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唐明贵教授这部《宋代〈论语〉诠释研究》五十万字的皇皇巨著，让我想起了自己学习、教读《论语》的一些往事来。想想与《论语》结缘已超过了半个世纪，光阴之速，倏忽其已！真如夫子所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读《论语》、教《论语》，至乎今日，有些篇章的讲读次数，有超过五十次者，有超过四十次者，有超过三十次者，而全面的阅读及讲述，至少也二十回以上。但您问我，对《论语》果真懂了没？我要诚实地讲，还在懂的过程里，有些有自家的心得，有些仍然不能懂，甚至有难解者，不可解者。
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读《论语》，喜欢教授《论语》，因为每回讲读《论语》都觉得亲切有味，都觉得与亲朋好友吃茶聊天，有味极了。《论语》的每处场景，都令人印象深刻，一回想，脑袋中极为鲜明的。像“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还有“子见南子，子路不说”，论辩“三年之丧”，“宰我昼寝”，“小子鸣鼓而攻之”，“吾与点也”“不学诗，无以言”“子畏于匡”，还有弟子彼此间的讨论，其场景也是十分鲜明的。
我甚至认为读《论语》就是要把这些场景读进去，读得深了，契入了，便能有所感，有所味，然后有所觉，慢慢形成一个自家生活的体会，与经典理解与诠释，融通为一个不可分的总体，焕发出一个基底，一个境遇；在这基底与境遇下，领略到孔老夫子与弟子及时贤的交谈，还有他的独白，或对苍天，或对天下，或对自家内心，也都会朗然而现。这也是我这些年来，常跟许多朋友说到读中国古代典籍，一定要“感其意味，体其意韵”，然后才能“明其意义”。
《论语》有的是智慧的源头活水，读之、参与之，就好像让自己沐浴于此源头活水之中，洗涤自家的身心灵魂，滋养自家的筋骨体魄，让自己“人之生也直”地长养起来。最喜欢的是《论语》的“交谈”，“交谈”是“有来有往”，“来者”有所“觉”、“往者”有所“会”，在此“觉会”下，让自家的生命可以有一个从容的天地，有一个悠游而可吞吐的湖泊。原来世界只世界，就在此天地湖泊中，默运造化，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觉”是由内心里涌现一指向根源性的发问，在具体的情境下唤起，在实存的生活世界中醒来，这亦是孔老夫子所谓的“愤悱”之情。由此“愤悱”，进一步而有所“启发”也。“会”是在交谈往来中，由于根源性的发问，由于愤悱之情的感动，使得吾人的生命与存有之自身融为一体，这是一具有存在实感的整体，它不可自已地开显其自己，启发来者。“觉”是“觉悟”，是因觉而悟；“会”是“证会”，是因会而证。“觉”与“会”就在生活中，就在情境中，就在对答中，就在交谈中。有往有来，有来有往，源头活水，用之不竭！
我读《论语》，《论语》读我，在世界中读、在生活中读，开启的是身、是心，是自己生命中的感动，是社会人群中的真诚。
这样读《论语》，看似与章句训诂无关，其实不对，章句训诂是基础功，这基础功十分必要，只是怕拘泥了，以为这些基本功就可以了。其实，这些基本功，进而扩展开来，我们才能真正契入义理，调适而上遂于道。我以为阅读古典，研究学问，不能外于五证：典籍的佐证、历史的考证、科学的验证、心性的体证、逻辑的辩证。往圣前贤的成绩当然要重视，不只要重视，而且也要有深层的反观与省察，因为他们之所作成的理解与诠释，也多半是立基于我以上所说的五证的，他们也有一定的方法论省思。他们也有着诠释学的基本功，只是当时还没有诠释学（Hermeneutics）这时髦的名称而已，他们对于诠释学所涉及的方法论、本体论，乃至实践论、心性论，也有他们深层的理解，值得我们去留意，我们要努力将其爬梳出来。
《论语》者何，根据《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
《论语》是不离生活的，它是在具体情境中，当然也包括着讲学、论学、讨论、感悟，乃至其他种种当机指点而成的语录，还有弟子们相与的论辩，以及心得，乃至新的转化。不过，由于中国经典那种“经、传、注、疏、解”的孳乳繁衍的性格，这一方面与中国文字之为图像性的文字，本身就像是一生态式的、树形图式的，也像是汇流成河，又像是由这主流分流到诸多支流之中，还有中间可能还有些湖泊，这湖泊作了储水的功能，一方面调节了洪涝，一方面又释放出水流，以备干旱之需。当然，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就像中国的家父长制，家族、宗法、封建，依据着血缘性纵贯轴逐层展开，繁衍广袤，依“经”起“传”，依“传”起“注”，有“注”而有“疏”，有“疏”而有“解”，层层相依，如是而下，“经”是根源，不可违背。
经典、经典，是可以为“常经”，可以为“典要”的，经典是“道”的化身，经典是“道”落实在人间世的居宅。“道”是宇宙造化之源，是一切存在之源，一切价值之源。“道”有总体义、根源义、普遍义、理想义。经典之为经典是由此普遍之理想、总体之根源所焕发而生，落实于人间生活世界，于历史社会总体而生的智慧，在华夏汉文明地区，是用汉字写成的。就这样，用汉字写成的经典，在义理的生长上来说有着无上的位置，十分重要。但再怎么重要，它还是不能迈越“道”，不能迈越那普遍的理想所成的总体的根源，它顶多就是“道”落实在人间的居宅而已。
当然，大汉帝国由于独尊儒术，多少造成了“以经为尊”，以经典文字的训诂为主导的经学传统，在血缘性纵贯轴的强调下，大谈三纲，这就不免与帝皇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密切相关。但有趣的是汉字这方块文字，它是图像的，它是回到存在，由存在表象其自身而成的意义脉络。相对于拼音文字，强调的是逻辑论说，图像文字其论辩性格或有不足，但它的可诠释空间是广大的，空阔的，甚至是空灵的，有时因为空灵而可以是迈越的，迈越出了格局。
两汉大帝国四百年，多少造就了中国经典的性格，它尽管尊经典，也大唱三纲，但封闭不了经典，再说中国的经典本身就有它的歧义性、丰富性，它的诠释充满着种种可能。重要的还有，佛教传进了中国，佛教经典的翻译、诠释，异文化的接壤，让经典的诠释随着世代的变迁充满着种种惊奇。佛教的“四依四不依”，这是大乘佛教的诠释方法，也是诠释态度，语出《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是这样说的，“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最末这句常被简成“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就更彻底了。这“四依四不依”加上了中国原先道家对于“存在”及“话语”就有深层的省思，魏晋以来的“言意之辩”，更是让中国民族对于经典的诠释有了更多的方法论省思空间。
佛教东来，逐渐兴盛，又加上道家玄风，当然主流还是儒家，这样的儒道佛三教就自然而然交谈着、合汇着、融通着。唐代虽有《五经正义》的颁布，但是佛教与道家一样是兴盛的，而且比以前还兴盛。儒家正统受到较为严峻的挑战。儒家总在官方保护下，老神在在的一直生长着，因为它照顾到的是人伦共同体，是常经大法，不可须臾离也。直到中唐以后，这问题的严重性慢慢浮现出来，韩愈为何要写《原道》《师说》《谏迎佛骨表》，要提倡古文运动，这里看出了华夏民族文化面临到较大挑战后，所做出的回应。再经五代十国，到了宋代，由于处在分裂的状态下，“正统论”就格外地重要起来。再加上宋太祖奖掖士风，尊重读书人，又因为时代需要，继承天命、重建道统的呼声也就应时而生了。
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胸襟宏伟，见识高卓，其眼界如天，心量如海，真有迈越前朝者。陆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更为彻底。他又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这些思考，无疑地跨过了文字，来到了存在价值的源头，一切依道理、依天命、依心性所及，不再受经典文字的束缚，但又能依据着经典。因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脚注”，“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交与为一体，并不相悖。
宋代解释经典，并不依经典之文字训诂为满足，而是更进一步要回到存在价值之源，要上契乎道，才觉得如实如理，这样才对得起往圣前哲。朱熹更从《礼记》中选了《大学》《中庸》，再加上《论语》《孟子》，构成了四子书，简称《四书》。《论语》代表孔子，《大学》代表曾子，《中庸》代表子思，而《孟子》则代表孟子，这形成了儒家道统最简要的“结集”，当然，朱熹这为的是建立道统。四子书就是道统建立的经典之源。朱熹为《大学》《中庸》分章句读，为《论语》《孟子》做个当代的集注、新理解、新诠释，也重建了文本，构成了一崭新的脉络。
朱熹有意跨过汉唐，直追三代，上契尧舜，这是宋代人的高卓眼光与宽广胸襟。宋代经学有别于汉唐，他们虽亦明白训诂，但绝不以训诂为限，它根本是跨过了训诂，而以义理为尊，义理就免不了和阅读者、诠释者、讲述者、自家的体会密切相关，它离不开生活世界，离不开心性体证，也离不开朋友讲论辩证，宋代经学可以说是漪欤盛哉！宋儒尽管也疑经、也改经，有时增字解经，有时也减字解经，甚至重理文本，但他们不只是疑古，他们为的是尊古，而且为的是崇经、尊道，为了继道统，为了承天命，为了传斯文，这与清末民初的疑经风潮是大大不同的。后者是反传统，宋代则是尊传统，尊尧舜三代的传统，而有意要跨过汉唐。
唐明贵教授这部《宋代〈论语〉诠释研究》，真乃功力之作也。条分缕析、结构分明，有文献的佐证、有历史的考证、有科学的查证、有心性的体证、有逻辑的辩证，可以说是五证都涉及到。当然，他做的是《论语》诠释的学术史，这就免不了涉及诠释学的诸多层面，用我的提法就是，中国经典诠释学离不开“道、意、象、构、言”这五个层面：“言”是话语，相应的是记忆；“构”是结构，相应的是掌握；“象”是图像，相应的是想象；“意”是意向，相应的是体会；“道”是根源，相应的是证悟。我以为像这样一本《论语》诠释学史的大著，最重要的是帮助后人如何进到宋代的《论语》诠释学之中。当然，进一步可以回溯到我所说这五个诠释的层阶，再三验察，并因之去思考整个中国经典诠释学所涉方法论与本体论等论题。深入经典，尤其深入经典的诠释，并后设反思其经典诠释所构成的种种，留意经典诠释的变迁历史，这是有助于本国经典诠释学的哲学建立的。
今年四月中，应邀到聊城大学讲学，听闻到唐明贵教授进行的项目，以及即将出版的大作《宋代〈论语〉诠释研究》，很是欢喜。他要我写些心得，我看到大作，迟迟不敢下笔，因为学术史所涉的是学问的真功夫，岂能匆匆一阅，胡诌乱语。我想了又想，将我这些年来讲读《论语》以及涉及诠释学向度的心得，提了出来，希望能随着这本书，来唤起人们对于《论语》的热情，并且强化《论语》诠释学方法论的后设反思，做后设的元思考。我心里想着：有好的《论语》诠释学史，才会有好的《论语》诠释学；有好的《论语》诠释学，才会有好的中国经典诠释学。这是一步必要的工作，我们该如实地努力下去，为中国文化经典向下扎根，为人类文明的对话做出该有的贡献。
林安梧
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杰出访问学人
慈济大学教授暨元亨书院院长
——丁酉之夏2017年7月3日晨四时，写于台北元亨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