章题目是《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汉语语法化诱因新探》。文章指出，迄今为止，学界对汉语语法化的诱因的分析比较空泛模糊，还不够精准到位，多谈必要条件，较少涉及充分条件。文章认为，语义相宜性和一定的句法结构只是语法化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常规结构式的非典型组合和特殊的语义关系才是真正的诱因。文中用充分的实例从组合成分的词类变异、义类变异、词义变异三方面说明非典型组合怎样引起了常规结构式结构和语义关系的变化，从而指出：如果一个结构式是典型的常规结构，那是不足以启动语法化的程序的，它必须要借助于超常的组合以及由此引起的语义关系的变化才有可能往语法化的路上走去。因此，我们不宜笼统地说连动句是某些动词语法化的诱因，而要区分常规结构式与非常规结构式。文章把结构式中语义复指、语义部分重合、语义同指三种特殊的语义关系概括为语义羡余，语言中的某一成分如果是羡余的，那它的语义就容易空灵化、虚化，如果羡余成分恰好处于汉语句法的某个功能词的位置，它就可能语法化为该相应的虚词，因此语义羡余是语法化的又一诱因。不过，许多语义羡余现象是由超常组合引起的，从本质上说，语义羡余是超常组合的衍生现象。文章总结说：从本质上说，语法化的诱因是原有的结构和语义平衡被打破，语法化的实现是变异句结构和语义关系新平衡的建立。新平衡能否达成，关键看有无进行重新分析的机缘。实词语法化的具体诱因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是常规结构式组合关系发生了各种变异。文章认为这种解释更切中肯綮，也更具有概括性。
初稿出来后，我一方面请我的几位学生提意见，一面在学术研讨会上宣讲，广泛征求意见。我的几位学生都毫不客气地指出其中的瑕疵，我认真听取，择善而从，修改后使论证更加严密，质量明显提高。后生可畏，后来居上，年轻一辈学者在利用语料库搜集资料方面，在阅读西方语言学论著方面都比我强，我本着“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的态度，放下身段，虚心向他们学习，他们也从我的文章中受到启发，师生相携而进。这篇文章两次在学术论坛上宣讲，与会学者给予高度评价。我为自己在古稀之后仍能写出有创见的理论性文章而欣慰，这就是学者们做学问追求的境界吧。
年华似水，来日无多。今后若干年我的主要精力将放在提高《现代汉语大词典》初稿的质量上，为使它能以较高的起点推出，我努力在学术思想和整体设计的创新上进行探索，主要想法有：
增强该词典的描写性和学术性，要把近百年的现代汉语看作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力求在共时时段中反映历时的变化，动态地、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汉语词汇系统发展变化的真实面貌，为研究这一时期的语言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该词典收词量要大，释义要比中型语文词典详细，配例要恰到好处地反映词义和用法。要扩大信息量，加强实用性，为此要设立知识提示、同义词辨析、插图等项内容，还要对方言词标示通用地域。
该词典的编写要建立在科学雄厚的资料基础上，要充分利用各大型语料库和本所口语语料库、新词新义搜索系统；利用已出版的各类有关辞书；此外还要动手从书报杂志影视广播等多渠道搜集词语，弥补语料库的不足。为了加强民国时期资料的搜集，我们将在现有基础上，再扩大搜集面，使民国词语的收录和解释成为全典的学术增长点之一。
总之，我们志在编写出一部具有原创性的大型现代汉语词典，使它有比较厚重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为达此目的，我和团队同志们还得艰苦奋斗若干年。我的身体和精力肯定大不如前，但我会活到老，做到老，生命不止，探索不已。
2012年10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某栏目采访时记者问我：“这一生您最遗憾的是什么？”我回答：“最遗憾的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耽误了：入宝山而空归。如果我能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循序渐进地读书，有许多留学和学术交流的机会，我会比现在走得更远，更高。”
（江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李荣先生与汉语方言学会
贺巍
汉语方言学会从成立到现在，已30周年。在汉语方言的研究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提高了我国的汉语方言研究水平和国际学术地位。当我们回顾所走过的道路的时候，很自然地会想到李荣先生在这项工作中所做出的贡献。李荣先生有高尚的情操，强烈的爱国的民族精神，他不随波逐流，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有广阔的视野，对语言学的各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在方言研究的工作中，他所提出的研究课题，他对一些问题的分析，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至今还有重大的影响。汉语方言学会是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成立的，1981年11月23日，他在厦门大学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充分体现了他的指导思想和对这个学会的殷切期望。
一 方言学会的会风
汉语方言学会要树立什么样的会风是李荣先生长久思考的一个问题。《方言》期刊是在1979年创刊的。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刚恢复科研工作，语言所的各项工作还在起步，当院内发布各所可以自办学术刊物时，李荣先生即抓住时机，首要的就是创办《方言》期刊。因为只有做好这项工作，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才有出路，阻碍方言事业发展的障碍才能解除。过去因为没有专门发表方言文章的刊物，严重地影响了这个学科的发展。现在有了这个好时机，十分难得。在李荣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了这个愿望，自此方言学界有了自己的刊物。
《方言》创办之后，社会上及社科院的各研究所，都在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李荣先生没有急于走这一步。因为《方言》刚创刊不久，没有力量做筹备工作：再是李荣先生对成立方言学会的诸多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为什么成立方言学会？要把方言学会办成什么样子？”是他反复考虑和筹划的一个问题。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说明了他当时的一些想法。他在致开幕词时说，“我们这个学会成立得比较晚。晚也有晚的好处。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学习以前成立的那些学会和研究会的长处，另外一方面，还可以避免那些应该避免的老套子。”方言学会究竟吸收了其他学会的哪些好处，破除了哪些老套子，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事情，李荣先生在会上都说得非常清楚。
（一）让年轻人当理事干实事。从组织机构来说，就是要选出一些精干的职员（理事）为大家服务。李荣先生说，我们成立“汉语方言学会的目的就是推动方言的研究，我们的组织机构就得适应我们的目的。这个组织机构是干什么的呢？是为会员服务的，不是来管理会员的：不是做官的，是干活的。因此就应该挑一些精干的人（理事）出来。”李荣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成立的很多学会，其组织机构重叠，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荣誉理事，名单列了一大串，真正办事的人却不多。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在会议开始，他就提出来他的主张：“我们的机构是办事的，人手必须精力旺盛，必须精干。（理事）名单不宜乎太长。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职员少一点，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点。”
前来参加汉语方言学会的人员，来至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从事汉语方言研究的资深教授，有中青年一代的著名学者，也有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方言工作人员，他们对方言学会的成立，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因此对李荣先生提出的主张，未必能够接受。这一点李荣先生早就有所考虑，因此在会上他反复强调他提出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从各个方面说明理事年轻化精干的理由。至于年长的专家学者能不能当理事呢？他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但他也表明了他的想法：一是从身体状况来说，他们的岁数大了，让他们跑跑颠颠为大家办事，实在是力不从心，勉为其难，他们吃不消，似乎不适宜做这方面的工作。二是还有一种情况需要考虑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已使他们损失了许多工作时间，现在应当给他们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抓紧时间，从事方言研究工作，拿出方言成果，但也不能由此排斥年长的人。在谈到职员（理事）的名单不宜太长时，李荣先生讲了一段话，非常精彩，至今对方言学会的理事换届，仍有警示的作用。现摘录如下：
“职员（理事）的种类为什么这么多？职员（理事）的名单为什么长？这个问题应该分析。说穿了无非是照顾情绪，请张三不请李四，怕李四有意见。有了张三、李四、王五，没有赵六，怕赵六不高兴。人多了，名义就多了。适得其反，照顾其实是最容易得罪人的办法。你选了这么多人就是不选我，榜上无名的人就更生气了。正本清源，（我们这个学会）挑选的办事人员（理事），概不照顾。大家都知道你选的是办事人员，你不选他，他也毫无意见。还有个理由是有的会员心虚胆怯，想请某些人壮壮门面。不选谁谁谁，咱们立得住吗？没有谁谁谁，咱们吃得开吗？同志们红木的家具有上漆的吗？柴木的家具才上漆呢。归根结底评论一个学会，要看你出什么研究成果，不看你的职员名单。只要咱们小心谨慎，认真做好方言研究工作，这个学会就站住了。”
汉语方言学会的首届理事会，是经过大家的广泛讨论选举产生的。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不设会长、副会长。
第二，理事会由20人组成。绝大部分是中年人。
第三，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由理事的所在地轮流举办。
汉语方言学会的这种组织形式，层次少，责任明确，办事效率高，符合当时的实际。此后召开的各届年会，都很成功，大大推动了方言事业的全面发展。后来纳入了民政部的管理之后，虽然设立了会长和秘书长，但方言学会仍然是层次少，办事效率高，保持原学会本色，最有活力的一个学术团体。
（二）要团结协作，互相帮助。会员是学会的基础。会员和会员，会员和理事，必须团结协作，才能把学会办好。李荣先生对此非常关心。他说，“要做好方言工作，必须搞好团结关系”。当时各个机关学校，由于种种原因，人员之间矛盾较多。在方言工作者的队伍里，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尽量避免把这种情况带到方言学会中来，李荣先生较早地提出了预防的措施。他指出，“总的说起来方言工作者中间的关系是融洽的，但是不必讳言，这里也有一些小问题。”有哪些问题呢？他分别举了一些例子。一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同一个地区的学校之间，同一个学校里头，同一个系里头，甚至于在同一个教研室里头，因为当时的形势，产生了一些隔阂，这应该归于历史的错误，是在混乱的情况下留下的后遗症。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应该豁达一点，不必斤斤计较。二是方言分工方面的一些问题。在方言调查的工作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学校认为本地的方言只能由本地区调查，不高兴其他学校或其他地区在这个里开展方言调查工作。由此引起了一些矛盾。各个地方的方言，对调查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界限的，不能由哪些人所独有。李荣先生为此打的比方说得好，方言调查“不能画地为牢，说这一块是我的。两个人两个馒头，一人一个。五个人两个馒头，情况就有些紧张了。现在馒头是整屉的，有的是馒头，不光是馒头有，还有面粉做后备军呢。我们的汉语有多大面积啊，不要认为我研究了，你就不能再研究了。”三是门户之见引起的一些问题。在社会上可以看到，学校和学校，老师和老师，资历不同，传授的教师不同，形成了门户之见。有不同的见解是可以的，但不能坚持一些错误的东西，当作一种学说发展，并说这是某老师的真传。方言研究方面也有这种情况。为此李荣先生告诫大家，“凡是能独立门户的，都不标榜我这是某老师的真传。这么标榜的倒是有点不在行的徒弟。学问是接力棒，徒弟在老师的歇脚点起步，徒弟学会了老师的本事，加上自己的钻研后来居上，徒弟应该比老师强，要是这一辈的徒弟比这一辈老师弱，那下一辈徒弟又比下一辈的老师弱，那就一代不如一代了。”李荣先生是希望大家开诚布公讨论问题，不要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说我的老师是谁谁谁，以此标榜自己，抬高自己。
方言学会的会员来自全国各地，由于地区不同，所接受的方言调查知识不同，其差别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不能坚持己见，找出各种理由，打出各种旗号，削弱或影响学会会员之间的团结协作。这是李荣先生在致开幕词时特别强调的。
（三）从实际出发，开展调查研究。方言学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认真调查研究方言，出方言研究成果。李荣先生说，“方言的研究就是语言的研究，研究方法大同小异，没有根本的差别。自其同者而视之，研究语言要研究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研究方言也要研究这些方面”，这是从研究的范围说的。从调查的方法来说，不能用印象代替调查。离开实际从印象出发，说某地的方言如何如何，这样出来的结果，对语言研究不但没有用，反而会有很多害处。在全国汉语方言普查时，有个别地方，为了赶进度，虚报调查结果，就采用过这种方法，造成了很多后遗症。历史上有些地方韵书，是照别的韵书抄下来的，给后人的研究工作添了许多麻烦。李荣先生反复告诉大家：“方言调查就得讲实地调查，实地记录，认真分析，认真研究。调查反映实际，研究要打开思路，不能拿自己的印象，去替代调查研究。”为了联系实际，他还特别指出：“研究方言着重口头说的，必须特别注重语音。研究方言最好从自己的方言跟工作地点的方言入手，这样做事半功倍，容易得到语言学各方面的训练。”李荣先生说的这些话，是对调查方言的基本要求。有的人听不进去，觉得自己的方言还用调查吗？常常喜欢从自己不熟悉的方言做起，结果走了很多弯路。调查自己的方言是方言研究的基础，因为只有把自己的方言调查清楚了，才能深入到其他方言中去，才能举一反三，看出方言的演变规律及其特殊现象。
调查方言得到实际中去，研究音韵问题也得结合方言实际，才能看清楚。李荣先生在方言学会成立大会闭幕式上的学术讲演，给大家举了“等？呼？介音”的例子，说明方言在音韵研究中的作用。“等？呼？介音”的问题。有不少人弄不清楚。有的死啃书本从字面上解释，比如“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有各种各样的说明。有的把概念弄混，把古音的开口、合口和现代语音的开口呼与合口呼混为一谈。介音和声母韵母的关系说不明白。究其原因是研究方法脱离实际，没有和现代的方言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李荣先生说，“要了解江永的（关于等）的真意，先得问他对等的解释是从哪儿来的？说穿了非常简明易晓。江永的话大概是根据当时所谓官音，就是18世纪前期的北京音说的。”这样和今天的北京音联系起来，就非常容易说清楚。因此对待传统的一些音韵名目，我们得明白是在什么音韵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了解他的真意。李荣先生说，有人问怎么研究等韵啊，我回答的“第一条就是把你自己知道的方言，画一个声韵调配合表，这样你就能知道等韵的精神，这样你才能明白等韵的意思。”他还讲了“入声问题”“闽语与古音的比较”“广州话的连读变调与变音”等，都是结合方言的实际分析的。仔细研读之后，受益匪浅。
（四）开展学术讨论，提高研究水平。李荣先生说，研究方言“跟研究其他学问一样，独学无友，不容易进步。切磋琢磨，互相提意见，学问才能进步。”在开展学术讨论时，他说可以采取不限题目的方式，“大家准备好论文宣读，各言尔志，你讲什么，我们讨论什么。这是一种。我们这次讨论会就是这一种。”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事先选定一个题目，大家分头准备，讨论同一个题目。以后我们也可以组织这种讨论会。专题讨论也好，宣读论文也好，不管是哪种方式，都要求有不同意见互相交换。要是讨论起来众口一词，这个讨论会就算不是完全失败了，也是大部分失败了。那没有好处，那种讨论不会使人进步。众说雷同，这个会就开不好了。”李荣先生的这番话，就是告诉我们：方言学会不能开这样的会。
这些年来，我们开过很多年会和专题讨论会。在展开争论时，我们始终遵循李荣先生提出的一些注意事项；一是要避免互相攻击，“过去，学术界的讨论不够，意见往往走极端，两极分化，一头就是捧，捧得很高。另一头就是骂，骂还算客气呢，厉害了就要祭起各种各样的帽子，我们的这次讨论会就得避免这些。二是宣读论文要开门见山，讨论要就事论事。不同的意见就说不同，相同的意见就说相同。摆事实，讲道理。不揣摩别人的心理，不故意做翻案文章。这样我们的学问就能进步。”三是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为“我们每个人看问题都有片面性有局限性，大家互相配合学问才能研究好。”四是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要容得起别人的批评。“假定有人敢于当面说你错了，这就是说他把你的度量估计的很高。假定人人都不给你提意见，那就表示你这个人人缘不好，度量不大，容不得一点意见。”五是我们提倡有什么说什么，序跋少加。比方我们的讨论会发言可能限定15分钟，讨论可能限定三分钟五分钟，每个人都作序跋，起承转合，太费工夫。最好提倡直来直往的发言，针锋相对的讨论。李荣先生提出的这几条意见，非常有针对性，在召开各种学术会议时，是大家共同遵循的，并逐渐形成开学术会议时的良好会风。
二 方言学会做的工作
李荣先生对方言工作有一个远大目标，就是调查全国的汉语方言，绘制全国的方言地图，把汉语方言研究推向一个新水平。这个计划是和过去的方言工作相联系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语言所方言组除了承担全国汉语方言普查任务之外，就是要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列入全国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之一）。当时语言所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一方面是为汉语方言普查培养人才，另一方面也是为绘制全国方言地图作准备的。全国的汉语方言普查结束之后，为了绘制全国方言地图，曾准备在一些重要方言地区建立方言工作站，开展工作。李荣先生曾带领我们到各地做过考察。但由于形势的变化，未能达到这个目的。改革开放之后，成立方言学会，正是实现这个计划的时机，李荣先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方言》期刊，供发表文章，讨论问题。第二件事是在《方言》上连续发表连读变调的文章。一方面是解决方言调查当中的记音困难问题，另一方面是组织全国的方言力量。经过两年的筹备，李荣先生才把成立方言学会提上日程。他考虑这个学会绝不能办成一个空架子，更不能成为徒有虚名的场所。语言所方言室承担的国家项目，是和全国的方言工作者联系在一起的，而方言学会正是完成这些项目的调度平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参与汉语方言分区调查。1983年《汉语方言分区》项目列入国家“六五”规划。李荣先生调度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人员开展方言调查工作。方言学会各位理事的所在地，是方言调查的重点地区。调查闽语的有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调查粤语的有中山大学、暨南大学，调查吴语的有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调查湘语的有湖南大学、湘潭大学等。当时方言材料少，有很多地方是空白。晋方言的调查工作，是山西省社科院语言所承担起来的，几乎是白手起家。官话方言的范围大，没有调查的地方多。山东地区的多由山东大学调查，其他地区多由语言所组织多路人马调查。参与工作的有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辽宁大学、内蒙古大学、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兰州大学、安徽大学等。根据各地的调查材料，李荣先生依据今声调的类别和古入声的演变情况，把官话分成江淮官话、东北官话、北京官话、中原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等八个区。经过多次讨论，得到大家赞同，自此官话方言有了统一的分区标准。
我们在召开年会对汉语方言的分区进行探讨时，也欢迎国外的同行参加。1983年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到社科院访问，知道我们正在做方言分区研究和绘制方言地图的工作。当时他们有绘制太平洋地区语言地图的计划，我们的项目正好是他们项目中的一部分。他们查看了我们绘制的中原官话草图和用电脑绘制的汉语方言分区图之后，觉得从项目上和工作的目标上，有共同合作的基础。经过双方进行多次协商，明确了分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义，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编制《中国语言地图集》。这是语言所1977年恢复工作以来，和国外进行的第一项学术合作项目。方言学会的很多会员参加了这项工作。1983年5月在安徽合肥召开的第二届方言学会的年会上，对汉语方言分区的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有80多篇，对方言分区的标准与界限划分，则更加清晰明确。
（二）组织汉语方言重点调查。汉语方言分区的研究项目基本结束之后，感到对有些地区的方言不够了解，对重要地区的方言缺乏深入调查，不能达到以点带面的目的。为此想重点调查一些地区的方言，作为新的研究项目，推动方言深入研究。李荣先生邀请部分理事，在北京西山开会研究，确定河南洛阳、山东博山、湖北武汉、湖南江永、四川西昌、重庆、江西黎川、上海松江、嘉定、浙江定海、温州、福建漳平、福清等地列为重点调查方言。要求对各个点的语音、语法、词汇作详细的记录。为了作比较研究，要求各个点调查的字音和词汇，能对得起来，同时又能反映出本方言的特点，在语音方面以《方言调查字表》为各个点的调查表格。在词汇方面，专门为这些调查点，编制了2000多条的词汇调查表格，为各点的必须调查项目。各地根据本方言的实际情况可以作补充调查。在语法方面，各个点的方言情况不同，可根据记录的长篇故事，语法例句等，对本方言的语法特点进行分析和描写。在调查报告编写方面，提供了一套编写体例，以便在出版时统一规格。这项工作于1986年列入国家“七五”规划。1987年在舟山召开方言学会年会时，又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和部署，于1991年完成，出版了《洛阳方言研究》《漳平方言研究》《博山方言研究》《江永方言研究》《福清方言研究》等地的方言报告。
我们做的这项工作，既有统一的要求，又有一定的灵活性。除了本项目之外，还有许多地区的方言需要调查。为以后的方言调查工作，开辟了新途径，可以吸收更多的方言工作者参与这项工作。
（三）分地编写汉语方言大辞典（分卷本）。汉语方言重点调查是这个项目的基础，完成这个项目是对汉语重点地区方言的又一次深入调查。这个项目规模宏大，参加的人员多，调查的任务重，是汉语方言研究方面的一项重大工程。这个项目表现了李荣先生驾驭重大课题的魄力和组织各地参与的能力。本项目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调查40处方言，编40册分地方言词典。第二部是在40册分地方言词典的基础上，补充一些其他方言资料，编一部综合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后列入国家“九五”规划）。
这项工作于1991年启动，当年在南京召开的方言学会年会上，对编纂方法和地点选择，进行了讨论，与会的人员，为此非常兴奋。紧接着于1992年在南京召开了汉语方言大词典全体人员的编纂会议。调查编写分卷本的有五六十人，绝大多数是方言学会会员。李荣先生为大家作了有关这项工作的学术讲演。这个项目用的是词典的名目，实际上是通过词汇调查，进一步深入调查重要地方的方言，当然也包括本方言的语法调查。
方言词典以调查为本。要到当地选择合适的发音人进行调查，这是李荣先生特别强调的。具体的编写方法和注意事项，从李荣先生的《分地方言词典总序》中，可以看出他对编写这部词典的缜密思考和严格的要求。因为就像造一部机器一样，如果部件制作得不好，等到合拢的时候，就要出大问题。这项工作虽然是分地调查，但它最后还是要编成综合本的。除了按照《方言调查字表》和专门为编写词典设计的词汇调查表之外，各地的编者，还可以根据本方言的特点，收集更多的方言词汇和特殊字音。这是李荣先生的安排，对这项工作既有统一的规划，又给予一定的空间，让大家发挥才能。
分地方言词典的内容分为三部分：主体是词典正文，前有引论，后有义类索引与条目首字笔画索引。引论有八项内容，是分卷本不可缺少的。文字要求虽然不多，但它是各地的语音系统最详细的描写和本方言其他方面的总说明。
这部方言词典的编写方式和功用，李荣先生在词典总序中有所表述，“方言词典用分条列举的方式，表达调查研究的初步成果。读者可以用来考察方言词语的意义。语言工作者可以据此专题研究。文史方面的学者也可以取用其中的语料。”这部词典记录了20世纪末期现代汉语的口语，在语言的发展史上，是一部对各地方言的详细描写，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将给研究汉语发展史的人们，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这也许是李荣先生在晚年时编纂这部方言词典的目的。
（四）方言事实与理论的探讨。汉语方言学会从成立到现在开了很多次学术讨论会和专题研讨会。每次讨论都是摆事实，讲道理。介绍各地的方言情况，讨论有关问题。事实弄清楚了，道理也就自然地显现出来了。李荣先生在词典总序中开头说的两句话，“方言调查记录语言的现状，方言比较反映语言的历史”，听起来是两句很平常的话，但认真地想一想，其中有很深刻的道理。因为它把方言调查的目的说清楚了。各门学科都是相通的，地质学可以通过地层观察出地质的年代，通过岩石分析古代的气候。我们可以通过各地的方言，了解汉语的历史演变状况。但首先是必须通过调查，弄清事实，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随着方言调查的不断深入，方言学的理论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方言》登的文章和方言学会年会所讨论的问题，都和方言学的理论有关。《方言》从创刊起，就在不断地讨论各地的方言连读变调问题。其目的是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揭示有关这方面的理论问题。通过单字调、独用调、虚用调、连读调、连读变调、调值排列、调类排列、连调调式、从连调到单字调的对应和怎样求出两字组的连调规律等多方面的研究，显现出调类的组合与变化，是音位构造学与音韵系统学的组成部分。连读变调不研究清楚，有的单字调就不好确定，记录词汇和语法就有很大的困难。
调查各地的方言，首要是弄清各地的语音系统。一般所说的语音系统是指某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的描写。从单字音求出的语音系统是不完备的，必须从语法、词汇等方面做进一步的完善。在方言学会年会上，各地的方言材料显示，必须从由于儿化、子化、轻读、合音、分音而引起的韵母系统的变化，由于连读变调，变音而引起的声调系统的变化，由于词头而引起的对后音节语音的影响，由于语音历史演变的不同层次而在各方言中所遗留的特殊字音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才能建立汉语方言语音系统学。此外还要特别研究语气词和象声词的语音和语音系统的关系。汉语方言学会上提出语音的事实，是揭示汉语方言语音系统学的理论基础。理论出于事实，并受事实的检验。理论有什么用呢，李荣先生举出三条：第一是总结过去的经验，第二是解释当前的现象，分析当前的问题。第三是指导未来的工作。具备这三种作用，至少具备1/3这才能叫理论。我们讨论的本字，特殊字音，变音，入声的促化，客家话的分布，晋语的特点，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词典的编写等各种问题，都是为指导当前或以后的工作而进行研究的。
三 方言学会的成绩
汉语方言学会是全国方言研究工作者的阵地，是展示这项工作成就的橱窗，对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最有影响的是出了一大批成果。李荣先生说：“评价一个学会，要看你出什么研究成果，只要咱们小心谨慎，认真做好方言研究工作，这个学会就站住了。”现在方言学会不仅是站住了，而且还为这门学科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划分了汉语方言分区的界限。《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有17幅图是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完成这项任务的，既是科研机构及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又是方言学会的会员。除了他们的努力之外，方言学会为他们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经过不断的调查研究，把汉语分为十个方言区。即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客家话区。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项工作有四大成就。一是确定了各个方言区的分界界限。如江淮官话和其他官话的分界是以有没有入声作为标准的，吴语和江淮官话的分界是以古“帮滂并、端透定、见溪群”三分作为标准的。二是确定了官话方言分区的标准。拿古入声的今调类可以把官话分为八个方言区。这是在官话方言分区上的重大突破。三是把晋语从官话中分了出来。从语言的实际出发，缩小了官话的范围，而又突显了晋语的特点，把晋语研究提高到了新水平。四是对我国东南地区的方言作了较详细的研究。我国东南地区方言复杂，很多地方没有调查过，这次调查大致确定了其方言归属及其范围。除此之外，有许多问题还没有研究清楚，比如对徽语、平话还了解得很不够。对有些地区方言的归属还不能确定，为今后的方言调查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
（二）拓宽了调查研究的视野。通过学年会的学术交流，互相切磋，展开争论，大家对各地的方言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李荣先生说，“方言这门学问跟别的学问一样，需要有人敢于给别人提意见，有人敢于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开一次讨论会，个人的学问，就能有所进步，方言学界的水平就能有所提高”。除了个人努力之外，每次年会宣读的论文和讨论的问题，提高了大家的水平，开阔了大家的视野。
《方言》登载的文章，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提供了各地的信息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李荣先生把列入国家规划的重大科研项目和方言学会的工作结合起来，既培养了人才，还推动了各地的方言研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工作，调查的地区遍及全国各市县，调查的问题涉及字音、词汇、语法等各个方面。当时只有少部分地区有方言材料，很多地方是空白。特别是官话地区，有很多地方没有调查过。在绘制《河南山东皖北苏北的官话》《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方言的分区》《东北官话的分区》这三幅图时，其范围涉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辽宁、吉林等12个省市，其材料只有方言普查时期的少数地区的方言记录。为此有针对性的编制一些字音，词汇表格，到各地调查。其调查范围之大，任务之重，是可想而知的。通过这项工作，扩大了方言的调查范围。对官话的特点及其分界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调查研究。在地图出版之后的20多年里，各地的方言工作者，把方言地区的空白点及方言分区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出版的方言调查报告和专著有500多种，发表的论文有1000多篇，为进一步研究汉语的分区，提供了新的资料。
方言分区是地区性的方言特点的研究，编写方言大辞典是重点方言的深入研究。列入的国家项目，虽然没有把方言语法的研究作为重点，但在这方面，已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在年会上有不少会员提交的论文是关于某方言的语法研究的。《方言》和其他刊物近年来发表的方言语法的文章在增多，还有少数方言语法专著问世，这都是可喜的现象。可以预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会有较大的进展。
（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语言是变化的。古汉语演变到现在从语音来说已有很大的变化。上文说过官话分为八个区，就有没有入声而言，古入声字在江淮官话及西南官话的少部分地区，今仍读入声。除此之外，官话的大部分地区古入声消失，今读成了舒声。这些地区本来有入声，现在消失了，什么时候消失的，怎样消失的，弄不清楚，因为没有方言记录，没有文献可以查考，只能根据现在的调查材料推测其消失原因。因为所掌握的材料不同，分析的方法不同，引起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有当时的方言记录做证，就不会发生这方面的问题，可惜前人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份遗产。
我们讨论官话地区入声消失的出发点，是认为本来这个地区就是有入声的，大家的依据是唐宋时期的切韵、广韵。古代的韵书能管住全国各地的方言吗？从现在来看，汉语方言非常复杂，古代汉语同样也有方言，方言之间应该也有分歧。现代汉语既有入声的方言，也有无入声的方言，古代汉语是否也是既有入声的方言，也有无入声的方言。可否认为现在官话无入声的方言是在原有方言基础上的扩大，现在有入声的方言是受无入声方言的影响，而在逐步变化，向舒声转化。可惜现在没有文献资料支持这种观点。
我们举的这个例子是说明历史文献的重要性，方言调查材料的重要性。现在记录的各地方言材料，我们出版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等专著，若干年后，如果研究入声的变化，或汉语方言的历史演变时，就是可靠的依据。
（四）发现和培养了大批人才。方言学会成立前，全国的方言工作者很少，在各地调查的，在高等院校任教的，除了老一辈以外，大都是在语言所和教育部举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里培养起来的。人员少任务重，远远不能适应于科研恢复后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新形式。李荣先生在成立汉语方言学会时，从组织形式方面，他采取三项措施，其目的就是培养年轻人才，壮大队伍。一是学会减少层次，给年轻人以重任，让他们当理事，多干活儿，锻炼成长。第一届理事，年长的学者只有少数几位，其他绝大多数是四五十岁的年轻人。李荣先生说，“中央号召四五十岁的人多干事。我们不能只在口头赞同，还得身体力行，挑一些精干的人出来干活儿。”这是李荣先生所坚持的。二是理事会成员的地区，分布在福建厦门（本届会议举办地福建省理事三人），安徽合肥（下届会议举办地安徽省理事三人），浙江杭州，黑龙江哈尔滨，天津市，山东济南，广东广州，上海市，北京市，山西太原，甘肃兰州，江苏南京，湖北武汉，云南昆明等14个省市。这是李荣先生根据当时的实际安排的。从方言调查来说，这些地方的力量较强，是调查的重点地区，是培养新生力量的阵地。三是年会开会的地方，采取轮换的方式，由上一届理事会商议定出下一届年会的所在地。举办年会上届和下届所在地的理事各设三名。这种做法减轻了学会办事机构的负担，同时推动了当地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这三项措施实行之后，有很好的效果。第一是每次年会都开得很成功，交流了学术，发现了新人，培养了人才。第二是每届的理事，都在不断更新，每届的新理事约占1/4。粗略统计从第一届到现在，当过理事的有100多人。这些人是方言学界的骨干。他们为学会工作，得到锻炼成长。现在是研究员、教授、博导，活跃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第三是方言学会在什么地方召开，对那个地方的方言工作就能起一定的推动作用。晋方言的研究，徽方言的研究，湖南土话的研究，广西平话的研究，有较大的起色，和当地的方言理事在那里所举行的各种研讨会是分不开的。
第一届方言学会会员60多人。现在已发展到600多人。如果再加上分会会员，有1000人左右。方言学界，可谓人才济济。
（五）开展了国际学术交流。《方言》期刊的创办，受到了国外同行的广泛赞誉。有不少学者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后，给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学交流的平台，打开了与世界各国语言学者交往的大门。国外的学者过去对中国方言研究的状况了解得很少。现在有机会能到中国做学术访问，并参加我们的学术讨论会和各种专题讨论会，他们非常高兴。在山西忻州召开方言学会年会时，有澳大利亚人文学院和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多名专家学者与会，在浙江舟山召开方言学会年会时，有法国人文科学院，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多名专家学者与会。此后来我国访问的，参加我们的学术会议的纷至沓来。有美国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华盛敦大学、芝加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一桥大学、大东文化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京都大学、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英国人文科学院、伦敦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东方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典皇家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理工学院、澳门大学、新加坡大学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前来访问和进修。我国的科研机构和各高等院校也纷纷地派出一些学者到国外进修和访问，提高了我国的方言研究的水平和国际地位。
李荣先生已离开我们很多年，他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他对青年的关爱和培养，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优良学风，他勇于承担责任的开拓精神，他不屈服于压力的傲骨，他维护国家尊严和学术尊严的勇气，他大力推进方言事业发展的良苦用心，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功不可没，我们由衷地怀念他敬仰他。时代在进步，方言的研究工作在发展，祝贺方言工作有更灿烂的明天！
（贺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李荣先生与《方言》杂志
张振兴
一 创刊
《方言》杂志于1979年创刊，至今已过了30多年。汉语方言学会于1981年成立，也有30多年了。一个杂志，一个学会，关系密切，犹如两根支柱，再加上一批重大项目为支柱，三根支柱撑起了我国30多年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大厦，使汉语方言研究有了辉煌的30多年。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能够有这个杂志，这个学会，还有一些重大项目，是跟著名语言学家李荣先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饮水思源，回顾30多年历程的时候，我们自然非常怀念李荣先生。
《方言》（季刊）杂志1979年2月24日正式出版第1期，是为创刊号。这不仅是中国语言学史上，也是世界语言学史上第一个以方言为主题的专业杂志。这份杂志的出版，标志着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语言学研究完全开始复苏，正式步入高速发展期，也标志着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作为中国语言学的一个历史悠久的独立学科，迎来了全新发展的历史时期。所以，《方言》创刊是20世纪中国语言学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方言》杂志的编辑部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创办人和主编是著名语言学家李荣先生。李荣先生德才兼备，他为了创办这个杂志，在学术、人才和资源几个方面，都做了多年的准备和积累。所以杂志一经面世，就是大家手笔，不同凡响，可谓一鸣惊人。关于这一点，只要重读创刊后前三年的《方言》各期，就会再次得到深刻的印象。
《方言》创刊号打破常规，没有一般杂志的“发刊词”，当然也不明说杂志的宗旨和任务。但是1981年第1期的第一篇刊登编辑部的文章《“方言”两年》，很有新意。文章开头一段说：“这是本刊编辑部给读者和作者的公开信。本刊1979年创刊时没有发刊词，这番话算是补课。”两年以后的这个“补课”，用事实说明了杂志的宗旨和方向。文章首先把两年来发表的文章分为14类，每类列出所占篇幅（页码数），所占比例，以及目录（包括期数和页码）。其次是对每类内容进行评述，文字很简要，但画龙点睛，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最后着重举例说明本刊引文体例，说明本刊所提倡的严谨的学风、朴实的文风。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方言》创刊号的首篇论文，李荣先生的长篇文章《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文章以大量的语言事实，严谨的论证逻辑，讨论了温岭方言两字组和三字组的连读变调。其实，这篇文章更重要的是讨论方言语音研究中的一种比字方法。用比字的方法“来证实调类的分化和合并”。接着是叶祥苓先生的论文《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我们知道叶先生的论文是在李荣先生直接指导下，经过反复修改写成的。创刊号上的两篇重要文章，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随后《方言》杂志连续发表了崇明、平遥、上海新老派的连读变调文章，同时期刊发的其他关于语音的文章很多也讨论到连读变调。更为引人注意的是，1979年第4期有《苏州方言连读变调讨论》，针对第1期叶祥苓《苏州方言的连读变调》一文，张家茂发表《苏州方言上声和阴去的连读变调》提出批评，叶祥苓发表《再论苏州方言上声和阴去的连读变调》提出讨论。最精彩的是《编者按》对两文的比较和归纳，从比字的角度，评论两文的异同，提出讨论方向和研究方法。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1983年，同年第4期发表《苏州方言连读变调讨论之二》，刊登钱乃荣、石汝杰和汪平的讨论文章。自此，方言的语音和变调成为《方言》创刊后一段时间里方言研究最重要的主题之一，随之方言语音问题的调查研究也走向成熟。
二 《方言》杂志的特色
李荣先生曾公开说过，有人说《方言》是同人刊物，我们就是同人刊物。这个“同人”就是广大的汉语方言工作者。所以，《方言》杂志创刊以后，有着全国汉语方言研究“一盘棋”的思想，不狭隘，有胸怀。例如，创刊号封3刊登《方言工作者调查表》，就是希望通过《方言》杂志，联络全国方言工作者，强调“为了做好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方言工作者（包括专业的和业余的）之间需要加强联系”。这个调查表包括“做过的方言工作”“正在进行的方言工作”“以后想做的方言工作”几项。后来相继收到100多份寄回的调查表。填写了调查表的方言工作者，不但成为《方言》杂志的一支骨干队伍，同时也成为两年多以后，成立汉语方言学会的基本队伍。与此同时，《方言》杂志一开始就注意方言研究方面的基本建设，培养研究队伍的素质。其中有三个方面非常突出：
（一）制定严格的稿约和符号。《方言》1979年第2期第142页刊登李荣先生亲自制定的《稿约》。这个稿约跟我们平时所见到的几乎所有稿约都不一样，除了语言方言专业的特殊性要求以外，最重要的是建设一套方言研究的规章制度。方言研究不能千篇一律，但是需要严格的规章制度，从长远着眼，不仅是建设一流学术刊物所必须的，也是将来进行汉语方言大规模的比较研究所需要的。《稿约》最精彩的是：①“版面”，规定了版面的高度、宽度，每面所容纳的行数和每行的字数。我们知道，编辑部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严格遵守这个版面规定的，甚至达到了“斤斤计较”的地步。②“稿纸”，规定作者写作《方言》论文时用的稿子格式，这种稿子格式大大方便了编辑部的工作，节省了编辑人员很多的时间。③“文字”。④“音标和外文”。这两条告诉作者用字的规范，特别是书写音标的规范。应该指出，这种特别的稿约规定，对于后来培养方言队伍的基本素质起了很大的作用。《方言》1979年第2期第157—160页刊登了《本刊使用的音标》，并且根据这套音标制作了标准的供排版印刷的铜模。这个音标包括“（1）国际语音学会认可的现在通行的音标符号，就是所谓的国际音标；（2）国际语音学会过去认可，现在决定不再使用的音标符号；（3）第1项以外的、我国语言学界常用的音标符号；（4）第1项以外的、外国语言学界常用的音标符号。”还有“五度制字母式声调符号（简称字调调号、调号）”“印刷厂调号代码”，最后是一个“音标及其他记音符号”表，一共494个符号。这些符号的排列次序，形体设计也都是李荣先生亲自制作。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个基本建设，后来的方言研究的很多重大工程可能是无法实现的。
（二）重印方言研究典范文献。汉语方言研究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经典文献，对于“文化大革命”以后参加方言调查研究的年轻学者来说是不熟悉的。因此，《方言》杂志创办之初，就用很多篇幅，重新刊登一些重要的经典文献。例如1980年第2期刊登赵元任《一套标调的字母》（A System of“Ton-letters”）一文，这篇文献可以使方言工作者对常用的五度制声调符号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该文原文刊登在Le Ma（（ttre Phon（（tique,troisie（me se（rie,no.30,pp.24-27,Avril-Juin,1930），距离重新刊登时已经过去整整50年。1981年第3期以语言研究所方言组的名义，公开发表《方言调查词汇表》。这个词汇表收录词语条目数量适当，分类细而不繁，很多地方备注必要的解释，非常适合汉语方言词语的田野调查之用。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地编纂汉语方言分地词典，所用的词汇调查表就是在这个调查表的基础上补充调整而形成的。1981年第4期公开发表丁声树撰文、李荣制表的《汉语音韵讲义》。这个讲义是20世纪50年代两位先生在当时教育部举办的语音训练班上的教材，它言简意赅，条分缕析，联系方言解释音韵，联系音韵分析方言，是一部极好的音韵学教材。把它公开发表出来，对于培养年轻的方言工作者是十分必要的。方言与音韵有密切关系，现代汉语方言的很多重要语音现象，必须依靠音韵学规律进行解释和说明。所以调查研究现代汉语方言，必须具备必要的音韵知识。这里顺便说说，1984年，李荣先生决定重新由上海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昌黎方言志》，也是重印方言研究典范文献的重要举措之一。后来的事实说明，《昌黎方言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整理写作重点方言调查研究的一个典范。
（三）打开窗户，开通中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之路。李荣先生创办《方言》杂志，一开始就立志高远，就是要办成一流的学术刊物的，就是要通过《方言》杂志，开通一条中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之路。所以从创刊号开始，就是中英文全目录对照。不仅如此，《方言》杂志还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社会科学类杂志中最早全文刊登国外学者论文、最早全文刊登英文论文的期刊之一。这在当时，是需要刊物主办者的智慧和勇气的。李荣先生就具备这样的智慧和勇气。1979年第3期刊登罗杰瑞（Jerry Norman）的文章《闽语里的“治”字》（The Verb治——A Note on Min Etymology）一文，司马侃（Michael Sherard）《欧美之吴语研究》（Wu Dialect Studies in Western Literature）一文。罗杰瑞的文章是一种方言本字的考证，司马侃的文章是欧美地区吴语研究情况的介绍。为了国内读者的需要，这两篇英文文章都附有详细的中文提要。司马侃一文还附有用欧洲文字写作的吴语研究书目。同期还刊登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现代吴语的类型学》一文的中文稿，为了国外读者的需要，本文附有详细的英文提要。为了进一步满足中外研究者的需求，本期刊登了英文稿的稿约，并同时再次刊登《稿约》。1980年第3、4期至1981年第1期又以大量篇幅连续刊登Peter Ladefoged的《声学语音学纲要》（Elements of Acoustic Phonet-ics，10th impress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4）一书的中文翻译稿。《声学语音学纲要》是当时最重要的语音学著作之一，现代的语音学的术语、语音学分析方法，对于方言语音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刊登这个中文翻译本，受到了汉语方言研究者的普遍欢迎。
以上三个方面，都是汉语方言研究方面的基本建设，对于培养汉语方言研究队伍，提高这支研究队伍的学术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近30多年来，汉语方言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全面的飞速发展，确实跟李荣先生所创办的《方言》杂志具有密切的关系。《方言》杂志长期以来，一直秉承李荣先生最初所确定的办刊宗旨，担负起了培养学术研究队伍的重担，担负起了中外学术交流的责任。
（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