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1]
我认识一名著名学者，他在从事大陆文学研究之余，也客串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但在我与他的接触中，他从不认为自己是研究台港文学的，似乎一旦承认了这种身份，便会“掉价”，降低其学术地位。这使人联想到在内地学界流行的说法：“一流学者搞古典，二流学者搞现代，三流学者搞当代，四流学者搞台港。”这显然是一种学术偏见，或一种学科歧视。
我从事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整整30年，仅境内外文学史著作就出版有《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台湾新世纪文学史》，另还有《澳门文学编年史》待出版。可这些著作出版后几乎无人问津，在大陆学界反响甚微，有人还流露出不屑一顾的态度。应该承认，我这些著作属“试写”、“初写”性质，其稚嫩和浅陋自不待言，这难免为某些大牌评论家所不齿。所幸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研究界代有人出。仅在这个领域的古氏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继堂研究员自移居加拿大后，早已淡出文坛，最近又沉疴在身，无法执笔；本人虽然仍活跃在论坛，但毕竟精力不济，后劲不足。当这两位“老古”逐渐又老又古时，横空出世的“小古”以“大勇”精神，闯入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论稿》，就是他在这个领域所结出的丰硕成果。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就曾在各种报刊上和学术会议上看到小古的论文，感到视角独特，常常发人之未发。如程光炜这样的知名学者，注意到“鲁郭茅巴老曹”在大陆出版的文学史中所占据的地位及随之而来的经典化过程，这是非常难得的，可惜他限于资料未能从境外出版的文学史对“鲁郭茅巴老曹”的叙述和评价加以对照，而古大勇却注意到了。他撰写的《台湾戒严时期和大陆“毛泽东时代”两岸的“鲁迅书写”比较——以新文学著作为中心》、《经典的台湾“面貌”——40年来台湾学者新文学史著中的“鲁郭茅巴老曹”书写》、《台湾戒严时期新文学史著作中的“鲁郭茅巴老曹”叙述——以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为个案》，这三篇文章内容虽有部分重复之处，但确是在认真阅读台湾学者所撰文学史著作的基础上写出来的。《附表：“鲁郭茅巴老曹”在各文学史著中内容分量》，便是他细读文本、深下功夫最好的证明。我最近在《鲁迅研究月刊》发表的《七十年代台湾出版的新文学研究论著评述》中也曾提到这些著作，但我一点也未关注到“鲁郭茅巴老曹”在苏雪林、刘心皇、周锦、尹雪曼等人的史著中是如何书写的。小古的研究，弥补了我的不足，使我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古大勇当年在中山大学求学时所作的博士论文是《“解构”语境下的传承与对话——鲁迅与1990年代后中国文学和文化思潮》，由此他被学界视为“70后鲁迅研究学人”的代表。现在这本书也有一些文章，与研究鲁迅有关。所不同的是，大勇把鲁迅研究从内地引申到台港，再引申到海外。这方面的论文有《美国华人文化圈的鲁迅研究》、《夏志清对“神化鲁迅”研究范式突破的意义》、《论马华诗人江天对鲁迅的接受》、《论新华学者林万菁对鲁迅研究的贡献》、《论新华学者王润华的鲁迅研究》、《论加华学者李天明对鲁迅研究的贡献》、《论香港学者曹聚仁的〈鲁迅评传〉》等，资料丰富，不少内容填补了鲁迅研究生态系统的“学术空白”。这些文章的出现，有个人和时代的因缘，不能简单地以研究领域的扩大来解释。以时代而言，在新时期，鲁迅研究的领域已开始扩展到境外和海外，袁良骏就曾写过一系列的“台港作家的鲁迅论”。就个人因缘而言，古大勇是鲁迅研究的新兵，他现在所从事的是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化圈对鲁迅的接受研究。他从大陆的鲁迅研究再向外扩展到美国华人的鲁迅研究，自然顺理成章，也是水到渠成。
《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论稿》还有三篇论旅美作家刘再复散文的文章。刘再复是所谓的敏感人物，但古大勇用自己的学术勇气冲破人为设置的研究禁区，把刘再复的生平和创作当成一个整体来探讨。他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刘再复学术思想整体研究（1976—2013年）”，发表有关刘再复的研究论文10余篇，目前正撰写《刘再复评传》。他这方面的文章还有不少未收入书中。由此也很能说明古大勇研究华文文学的展现模式，我们注意到古大勇的书写策略有四：一是“鲁郭茅巴老曹”在台湾学者文学史中的书写，二是海外鲁迅研究，三是刘再复研究，四是东南亚、台港暨北美等地的华文文学研究。关于刘再复研究，相关研究文章也不少，然而古大勇还是有自己的贡献：为内地读者奠定了品尝异域“野味”的心理基础。古大勇一再指出，旅美作家刘再复不同于大陆时期的刘再复，在漂流海外的岁月里，无论是刘再复的论著还是散文创作，均突破了原有的框框而向前踏进一大步，具有独特的价值。
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古大勇十分注重泉州籍东南亚华文作家创作中的“原乡”情结，以及菲律宾华文文学中的“晋江现象”。古大勇并不是福建人，而是安徽人，可他在泉州工作已有多年，他能注意到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的“晋江现象”，说明他已落地生根，认同泉州这块土地。可贵的是，这些论文并不是在做“导游”，而是把东南亚华文作家的海外情结与中华情结的“纠结处”娓娓道来。当我们看到古大勇以泉州人的眼光来评价东南亚华文文学书写时，感到他的研究已经接“地气”了。
是为序。
